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公共品问题的新道路——集体自治管理模式

Self-Governance Institution

Policy Analy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elf-Governance -------Elinor Ostrom

集体行为的政策分析以及自治管理模式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政策分析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对政策的研究已经从“应然（ What ought to be)” 逐步转向“实然（ what is ）”，这种转变要求摆脱旧有的一种“一一对应”的观念，因为政策问题所涉及的因素繁多，一组政策往往会有多种结果的输出。 过去的政策分析工具中并没有对集体行为研究提出过专门的理论模型和原则，但事实上，参与者自愿组织起来行动却是常见且有效的行动方式。由于对这种行为的认识研究相对缺乏，所以往往会出现以某些共同点为借口套用旧模型，最终只能阻碍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Ostrom 倡导重视人们自愿组成的自治组织及其管理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种介乎政府和完全私人领域的新的集体自治管理模式（ Self-Governance Institution ），以便逐步完善对公共品和社会整体福利的管理。 下面我们将遵循 Ostrom 的推理思路来追寻这种模型，开启我们的思路。

目 录

理论起源与背景三个相关的传统模型的局限性两条针对公共品管理的传统道路更有效的新模式——集体自治管理对各种模型的总结提出政策研究工具的新目标

推理过程框架个人主义基本原

则 三种典型分析模式：

1 、公共资源的悲剧2 、公共品的“囚徒困境”表述3 、集体行为的逻辑

针对公共品的传统解决方

案

“ 利维坦”式的中央集权模式

完全私有化道路

无论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还是针对公共资源的绝对路线均未能解决其中的矛盾。

集体内订立合同且求助于中介组织的，介乎中央集权与私有化管理的中间道路

由参与者自愿联合组成并共同管理的成功实例

结论：针对公共品的管理，提倡采取自治管理的集体行为模式，同时加强中介和宏观管理，已达到全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优状态。

一、理论起源与背景 20 世纪的博弈论、决策科学等一些辉煌的理论推动了个人主义理论的

发展，“人”被认为是可以掌握充分信息，完全清楚自己环境，能够做出最聪明的选择，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出最优策略的“理性人”。简单来说，就是能够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参与者。与组织理论相比，以上理论作为前提基础的人类行为分析确实更贴近人的真实行为，更有预测性。但是，人的认知能力在实践中却是有限的，受外部条件限制的，所以要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社会整体福利优化并不简单，更不是个人利益简单相加所得到的。

在经济学里，理性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政治学里的不同，它们更着眼于政治权力。当“人性本私”的观念被经济学和政治学家们同时接受的时候，政治理论就提出了“分权”（ pit power ）的思考。人们认为，若一个统治者掌握了所有权力，他就会不惜牺牲他人利益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分权”，也就是反权力垄断。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优状态呢？以下的模型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对公共资源的运用是其中的关键。

下面我们首先接触的是三个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竞争模型，看看他们的结果是如何的。

二、典型模型之一——公共资源的悲剧

Garrett Hardin 于 1968 年发表的文章以牧场为例提出了“公共资源的悲剧”。资源被假定为有限的，设想在一个没有使用限制的牧场里面，如果有两位牧人，他们放牧的数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益，而维护牧场和牧草生长的成本和风险则平均分摊，在这种情况下，放牧者双方都会尽可能多的饲养牲口，以提高自己的收益，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牲口都没有足够的牧草，而牧场也由于过度使用而越发贫瘠。结果资源耗尽，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收益都没有实现最大化。

模型之二——公共品的“囚徒困境”Hardin 的牧人博弈可以被经典的“囚徒困境”所描述。我们首先确定假设条件：〈 1〉只有一个牧场，只能够给 L 只牲口提供足够的牧草，即资源有限。〈 2〉两名牧人都符合理性人的假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每人的策略

分为合作与欺骗（不合作）两种。若合作，大家平均分配资源，平均承担成本，那么每人饲养的牲口数目为 L/2；相反，如果任何一方不合作，那么双方都会按自己的计划尽可能多的饲养牲口数目，争取最多的利益，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图表解释为：

