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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近代 中国女性主体性研究 · 第4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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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2017第46卷 第5期 Journal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6 No.5
■ 学术前沿:哲学与和谐社会构建
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近代
中国女性主体性研究———汤尼·白露的研究范式
李 铭(对外经经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美国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学者汤尼·白露的所著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是海
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此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方法和策略分析,其研究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思
想中中国妇女主体性的近现代演变,并指出决定妇女主体性问题背后是文化、政治和各种社会力量。
关键词:女性主体;过去的未来;词语误用;丁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7)05-0042-08
收稿日期:2017-01-05 DOI:10.15983/j.cnki.sxss.2017.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作者简介:李铭,女,河北张家口人,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社会科学领域促发了以女权主
义为核心的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女权主
义理论家开始对中国,尤其是对新中国妇女运动
产生了广泛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妇女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已形成气
候,愈来愈多的历史研究著作对远至唐宋、近到现
代中国妇女的考察层出不穷。学者王政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关于中国妇女史研究做出总结:该时段的研究有四大特征:一是前期男权压迫者与
妇女受害者模式被打破,二是性别史多与其他学
科的跨学科研究,三是出现性别与现代性关系的
研究,四是出现男性研究的开端。[1]中国妇女史的
研究是世界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给
西方的女权主义带来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更为纵
深的国别历史研究范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海外
中国学研究对国内正在勃兴的女性研究及妇女史
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的启发,形成了理论话语和
外部视角的参照,有助于中国妇女史本土化的
研究。
在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汤尼·白露
(TaniBarlow)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历史尤其是
中国历史。她的著作《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
妇女问题》2004年甫一面世即得到了女性主义研究者尤其是妇女史学者们的关注,2012年沈齐齐翻译、李小江审校的中文译本出版。上海大学性
别与文化研究中心特意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对该
书做出了高度评价:“这本书不但填补了中国女性
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史上一个重要事件。”[2]这本书的书评首先有
《接续思想,薪火相传———〈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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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妇女问题〉座谈会》,对与会中国学者讨论的
内容做总结性论述———书中关键语词内涵的把握
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思想的断裂和接续问题。另有参会学者论文《再造“妇女”与当
代中国的女性主义》,对白露书中的“妇女”内涵的
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历史上“妇女”
的多义与不确定性同样可以反映在今天多个关于
女性指涉的大众语词,这些大众语词背后仍然反
映出阶级、阶层问题。受到白露书中在左翼思想
框架下分析“妇女”语词演变的启发,朱善杰在文
中提到当下中国女性主义历史断裂的困境,呼吁
