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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在论述我国小说的发

展历史时，曾说过：“总之，宋人‘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

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他所说的“话

本”，也就是本书所说的“话本小说”。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

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锁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广泛

而持久的影响。和诗、词、文、戏曲等几可并驾齐驱，成为

宋元时代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有人甚至把话本发达的宋辽

金元时代称为“平话”的时代，可见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鲁迅还说过：“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

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福楼拜）的。”这一预言，在今天仍

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着我们要对宋元话本作比较深

入的研究。

本书名为《话本小说简史》，顾名思义，它的主要宗旨在

于向人们展示我国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受到篇幅

的限制，这种描述只能是提纲挈领式的，读者打开本书，犹

如在话本小说的百花园中的一次走马观花。为了清晰而精要

地勾勒出我国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我用下图表示：

也许可以得到更直观的领悟。

下面，让我们拂去话本小说的历史尘埃，去探视它那前

进的脚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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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话本和“说话”

话本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

地位。它是“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通称。我们叙述话

本小说的历史轨迹，毫无疑问，须从“话本”说起。

什么是“话本”呢？

“话本”是我国唐、宋、元时期人们对兴起于城市都会市

井间的“说话”艺人演唱时所用底本的一种文体称谓。它萌

生于唐代，迅速崛起于宋元时代，至明清时期，又演变成

“拟话本”小说。话本的“话”，就是故事，“说话”，就是讲

故事。

“说话”是我国古代讲述故事的一种伎艺，相当于现代的

说书。那些演讲故事的艺人，就叫做“说话人”。他们在演唱

时所用的底本，就叫做“话本”。

话本之“本”，是指故事的底本，类似于演剧的底本被人

称为“剧本”一样。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在《〈古今小

说 序》中说：“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

故阅话本，命内趟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赠。”这里所

说的“话本”，显然就是指故事的底本，它是抄在“帙”上，

由供奉局献给天子以“阅”的。

话本最初又名“画本”。现存敦煌文献中，如《韩擒虎话

本》的结尾就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之类的话。可见所

谓的“画本”，大约是指挂在墙上或公共场所，供寺院中的僧

人向群众宣讲宗教故事时所用的图画。它有某种特定的故事

内容，僧人凭借它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听众的兴趣，达到宗教

启蒙的最佳效果。它的作用大概和今天的连环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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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话本”之名的，是南宋时期耐得翁的《都城

纪胜》一书。他在《瓦舍众伎》条下说：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

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

仙之类是也。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相同。

可见，在当时话本并不仅仅是指“说话人”的底本也

泛指部分伎艺如傀儡、影戏等艺人们用以表演的底本。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伎艺间的分工日益精细，话本的含义也

渐趋明确。近人陈乃乾 三国志平话）跋》中，曾先生在

对“说话者”和话本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说明：

我国宋元之间，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

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

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

主。今之说话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

人已撰成之小说 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为依据

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

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

这段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话本的认识。

第一，话本是市井间“演说话”的讲唱文学，表演的主

要内容是“古今惊听之事”，也就是历史上那些波澜壮阔、叱

咤风云的事件和传说故事以及发人深省、富有教育意义的社

会现实新闻。

第二，话本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娱心，“杂以诨

语，以博笑噱”；二是劝诫，“托之因果，以寓劝惩”。

第三，话本与说书的关系相当密切。“今之说话人”所演

出的各种节目，如《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

成之小说” 也即话本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可见两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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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乳交融般不可分离。

第四，话本的流传，主要靠师承和坊刻。话本最初是

“说话”艺人自己当做秘本使用的。“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

已”。“说话”艺人拜师学艺，世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师傅

往往也把话本当做维持生计的财产留给徒弟使用。尽管各门

徒在演述时，“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根据听众的审美情趣，

对底本时有各种创造性的发挥，但都秘不示人。只是天长日

久，几经辗转传抄，才有可能流落社会，后被人公开出来。

宋元时期，“说话”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书坊主人见有利可

图，就“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在坊间流传。有的书

商文化程度较低，就邀请一些文人将这些话本整理加工，甚

至重新编写。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之后，话本的艺术水平

就大为提高，传播也更为广泛了。

话本既然和“说话”有关，这里姑且先把“说话”略作

交代。

“说话”作为伎艺之一，它的发生和我国早期的优伶有

关。

在古代优伶娱人的俳笑取乐中，孕育着“说话”的某些

周室三母》说：艺术因素。如刘向的《列女传》中《母仪传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

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这说明，周初时已有瞽者对人“诵诗，道正事”了。这里所

说的“诵诗”，是指吟唱诗篇，而“道正事”则显然是指瞽者

在吟唱诗篇后再讲述有关故事，给妊娠期间的妇人遣闷。从

文中来看，这位瞽者讲述的故事属于“正事”，也即统治者所

提倡的“妇德”之类，但不可否认，后世“说话”的雏形，

至此已初露端倪。

“说话”的萌生大约在秦汉时代。

地主阶级在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以后，在物质上基本满

礼乐足了穷奢极欲的需求，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享受。《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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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说，当时皇帝朝贺时，在前殿房中置酒作乐，有倡优和

象人侍候，成为朝廷的“弄臣”。他们出入相随于皇帝和贵戚

们，在宫中发挥各自的艺术专长，向统治阶级献媚邀宠。汉

代的张禹，就是这些“弄臣”的代表之一。他“性习知音声，

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整日与弟子相娱。在

后宫时，经常与“妇人相对作优，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

罢”。封建统治阶级的追求声色逸乐，是我国“说话”和其他

伎艺滋生的温床。

在民间，“说话”也得 艺文志》如到人们的重视。《汉书

淳注说：“主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那些

“稗官”们从闾巷市井间采撷到各种“丛残细语”，就向皇帝

“称说”。而在这类“称说”的材料中，有不少是有故事性内

容的。这对“说话”伎艺萌生的影响较大。当古代的优人们

一旦从稗官的活动中获得启示后，原先流行于 巷市井间的

“谈论故事”，就会有意识地从不自觉逐步向自觉方向发展。

尤其是“瞽”等各种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不能像其他优人一

样去从事较为复杂的表演，如歌、舞、乐等艺术活动，而故

事的讲述则是一种十分简单易学的伎艺，非常适合于他们的

表演。除瞽者以外，还有侏儒也是从事“说话”的一支重要

力量。他们乐此不疲地将“说话”视作谋生的重要手段，促

使职业 年在四川成化的“说话”伎艺在民间悄然滋长。

都天回镇的汉墓中发掘到的一具东汉“说书俑”，以及

年在扬州邗江胡扬一号的西汉木椁墓中发现的”说书俑”，都

可为汉代“说话”的萌生提供有力的例证。

“说话”的迅速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志 魏志》卷二十一 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中说，聪明绝伦的曹植，在邯郸淳面前可以背诵“俳优小说”

数千言。这种小说既然可以背诵，表明它和当时的“说话”

有着密切联 始兴王传》中说，南朝的南史》卷六十五系。

陈始兴王叔陵，“夜常不卧，执烛达晓，说人间细事，戏谑无

所不为”。这是“说话”的一种早期形式，也是我们目前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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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有关“说话”的最明确的文字记载。

第二节　　唐代的话本

我国小说的历史源远流长。

唐代之前的小说，被人称为“文言小说”。唐代传奇的出

现，开创了小说发展的新时代，但它仍未脱离“文言小说”

的范畴。而作为植根于市并、与普通民众休戚相关的“白话

小说”之兴旺发达，文学史家公认为是在宋元时代，其主要

标志就是话本的崛起与飙进。然而，宋元话本也非空穴来风，

其源实缘于唐代的话本。

唐话本的萌生，与隋唐时代“说话”的勃兴息息相关。

现存《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的《启颜录》说：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

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

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

被流连不获已，乃云。

这是一则有关隋代“说话”的重要资料。这位侯白，虽

然不是职业的“说话”艺人，但“好俳优小说，人多爱狎之，

观者如市”，在众人中有较高威信。一天，杨素的儿子在路上

遇到侯白，便迫不及待地拉住他，央求“说一个好话”。于

是，侯白讲述了如下一则动听的故事：

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

脔，欲衔之，忽被 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

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

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叶，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

尊，愿郎君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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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则故事可知，隋代的“说话”在形式上和“戏弄”，

也即“百戏”较为接近，内容大多是即兴表演的笑话之类。

不过，前述引文中的“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的内容尚可得知，

它在“说话”演进中的意义值得注意。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的名词，正式出现在唐代的典籍

中，表明唐代的“说话”已渐趋成熟，有许多新的特点。

其一，是它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专门的娱乐活动。

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说：“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

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难草木；或讲经、议论、

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由此可知，“说话”

已和讲经、议论、转变等并列，成为一种为人所喜爱的独立

而专门的伎艺。

其二，是“说话”内容的故事性较强。

在上引资料中，高力士所讲述的内容看来比生动有趣，

最终竟能打动“圣情” 皇帝的心灵。《太平广记》卷二百

五十一《嘉话录》中著录了中唐诗人刘禹锡讲述的一则故事，

倘将它和侯白所“话”的内容相比，就会发现中唐时代的

“说话”已从先前即兴的插科打诨中脱胎而出，故事较为完

整，且有一定的情节，和后世的话本有密切的联系。在艺人

的长期演出实践中，它被反复修改加工后题为《虎媒记》、

《虎报恩》、《大树坡义虎送亲》等，辑入著名的《醒世恒言》

中。

其三，是“说话”已不局限于皇宫内院和贵宅私邸，它

的听众，也转为普通的“市人”，即市民。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续集》四《贬误》所记，有“市人

小说”一语，它即民间“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常在人的

生日等节庆时演出，地点多数在民众聚集的露天空地，如街

头巷尾或茶肆酒楼等。大凡人群聚集处，大概不难见到“说

话”表演者的身影。

其四，是“说话”已相当流行，深受民众的喜爱。

《唐会要》卷四说：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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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通人间小说”。人间小说就是民间小说。皇室宫廷人员如

此，社会地位较低的妓女也不例外。孙綮《北里志 序》说：

“其中诸妓都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谈吐和言话是“说

话”之意。除了歌、舞、乐之外，唐代的妓女还兼表演“说

话”，可见唐代“说话”的勃兴。

隋唐“说话”的勃兴，直接催生着话本的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俳优小说”，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

就会萌发新芽。

而伴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唐代的寺院中又盛行着通

变文，更和话本交相辉映，俗说唱体的“俗讲”文字 带

来了唐代白话文学的新气象。这一点过去人们认识不足，随

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对此的看法有了新的提高。源自印度

的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东汉和魏晋时期的

“格义”，不仅很快立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

其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如梁武帝竟

三次舍身为奴，出家奉佛，上行下效，使佛教深入民众心灵。

来自异域的佛教和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融

会后，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新兴文化，在隋唐时代臻于巅

峰，被人称为是“佛学的时代”。这对话本的萌生起了极大的

作用。特别是变文的兴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话本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唐代话本小说的出现，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

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加上对话本判别的标准在

把握上的差异，人们对敦煌文献中的存世话本还有不同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的倾向是过泛过滥。不少人只强调

变文的叙事性，认为凡是叙事性的变文都是话本小说。据他

们的统计，唐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也即话本小说约有五十篇

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判。我们判断唐代大量的变文中是

否存在话本小说，除了要考虑它们在内容上的叙事性以外，

还应当着重关注它们的韵散结合的具体情况。散韵结合是这

批唐代变文在艺术上的基本特点。但关键之点也在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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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这批作品中，凡是叙事性的以散文为主的（这种为

主至少在篇幅上要占六至七成以上），才可称其为白话（短

篇）小说，或话本小说，那种叙事性强而以说唱体的韵文为

主的（全篇文字三至四成以上皆为韵文），甚至通篇都是韵文

的，不能归入白话（短篇）小说，或是话本小说一类。从严

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理当归入变文一类。搞清这一问题，

对唐代小说、变文，甚至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近二十年前就说过，在唐代的存

世作品中，只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

冥 和《师记》、《秋胡》、《叶净能诗》（一说作《叶净能话

师谩语话》（又名《不知名变文》）等六篇小说，以及已经佚

失但大致可以窥知其内容的《一枝花话》，基本上可以确认为

是唐代的话本，而其他一些作品是否属话本，还有待探究。

我的这一看法至今未变。

在现存的上述六则话本中，《唐太宗入冥记》、《师师谩语

话》、《秋胡》、《叶净能诗》四则已残缺不全，《庐山远公话》

基本完整，唯有《韩擒虎话本》属于“完璧”。这两则小说可

视为唐话本的代表作。

《庐山远公话》是敦煌文献中唯一在标题上注明“话”的

小说，乃唐话本存世的可靠资料。

话本的主要人物是远公，即惠远（一名慧远），在历史上

实有其人。他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高僧，精通儒学，“博综六

经，尤善老庄”，被人尊为净土宗的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庐山远公话》是唐代的佛教徒借惠远的事迹来宣传佛教义理

的一个话本。作者用两万余字的篇幅，相当具体地描绘了惠

远一生“说法”的主要经历，不仅对他推崇备至，而且还打

上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烙印，讲了大量的佛家义理，表明

当时普遍存在着的崇佛尊道的社会风气。话本中出现的人物，

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市人、民众，包括盗贼、鬼神，无不

视佛教为神明经典，顶礼膜拜。惠远一路逢凶化吉，也全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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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他有“说法”的看家本领。《庐山远公话》不仅篇幅长，容

量大，情节较为复杂，而且人物众多，场面壮观，话本的各

种艺术特征已基本具备。作品中的奴隶交易、强盗行军及和

尚说法等描写，都十分传神。这在萌芽期的话本中是出类拔

萃的。

从这则话本也可看出，当时佛教对小说的深刻影响。我

们也可把《庐山远公话》视作一则佛教话本，它开启了后世

小说和佛教结缘之路。

《韩擒虎话本》，又名《韩擒虎画本》，是我国最早的讲史

话本。

全篇主要叙述隋文帝杨坚建功立业和韩擒虎的殊功。尤

其是主人公韩擒虎的形象，在话本中被描绘得相当鲜明。作

者抓住灭陈（叔宝）及和蕃两大事件，通过对韩擒虎的生动

刻画，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个勇猛威武、有豪侠气概的将军

形象。作者把人物置于各种矛盾的冲突中，在较为广阔的社

会背景下来表现他们的鲜明个性。同时运用“说话”艺术特

有的叙述手法进行渲染，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描

写韩擒虎的高超武艺时说：“擒虎十步地走马，二十步把臂上

捻弓，三十步腰间取箭，四十步搭制当弦，拽弓叫圆，五十

步翻身背箭，箭既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况前雕咽喉

中箭，突然而过，况后雕劈心便着，双雕并落马前。蕃王亦

见，一齐叫好。”作者运用数字的递进和排比手法，尽情描摹

了韩擒虎的神勇，使一位不同凡响的乱世英雄呼之欲出。

以上只是对《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话本》作了极为

简略的考察。其余几则残本小说也各有千秋，人们从中不难

看到唐话本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神采。这批话本，数量

虽少，却弥足珍贵。它们的披露于世，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

件大事，不仅填补了唐代文学中的一个“空白点”，而且也为

我们研判宋元话本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实例。由这些话本可知：

第一，宋元话本的艺术体制是在唐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宋元话本的擅长铺叙故事，在唐话本中也已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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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

第三，唐话本初现了宋元话本真幻结合的艺术风格。

第四，唐话本的语言半文不白，文言和口语相杂，由文

言向白话过渡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五，宋元话本的分类在唐话本中也约略可以找到相应

的例证。

唐话本是宋元话本的雏形。虽然它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思

想和艺术局限，但它的出现，却为宋元话本的发展奠定了根

基。要了解宋元话本，唐话本无疑是一把入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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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话本的崛起

话本的崛起是在北宋时代。

我国“说话”的发展至北宋已十分兴盛。郎瑛的《七修

类稿》说：“小说起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

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

某年’。”这里的小说，显然是指“小说”类话本。明人汪道

昆在《水 序》中对此说得更为明白： 说之兴，始于浒传

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

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

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

也。”可证明“说话”在宋仁宗时代，确实特别发达。

众所周知，包括“说话”在内的娱乐业的发展，离不开

较为宽松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宋真宗时代，统治者用每年十

万两银子和二十万匹绢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兼

以尊崇文化的基本国策，为话本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至宋仁

宗和英宗、神宗、哲宗时代，全国刀枪入库，书声琅琅，社

会祥和安宁。正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说，其时“正

当辇 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

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

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一片歌舞升平，繁华如

锦。国泰民安万事兴，“说话”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具体描写了北宋中后

期汴京演出的各种民间伎艺的盛况。作者提及孟子书、小唱、

唱、般杂剧、教坊减罢并温习、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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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傀儡、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

杂剧、掉刀、蛮牌、影戏、乔弄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

说诨话、杂班、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等，真是“不可胜

数”。其中的讲史、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

等，都是“说话”的科目。可见北宋时期“说话”已深入到

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

北宋初，“说话”一般在民间街头进行。

《宋事实类苑》说：“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

‘汝何为所焉？’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

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令杖之。”这里

的“缚栏为戏”，其实是“说话”艺人在街头临时搭置的演出

场所。这位“优者”因回答的问题不能使党进满意而遭毒打，

说明其地位相当低下。

又，苏轼《东坡志林》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

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这里的“聚

听古话”发生在“涂巷”之中，也证明着“说话”的表演乃

在市井街头进行的事实。

随着“说话”的兴盛，活跃在市井街头的艺人逐渐进入

茶肆酒楼演出。据记载，当时汴京城内，酒楼密布，茶肆遍

地，仅正店就有七十二户，脚店则“不能应数”。至北宋中、

后期，汴京等都市中还出现了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

瓦舍和勾栏。前者是当时各种游乐场所的通称，而后者

则是瓦舍的中心，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是勾栏。勾栏内

有“棚”，名“邀棚”或“游棚”。“说话”的表演就在棚内进

行。那时汴京的瓦舍、勾栏非常繁盛。较为著名的就有新门

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一

个桑家瓦子，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较大的“棚”可

容纳数千人，其规模之大，“说话”之盛，由此可以想见。

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北宋汴京城中的“说话”

已有了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诨话和小说等科目的初步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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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艺人常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演出的内容，所以

“讲史”话本发展很快，涌现了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

恕、李孝祥等许多著名的讲史艺人。

“说三分”和“五代史”也属于讲史。

“说三分”是指艺人讲述魏、蜀、吴三国相争的史事。诸

葛亮、曹操、周瑜等历史人物在艺人的口中被描摹得栩栩如

生。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

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

象。”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述市井中人“至说三国事，闻刘

玄德败，鼙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形，可

见 说三分”在民间深得喜爱。艺人霍四究专以说三国故事

名闻于世。

“五代史”是指“说话”艺人演述梁、唐、晋、汉、周五

国争战的史事。对于承继五代立国的北宋人来说，五代出现

的各种人物和发生的各种故事，记忆犹新，尤感亲切。这是

“五代史”能在“说话”中独树一目的重要原因。而尹常卖就

是常在汴京大内前讲说五代史的赫赫有名的艺人。

“说诨话”也是 说话”的一目，以张山人最为著名。

“小说”在北宋已相当发达。在汴京的著名小说家有李

懂、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亭、贾九等。他们在瓦舍

勾栏中讲述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当代新闻。这些故事最初在民

众的口头流传，近似真人真事。

“说话”艺人在演述中各运匠心，添枝加叶，将它们改编

成情节比较复杂、人物性格日趋鲜明的话本。其中那些特别

能吸引听众，常演不衰的故事，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当做谋

生的资本。最初，话本大多被当做秘本，其流传仅靠师徒间

的私下暗授，口口相传而秘不示人。早期话本的这种私相传

授，使“说话”人大多谨守家教，也有利于促进“说话”的

分科目。但日子久了，话本在公众场合演出，就会被人辗转

传抄，经书坊刊刻后广泛流布社会。有的书坊主文化程度较

低，只得出资请文士们对搜集到的话本进行加工整理或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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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这也使话本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第二节　　北宋的话本

梁公九谏现存的北宋话本有 》和 大唐三藏取经诗

话》。它们一为讲史，一为说经，对于我们探求早期话本的面

目较有认识价值。

《梁公九谏》原名《梁公九谏词》，一卷，无名氏撰。词，

本是唐五代时期的一种通俗叙事诗。话本全篇基本上以唱词

为主，与变文较为接近。其卷首有《序》说：“世有《梁公九

谏词》者，即赵岐所谓外书也。传述即久，旧本多谬，与本

传互有异同，观者不能无惑。今三复参考，订其讹而补其

缺。”可知今存本《梁公九谏》已经序作者改订，其中的唱

词，也大多改为散文体。作品中的梁公狄仁杰的故事，原与

“本传互有异同”，已多传闻性质，虽经作序者“订其讹而补

其缺”，本来的面目已有所改变，但原先的说唱痕迹犹存。唐

五代讲史向宋元平话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隐约闪现。

《梁公九谏》记唐代武则天废太子庐陵王，欲传位于侄武

三思，经梁国公狄仁杰九次进谏劝阻后，复召李显为太子。

书凡九节，每一谏为一节，可分为六个部分。全篇围绕“九

谏”，具体描写了狄仁杰的刚正不阿，赞扬他为了国家利益而

宁死不屈的可贵精神。人物集中，性格鲜明。话本在狄仁杰

身上倾注了满腔热忱，钦敬这位铮铮铁骨汉子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则讲史话本，与《韩擒虎话本》相比，它主要通过人

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缺乏人物活动的场景和神态、

动作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强。这可能同它

由“词”改写而来有关。另外，在情节安排上，全篇平铺直

叙，没有波澜，通篇运用浅显的文言叙述，较少口头文学的

通俗易懂，虽未见刻意雕琢求工，但读起来文绉绉的。这说

明，“说话”在北宋时虽已十分兴盛，但艺人演出用的底本

话本却还显得较为粗糙和简朴，尚未从文言小说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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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彻底解脱出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不

题撰人。这是北宋仅存的一则“说经”话本，为我们研究北

宋“说经”话本提供了实例。作者取名“诗话”，乃因全篇夹

杂“诗”和“话”而成，而以“话”为主。这些诗，既可以

在话本的开头和篇末，也可以插入全篇的正文中。尤其是话

本的每一节末尾，一般都用诗句作结。诗的内容和故事的情

节或题旨有着密切的联系。艺人在演出“诗话”时，其“话”

用说表，而“诗”则间以吟唱。它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话本。

后来的“小说”话本等，也常用“诗话”这一艺术形式，在

作品的开头、结尾或中间，设置一些诗（或词），留下了模拟

“诗话”体的历史印迹。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缺第一

节，中卷缺第七节结尾和第八节前半篇，刊成于宋代民间的

书肆。其成书则大概在北宋中后期。

话本的主人公是玄奘，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于贞观初，

“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

俗、土地所存，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

师”。话本借助玄奘往西天取经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后终于取

得成功的故事，以磨砺宗教徒众求佛的坚强意志，鼓励他们

为获得佛家真谛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只要心诚，就能走向

真理的彼岸。全篇在艺术上十分粗糙和简单，未脱早期话本

拙朴、率直的风貌。一万五千字，分为十七节，各节长短不

一，有的不满百字，有的两千余字，仅有情节的发展而缺乏

故事的铺陈，人物也只是粗线条的勾勒而较少细腻的情感描

写，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尤其是虚构人物

“猴行者”的出现，为这部“说经”话本增添了艺术光彩。这

位猴行者，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一路降妖伏魔，排难解厄，

保护唐僧胜利完成取经使命。作者赋予猴行者在取经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导致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历史人物向虚构人物转

移，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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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故事的先河。

第三节　　准话本

北宋中后期，是话本发展的时代。在此一时期及以前，

“准话本”也很盛行，流布很广。

何谓“准话本”？这是笔者在十年前首创的概念。它指那

些可作话本看待的非话本类作品。因为我在探寻话本小说的

文本来源时发现，它除了唐代的变文和小说以外，还和许多

被人称为“文言小说”的作品密切相关。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

略》的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的开头就说：

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

北宋时，刘斧秀才杂辑古今稗说为《青琐高议》及《青

琐摭遗》，文辞虽拙俗，然尚非话本，而文题之下，已各

系以七言。如

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

《赵飞燕外传》（别传叙飞燕本末）

《韩魏公》（不罪碎盏烧须人）

王榭》（风涛飘入乌衣国）

等，皆一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末之“题目”与“正

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

⋯及文章。

鲁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史家，他以敏锐的眼光注意

到了刘斧的《青琐高议》及《青琐摭遗》等书中的小说在艺

术形式上与其他文言小说的不同之处，并且举例说明它们和

“汴京说话”也即北宋话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联系。但它们

文辞拙俗，尚非话本，处在由文言小说向话本发展的渐进过

程中。尤可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些看法，主要着眼点乃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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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体裁”。它们的“文题之下，已各系以七言”、“皆一

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末之‘题目’与‘正名 ，，可 说是

抓住了“准话本”的主要艺术特征，富有启迪作用。

然而也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尤其是资

料条件的限制，鲁迅的上述意见，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可商之

处。例如，他把“准话本”视作“拟话本”，可说是明显的失

察。一般认为，“拟话本”表现为它对话本在艺术形式（或者

说，是艺术体制）上的模仿，它的产生必定在话本之后而非

相反。如果我们把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拟话本”改为“准话

本”，无疑将会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应当承认，“准话本”的概念也存在着某种缺陷。因为

“准话本”之“准”，其含义显得过于宽泛，缺乏统一的判别

标准。即如 一节来说，作者认为鲁迅的 宋元之拟话本

“拟话本”当来自于“古今稗说”，其“文辞尚拙俗，然尚非

话本”以及如“文题之下，已各系以七言”等形式上的某些

艺术特征，但在衡量具体的作品时，却又会产生某些偏差。

例如，鲁迅把《青琐高议》和《青琐摭遗》中的一些作品，

视作“拟话本”（实际上是“准话本”），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他把“与话本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

合”的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和《大宋宣和遗事》两书又归入“拟话本”，恐怕难以服人。

此两书今人皆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宋元话本，前者为“说经”

话本，而后者则是“讲史”话本，它们与《青琐高议》等

“准话本”的不同是相当明显的。

北宋中后期，是话本发展的时代。在此一时期及以前，

“准话本”也很盛行，流布较广。辑录此类“准话本”较为集

中的是刘斧 青琐摭遗》和的 青琐高议》 翰府名谈》等、

书。

下面仅就此来对“准话本”的艺术特征略加说明。

“准话本”作为话本的前驱，在艺术体制上必然和话本有

着某种相同或相类之处。这一点，在《青琐高议》等书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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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相当明显。如《青琐高议》一书中，各则小说的标题一

般都有正题和副题，而副题皆用七字句式。小说《流红记》，

其正题是《流红记》，其下则是副题《红叶题诗娶韩氏》。又

《许真君》，副题作《斩蛟龙白日上升》；《越娘记》，副题作

《梦托杨舜俞改葬》；《张浩》，副题作《花下与李氏结婚》等。

这与宋元小说话本的体制形式已很相似。清人俞樾看出了这

一点，曾在 九九消暑录》卷十二中说：“宋刘斧所著《青琐

高议》，每条各有七言标目，如《张乖崖明断颁才》、《回处士

磨镜题诗》之类，颇与平话体相似。”他所说的，“颇与平话

体相似”，正是抓住了此类“准话本”的艺术特点，可谓一语

中的。前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论述《青琐高议》中

的“准话本”时，也把它们与“汴京说话”相连，并指出两

者之间的联系，实因“习俗浸润，乃及文章”所致，诚为有

识之见，比之俞樾所说的“颇与平话体相似”，显然又进了一

大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准话本”作为话本文本的母体“基

因”在创作题材上也必然和话本有着相通相生的“血缘”关

系。《青琐高议》、《青琐摭遗》、《翰府名谈》等书中的各则小

说，不仅其标题和形式对话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其中

的许多故事也为话本的作者提供了创作借鉴的题材。如《青

琐高议》卷三《越娘记》即为话本《杨舜俞》之本；卷四

《张浩》与话本《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也有渊源关系：卷八

《希夷先生传》对“三言”中的《陈希夷四辞朝命》、卷一

《许真君》对后世话本《旌阳宫铁树镇妖》和《许仙铁树记》

有直接影响。今存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结尾有“虽

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又《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的结尾也有“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等“准

