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俗字「㔟」「 」再考――以兼意「四抄」爲主要資料 1

日本俗字「㔟」「 」再考 ――以兼意「四抄」爲主要資料

梁曉虹

南山大學（日本）教授

摘要： 「勢」作「㔟」，「熱」寫「 」，被江戶學者稱爲「倭俗字」，即日本俗字。

筆者曾以石山寺本《香要抄》爲資料對此二字進行過考察。1本文是在此基礎上，

將資料範圍擴至兼意「四抄」後的再考。本文屬「個案」考察，旨在研究「㔟」

系「倭俗字」字形產生的時代背景，考察日本「和樣書道」對「㔟」系「倭俗字」

產生的影響，從一個側面考察漢字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

關鍵詞：

四抄、書法、倭俗字、日本書法、漢字傳播、漢字發展

壹、前言

亮阿闍梨兼意是日本平安後期真言宗高僧。其主要著作除有《成蓮抄》二十

卷外，尚有以上所述及的所謂「四抄」留存。「四抄」記載詮釋密教修儀所必需

的「寳·香·薬·穀」四種物品，對密教修行者極爲便利。深爲學界所關注的是，「四

抄」不僅留存，而且還是以古寫本的形式。特別是石山寺舊藏本《香要抄》、《薬

1 梁曉虹：<日本倭俗字例考>，《漢語史學報》第十八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年 12

月），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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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種抄》、《寳要抄》，被認爲寫於久安四年（1146 年），而醍醐寺舊藏本《香要抄》、

《藥種抄》、《穀類抄》，則被認爲寫於保元元年（1156）。兩大系寫本相差僅十年，

皆爲平安末期寫本，是非常珍貴的古寫本資料。儘管皆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所寫

漢字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色，故應是研究平安時代日本漢字傳播與發展的重要資

料之一。

日本平安中期以降，日本文字中的假名文字已經產生，經生書寫也已非如早

期抄經時基本照唐寫本摹寫，而是或已形成自己的某些特色，或已有某些規律可

循，故而漢字在日本，在一些發展綫索上已自有其特色。換言之，「倭俗字」即

「日本俗字」已呈現出某些特色。

要探討早期日本俗字，資料極爲重要。筆者選擇了兼意的「四抄」。這是因

爲上述資料的兩種寫本時代相對明確——平安末期，又皆出於當時高僧之手，特

別是石山寺本被認爲出自當時書法家藤原教長之筆，而保元元年寫本則被認爲出

於清原賴業之筆，而其亦爲當時書法大家，故應能呈現出當時文字的書寫特色。

「四抄」的兩大系寫本作爲研究資料，無論是從古籍整理還是從漢字研究的

角度看，内容都極爲豐富。筆者今後會展開較爲全面的研究。本文則從「倭俗」，

即「日本俗字」的角度展開，且以「例考」的形式，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對「㔟」

系「倭俗字」加以「再考」， 目的是考察「㔟」系「倭俗字」產生的時代背景及

其原因，從一個側面考察漢字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

貳、關於「倭俗字」

一、 關於「倭俗字」

所謂「倭俗字」， 即在日本產生的俗字，這是江戶時代日本學者提出的概念。

新井白石 1在其《同文通考》卷四 2以輯錄流行於日本的「倭俗字」爲主旨，從中

日書同文的視角，考辨其源流。新井白石稱其爲「本朝俗書」或「本朝俗字」，

指不見於中國字書，而在日本通行的那部分俗字。并按照與漢語正字之間的關係，

將「倭俗字」分爲國字、借用、誤用、譌字、省文五大類。這是江戶學者對日本

俗字所作的較爲全面的研究。儘管分類不一定都準確，且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3但「倭俗字」的提出，説明其已注意到漢字在日本傳播和發展後所產生的結果。

稍後的太宰春台 4編有《倭楷正訛》5一書，主要針對當時「書工」不得楷書

1 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戶早中期政治家、詩人、儒學學者，在朱子理學、歷史學、地理

學、語言學、文學等領域皆有造詣。 2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一卷（東京：雄山閣出版，昭和 48 年（1973）

12 月，頁 253-308）。 3 金燁：《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俗字研究》第二章（杭州：浙江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1 月，頁 12-19）。 4 太宰春台（1680-1747），江戶中期儒學學者。

5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第四卷（東京：雄山閣出版，昭和 49 年（19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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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而成之訛。他還指出「又俗書工有好作奇字異體者，雖非訛舛，然爲大雅之