警惕当下女性主义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趋势,重
新将“妇女”编码到历史和政治中,定义在马克思
主义思想和阶级的立场上。[3]这篇文章将“过去的
未来”(futureanteriority)这个书中反复强调的历史研究范式内化到自己的书评中,在中国女性主
义的历史思考中融入对当下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
评,提倡将女性主义返还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
下。在原作的启发之下,创造性延伸了对当下女
性主义的思考。除了这两篇书评之外,在白露著
作中占有一章篇幅的学者李小江,她于2012年发表了论文《对话白露:关于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说
开去》[4],在高度评价此书之时,就书中对自己思
想解读的偏差做出了厘清。
目前为止,这部著作的中文书评见于以上 3篇。3篇论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著作核心语词概念的探讨和相关女性主义问题的生发,没有进一
步涉入该书主题、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的创作意识
层面,更没有展开对本书主题下相关内容的具体
分析。在中译本出版4年之后,本文认为白露这部著作之所以被称为“思想史”而非“妇女史”,不
仅因为有着“令中国学者汗颜的、大量可资追索的
思维线索”[4],它对思维主脉的发现,并将之有机、
有效地编织在中国近代史社会、政治语境的研究
方法、写作策略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白露采取
跨学科研究,首先将史料搜集置于文化批评视角
下,结合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文本分析和
妇女问题研究者成体系的历史文本研究,使得这
部妇女史成为了思想史。“在有说服力的分析中
显示出史学家的功力及其历史价值。”[4]因此,本
文将具体分析该书的思想线索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框架下妇女史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以为我国的性
别、性别史研究提供研究范式、方法和研究策略的
参照。
一、“过去的未来”———历史
研究范式的转换 曲长明博士在论文里首先讨论了关于白露书中的一些“自造词语”的意义———“历史的词语误
用”(historicalcatachresis)和“过去的未来”(futureanteriority)。① 学者李小江认为白露擅长发明新语词,其背后是作者理论分析和整理思路的重要线
索,但文中并未关联书中的创作意图,未解释白露
的理论和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创造新语
词来清理思路。根据白露的说法,著作原本的标
题应该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体》(TheSubjectofWomeninChineseFeminism),现在的标题出自出版商之手。白露认为原标题更能够呼应书中的内
容,因为它来自欧洲当时盛行的对女性主体性展
开的辩论,而她著书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的历史
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议题之下女性的主体性(femalesubjectivity)进行重新思考。[5]对“女性主体”这个不具确定性的能指做出实体化的研究,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划定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白
露使用了“实在的女性”(concretewomen)一词,来描述历史研究范畴下的女性主体———不同于心理
分析和意识形态术语中的“女性主体”。白露书中
所展开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女性主体”,
首先她将女性主义问题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哲学框架下,这个哲学框架下所呈现出
来的女性主体性在不同时代的表征,才符合白露
的“实在”的女性。因此,这部著作的主题实际上
是晚清至当代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体性”
内涵的流变。无论书中对晚清到民国历史文献的
整理,还是对丁玲作品做出的文本分析,或对 20
① 事实上“过去的未来”和“历史的词语误用”并非白
露的自造词语,“过去的未来”采用了黛安娜·伊拉姆的著
作FeminismandDeconstruction的用法。“词语误用”的概念来自斯皮瓦克,白露的书中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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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80年代至今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李小江、戴锦华的著作做出的探讨,始终围绕着“女性
主体性”的主题。作者意图将不同历史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有关女性、女性主义的讨论凝聚在“何为
女性主体”的核心问题下,发掘大量的历史资料,
以文本批评的方法对这一主题做出符合历史语境
的揭示。