话本”对话本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佐证。这一切都可说明：

“准话本”的流布，给话本小说作者的创作以极大的启迪，直

接催生着话本的发展。

除刘斧的《青琐高议》、《青琐摭遗》和《翰府名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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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准话本”比较集中的还有李献民的《云斋广录》、皇都

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和罗烨的《醉翁谈录》等书。《云斋

广录》中保存了被 王魁》今人直接视作话本的“准话本”

等，而《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则被今天的话本小说研

究者们称为辑录话本小说的“最重要的资料书”。其实，两书

中辑录的许多小说，都可归列为“准话本”。其小说的标题一

般都采用七字句式，很明显，已比《青琐高议》等小说中的

正、副题并列的艺术形式前进了一步。去掉正题，保留副题，

是向话本演进历程中的又一步骤。《云斋广录》中的小说，虽

然不像《青琐高议》等书中的小说那样，除了正题外，还有

七言句式的副题等话本的艺术特征，但在基本的结构模式和

思想精神上，却和话本如出一辙。

在话本的成型过程中，这类小说为编撰者所倚重，在两

者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如《云斋广录》卷六有则小说，

名为《四和香》，它叙述一则发生在北宋崇宁年间的故事：儒

生孙敏游启圣寺遇一绝色佳丽。翌日，与她在崇夏寺相合。

事后，孙敏于太学中得一老仆送来的“四和香”。不久，孙敏

突然得病，约女子前来叙别。两人约定中秋日复至京师见面。

因病过期，孙敏抵京，不见丽人，院为火焚，得丽人留诗一

首，览毕“惊骇无地”。全篇是一则典型的“灵怪”类小说，

仔细读来，其题材、情节乃至艺术结构和思想精神，都和宋

元早期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

鬼》等作品大同小异。它们大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位未

婚的男青年，遇上一个伪装成美女的鬼怪，他们一见钟情，

结成夫妇。后来，男子被鬼怪摄去精魂，面临着生命危险，

经过道人的驱邪，才转危为安等等。《四和香》中虽然没有道

人驱鬼，但其他情节，诸如女子为鬼怪，诱惑男子相合等内

容，皆基本相同，周密的《志雅堂杂钞》说：“癸巳借君玉买

到杂书中，有北本小说，灵怪类有《四和香》、《豪侠张义

《洛阳古今纪事》。”这里的“癸巳”，是元至正三十年

，周密是南宋元初人。他所说的“北本小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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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小说”，与“临安话本”对称，显然是北宋话本的别称。

他把《四和香》之类的小说看做是早期的话本，表现了文学

家的敏锐目光。但由于话本在北宋时期还处在发展中，与后

来的南宋话本相比，艺术上尚不够成熟。《四和香》之类的小

说和“说话”艺人演述的话本相比。也还有不小的差别，尤

其是在语言表达上，缺少口头文学的特点，还未形成相对固

定的艺术体制。因此，我们较难将它归属话本，而不妨将其

视作“准话本”则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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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南宋“说话”的家数和话本小说的繁荣

话本小说的全盛期从南宋开始，历经南宋、元、明，直

至清代中期，其间虽也有低谷，但在这六七百年中却基本上

保持了强劲发展的势头。

这段时期，历史跨度长，话本小说的发展很快，作品众

多，流派纷呈。为了更好地说清历史进程，我们拟分上、下

两章。上章从南宋起，迄于元末。下章始于明，至清代中、

后期止。

我们先来看南宋、元时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发展。

南北宋之交的“靖康事变”使社会动荡不已，但自赵构

建都临安后，江南却相对稳定，由于北方富民的南迁，江南

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畸形、富庶的经济，旖旎的

河光山色以及深厚的民族文化滋养和市民的需求，在刺激着

娱乐业的兴旺发达 崛起于北宋中后期的话本此时也更加发

达起来。从汴京“南渡”而来的“说话”艺人云集临安，重

操旧业，并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组织起行会和编写话本的团

体，各分家数，在瓦舍勾栏演出，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说

话”艺人群体。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留下了数量

不少的话本。随着“说话”的繁荣，艺术竞争更为剧烈，其

专业化的分工也趋向明确和精细。南宋的“说话”也在北宋

分科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家数。这种家数的产生是话本小说

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史载南宋“说话”有四家，但由于人们对记载的内容理

解歧异，在四家的具体分法上也各有不同。近读程千帆、吴

新雷先生著《两宋文学史》，谓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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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杭梦游录》即为耐得翁的《都城纪事》一书，它被节录后

改名辑入其中。今存明钞本《说郛》卷三之《古杭梦游录》

中的有关南宋“说话”四家的记载明确，可分为以下四家：

小说（即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

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演说佛书，包括说参请（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及说诨话。

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由于陶宗仪是元末人，距耐得翁的时代不远，明钞本

《说郛》所载应该可信。要而言之，南宋“说话”四家如次：

小说；

说铁骑儿；

说经；

讲史书。

关于这四家的具体内容，我们以下结合作品的叙说时还

会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南宋“说话”四家中，“小说”是最重要的一家。《都

城纪胜》和《梦粱录》等书中都有当时诸家“最畏小说人”

的记载，说明“小说”在市井勾栏中曾独步一时。据史载，

南宋的瓦舍勾栏中，“小说”话本的演出盛况空前。艺人们以

三寸不烂之舌，“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地讲述着各种曲折而

有 ，遣愚夫等辈生嗔；说趣的故事。他们“说国贼怀奸从

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

说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

对圆，使雄夫壮志；说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

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疃发迹话，使寒士发愤；

以强烈的艺术魅力，讲负心底，令汉奸包羞” 感染着听

众，征服其心灵，达到动人心魄，移情适性的地步。

在“小说”的演出中，艺人们也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

话本。如：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中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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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话本共一百一十三则（其中有六则仅篇名）；晁瑮

《宝文堂书目》的“子杂类”也著录了“小说”话本九十九

则，其中三则为同篇异名，一则为重见，将它们剔除后，实

存目九十五则；钱曾的《也是园书目》卷十“戏曲小说”中

有“宋人词话”类，著录有《灯花婆婆》等话本十二种、《烟

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两卷等。在

以上三种文献目录学著作中，共著录“小说”话本名目二百

一十九种，除去少量元、明时代的作品外，属于南宋时代的

说”话本篇名大约有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种。此外，在明

人编纂的话本集，如《六十家小说》、《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以及《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其他若干种

著作中，也有部分宋人的“小说”话本，约有目一百余种。

尽管以上是极为粗略的统计，但目前已知的一些南宋“小说”

话本，已基本罗列其间。它对于探明我国南宋“小说”话本

的概貌，是极有裨益的。

历经岁月的冲刷，产生于南宋时代的“小说”话本的散

佚也极为严重，以致今人已无法看到任何宋人抄写或刊刻的

作品了（直至 年上半年，有人在西安发现了一纸“小

说”话本的残页，名曰《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研究者一般认

为，它是元代福建建阳书坊的刊刻品。但此残页仅区区一页，

且是否为元人刊刻，尚有歧见），实在遗憾。今存南宋“小

说”话本，主要见于明人编纂的各种“小说”话本集和其他

历史文献中。

辑录南宋“小说”话本最多的是《六十家小说》。此书为

《欹枕》、明人洪楩所编。它原分《雨窗》、《长灯》、《随航》、

《解闲》和《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分上、下两卷，共六十

种小说。其书久已佚失，惟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残本十五篇。

年，由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影印出版。后来我国学

年又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雨者马廉于 窗》和《欹枕》

两集中的十二篇，加上阿英发现的此书的两篇残本《翡翠轩

和《梅杏争春》，共二十九篇（包括少量残本），改名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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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堂话本》出版。《六十家小说》是目前所存的我国最早的

说”话本集。其中属于南宋的“小说”话本有《西湖三塔

记》、《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蓝桥记》、《快嘴李翠

莲记》、《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阴骘积善》、《陈

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董永遇仙传》、《梅杏

争春》等 篇。

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小说”话本丛刊熊龙峰小说数种

中，也辑录有南宋时代的“小说”话本。此书原为日本红叶

山文库旧物，现藏内阁文库。熊龙峰为明代书商，本名佛贵，

字东润，龙峰乃其号。因书中《张生彩鸾灯传》一篇的首页

“入话”下有“熊龙峰刊行”的字样，且仅有四种，故建国后

刊行时定名为《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其中《张生彩鸾灯

传》一篇是南宋“小说”话本。

《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冯梦龙在晚

明时代编纂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被人通称为“三言”。在

“三言”中，冯梦龙曾辑入了不少宋元话本。笔者判定为是南

宋时代“小说”话本的有十五则。它们是：《赵伯昇茶肆遇仁

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陈可常

端阳仙化》、、《崔待诏生死冤家》、《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一

窟鬼癞道人除怪》、《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崔衙内白鹞招

妖》、《计押番金鳗产祸》、《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万秀娘仇

报山亭 》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此外，在其他文献中也辑入了一些南宋的“小说”话本，

现存四篇。（一）《灯花婆婆》，见于冯梦龙改编的《平妖传》。

（二）《绿珠坠楼记》，今存明人小说集《燕居笔记》。（三

《李亚仙》，见于万历末年小说传奇合刊本。（四）《苏小卿》，

今辑入明《永乐大典》卷二百四十五“苏”字韵中。

从现存的南宋“小说”话本来看，大体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说话”艺人表演时的底本。这类“小说”话本的

艺术风貌比较粗糙，文字也显得拙朴。有时只是抄录若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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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拼凑而成，未经文人的改编或艺术加工，如《灯花婆婆》、

《西湖三塔记》、《蓝桥记》、《合同文字记》和《绿珠坠楼记》

等。

二是经过“书会先生”或是“名公”、“才人”之手改编

或艺术加工过的“小说”话本。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崔衙内白鹞招妖》、《杨思温燕山逢故

人》等。它们比起小说的原始底本来，文字更加生动，情节

也较为完整。在“小说”话本的演进中，印刷业的进步和发

展功不可没。它使许多“小说”话本从原先“说话”艺人的

私有秘籍逐渐变为公众财富，经历了“口头 初步的讲述

文 文人整理刊行字记录 公开出售，供人阅读”的历

程。其间“小说”话本也逐步成型。倘就某一具体的“小说”

话本来看，它的成型过程历时很长，详细情状一般也难以考

定。

第二节　　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

随着南宋“说话”的发展，小说话本也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貌。和文言小说不同，它通篇使用专业说书人的叙述形

式，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这种叙述形式至南宋时代已基本

定型为一套较完整的艺术体制。基本上可分为题目、篇首、

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六个部分。

（ 一 ）题 目

这是“小说”话本的“纲”，相当重要。“说话”艺人在

瓦舍勾栏或茶坊酒肆等处演出时，往往要在招子（招牌）上

写着醒目的题目，以招揽听众。在日益商品化的艺术竞争中，

这一点尤为突出。

如《错斩崔宁》，是现存的一篇较早期的“小说”话本。

在题目上，作者用简短、凝练的四字，高度概括了全篇的主

要内容。尤其是一个“错”字，鲜明地体现着小说抨击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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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率性断狱”的创作主旨。又，《风月瑞仙亭》一篇的题

目，作者标明话本所叙是一则“风月”（爱情）故事，瑞仙亭

则标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海誓山盟的地点，十分简洁、明了。

从《醉翁谈录》一书著录的话本名目来看，可知小说的题目

基本上是根据全篇的故事内容来确定的。在南宋“小说”话

本中，题目一般都是较短的，且多以人名（诨名）、物名、地

青面兽》、《燕子楼》、《李达道》等，同时名等命名。如 也

有以四五字为主的，如《灯花婆婆》、 西湖三塔记》、《志诚

张主管》等。后来“说话”艺人或文人多把题目改为七八字

的句子，也有用简短的故事内容提示来吸引听众，如 陈巡

检梅岭失妻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之类。

（二）篇首

“小说”话本的惯例是以一首诗、词或一诗一词开头。

如 灯花婆婆》的篇首是“生生化化本无涯”的一首七

律诗，《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是一首“传言玉女”词。它们置

于话本开篇，以点明题意或烘托气氛。篇首中的这些诗词，

有艺人自撰的，也有引用古人的，或者是移植别种伎艺而来。

它一般作为念白而非唱词。篇首也可用多首诗、词并列，形

成“诗（词）串”，用来表现故事特定的艺术气氛。如《碾玉

观音》的篇首，就由十一首咏春诗、词组成。它以《鹧鸪天》

作起首，串连上《仲春》、《季春》和《蝶恋花》词以及六首

七绝和一首七律，反复渲染春景之美。当然，它也有着在演

出开始时招揽听众的使命。《洛阳三怪记》等与此相类。而

《西山一窟鬼》的“诗（词）串”又有不同：篇首以沈文述的

一首《念奴娇》词作起，点明其“原来皆是集古人词章之

句”，然后便以此词中的各句按次逐一“与各位说开”，嵌入

了宋代著名词家如陈子高、李易安、宝月禅师、欧阳永叔、

晁无咎、柳耆卿、晏叔原、魏夫人、康伯可、秦少游、黄鲁

直、周美成等人的十四首词，充分地烘托了小说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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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话

在篇首的诗、词之后，加以解释，然后引入正话的文字，

就是“入话”。它是正话开始前的过渡，承上启下，为“正

话”的铺叙故事创造一种较适宜的艺术气氛。

在《错斩崔宁》中，紧接着篇首七律诗的是“这首诗单

表为人难处”的一节叙述语，它是对篇首的解释。《闹樊楼多

情周胜仙》的入话也是对篇首七绝诗的诠释：“这四句诗乃咏

御驾临幸之事。”然后借题发挥，强调“从来天子建都之地，

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竭力渲染故事发

生之地汴京的胜景，为小说转入正题作了有力的铺垫。也有

将入话作篇首的话本。如《西湖三塔记》开头就表明“入话”

饮湖上两字，接着是苏轼的 初晴后雨二首》诗，再由此引

出苏轼的另一首吟咏西湖美景的《眼儿媚》词，其后用“说

不尽西湖好处”一句，带出赞美西湖的一大串长词、小词、

七绝、联句，层层递进，逐步转入小说特定的故事氛围。《陈

巡检梅岭失妻记》也是一篇把入话作篇首的小说。话本开篇

用一首七律诗作“入话”后，就进入故事的叙述，交代了时

间、人物、地点等基本要素。《西山一窟鬼》在篇首之后，用

“话说沈文述是一个士人，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一句转

折，直接进入表演“变做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的正话。

有时，话本表演者往往根据现场特定的情景，为了肃静观众，

聚集和启发听众，特意利用入话，以获得更佳的演出效果和

经济利益。入话和正话有密切联系，十分重要，但往往不能

独立存在，这在南宋时代的小说话本中基本如此。至元、明

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入话介于篇首和正话之间，有的尚

能独立成篇，如元人的“小说”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的入话，即是一则完整而独立的“小说”话本《绿珠坠楼

记》。这类例子，在凌濛初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

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中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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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头回

在入话之后，有的话本还插入一段叙述和正话相类或相

反的故事。它们一般都能独立成篇，较完整地表现“一人一

事”，因为置于正话之前，所以名为“头回”，或“得胜头

回”，“笑耍头回”等，相当于现代说书的“引子”。

《错斩崔宁》从“这回书单表一个盲人”到“权做个得胜

头回”的文字，即为“头回”，它直接表明了正话的内容。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在篇首的一首七绝后，即是一则《崔护

觅浆》的小说。作者从“话说大唐中和年间，博陵有个才子，

姓崔名护”到“后来崔生发迹为官，夫妻一世团圆”，并以一

首四言绝句作结，是一则有头有尾、情节完整、脉络分明的

“头回”。话本加上这个头回，是为故事进入正话作过渡的。

因为紧接这一头回，即是艺人的说白：“为甚今日说这段话？

这个便是死中得活。有一个多情的女儿，没兴遇着个子弟，

不能成就，干折了性命，反作成别人洞房花烛。”然后用“正

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的俚言俗语直接引入

正话的故事。有的话本“头回”，虽与全篇故事的题旨关系并

不大，文字也较简略，但一般也能独立发展为完整的故事。

这类例证在南宋的“小说”话本中也能找到。

（五）正话

“小说”话本的正话，又称正题、正传，是全篇的主体。

《错斩崔宁》的正话，就是主人公崔宁无辜被斩的故事。

《碾玉观音》的正话，也即璩秀秀和碾玉匠崔宁生死相恋的爱

情故事。在“小说”话本的正话中，作者往往用较复杂的故

事情节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文字有散、韵两种。散文是

表演时的说白，主要用来叙述故事和创造人物，文字较为质

朴、简拙，口语色彩很强，而韵文则是表演时的弹唱，较多

的是表演者对所讲述的故事或人物的主观评论。这种散、韵

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利于演出中调剂听众的审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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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强艺术的感染力。

（六）篇尾

说”话本的“正话”结束以后，艺人们往往还要附加

一首诗（或词）以作篇尾。

《志诚张主管》的篇尾是一首七绝诗：“谁不贪财不爱淫，

始终难染正心人。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篇尾

又称“下场诗（词）”，是“说话”艺人直接出面对全篇故事

的总结，或者是评论作品，渲染主题，或者是劝诫他人，强

调表演目的，形式多样。因为南宋的“小说”话本在我国话

本小说史的历史长河中尚属早期之作，所以不少作品还保存

着“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或“新编 小说终”等标记性

的字样（此又可称为“后题”），这和唐代话本的艺术样式又

是基本一致的。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南宋“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相当

完整。它是定型了的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模式。这不仅适合

说”话本自身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艺术审美心理，而且对我

国戏曲、小说等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戏剧而言，无论是宋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一般都是

前有“楔子”，后有“题目”、“正名”，中间才是戏文内容。

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的题目是：《秉鉴持衡廉访法》；正名

是：《感天动地窦娥冤》。这种艺术形式显然受到“小说”话

本的启迪。如话本《碾玉观音》的结尾说：“咸安王捺不下烈

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璩秀秀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

撇不脱鬼冤家。”两者极为相似。此外，在人物的上、下场

时，往往先简介姓名、籍贯、经历和家庭情况等；在剧本终

了时，又出现“正是”、“散场”等字样。这和“小说”话本

的艺术体制又是非常接近的。

我国古代中、长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形式也和话本的体制

如出一辙。且不说大量承袭和模仿话本而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就连脍炙人口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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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

在艺术形式上也和小说话本相通相生。如《儒林外史》的第

一回，叙述王冕的故事，是全书的“楔子”，中间以人物为中

心表现清代儒林生活，最后一回又借四个“奇人”之事以寄

托作者的理想，全文的结构形式和话本小说的艺术体制基本

相类。

我国的“小说”话本，作为讲述体的文学，它的艺术体

制说到底是一种深入情节表面去追求真实感人的人物思想感

情的艺术手段，是表现市民审美心态的形式。从根本精神上

来说，这种艺术体制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石，至今仍有

较大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小说话本的分类

罗烨的《醉翁谈录》一书，在叙述南宋的“小说”话本

时，把它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

和神仙八类。这一看法，沿袭至今，较少有人提出异议。但

仔细探究罗烨的这一分类法，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也难免

暴露出某种弱点。其源在于各类“小说”话本之间，有的互

相杂糅，如灵怪、神仙和妖术三类，很难截然分开；而朴刀

和杆棒两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相似之处也较多。要准确地

区分它们，实非易事。所以，我们在叙述南宋的小说话本时，

基本上采用罗烨的分类法，同时也兼顾各类话本间的“共

性”。

（一）灵怪、神仙和妖术类话本

现存的南宋灵怪类小说话本有《西湖三塔记》、《洛阳三

怪记》、《西山一窟鬼》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四篇。

这类话本尽管具体的故事情节不同，但大多有一个固定

的结构模式：一位未婚的男青年，遇上一个伪装成美女的鬼

怪，他们一见钟情，结成夫妇。后来男子为鬼怪摄去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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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经过道人的驱邪，才转危为安等等。《西

山一窟鬼》叙宋代绍兴年间之事：落第秀才吴洪，由媒婆介

绍，娶李乐娘为妻，侍女锦儿从嫁。后他身体日渐衰落，得

癞道人作法，才解除邪魅，舍俗出家。话本中的李乐娘和锦

儿都是鬼变成的美女，媒人王婆也由鬼变成。她们活着时未

能享乐，所以死后合伙撮合吴洪成家，以尽人间风流。然而

好景不长，被癞道人窥破真相，彻底粉碎了她们的美梦。《西

湖三塔记》与《洛阳三怪记》的基本艺术框架和《西山一窟

鬼》相似，而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故事则与以上三则话

本稍有不同：宋徽宗时，儒生陈辛考中进士后，被授为广东

南雄沙角镇巡检司。他带着妻子张如春赴任，途经梅岭时，

申阳洞洞主猢狲精见陈妻貌美，用妖法将她摄入洞中。后得

紫阳真人救护，陈辛才得以和妻子团聚。话本中的陈辛是个

“文欺孔孟，武赛孙武，五经之史，六韬三略，无有不晓”的

读书人，二十岁时金榜题名，荣登三甲进士。他同样遇到了

鬼怪 猢狲精，然而不是化成美女将他诱骗，而是贪恋他

漂亮的妻子。显然，话本的主旨乃在宣扬人生道路的艰难。

表现神仙的话本有《蓝桥记》、《董永遇仙传》和《张子

房慕道记》。这类小说中的神仙，大多是理想化了的艺术形

象。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而能窥知世事炎凉，在仙界过着极乐

生活。《蓝桥记》中人神恋爱，是何等的纯洁和美满。相对而

言，《董永遇仙传》中讲述的人仙相恋故事，更多地洋溢着世

俗生活的情趣。而《张子房慕道记》则对人们向往神仙极乐

世界的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三则话本同中有异，异中

相通，构成一幅仙界生活的众生图。

南宋妖术类小说话本有《灯花婆婆》和《崔衙内白鹞招

妖》两篇。《灯花婆婆》篇幅虽短，但情节完整。尤其是《崔

衙内白鹞招妖》话本，叙唐开元天宝年间之事：崔丞相之子

崔亚携带御赐的新罗国白鹞到定山游猎，在山中遇见大虫、

红兔及骷髅三种妖怪作祟。后由罗真人断妖，才得脱险，自

此“定山一路 太平无事”。其篇尾诗说：“虎奴兔女活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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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怪成群山上头。一自真人明断后，行人坦道永无忧。”可见

话本主要宣扬除妖灭怪的重要。这也是妖术类话本的普遍题

灵怪、神仙和妖术类小说话本，曲折地反映了市民的思

想，折射着市民的心灵世界，流露出市民对异己力量的警惕

和防范心理，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市民们也欲追求幸福的生

活，但严酷的现实又使得他们四处碰壁。正如《张子房慕道

记》中所说，他们“一怕火院锁牢缠，二怕家眷受熬煎，三

怕病患缠身体，四怕有病服药难，五怕气断身亡死，六怕有

难哭皇天，七怕采木花棺椁，八怕牢中展却难，九怕身葬荒

郊外，十怕萧何律上亡”，所以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神仙世界的

庇护，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给其带来愉悦，于是“学道”成

了他们理想的寄托。 西山一窟鬼》的篇尾诗说：“一心办道

绝凡尘，众魅如何敢触人？邪正尽从心剖析，西山鬼窟早翻

身。”此诗一语道破了他们的心机。

（二）烟粉类话本

在南宋“小说”话本中，烟粉类作品十分引人注目。所

谓“烟粉”，乃烟花粉黛之意，也指称美女。这类话本也可称

为爱情小说。

今存南宋烟粉类小说话本有《碾玉观音》、《小夫人金钱

赠年少》、《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杨

思温燕山逢故人》和《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六篇。

作品中有鬼魂出现，是烟粉类小说的基本特征。人鬼相

遇，其鬼本为人。在这种人变为鬼的过程中，话本倾注着对

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碾玉观音》可为其代表。小说开篇，

作者就把犀利的笔触指向封建统治阶级。那个三镇节度使咸

安郡王，游春归途中偶尔遇见年轻美貌的璩秀秀，就对帮总

虞候说：“我从前要寻这个人，今日却在这里！只在你身上，

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其颐指气使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后因府中失火，璩秀秀才和崔宁一起逃出王府，到两千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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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之外的潭州开一碾玉铺。然而，封建统治阶级的魔爪仍

没有放过这对苦难的年轻人，咸安郡王还是找到了他们，“即

时差一个缉捕使臣，带着做公的，备了盘缠，径来湖南潭州

府，同来寻崔宁和秀秀，却似“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崔宁和璩秀秀再次落入虎口。小说描写说：

郡王升厅，众人声喏，即将这两人押来跪下。郡王

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小青’，（张兵按：刀名），

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

剥地响，当时吓杀夫人。

小说入木三分地活现了咸安郡王对无辜的人民残忍无比

的狰狞面目。他把璩秀秀活埋在后花园 又将崔宁解去临安

府断治，一手制造了这一幕人间的悲剧。

其实，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们制造的人间悲剧又岂止

崔宁和璩秀秀一桩？ 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小夫人生得

“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活脱脱一个美人儿，可她却先被嫁

给专横万分的王招宣，“只为一句话破绽些”，给赶出家门，

后无奈转嫁“年过六旬”的“白须老儿”，摧残她人生权利，

使之厄运连连的无疑是时刻笼罩其头上的严酷阶级压迫。《杨

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家庭悲剧更是浸透着血泪。“靖康之

变”活活地拆散了多少如韩思厚和郑意娘这样的幸福家庭。

他们沦落异乡 又不甘受辱，大多自缢身死，或是成为刀下

之鬼。话本将这则故事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描绘，比较

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在这类烟粉小说中，人变成鬼后，仍一往情深，执著地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又一基本特征。诚如《小夫人金

钱赠年少》所说：“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

相从。”这种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话本的主人公周胜仙是作者精心塑

造的一个“情痴”的艺术典型。她将爱情置于超越生死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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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无上的地位，不惜一切，舍生忘死地去追求。她被意中人

范二郎误打致死后，不记仇怨，三次来梦中与他欢会，以偿

相思之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女主人公昏死后，曾邀

皇甫真人来家驱邪。尽管他法力无边，但终究无法割断真正

的“情欲”，终于“了却人间生死缘”。正如小说篇尾诗所说：

“世上有情皆似此。”这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代，有着石破天

惊的意义。

（三）传奇类话本

传奇类小说话本所讲述的主要是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故

事。与 粉”不同，它已脱尽鬼气，所描述的皆是人世间

活生生的现实。倘以话本表现的主要人物而言，又大致可分

为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两类，其中也以爱情故事居多。

讲述历史人物逸闻逸事的南宋传奇类话本，今存《绿珠

坠楼记》、《风月瑞仙亭》和《李亚仙》三则，它们虽然以历

史人物作为话本艺术描写的主角，但通篇却有着强烈的时代

气息。如《绿珠坠楼记》，与乐史的《绿珠传》相比，情节已

有较大不同。尤其是话本的前半篇，记述石崇的发迹甚详，

显然渗透着浓重的钦慕一朝发财致富的市民心态。作者除称

扬绿珠的“贞烈”，折服于她的“宁死非命而不受辱，清名标

于万古”的美德外，也十分同情石崇的命运，字里行间不时

流露痛惜之情。《李亚仙》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绿珠坠楼记》

相同，而《风月瑞仙亭》则颂扬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为争取爱情自主权勇敢私奔的举动，点燃