符号解释： C(cooperate合作 ),D(defect欺骗 ) ，“ 1 、 2” 分别代表牧人 1 和 2

箭头表示策略的选择方向收益假设：〈 1〉若双方合作，各占一半资源，那么均获得 10 个单位收益 〈 2〉若一方采取欺骗策略，那么另一方在同样成本前提下遭到损失，而牲口也不能获得足够牧草，为 -1 单位；而该方则占了便宜，收益为 11各单位。

〈 3〉若双方均采取欺骗策略，那么两败俱伤均为 0 单位受益

1

C( 合作 ) D( 欺骗 )

2

C( 合作 )

D( 欺骗 )

C( 合作 ) D( 欺骗 )

10

10

-1

11

11

-1

0

0

(10,10) (-1,11)

(11,-1) (0,0)

牧人 1 DC

牧人2

C

D

图示一

图示二

分析： 在没有任何外力约束或者合同束缚的情况下，每一个牧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我们从其中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策略选择。

第一种选择：合作，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大家都合作，那么各自得 10个单位的收益；但是，如果对方选择的是欺骗手段，那么我的收益就会变成 -1 ，对方获得 11 个单位的收益，比 10 多，所以对方完全有采取欺骗策略的诱因。在这种选择里面，我的收益最好是 10 单位，最差 -1 单位。 第二种选择：欺骗，如果对方选择合作，那么我就能够获得 11 单位的收益；即使对方也采用欺骗策略，那么双方都得到 0 单位收益。所以在这一轮选择里，最好的结果是 11 ，最差是 0 。 对比之下，欺骗策略显然是严格优势策略，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11 和 0 的收益组合总比 10 和 -1 的好，可见只要是理性人且信息完全，那么当然对于参与者个体来讲，欺骗策略是总不会亏本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两败俱伤不比单方面亏损的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大家共同负担亏损是公平的，但对方获利，我方亏损则是难以接受的精神损失。 结果我们会发现，牧人各自选择欺骗策略，本以为无论如何都不会亏，但最终大家都获得 0 单位收益，对整体来说只是第三优的选择，没有达到整体的最优状态，资源没被充分利用。

模型之三——集体行为逻辑 面对个人福利的追求，该怎样寻找公众福利的结合点？该怎样调动个体为社会福利做贡献，从而避免像之前一样，个体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整体的非理性选择，尤其是在公共品上出现的困境？Mancur Olson 提出了集体行为的逻辑观点。认为集体行为可以解决之前那样的“非合作博弈”，从而使大家协调达到资源利用最优状态。

但是集体行动协调有重要的前提条件。要求集体内个体的数量足够小，或者存在足够强的外部强制力监视并束缚参与者的行动，否则，利益驱使，参与者仍然有偏离合作轨道的利益动力（这种博弈被假定为最后一次博弈，那么参与者就不必考虑下次博弈的得失）。这里足够小的数量并不是一个划定的数字，而是取决于成员的行为受其他成员监视的程度，若成员的欺骗行为不容易被察觉，欺骗就更容易了。

可见，经过三个模型的分析，我们还是回到原来公共品的困境中来。若集体行为成功约束个体，那么公共品就能被协调利用，而每个个体也能够在平均承担负担的前提下共同获得同等的利润，那么全社会都就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若强制力失效或者协议遭破坏，那么个体就可能被诱惑逃离合作状态。公共品本身就被定位具有“非排他性”特性的物品，个体清楚即使不付出、不承担成本，他也很难被排除在资源使用之外，因此，所谓的“搭便车”行为就会出现。久而久之，便没人愿意承担成本和风险，只索取不付出的情况，最终导致资源枯竭。 通过对三种基本模型的分析，我们依然没能找出解决公共品使用问题的方法，对它所涉及的集体行为也没有完整的理论指导。所以，我们在此必须明确，警惕滥用相似的模型。如果把变量、参数相似的问题盲目套用模型，那么结果是不可靠的，若用之于预测结果，那更是有害的。政策的安排决不是一一对应的的方程式。 从上述讨论中可知，社会整体福利程度并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要实现整体福利的提高，我们首先要更正“只要个体利益实现最大化，总体利益也就实现最大化”的旧观点。