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女性主体”这一历史命题
中,白露在第一章《历史与词语误用》里用相当的
篇幅厘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首先,
“主体性”(subjectivity)在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下,形成于“异质”的时间(heterogeneoustime);其次,中国的妇女和女性主义并非自为(self-authored),也同样不是由历史运动定义的,而体现为是许多政治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小说家等政治
化的知识分子将妇女确定为一个清晰的知识范
畴。[6]18第二点较为易懂,中国的妇女在不同历史
时期,其家庭角色、社会身份,甚至生理本能上都
在持续被思想家、革命者、性学家等掌握话语权的
群体做着时代语境下的定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
中的定义集合成为一个知识范畴。男性(当时的
社会精英)话语权对妇女的定义和形塑已成为近
年来中国妇女史撰写的一个显著内容,福柯的“知
识—权力”关系尤其适用于考察中国妇女的主体
性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建构。认为“女性的主体
性研究,形成于‘异质’的时间”,难以仅在语词层
面上理解,需要对作者的历史观,尤其是要立足于
当代回顾历史的视角上做出准确的把握。①
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统摄在某个政治、文化视
角下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分析,白露之所以强调
历史研究的时间问题,等于先在地批判了那些仅
选择符合进步论时间序列的史料的僵化的研究范
式。许多历史研究的方法(白露称之为“现在时”
和“简单过去时”的研究范式)声称“它们的研究
建立在妇女真实性(truthofwomen)的基础上”。这个研究范式有这样的特点:首先,对所谓“妇女
的真实性”,也就是“对妇女是什么进行定义”[7],
认为这个定义的有效性跨越一切时间、地点、生产
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就是以不变的本质性概念植
入所有的历史阶段,在研究的目的性下搜集史料,
演绎证明期望的结果。其次,在进步论所谓的过
去等于落后、现代等于进步的固定模式中单一地
看待历史,将历史变迁中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和
一直处于变动中的女性的主体性统统放置于历史
进步论的序列之下,套用单一的时代特征,如落
后、进步等先行观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定性
研究。
因此,在“现在时”和“过去时”的研究范式
中,在进步论时间序列里做定性研究的模式无法
将中国近代史乱象纷纭、落后与先进共在的复杂
文化现象和思想意识还原到时代语境,做出符合
历史、社会情境的分析。其所做所为不过是重复
地证明了进步论适用于一切为之选择的历史现
象———所选史实必然具有某一“同质”的时代特
征,也就是进步论时间序列中的同质性。美国妇
女史学者贺萧(GailHershatter)对这种研究范式发问道:“我们怎样研究那些持续了数个政治体制而
没有变化的社会实践和信仰?怎样研究与社会重
大事件的节奏没有关联的变更?在学术研究里,
我们怎样解释那些学术实践中不同于大时代特征
的特殊问题出现的时刻,那些特殊、暂时性时刻
(temporality)里隐藏着与政治的关联和互动?我们应该怎样避免得意洋洋的历史进步论式的叙
事,对我们女前辈的学术构想滥施同情加上些许
褒扬?”[8]贺萧提倡妇女史撰写中对史料的选择与
阐释应脱离进步论的限制,将那些不在进步论时
间序列中的、边缘性、暂时性事件纳入学术视野。
贺萧与白露的研究主张一致:选择史料无需仅着
眼关系历史进步性的“典型”事件,那些在社会、政
治上有影响的暂时性事件、异于时代特征的“异
质”的特殊事件,无法纳入“进步”的历史视角,却
可以被视为形成于“异质时间”的知识构成范畴。
而统摄这个知识范畴的不再是“进步”的历史
观———“简单过去时”“现在时”的研究范式,而转
换为“过去的未来时”(futureanteriority)。[6]
曲长明论文引用了李小江的评价,认为“过去
的未来”和另外一个自造词语“历史性的词语误
① 在译作中沈齐齐将“形成于异质的时间”翻译为
“形成于各种不同的时期”,对“异质”的理解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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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全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过去的未来”
式的研究范式下,历史史实叙述着眼于被掩蔽的
另一种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沈齐齐进一步对之进
行阐释,“过去的未来”有别于那种给女性做本质
化定义的研究取向,从看女性的现状转换到对女
性潜力的认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挖掘一种潜在
的,还没有被揭示出来的“过去的未来”中的女性
思想。这些评价虽然没有阐明“过去的未来”的研
究范式努力使自己区别于进步史观下女性研究的
缘由,但较为准确地把握了“过去的未来”的范式
研究特点:将女性是什么的定性研究转换为历史
想象中未来的可能性研究。具体到历史上女性主
体的研究方法上,则不以现代性的所谓落后、进步
的简单标准选择史料,代之以选择历史上有影响
力的、在传统与现代性历史语境交织中呈现多重、
复杂含义、“众声喧哗”的女性主体性话语。这样