了反封建的烈火。这则话本曾牵动过封建社会中无数少男少

女的心。

以当代社会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传奇类小说话本有

《张生彩鸾灯传》、《快嘴李翠莲记》、《苏小卿》和《梅杏争

春》四则。除《梅杏争春》外，其余三则话本也涉及爱情故

事，且作品的主要人物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他们的悲欢离

合故事，为市民们津津乐道。其间描摹的生活场景、人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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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思想风采，富有现实社会生活的特征，从中可以触摸到

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张生彩鸾灯传》着重赞扬了“多情”的

刘素香在追求幸福理想时的勇敢和执著，突破了在爱情婚姻

问题上必须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认为

女子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快

嘴李翠莲记》的主人公是位光彩照人的青年女性。她机智敏

锐、才华横溢，尤其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出口成章，智

识卓具。面对着夫家写休书的不公正待遇，她表现得何等的

“快嘴”，着理直气壮。作者撷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重描

绘了李翠莲的伶牙俐齿，主旨乃在表现青年女性对封建势力

的勇敢和顽强斗争精神。因为在封建卫道者的眼里，女性只

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在待人处世方面，他们把柔顺和沉默作

为规范女子言行的准则。“快嘴”、“多舌”的李翠莲违反了所

谓的“七出”之条，处处受到非难和憎恶。话本向人们展示

了封建制度的这种罪恶，并通过李翠莲之口，对其提出了强

烈的抗议。

从南宋传奇类话本来看，它所受唐代和北宋传奇小说的

影响不容忽视。艺术上，基本沿袭了“传述奇人奇事”的传

统，将情节演绎得摇曳多姿。以《苏小卿》而言，话本先写

双渐、小卿相识、相交、相别，双渐金榜题名，而小卿沦为

娼妓；继写两人相逢、相认又相离，双渐寻访到扬州，得和

小卿聚首，任满归家而再次离散；复写两人再次偶遇于豫章

城下，遂“易以驰骑”，往京师“得偕老焉”。全篇一波三折，

引人入胜。在两人聚一离一聚一离一聚的反复摹写中，凸现

他们悲欢离合的坎坷命运。

（四）公案类话本

所谓公案类小说话本，是指那些表现断狱故事的作品。

这类话本，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透过形

形色色的断狱故事，人们可窥知封建社会的各种真实世相。

南宋公案类小说话本，现存《错斩崔宁》（又名《十五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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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言成巧祸》）、《合同文字记》、《计押番金鳗产祸》和《菩萨

蛮》四则。

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是公案类小说话本的

主要特征之一。以《错斩崔宁》来说，话本借助一件错案，

鞭挞了封建官吏断狱时的主观和草率所带来的危害，告诫做

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表达了封建社会中市民

期待廉明政治的要求和愿望。全篇叙临安府商人刘贵，娶妻

王氏，妾陈二姐。一日，他带着妻子同去岳父家祝寿。岳父

送他十五贯钱作经商的本钱，又留女儿在家小住而遣刘贵先

行回家。刘贵在归途中遇见朋友，留酒款待。到家后，陈二

姐看见十五贯钱，询问缘由。刘贵喝醉了酒，开玩笑说：“已

将二姐典卖。”陈二姐信以为真，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当夜寄

宿邻居家并禀明原委。不料，此夜恰有窃贼闯入刘家，被刘

贵发觉，贼人拾起斧头砍死刘贵后逃走。黎明后，陈二姐起

身赶路，碰上不相识的崔宁，两人结伴同行。忽然，后面有

人赶来，把两人扭送官府。荒唐的知府不问青红皂白，诬指

陈二姐和崔宁恋奸杀夫，判处死刑，酿成一出枉杀无辜的悲

剧。一年后，王氏被强盗静山大王劫为压寨夫人，无意中发

现他就是杀死丈夫刘贵的真凶，告到官府，前冤终得昭雪。

很明显，小说在对这一案件的具体描绘中，揭露了当时盗贼

横行，司法黑暗的社会现实，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封建社会

中腐败官僚政治的血淋淋罪行。和《错斩崔宁》相类似的公

案类话本还有《菩萨蛮》。此篇又名《陈可常端阳仙化》，向

人们讲述了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另一件冤案。这则话本的

主旨虽然意在宣扬佛家教义，但它抨击封建官府和吴七郡王

等权臣残害无辜的思想倾向，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况且，

作者把此冤案发生的背景置于“纯净”的佛家寺院内，尤可

见其积极的意义。

公案类小说话本还塑造了一些较为正直廉明的封建官吏

的艺术形象。如《合同文字记》中的包公就是一例。比起那

些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吏，话本中的包公形象无疑要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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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市民们憧憬美好生活的理想。后世话本

三现身包龙图断案》说，包公“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

狐疑之狱”，似乎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包公一断鬼神惊”，

是市民们献给“清官”的赞语。社会是非分明，正义战胜邪

恶，乃是人们最大的慰藉。南宋公案类小说话本表现的正是

市民的这种真实心态。然而也不可否认，包公的艺术形象在

话本中显得较为苍白。作者写他审理案件时，只把合同书取

来对勘，案情便水落石出。因为现实生活中较少这样的生活

“原型”，作者又没有从政的经历，光凭理想化的想像构思，

终究只是概念的化身。

（五）朴刀和杆棒类话本

朴刀、杆棒类小说话本，一般是指那些以豪士和侠客为

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今存南宋作品有《杨温拦路虎传》、

《万 积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秀娘仇报山亭儿》、《阴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和《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六则。前三则

为“豪侠小说”，后三则是“发迹变泰小说”。

《杨温拦路虎传》以记述杨温的事迹为主，重点突出他的

“武艺高强”和“智谋精粹”。在妻子被“强盗”抢去，几经

波折后才得团圆，凸现出他的威武神勇。篇尾诗说“能将智

勇安边境，自此扬名满世间”，表明创作主旨是为了歌颂杨温

的智勇双全。这一点，也在话本描写他和杨达、杨员外、马

都头，尤其是李贵的较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如果说，杨温的行为还笼罩上某种个人恩怨的光圈，那

么，《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尹宗的举动，就完全是见义勇为

的了。他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

命去伸张正义。这是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豪侠之士，他的思

想风采过目难忘。

与以上两则话本不同，《阴骘积善》表现了市民美好的道

德观，这是豪侠义士的又一优秀品质。话本中的林善甫面对

巨富不动心，这种行为体现了“燕门壮士和吴门豪客”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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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灵。

另三篇“发迹变泰小说”主要描写社会地位低下，甚至

是穷困潦倒的市民骤然获得富贵的发迹历程。如《郑节使立

功神臂弓》敷衍郑信遇见红、白两个蜘蛛精，其中一为云霞

仙子，和他结为夫妇。他拿着妻子赠送的神臂弓去投军，建

立了赫赫战功，官至节度使，死后敕封明灵昭惠王，万世流

芳。《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和《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则是描写

士人和武夫发迹变泰的故事，与《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有异

曲同工之妙。它的篇中诗说：“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入污

泥中。今朝遇贵相提掇，如登天梯上九重。”表明它的创作在

于鼓吹“命中发迹”的思想。这种思想固然不可取，却真实

地反映了市民的心理。他们在苦难的人生中，希冀有朝一日

能像话本中的主人公那样，意外地获得幸福，这是早期“发

迹变泰”小说的共同特征。

第四节　　南宋小说话本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我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学，较多地表现出社会政治和伦

理道德的色彩。与此同时，我国文学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和封

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相对抗的叛逆精神。南宋”小说”话

本发展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叛逆精神。其鲜明的标志之一，

是它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情趣的反映。用鲁迅的话来说，它

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作品。

封建时代的文学，本来主要是劳动群众创造的，但在封

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掠夺和桎梏下，文学作品的主角却非劳动

群众。这一历史的颠倒，在南宋“小说”话本中才回复到它

的本来面目。出现在话本中的主角，大多是市民的艺术形象。

如碾玉匠崔宁，裱褙工的女儿璩秀秀，绒线铺伙计张胜，茶

铺主女儿万秀娘，酒店掌柜范二郎，泛海商人之女周胜仙，

茶博士陶铁僧等等，他们都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占据着文学

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思想风貌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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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玉观音》为我们提供了特异的艺术世界，从广阔的社会背

景下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坚贞不屈的追求，其中贯串

着的新的思想因素十分耀眼。作者在描写璩秀秀趁郡王府失

火之机，和意中人崔宁一同逃出人间地狱时，有一段两人的

对话：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

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

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的倒

忘了 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

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

“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

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

“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

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

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

妻。

话本中的璩秀秀豪放不羁，热爱自由，对爱情的主动追

求，甚至还表现出某种任性的执著，这同我国传统文学中的

女性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再如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青

年女子刘素香向张舜美表露爱情时说：“我因爱子胸中锦绣，

非图你囊里金珠。”这番话，体现了新兴市民的爱情观。正是

这种背离传统爱情观的执著追求，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在

经历一番波折后终成夫妇。

《风月瑞仙亭》中的主人公卓文君，是话本作者精心刻画

的一个具有先进市民思想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一上场，就具

有非凡的光彩：“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描龙刺凤，女工针

黹，饮馔酒浆，无所不通。员外一应家中事务，皆与文君计

较。”小说一反封建社会中鄙视妇女的传统思想，赞扬她才华

出众，文武双全，表现了崇尚男女平等，初具民主思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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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特征。在瑞仙亭上，她提出，“不如今夜与先生且离此间，

别处居住”，亲手导演了“私奔”的爱情剧。这种对爱情的主

动追求，焕发着夺目的光辉。在“落难”时，她对司马相如

说：“我既委身于你，乐则同乐，忧则同忧，生同衾，死同

穴。”一番肺腑之言，掷地有声，句句动人。

在璩秀秀、刘素香、卓文君身上，集中体现着新兴市民

的爱情理想，表现了无畏的反封建精神。

胡适说过：“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

我们不应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向那旁行斜出的

‘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这

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不肖”古人的南宋小说话本，确是能

“代表当世”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它犹如一面透亮的镜子，

映照着南宋社会的时代风貌。

南宋“小说”话本在艺术上不断地探求新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独具特色和无穷魅力的小说美学，以下从三个方面对

此略作说明。

（一）编织故事的结构技巧

话本之“话”，就是故事的意思。南宋小说话本大多以跌

宕多姿的故事为中心，组成一幅幅市民生活五彩斑斓的图画，

这是它吸引听众的主要艺术手段。“说话”艺人们以“天才建

筑师”和文学“裁缝匠”的杰出才华，从生活的底蕴里采撷

创作素材，将最有意义的、生动的事件加以合理的剪裁和巧

妙的安排，以达到“钦异拔新，洞心骧目”的艺术效果。

其一是单线式的纵向发展。话本在演出时，受到时间、

听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它尚处于发展期，所以，这种

单线式的纵向发展就成了它最基本的结构故事的艺术手法。

西湖三塔记》、 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 崔衙内白鹞

招妖》和《绿珠坠楼传》等，都采用此法，在步步分明的情

节迭进中，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这种单线式的纵向发展，

使故事有头有尾，脉络分明，于平铺直叙中见出细密谨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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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而且往往寓奇于平，托醇于淡，在朴实无华中味醇气

香，洋溢着不凡的艺术情韵。

其二是双（多）线式的交叉推进。这种结构故事的艺术

手法，主要用于展现较为复杂事件的作品。在南宋小说话本

中虽然运用不多，但却较为引人注目。如《郑节使立功神臂

弓》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这类小说故事的发展一波

三折，波澜起伏。全篇前后照应，丝丝入扣，在跳跃跌宕中

情节顿现峰回路转，把故事组织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有

的话本还将单、双线式的情节结构艺术结合起来运用，使作

品富于变化，有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其三是较多运用“巧合”法。它可以简化情节发展进程，

加强作品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使话本的主题更加鲜明。如

《错斩崔宁》就是运用“巧合”法结构故事情节的成功范例。

小说描写王氏的父亲给刘贵十五贯钱，而崔宁卖丝所得也恰

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刘贵回家，王氏

偏偏被留下；刘贵“戏言”，二姐躲入邻家，未关家门，恰为

窃贼提供了方便；劫掠王氏的静山大王，原来正是杀害刘贵、

偷窃十五贯钱的强盗等。作者借助于这种“巧合”的艺术技

巧，使小说的情节发展波诡云谲，富于传奇色彩。这种艺术

上的“巧合”，并不是作者主观的臆造，而是从生活中提炼的

真实。表面看来，仿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各种

“巧合”之中，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的东西。

（二）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创造

诚然，南宋“小说”话本大多以故事情节和结构技巧擅

胜，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人的活动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话本的故事情节依赖人的活动而存在，而人的活动则

靠故事的发展逐步呈现鲜明的性格特征。如璩秀秀、周胜仙、

李翠莲、刘素香等，都以各自鲜活的艺术形象活跃在话本中。

她们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人物相比，也毫不逊色。“说

话”艺人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如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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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典型环境、精微细致的心理描写，“不务装点，而情态反

如画”的白描，注重细节描写以及对比、映衬、烘托、情景

交融等手法，使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如《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作者将她与封建势力的斗

争特意安排在她“出嫁前后”这一人生的重大变动时期，让

她始终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在和婆家、娘家、媒婆以及社会

上的各种人物接触中，展现她与传统封建思想的尖锐冲突，

其鲜明性格也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集中的刻画。

（三）独特的语言魅力

南宋“小说”话本的语言，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和耀眼的

色彩感，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一是高度口语化。话本是讲述体的文学，语言高度口

语化是它的第一要素。《志诚张主管》中，小夫人和张胜、李

庆的第一次会面：

这张员外门首是胭脂绒线铺，西壁装着橱柜，当中

一个紫绢沿边帘子。养娘放下帘钩，垂下帘子。门前两

个主管，一个李庆，五十来岁；一个张胜，年纪二十来

岁。二人见放下帘子，问道：“为甚么？”养娘道：“夫人

出来看街。”两个主管躬身在帘子前参见。

叙述者用的全是高度口语化的语言，把小夫人同养娘

“到外面看街”的情景讲述得历历如现。就是演唱时的韵文，

话本也力求口语化，以使老妪和童子都能一听就懂。如李翠

莲新婚之夜在洞房中吆喝丈夫“堪笑乔才你好羞”的大段韵

文，可为例证。如果将它和戏曲中的唱词，或者当时流行的

诗、词、曲，甚或是民间传唱的俚词小曲相比，这种口语化

的特征就体现得更为鲜明。

其二是充分的个性化。艺术家刻画人物，必须做到“心

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而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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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关键。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

说：

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

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

谁？”那范二郎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

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

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

不曾嫁的女孩儿。”

周胜仙钟情于范二郎，但传统的封建观念束缚着她，不

敢向意中人公开表达爱恋之情，但又不愿意白白错过大好时

机，故借糖水为契机，向范二郎传情。而范二郎也很快领悟

了这番言辞中包含的丰富情意，也用同样的方式自报“家

门”。一对痴女情郎，凭着这种充分个性化的语言暗递心迹。

作者将周胜仙心中最隐蔽的感情，在最难表达的场合，以一

种异乎寻常的形式，同对方作了最微妙的交流。这段人物语

言，声情并茂，富于个性，活现了“这一个”怀春妙龄少女

的鲜明艺术形象。

其三是数字化的运用。话本艺术融合了“说话”艺人、

作品人物、听众三者的关系。在表演时，艺人使用的语言，

除了能描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外，还必须对听众产生

艺术感染力。数字的恰当运用，能使话本中的文学情境和人

物凸现出来，让人有具体的、直观的感受。这种数字化的恰

当运用，不仅常体现在题目上，如《西湖三塔记》、《洛阳三

怪记》、《西山一窟鬼》等，还出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如柳七、

杨八老、五戒禅师等。至于在小说的叙述中，数字的运用更

为普遍。如《西湖三塔记》中描写卯奴的装束时说，她“头

绾三角儿，三条红罗头须，三只短金钗，浑身上下，尽穿缟

素衣服”。又《碾玉观音》中叙述璩秀秀家时说，“只见东桥

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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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等等，几乎句句镶嵌着

数字。它可以缩短听众和话本中人物的距离，增加听众对

“说话”的兴趣，并能唤起他们身历其境般的审美体验，有利

于真切地感知话本的美学真谛。

总之，南宋小说话本的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具有传

神写照的鲜明特点。虽然近代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逐渐演变

为书面文学，但南宋小说话本开创的这种语言艺术之美，却

一直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第五节　　说铁骑儿话本

南宋“说话”四家中，“说铁骑儿”一家争议最大。所谓

“说铁骑儿”，是指“士马金鼓之事”，多为民众起义和反辽抗

金的斗争事迹。“说铁骑儿”和讲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现实

性。讲史话本敷演的主要是前代历史人物和事件，而“说铁

骑儿”话本讲述的主要是本朝的人物和事件。它是南宋“说

话”中的一个新名目，初见于《都城纪胜》一书。同书又说

当时的傀儡戏也有“铁骑公案之类”，“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

及铁骑之类”。可见，“说铁骑儿”话本表演的内容在瓦舍勾

栏中有相当的市场。

北宋中后期，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深重，

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农村的贫苦百姓，尤其不堪忍受

繁重的赋税负担，纷纷揭竿而起，燃起反抗封建王朝的战争

烈火。方腊、宋江、杨么等人领导的起义遍及大江南北。“靖

康之难”中，徽、钦两帝被掳，中原大地陷入金军铁蹄蹂躏

之中，南宋王朝又面临着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岳飞、韩世

忠等将领，高举抗金大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一些由农民起义发展为抗金义兵以及朝廷爱国官兵的英勇抗

战，被当时的民间艺人“拿来”编成话本，他们迎合市民热

切赞扬这些热血男儿的心理，以本朝的真人真事为演述的对

象，这就导致了“说铁骑儿”话本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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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载，在南宋的初中期，“说铁骑儿”话本的表演较为

流行，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说话”艺人，如张本就是其中

的一位。他喜爱“谈说本朝国事”，以表演民众抗金御敌之类

的话本为主。封建皇帝也常召“说铁骑儿”艺人进宫廷表演。

如绍兴年间，有一个叫纲的人，擅长“说话”，不但会表演，

还能自编话本。一次，他把听来的邵青起义招安的故事编成

话本，讲给宋高宗听。宋高宗对这一题材极感兴趣，而且纲

在改编中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叙述清楚，人物的神态、语

言等也描摹得非常逼真，所以深得宠信，被封为“内侍”，长

期在宫中服侍皇帝。

元初《醉翁谈录》一书的《小说开辟》曾特别指出“新

话说张、韩、刘、岳”。这里的“新话”，就是指“说铁骑儿”

话本。“张、韩、刘、岳”系指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张浚、韩

世忠、刘铸和岳飞。他们在民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其事迹

也为市民所乐闻，艺人将其编成话本，广泛流传。如《狄

、《杨家将》、《中兴名将传》、《复华篇》、《邵青起义》、

《吕相青云得路》等，都是南宋民间著名的“说铁骑儿”话

本，可惜它们皆已失传，但其故事情节尚有迹可寻。今存南

宋“说铁骑儿”话本仅有《宣和遗事》一种，此书又名《新

刊大宋宣和遗事》、《新编宣和遗事》，作者不详，通行本为士

礼居丛书本。

《宣和遗事》主要叙写宋代宣和年间金人入侵，北宋衰亡

和南宋建都临安等历史事件。这是宋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其间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这一创作题旨在话本篇首的一首

七律诗中已说得十分明白：“暂时罢鼓膝间琴，闲把遗编阅古

今。常叹贤君多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

稔乱无非近使臣。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作者

说古道今，上至三皇五帝，下迄炀帝、明皇，以阐述国家的

兴亡盛衰，“都关系着皇帝一人之心术之邪正”的道理。紧接

篇首的这一“入话”，为全书奠定了思想基调。作者“深悲庸

主事荒淫”的愤懑，在“入话”后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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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主，信用小人，荒

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北去也，

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

这里“无道的昏君”，显然直指宋徽宗赵佶。正是他的

“信用小人”和“荒淫无度”，毁了祖宗创造的基业，造成父

子“将身北去”的奇耻大辱。前集引用谏议大夫张商英的奏

表，历数徽宗的罪行，把批判的矛头径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

主子 皇帝。为了强调总结宋亡的前车之鉴的思想主题，

话本于前集结尾处特意附载了吕省元的《宣和讲篇》，把北宋

覆亡的根源归结于“自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幸

之积久矣”，也即封建政权本身的腐败而非外族的入侵。作者

认为这番评论“说得宣和过失，最是的当”。

除总结北宋覆亡的历史教训外，《宣和遗事》中保存的许

多珍贵史料也常为人称道。如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是

书中篇幅最多，也最精彩的部分。话本对梁山泊聚义始末的

描写虽较简略，但后世《水浒传》故事的基本框架和艺术结

构，却已略具规模。在《宣和遗事》之前，有关梁山英雄的

故事，一般以单个人物事迹居多，非常分散和零乱。《宣和遗

事》第一次将他们组合起来，构成比较完整的前、后尚可连

贯的故事。又如有关方腊起义的记载，虽仅一节，但也相当

具体。此外，如李师师和王安石的故事以及道君宠信林灵素

等，也都在此书中有较详尽的描写。虽然他们已经过民间艺

人的加工，有较多的文学色彩，但依然引人注目。

鲁迅曾说《宣和遗事》“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

合”，这正体现了介于讲史和小说间的“说铁骑儿”话本的基

本艺术特征。综观全书，“虽也有词有说，而非全出于说话

人，乃因作者掇拾故书，而精彩遂逊”，他的这一评论，也抓

住了《宣和遗事》的主要艺术特点。全书前、后集的艺术风

格颇不统一。前集纯是“说话”表演的艺术气息，而后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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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记述史事，尤其对徽、钦两帝的沦落异

乡，在颠沛流离中死去的情景写得较为详尽、具体。其间虽

也穿插少量诗词，对所叙之内容略加评论，但话本说唱的艺

术特点基本丧失，而较接近于野史笔记中的史事记载，很可

能是书会中艺人编撰话本的资料。作者匆忙编成。未经艺人

的演出实践。

《宣和遗事》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书

的主要人物是宋徽宗。这是一个昏君、庸主的艺术形象，但

话本在表现他的“无道”之时，也描写了其“才俊过人”的

另一面，这更使人物性格丰满、复杂，而形象趋于饱满、真

实，也有利于深化主题。《宣和遗事》的艺术描写也不乏精彩

之处。如“政和二年”条下，作者描绘北宋皇室内苑的园林

建筑时，主要通过游人之眼，从流动中表现它们的小巧玲珑、

层次迭出，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话本用笔恣肆宏丽，

语言生动传神。又如书中描写北宋元宵佳节的盛况，运用具

让体的数字，并调动一切遣词炼句之法，叙写得历历在目

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六节　　南宋讲史和说经话本

“讲史”和“说经”都是南宋“说话”的家数。所谓“讲

史”，是指“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而“说经”

则包括“说参请”和“说诨经”。它们都曾在瓦舍勾栏中活跃

过一时。

今存南宋讲史话本仅《五代史平话》一种。此话本又名

《新编五代史平话》，作者已无考。全书分《梁史平话》、《唐

史平话》、《晋史平话》、《汉史平话》、《周史平话》各上、下

两卷，共十卷。其中《梁史平话》和《汉史平话》各缺下卷，

实存八卷。此外，还有少量残缺。此书国内诸藏家未见著录，

传为常熟张敦伯家所有。 年，曹元忠游杭州时得之，

“疑此平话或出自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断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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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箱本”。 年，经董康诵芬室影印出版后，始得流传。

然据影印本观之，并非原本，可能经元人增益刻印而成，但

书为宋人所编则当无疑。

《五代史平话》叙述梁、唐、晋、汉、周各朝兴衰的历

史。全书按照编年顺序，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史事，有选

择、有详略地作了节录和改写。在成书过程中，作者们还参

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话本中由《资治通鉴》

等史书而来的文字，仍以文言为主，而各史开头的主要人物

出身及发迹的经过，如黄巢、朱温、刘知远、郭威等，则大

多出于“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或是他们按照当时的民间

传说和旧话本的内容加以改编而成，其所用文字，皆为通俗

易懂的白话，两者风格分明。此书大约在“说话”艺人的口

头创作基础上，由书会先生据史书增补而成。

《五代史平话》各史既独立成篇，也互相关联，形成完整

的体系。《梁史平话》的开篇，在叙述黄巢出生之前的那节文

字，是统摄全书的“纲”。全书在记述五代史事时，渗透着作

者的强烈爱憎。话本着重描写了封建社会中割据者之间频繁

的战争和动乱的局面，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反映人民的痛

苦生活，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封建帝国的真实世相，较具认

识价值。

书名《五代史平话》，这“平话”两字，既是一种文体，

大约专指讲史的话本之类，但也有对话本讲述的历史事件和

重要人物加以评论之意。“平话”之“平”，即评论、评议、

评价和品评等。有时，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法，在史

实的叙述中，不时穿插若干评论，或诗、或文，也有骈俪的

词句，以点评史事和臧否人物。在各种评论中，作者直抒胸

臆，犹如史家之“太史公曰”，颇有启迪作用和艺术感染力。

沿用《资治通鉴》的编年纪事体作话本情节发展的基本

五代史艺术结构，则较多地削弱了 平话》的文学色彩。但

在讲述黄巢、朱温、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各朝

的开国之君时，因较多从民间采撷创作素材，也较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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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出身寒微，且多为市井无赖

之辈，后在群雄逐鹿中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帝王。这就是

《醉翁谈录》所说的“疃发迹话”，也即他们由贫寒获取富贵

的各种故事。这类发迹变泰的故事，与相关的小说话本一样，

颇能吸引听众。

鲁迅先生说过：《五代史平话》“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

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

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这实乃深谙此书三昧之

言。相对说来，《五代史平话》叙史较实，而记人则虚，符合

历史小说创作应有艺术虚构的基本规律。全篇以实为主，虚

实相生，两者互相映衬，在简练中呈现情节的曲折变化。话

本语言比较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达到了“以博笑噱”的艺

术效果。不过，由于作者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较深，书中

对王仙芝、黄巢的造反有歪曲的描写；全书采用史传体结构

模式，也在总体上表现出艺术较为粗糙的弱点。对此我们也

不应忽视。

今存南宋“说经”话本有《问答录》、《花灯轿莲女成佛

记》和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三种。《问答录》一卷，共二十

七则，今存日本旧抄本，题作《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

答》，又有《宝颜堂秘籍》本，题“宋苏东坡苏轼撰”，实为

后人伪托。

全书记述东坡与佛印的问答，彼此皆为嘲戏之语，其事

荒谬无稽，其辞鄙俚猥亵。它冠以“语录问答”之体，大约

是“说经”艺人为了近合听众的趣味而有意为之。如《纳佛

印令》，互相嘲戏，目的乃为以博笑噱，或者迫于维持生计而

甘于迎合流俗而已，无多大意义。各则问答中，也多录赠答

诗词及商谜行令，“无足观也”。不过，其中的有些诗词常被

后人采入小说，如冯梦龙改编的拟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

郎》就辑入了本篇中秦少游与苏小妹往来的全部诗歌，尚有

某种艺术价值。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一篇，载入《六十家小说》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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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集》中，作者不详。全篇叙“一个女娘子因诵《莲经》得