累，則猶訛之屬也。童子輩不可不戒也」。故其撰著此書，主要是「冀童子輩作

楷字者，免於倭俗之謬訛」，以「正倭俗之訛」。這種奉「楷書」爲書寫標準字體

的漢字規範意識，爲江戶時代學者所共有。江戶時代初期大儒貝原益軒 1在其所

著《和俗童子訓》卷四就已經明確指出：倭俗是因爲不學楷書之故，不知文字，

筆畫之誤甚多。故若不學楷書，草書之訛誤亦會增多。我國近代前輩得書法大家

之名者甚夥，然因不學楷書之故，其字跡多有真草皆誤之處。2强調學書法也應先

學楷書。這些都是從漢字書寫、書法練習的角度提出的，基本以「楷書」爲標準，

根據中國傳統字書，特別是明代的《字彙》、《正字通》等來作爲「字書論訛舛」

之正。所以，所謂「倭俗」實際被認爲是「訛字」。近藤西涯 3在其《正楷錄·凡例》

中則明確提出「倭俗訛字」的概念：

倭俗訛字作俑者，如杉作杦、勢作㔟，甚多。所無於華人也。此錄也，收

此以使好古君子知文字有爲倭俗所訛者焉。4

以上江戶大儒從「正字學」的觀點來，認爲這些皆屬訛誤，需要糾正。但是，

我們若從漢字傳播和發展的角度來看，各類「倭俗」現象的出現，不同「倭俗字」

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是漢字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的結果。

二、關於「四抄」寫本

日本平安時代，密教盛行。以皇室宮中爲首，各大寺社、朝臣之間盛行舉辦

各種修法活動，寺院還要舉行灌頂等行法儀式。密教修法所用供物有「五寶、五

香、五藥、五穀」等。舉行「護摩」5之祭祀法時，修儀者一邊念誦真言，一邊將

以上供物投於火中。而設壇修法時也需將「五寶、五香、五藥、五穀」盛於五瓶，

然後埋於壇中。因其中有些物品不見於日本本土，而是來自印度、中國等國，不

爲當時僧俗所熟知，故兼意采取大量抄錄「外典」與「内典」之法，對「寳·香·薬·

穀」諸種物名加以説明詮釋。「外典」主要有本草著作、類書，也有部分字書、

韻書、史書以及道教文獻等。而「内典」則主要是密教經典，但也有其他部的經、

律、論以及佛經音義書等。「内外典」大部分傳自中國，但也有少數日本人的撰

月，頁 21-26）。

1 貝原益軒（1630-1714），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儒學家、博物學家、平民教育家、本草學家。

2 貝原益軒著、石川謙校訂：《養生訓•和俗童子訓》（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 5 月，第 33

版，頁 261。又按：原著爲日文，此爲筆者所譯。） 3 近藤西涯（1723-1807），江戶中後期儒學學者。

4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七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昭和 49 年（1974）

12 月，頁 183）。 5 「護摩」爲梵語「homa」音譯，乃火祭、焚燒之義，即投供物於火中之祭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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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著，甚至還有一些出自朝鮮新羅僧之筆。