的研究范式,是新的妇女史研究努力将女性还原
到历史的政治、文化语境,以立足过去想象未来的
方式对重估历史文化遗产做出的尝试。“与殖民
主义、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已成
为国际化思维方式的女性主义,都面临重估的历
史遗产价值。‘过去的未来’时是一种具有挑战性
历史研究方法。”[9]它远不止一个自造的新语词,
而是新的历史研究范式,质疑了进步论宏大史观
下对历史遗产的固有判定,将思想史还原到历史
语境里每一个面目清晰的知识分子本人:“‘过去
的未来’不是英文时态,它路指了所有的思想里都
隐藏着某个未来,和未来是何种面目的期望。正
如当我们考虑现实、平等、生产、再生产等问题时,
预设的假定肯定是未来,并且是更好的未来。所
以,‘过去的未来’同样占据了过去的知识分子的
思考。从这个角度研究思想史富有挑战性,它帮
助我们在过去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发现我们自己,
他们中的那些先行者,同我们一样,努力地思考着
未来。”[9]这个范式下的研究目的,“不是梳理出确
然可信之事,而是将怀疑的种子植入他的读者的
脑海之中”。①
二、“历史的词语的误用”策略下的
中国女性主体性谱系 “过去的未来”既然是过去知识分子对未来的
想象,那么对于女性主体的描述就不可能是稳定
和定性式的,而更多着眼于对女性“主体性”的制
造、生产过程。白露引入了一个新语词“历史的词
语误用”,假此策略分析中国近代史上女性主体性
的生产史。将女性还原到真实的历史经验中而不
将当代关于主体性的话语直接植入历史、造成“时
代的错置”,是近年来历史学者的共识。落实到研
究策略上,学者如柔泽尔(PaulRouser)、齐托(AngelaZito)等通过重新定义研究对象所在历史语境的真实含义来实现。白露选择的策略则是借用斯
皮瓦克的术语“词语的误用”从不同历史背景下新
语词的含混意义着手,解码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女
性主体性。“词语的误用”并非真的由于误解而用
错词语,而是某些术语作为能指与所指对象之间
不是确定的对等关系———所指内容含混、不稳定,
因而造成了能指的多义性。根据斯皮瓦克对这个
术语的解释,词语的误用“特指某种特殊的术语
‘错用’———在概念和所指对象之间由于缺乏一对
一的相应关系而造成了术语具有多重概念(concepts),且不稳定”[10]121。具体到女性研究上,“女性”“妇女”作为在中国近代新造的术语,在古代从
未有过的女性概念之上建构了集性别身份、社会
规范、婚姻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含混的概念为一身
的能指,同时也建构了这一能指下一类人群本不
具有的同一性和共同属性。而在这些词语被普遍
通用之后,它们通常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和实际
的动员作用;被赋予了真实的经验和历史的深度,
乃至成为涵盖过去的知识宝库;包括了“无尽的世
俗事物,如物质客体、社会阶层、国家结构,以至于
任何一个现代人无不被归类于诸如女人、男人、青
年等社会类别的语词中。”[11]“历史的词语的误
用”在白露的研究中,成为了一种研究策略:通过
对空泛的能指(“女性”“妇女”)的由来、历史含义
的变迁、在历史中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等诸多过
去知识的整理和分析来还原词语的历史语境。掌
握创造新词的权力———“历史的词语误用”的始作
① 这句话出自美国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
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是高彦颐对明代学者杨慎历史考
据研究的评价。本文认为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过去的未
来”命名下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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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者无疑是当时具有知识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
子,通过考察这些关注过女性问题的知识分子先
行者,尤其是左翼思想家的历史思考,在与当代女
性主义遥相呼应的内在关联中,达到重估女性主
体性思想历史遗产的目的。另外,将“历史的词语
误用”作为研究策略,必然要围绕着词语做历史资
料的细读和文本分析,学者必须具备文学批评、语
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背景知识,充分体现了当下
性别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
在中国近现代女性主体性谱系的研究版图
上,白露首先将起点定位在清代,同时也是中国近
代史之前、儒家传统中的“妇女”:“已嫁曰妇,未字
曰女。父母于子,虽已嫁,亦曰女”。“妇之言服
也,服事于夫也。”“妇”“女”在明清过渡之际开始
合并为一个复合词“妇女”———用以指称父系家庭
中所有的女性整体。白露借用清代学者陈宏谋的
著作《教女遗规》作为代表性文本,定位儒家传统
意义的“妇女”。陈宏谋的文本的确是一个合适的
选择,他的《教女遗规》往往通过定义和命名事物
来确立性别规范:“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
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
母然后有贤孙。”陈宏谋承袭“正名定分”的传统,
为“女”“妇”“母”分而定名,在家庭关系里将“名”
实体化。他的儒学思维中,既没有“男”“女”本体
论上的二元对立模式,“女”“妇”两个在当代具有