三、“利维坦”式的中央集权模式 “ 利维坦”模式认为强制力

能够迫使个体合作，尽管个体不选择最优策略，却能达到全社会福利的优化。霍布斯所崇尚的就是通过强制力结束“人反对人”的斗争状态，由利维坦建立秩序。对违反规定，不合作者处以惩罚。

承接之前的牧人的博弈游戏，我们加入处以惩罚的参数，假定对欺骗行为的惩罚是 -2 单位的收益，对合作策略者没有影响。那么如右图所示：

1

C D

2

C D C D

10 -1 9 -2

10 9 -1 -2

上述模型理论上成立了，但我们假设强制力惩罚的管理成本为0 ，而且信息完全，处理也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中央强制力完全清楚被管理者的策略和所有行为，并且精确地对选择欺骗策略的人无一遗漏的进行惩罚，也不会错罚忠实合作者。可见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要达到这个状态中央集权必须很庞大、很能干。 然而，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央权威不一定总是那么精确和能干。参与者的隐蔽行为往往可以逃出被惩罚的厄运，反而一些遭到陷害的忠实合作者却可能枉受罪行，这也是高高在上的政府难以避免的弊端。 所以，我们在下面的一个模型中加入两个参数来描述这种偏差。假设为：把成功惩罚“不合作者”的几率定为“ y”,那么逃过惩罚的欺骗者几率就是“ 1-y”；另外，把冤枉受罚的几率定为“ x” ，那么成功保护“合作者”的几率就为“ 1-x”,而惩罚的力度依然为2 个单位的收益。所以，平均起来（乘以几率），错误受罚和逃离法网的惩罚力度用： -2x 和 -2y 来表示。 如下图所示：

1

C D

2

C D C D

10-2x -1-2x 11-2y -2y

10-2x 11-2y -1-2x -2y

那么，我们最初讨论的模型就变成了这个模型的特殊形式。

当 x=0 ，即不会错罚 y=1 ，即违法必究

那么结果就变成原来惩罚力度为 -2 的结果。所以是左图模型的特例。

然后，我们按上面的公式，代入一组数字 当 x=0.3,y=0.7 时，

9.4 -1.6 9.6 -1.4

9.4 9.6 -1.6 -1.4

我们又再次发现，欺骗策略又再次成为严格优势策略，总比合作策略好，所以参与者又都选择欺骗策略，最终结果仍是“两败俱伤”。

可见，当 x=0.25,y=0.75 的时候

9.5 -1.5 9.5 -1.5

9.5 9.5 -1.5 -1.5

为临界状态，超过这个值，平衡状态就会打破。

四、完全私有化道路 与“利维坦”相对的一种方法就是完全私有化，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强

调经济自由，崇尚自由竞争，市场交由参加市场的主体主宰， 从竞争中形成秩序，无需政府干涉。而市场主体就是 财产私有者。理论上，把公共资源分为若干份额，分别为私有者所有拥有，通过自由竞争来调整，按市场规律运营。

再利用两个牧人的 博弈例子。把牧场平均分给牧人，各自 承担属于自己的那块草地，那么他们肯定会按最优状态配置资源，只需要保证他们互不侵犯领地即可。由此，每个牧人只需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而不再需要考虑与周边竞争者的博弈。

这种人为的平均分 割资源真的成立吗？不，试想，如果草地肥沃程度不同，牧草产量不一，又或者由于自然条件，降雨条件不平衡，那么牧人也同 样会相互竞争、争执。而且，这种分配方法更 不能应用于海产捕捞资源的划分，流动性强的资源就不能定形的具体的平均分配。再者，有些自然资源的使用者根本不可能被绝对的排除在外。

以上的“利维坦”模式和私有化道路朝着两个极端走去，把问题分析得过于绝对和简单。面对集体行为，应该还有更好的理论。经验所得，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本来就不像之前两条道路那样透彻、绝对，往往既像市场手段又像政府行为；既类似私有化做法，也像公共管理措施。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寻找介乎两者之间的理论模型。