留存至今的兼意「四抄」諸寫本，實際主要又分兩大種類：

保元元年寫本。其中包含《香要抄》、《藥種抄》、《穀類抄》。此「三抄」皆有

「保元元年」（1156）的書寫識語，且出於清原賴業之筆。清原賴業是平安末期貴

族，作爲當時的儒學者和書法家而聞名於世。根據川瀨一馬與森鹿三的研究，1寫

於保元元年的「三抄」曾經鎌倉時代前期真言宗高僧成賢 2之手，藏於醍醐寺遍

智院 3。江戶中期，又輾轉至江戶幕府著名醫官多紀安長之手。文化 13 年（1816），

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收錄《香要抄》，這是《香要抄》在兼意「四抄」中最

早流傳的主要原因。保元元年本「三抄」後爲藤浪剛一博士舊藏，現由位於大阪

的杏雨書屋收藏。此「三抄」皆已被認定爲日本「重要文化財（重要文物）」。

石山寺舊藏本。其中包含《香要抄》、《藥種抄》、《寶要抄》。石山寺本《香

要抄》、《藥種抄》之原本并無關於書寫年代的識語，但《香要抄》慶應 3 年（1867）

修補後記有「成蓮房亮闍梨真筆」字樣，故一般認爲此爲兼意親筆所寫（包括「藥

種抄」）。然川瀨一馬指出：根據兩書筆跡檢視，至少是由三人之筆而成的寫本。

不能說一定是兼意真蹟，但為平安末期書手筆跡應無疑問。4而石山寺本《寶要抄》

之末則有如下識語：

寫本云：久安二年四月以兼意闍利本書寫了。被忩（ ）本 5之間令人人

6 書之。或裏書列圖之如本。雖可直之，草出之本未用捨，又不及中書。

仍狼藉由彼闍梨被申。故只任書寫之人意趣，不令直之。同月十八日於燈

下自比校之了。尚誤事巨多欤。後見人可直之。 教長

以上有明確書寫時間「久安四年」，爲 1146 年，其後又有「教長」之稱。而

「教長」則被認爲是藤原教長，爲平安時代後期著名和歌作家和書法家。藤原教

長與同出身於藤原家族的兼意之間實際上是堂兄弟關係，而教長還與兼意所曾住

過的仁和寺關係密切，故而得到兼意的手稿并抄寫過應有可能。另外，石山寺本

《香要抄》卷初「香要抄本成蓮房7」下方蓋有「石山寺法輪院」朱印，而印之

1 川瀨一馬：《增訂古辞書の研究》（東京：雄松堂，昭和 61 年（1986）2 月再版，頁 235-

240）；森鹿三：〈亮阿闍梨兼意の《香要抄》について〉，《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

集》（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刊行，1961 年，頁 832-43）；森鹿三：「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

部」 〈香要抄·薬種抄•解題〉(東京：八木書店，昭和 52 年（1977）9 月，頁 18-19) 2 成賢（1162-1231），出身於藤原南家，爲中納言藤原成範之子，被稱爲「遍智院僧正」、「宰相

僧正」。 3 故而也有誤認《香要抄》等爲成賢所撰。見以上川瀨一馬、森鹿三等論文。

4 川瀨一馬：《增訂古辞書の研究》，頁 235。

5 森鹿三的〈香要抄·薬種抄•解題〉此處錄爲「求」，但寫本字形非常清晰，爲「本」無誤。

6 寫本爲重寫符號。

7「本 成蓮房」為小字置書名「香要抄」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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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有「觀祐本」字樣。森鹿三經過考證，指出觀祐1在石山寺的寫經活動可從

仁安二年（1167）追溯至久安元年（1145），故石山寺藏本《香要抄》、《藥種抄》、

《寶要抄》是一套根據兼意的草稿由教長書寫後又轉寫之本。此應比保元元年本

早十年。故此「三抄」應是現存最古寫本。石山寺舊藏本「三抄」中，《香要抄》、

《藥種抄》現由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1977 年八木書店又將其與《藥種抄》一起

影印刊行，而《寶要抄》則由杏雨書屋收藏。此「三抄」亦皆被認定爲日本重要

文物。 作爲日本人撰著的早期本草著作，「四抄」的最大價值當然應該在其所廣徵

博引的中日古代文獻資料上，尤其是本草書與類書，其中有很多是早已散佚的珍

貴文獻，此已爲中日醫史文獻研究者所矚目。因與密教修儀有關，此書也多引佛

教文獻，筆者也曾就此内容從古籍整理的角度進行過考察。然而，筆者撰寫本文

的目的卻是考察其中漢字，尤其以「倭俗字」的「㔟」系爲對象，因爲作爲珍藏

至今的古寫本，其中「㔟」系「倭俗字」特色極爲明顯，值得研究。

參、以「四抄」爲主要資料再考「㔟」「 」

一、「四抄」中的「㔟」「 」

漢字研究界對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已多有研究，指出其卷四所收「倭俗字」

有部分已見於中國文獻或字書中，實際是中國的傳承漢字。2關於這些「倭俗字」

之源頭的探討是漢字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内容。當然，如果界限寬汎一點的話，有

些俗字之源出於中國，但在日本的漢字使用中，它們或有所變化，或承擔起更重

要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看，稱之爲「倭俗字」亦并非不可。但是，被近藤西涯

認爲是「倭俗訛字作俑者」的「勢作㔟」及其同系列之字，卻應該的確是「無於

華人」的「倭俗字」，即在日本產生的俗字。

筆者在<日本倭俗字例考>一文中曾經指出石山寺本《香要抄》中有大量的「熱」

作「 」3之字例。因爲内容關係，「勢」字出現得相對較少，但卻皆作「倭俗」

形，如前拙文中已舉石山寺本《寶要抄》中有「勢」作「 」字例。而在保元元

年本《藥種抄》（本卷）「枸杞」條有：

1 觀祐（1110-175）爲真言宗僧人，曾於石山寺從事寫經活動。

2 可參考何華珍：<漢字在日本傳播研究>，《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26 卷第 6 期，