普遍意义的词语也仍仅定位在家庭内部,与其他
家庭成员的差异关系中产生意义。甚至男女有别
的基本观念也并非建立在男女二元的关系之上,
用以定义“妇”“女”,而是作为儒家礼教中“守礼”
的依据。可以说直至清代,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首
先并没有本体论意义的“女性”。在儒家文化中,
以“礼”为文化主体、“父系家庭”为社会主体,“妇
女”的概念存在于差异化的家庭关系和人伦规范
中。其次,传统中也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妇
女”概念。性别概念与其说是原生的,倒不如更像
一件文化外衣,性别的主体性当然也无从谈起。
“中国妇女(或许是)潜在的历史主体。或在历史
上是‘隐性的’。”[12]
20世纪初中国陈腐的社会秩序的崩溃引起了新兴的知识阶层对中国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进
行前所未有的重新思考,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火
山喷发般迸发出来。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成为其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观念将国家贫弱归
咎于女性孱弱,女性成为国族话语构成的关键环
节。在清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的主导话语中,对女性主体性的讨论首先在民
族强盛目的下、在优生学的表达逻辑中开始。作
为具有普遍性、脱离了家庭关系,并且与当时国际
妇女解放思想紧密关联的性别能指,“妇女”一词
站在民族独立的立场上,首先在优生学的叙述逻
辑中被广泛使用。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20世纪20年代在沿海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反抗儒学权威、反文言文,当代通用的另一个性别能
指———“女性”被制造出来,成为另一个得到迅速
普及的新词。与“妇女”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其内
涵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不同,“五四”运动前后,
“女性”被看作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立于男性
的、欧式文学表现的主体。[12]80
“女性”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的本体论意义
的二元对立区别于男性,显示其西方社会学来源。
这个新词与“妇女”同样适用于优生学语境之下,
但更偏重性学、生理学的性别本体,并且同样采取
了民族主义话语逻辑下以性别的解放比喻民族解
放的修辞。“女性”新词作为能指,站在西方人道
主义、生理学、启蒙现代性立场上,反抗儒家伦理
模式和家庭束缚。同时“女性”又在文学创作中开
启了反抗封建家庭、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
“新女性”的创作模式。然而,“女性”这个面向西
方文化的新词,其内涵同时沿用了西方社会学理
论将女性定义在与男性相反的,被动、生理劣等、
思考无能、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缺失的方向上———
作为男权社会主体的男性的附属,背向优秀的主
体品质建构而成的性别“他者”。可以说,“女性”
这个“新词”的历史内涵比起“妇女”的确更为西
化,强调作为一个性别整体的人格和本质的缺乏,
强化了性别偏见。随着“女性”的普及,女性性别
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格缺陷也同时被定义在中国女
性的民族传统中。在“女性”的词语内涵上,白露
透彻地阐释了其“历史的词语误用”的本质:“中国
妇女知识在现代主义殖民的维多利亚二元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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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变成男人的‘他者’时才称其为‘女性’,其语
词仅在男性逆向意义、他的“他者”意义上才得以
建构。”[12]81白露对“女性”“历史的词语误用”的
发掘使“五四”前后“女性”所指称的性别主体性
逐渐清晰起来:作为殖民现代性的产物,被优生学
理论赋予择偶权和性解放权力,同时也建构在男
性主体的意识中、是具有人格缺陷的“他者”。
当时关于中国“妇女”和“女性”的思考,与国
际妇女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时也是西方启蒙现
代性在中国的延伸。根据萨义德的理论,中国女
性的欧式进步论的思想核心基于东方主义人类
学,无论“妇女”还是“女性”的“历史的词语误用”
离不开殖民现代性的双重性质。[12]123中国近代女
性主义的思考烙上了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烙印,
也同时为启蒙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演绎的多重殖民
现代性的话语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空间。白露对近
代中国女性思想的学术史料做出了深入的发掘,
以较大篇幅系统阐述了梅生、高铣、易家钺等尽管
在当代罕为人知,却留下了极具创见的女性思想
理论家们的文章。回顾这些女性思想先行者们的
探索,白露感慨其时对女性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