成正果”的故事，充满浓重的佛经宣传旨意。

值得注意的是《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话本，《宝文堂书

目》著录，亦见于《六十家小说》。这是一则在社会上流行甚

广的故事。宋英宗时，浙江杭州钱塘门外南山净慈孝光禅寺

中，五戒禅师修行多年，道行高深，但经不住女色的诱惑，

将红莲奸淫，破了色戒，坐化逝去。转生来世，即是苏东坡。

同寺另一禅师明悟因点破五戒而得成正果，来世转为佛印和

尚，与苏东坡相好如旧。很明显，这则话本是由《问答录》

演化而来的。它的创作主旨似乎并不在于谴责五戒禅师的淫

恶与佛门的虚伪，因为他最终修成了正果，并转生为博学多

才的苏东坡。然而，五戒禅师和红莲女的故事本身毕竟带有

揭露宗教黑暗，尤其是虚伪的禁欲主义对人性摧残的某种意

义。后人将它改变成杂剧《玉通师翠乡一梦》和小说《明悟

禅师赶五戒》等，发展了它的反禁欲主义的思想倾向。从艺

术上看，此篇体制完整，情节发展脉络清晰，文字简练畅达，

是一则较为著名的“说经”话本。

总的看来，南宋的“说经”较为薄弱。与说铁骑儿、讲

史，尤其是与小说话本相比，其衰落之象极为明显。造成这

一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发展和市民审美观的变化，

再加上南宋时代是理学统治的岁月，相对而言，佛教在强大

的儒学压力下被迫退避三舍，从而对话本小说的渗透力也大

为削弱。如果说，演绎佛经和宗教故事的“说经”话本，在

唐、五代乃至宋初还有某种吸引力的话，那么，在南宋它的

艺术魅力早已烟消云散。随着历史的前进，枯燥无味的“说

经”话本怎敌得过“小说”和“说铁骑儿”、“讲史”等话本，

它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败下阵来，自是情理中的事了。

第七节　　元代“说话”和小说话本

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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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贵族的铁蹄在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血

与火之基础上的封建专制政权，对人民施行严暴的统治和残

酷的剥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桎梏，使民众几乎透

不过气来。“似箭穿着雁口，没有个人敢咳嗽”，是那时社会

民情的真实反映。元代统治者还竭力加强思想控制，企图达

到制止民众反抗的目的。“说话”是民间的伎艺，广受市民欢

迎，在社会上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元代统治者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对“说话”艺人采用各种高压手段，逼迫他们就范。如

《元史 刑法志》三说：“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

死。”刑法志》四说 元：“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又

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云：“农民、市户、良家子弟，

若有不务正业，学习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在

都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

不惟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合禁断”。然

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说

话”演出是无法“封杀”的，它在社会的市井闾里顽强地发

展起来。

尽管有关元代“说话”的详情已难考索，但它在民间十

分活跃的事实却尚有一些记载可见一斑。

《太平乐府》卷八无名 剔氏的《阅世》 粉蝶儿］套曲

银灯 说：“拆末道谜、绩麻、合笙、拆末道字、说书、打

令，诸般乐艺都曾领。”这“说书”就是“说话”之意，它和

“诸般乐艺”曾在市井同领风骚。其时“说话”艺人的伎艺几

近炉火纯青。《青楼集》记载了著名的“小说”话本表演者时

小童母女的伎艺：“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如丸走坂，如

水建瓴。女童也有舌辩，嫁末泥度丰年，不能尽母之技云。”

所谓“调话”，就是小说话本的表演。因为艺人需要调度各种

唱腔的快慢高低，方能在演唱时轻重疾徐，以丰富的激情和

如水般的流畅传述话本的内容。

“说话”至元代已至巅峰，明清时代流行的说唱弹词等，

实为它的变种。鼎盛时期的“说话”伎艺，对艺人的要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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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黄氏诗卷序》说，当时的

女艺人，在说唱表演时，必须具备“姿质浓粹，光彩照人”、

“举止闲雅，无尘俗态”、“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况”、“言

语辩利，字真句明”、“歌喉清和圆转，累累如贯珠”、“分付

顾盼，使人解悟”、“一唱一语，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

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

言行动止，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以

及“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猜度为之限

量”等九项基本条件。在罗烨的《醉翁谈录》中，作者也认

为，一个杰出的艺人，必须要有“博览该通之理” 做到“幼

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具备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深

厚的文学素养，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元代的“说话”比起

宋代来，对艺人的要求显然更为严格得多。

今存元代的“小说”话本，也主要见于明人编纂的各种

话本小说集。

《六十家小说》中的元代小说话本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

记》、《简帖和尚》、《曹伯明错勘赃记》、《李元吴江救朱蛇》

四篇。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有《苏长卿章台柳传》一篇。

见于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的元代小说话本有八篇：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任孝子烈性为神》、《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小水湾天狐

诒书》、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张孝基陈留认舅》。此外，其

他各种历史文献中，也有少量的元人小说话本。目前所见，

仅有《钱塘梦》（见明刊本《西厢记》附刊）、《魏征梦斩泾河

龙》（见明万历年间刊行的小说传奇合刻本）。

另外，人们还在朝鲜的一部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彦

解》第八十八话中见到名为《车迟国斗圣》的一段文字，约

余字。除以上提及的 六十种小种元代小说话本外，

说》中的《夔关姚卞吊诸葛》和《雷川肖琛贬霸王》两种也

疑为元代作品。今存元代小说话本的概貌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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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灵怪、神仙和妖术类话本

今存元代小说话本中，灵怪、神仙和妖术类作品共有六

篇：《李元吴江救朱蛇》、《小水湾天狐诒书》、《魏征梦斩泾河

龙》、《夔关姚卞吊诸葛》、《雷川肖琛贬霸王》和《福禄寿三

星度世》。

与宋代话本相比，元人的灵怪类小说已基本跳出鬼怪化

成美女诱惑男子的艺术模式，且较多地蒙上了一层道德说教

的面纱。《李元吴江救朱蛇》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

话本所叙主要是“一个秀才救一条蛇，亦得后报”的故事。

其思想题旨在篇尾诗中说得很明白：“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

天降福星临。”入话和篇首也对此作了反复的渲染，认为“积

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读”，只

有“积阴 于冥冥之中”，才是为子孙谋的长久之计。《小水

湾天狐诒书》和《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思想题旨与此相类。

《夔关姚卞吊诸葛》在元代的灵怪类话本中，是颇为独特

的一则小说。全篇以秀才姚卞的遭遇为主线，叙述他的发迹

之事。作者把姚卞的仕途得意，归于他在赴川途中于夔关夜

祭诸葛亮而得到的回报，殊属荒唐。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借

助姚卞这一艺术形象，对科举仕途作了肯定。这在元人的话

本中并不多见。但小说指引的科举仕途，须凭神灵的庇护，

才能获得成功，这又表现了市民的幻想心理。它从一个侧面

对元代社会现实和市民的心态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

相对而言，《雪川肖 贬霸王》在这方面要逊色些。话本

的主要成就是塑造了肖琛 一个不信鬼神者的艺术形象。

这在因果报应和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实属不易。小说中肖

琛数说霸王之罪的描写和《夔关姚卞吊诸葛》中褒扬诸葛亮

功绩的描写，一反一正，都表明了市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元代充满仙家道气的神仙类小说只有《福禄寿三星度世》

一则。话本叙正寿司掌书记的仙官刘本道贬谪下凡为贫儒，

后由南极寿星引归上天的故事，情节发展一波三折，思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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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是劝人“学仙”、“少贪色欲”和“心不瞒人”。作者竭力渲

染的凡人得道升天一途，为当时无数崇尚科举仕途的文人学

士指明了另一条人生之路。从艺术上看，小说将现实和理想

结合，虚构情节，较生动活泼，比《张子房慕道记》更引人

入胜。

（二）传奇和烟粉类话本

传奇和烟粉类话本在元代小说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王魁》、《柳耆卿诗酒玩

江楼记》、《苏长公章台柳》、《张孝基陈留认舅》和《钱塘梦》

六篇。其中，前五种为传奇类话本，后一种是烟粉类话本，

基本上都是艺术佳作。

传奇类话本以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见长。《宿香亭张

浩遇莺莺》即是此类话本的著名作品。这则小说主要叙述张

浩和李莺莺的动人爱情故事，新兴市民的爱情观表现得相当

充分。李莺莺是集中体现作品思想主旨的艺术人物。她因爱

慕张浩的才学，遂借赏春主动向意中人袒露心迹。这是远远

超越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的举动。后又和张浩“私通”，此在封

建卫道者看来，更是越轨的行为。当爱情遭到挫折时，她奋

起抗争，没有屈服，并诉诸法律，终于赢得了幸福的爱情。

一个忠于爱情，热烈追求幸福，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女性

活生生地凸现面前。这同《西厢记》的结尾不同，鲜明地体

现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这一点，在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张浩身

上也有体现。话本表现的虽然是一个古老的主题，情节基本

同《西厢记》，但从反封建的思想意义看，显然“《西厢》不

及宿香亭”。

《王魁》是元代另一著名的传奇类话本。它从另一角度表

现了新兴市民的爱情观。小说叙秀才王魁下第后游于妓家，

得遇敫桂英，两相爱悦，结为夫妇，并于海神庙中焚香设誓，

相约永不变心。后王魁应试得中状元，竟毁弃前约，娶崔相

国女为妻。敫桂英怨恨自杀，化作鬼魂向王魁索命。话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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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王魁对爱情的朝秦暮楚，意在弘扬坚贞不渝的道德情操。

这与《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话

本还突出地刻画了敫桂英的复仇性格，让世上的被压迫者大

快人心，所以，它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柳永和苏轼是宋代的著名文人。他们的逸闻趣事，长期

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苏长公章台

柳》就是根据柳永和苏轼的社会轶闻创作的传奇类小说话本。

前者叙述北宋词人柳永和名妓周月仙的故事。后者描写苏轼

和名妓章台柳的故事。和当时的不少作品相反，这两则话本

中的柳永和苏轼在实际上已成为作者嘲讽的对象。柳永为使

周月仙就范，不惜设计雇人对她施以非礼，手段卑劣，而苏

轼的玩世不恭，也严重地伤害了章台柳的心。章台柳后来嫁

了人，“一任风吹不动摇”，执著地与丈夫相守到老。这种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柳永、苏轼形成鲜明对照，作者的道德评

判，也跃然纸上。

《张孝基陈留认舅》是一篇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传

奇类小说。话本的主人公张孝基既有经商致富的新兴市民思

想，又有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在他的身上，两者交融

汇合，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的印痕。他把读书和务农经商结合，

也为当日的读书人指点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这是一种顺应

时代潮流的积极进取思想。作者采用的虽是古老的话题，但

因赋予了话本以全新的思想意义而耀人眼目。

今存元代唯一的烟粉类话本是《钱塘梦》。它也是一则描

写读书人的小说。不过，比起《张孝基陈留认舅》来，似乎

与旧的传统贴得更近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司马猷是一代饱学

秀才，在杭州游玩时，陶醉于姹紫嫣红的胜景中。他夜宿钱

塘江畔，忽遇美艳女子前来相伴，遂尝尽人间风流乐事，但

醒来才知只是一场空梦，万事依旧。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

大多把跻身上流社会作为奋斗的理想。“黄金屋”、“千钟粟”、

“颜如玉”，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这一切在司马猷

那里，却只能在梦中才能见到，等他重新回到社会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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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幸福又悄然离去。这种读书人的失落感，是元代小说

话本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思

想观念。

元代的传奇和烟粉类小说话本，虽仅存世六篇，但神韵

兼备，各具风采，为人所称道。

（三）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有《曹伯明错勘赃记》、

简帖和尚 任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皂角林大王假形》、

孝子烈性为神》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共六篇。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是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它的进步意义也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

这可在和《错斩崔宁》同一类型的小说《曹伯明错勘赃记》

又名《错下书》）中和《简帖和尚》 得到证明。

《曹伯明错勘赃记》叙写了一则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的婚

姻案。此案本不难审理，但官司打到州里，曹州府州尹偏听

偏信，把曹伯明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又不管是非曲直，

威逼取供，将无辜者投入大牢。在作者的笔下，世间已没有

公道和天理，也没有正义和良知，只有张开血盆大口的豺狼

在凶恶地吞噬着善良的人民。就是那个作为小说正面人物的

东平府蒲左丞 ，在发现此案的破绽后，也不仔细推究，只是

“叫先打一百黄荆，却问”。这种依靠滥施淫威的审案，正是

当时封建衙门的普遍风气 许多公案类话本昭示人们的恰

是这样的社会现实。

《简帖和尚》描写开封瑶台寺的一个和尚，看上了左班殿

直皇甫松年轻貌美的妻子杨氏，设下“简帖”毒计，挑动皇

甫松夫妻反目离婚，然后和尚又骗娶杨氏，结果阴谋败露，

奸僧被“重杖处死”。表面看来，此话本抨击的矛头对准了混

入僧侣队伍的社会渣滓，但透过这一“窗口”，人们看到的却

是封建社会的又一弊端。《皂角林大王假形》意在渲染做官的

艰难，而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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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任孝子烈性为神》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两篇公案

兼朴刀、杆棒类的话本。前者和宋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

儿》等相类，是元代著名的豪侠小说。这类小说深受《聂隐

昆仑奴》红线》、 等唐代“豪侠”类传奇的影响，以

复仇作为艺术表现的主题，而且这些复仇者往往是受害者自

身。后者则以一组侠士群像的塑造受人注目。小说中的宋四

公是位仗义扶弱的英雄豪杰，见张员外当众欺侮捉笊篱的乞

儿，深为不平，设法偷走张家的财物进行报复。临走前，在

壁上留诗，暗示“宋四曾到”，表明他不想为此事连累别人，

具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豪侠气概。另一豪士赵正技艺高

强，当着宋四公的面，故意卖弄手段，先偷走他的金丝猴，

又巧骗其衣服。在他们身上，无疑寄托着市民们的某种希望。

元代的公案和朴刀、杆棒类话本，从批判黑暗社会到赞

扬豪侠英雄，其间的发展轨迹较为清晰。两者的交融渗透，

乃至走上合流之路，促进了英雄传奇小说的问世。我国古典

长篇小说名著《水浒传》，正是这一时代潮流中结出的硕果。

元代是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话本、杂剧和元曲各

放异彩。今存元代小说话本虽然不多，但它们较高的思想价

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自宋代以来，统治阶级为了遏制新兴市民思想的发展，

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等教条，企图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

元代话本在继承宋代话本中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想的同时，

又明显地呈现反理学、反暴政，甚至萌动着某种对抗封建制

度的“异端”思想，新兴市民的意识涌腾不息。

在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充溢着一股肯定“人欲”

的思潮，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理学。

话本描写女主人公韩玉翘貌美如仙，但人生命运十分凄

惨，被皇帝选入后宫，始终“不沾雨露之恩”。在春光明媚的

时节，她寂寞难熬，情思勃发，忧愁成病。皇帝破例让她到

杨太尉家养病。一日，她与杨夫人同到二郎神庙去烧香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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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开销金黄罗帐幔，见到丰神俊雅的二郎神塑像，顿时“目

眩心摇，不觉心里悠悠扬扬”，触动心中郁积的情感闸门，

说：“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平

生之愿。”回家后，她仍“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

一片春心，按捺不住，“欢娱嫌夜短，寂寞夜更长”。话本借

韩玉翘这一艺术形象说明：人的自然的、正常的、生理的欲

望是任何力量抑制不了的。如果它得不到宣泄，就会生出许

多是非之事，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是和程、朱理学相对立

的一种新思想，表明新兴市民对禁锢“人欲”的各种伪道学

的反抗。

在肯定“人欲”的同时，元代小说话本也没有忘记应把

它置于传统道德的规范之中，《任孝子烈性为神》就是一例，

作者强调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时，须遵循道德的规范。

又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塑造了一组侠士的群像，透

过他们的言行，隐约可见其中渗透着的“官逼民反”的异端

思想。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等人，凭借他们莫测高深

的手段，扶助正义，锄灭奸邪，为民伸张正义，所以深受市

民的欢迎。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作者主要描写他们在东京

施展各种巧妙的手段，与官府和坏人作对，闹得封建统治者

也束手无策。这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的行动如出一

辙。可以说，这则话本是《水浒传》的思想前驱。当然，两

者的思想高低和艺术表现的优劣也十分明显。

宋代小说话本的艺术结构比较单一，故事情节发展大多

简洁明了，一般采用单线式的纵向演进。至元代“小说”话

本，则开始注意艺术结构的趋向复杂和完整，情节发展也较

多采用复线式的交叉推进。

以艺术结构的趋向复杂完整而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可为例证。

这是一则公案类小说，但全篇艺术描写的重点似乎不在

勘察。作者从北宋时的“宣和六贼”说起，引出道君皇帝的

好色，从而带出韩玉翘的不被宠幸而发往杨太尉家养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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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件发展的起因。韩玉翘因养病而思春，至二郎神庙求愿，

无意中被庙官窥破心事，遂装扮成二郎神模样前来诱奸，事

发后被打落一只“四缝乌皮皂靴”，使事件的发展有了转折。

以后的破案更是一波三折。对照宋代的公案类小说，这则话

本的案由或是勘案过程都要复杂得多。故事情节发展扑朔迷

离，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较耐咀嚼。

以情节发展的交叉推进而言，《张孝基陈留认舅》可为例

证。

话本以张孝基勤俭持家、教育浪子小舅子回头的故事情

节为发展主线，又从“工商勤苦挣家园”的“长话”古训入

手，引出许昌许家的故事，着重叙写了浪子过迁的“败家五

道”，描述了败家子过迁的各种劣行，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

条副线。全篇主、副线交叉推进，滚动发展，于峰回路转中

照应前后，将故事组织得脉络清晰，丝丝入扣，富有艺术魅

力。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艺术结构也很有特点，它通过宋

写了四公贯串全篇，再向四周辐射 赵正、侯兴、王秀等

人的侠义行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犹如连环套似的。写宋四公

引出赵正，由赵正带出侯兴，再由侯兴拈出王秀。人物一个

接着一个，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百川归海，

四人大闹东京，来了个集体亮相，完成了塑造侠士群像的艺

术使命。

倘以艺术技巧而言，元代小说话本在宋代话本已为小说

美学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珍视之奥秘的基础上，更显得成熟

和得心应手。

小说“悬念”的设置，是诱人进入话本特定情景的重要

艺术手段，尤其是在口头表演的小说话本中，为了要聚集听

众，竭力调动他们的审美注意力，更显得十分重要。“说话”

艺人大多深谙此中三昧，对“悬念”的设置巧妙又周到。《简

帖和尚》是堪称体现这一艺术美学的佳作。

小说开头描写简帖僧让僧儿送帖，踏上实施罪恶阴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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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时，故意隐去其真实的身份和意图，将他精心策划的

骗局千方百计遮盖起来。这就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产生了

“悬念”，诱导着读者（听众）欣赏视点的凝集。然后是皇甫

松中计，引起家庭矛盾，并闹到官府，把故事推向高潮，而

简帖僧却始终未露一面，深化了“悬念”。接着，杨氏欲投河

自尽，一下子激化矛盾，并紧紧地抓住了人们的心。突然又

冒出一个婆婆，将她拉住。几天后，婆婆的家中闪过简帖僧

的身影，他设置的骗局开始露出端倪。婆婆劝婚，杨氏被迫

依允，奸僧达到了目的。此时，作者的笔锋陡然一转，让几

个人物同时在大相国寺里“亮相”，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是小

说发展的高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为解开谜底，

揭穿骗局做了必要的铺垫。话本前后呼应，丝丝入扣，把整

个案件写得意趣盎然，引人入胜。

第八节　　元代讲史话本

“说铁骑儿”和“说经”在南宋曾活跃过一时，至元代已

基本销声匿迹。

元代“说话”中，最为发达的是“讲史”一家。其时，

无论是都市的市井瓦舍勾栏还是皇家的宫室豪宅，都能见到

“讲史”艺人的身影。据记载，杭州勾栏中有“演说野史”的

胡仲彬姐妹，另一女艺人高秀英的“讲史”表演，也为时人

推重。

元代讲史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代的民族矛盾十

分尖锐。我国中原地区在受到异族铁蹄的践踏后，人民的安

定生活被彻底摧毁，心灵也遭受巨大的创伤，这使那些反映

“《通鉴》汉唐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话本的崛起有

了适宜的土壤。二是元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后实行的文化专

制政策。他们严禁说唱词话和通俗小说，这也促使“说话”

艺人去从事“讲史”的演出，甚至连朝廷的高官也热衷于此。

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记录了元代的“讲史”话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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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种之多，此外尚有《吴越春秋连像平话》、 金统残唐

《赵太祖飞龙记》等，可见元代“讲史”的繁荣。可惜

它们大多已经佚失。今存的元代讲史话本仅有《武王伐纣

书》、《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三国志平话》

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六种。另有《三分事略》一种，实是

《三国志平话》的异名，它们是元代讲史话本园地中盛开的鲜

花。

（一）《武王伐纣书》

此书别题《吕望兴周》，又名《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

书》，作者姓名已佚。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今本为元代至

治年间（ ）建安虞氏刊刻，原刊本现藏日本内阁

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全书演述殷商史事。上卷叙纣王初政，天下太平，只因

贪恋美色，选来妲己入宫受宠，从此不理朝政，荒淫奢侈，

暴虐百姓，害死姜皇后，迫害太子殷交，又不听西伯侯姬昌

进谏，国家危机四伏。中卷叙纣王和妲己斫胫看髓，剖剔孕

妇，残害百姓至极。又听信妲己谗言， 里城，将姬昌囚禁

并把姬昌的儿子伯邑考剁为肉酱后赐送他吃，良心丧尽，坏

事做绝，引得天怒人怨，太子殷交举兵讨伐。七年后姬昌出

狱，回到封地岐州，推行仁政，国泰民安。下卷记姬昌访求

姜尚，请贤伐纣，为民除害。不久，姬昌病逝，姬发继位为

武王，拜姜尚为将，领兵度潼关，得众人相助，尤其是太子

殷交的全力支持，攻克朝歌。在清算了纣王和妲己的罪行后，

周武王将两人处死。

这则话本的故事和人物均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主要采自

《尚书》中的《牧誓》、《武成》和《史记》中的《殷本纪》、

《周本纪》等。然而，它并非历史的实录，“讲史”艺人敷演

捏合，大肆铺陈，甚至搀入怪异神奇和大胆的艺术想像，使

话本较史书更为生动。全篇文字虽较粗疏，但结构完整，情

节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尚能注意刻画人物形象，是元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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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代表作之一。

话本题为《武王伐纣书》，但作者叙写的重点不在“武王

正是伐纣”的过程，而意在揭示“武王伐纣”的缘由 纣

王的暴虐无道，才造成了国家的覆亡。这有利于表现其反专

制、反暴政的思想主旨。在这则话本中，纣王的专制、残暴

以及荒淫无道的罪行，骇人听闻。这一艺术形象，在我国文

学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的纣王，固然是个残暴的

君主，但话本显然对他的罪行作了极度的艺术夸张，这与深

刻地表现话本反专制、反暴政的思想主题是一致的。

作为纣王对立面出现的艺术形象是周文王姬昌和武王姬

发。他们在封地推行仁政，深得百姓拥戴。后来顺应民意，

由姬昌统军讨伐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一反一

正艺术形象意在说明：“不行仁政，失其天下”，而行仁政，

则得天下。话本的思想主题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中得到了鲜明

的体现。 武王伐纣书》中的反暴政、反专制的思想，无疑反

映了元代人民的理想。倘把这则话本置于元代的历史背景中

来考察，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讲史”艺人大多生活于社会

底层，与人民休戚与共，各种平民意识在话本中时有流露。

作者多次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思想，折射着元代市民

的心声。

人物形象较为丰满，这也是 武王伐纣书》的成功之处。

如姜尚，本是东海郡人，在朝歌市上卖卜，先为纣王收

买，封为司马参军，受命捕获黄飞虎。但当他认清了主子无

道不仁的真面目后，便弃官而去，隐身于渭水之滨。然而，

他面对姬昌的礼贤下士，并探明其具有天子之德后，又毅然

出山，辅佐周文王父子成就大业。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着

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理想。与 三国志平话》中的

诸葛亮堪称艺术双璧。这一艺术形象，是作者汲取了民间广

为流传的姜子牙故事的产物，融合了市民希望于乱世之中能

有姜尚一类的贤臣出世，辅佐明君，推行仁政立国的政治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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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妲己是话本作者创造的另一类艺术形象。她利用自

己的美貌，媚惑纣王，干尽坏事，并且巧言善辩，千方百计

掩饰各种丑行。纣王的无道，她固然有责，但从本质上说，

妲己也是旧制度的牺牲者。有人视“女人是祸祟”，将殷朝的

亡全归罪于妲己，是不公平的。话本作者受到封建道德陈

腐观念的影响，在她身上融入了九尾金毛狐转世的荒谬传说，

应予正名。

再如纣王这一艺术形象，尽管作者刻意丑化，但他的性

格也较复杂。话本开头写他初政时，是个“仁德之君”，其所

辖三十六镇诸侯，“一年两次来朝进奉”，“八方宁静，四海安

然，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这与后来的无道昏君相比，反差

是何等鲜明。此外，姬昌、比干、费仲、伯邑考、姬发等人，

也都写得各有特点。

（二）《三国志平话》

此书全名《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

作者姓名已佚。今存 建安虞氏元代至治年间（

刊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有盐谷温影印本。

全书演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从东汉时期的历史说

起，一直到刘渊灭晋、大赦天下止。三国及其前后的历史风

云历历展现。上卷记东汉末年，社会窳败，黄巾军揭竿而起，

刘备、关羽、张飞等乘时而出，桃园结义后，杀太守，战吕

布，投曹操，成为乱世英雄。中卷记刘备的崛起。他受封豫

州牧后，得大将赵云，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吴抗魏，

于赤壁大败魏军。下卷记刘备取西川，建蜀国，成三分天下

之势，并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南征北战，得马超，失庞统，

封五虎将。后临终遗命托孤，孔明出师，错失街亭，挥泪斩

马谡，五丈原殒命，司马氏统一三国，是为晋。

三国志平话》上卷起首有“头回”，叙述司马仲相阴间

断狱的故事。这个“头回”，相当于后世长篇章回小说的“楔

子” 是话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由此 引人入入手敷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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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后来，冯梦龙在此“头回”的基础上，经过改编和艺术

加工，将它再创作成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辑入《古今

说》一书。

在《三国志平话》成书前，许多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艺人在反复的演出中，不断地根据市民的反馈几经修改，所

以书中搀入的市民意识甚为明显。如全书的拥刘贬曹思想相

当突出，这与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史学观迥异。

北宋时代，司马光曾写过一部《资治通鉴》，在叙述三国

史事时，基本上是以魏作正统的。这大致上符合历史的真实。

魏、蜀、吴三国相争，由分治到统一，客观地说，魏占主导

地位。魏国不仅地广人多，而且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较

蜀、吴两国相对要大一些。史书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话本《三国志平话》呈现的拥刘贬曹思想，显然和元代