2011 年 11 期，頁 1-6。又金燁：《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俗字研究》第三章，頁 20-41。 3 因爲「熱」字此「倭俗」尚不見字庫，此字形采自有賀要延編：《難字•異體字典》（普及

版，東京：國書刊行會，2000 年 11 月，頁 186）。以下除筆者所錄，未作説明者，皆爲此字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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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曰謝大傅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 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1

而在此本《藥種抄》（末卷）「赤箭」條也有如下例：

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禾衝枝葉， 力淳濃故也。2

儘管明顯出自不同書手之筆，筆致相異，但字形結構卻相同。可見當時「倭

俗」之「㔟」已經通行。 作爲以大量抄錄本草書爲内容的「四抄」，其中「熱」字大量出現，并不奇

怪，但約 90%以上皆作倭俗字「 」，卻是令人喫驚的現象。筆者曾在<日本倭俗

字例考>一文中統計石山本《香要抄》中「熱」作「 」，共有約十九例。實際上

并不準確，後經重新統計發現至少有三十餘例。現又將資料範圍擴展至石山寺抄

本的《寶要抄》和《藥種抄》，也調查了保元元年寫本的《穀類抄》、《香要抄》

和《藥種抄》，發現其中「 」真可謂比比皆是，處處可見。這不能不説是一個

突出的現象。如：

烏洛迦者，西域蛇名。其蛇常患毒 ，投此香樹，以身繞之， 讀便息，

故因名也。（《香要抄》本卷「牛頭香」）3

以上是石山寺本《香要抄》中例。而《香要抄》還有保元元年本，晚石山本

十年，筆致書風完全不同，但此字字形筆畫相同，以上兩處，前作「 」，後者是

「 」4。他如：

茯苓味甘平无毒，主……寒 煩滿……5（石山寺本《藥種抄》本卷「茯

1 杏雨書屋藏《藥種抄》一(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11 年 3 月，頁 76)

2 杏雨書屋藏《藥種抄》二(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11 年 3 月，頁 86)

3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三十一卷《香要抄•藥種抄》（東京：八木書店，昭和 52 年

（1977），頁 36）。 4 杏雨書屋藏《香要抄》（一）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8 年 3 月，頁 38)

5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三十一卷《香要抄•藥種抄》，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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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

據筆者調查，如上石山寺本《藥種抄》中「熱」也皆作此「倭俗字」。《藥

種抄》尚有保元元年寫本，以上例作「 」，相同。石山寺本《藥種抄》僅有本

卷，但保元元年本卻有本末二卷，也大多作「倭俗」。

出現「熱」字「倭俗」最多的是保元元年本《穀類抄》，筆者初步統計有 100

例，因衹是粗略游覽，所以實際應該在一百以上。

胡麻味甘平無毒，主傷中虛羸……止痛及傷寒溫虐，大吐後虛 羸困，久

服輕身不老……1（「胡麻」）

……又云米醋，切用同醋，多食不益男子，損人顔色。醬味醎酸冷，利主

除 心煩滿，殺百藥 湯及大毒。2（「醋」）

以上前條爲《穀類抄》「熱」字第一例，而後條則爲《穀類抄》「熱」字最

後兩例，至少一百字作如此倭俗形，確實令人喫驚。

「四抄」中的「 」， 大多數下部從「火」，但偶爾也有下半「灬」者，但仍

屬「倭俗」。如：

又案：西域暑 ，无水仍多饒此寶。3（《寶要抄》「水精」）

下部作「灬」，或寫「火」，從異體字或是俗字的角度來看，并沒有問題。但

明顯的是「四抄」兩大系寫本中更多作「火」，如「熟」作「 」4，「照」作「 」

5，又如「煎」作「 」6，「煮」作「 」7等，甚至連本不從「火」的「爲」字，

1杏雨書屋藏《穀類抄》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4 年 3 月，頁 14)

2杏雨書屋藏《穀類抄》，頁 124。

3杏雨書屋藏《寶要抄》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4 年 3 月，頁 45)。

4同上，頁 19。

5同上，頁 38。

6杏雨書屋藏《穀類抄》，頁 30。

7同上，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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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也由於楷定後的字形而多寫作「 」1。

當然，「四抄」中也并不是所有的「熱」字皆作「倭俗」，也有一般俗字。如

保元元年本《藥種抄》「附子」條（末卷）：

側子味辛大 有大毒，主癰腫風痺歷節腰腳疼冷寒 鼠瘻，又墮胎。2

以上例，前用「倭俗字」，後則爲一般俗字。但是在「四抄」中，「倭俗字」

「 」占絕對多數，卻是極爲明顯的。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如前述及，因爲内容關係，「勢」字少而「熱」