五、可供选择的新方法 面对公共品困境，可以有区别于前的新的博弈游戏。

就是参与者订立合同，各自遵循合同内容，使整体达到最优。订立合同的工作与之前“利维坦”模式中的政府规定不同，它是自由参与的，合同有参与者共同制定，再请有效的中介组织帮助确认，并协助监督和起诉违规者。由于参与合同者涉及自身利益，有动力监督其他竞争者的违规行为。另外，他们熟悉情况，能准确处理当中事宜，降低监督和惩罚的成本。 若合同不公平，那么他们也不会同意签署。而外界的条件就是保证有畅通的诉讼渠道，那么专业的中介公司就凭借熟悉法律等知识和技巧提供辅助。这里的成本， 我们设为参数 e ，若只有两个人参与竞争， 那么图示为：

1

2

10 -1 11 0

10 11 -1 0

1

-A A

A-A-A A

A代表一方选择签署合同， -A 表示拒绝签署。只要有一方不达成协议，就回到原来最初的博弈状态，如左图。

10-e/2

10-e/2

若双方均 签署了合同，每人平均分担合同成本，

e/2

另外，由于 e 是中介公司收取，那么 e就有竞争意义，参与者集体， 比如行会，就会选择 e 最低的，即成本最 低的公司来合作。

当然，任何一个模型都不是万能的，许多复杂的因素会出现在不同的问题中，不能僵硬的套用。

六、源于经验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出自 土耳其 Alanya地区，这个地区以近海捕捞为主。 当地渔民就凭经验建立起一套方案解决公平分 配资源问题。这既不是中央规定也不是私有化管理。

首先，渔业的兴旺遭受两大因素困扰。一、无限制地使用海产资源引起相互间激烈的竞争和摩擦；二、对渔利丰富区域的争夺增加了成本，更加依赖于捕鱼器械的先进程度和能力。

20世纪 70 年代初，当地渔民就商议出了精湛的解决方法，且经过 十年试验、修改，最终付诸实行。他们把渔区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保证鱼群自由游动，不影响他人捕捞。然后审批合格的渔民资格，要求他们按规定捕捞。然后从 9月到 1月，渔民每天向东转移一个区域进行捕捞； 1月以后，有反方向向西移动，这样每个渔民都有可能轮到渔利丰富的地区，那么他们就会共同承担渔区的成本，同时相互监督捕捞行为，及时公开违规参与者，为的是保证自己利益，若有人违反，那么可以诉诸司法审判，那么在下一年的抽签当中，他们将无法获得捕捞资格。

分析这个方案， 我们说它并不是私有化管理，因为它是通过相互合作，合理分配权利和义务来完成。也不是中央系统管理，因为参与者只有各自充分合作才能使制度合法化，才能得到认同，不是政府强制所致。政府只需提供依法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其他事情均交由渔民自己执行。这种做法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由于渔区的捕捞情况为各渔民所熟悉，他们共同订立的条件，得到认同且共同维护，是强加合同所不能做到的。

Alanya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是自治管理模式的模范例子，参与者自己构成和修改协议，也共同维护和监视协议的执行。但这只是源于经验的个别例子，如何寻找出适用更广泛的理论模型则尚 待发展。

七、总结 以上各种模型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有人逃离束缚，从公共资源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那么平衡合作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若是有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破坏而又不受惩罚，那么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导致集体利益处于非最优状态。

八、政策研究工具的新目标 政策指标往往出于比喻性的运用模型，尤其是在没有对

集体行为形成理论认识时，政策者往往由于一些要素相同，而近似使用其他模型，且理想化模型的执行，最终很可能是失败的，甚至是危害深远的。而对公共的政策，主要是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因此，无论中央控制还是私有化管理都把问题过分简化了，有时甚至是有害的。

最后，我们的政策研究者必须更贴近现实地进行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提取理论，综合考虑诸多因素，避免过于简单的处理政策问题。因为政策问题往往不是一对一的，一种政策会有很多不同的结果，研究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怀疑的态度，绝不能认为是一劳永逸的。政策研究中，介乎中央系统管理私有化管理的集体自治模式，以及中介组织值得我们大力研究，而且应该予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