社会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密切相关。

其一，话本多次强调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是汉朝政

权的继承者，这体现了人民希望恢复汉王朝统治的强烈愿望。

其二，蜀国位处南部，与建国于北方的魏国对峙，很容

易使人勾起对元代社会现实的联想。拥刘贬曹思想的滋生，

是人民这种心态的真实流露。

其三，话本中的刘备是个“好皇帝”，不仅礼贤下士，而

且以仁德治理天下，在他身上寄托着人民殷切的期望，这也

曲折地反映了元代人民对专制、残暴的统治者的愤恨。

也正因此，拥刘贬曹的思想很受市民的欢迎，讲史艺人

将它作为话本的思想基调，正是顺应这种民心的必然结果。

三国与史书相比， 志平话》不仅有较为生动的故事情

节，而且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

猛，赵云的忠，诸葛亮的智慧，袁绍的迂腐，曹操的奸雄和

周瑜的刚愎自用等，都在话本中有生动的体现。

全篇文字简率、质朴，但尚生动有趣。作者于史事的叙

述中，不时插入若干韵文和诗词，以调动听众的审美情绪。

除“说”之外，还有“表”，口头表演的特色显著。

第 66 页

近年来，人们新发现了一部名为《三分事略》的讲史话

本。其书上图下文，上图有题。有上、中、下三卷。上、中

卷首行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央夹有“甲午新刊”

字样，据版式、 三国志行款及图书“建安书堂”，可知它与

平话》系同为建安虞氏刻本。而经内容的对勘，两书仅有少

量文字差异，乃同书异名。然而，孰先孰后，人们尚有不同

看法。

我 年，当为《三国认为， 三分事略》的刊行是在

志平话》的原刊本。其理由是：

第一，据目前所见的日本天理图书馆影印本来看，“至元

新刊”、“甲午新刊”等字样十分清晰，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

据说明它系后人的伪托之前，遽难否定。

第二，今存“天图本” 三分事略》的字体比《三国志平

话》似更粗陋，早期刻本的痕迹非常明显。

第三，《三国志平话》上卷篇首有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作

“入话”，与《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 秦并六国》及

《前汉书》诸则相比，有相当明显的区别，说明它原来很可能

是一则独立的讲史话本，是建安虞氏将其编入“全相平话”

系列的，而且，这“平话”两字也有可能是编者为统一此套

丛书的体例而添加的。

第四，演述三国故事的民间“说话”一直长盛不衰。早

期的“说话”名为“说三分”或“三分书”，这在现有的文献

资料中曾多次提及。这“三分书”有可能就是 三分事略》

的简称，而讲史《三国志平话》之名的确定，比“说三分”

或“三分书”要晚。

（三）《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和《前汉书》

除 武王伐纣书》和《三国志平话》外，今存福建建安

虞氏刊行的讲史话本还有《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和《

汉书》三种。

《乐毅图齐》全名《全相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

第 67 页

又称《七国春秋平话后集》，作者姓名已佚。全书分上、中、

下三卷，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话本题为《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当有《七国春秋平话前

集》，今虽不见，但紧接上卷篇首所引的两首七绝诗后，有段

概述性的说明，则向人们透露了《前集》的存在和内容。在

此段话下用“却说”两字转入本书。联系罗烨《醉翁谈录》

“小说开辟”所说“论机谋有孙庞斗智”的话，正与这段文字

符合。我们推测这部《七国春秋前集》的书名，有可能是

《全相孙庞斗智七国春秋前集》。若是，则今存明代崇祯年间

刊本《孙庞演义》值得注意。其书又名《新刻全相孙庞斗智

演义》，又名《前七国志孙庞演义》，它很可能即是那部已经

失佚了的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七国春秋平话前集》或是

《七国春秋平话前集》的复刻本。

今存《乐毅图齐》叙春秋时代燕、齐两国的史事。上卷

记齐、燕交战，燕昭王拜乐毅为帅；中卷记乐毅破齐，孙膑、

田单复齐；下卷记孙膑、乐毅之师鬼谷子和黄伯杨之间的斗

法。话本篇首有两首七绝诗。其一云：“战国诸侯号七雄，干

戈终日互相攻；燕邦乐毅齐孙膑，谋略纵横七国中。”它表明

了话本的创作主旨，是在诸侯称雄的战国时代，尤其是齐、

燕两国的战争中，赞扬乐毅和孙膑的谋略。这也是全篇的思

想基调。

话本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上围绕乐毅和孙膑两人而展

开的。全书所记人物，多为历史上实有，而事迹言行却难觅

踪迹。作者描述乐毅和孙膑的斗法，尤其是他们的师父黄伯

杨和鬼谷子的各逞所能，充满怪异色彩，为后世“讲史”和

“神怪”小说的合流开了先河。书中讲史艺人口头表演时的用

语，如“怎见得”、“言者为证”、“有诗为证”、“怎生结束”

等等，触目皆是，特别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转折处更是如此。

可见《乐毅图齐》较为接近于“讲史”艺人使用的原始底本，

作为元代讲史话本的研究史料，较具价值。

《秦并六国》全名《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

第 68 页

传》，作者姓名已佚。原刊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

郎影印本。

与《乐毅图齐》不同，《秦并六国》是一部纯粹的讲史话

本。没有搀入一星半点的怪异和荒诞成分。上卷记秦王嬴政

出身和秦灭韩攻赵之事，中卷记荆轲刺秦王，秦灭燕、魏、

楚诸国的经过，下卷记秦在亡齐后，统一六国，并行焚书坑

儒，和秦始皇入海求仙、博浪沙遇刺，覆亡于刘邦、项羽之

手等史事。它主要取材于《史记》等历史典籍，也有部分内

容直接从史书移入，较为忠实于历史。这种依傍史书，演绎

故事的创作手法，是讲史话本的常见类型。后世的长篇历史

小说，如 东周列国志》等曾深受其影响。

秦王嬴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一个皇帝，如何对他

的历史作用给以恰当的评价，是历代史学家的一个重大课题，

也成为检验他们所持历史观的试金石。《秦并六国》既以《史

记》为主要创作素材，也继承了司马迁的进步史学观。其思

想题旨在话本开头的二首上场诗和篇尾的议论及下场诗中得

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秦并六国》中，紧接篇首诗的是一则叙述历代兴亡

的“入话”。它和《五代史平话》之首的《梁史平话》的开头

极为相似，可见此书原来是一部独立的讲史话本。它的体裁

风格与《武王伐纣书》等不同，将它和另几种讲史话本并列，

大概出自元人虞氏之手。

《秦并六国》在注重史实的同时，也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

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较为注意详略繁简，对秦灭六国的

过程，不作大肆铺陈，而对某些民间盛传的历史传说，如荆

轲刺秦王等，则叙写得脉络分明，文采斐然，人物的性格也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鲜明起来。如话本中的秦始皇，既

有雄才大略，又颇残暴专制，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

这种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使话本较具艺术的感染力。

《前汉书》全名《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又名《新刊全相

平话前汉书续集》，别名《吕后斩韩信》。作者姓名已佚，原

第 69 页

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

《前汉书》名为“续集”必有“正集”。本书史事起自

“大汉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主要叙述刘邦得天

下后，与吕后诛杀功臣之事。而“正集”的内容很可能是项

羽和刘邦的起事以及楚汉相争的故事。此书有上、中、下三

卷。上卷记刘邦诛韩信，征陈豨，捉季布和钟离末等。中卷

记刘邦杀彭越、英布，汉高祖崩后，吕后杀赵王如意和戚夫

人等。下卷记吕后专权乱国，刘泽举兵反吕，汉文帝即位。

与《秦并六国》一样，全书也主要取材于史书《汉书》，并采

撷民间的历史传说。从话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同情韩信

而否定刘邦，对吕后专权也持揭露和抨击之心。这和另几部

讲史话本所体现的市民思想是一致的。

讲说《汉书》，在南宋已很流行。这部《前汉书》可能即

由宋元时代“讲史”艺人的底本而来。书中各节前常有“话

分两头”、“却说”等艺人用语，且上卷有一节叙说“高祖即

行圣旨诏行天下，拘刷钟离末、季布二人”时，突然插入

“不用此行圣旨，致使君臣失义；信有十大功劳，变作斩鬼”

的话，明显是“ 汉书》的记载，讲史”艺人的口气。比起

《前汉书》的故事生动，情节丰富，摹写绘声绘色得多，且人

物形象较为鲜明。话本的不少内容被后来的《全汉志传》和

《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等小说采用，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这五种平话又被今人取名为《全相平话五种》而在社会

上广泛流传。

“平话”是讲史话本的别称；“全相”亦即“全像”，可见

这类讲史话本是图文并茂，比较生动的。如 武王伐纣书》，

原本每页上端约三分之一是绘图，图下三分之二是文字，分

卷无目，但每幅图上有题字，其作用类似回目。全书有图四

十二幅，故题字也是四十二目。其中上、中卷各十五回，下

卷十二回。另几种也都大同小异。各本在第一图的标题下，

都存有刻工的姓 秦并六国》题作“黄叔安刊”外，名。除

武王伐纣书》、 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和 前汉书》都

第 70 页

题作“古樵吴俊甫刊”或“樵川吴俊甫刊”。看来，这五种平

话似是互相连贯的系列丛书。《武王伐纣书》为丛书之首。今

存本篇首即是一首七绝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

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既是《武王

伐纣书》的“篇首”，也可视作丛书的“篇首”。紧接此诗的

“头回”，为全书的“楔子”。从此诗及今存的五种话本内容来

看，建安虞氏刊行的这套讲史话本，决非只有五种。它可能

还有《列国志》、《后汉书》，以及讲述唐、宋、金史的各种话

本。可惜它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使人无法探知其总貌。

在元代讲史话本中，除了建安虞氏刊行的五种平话外，

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一种。此书最早著录于明《文渊阁

书目》卷六“杂史”类，注云“一部一册，阙”。《永乐大典》

五千二百四十卷“辽”字韵收录。作者不详。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元代。全书不分卷，

以薛仁贵为中心，记述他在唐初的征辽史事，约可分为三大

部分。其一，叙征辽缘由；其二，写薛仁贵征辽功勋卓著，

是话本的主干；其三是征辽取胜。话本所述薛仁贵征辽，历

史上实有其事。《旧唐书》、《新唐书》皆有《薛仁贵传》，彰

其显功。较之话本所记，内容大体相符。书中称征辽功绩为

张士贵、刘君 甚至几次从背后施射冒领，刘君 冷箭企图

射死仁贵；事发，张、刘两人共谋反唐投敌，被尉迟敬德抓

获，后一死一逐等事，皆史传所无，恐是艺人之言，说明此

书的创作是在依据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捏合民间的各种历史传

说而成。在这些添加和捏合的情节中，反映出市民的心迹。

综观《薛仁贵征辽事略》，受宋元“发迹变泰”话本的影

响较深。此书也是“讲史”和“小说”逐渐合流的见证。“发

迹变泰”话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意外的机遇，主人公由

贫变富，乃至“发迹”，成就大业，其间往往又掺杂某些幻想

和“天命”的成分。《薛仁贵征辽事略》基本具备这些特征。

话本中的薛仁贵英勇善战，又不计名利，能捐弃私仇，

具有高尚的道 可谓忠心耿德情操。他面对强敌 一往无前

第 71 页

耿之至！张士贵冒领其功，刘君昴几次欲置他于死地，薛仁

贵都能以征辽大业为重，终于赢得全体朝臣和军士的折服，

也使李世民对他刮目相看。这是市民心目中的一个充分理想

化了的英雄。他在元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社

会历史背景使薛仁贵的艺术形象大放光彩。

《薛仁贵征辽事略》的文字古朴简率，故事结构完整，情

节曲折有致，细节描写较为充分，尚具文学性，是值得一读

的元代讲史话本。

元代讲史话本在艺人的不断演出实践中，也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艺术体制。归结起来，大约有以下四端：

（一）篇幅长，分卷立回

小说话本只“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

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内容一般较为简单，人物也很集中。

从现存的小说话本来看，几无例外地是单篇单回。其篇幅一

般也较为简短，字数大约在二千至二万之间。而讲史话本的

篇幅都很长，字数多在三万至十万左右。这是由话本讲述历

代兴废争战之事的丰富内容所决定的。作品的时间跨度长，

场面描写也多，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如《三国志平话》约

有八万余字，讲史艺人一次讲完是不可能的，必须中途停顿，

分几次讲，这就有了分卷立回的需要。它以史事的发展分上、

中、下三卷，每卷又分若干节。这种按故事内容的分卷立回，

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基本特征。明清以来的各种长篇小说创作，

大多篇幅宏大，作者采用分卷（章）立回的方式，纲举目张，

其源主要来自元代的讲史话本。

（二）有篇首诗和篇尾诗

讲史话本皆有“篇首诗”和“篇尾诗”，有的在每卷的首

尾也如此。在这些“篇首诗”中，艺人常用一两首七律或七

绝诗，或概括全部历史，如《武王伐纣书》、《薛仁贵征辽事

略》；或交代全书梗概，如《七国春秋平话后集》；或评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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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如《三国志平话》；或昭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如《前汉书

平话》等。其“篇尾诗”也大多总结全篇内容和作出评论以

为借鉴。这一形式基本与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相同，也为后

来的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袭用。

（三）叙事运用断代编年体

断代编年体，是我国史学著作的基本叙事文体。如《资

治通鉴》，堪称典范。讲史话本的叙事既以忠于史实为主，必

然也会借鉴这种叙事模式。它既符合我国的史学传统，也适

合一般市民的欣赏习惯，容易受到他们的欢迎。在正文开始

前，讲史话本一般都有一段“开天辟地”的叙述语纵论历史，

犹如小说话本中的“头回”（《三国志平话》还捏合民间流传

的司马仲相断狱为历史上的韩信、彭越和英布伸冤的故事以

作“头回”），再引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背景等的概述。

全篇脉络清晰，艺人娓娓讲来，颇能动人。

（四）语言半文半白

讲史话本的语言大体上采用正史的书面语，有时夹入部

分口语、俗语，文中常常穿插诗词、表章、信柬等，以增加

读者的知识，吸引听众。但与小说话本相比，口头表演的特

色逊色不少，尚未脱尽仿习史学著作的文言气息。后世《三

国志通俗演义》、《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诸书也大体如

是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在社会上的广泛流布。

第九节　　宋元话本的深远影响

在我国小说史上，宋元话本有着深远的影响，仅以几部

长篇名著而言，都和它关系密切。下面试举数例略作说明。

（一）《水浒传》

《水浒传》的前身是《水浒传词话》。今本《水浒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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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保留着讲唱文学的特点。其第一回前有“引首”，即是全

书的楔子，相当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篇首”或“入话”。全

书各回大多以诗词作结，中间穿插大量韵文，基本相类于小

说话本的艺术体制。第十六回说的是“智取生辰纲”之事，

结尾说“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露出了它是从讲唱文学

《水浒传词话》蜕变而来的痕迹。又，今本水浒故事的发生地

是山东的梁山泊，但在此回中却有一段描写黄泥冈形势的赞

语说：“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浑似老龙形，险

处但闻风雨响。⋯⋯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作

者明确点明故事的发生地是河北的太行山。之所以会发生这

种错误，显然并不能只用作者缺乏地理常识这一点来解释，

而主要是作者在从早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话本《水浒传词话》

改编成小说《水浒传》的过程中的疏忽所造成的，以致无意

中留下了这一蛛丝马迹。

《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鲁智深，几乎无人不晓。他

粗中有细，勇猛机智，豁达诙谐，见义勇为，十分令人喜爱。

但这一艺术形象，在有关的《水浒》故事的原始资料中，本

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只对他提了一句：

“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至于“拳打镇关

西”、“倒拔垂杨柳”、“大闹五台山”等一系列刻画人物性格

的精彩篇章，则一概没有。其原型究竟来自何处？已有研究

者指出，这实与宋代小说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有关。

这则话本说：“身高八尺，满身花绣”的郑州泰宁军人郑信，

流落东京，被大员外收作心腹。东京某破落户的妹妹曾嫁给

张员外之父为妾，“为争口闲气，一条绳缢死了”。夏扯驴便

屡次上门吓诈，向张员外勒索钱财。郑信为维护主人利益，

与他厮打，“拳到手起，去太阳穴上打个正着，夏扯驴扑的倒

地，登时身死”。后来，郑信投奔太原种师道 就是《水浒

传》中鲁智深的上司“小种经略相公”。很显然，话本中的郑

信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有着某种值得探寻的联系。尤可

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屠户“镇关西”，原姓郑，恰和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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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姓，很可能是《水浒传》的改编者在塑造鲁智深和“镇

关西”的艺术形象时，随手从话本中拈了个姓氏而未细思，

再糅合生活中的其他一些素材创作而成。这证明鲁智深的艺

术原型实源于宋代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和《水浒传》的渊源关系还有例

证。这则话本中的某些诗词与《水浒传》前十三回的部分诗

词有相似之处。如其中的咏雪词《鹧鸪天》，与《水浒传》中

林冲雪夜奔梁山时的那首咏雪词仅有个别文字的变动。今比

较如下：

凛冽严凝雾气昏，空中瑞雪降纷纷。

须臾四野难分别，顷刻山河不见痕。

银世界，玉乾坤，座中隐隐接昆仑。

若还下到三更后，直要填平玉帝门。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凛冽严凝雾气昏，须臾四野难分路，

银世界，玉乾坤，若还下到三更后，

空中祥瑞降纷纷。顷刻山河不见痕。

座中隐隐接昆仑。仿佛填平玉帝门。

《水浒传》

这说明，《水浒传》在成书时，确从宋代话本《郑节使立

功神臂弓》中汲取过艺术的养料。

此外，在《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宋元话

本对它的影响同样不应忽视。前面所述的《宋四公大闹禁魂

张》即是其中的一例。

（二）《金瓶梅词话》

在这部明代长篇小说的素材渊源中，至少和《志诚张主

管》、《洛阳三怪记》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西山一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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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温拦路虎传》等五则宋元话本密切相关。

以《志诚张主管》为例，《金瓶梅词话》中主人公之一潘

金莲的身世遭遇和那位小夫人是何等相似。尤其是两人在婚

姻上的不幸，几同一辙。《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描写王婆的韵

语以及第十三回叙述李瓶儿从大名府梁中书家逃出时带了一

百颗西洋大珠，第一百回写春梅在夜里派人送东西与周秀之

亲随李安，李安之母不让他儿子再到周家去的情节和写韩爱

姐“乌云不整”的一段韵语，都引自《志诚张主管》，两者因

袭关系十分明显。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二回的两首赞辞《非干虎啸》和

《黄罗抹额》以及潘道士驱使神将为李瓶儿解禳的描写，与

《西山一窟鬼》有直接联系。其中《黄罗抹额》的赞辞，又见

于《洛阳三怪记》，两者相勘， 洛阳三怪记》的词句似更拙

朴，约早于《西山一窟鬼》。《金瓶梅词话》将此两首赞辞移

录，表明它在成书过程中，确和话本等说唱文学发生过联系。

尽管书中的赞词与宋元话本相比有较多异文，如将“癞道人”

改成“潘道士”等，但它们间的“血缘”关系尚可探寻。同

回叙写怪风吹灭李瓶儿的本命灯，将死的命运已无可挽回的

情节，在《西山一窟鬼》的另一首赞辞中也可找到类似的描

写。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有李衙内“在于杏花庄大酒楼

下，看教师李贵”卖艺和觊觎官家妇女的情节，这李贵也在

宋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出现过。话本写他于“庙会比武”

时，刚愎自信，败下阵来，两者蹈袭之迹分明。《金瓶梅词

话》第七十三回描写尼僧“讲说佛法”时，向众人叙述的内

容为《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的故事梗概。这一事实清楚地表

明了它向流行于市民中的话本觅取过创作素材，也是此书和

宋代话本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直接佐证。

以上仅叙述了《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与宋元小说

话本间的不解之缘。其他几部著名小说如《西游记》、《三国

演义》、《红楼梦》乃至《儒林外史》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地

第 76 页

和宋元话本发生过各种关系。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

可资我们借鉴。

下面再简略地说一下元代讲史话本对我国长篇历史小说

的影响，也举两例说明。

一）《武王伐纣书》对《封神演义》的影响

这两书的情节虽略有不同，但前者绝大部分被《封神演

义》所吸收。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日

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封神演义》的封面别题《武王伐纣外

史》，可见它确系袭自元代话本而成。许仲琳（一说为陆西

星）在创作《封神演义》时，完全采纳了《武王伐纣书》的

主要内容，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的艺术想像和精心的艺

术构思而创作成一部篇幅浩大，内容充实的神怪小说的。话

本中反专政、反暴政的思想，也为《封神演义》所继承，这

在哪吒剔骨还肉和黄飞虎反商归周等情节叙写中有生动的表

现。但 封神演义》也对 武王伐纣书》中的进步思想有部

分否 封神演义》之定。值得注意的是在 武王伐纣书》和

间，还有一部 列国志传》，系明人余邵鱼编，内容与《武王

伐纣书》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加忠于史实，不作神怪描叙，

也少艺术想像或夸张。一般认为《封神演义》比较接近于

《列国志传》 武，而离《武王伐纣书》稍远。这并不能否定

王伐纣书》的“祖本”价值，因为《列国志传》本身也系

《武王伐纣书》影响下的产品。体现在《封神演义》思想中的

某些倒退，恐怕与《列国志传》有关。

（二）《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

这两书的承袭关系，基本同《武王伐纣书》和《封神演

义》，即 三国志平话》的主要情节，都被《三国志通俗演

义》吸收，只是后者的篇幅比话本大为增加，内容也更充实

和丰富，思想容量更大。如“三顾茅庐”一节，话本中仅有

寥寥几百 而到了《三国志通俗字的叙写，且文字较为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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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中，则成为全书的精彩篇章 三国志之一，罗贯中在

平话》的基础上，对它作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展现出一幅幅

精妙绝伦的艺术画面。而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刘备和诸葛亮

的艺术形象也活灵活现。然究其根，则远在平话之中。再如

“煮酒论英雄”一节，话本仅说“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

名日‘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寥寥几字，平

淡无奇。但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一故事却演绎成整整一回，

并且精雕细刻，绘声绘色地描摹出刘备和曹操的内心活动，

真是惟妙惟肖之至，使人有亲见其人，如历其境之感，于平

淡中隐伏着刀光剑影。综观两书，以蜀汉为中心，始于桃园

结义，终于晋王统一的基本艺术框架和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全同。两者的因袭关系非常明显。

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小说，很少没有受过宋元话本影响

的。我国古代小说大厦的耸立，是由无数的砖石垒砌而成的，

而宋元话本就是奠基的砖石。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

基础。不仅如此，宋元话本还对我国古代的诗、词、曲、散

文，尤其戏剧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可以说，没有宋元话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文学。

第 78 页

第一节“拟话本”的勃兴

本章叙述明代至清初话本小说发展，这是它的又一个全

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拟话本”的勃兴。

什么是“拟话本”呢？

它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由文人模仿话本的艺术

形式而写成的白话短篇小说。

最早创立“拟话本”这一名称的是鲁迅，他在《中国小

说史略》一书中列有专章，对“拟话本”作了初步论述，认

为它的基本特征是“蒙话本之影响”。也就是说，“拟话本”

的艺术体制，是模仿话本的。若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看，“拟

话本”是话本艺术体制的延续和发展。

拟话本篇幅简短的特点，与话本相同。现存的话本中，

除了《碾玉观音》是上、下两篇的以外，尚无多回连续的实

例。一些著名的拟话本集，如“三言”、“二拍”等，所辑录

的也只是单回的白话短篇小说。

诚然，在文体演变的渐进过程中，拟话本也有从短篇向

中 鼓掌、长篇发展的趋势。明清之际的部分拟话本集，如

绝尘》、《宜春香质》、《弁而钗》等，以“风、花、雪、月”、

“元、亨、利、贞”或是“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命集

的，每集四至五回，皆演述一则独立的故事。它们是扩大了

的短篇，应把它们归入“拟话本”之内。至于那些仅演述一

个故事，而篇幅长达七回以上的作品，类似于今天的中、长

篇小说。若将它们也视为“拟话本”，显然与其本义不合。

笔者之所以要作这样的界定，是因为和唐代的话本小说

一样，在“拟话本”小说的衡定上，在学界同样存在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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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而如果不力求把研究范围和对象搞清楚，话本小说

史的撰写就相当困难。在有关“拟话本”小说的问题上，目

前确也存在着对象不清和研究范围过大的现象。有人不加分

析地把所有明清时期的小说都视作“拟话本”，如认为一百回

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拟话本”小说等等之类

的观点不绝于耳。这是只看表面、未及深究实质而产生的失

察。话本是艺人演述的口头文学，一般篇幅都很短。因为要

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完一二个故事，篇幅长了就不能在一次讲

完，而连续不断的演出，不利于吸引听众，造成商业利益的

损失，所以那些聪明的艺人绝不会去做傻事。“拟话本”小说

的关键在于一个“拟”字，虽然它由艺人的口头表演变成书

面的小说文本，但那也只是短篇而非长篇。那些连续不断的

口头演出，在后来被人们称为“评话”，它是由短篇的讲史话

本（又称“平话”）发展而成的长篇弹词作品。把不同文体的

作品统统归为“拟话本”之列是很荒谬的。只有那些短篇的

小说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拟话本”小说。

不是绝对把单回小说而是把篇幅在六回（含六回）以下

的小说都归为“拟话本”小说之林，是基于以下两点想法：

一是充分考虑到现有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状况。我曾经

把中国小说的全部“库存量”逐一作过一遍验证，大致在一

回到二百余回左右。那些几十回以上，演述多个人物和故事

的固然不能算短篇，而六回（少量小说是八回）似乎是一条

分界线。一是六回及六回以下的小说相对较多，二是这类作

品大多情节单线发展，结构不复杂，人物也较少，把它们列

为短篇是有充分理由的。二是根据一般人的审美习惯而定。

例如，连续电视剧的分类，一般也是六集或六集以下算短篇，

七集以上是中篇，如果超过二十集，则大概要算是长篇的了。

当然，这种看法还可讨论。但无限制地把所有的明清小说

（即使小说内容有韵文或诗词或有“话说”、“上回说到”、“欲

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标志性提示语的）都当作

“拟话本”来看待是不可取的。是“拟话本”和受“拟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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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小说，混淆它们的区别，视其为一

体，这种对概念的模糊，在学术研究中是很犯忌的。

“拟话本”始于何时？由于话本成型过程的复杂难辨，我

们已很难确切地断定它的初创时代。我国的元末明初，是一

个话本与拟话本共存、互相竞争的年代。可惜由于史料失载，

已无法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形。尽管如此，有一点则可明确：

拟话本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文人的积极参与

创作，印刷业的发展和书贾们的出版热情等等。而这一切，

只有在明初才逐步具备。试以印刷业的崛起为例，拟话本的

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它。宋元时期，雕版印书事业虽较发达，

但刻印的主要是一些经史类著作和诗文集。而在明初，这种

情况有了改观。《六十家小说》（又名《清平山堂话本》）、《熊

龙峰刊行小说四种》等拟话本小说集纷纷刊行面世。尤其是

明代万历以后，经过冯梦龙、凌濛初、席浪仙、西湖渔隐主

人、周清源等人的不懈努力，拟话本小说创作形成高潮，独

步一时。因此，人们把明初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视作“拟话

本”，而把宋元时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话本”，是非常正

确的。

全盛期的拟话本小说是我国文学的骄傲，它的思想意义

达到了时代的高峰。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滋生，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文化形态也在成长。以

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想潮流正激荡于社会，猛烈地冲击

着旧文学的堤岸。当时的拟话本小说大多显露着反封建、反

理学、反传统的战斗锋芒，闪耀着尊重“人欲”，要求个性解

放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曙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