字多。但筆者發現其中卻有將「熱」字誤寫作「勢」的。如保元元年本《穀類抄》

「胡麻」條：

藥性論云：胡麻……葉,搗汁沐浴,甚良。又牛傷 ,搗汁灌之,立差。又患崩

中血凝疰者,生取一升,搗内 湯中,絞取半升,立愈。3

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 秘，腸內納然 。服一合，取利為度。

食油損聲，令體重。生油殺蟲，摩惡瘡。4

以上例二例中，上例之「 」以及下例兩個「 」，皆當爲「 」之訛誤。

但歸根到底還是從「倭俗」至「倭俗」，這倒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被江戶學人認作

「倭俗譌字」的這兩個字形在當時是非常通行的。筆者也在<日本倭俗字例考>一

文中指出平安時代和鎌倉時代日本人所撰著的典籍中，這兩個「倭俗字」也多見。

但我們還是要强調的是：兼意「四抄」内容的本質是大量抄錄來自中國的「外典」

與「内典」，所以這兩個字本來并非「倭俗」，應該或是兼意原本，或是其後抄寫

者特意改寫過來的。將那麽多的「熱」字，一部分「勢」字，5改寫成「 」或

1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三十一卷《香要抄•藥種抄》，頁 80。

2 杏雨書屋藏《藥種抄》二，頁 51。

3 杏雨書屋藏《穀類抄》，頁 16。

4 同上。

5 還有個別如「潔」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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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㔟」，除了能説明它們當時的確很通行外，還應有更深層次的理據。而這正是

筆者以下要考察的内容。

二、「㔟」系倭俗字再考

儘管「四抄」中「熱」之「倭俗」占絕對多數，但「勢作㔟」卻被認爲是「倭

俗訛字作俑者」，而且江戶學者們也多舉「㔟」爲例，所以我們此處也以「㔟」

爲代表，簡稱其爲「㔟」系倭俗字。

「㔟」系倭俗字還不止這兩字，與其相關聯的還有「藝」。儘管「四抄」因

内容之故，不見此倭俗字，但平安中後期寫本資料中已見，理同「勢」和「熱」，

不贅述。當然，若範圍再擴大，還應有「契（ ）」、「挈（ ）」、「潔（ ）」

1等。新井白石在《同文通考》卷四中指出「 ，契也。 ，同上。」2近藤西涯

也在《正楷錄》「契」字下諸異體後特意舉出：「 ，二字倭。」3這樣的寫法，

「四抄」中亦見。如「潔」在《寶要抄》中作「 」4，在《香要抄》中作「 」

5等。

如此，我們可將其分爲「勢（熱、藝）」類與「契（挈、潔）」兩類。其共同

特徵就是上部左半皆作「生」。實際上，若從漢字結構本身分析，兩類原根本不

同。宇田有齋編《正楷字覽》在「勢」字下注：「左爲坴，非幸。㔟乃和習。」6

近藤西涯在《正楷錄》「勢」字下注：「通作埶，凡熱 陸數从坴，非幸。 ，

省。 ，倭。」7二位皆强調上左半非「幸」，但對於作「生」卻僅指出爲

「倭」或「和習」，而如何成爲「和習」，卻并未多加説明。太宰春台在《倭楷正

訛》中舉「 」，并分析字形結構「左從主，右從刀劍之刀，正作契」，而另

外兩組「 」和「 」則「上體與契同」，也屬同類。可見，幾位江戶時

1 《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四冊，頁 40 頁

2 《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一冊，頁 290。

3 同上。

4 杏雨書屋藏《寶要抄》，頁 38。

5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三十一卷《香要抄•藥種抄》，頁 204。

6《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五冊，第 215 頁。

7《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七冊，第 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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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家皆指出此類屬「倭俗」、「和習，但并未考察其更深層次的問題，即「㔟」