度,尤其赞扬了梅生对女性问题的归类方法。通
过文本分析,她总结道,这些理论家关于中国“女
性”应有权力的合法性论述通常从优生学的性导
向引入,以启蒙进步论的普遍设想将女性解放作
为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从而使“女性”成为民族
主义修辞的一部分。
在“女性”一词开始普及的同时,共产主义理
论家向警予在对“妇女”与“女性”内涵辨析的基
础上,提倡以“妇女”一词取代建立在性别二元对
立之上、资产阶级性质的能指“女性”。尽管与清
代已有的复合词“妇女”字眼相同,但此时的“妇
女”与在封建家庭关系中定义自身的“妇女”大相
径庭,体现了“历史的词语误用”概念中能指对应
的所指内容的不明确和不稳定———随着历史、政
治语境的变化,含义产生了更替和扩展。在“妇
女”一词的再制造方式上,向警予以早期共产主义
理论为依据,“重返现代理论,采取与有性的‘女
性’同样的方式,把它带入知识分子对社会理论的
重新编码、应用和再阐述中”[12]83。也就是说,如
同现代理论以优生学编码“女性”而生产出中国女
性的情爱权力和生理缺陷等所指内容,向警予等
共产主义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性质取
代男女二元性别框架,在革命动员的实践意图下,
在创造历史、改变社会制度的未来目的论框架下
重新编码了“妇女”,使之迅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成为马
克思主义思想主导下整体、普遍性的性别能指。
“妇女”的社会动员功能使其在战争背景下体现出
比“女性”更大的实践优势,因而在革命中愈加扩
大和稳定了其词语内涵,逐渐缩小,甚至淘汰了
“女性”的使用范畴。“妇女”沿用了“女性”作为
民族自强的重要构成部分的话语内涵,将一个整
体性别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通
过比喻的修辞手段,使妇女之解放通指民族解放。
“妇女”所指的内容既包括优生学、民族主义、意识
形态等诸多方面,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妇女主体性:“妇女”从“女
性”择偶自由、生理健康的“个体—情爱—国族”的
优生学民族主义话语范畴跃入“家庭生产—社会
生产—国家责任”的社会革命生产范畴。以“历史
性的词语误用”策略分析从民族战争到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妇女”一词,会发现“妇女”已逐渐被
纳入意识形态和官方权力话语。1948年底“妇联”的成立强化了“妇女”的组织性和社会动员功
能。随着“妇女”内涵的演变,女性的生理特点和
在情爱选择等早期“女性”本体论意义上的观点几
乎不再被提及。本体论的性别定义中作为男性的
“他者”的“女性”,在转向以革命、民族解放和国
家建设的“妇女”时,其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价值
论的意义上,成为官方话语领导下被动员和参与
社会生产的一个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白露以“女性”“妇女”的“历
史性的词语误用”为研究策略,分析中国近现代历
史词语转换背后的女性知识范畴的变化,女性主
体问题的表述与“妇女”“女性”概念的生产密不
可分。在各历史阶段关于女性问题的代表性文本
分析中,白露采用了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并重的
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入了对历史主体的性别叙事
文本的研究。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被择为历史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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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别叙事的代表,在历史的视角下,白露对丁
玲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以及参加革命工作的“妇女”以两种身份在多重语境中的叙事展
开研究。丁玲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如《莎菲女
士的日记》《母亲》,在延安的作品《在医院中》《我
在霞村的日子》,均表达了女主人公在不同时代、
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困境,对未来的期待。[13]她们
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寻求既响应了时代的召唤,又
与身处的环境、传统伦理,甚至政治语境相冲突。
作为典型的历史女性主体意识的文本表征,丁玲
的作品较单纯的史料更能够深刻地体现从20世纪30年代到解放后妇女主体性的演变。学者李陀认为白露对丁玲在延安时期作品的研究跳出了
中国国内千篇一律的对丁玲的“左、右”研究模式,
“强调性别对丁玲写作的意义,并认为丁的杂文和
小说的不凡,在于它们是从女性的立场来感受、思
考、讨论有关性爱、觉悟和社会这三个相互关系的
问题。这种批评角度对研究丁玲的写作非常具有
启发性……丁玲的问号的核心,是民族国家(无论
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
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
序”[14]。学者李陀认为白露在妇女主体性范畴下
对丁玲小说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刘禾称道白露对