的杜十娘，以“情”为自己的生活理想，一生追求诚挚的爱

情，尤其是人格的平等，尊严和自我价值，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同情不幸失身的女子，表示了对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伪道学的蔑视。卖油郎秦重凭借着

一片诚笃和真情，战胜满城恶少，“独占”名妓莘瑶琴，显现

出市民阶层在爱情生活中的力量。《施润泽滩阙遇友》描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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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小手工业者到“冠于一镇”的大手工场主的发家史，表

现了新兴市民阶层对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和进取精神等等。

它们都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封建社会世俗生活的画卷，

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在艺术上，拟话本小说的表现手法亦渐臻于成熟，佳作

迭出，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形成了我国近代小说艺术发展的

美学传统。

诚然，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也存在种种明显的局限，

但瑕不掩瑜，勃兴的拟话本小说为我国文学园苑带来新的芬

芳，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第二节　　最初的拟话本小说集

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是《六十家小说》。

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嘉惠堂本）卷二说：“湖

亭⋯⋯鹄立湖中，三塔鼎峙，⋯⋯《六十家小说》载有

‘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压师作三塔以镇之。”文中提

到的“西湖三塔”的故事，即话本《西湖三塔记》，然而，它

不见于《六十家小说》，而存刊于《清平山堂话本》一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清平山堂话本》的书名即为《六十家小说》。它的

年 月，日本学者发现，是上个世纪之初的事情。 长泽

规矩也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十五篇小说

残本。次年，北京古今小品刊行会据此照片影印出版。因原

版心刻有“清平山堂”的字样，故名此书为《清平山堂话

年，我本》。 国学者马廉又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中发现十

二篇小说残本，版心也刻着“清平山堂”几字，另外在书根

上有题字：《雨窗集》上，《欹枕集》上、《欹枕集》下。马廉

的发现为我们找到了《清平山堂话本》与《六十家小说》两

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清人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中著录

有“六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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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恰与马廉所见的

小说相合，可证顾修所说的“六家小说”，就是 清平山堂话

本》一书，而根据《西湖游览志》的记载，它的最早的书名

是《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是明代嘉靖时著名的藏书家

洪楩的堂名。后来，阿英又发现《六十家小说》的《翡翠轩》

和《梅杏争春》两篇小说的残页。这样，目前所见的《六十

家小说》一书，共存二十九篇小说。

据马廉说，《六十家小说》的刊刻时间，约在嘉靖二十年

至三十年（ 序目》），可）间（《 清平 堂话本

知它是我国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洪楩刊刻此书时，并未作

过多少改动，基本上保留了我国宋至明初的话本（拟话本）

的原貌，为今人探寻话本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实例。

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各篇话本（拟话本）的写作年代已较难

考定。一般认为，书中的宋人作品有十一篇，元人作品有六

篇，明初作品有十二篇。这二十九篇小说，是中国话本小说

宝库中的明珠，对于我们认识明代中期以前话本小说的思想、

艺术特征以及它的发展、演变，都有重要的价值。

综观《六十家小说》，市民生活的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

如果我们把它和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相比，这种新的创

作趋势非常明显。如《错认尸》小说，写了商人、雇工、歌

妓、靴皮匠、泼皮等各种类型的人物，突破了以往的小说以

文人学士为中 颈鸳鸯会》、心的艺术格局。《洛阳三怪记》、《

《曹伯明错勘赃记》、《戒指儿记》、《范张鸡黍死生交》等，都

以商人为小说的主人公，描写了他们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

无论是经商生涯的艰险，还是家庭生活的破裂，都烙上了深

刻的时代印记。

文人学士的生活在《六十家小说》中也时有表现。《夔关

姚卞吊诸葛》可为代表。小说叙述嘉兴秀才姚卞的故事。他

曾热衷于功名仕途，但未能有所作为。只因赴成都探亲途中，

至夔关吊谒先贤诸葛亮的亡魂，于次年考试前，梦中得“神

助”赐题，取为头名状元，官吏部尚书，升参知政事，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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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尽荣华富贵。作者对姚卞的发迹，不无揶揄和嘲讽，表现

了市民企羡仕途生涯的幻想破灭后的一种变态心理。《董永遇

仙记》中的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儒，但在作者笔

下，却被描摹成为一个笃实可爱又非常滑稽可笑的孝子，充

满浓郁的世俗气息。这表明：相对我国传统文学而言，《六十

家小说》在题材上已有新的拓展。

《快嘴李翠莲记》是《六十家小说》中常为人称道的一篇

小说。作者通过李翠莲结婚前后的表现和遭遇，反映了青年

女性在对封建势力斗争中的勇敢和顽强精神。小说赋予李翠

莲的性格特征是“快嘴” 心直口快和伶牙俐齿。这在封

建卫道者眼里，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她处处受人指责和

非难，并以“七出之条”将她逐出夫家。一个才华横溢、机

智善辩的女子，新婚三日就被“休掉”，说明封建势力对妇女

的压迫是何等深重。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李翠莲之口，

强烈地控诉了这种摧残人性的罪恶：

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蒯文通说话；陆贾、萧何

快调文；子建、杨修也不亚；苏秦、张仪说六国 ；晏婴、

管仲说五霸；六计陈平、李左车；十二甘罗并子夏。这

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鲜明地表现了李翠莲的勇敢反抗精神。作者以赞赏的

态度创造了“这一个”个性不受束缚的李翠莲形象，说明市

民的审美观念也有了新的变革。

《六十家小说》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它为我国话本小说艺

术的发展留下了清晰的足迹。

作为商业性的话本小说，在表演时为吸引听众，添加一

点“娱乐性”。这主要表现在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和曲折离奇

的故事以及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它们构成了全书最基本

的艺术风貌。有人指出：《洛阳三怪记》中的潘松，在钓鱼

时，钓上来的不是鱼，而是引诱他堕入魔窟的老婆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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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情节，“会使听众在意外的惊愕中获得快感”。

话本的艺术形式，在《六十家小说》中也得到了较好的

保存。多数话本的艺术体制十分完整。个别小说还呈现出早

期话本的重要特征。如《简帖和尚》、《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等，在小说结束时，有 话本说彻，权作散场”的话。《 颈

鸳鸯会》中，每当情节发展的转折处有“奉劳歌伴，再和前

声”之语，都为人们探寻“说话”艺术的发展留下了直接的

资料。

《六十家小说》的二十九篇小说中，有话本，也有拟话

本，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历程从中可以得到启示。作为第一

部拟话本小说集，它的题材常为后人引用。如冯梦龙编纂

“三言”时，就把书中的十则小说进行了改编，可见它在后人

心目中的地位。在艺术形式上，它也为文人摹仿创作拟话本

小说作了示范。

较早刊行的另一部拟话本小说集是《熊龙峰刊行小说四

种》。

年 月，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写的《京本通俗小说

（张兵按：这是一部伪书，受到本书篇幅限制，本书不加讨

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笔者的相关论著与论文）与清平山

堂》一文提到了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四册小说： 生彩鸾灯

传》、《苏长公章台柳》、《冯伯玉风月相思》和《孔淑芳双鱼

扇坠传》。它们的纸质、版式、行款等完全相同，显然是同一

书坊所刻。因为在《张生彩鸾灯传》一篇的首页“入话”下

有“熊龙峰刊行”的字样，所以人们把这四册小说合在一起，

定名为“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熊龙峰是明代的一位书商，本名佛贵，字东润。除这四

种小说外，他还刊行过《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新刻

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史传》等书，它们的刊行年代都标明

是明代万历年间。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熊龙峰刊行小说

四种》大约刊行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

是继《六十家小说》之后刊行的又一部著名的拟话本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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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现，可为我们弄清拟话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风貌提供

又一新的例证。

这四篇小说中，《冯伯玉风月相思》和《孔淑芳双鱼扇坠

传》中分别标明故事的发生年代为“洪武元年”和“弘治年

间”，说明它们是明代的作品。《苏长公章台柳》一篇中有

“时人说《苏东坡风雪贬黄州》”句，显然是元代人所写。而

《张生彩鸾灯传》则通篇呈现宋人话本的艺术特征，可把它归

入南宋时期的临安话本之列。尽管这四篇小说的写作年代不

同，但作者都致力于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观，这一点非

常引人注目。

《张生彩鸾灯传》是在程、朱理学的夹缝中开出的一朵艺

术新花。它叙述越州秀才张舜美和绝色佳人刘素香的爱情故

事。刘素香是一位反抗封建思想的艺术典型。她在上元节观

灯时，见到来杭州乡试的张舜美，“禁持不住”，在人丛中与

张舜美“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复顾忌”，其感情的热烈，

表现得十分大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女子的一切自由是被

禁锢着的。她们来到人世后所生活的世界，只有方寸之大的

那个闺房，与大千世界长期隔绝。所以，当刘素香一旦相遇

了年轻貌美的风流才人，诸如“男女授受不亲”等一切封建

的道德说教都被感情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她主动相约张

舜美“千万来宵垂顾”。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束，又大胆提出：

“莫若你我私奔他所，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的主张。这种

为了获得爱情的永久幸福，毅然冲出家庭樊篱的勇敢行动，

十分可贵。

相比之下， 冯伯玉风月相思》则更多地打上了封建传统

思想的烙印。先锋都督之子冯伯玉在战乱中寄身于直殿将军

赵成门下，与其女赵云琼产生了恋情。但囿于世俗的偏见，

两人不敢公开来往。后来 他们的秘密被发觉，只得请来赵

成夫妇，在他们的同意下，聘 切请媒人，施行聘礼，

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范下行事。这样的艺术描

写，不脱传统文学的窠臼。但正如小说的题目所表明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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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创作主旨主要集中于描写冯伯玉和赵云琼的“风月相思”

上，这又使小说富有市民思想的特征。尤其是两人分别后的

依依情思，小说表现得悱恻缠绵，令人心颤，契合时代的进

步思想潮流。

如果说，市民思想在《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有着鲜

明体现的话，较具代表性的要属《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了。

这则小说描写人鬼恋爱，看似荒诞不经，然而，又有着明代

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子。徐景春是一个商人，初遇孔淑芳，“如

痴如醉”，再遇之，明知是鬼，又很眷恋，两人“携手而行，

款语切切”，竟在城下欢会。孔淑芳对爱情的诚挚追求也令人

难忘 她在见到徐景春时，就直言相告姓名、居址，表现得

非常坦诚。后来，她被紫阳真人镇压，说：“念某青春弃世，

白昼无聊，三魂虽去，一灵不绝，聊效崔氏而逢张珙，谐百

年鱼水之欢娱。”说明她在活着时没能获得青春的幸福，在冥

间也寝食难安。一旦遇到青春男子徐景春，毫无顾忌地献上

一片爱心。这又何等沉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

《苏长公章台柳》一篇中，作者在批评玩世不恭的苏轼

时，热情地赞扬了章台柳。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弱女子，面

对权势熏天的临安太守“纳娶”的戏言，采取不卑不亢的态

度。她在家“专候了一年”后，又嫁给画家李从善。后来苏

轼去看她时，“一任风吹不动摇”，誓与丈夫相守至老。在章

台柳身上，集中体现着当时市民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高尚

品德。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描绘的爱情世界千姿百态。落拓

的书生、显赫的太守、贵族千金、将门虎子、青年商人⋯⋯

他们都以独特的生活方式，编织起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一

次次拨动读者的心弦。尤其是我国宋元明时代，随着城市工

商业的发展，许多传统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部小说

集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正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曾经指出，《熊龙峰刊行小说四

种》中的个别作品，有着“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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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序），但它的出现，则可预示着拟话本小说创

作繁荣期的到来已指日可待了。

第三节　　时代的画卷 “三言”

明代中后期，我国文坛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就是冯

梦龙。

冯梦龙（ ，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墨憨斋

主人等，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

过儒学的熏陶，“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

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崇祯七年（ ，他由贡生选授

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

礼”（《寿宁府志》），是一位比较关心民众疾苦的封建社会下

层官员。

冯梦龙是明代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生致力于编撰通

俗小说、戏曲和民歌等，成绩卓著。如《平妖传》、《新列国

、《太平广记选》、《山歌》、《桂枝儿》、《墨憨斋定本传

奇》、《情史》等书，皆出自他手。尤其是《古今小说》（后名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编纂，奠定了

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言”共收小说一百二十篇，每书各四十篇。它们的题

材比较广泛，大多摭拾当时的传闻奇事，间有历代“可新听

睹”的旧事，编撰织补而成。其中宋元话本二十七篇（ 古

今小说》七篇，《警世通言》十四篇，《醒世恒言》六篇），其

他都是明代的作品。由此可见，它是汇集宋元明时代短篇白

话小说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三言”用艺术的笔触，形象地描绘了我国宋、元，明时

期，尤其是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无愧于“时代

的画卷”这一赞语。

自宋元以来，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日趋繁荣、

城市市民的大量增长，使市民阶层迅速发展为社会上的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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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力量。《醒世恒言》卷十八 遇友》是一篇的《施润泽滩

直接描写市民经商的小说。从主人公施润泽“发迹”的盛泽

镇上，可见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

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

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

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

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类似这样的描写，在“三言”中时有可见。全书约有三

分之一的小说，以工商业者和手艺人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如

商人、机户、染坊主人、酒店老板、铁匠、窑户、磁工、船

主、渔夫、花农、瓜农、卖油郎、裱画匠、木匠等，都以各

自鲜明生动的面目和杰出的才华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

经济领域的激荡，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传统的

封建思想和旧观念，遭到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巨大冲

击，处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市民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

这在“三言”中同样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如爱情和婚姻问题，

是市民们普遍关心的，在“三言”中差不多也占有三分之一

的篇章。《乐小舍拚生觅偶》（《警世通言》卷二十三）强调

“情”对人生的巨大推动力：“少负情痴长更狂，却将情字感

潮王。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像乐和这样的

“情痴”，在“三言”中还有朱多福、周胜仙、白玉娘、小夫

人、杜十娘、刘素香、爱爱等数十人。尊情、主情、言情，

和封建统治阶级强调的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青年男女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婚恋观相对立，有反封建思想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醒世恒言》卷的积极意义。尤其是

十三）和 警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世通言》卷三）等篇，

肯定人的正常的自然的“情欲”是不能抑制的，对“存天理、

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作了鲜明的批判。《杜十娘怒沉百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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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一）、《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

言》卷十四）等篇，还闪耀着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和个性解

放的思想光彩。

“三言”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封建官吏的丑恶面

目。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古今小说》卷四十）和《张

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卷二十）等。作者面对那些

“恃宠贪虐，罪恶如山”的官吏，如严嵩父子、贾似道、路

张委等，逐楷、杨顺、金满、杨洪、汪岑以及恶 一进行了

无情的鞭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正直、忠良、见义勇为、

敢于斗争的官员、侠客和市井细民，如沈炼、李白、卢楠、

钟义、秋先、张廷秀等予以热烈的赞扬。《汪信之一死救全

家》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把一个失败了的起义者誉

为“烈烈轰轰大丈夫”，隐含着某种思想的“异端”。

“三言”汇集的一百二十篇话本小说，大多是宋、元明

（前、中期）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佳作。它们在长期的演出实

践中，经受了剧烈的竞争考验，又大多经过冯梦龙的改作，

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谨严有绪

的结构技巧，丰满真实的人物形象，通俗流畅的语言特点，

为“三言”在艺术上也赢得了隆盛的声誉。笑花主人的

《〈今古奇 序》中说：“至（冯梦龙）所纂《喻世》、《警观

、世 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可谓钦异拔新、洞心嘁目”，实在不是溢美之辞。当然，“三

言”也存在内容庞杂，艺术风格不一等缺点，但和“三言”

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三言”是我国话本（拟话本）小说的一座丰碑，是艺人

和文人艺术创作的伟大贡献，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它的成功并不全是冯梦龙的功劳。据研究，在“三言”的

全部作品中，能够确认为是冯梦龙所作的只有《老门生三世

报恩》一篇，而其他的小说之著作权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此

篇冯梦龙创作的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审美来看，

它在“三言”中并不是最好的作品。有材料可以证明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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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小说的修改，有很成功的艺术杰作，也有不成功的小说

“次品”。尽管我们应充分肯定冯梦龙在“三言”编纂中的作

用，要不是他的努力，许多优秀的拟话本小说就会被历史所

湮没，然而人为地拔高他的贡献，用许多不切实际的溢美之

辞来赞扬他，也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四节　　凌濛初及其“二拍”

继“三言”之后，晚明文坛又 《拍出现了“二拍”

和《二刻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这是

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家凌濛初创作的两部拟话本小说

集，共有八十篇（其中一篇为杂剧，另一篇重出，小说实为

七十八篇）。它的问世，开创了文人独著拟话本小说的新局

面，标志着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凌濛初在“二拍”刊行时，曾写过一篇《序》。从他的

《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凌 初的创作“二拍”，是受到“三

，言”的启迪。在全书的编排体例上，他也有意仿效“三言

而且，他和冯梦龙又同属晚明进步的文学阵营，所以，“二

拍”和“三言”具有基本相同的思想特征，成为当时熠熠生

辉的文坛“双璧”。

但“二拍”和“三言”相比，因为成书过程的不同

“三言”主要是编纂，而“二拍”则完全是创作），亦导致

它们在表现时代特征上的某种差异。例如，对黑暗社会现实

的批判，肯定“人欲”和追求个性解放等思想，“二拍”比

“三言”无疑更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

凌濛初的“二拍”中有许多爱情篇章，在《通闺闼坚心

灯火》（《拍案惊奇》卷二十九）中，有一位大胆追求幸福爱

情的罗惜惜。这位青年女性坚决反对包办婚姻，蔑视封建礼

教，与张幼谦私订终身。当罗父挥舞大棒，要拆散这对“鸳

鸯”时，她准备以死殉情，说：“奴自受聘之后，常拼一死

⋯⋯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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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怕它甚么？”张幼谦也表示，“死则俱死”。在这则小说

中，凌濛初歌颂了罗惜惜的勇敢反抗精神以及两人的“真情”

和对于爱情的“欢娱”。这是对主张“去人欲”的封建伪道学

的否定，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

歌颂“真情”，是“二拍”中爱情故事的核心思想，它显

然和晚明社会充溢着的进步思潮有关。凌濛初说过：“情之所

钟，正在吾辈”，表明它接受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

《拍案惊奇》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中说：“情上的事，

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关，岂是闲事。”又 案惊奇》卷，

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中，吴兴娘和崔兴哥从未见过一

面，但兴娘死后，仍对崔兴哥怀着“忠贞”，化成鬼魂和他做

成夫妻，最后，还帮助妹妹和崔兴哥结合，使他们获得终身

幸福。对这一动人的爱情故事，凌 初说：“见得人生只有这

个‘情’字至死不泯的。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正是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二拍”中赞扬妓女有“道”，盗贼

有“道”，而指斥朱熹无“道”。在《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中，凌濛初还塑造了一个全新

的艺术形象 莫大姐。她是徐德之妻，但又和杨二郎有情。

这种婚外恋使她被人卖进妓院，饱尝了人生的苦难。但在公

堂上，她却被官府断为杨二郎之妻。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结尾有诗“而今方得保婵娟”，说明凌濛初对莫大姐和杨

二郎的爱情持同情和肯定的态度。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

常大胆的“异端”思想。莫大姐在凌濛初笔下的出现，表明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市民审美意识的新变化。

尽管“二拍”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

地位，仍然得到人们的珍视。凌濛初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著名

的文学家。

不少人有兴趣把“三言”和“二拍”进行比较，其实两

者各有千秋。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三言”的艺术成就要

高于“二拍”，因为“三言”的编纂在前，冯梦龙搜集了宋元

明三代数百年来涌现的许多优秀作品，它们在艺人的长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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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践中不断得到锤炼，几经反复修改，成为杰出的艺术佳

作，而也正因其成于众人之手，它在思想上也呈现出优劣高

低不尽相同的风貌。与“三言”的编纂不同，“二拍”系凌濛

初个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尽管他在创作中不无依傍，借鉴了

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但全部作品毕竟成于一人之手，

与思想比较复杂的“三言”相比，更多地呈现出个人的色彩。

因为凌濛初接受了晚明文学进步思想潮流，与当时的进步思

想家李贽等都有交往，因此“二拍”在思想上似更趋向于时

代主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在艺术上，个人独创毕竟

难敌众人智慧，许多作品议论过多，削弱了小说的文学性，

比“三言”略微逊色一些。

关于凌濛初及其“二拍”，笔者已有专著，此不赘述。

第五节　　明末讽世和风情小说

“三言”和“二拍”开创了我国拟话本小说发展的新时

期。在这股热潮中，明末清初的文人创作拟话本已蔚然成风，

不仅参与者众多，作品源源不断，而且流派纷呈，文坛迎来

了一阵子难得的热闹。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节先简略地叙述明末的小说，

讽世和风情，构成了当时甚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据不完全统计，其时涌现出《宜春香质》、《弁而钗》、

《鼓掌绝尘》、《天凑巧》、《贪欣误》、《笔獬豸》、《一片情》、

《僧尼孽海》、《欢喜冤家》、《石点头》、《西湖二集》、《三刻拍

案惊奇》（又名《幻影》）、《壶中天》、《最娱情》、《清夜钟》

等小说集近二十部。它们汇合成一股洪流，成为文坛奇观。

崇祯四年（ ）刊行的 鼓掌绝尘》是明末的第一部

讽世小说。

全书共四十回，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叙述一则

故事。风集和雪集描写杜开先、韩玉姿和文荆卿、李若兰的

爱情故事，是较早的“才子佳人”小说。花集和月集叙述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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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之案和破落户张秀的故事。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对明末黑

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自朝廷豪贵，下至娼户妓女、帮闲

篾片、和尚道士、媒婆庸医、官吏子弟、生员监生等，都在

小说中得到“亮相”。作者以犀利之笔，撕开了社会的黑幕。

读着小说，一幅幅“战乱图”历历如现。此书作者署为“古

吴金木散人”，是一位落拓不第的苏州下层文人。《题辞》说

他“无意撩人，有人嘲世”，诚是的论。

《石点头》是又一部著名的讽世小说。作者署名为“天然

痴叟”。据考证，他就是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席浪仙。冯梦龙在

《序》中说：“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常密

切。书名《石点头》，源于“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

冯梦龙的 序》说：“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

法，所不点头会意，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是石之不如

者也”。可见席浪仙的创作，原为讽世说教。

全书十四篇小说，有七篇依据明末史实和传闻写成，另

七篇系摭拾旧闻后重新创作，也浸透明末的时代气息。《王立

本天涯求父》说“苛政猛于虎”，“礼教吃人”，剥下了封建社

会的伪装。《瞿凤奴情衍死盖》、《玉箫女再世玉环缘》、《莽书

生强图鸳侣》等小说，描写了封建制度下的各种家庭悲剧。

尤其是《贪婪汉六院卖风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贪酷无

比”的封建官吏吾爱陶的丑相，袒露明末官僚政治的黑暗和

世风日下，发人警醒。“理上取不得的财，他偏生要取；理上

做不得的事，他偏生要做。合村大受其害，却又无处可诉。”

吾爱陶买通官吏，敲诈商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一己

私利不惜“无辜伤七命”，活现了一个贪官污吏的凶残面目。

这类艺术描写，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

《西湖二集》是明末讽世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周清源，杭

州人。海湖士的“序”说：他才华超群，“举世无两”，但

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

一生贫困潦倒，著书自娱。

全书共三十四篇小说，故事都和杭州西湖有关。当时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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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社会政治，腐朽的统治阶级生活，黑暗的官场和科举以

及丑恶的人间世事，都在作品中有所展现。《巧妓佐夫成家》

叙述一位妓女帮助丈夫获得功名的故事。吴尔知原是一位只

知赌博，不学无术的没落公子，靠了曹妙哥的手腕，戴上

“进士”和“县尉”的桂冠，“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

马”，声名显赫。这正是绝妙的讽刺。恰如阿英所说：它是

“明朝的《儒林外史》”。《胡少保平倭战功》说：“如今都是纱

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

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他们诈害地

方邻里，夺人田产，倚势欺人，⋯⋯连猪狗也不值。”这种沉

痛的呐喊，是饱尝苦难的人民心声。作者“借他人之酒杯，

浇自己之垒块”（《序》），宣泄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慨之情，

读来催人泪下。

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三刻拍案惊奇》（又名《幻影》）

也是明末的一部讽世小说。它的作者是陆云龙，浙江钱塘人，

曾编书多部。此书共八卷三十回，现存二十七回，每回一则

小说，都演述明代的故事。据“孤山梦觉主人”的《序》说：

他在明亡后游历天台仙府，诣指名胜，凭吊陈迹，愈觉山河

变幻。一日，独居孤山，检点旧稿，见它们“多忠孝侠烈之

事，间有贪淫奸宄数条”，足以发人深省，因此刊印出版。这

表明了小说的创作主旨。

小说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明末的社会现实。如三十

回《窃篆心虽巧，完璧计尤神》叙述县衙门子张继良在县官

的纵容下，包揽讼事，贪赃受贿，无孔不入，被人称为“折

屋斧头，杀人刽子”。然而，这类为虎作伥者却一再得到封建

统治阶级的重用。官府的黑暗和世风的凋敝历历在目。二十

七回《为传花月道，贯讲差使书》是一则反映明末科举考试

的小说。当时的科场可以请人代考，“包覆钱，三两一卷；止

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科场的黑

暗在这些叙述中一览无遗。十九回《血脂害无辜，金冠雪枉

法》则通过杜外郎、奶子和阿财被刑的故事，抨击官府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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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案、枉杀无辜的罪行。十七回《八两杀三命，一雷诛七凶》

叙述的阮胜妻之案，其实并不复杂。但“极有声望，且是廉

明”的谢县尊却也枉法错判，这反衬了明末封建统治的腐败

之极。然而，书中的每则小说，也差不多存在着维护封建伦

理道德和宿命论的思想。正如郑振铎评判的那样，“充分的表

现出‘书生作小说’的不大自然的本韵来”（《中国文学论

集》）。

《清夜钟》是陆云龙创作的又一部话本小说集。它刊行于

年左右）。全书共十六明末隆武年间（约 回，一回一则

小说，现存十则。据作者《自序》：他创作此书，意在“借谐

谈说法，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

薄”。总之，小说描绘明亡之际的事件和人物，向世人敲起警

钟，毋忘辱国之耻。

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烈妇从容就义》，描写汪伟和夫

人耿氏在明朝国破家亡之际双双殉身的故事，赞扬他们“身

不可辱，贱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的精神，表现明

末遗民的故国思恋之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侦人

片言获伎，圈夫一语得官》叙写御史王威宁的破敌得胜，根

本原因是他“信赏必罚，用人所言”。小说中的张千户，是个

流氓无赖，但有一技之长；马夫梁骥，常“惹人笑”，但为

“惯战家丁”。王威宁善于识人，委他们以重任，建功立业。

这是作者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明末的讽世小说还有《天凑巧》、《笔獬豸》等，它们的

鼓掌绝尘思想风貌也大致如此。从 》到《清夜钟》，只是历

史的一瞬间，讽世的话本小说却焕发着夺目的异彩，成为我

国话本小说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结果。

明末的话本小说也有不少描写艳色风情之作，如《宜春

香质》、《弁而钗》、《贪欣误》、《僧尼孽海》、《欢喜冤家》等。

它们在继承“三言”和“二拍”中的崇情尊欲思想时，把它

推向极端，敷演男女私情，也不乏性生活的刻意描摹，呈现

庸俗下流的艺术格调。如《株林野史》一书叙述春秋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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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陈国夏姬与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群交淫乱的故事，