系倭俗字出現的時代及其產生的理據。

近年來，國内漢字界的一些年輕學者開始關注日本俗字，自然會涉及「㔟」

系倭俗字。如金燁在其碩士論文《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俗字研究》中認爲這屬於

部件的「形近混用」1，其師何華珍教授則認爲是「書寫變異」2。上海師範大學

周晨曄在其碩士論文《<倭楷正訛>俗字研究》中對「㔟」字字形也有分析，認爲

此字上部左半訛變爲「生」字的現象，在敦煌俗字中也可初見端倪。而「勢」字

的形成，是受唐代後的行草書寫法而形成字形的訛變。并做出推斷，在文字的傳

抄過程中，日本俗字是受到當時唐朝社會廣泛流傳的「 」字字形影響，又由

於受到正字左上部分中「生」形類化，進而形成「 」形。3筆者在<日本倭俗字

例考>一文中也曾支持此觀點，并添加字例，有所補充。但是，筆者通過對「四

抄」中「㔟」系倭俗字的調查後，認爲還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故爲之「再考」。

（一）「㔟」系倭俗字大約出現於平安中期

筆者調查了《日本名跡大字典》，其「勢」字 4下共收日本古代名家書法真跡

43 個，藤原道長（966-1027）的《御堂關白記》中作」 」，而幾乎同時期的藤

原公任（966-1041）的《北山抄》中有」 」，直到鎌倉時代花園天皇（1297-1348）

的《誡太子書》中作「 」，共有 34 個可認爲是「倭俗字」5。而該字典在「熱」

字下共收十九個書法大家的真跡，其中作「倭俗」者也有 6 個，如藤原行成（972-

1028）的《雲紙本朗詠集》中作「 」,而被認爲同是藤原行成的《粘葉本朗詠

集》中作「 」，另一本也是被認爲是藤原行成的《久松切》中作「 」6。而該

1 浙江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 1 月，頁 29。

2 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187-

188）。 3 周晨曄:《<倭楷正訛>俗字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37-38）。

4 北川博邦編：《日本名跡大字典》（東京：角川書店，昭和 56 年（1981）10 月，頁 160）

5 當然也有一些草書不很明顯。

6 北川博邦編：《日本名跡大字典》，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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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俗字「㔟」「 」再考――以兼意「四抄」爲主要資料 11

字典「契」字下也收有 26 個名家真跡，其中藤原公任《北山抄》中作「 」，而

被傳是藤原公任的《唐紙本朗詠集》中作「 」等，在被傳是藤原行成的《元曆

萬葉》二中的「 」則更爲清晰。還有其他多例，不贅舉。筆者發現一個現象，

這樣的「倭俗」似不見於古代奈良時期寫本資料，如《王勃詩序》1，筆者也調查

過《漢字百科大事典》中「正倉院文書之異體字」部分，「勢」字下收有七個異

體字 2，但沒有「㔟」類「倭俗」。另外，也不見於平安初期著名的書法「三筆」

（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勢）的作品。筆者還調查過可稱爲早期日本「漢字字書」

的寫本佛經音義，如《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以及石山寺《大般若經音義》（中

卷），也沒有見到這樣的字形。這樣的倭俗寫法較早 3出現於平安中期書法家藤原

道長、藤原公任、藤原行成等人的真跡中。由此，筆者認爲「㔟」系「倭俗字」

大概出現於平安中期。

(二) 「㔟」系倭俗字是在「和樣書道」的文化背景下，因

「書寫變異」而產生

「四抄」兩大系寫本，儘管系統不一，甚至同一系的書寫者也有不同，但是

「㔟」系「倭俗字」結構卻基本相同，這除了能説明此類倭俗字當時已經非常流

行外，還很有可能就是兼意原本就寫作如此。當然，我們要探討的是此類字出現

的外部因素和内部理據。二者無法決然分開。故而綜合起來考察，就應該是受書

法，特別是受「和樣書道」的影響，漢語俗字因「書寫變異」而進一步產生「倭

俗字」。

漢字學界都很重視書法，特別是行草書對漢字發展，特別是對俗字產生的影

響。筆者認爲「勢」（包括「熱」、「藝」等）系「倭俗字」與「契」（包括「挈」、

「潔」等）系「倭俗字」實際上是中古俗字在書法的影響下「殊途同歸」而有的

結果。

我們先看「勢」在晉王獻之書法作品中作「 」、王羲之的《十七帖》中作「 」、

《澄清堂帖》中「 」和「 」；在唐孫過庭《書譜》中作「 」、《景福殿賦》

1 被認爲寫於 707 年。

2《漢字百科大事典》，259 頁。

3 這裏我們不説「最早」，衹説「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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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作「 」；在武則天《昇仙太子碑》中作「 」1。因受行草書寫的影響，故而