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文本研究:“精彩
的分析,有助于阐明抗日战争时期女性与民族主
义话语之间的冲突。”[16]226丁玲在延安早期作品中
的发问,关乎觉醒的女性对自身主体性的寻求能
否脱离男权文化的秩序。女性在丁玲作品里争夺
对自身的解释权、话语权与民族国家叙事秩序的
冲突才是白露的历史性别研究所关注的内容。以
妇女史的视角展开文学文本批评,不仅对文学研
究具有启发性,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三、结 语
白露这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
题》,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从清末直到20世纪90年代戴锦华的“后结构女性主义”。中国无数知识分子在漫长的近现代历史中,对国家、民族、
妇女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中国,乃至世界积累了丰
富的思想财富。在这些思想财富的发掘、重新整
理和理论话语再生产的过程中,白露的海外中国
学研究堪称代表,她的历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
跨学科研究不仅显示了这位史学家在文学批评领
域里深厚的造诣,同时也使其史学研究别具一格,
呈现出对思想意识层面深入的发掘,称其为“思想
史”可谓名副其实。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核
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妇女主体性”意识变迁。
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和“主体性”这一概念的不确
定性,历史学家白露首先进行了历史分期:清代、
民国早期、以丁玲小说为参照的五四及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80年代市场经济、90年代至今5个阶段。白露的研究范式令人耳目一新:她将“妇女
主体性”这个不确定的概念置于语用学范畴,以
“妇女”语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内涵为研究对
象,围绕“妇女”观所体现的社会文化表征和历史
经验展开研究。她的研究文本以论述妇女观的书
籍为主,也包括报纸、政府文件、照片等,代表性地
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妇女主体性”
的思考和理论、实践的建构。可以说,就妇女史研
究范式而言,白露极具创造性,在本书宏大主题的
论述中,这个范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白璧微瑕,著作的后两章集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和戴锦华的研究成果做论述和阐释。对照前5章在史料搜集中涉及多位民间学者的丰富、活泼的思想资源,后
两章仅以两位精英女学者的著述而试图建构当代
中国女性的主体性,难免失之片面。这部著作最
精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的在前5章———对晚清至解放前妇女主体性的分析。白露在近代历史的
多重语境中对持话语权者的分歧与多样性进行展
现,描绘出当时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性探索中
矛盾、挫折与反复的情形,与当代妇女议题遥相呼
应,足以为当代女性研究所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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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 敏]
OnTheQuestionofWomeninChineseFeminismLIMing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Beijing100029)
Abstract:TaniBarlow'sbookTheQuestionofWomeninChineseFeminism,makesaMarxistsocialstudyofanalyzingthesubjectofwomenduringthe20thcentury.Carryingthestudyinanewhistoricalparadigmof“futureanteriority”,Prof.Barlowrefusessimplyperiodizingwomensubjectsinthe“backward,developing,ormodern”sequenceofhistoricalprogressivetheory.Withanoverviewofinternationalfeminism,Barlowchoosesthemostrepresentativediscoursesaboutwomenfromdifferenthistoricalphases,usingthestrategyof“historicalcatachresis”toelaboratethechangesoftheconnotationsofwords“funü”and“nüxing”,inordertorevealthemechanicsofintellectualproductionaswellasthenationalideologicalgendercreation.
KeyWords:womensubjectivity;futureanteriority;historicalcatachresis;thestudyofDin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