不堪入目处很多。《僧尼孽海》三十六则，专演出家人的淫乐

故事，亦难以卒读。它们把我国话本小说的创作逐渐引向迷

津。这就是风情小说。

然而，在明末的风情小说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

欢喜冤家》等。此书写成于崇祯十三年（ ，作者署名

为“渔隐主人”，是杭州或久居杭州的一位下层文人。全书共

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书名《欢喜冤家》，是作者对明

末世俗人情的一种感慨。他在“序”中曾说过，所谓“欢

喜 颈，盟结金兰”，高朋满座，情同手足。而”，是“谊成

“冤家”则“张陈凶终，萧朱隙末”，友谊遭到破坏，“猜忌旋

生，和蔼顿消，怨隙突起，弃掷前情，酿成积愤”，所以，

“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体皆然”。

表面看来，作者似乎在写友情，其实不然。二十四篇小说，

篇篇涉及男女风情。

透过《欢喜冤家》的风情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新思想的

曙光，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中

的方二姑，“生得风流出众，月貌花容”，只为朝廷点选绣女，

被迫嫁给一位五十多岁的商人王小山为继室。这种婚姻悲剧

带给方二姑的自然只是眼泪和辛酸。岂有青春妙龄女子的幸

福可言？不久，王小山让她用“色相”去挑逗邻居张二官，

不料弄假成真，方二姑爱上张二官，生下一男孩。王小山死

后，两人结成夫妻。小说在展现方二姑的婚变时，不乏其与

张二官的“偷情”和“私会”的描写，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

范来说，方二姑的行为无疑要受到谴责。但这一切又未尝不

是她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反抗，对人性的呼唤和个性的追

求。

第十回《许玄之赚出重囚牢》叙述许玄和蓉娘的爱情故

事。他们在丫鬟秋鸿的撮合下，多次欢会。后来事败，许玄

被人扭送官府，“不忍蓉娘出丑”，主动承担了责任。蓉娘知

悉 说：“上古乃有后，写下呈状，承认是自己“愿托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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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通，奴氏岂能贞洁？ 男一女，难作违条之论。”他们

的忠于爱情，足令“负心汉”们相形见绌。为了获得自身的

幸福，两人敢于蔑视封建礼教，表现出为理想而献身的无畏

精神。

《欢喜冤家》中常为人称道的是《马玉贞汲水遇情郎》一

篇。它叙述青年女子马玉贞因丈夫王文“生性凶暴”，而跟宋

仁“私奔”杭州，不久沦落烟花丛中，王文被陷入狱。作者

于此笔锋一转说，王文不忘旧情，为玉贞向县主求情，最后

破镜重圆。自此，王文一改昔日劣性，玉贞也珍惜家庭生活，

两人恩爱一生。小说对一度失足的马玉贞没有丝毫的责备，

因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读着这

篇小说，眼前不时浮动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影子。两

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末风情小说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风月”，还在于揭露

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封建衙门的罪恶，成为作家倾其全力鞭

挞的目标。

在《欢喜冤家》中，渔隐主人在描写男女人生欲望的同

时，也把笔尖刺向奸官、恶霸、无赖等。第一回《花二娘巧

智认情郎》、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第四回《香菜根

乔妆奸命妇》、第六回《伴花楼一时痴笑耍》、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等小说中，都出现昏官、奸官、恶官的

艺术形象。他们或者草菅人命，把无辜的民众推上断头台；

或者知法犯法，贪赃受贿，残酷掠夺人民的血汗；或者平庸

无能，断案不公，在罪犯面前惊得魂不附体，活现一副奴才

相等。

另外，世道人心的险恶在小说中也有穷形尽相的描绘。

陈子美为骗娶犹氏，淹死游葬；冯吉奸占彩云，害得费人龙

倾家荡产；蒋青于光天化日之下假扮强盗夺人爱妻；朱道明

依倚父势，威逼伍星送妻奸淫⋯⋯人间的不平，鲜廉寡耻之

事，随处可见。这又使风情小说走上和讽世小说合流的道路。

它代表着明末话本小说的又一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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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清初医国和补天小说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话本小说在晚明进步文

学潮流的影响下，仍然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鸳鸯针》、

《醉醒石》、《云仙笑》、《五色石》、《八洞天》、《无声戏》（后

连城名 璧》）、 十二楼》、《照世杯》、 女才子书》、《载花

船》、《人中画》、《跨天虹》、《西湖佳话》、《生 剪》、《珍珠

舶》、《豆棚闲话》、《醒梦骈言》、《飞英声》、《五更风》、《风

流悟》和《二刻醒世恒言》等大批著名的话本小说集，就是

在这一期间陆续问世的。

综观这些小说，最突出的思想主题是“医国”和“补

天”。也许作者们已感到封建末世的即将来临，他们从封建王

朝表面的繁荣中，已嗅到了这艘千孔百疮的破船即将要沉没

的信息，于是打出“医国”和“补天”的旗号，力图挽救即

将崩溃的封建王朝。

这里，我想先着重谈谈《鸳鸯针》和《醉醒石》两书，

它们是清初“医国”小说的代表作。

《鸳鸯针》是晚明儒林生活的实录，作者署名为“华阳散

人”，有人以为，这是明末清初人吴拱宸的别号。

小说共四卷，每卷四回，各演述一则故事。

第一卷《鸳鸯针》叙述杭州秀才徐鹏子的故事。他一心

奋志读书，然功名淹蹇，因没有打通各路“关节”，试卷为莫

推官抽换，反成全了同窗友丁全。当他发现真相后，又遭丁

全之害，骗走婢女，挑唆她的父母告官偿命。徐鹏子只得流

落街头写“疏”为生，妻子王氏在“倭乱”中四出寻父，路

遇奸人，几为玷辱，幸有好人相救才逃出虎口。

第二卷《一枕奇》叙述南昌文人时大来出门借贷，途中

碰碎一小孩的碗，无钱赔偿，得“强盗”风髯子帮助，后被

人诬为“盗贼”，打入大牢。风髯子再次搭救他脱险，后隐姓

埋名，浪迹江湖，又为熟人识破，锒铛入狱。他在危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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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知府女儿的冒死相救，来到北京后矢志读书。

第三卷《双剑雪（一）》叙述山东秀才卜享的故事。这位

假名士，本是世家弟子，但从小游手好闲，不求上进，却偏

要充作饱学之士。在文社向众诗友炫耀学问，一时骗过多人，

但在考场上和御史家中却出尽洋相，甚至不得不从狗洞里爬

出，沾了一身臭味，狼狈归家。

双剑雪（二）》叙述江第四卷 西米商范顺在米价上涨之

时，把朋友寄存于家的千余石大米卖掉，顿成富商，而当朋

友来要米钱时，却诡说天阴连雨，仓房进水，大米烂掉，只

付给他六两银子。

这四则故事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在揭示社会黑暗这一

点上，却又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第二卷第三回描写时大来在

狱中处处受人照顾，感到非常奇怪，风髯子向他道破“天机”

说：

实对你说罢，我来会个朋友，在前日那酒楼上，只

见尊嫂啼哭走来，我就也疑心。⋯⋯当晚送了二百两赤

金进去，内面同出，明日听发放。又把了十两银子，与

钱可通，并打点衙门，伺候领保。你说这般凑巧，那般

清廉。这是都恁样起来，天下该久已太平了。

这只是信手拈来的小小一例。但也可看出，“华阳散人”

创作《鸳鸯针》，确是抱着“医国”的目的，重在揭示封建社

会的各种弊病，给以针砭，以图救时济世，用心是何等的良

苦。

署名“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一书，也同列于“医

国”小说之林。全书共十五篇小说，大多敷演明代的故事，

但它的结集和刊刻却是清初之事。

此书中的不少作品暴露了当时现实生活的阴暗面。

第四回《秉松筠烈女流芳，图丽质痴儿受祸》是一则商

人的家庭悲剧。木商程翁，有女菊英，已许同村秀才张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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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家里极富”，“田连阡陌”的一位青阳徐姓豪贵恃财强聘

为儿子作妻。程翁不允。徐家买通两个光棍作伪证，反诬程

家赖婚。官府也和他们沆瀣一气，将菊英判归徐家。程翁当

场气绝而死，菊英也在轿中缢死。这出家庭悲剧起因于财主

的为非作歹，但官府的倒行逆施则导致了程翁的家破人亡。

小说描写知县收受徐家的银子，审案时滥施淫威，又打又责，

逼迫菊英“立刻到官”和徐家结亲，直接酿成了这出悲剧。

第七回《失燕翼作法于贪，堕箕裘不肖惟后》叙述一位

吕姓缙绅，花千金买来仪真知县的桂冠，后大肆贪赃枉法，

搜刮银子数十万两，供五个儿子挥霍。小说在展现吕氏的心

说：“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买个监

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如今那一个考官，不卖

秀才，不听分上？”吕氏的五个儿子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无

恶不作，成为不齿于人的浪荡公子。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

庭悲剧。它们与当时恶劣的世风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类“医国”小说，顾名思义，是医治社会的疾病之意。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面对社会的各种弊病，应该“痛下

顶门毒针”。而话本小说的创作就是“医王治国”的一把刮骨

疗毒之刀，是一支锄邪扶正的救时济世之针。“此针非彼针，

其救一针度一也。使世知千针万针，针针相投；两针，针针

见血；上拨梯椽，下焚数宅”。这就是说，作家的小说创作应

对病入膏肓的现实社会 ，衰世”的封进行医治，企盼已步入

建制度能有光明的转机。这种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主张，有

利于提高话本小说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赞同。《连城璧》

的评点者杜浚曾说过：“稗官真医国手也。”（第三回）他把小

说看成“医国”的武器，而小说家则是“医国”的大夫。这

集中地代表着清初文人的普遍看法。

“医国”小说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医国”小说的实

质，就是要为封建社会填补千孔百疮，以使它的躯体尽快康

复。它的基点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说来，这类小

说中的思想锋芒稍为逊色。但它出于疗救的目的而揭示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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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各种弊病；又有利于人们认清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它

和晚明进步文学潮流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在清初的话本小说中，与“医国”小说相类的是“补天”

小说。它的代表作是《五色石》和《八洞天》。

《五色石》全称《笔炼阁编述五色石》，序署“笔炼阁主

人题于白云深处”；《八洞天》全称《笔炼阁编述八洞天》，序

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可见两书的作者实为一

人，大约他的书斋名“笔炼阁”，而化名是“五色石主人”。

这位“五色石主人”究竟是谁呢？一般认为是清代文学家徐

述夔。

徐述夔 ，原名赓雅，字孝文，号遽堂，江

苏扬州府东台县 中举，一生经拼茶场人。乾隆三年（

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是一位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文人，

曾因“一柱楼诗案”而遭剖棺戮尸。《五色石》自序说：“ 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这时，

大概他还年轻，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吾今日以文代石

而欲补之”，祈冀通过小说创作来挽救垂亡的封建制度。这当

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五色石》共收八篇小说，大致可分为爱情和道德小说两

类。

《二桥春》和《选琴瑟》是书中两篇较为优秀的爱情小

说。前者叙写儒生黄苍文与陶、白小姐结亲的故事，后者演

述郗少伯替甥女择婿而婿又择女的故事，情节都十分曲折离

奇。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男女双方的才貌相当，“才子

佳人，天然配合”。这和传统的婚姻观相比，无疑是一个进

步。但是，这类小说大多肯定一夫多妻的美满结局，却又呈

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双雕庆》、《续箕裘》、《凤鸾飞》等

小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家庭中妻妾、嫡庶、主仆间的各

种矛盾，提倡父慈子孝，妻和妾顺、仆婢忠主等封建的纲常

名教思想。《朱履佛》、《白钩仙》、《虎豹变》重在劝善惩恶，

规范世人“须要自知我病，切莫讳疾忌医；又须善治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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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弃病不治”，认为这是“补天”的前提，“能改过者，善

补其缺者也；能劝人改过者，善补人缺者也。自补其缺与补

人之缺，皆所以补天之缺”。《朱履佛》叙述书生来法被囚，

贫民曾小山家破人亡，施慧卿蒙冤受屈，而奸僧道虚、道微

却逍遥法外，这都是贪官高勋的逼债和知县胡浑、沈明的贪

赃枉法所致，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白钩仙》在描写吕玉

和陆舜英的悲欢离合的同时，也撕开了明代宦官专权、迫害

忠良的黑幕。总之，《五色石》在宣扬各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同

时，也描写了明末清初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一部思想意义较

为积极的话本小说集。

《八洞天》是徐述夔创作的又一部话本小说集。他在自序

中说：“《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

两书题材相近，体制相同，可视之为《五色石》的续作。全

书八篇小说，皆托历史题材之名，反映清代现实生活，说明

它的创作是在全国笼罩着“文字狱”的阴影之时。

徐述夔在《 洞天》的自序中说，人间的世事， 不克如

人愿者”太多；“缺不胜缺”“补亦不胜补也”，表明他所生活

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无药可救。但是，作为一个“补天”

派的文人，他不愿意看到封建社会的迅速溃灭，要追求一种

“如人愿”和“快人心”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小说所描写的八

个“别一洞天”。他认为，这些 别一洞天”，“不在人间世之

中，而又未出人间世之外”。唯一的办法是运用儒家的伦理道

德武器，对现实生活进行改造。所以，《八洞天》全书充斥着

封建思想的说教，对黑暗社会统治的批判也显得苍白乏力。

然而，徐述夔毕竟亲眼目睹过封建社会的罪恶，尤其是

他心中的民族反抗情绪始终未泯。所以，小说中有关清朝统

治者的“文字狱”的描写，十分生动传神。《劝匪躬》是一篇

借金代历史反抗清廷统治的小说。作品中的李真是一位“博

学多才”的书生，在残暴的封建统治下，“不求闻达，隐居于

家”。但他从不忘怀国事，对北兵南下，宋人不敢拒敌，表示

“不胜感慨”。特别是对南宋任用奸臣秦桧、陷害抗金将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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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愤慨，写下“最惜江南诸父老，临风追忆谢东山”（《哀南

人》），“恨杀四奸误人国，徒令两帝泣西风”（ 悼古诗》）的

诗句，结果遭到金朝统治者的镇压，罪名是“私题反诗”。从

李真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徐述夔的影子。明清时代的文人，

大多视“文字狱”为艺术表现的禁区，在文学作品中对它作

如此直接的、大胆的描写，徐述夔恐怕是第一人。

出于倡立封建伦理道德的目的，《八洞天》还把艺术的笔

触刺向当时社会的各种贪鄙和势利之徒。《正交情》中的甄奉

桂本是一个“赤条条”的卖豆腐者，平时常得邻居冯乐善和

盛好仁的周济。但他暴富之后，忘恩负义，趁冯家失火之机，

大肆侵吞他们的财产，害得冯家卖女而去。而对权势豪门，

他千方百计地趋奉：又是“攀亲”，又是“拜门”，盛宴款待，

活现一副卑鄙无耻的无赖嘴脸。社会的“世态凉薄”毕现。

《醒败类》叙述一个“两 财主毕思复见穷亲戚穿旧面人”

衣哭穷，对从弟和母舅等不肯看顾，一毛不拔；而有贵客来，

却换好衣，“胁肩谄笑，奔走奉承”，生动地勾画出这伙势利

者的丑相。

《八洞天》全书其实是一组封建家庭 家生活的交响乐曲

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封

建社会的稳定。所以，八篇小说都把表现家庭人伦关系置于

首要地位。卷一，父子；卷二，母（继母）子；卷三，夫妇；

卷四，兄弟；卷五，朋友；卷六，家庭教育；卷七，主仆；

卷八，综合。在这些家庭人伦关系中，小说提倡用传统的儒

家思想来规范。作者致力于创造一个理想中的“别一洞天”，

然而，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改造旧制度，这种“别一洞天”又

怎能构筑呢？看来，徐述夔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这正是“补

天”小说《五色石》和《八洞天》的最大缺陷。

第七节　　李渔的小说《连城璧》和《十二楼》

在清初的话本小说中，《连城璧》和《十二楼》十分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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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这两部拟话本集的作者是李渔。作为文人独创的拟话

本小说，他是继凌濛初之后，与徐述夔并列文坛的著名作家。

由于李渔在戏曲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所以文名远超徐

述夔。

李渔（ ，原名仙侣，后改名为渔，字谪凡，

笠翁，号天徒，别号觉世稗官、新亭樵客、随庵主人、笠道

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乃清初的一个文学全才。他

天性聪慧，“童年以 五经》受知学使，补博士弟子员”，“少

壮擅诗、古文、词，有才子称”，尤擅词曲、小说（光绪《兰

溪县志》），一生著述颇多。《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和

《一家言》为其代表作。小说创作除《连城璧》和《十二楼》

外，还有《合锦回文传》和《肉蒲团》，为我国通俗文学的发

展作了杰出的贡献。

《连城璧》是李渔创作的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它的前身

名《无声戏》，约刻于顺治十一年至十四年（

间，有前、后两集。前集收十二篇小说，现藏日本尊经阁文

库，后集下落不明。顺治十五年，《无声戏合集》十二回刊

行，收前集七篇，后集五篇。约在康熙初年（

李渔将《无声戏合集》改刻为《连城璧全集》，《无声戏》前、

后集中未被《无声戏合集》所收的六篇小说，另辑成《连城

璧外编》，共十八篇小说，题为《连城璧》出版。

由书名可知，李渔视它们是价值连城的美玉，可见他对

这些小说的珍视。杜浚（署名为“睡乡祭酒”）在“序”中

说：这些作品“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

钩出。使观者于心焰螵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不自知好善

心生，恶恶念起”，“天下之人毕得见其书，而吾友维持世道

之心，亦沛然于天下”。确实如此。

作为一位杰出的市民作家，李渔在小说中倾注满腔热情。

《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是一则铭心镂骨的爱情

故事。襄阳府商人谭楚玉在衢州府遇见当地一位著名的梨园

子弟刘藐姑时，产生爱慕之情，尤其是刘藐姑的那种“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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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曲，绕梁之音”更使他为之倾倒。但两人除了学戏以外，

无法“说一句闲话”。于是，他乘戏班子里缺少一个大净的机

会，主动要求入班替补，以获得和她同台演出的机会。近在

咫尺的一对情人，无法自由地倾诉心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不能得到的自主爱情的权利，只有在演戏时能得到淋漓尽致

的宣泄：“做到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窃玉之状，偎红倚翠之

情，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 般人听了无不坠。

泪。”这真是谭、刘两人的人生悲剧。李渔借助这则故事，对

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做了斗争。

《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写蒋成“发迹”之

事。在数年之内，蒋成由吏而官，飞黄腾达，靠的是掠夺人

民的血汗。“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肠，把良心洗去。还

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这些话，

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官府衙门普遍存在的贪赃枉法现象。安分

守己的蒋成尚且如此，那些贪酷无比的官吏们更为无法无天。

《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

对此，李渔评论说：“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

李渔在《与陈学山少宰书》中说：“渔自解觅梨枣以来，

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语非敢道，若诗歌、词曲及稗官野

史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

新。”这表明了他对文学创作的美学见解：追求新鲜别致。而

“新”又和“奇”密不可分。他说：“有奇事方有奇文。”所

以，他的小说创作非常注重故事情节的奇巧和新颖。在谭楚

玉和刘藐姑的爱情故事中，李渔将主要情节安排在戏剧舞台

上。由人生到舞台，再由舞台到人生。融舞台和人生为一体。

男女主公既是舞台上的情人，又是生活中的恋人。人生和舞

台彼此吸引，虚伪和真实相互映射，由此造成一个画中人、

人中画的迷离纷纷的世界。在蒋氏和何氏的冤狱中，李渔把

故事编织得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然而，情节的发展又在情

理之中，真实可信，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娇妻守有夫之

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故事波澜迭起，波诡云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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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艺术造诣。《连城璧》在艺术上的这种特点，来自于李

渔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这正是他成功的奥秘。

李渔在艺术上的失败也恰恰表现在这里。他在小说创作

中努力追求故事情节、布局和意境的不落 臼，以使人产生

耳目一新之感。但他却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即文学应表现

全新的社会生活。这在《连城璧》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反映。

尽管李渔力图从各种新的角度去审视生活，但囿于过分考虑

艺术形式上的创新，遂使部分作品的思想格调不高，甚至流

于庸俗和颓唐。

《十二楼》是李渔创作的又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全书辑入

小说十二篇，每篇长短不一，各分回目。短的仅一回，长的

有六回。每篇小说皆演一则故事，各篇没有关系。因李渔在

题目上都用一座楼作为开展故事的重要环节，所以，取《十

二楼》为总名，其写作意图在于劝诫世人，故又名《觉世名

言》。

连城璧》一样，《十二楼》对封和 建统治阶级也作了有

力的鞭挞。《萃雅楼》叙述严嵩父子的罪恶行径和糜烂生活，

并指出他们横行无忌的根本原因是得到皇帝的宠信。《鹤归

楼》指斥皇帝选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说：“匹夫无罪，怀璧

共罪，覆家灭族之祸，未必不阶于此。”对封建政治有尖锐的

抨击。《十卺楼》、《三与楼》描写封建衙门的黑暗昏庸和地主

恶霸的贪婪奸诈，揭示社会世风的日下。《生我楼》、《奉先

楼》等则表现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都有

可取之处。尤其是在一些描写爱情和婚姻故事的小说中，李

渔批判了封建礼教禁锢人性的罪行，热情肯定青年男女反抗

封建束缚，追求爱情自主权的斗争精神。《夺锦楼》和《拂云

楼》是否定父母之命和金钱至上等传统封建婚姻观的佳作。

《合影楼》甚至说：对爱情“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慑，

就是玉皇大帝下了诛妻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狱的牌，山川

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说是拼一死，定要去

遂了心愿”，颇具民主思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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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楼》中也有各种封建糟粕，如鼓吹封建伦理道德和

宿命论以及少量色情描写，削弱了小说的思想和美学意义。

第八节　　清初世情小说

清初的话本小说在进行“讽世”和“医国”的同时，还

继承了晚明的进步文学潮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

离合之致”，走上一条描摹社会世情的现实主义道路，这从

《照世杯》、《云仙笑》、《女才子书》、《生 剪》、《西湖佳话》

和《豆棚闲话》等话本小说集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在这里要首先谈谈《照世杯》的价值。

明人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美丽

的传说：西方的撒马尔罕国中有一件稀世宝物，名“照世

杯”，它“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生活在杭州地区的一

位落拓文人，化名“酌元亭主人”，创作了一部拟话本小说

集。为招徕读者，他用这则传说题为书名，这就是《照世

杯》。

《照世杯》一书共有四篇小说：《七松园弄假成真》、《百

和坊将无作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掘新坑悭鬼成财

主》。尽管它们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并不平衡，但在“照

世” 真实地表现封建末世社会的 这一点上，却世相

又殊途同归，富有时代的特征。

《七松园弄假成真》叙述苏州秀才阮江兰自择配偶的故

事。

他看了《浣纱记》的演出后，萌生“不如去寻一个活跳

的西施”的念头。可是，“乘兴而去，败兴而返”，在山阴被

做诗会的妇人们灌醉，后在朋友的指点下来到扬州。于七松

园中，他遇见一位绝色名妓畹娘，一见钟情。经过一番波折

后，终于结为夫妇。作者意在渲染“有情不遂莫若死”，强调

“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便由你穷无立锥之地，少不得死心塌

地，甘做荆钗裙布。决不学朱买臣的阿妻，中道弃夫，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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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霍小玉那冤家，从一而死”，这无疑是对晚明进步文学潮流

的继承。比起《西厢记》等爱情作品来，对黑暗社会现实的

批判，尤为强烈。

《百和坊将无作有》描绘一个文人的人生悲剧。

小说主人公欧滁山是一个“积年在外说嘴的童生”，聪明

伶俐，但功名淹蹇，久不得志。中年后心境渐变，“一心要做

个财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遂假冒秀才、名士，

出外打抽丰，误中拐子奸计，弄得人财两空，在终日抑郁中

死去。透过这一幕悲剧，可见杀害欧滁山的真正元凶是那个

黑暗的社会。它绝非欧滁山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真正的社

会悲剧。小说向人们生动展现的这一幕，有利于认清封建社

会的腐朽本质。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叙述商人杜景山去安南用玉马换猩

绒的故事。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生性贪酷”的封建官吏胡安抚之

子胡衙内的调戏民女。这就把此经商题材的小说的批判锋芒

指向清初衙门的罪恶。从作者提供的画面中可以看清这伙封

建统治阶级鹰犬们的丑恶面目。就以那个“分明是半壁天子”

一般的胡安抚来说吧，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正人君子，当杜景

山向他诉说购买猩绒的难处后，反假惺惺地从要责打差官的

震怒中变得心平气和起来，甚至叫库吏取出三十两银子交与

杜景山。但骨子里，他实是一个用软刀子割人的刽子手。他

在装模作样的做过一番姿态后，“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换朱

笔批道：‘限三个月交纳，如过限拿家属比较”，露出一副杀

气腾腾的本相。胡衙内骑马闹市，受了惊吓，“次日众官都来

向衙内问安”，来者当然是备了厚礼的。作者对胡安抚的这种

“借端取利”法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它蕴含的对官

场黑暗的批判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清初的一篇 发迹变泰”小说。

它以穆太公父子为中心，描绘了生活于江南农村市井社

会中的人物众生相。活跃于这个世界中的，既有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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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棍等社会渣滓，也有顶着知县冠冕的封建官吏以及不学无

术的童蒙先生、助纣为虐的帮闲君子等，说明封建社会是滋

生各种毒菌的土壤。小说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中，真

实地表现了清初社会的黑暗。如“比衙门内不公不法的弊病

还多”的马吊赌局；六亲不认，乘人之危劫财的人间亲情；

密谋策划、敲诈勒索他人的卑劣骗局；落井下石、挑唆事端

的帮闲阴谋；调戏民女、强抢生意的无赖恶行⋯⋯这一切，

都在为封建末世社会唱挽歌。

尽管《照世杯》在表现封建末世社会的世相上取得较大

成功，但作者却往往不敢秉笔直书，有时甚至会不自觉地站

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如《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的结尾说：

“妇女再不可出闺门招是惹非，俱由于被外人窥见姿色，致启

邪心，容是诲淫之端。此语真可以为鉴。”他把这篇富有深刻

思想意义的小说纳入封建说教的轨道，实在是一个悲剧。

《照世杯》在艺术上也较有审美价值。作者“采闾巷之故

序》），力求用曲折多姿的事，绘一时之人情”（《照世杯 故

事来吸引读者，显现出娴熟的结构故事的技巧。同时，小说

还成功地运用叙述、议论和描写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法，有

利于凸现主题和表明作者的爱憎态度。

也许是《照世杯》的篇幅不多，全书仅收以上四则小说

的缘故，它向来很少被人注意，这实在是不应有的忽略。我

之所以关注这部小说，是因为注意到它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

胡士莹说过，《照世杯》“每卷一篇，每篇又另列子目，以偶

句对之，如章回小说然。正文较一般话本为长，却并未分段，

这是短篇话本向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形式”（《话本小说概

论》）。与一般的话本小说不同，《照世杯》中的小说每篇名下

有全篇的故事情节提纲。如《七松园弄假成真》：

真才子酷慕死西施，蠢佳人羞辱生潘岳；

返吴门座中逢恶友，赴扬州园内遇名姝；

白丁吃醋假传书，红粉怜香亲解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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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浪子青楼问病，狠虔婆白眼看人；