「从力埶聲」的「勢」，可寫成如敦煌寫本中的「 」「 」「 」2等俗字就并

不奇怪。

至於「契」字，《説文•大部》詮釋字形：「从大， 聲」。故而在書法作品

中，其上部左半與以上「勢」字俗寫相同，不足爲奇。如在王羲之的《蘭亭序》

中作「 」，在孫過庭的《書譜》中作「 」，在武則天《昇仙太子碑》中作「 」

3。而敦煌寫本中出現的「 」「 」「 」4等俗字就更不奇怪。

從以上簡單分析，就可以得知，「勢」與「契」兩系，漢字構造雖本不相同，

但因受行草書法的影響，上部左半出現「趨同」現象（有的甚至可以認爲上部皆

「趨同」，如上舉「 」「 」二形，上部就與「契」之俗字相同）中古俗字的這

一特徵，與最後形成「倭俗字」，即「勢」與「契」兩系上部左半同寫爲「生」有

直接的關係。而這一點也與行草書寫，特別是「和樣書道」有關。

漢字書法，作爲中國文化代表性符號，早在公元五世紀就傳入日本。經過了

相當時期的模仿以後，平安時代初期，出現了以「三筆」（空海、嵯峨天皇、桔

逸勢）爲代表，彰顯「唐風」的著名書法家，「唐風」書法藝術占據日本書壇。儘

管其風格是建立在對前人繼承的基礎上，然而已經卻逐漸開始具備日本民族風格

特色。

平安時代中期，在國內國風文化的浪潮之下，日本書法界在追隨和吸收中國

文化的同時由小野道風提出了「和化」，出現了以「平安三跡」(小野道風、藤原

佐理、藤原行成)爲代表的和風書法，即「和樣書道」。「和樣書道」是指既有漢字

又有假名的一種書法形式。假名包括「草」—漢字的草書體、「平假名」—漢字

草體簡化後再美化的產物、「片假名」—用於漢文的訓點（非書法對象）。5「和樣

書道」作品中，草書的綫條非常洗練柔潤且富有彈性，具有頗似假名那樣連綿遊

絲的的風格。而我們在前多次提及的藤原行成則被認爲是「和樣書道」的集大成

者。

回到我們探討的「㔟」系「倭俗字」。前已述及，「㔟」系「倭俗字」不見奈

良時代以及平安初期「三筆」的書法作品，但到平安中期書法家藤原道長、藤原

1 以上字形取自伏見沖敬編：《書道大字典》（上、東京：角川書店，昭和 49 年（1974）7 月，

頁 242） 2 以上字形取自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368）

3 以上字形取自伏見沖敬編：《書道大字典》，頁 488。

4 以上字形取自黃征：《敦煌俗字典》，頁 316-317。

5 百度文庫「日本書法」https://wenku.baidu.com/view/c7922bdf84868762cbaed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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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俗字「㔟」「 」再考――以兼意「四抄」爲主要資料 13

公任、藤原行成的書法作品中卻集中出現。我們前已多有舉例。我們再舉一組被

書法界稱之爲「平安名跡」的《元暦校本萬葉集》中的「㔟」字，就更爲明瞭，

如「 」（卷一）、「 」 （卷二）、「 」「 」（卷四）、「 」（卷九）、「 」

「 」（卷十三）、「 」（卷十九）、「 」（卷二十）1等。而《元暦校本萬葉集》

就傳是藤原行成之筆。《かな名跡大字典》中的「勢」，其下共收有 71 個書法名

跡 2，幾乎一多半都呈現此特色。如「高野切」有現存《古今和歌集》最古寫本

之通稱，而第一種被認爲由藤原行成之子藤原行徑（1012-1050）書寫，作「 」

與「 」。另外，傳另一位平安中期書法名家藤原忠家所寫的《和歌體十種》中的

「 」，以及被傳爲藤原行成所書的《雲紙朗詠》中的「 」，《大字朗詠》中的

「 」等，不贅舉。這些字左上都有繞一小筆的特色。筆者因不懂書法，曾請教

陳五雲先生。3他認爲草書左上繞的一小筆，原是承接上邊一字末筆的牽絲。其弟

子周晨曄曾分析過：在行草書寫過程中，筆劃和牽絲的混淆容易造成對筆劃的誤

讀，因此可能形成字形的訛變。4具體落實到以上兩類倭俗字左上部件訛定為「生」，

陳五雲先生認爲：從技術上看是由於草書中的牽絲「硬化」或「肥化」，從而造

成部件「生」的「撇」的來源。筆者甚爲贊同，《元暦校本萬葉集》卷二「 」

字就已很清晰。由此，我們也就可以解釋「四抄」中大量出現的「㔟」系「倭俗

字」的原因。

但是，我們仍要指出的是：這種所謂「倭俗」儘管不見漢語俗字，但中國書

法并非沒有其例。周晨曄在其論文中曾舉出兩個字形「 」與「 」，儘管已是

元明時代書法家的字跡 5，但至少可見行草書法的共性。另外，筆者在《中國書

法大字典》「熱」字下發現有「 」6（唐張旭肚痛帖），日本伏見沖敬所編《書

道大字典》「勢」7字下也收有唐代孫過庭《書譜》中「 」以及唐懷素的《自敘

1 以上字形取自北川博邦編：《日本名跡大字典》，頁 160.

2 筒井茂德編：《かな名跡大字典》（東京：角川書店，昭和 56 年（1981）12 月，頁 122-123。

3 筆者初稿完成後，曾發給陳五雲先生看過，後又通話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 4 周晨曄：《<倭楷正訛>俗字研究》，37-38 頁。

5 吳澄淵等編：《書法大字典》（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74 頁）。

6 同上，頁 981。

7 角川書店，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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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帖》中的「 」，「熱」字下收有孫過庭《千字文墨妙軒本》中的「 」，懷素《千

字文碑林本》中的「 」， 都可見左上繞一小筆的特徵。實際上，筆者在前文中

已經指出，在隋代郭休墓誌中的「勢」作「 」1，與「㔟」字相似。但我們又

不得不指出的是：這很有可能是「頓筆」的結果，與藤原行成筆下的「 」仍有

不同。所以筆者認爲，平安中期以降，在「和樣書道」影響下，寫本資料中「㔟」

系「倭俗字」得以約定俗成，「四抄」中出現的大量「 」字，就是明證。

肆、結論

筆者以兼意「四抄」中的「㔟」系字爲對象，考察其作爲「倭俗字」產生的

背景及其原因。指出這是在漢字受行草書法而形成的俗字的基礎上，又受平安中

期「和樣書道」影響的結果。從其中大量出現的「 」來看，石山寺舊藏本和保

元元年寫本應該都受到了原本的影響。兼意作爲作爲平安時代顯赫的「藤原家族」

中的一員，應該深受其先輩藤原道長、藤原公任和藤原行成等書法大家的影響。

另外，石山寺舊藏本經過藤原教長之筆，保元元年寫本也曾出清原賴業之手，二

位皆爲當時書法大家，故而，「四抄」中的漢字能呈現出當時流行的書寫特徵，

以「 」爲代表的「㔟」系字，就是最好的例證。

需要强調的是：江戶時代新井白石等學者是站在以「楷書」爲書寫標準字體

的立場上，將「㔟」系字認爲是「譌用」，「倭俗訛字」。但是，我們通過以上的

考察，可以認爲如果說此類倭俗字，早期確實是因受行草書的影響而出現的書寫

訛變的結果，但若從漢字在日本發展的角度看，就是日本俗字的產生。 出於平

安末書法名家之筆的「四抄」中大量的「㔟」系字，已經不再是「譌用」，更不是

貝原益軒所指出的「不學楷書之故，不知文字」的結果。「㔟」系字呈現出明顯

的時代特色，很好地詮釋了漢字發展與文化傳承的密切關係。儘管「㔟」系字中

衹有「㔟」字進入漢字字庫，但「四抄」中大量的字例可以認爲它們曾經頗爲流

行，是那個時代通行字。筆者曾在<日本倭俗字例考>一文中也指出在鎌倉初期書

寫的天理本《大般若經音義》中，「㔟」甚至在釋文中被用作「直音注」的標音

字。這就説明當時的讀者，應該人皆共識。所以，如果借用《干祿字書》的術語，

某種意義上，「㔟」系倭俗字就是日本中世帶有强烈的時代特徵的「通字」。

1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年，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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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俗字「㔟」「 」再考――以兼意「四抄」爲主要資料 15

參考書目（以年代爲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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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集》（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刊行，1961 年）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期第一卷，第四卷，第五卷，第七卷

（東京：雄山閣，1974 年）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第三十一卷《香要抄•藥種抄》（東京：八木書店，

1977 年）

北川博邦編：《日本名跡大字典》（東京：角川書店， 1981 年）

筒井茂德編：《かな名跡大字典》（東京：角川書店， 1981 年）

川瀨一馬：《增訂古辞書の研究》（東京：雄松堂，1986 再版）

吳澄淵等編：《書法大字典》（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

杏雨書屋藏《穀類抄》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4 年)

杏雨書屋藏《寶要抄》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4 年)

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漢字在日本傳播研究>，《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26 卷第 6

期，2011 年 11 期。

杏雨書屋藏《香要抄》一，二(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8 年)

杏雨書屋藏《藥種抄》一，二(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11 年)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年）

周晨曄:《<倭楷正訛>俗字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金燁：《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俗字研究》（杭州，浙江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

梁曉虹：<日本倭俗字例考>，《漢語史學報》第十八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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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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