寓讥讽扇上题诗，巧分离院中买妓；

门斗慷他人之慨，解元赔无意之钱；

功名成就费良明无数苦心，夫妇团圆拜侠士从前豪

慨。

这些情节提纲仅出现于全书的目录，而在正文中却如一

般的话本小说，只有一个篇名。这种艺术形式表明：拟话本

小说在清初正处于新的蜕变期。它的情节较前复杂，人物也

随之增多，向着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迈出了关键性、历史性

的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值得充分注意，指明了中国古代小说

迈向现代化的方向。

下面再来看其他几部拟话本小说。

《云仙笑》又名《云仙啸》，题为“天花藏主人编次”。据

考证，小说编刊于清顺治三年至康熙十二年（

间，共五则小说。

市民和社会下层人物是小说作者关注的重点。

《裴节女完节全夫妇》描述士人李季候在灾荒之年被迫卖

妻完纳，最终其妻自己赎身的故事。“入话”有《卖儿行》一

诗，揭露封建统治下人民卖子求生、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

“正话”又将李季候的“卖妻”置于官府的追逼钱粮制度之

下，这就说明他们夫妇的生离死别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作

者以此抨击“猛虎食人”的社会现实，读来催人泪下。

《一碗饭报德胜千金》是一篇歌颂农民起义者的作品。这

在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中殊为难得。小说略谓：元朝至正年

间，山阳县旱蝗瘟疾成灾，人民四处逃亡。隐居乡里的富官

黄通理设饭济民，救活秀才曾拱。后曾拱为农民军领袖刘福

通聘为参谋，带兵攻打泗州等地。这时，黄通理被诬谋反，

刘黑通拯救失败。曾拱知悉后全力营救出狱，三人一起参加

了刘福通的起义军。作者抨击昏庸无道的元顺帝和横行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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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侣，是引发人民揭竿而起的导火线。这种“官逼民反”

的思想，在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中也有表现，但大多写得较

为隐晦。而这篇小说对参加农民起义的成员毫无贬损之辞，

他们的“造反”完全是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时的凛然行动。

这比起“二拍”中《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对

唐赛儿起义的描写来，真有天壤之别。

《女才子书》又名《闺秀佳话》、《女才子传》、《情史续

传》、《美人书》，题为“鸳湖烟水散人著”，约写成于清顺治

。书名 女十六年（ 才子书》，意在为“女才子”们立

传。

全书十二篇小说，共树立十七个“女才子”的楷模。作

者选择女才子们的标准是：“贤也，智也，斯为上也”；“胆

也，识也，是其次也”；“情也，韵也，又其次也”。月邻女人

评论说：《女才子书》中的主人公们“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

与情韵并列”，堪为时人典范。这在轻视妇女的封建时代，是

有进步意义的。在《女才子书》中，作者抨击封建婚姻制度

的罪恶，提倡爱情自主思想，歌颂女子为获得爱情和婚姻的

幸福而勇敢冲击封建罗网的斗争，作者公开宣称：“在风流之

士，则羡其事反幸其奔；其为学究见之，则丑鄙而不欲置之

唇吻。夫以行权私匹，固难于道学言。”这些话，闪耀着民主

思想的光芒。

《生 剪》，它的编刊约在康熙初年，全称是《花幔楼批

评写图小说生绡剪》。全书十九回，除一、二回连缀成篇外，

其他各回各演一则故事。目次中各回署有作者名号，如“谷

口生”、“篱隐君”、“铁舫”等，共十五人。据首页“弁语”

看，它的编辑者似乎是谷口生。

书名《生 剪》，说明小说“不丽不奇不补，亦丽亦奇亦

补”，“有声韵，琐琐可听”。谷口生说：此书“将古今人物之

态，朝野诡谲之情，与夫闺阁山林出奇无穷之人品，意外凑

合之奇踪，鬼神应感之快事”，汇为一集，祈望能“使人歌舞

感激，悲恨笑岔错出，而掩卷平怀，有以得其事理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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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十八则故事，题材较为广泛，爱情、神幻、讽世小

说都有。它们从各个侧面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认识

价值。但由于各篇作者不同，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有高下。

比较优秀的是那些描述社会重大事件的作品，如第七回《沙

尔澄凭空孤愤，霜三八仗义疏身》和第八回《挑脚汉强夺窈

窕娘，巧丹青跳出阎罗网》，以明末政治斗争为背景，着重叙

述霜三八和陆蟾舒对魏忠贤专权的反抗。他们的侠肝义胆和

悲惨命运，对人们有着警醒作用。另外，摹写知识分子形象

的小说也较为引人注目。如贾文科（第一回）、陆斯才（第八

回）、申玉峰（第九回）、虞修士（第十二回）等，是文人士

子堕落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的贪婪鄙吝，不择手段，攫取钱

财，成为十足的暴发户；有的贪财爱礼，甘愿卖女为妾，丧

尽廉耻；有的欺世盗名，假冒高明的医生，出尽洋相；有的

刻薄势利，中举后六亲不认，忘恩负义，和吴敬梓笔下的儒

林人物如出一辙。

《西湖佳话》是康熙年间刊行的又一部话本小说集，又称

《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为“古吴墨浪子搜辑”，作者的真实

姓名无考。

全书共有小说十六篇，根据史传、杂记或传说，记述了

葛洪等十六个人物的故事，组成一幅以西湖为中心的社会生

活画卷。作者歌颂岳飞、于谦反对民族压迫、全力抵御外来

侵略的斗争业绩，赞扬白居易、苏东坡、钱镠的文治武功，

同情苏小小、文世高、白娘子的坎坷而悲惨的人生，钦敬骆

宾王、林和靖的杰出才华和品格，也在葛洪、济颠、远公、

圆泽、莲池身上寄托着良好的愿望。书中第十二篇《钱塘霸

西湖二集》首篇《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的迹》是 改编，可

见作者 西湖二集》的体例，把十六则“佳话”汇有意摹仿

编成书。但和 西湖二集》相比，较多地流连于西湖的灿烂

文化，而“讽世”意味大为减弱。从首篇写葛洪的归隐到末

篇叙沈祖农的崇佛，都可看出作者政治热情的衰退。由此而

带来的艺术风格是：故事优美，结构平淡，有时甚至显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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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松散。

《豆棚闲话》在清初的话本小说中别具一格。作者署名为

“艾纳居士”，生平未详。

作者从一位“乡先辈”写的诗集《豆棚诗行今》说起，

因其“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名《豆

棚闲话》，作为续集，“以补豆棚之意”。

全书十二篇小说，分别记录了从春到秋在豆棚下的十二

次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种豆到豆枯，豆棚也在发生变

化。而每次聚会则有一个叙述者。它的结构形式颇类《十日

谈》和《一千零一夜》。全书的故事在叙述者的口中展开。有

的揭露明末吏治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淡薄的社会现实；有

的鞭挞无赖帮闲趋炎附势的丑恶面目；有的抨击和讽刺明末

士大夫及文人的“改换门庭”，投靠清政府的变节行为；有的

批判崇尚佛老的邪恶思想，“满口诙谐，满胸愤激。把世人假

清高与狗彘行为，委曲波澜，层层写出”，使人耳目一新。

从《云仙笑》到《豆棚闲话》，清初的这些拟话本小说描

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折

射着市民群众的心态。小说中积极向上的思想力量，在一定

程度上冲淡了它的陈腐见解。作者们在艺术形式上的努力创

新，又使其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中日见异彩。

第九节《今古奇观》和话本小说选本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创作达到高

潮。由于它们“一破今时陋习” 凌 初《〈拍案惊奇

序》），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但“卷帙浩繁，观览难周（”笑

序》），要全花主人《〈今古奇观 部将它们刊刻，在当时的

印刷条件下，是相当困难的。不少文人把话本小说中的艺术

佳作编刊成选本出版，以满足市民们的需求，并加快它在社

会上的传播。

题为“姑苏抱瓮老人辑”的《今古奇观》是明末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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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话本小说选本。这位“抱瓮老人”的真实姓名不详。

书前有“墨憨斋手定”的字样。“墨憨斋”是冯梦龙的书斋

名，但此书不是他编刊的。从书中所选的部分话本小说来看，

和“三言”不尽相同。编选者很可能是冯梦龙的朋友或是后

人的伪托。“抱瓮老人”从“三言”中选出二十九篇，从“二

拍”中选出十一篇，合成一书出版。

《今古奇观》选辑的小说，大多是“三言”和“二拍”中

的优秀篇章。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灌园叟晚逢仙女》、

《裴晋公义还原配》等，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

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热烈歌颂了自由婚姻和真挚

爱情；《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死命全交》等则衷心赞扬

了生死相依和忠贞不渝的友情。另外，《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滕大尹鬼断家私》等对封建官吏们作了有力的抨击；《转运

汉遇巧洞庭红》、《女秀才移花接木》等对商人的生活和思想

有直接的反映。它们富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从中可见晚明话

本小说的创作风貌。

囿于编选者的思想局限，《今古奇观》还选辑了几篇宣扬

封建迷信和宿命论思想的作品，但全书篇幅适中，选择较为

精当，体例和“三言”、“二拍”也大致相同，流传十分广泛。

它躲过了清代“文字狱”的罗网，幸运地留存了下来，其影

“三言”和“二拍”。响不亚于母本

在《今古奇观》的影响下，后世话本小说选本大量涌现。

如《觉世雅言》、《二刻拍案惊奇》（别本）、《警世奇观》、《警

世选言》、《今古传奇》、《四巧说》、《西湖拾遗》、《西湖遗

事》、《今古奇闻》等，是留存下来的较好选本。它们绵延百

余年，成为我国话本小说史上的又一“奇观”。这类选本的编

选，有利于小说的普及工作，使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能较

快地进入读者的心灵，因此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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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拟话本”的衰落

清代中叶至清末，是我国小说史上的又一黄金时期。《红

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佳作迭出，

群星璀璨，构成文坛的又一番壮观的景象。反观这一时期的

话本小说，却黯然失色，逐渐走向衰落。

话本小说的衰落，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新作大为减少。

目前能看到的只有《雨花香》、《通天乐》、《娱目醒心编》和

《跻春台》等很少的几部书，与全盛期的欣欣向荣形成强烈的

对照。

其次是话本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远较以前逊色。

宋元明至清初的话本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有着自己的鲜

明特色。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更是如此。如“三言”

和“二拍”中的不少篇章，形象地描绘了时代的风貌和精神，

集中表现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及理想追求，展现了中国文学

灿烂的一页。然而，在清代中叶以后的拟话本小说中，这种

思想锋芒几乎被磨灭殆尽。它们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

的社会生活，抨击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但大多显得软弱

无力，充斥全书的往往是“劝世”和“立言”的说教，部分

作品甚至宣扬封建迷信和宿命论思想。就是那些较为优秀的

小说，其思想价值也大多只是“劝善惩恶”和“警世”、“醒

世”而已。

清代文网密布，封建统治阶级动辄罗织罪名，将文人及

其作品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状况在康、雍、乾时期尤为严

重。大量通俗小说和戏曲的禁毁，就是这种文化政策的具体

表现。在这样的两手政策下，文人学子们不敢以卵击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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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的衰落是必然的。

再从艺术上来看，清中叶以后的话本小说已逐渐丧失了

口头讲唱文学的特点，沦为文人学子的案头之物。话本小说

本来是“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有着故事性强，散韵结合

和讲唱表演的鲜明特点。自明末清初文人参与创作的拟话本

小说大量刊行以后，单篇话本越来越少，而代之以大量的话

本总集和选集的出版。在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初始阶段，文

人们还是循规蹈矩的。他们在创作拟话本小说时，尽量摹仿

话本的艺术体制，较少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往往沿袭“说话”

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处于这一时期的“三言”，甚至还保留

初的“二拍了相当数量的“宋元旧篇”。凌 ”，是文人独立

创作的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也较多地保留着话本的艺术特

点。但和宋元时期的话本相比，在语言上已显露书面文学的

痕迹。清初以来，拟话本小说创作的主体由“说话”艺人逐

渐演变为文人。他们较多地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

又长期失去和市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故拟话本小说书卷

气颇重。大量话本小说总集和选集的刊行，破坏了它的口头

传播，失去了广大的民众，逐渐成为文人学子们书面欣赏、

逞才扬己的“案头文学”，话本小说逐渐迈向衰竭之路。

“评话”的出现，加速了拟话本小说的衰落。“评话”的

产生与话本的演出有密切的关系。在话本小说发展的历程中，

艺人们曾创造了“诗话”、“词话”等不同的艺术形式。至元

代，于“讲史”中形成的“平话”更是风靡一时。由于元、

明时代依然是理学一统天下，佛、道两家的思想非常微弱，

三国演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精神又回归文坛。 、 精忠

传》、 隋唐演义》、《杨家将》等通俗演义小说充斥市场。在

历史文学蓬勃发展中，艺人们也把书中的许多精彩故事编成

口头表演的《评话》在公众场合演出。如说书大家柳敬亭就

是在明末涌现的著名艺人。他一直活跃在明末清初的“评话”

年）之后才离开人世舞台上，直至清康熙七年（ 。李斗

在《扬州画舫录》中说：“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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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韩圭湖诸人，屡为陈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

鉴赏。”扬州更是评话的中心。艺人们在此说大书，不仅有讲

史，还有说公案、灵怪等等。这类“评话”的出现，很快占

领了文化阵地，原先仅供书面阅读的拟话本小说很快败下阵

来了。

第二节　　清中叶的拟话本小说

清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出现两个富有代表性的拟话本小

说家：石成金和杜纲。他们分别创作了小说《雨花香》、《通

天乐》和《娱目醒心编》。这类小说比起明末清初的拟话本作

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逊色得多。它们的出现，预示着话

本小说的发展己是强弩之末了。

石成金（ ，字天基，又号惺斋，清代文学

家。他童年丧父，成年后遵母命弃儒从医，二十九岁时准贡，

居京一年，翌年春游南雍，不久考中秀才，直至四十八岁那

年，才荣登进士榜，授为宝坻知县。

《雨花香》和《通天乐》的出版，使石成金在中国话本小

说史上一举成名。

有关这两部书的创作，他在《雨花香 自序》中说，是为

了“醒人之迷悟”和“复人之天良”，所以摭拾“吾扬近时之

实事”四十种，“漫以通俗俚语”汇集成书，与禅师宣讲的教

义“微同”。

小说的核心思想是为世人树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各类榜样，以作“前车之鉴”，故事、人物和议论都为此而

立。全书大大小小数百人，上自丞相、状元，下至平民百姓，

举凡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诸般人等，都可分为善、恶两类

为善者皆有好报，为恶者都得恶报。一切“现在榜样，报应

分明” 第六种《洲老虎》）。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无疑对稳

固封建统治有利，但客观上也于淳化民风，提高社会的道

水准，抑制奸邪横行，有所促进。由于作者“取其切实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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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者”（袁载锡《〈雨花香 序》）的“扬州近事”作为创作

的素材，所以，小说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大多能强烈地拨动

读者心弦。

石成金在《雨花香》中还宣扬了安贫乐福和随遇而安的

思想。第一种《今觉楼》就是如此。小说告诉人们：“人能安

分享乐，病也少些，老也老得缓些，福也受得多些，寿也长

些。”作者反复强调：“世人要享快乐，只须在心念上领略，

则随时随地俱享快乐，切莫在境界谋求，不独奢妄难遂，反

多愁苦无休。”其后，他特地附了自叙体《惺斋十乐》一文，

力图现身说法，增强艺术力量。类似的劝世之作，充斥《雨

花香》全书。

石成金虽生在盛世，但和多数文人一样，已隐约预感到

封建统治必将灭亡的命运，也执笔加入了鞭挞它的大合唱。

《雨花香》的不少篇章在表现上述各类思想的同时，也描写了

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对人们认识处于大崩溃前夜的封建社

会腐朽本质有一定的意义。如小说第六种《洲老虎》描写周

正寅和赵家争夺一洲滩之事，表现了清中叶社会的黑暗。作

者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从曹乞丐身上，我们

可看到社会世风的日下和人情的浇薄已到了何等地步！

封建官场是封建统治的缩影。石成金涉足其间，亲历过

宦海的浮沉，这使他对此的认识大为深化，所以在《雨花香》

中较多地臧否封建官吏。如第四种《四命冤》的孔县官，是

他十分憎恶的。这位“父母官”枉断吴周案，一时屈死四条

人命，是草菅人命的典型。第三十六种《失春酒》之后，他

又附上一篇《公门修行》，强调官场之人要秉公执法，心存天

理，政治才会清明。而第八种《人抬人》中，他则以县官熊

开楚为例，为人树立一个贤明官吏的楷模。尽管囿于各种原

因，石成金在小说中不敢过分坦率，只是微露锋芒，但从

《雨花香》中，人们还是能领略到他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强烈不

满之情。

由于小说中鼓吹的因果报应、宿命论思想，暴露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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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致命弱点。小说的创作本意主要在于弘扬封建道德，

故而在开头和结尾插入大量陈腐说教，使《雨花香》等在艺

术上并无多少可取之处。《通天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清代乾隆年间，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著名的话本小说

集《娱目醒心编》，作者是杜纲。

杜纲，字振山，号草堂，江苏昆山人。少时聪慧敏捷，

文名播于乡里。此后一生不得志，晚年以著书自娱。他创作

的《南史演义》和《北史演义》两书，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名

作 ，他把自己“目之所见，耳之所。乾隆五十七年（

闻，心有感触”的事写成小说，共十六篇，编为《娱目醒心

编》。

正如书名所表明，此书主旨是“娱目”和“醒心”。所谓

“娱目”，是指小说的可读性，也就是艺术上的审美追求；而

“醒心”，是指小说的思想教育作用。他在卷十《图葬地诡联

秦晋，欺贫女怒触雷霆》中说：“心即是天，顺天者存，逆天

者亡，一定之理。”这表明，杜纲的“心”，是至高无上的

“天”。他要“醒心”，也就是要唤醒世人的天理良知。这就是

说，杜纲企望把人世间的种种“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托

之于因果报应之理，以“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补社会

风俗和人心的醇正。这也是我们解开此书艺术堂奥的一把

“钥匙”。

《娱目醒心编》第一篇就是《走天涯克全子孝，感异梦始

获亲骸》，杜纲借曹士元千里寻觅父亲尸骸的故事，刻画了一

位“万古千秋名不死”的孝子形象。但小说在客观上也揭露

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因为产生曹士元家庭悲剧的根源，

是当时社会的动荡。这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正

是他们的残酷统治和血腥掠夺，才造成了社会的“世乱”和

人民的“饥驱”，导致一幕幕人间悲剧的产生。这篇小说在全

书是非常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作者把对封建社会的不满

和控诉遮掩在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的外衣中，

这是此书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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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杜纲创作《娱目醒心编》的一个方面。综

观全书，可见杜纲宣扬的这种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思想，

主要是针对封建统治集团的。上自皇帝丞相，下至公子大夫、

府县官吏、衙役差人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曝光”。如卷六

《愚百姓入招假婿，贤县主天配良缘》叙述一桩“儿女相争”

的财产案。杜纲评论此事说：“若为官府者贪婪不法，唯知奉

承上官，刻剥百姓，民事置之不问，事有疑难，全不细心体

察，一味听了胥吏，糊涂了账，何以折服人心，于地方有何

补益？”明确地把笔锋指向封建社会中的“为官府者”。尤其

是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造冤狱奸小害良》，严厉地抨击了

“朝廷” 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作品敷演明代徐福达一

案，指斥嘉靖皇帝为“保护国戚”，居然颠倒黑白，指忠为

奸，“赏罚是非不明到极处了。”在杜纲的心目中，皇帝也非

圣人。他也会听信谗言，与奸人沆 一气，诬陷忠良，把国

事“弄得七颠八倒”。这种大胆的抨击，殊属少见。

从我国话本小说的发展来看，《娱目醒心编》是处于衰落

期的作品。比起全盛期的话本小说，较多地蒙上一层忠孝节

义的封建道德说教。尽管如此，《娱目醒心编》还是多方面地

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如表现市民的生活，是杜纲的创作

重点。卷三中的刘达观、蔡节庵、房子孝，卷六中的王慕郭、

周二官，卷十中的朱渔翁，卷十三中的吴有源，卷十四中的

唐六生等各阶层市民，他们各以特有的方式在社会上生活，

组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尤其是在一些表现婚恋题

材的小说中，杜纲塑造了几个“奇女子”的鲜明形象，呈现

晚明进步思潮的余晖。卷四《活全家愿甘降辱，徇大节始显

清贞》第一回中的封氏，在战乱中为保全合家生命，甘愿嫁

与他人为妾，后设计逃回。杜纲赞扬她的这一行为说：“封氏

委曲全家，用计求脱，真是女中丈夫。卷二《马元美为儿求

淑女，唐长姑聘妹配衰翁》叙唐长姑为续夫家之婿，嫁妹于

其翁的故事。如果我们剔除它的封建思想成分，可见杜纲对

这位“大奇女子”的敬佩。第二回的回前诗说：“红丝一缕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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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亲，巾帼奇谋意更真。炼石会将天罅补，娲皇端是大功

臣。”小说的结尾说唐长姑。识权达变，见得明，识得透等

等。这都表明了杜纲的较为进步的妇女观。

此书也有不少思想糟粕，最突出的是宣扬封建果报和迷

信思想这使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力量都有所削弱。

我国的话本小说，本是一回一篇，有篇首、入话、头回、

正话、篇尾等，但《娱目醒心编》把回扩展为卷，又把入话

或头回扩展成一回。所以每则小说有二至三回不等。每回既

和全卷有着共同的思想主题，但大多又可独立成篇。这和每

回下有注明内容梗概标题的《照世杯》相比，显然是向着现

代短篇小说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第三节　　压卷之作 跻春台》

中国话本小说史上的压卷之作是《跻春台》。

跻春台》现存的 ，是 年成文堂刊本，共四册，每

册一卷，以元、亨、利、贞标之。每卷十篇，目录后有“凯

江省三子编辑”字样，可见它的作者是刘省三。书前有《新

序》，署名“刻〈跻春台 铜山林有仁序于藜照书屋之戒欺

轩”，时间为“光绪己亥（ 九月中旬”，说明它的创作

是在清代末年。

序》云：“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

劝善惩恶一书，名曰《跻春台》。”这表明它的创作主旨是

“劝善惩恶”。这和清中叶以后的话本小说的思想题旨是一致

的。《序》还说：“此劝善惩恶之俗言，即吕书五种教人之法

也。读者勿以浅近薄之。诚由是积善必有余庆，而余殃可免；

作善必召百祥，而降殃可消。将与同人共跻于春台熙熙然，

受天之祷，是省三著书之意也。”这说明：刘省三创作《跻春

台》，不仅在于倡导封建的纲常名教，而且要教人以改恶从善

之法。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使小说充斥各种陈腐的说教，

失去早期话本小说的思想光彩。恰如鲁迅所说，其“形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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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神与 跻春台》“列案四十，明其端宋迥异矣”。但是，

委，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在衰落期的话本小说中，不

失为一部嵌崎拔异的作品。

《跻春台》的四十篇小说，描叙了清代市井社会的众多人

物。如官吏、地主、僧尼、方士、帮闲、塾师、讼棍、店主、

伙计、魔师、戏主、优伶、商贩、车夫、牧童、裁缝、银匠、

渔翁、泼妇、悍婆、乞丐以及各色手艺人。作者笔触所至，

涉及买卖佣耕、堰水屠牛、放银兑换、设坛行医、赶会唱戏、

婚丧喜庆、人伦交谊、称爷结党、吏治军功等，把清末社会

的真实世相摄入作品，几乎作了不加粉饰的描写，充满世俗

气息。人们从小说描摹的这个“窗口”，可窥探到近代中国社

会的一斑。

年以后，随着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灾

难。《审烟枪》反映了鸦片输入国门后的危害：这鸦片烟害人

极凶，胖人吃瘦，瘦人吃死，田地、房屋、妻子、财物，都

吃得进去。新婚之夜，本是人生的幸福时光，但王天喜却一

命呜呼，新娘执狱，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鸦片活活拆散。作

者意在劝人以此为鉴，和烟枪作斗争，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黑暗的官场，是小说竭力抨击的对象。尤其是监狱刑房

的黑幕，在《跻春台》中历历如现。《捉南风》叙吕光明屈打

，“丢在卡（指监房）内，受尽私刑”。犯人们把他弄得

不死不活，最后答应给一百串钱，才免于一死。《六指头》描

写牢房“又要填命，又要交钱”的情景：兆麟入狱后，屡遭

同监犯的毒打。其母用银一锭以慰众人之心。谁知得到的回

答是：“这点银子不够众人吃水，拿来做啥？”他们开价“一

千不多，八百不少”，急得她“肝胆皆裂”，来堂上喊冤。而

官府和犯人沆瀣一气，让她交“喜钱”，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世道混浊，人性沦丧，是封建社会垂亡的重要特征。《跻

春台》对此有较形象的展现。如 活无常》中的饶氏，是一

个“皮性乖张，嘴巴尖利”的悍妇。她“外面装得光生，心

中实在痛恨，到娘家检副蒙心药与夫吃了”，造成丈夫终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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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自此在家中为所欲为，日夜争吵，闹得鸡犬不宁。在

公公睡着时，拿剪刀把胡子剪下，诬蔑他“扒灰”，赶出家

门。《假先生》揭露伪道学的蒙馆骗钱，入木三分。杨学儒见

哪家有弟子读书，就千方百计地钻营，只要有钱就行，“时与

徒弟说笑讪谈”，哪管读书是否长进，一味把学生当做摇钱

树。《卖泥丸》将王成与王老么相对比，以他们的不同遭遇来

颂扬善良忠厚的美德，鞭挞奸诈无赖的恶行。

《东瓜女》和《过人疯》是两篇爱情小说。前者中的鸭婆

是个面貌丑陋的女子，但嫁到何家后，却“殷勤尽道，事姑

如佛，敬夫如宾”，与 领针黹，夜病中的丈夫患难与共，

纺棉花，以谋日食之度”。后者中的李文锦幼时曾聘胡兰英为

妻。后来，胡兰英因出痘而变得面麻身矮，失去昔目的美貌，

而招致退亲。在这一正一反的典型事例中，作者昭示人们：

在缔结婚姻时，不能单纯追求外貌的漂亮，而要注重于心灵

的是否高尚。这比起清初那种推崇“郎才女貌”的爱情观来，

显然更具市民的思想特征。

《跻春台》在艺术上具有话本小说的体制特点。但出于劝

善惩恶的创作目的，篇中又有较多的议论。每篇开头皆用诗

词点明题意，篇尾以评论作结。结构完整，但思想较为平庸

浅薄，艺术情趣不高。与以前的话本小说不同的是，作品中

往往穿插大段的说唱韵语。这些韵语都用第一人称演唱，不

少是角色的心灵独白，也有情节发展的叙述，有时中间夹有

第二人称的对白，形成一问一答，一说一唱。它们虽然没有

曲牌，但前后押韵，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颇似快板、打油

诗和顺口溜之类，富有生活气息。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

小说的逐渐衰落，民间的弹词说唱有了迅速发展。《跻春台》

的这种艺术体制，显然有着时代的烙印。刘省三长期生活在

市井阊里，对民间的通俗文艺较为熟悉，信手拈来，出口成

章，插入小说，散韵结合，增强了艺术情韵，配以浓郁的四

川方言，使全书在陈腐的说教中透出一股淡雅芬芳的气息。

但是，这种艺术格局也呈现出话本小说和弹词合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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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跻春台》为代表的话本小说，至清末已必然要走向

衰亡。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的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它以

鲁迅先生的《阿 正传》等优秀小说为代表，迎来了中国小

说发展的又一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