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进入计算机系统，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也是汉语现代化的一个瓶颈。简单来说，要利用现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来处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首先要解决把平面文字进行线性传输，美国人感叹，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可是这一难题，却被一位中国人解决了，他就是郑易里——郑码的发明者。

郑易里(1906—2002)，原名郑雨笙，云南玉溪人。早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和出版工作，1929年，编书中的郑易里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经过思考和研究，他提出了中国文字的六笔画（点、横、竖、斜、弯、纽）组成说，这在当时就引起了行业的重视。1950年，他在其编辑出版的《英华大辞典》的中文索引中，正式采用了“六笔查字法”，通俗一点说，就是用数字 1～6作为汉字 6种基本笔画的代码的一种简易查字法，这种创新解决了以前查字典难的问题，为汉字人工检索闯出了一条新路。

此后，郑易里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对汉字结构和笔画的研究中。上世纪60年代，他成功地为邮电科学院设计了“四码汉字”，并撰写了《汉字四拼字码和打字》一文，彻底改革了中文汉字电报技术，只可惜这项技术因“文革”而被迫中断了，他也被下放安排到农村从事田间劳动。

郑易里并没有放弃他追求的理想，他经常辗转难眠。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向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革委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应该尽快恢复中文处理技术的研究，这样才能把中国落后的编译工作及时与当代高速机具的创制与应用有效结合起来。可是，这封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郑易里并没有气馁，他一直默默关注着汉字计算机应用化进程。

70年代初，事情出现了转机。国家科技项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组织了攻克计算机中文处理的

“748”工程，之前一直被下放劳动学习的郑易里被点名参加这项信息领域的国家战略。在经过研究后，郑易里提出了“笔画——字根——整字——词语”的序列。这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按字型特征编码的完整体系。这个理论提出后，郑易里被任命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专职从事计算机中文处理研究。

郑易里认为，研究电脑编码输入技术却不懂电脑是无法深入探索的。于是，已年近 70岁的他，又开始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电脑还属于新兴的玩意，市面上的电脑书籍特别少，只能查阅国外原版外文的资料，不仅如此，他还要进行反复枯燥的学习并最终将电脑应用到编码输入技术试验中去。郑易里没有退缩，他怀着对祖国的

热爱，在短时间内攻克了“汉字字型信息26键输入编码”研究课题，撰写出了《从人查字到机器查字》的论文。这篇论文成为整个之后中文输入的理论基础，乃至后来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汉字字型编码，都源于郑易里的这一“字根说”。

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表现郑易里爱国无私的奉献精神。一次，王永民前来求教郑易里编码问题，有人劝郑易里说这个不能传授，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拿到国外申请专利，专利费用会有很大一笔钱。但郑易里却毫无保留地介绍了自己的编码方案，并在王永民的邀请下多次到河南省南阳市向王永民传授、辅导汉字研究成果和科学理论。后来王永民正是在学习郑易里的编码方案基础上，创立了“五笔字型”输入法（王码），可以这么说，没有郑易里就不会有“王码”的诞生。

在这之后。郑易里主持了“中农 9 号汉字 26 键拆根输入码方案”、“中农 10号汉字字型信息输入码方案”、“ZN54电脑汉字 26键拆根输入码方案”和“ZN电脑汉字26键拆根编码方案”的多次研究修改，除了不断完善和提高了计算机中文处理技术，他还在思考能不能创造一种简单的汉字笔画拼写呢？就这样，“ZN电脑汉字 26键拆根编码方案”最终被他发明了出来并通过了国家鉴定。它操作简便，可以盲打，使电脑能够潇洒地用汉字进行一切智力开发。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该方案拆字理论严谨，取码规则简明，并且一贯到底，字根排列规律性强，具有易学、易记、易用和输入速度快等优点，在国内外同类编码方案中具有领先水平。

这个成果为电子计算机在农业科研领域的应用开辟了一个畅通的渠道。在这一时期，他除了圆满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叙词表”12万条的建库录入工作以及“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600余万字的中文输入，还在 1987年离休以后和女儿郑珑继续进行了“字根通用码”的研究。他觉得所有的编码都还需要以更科学、更完善的标准加以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3年的努力，“郑码”被研发出来了——这是我国第一款通过了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和中国专利技术转让公司的技术鉴定的技术。它诞生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当年的第三次海峡两岸汉字输入比赛中，使用“郑码”的内地选手一举夺得简体字和繁体字两项冠军，惊动了世界。韩国要独立将 5000万汉字的《大藏经》制成光盘时为输入法犯难，最后在选用郑码后，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录入，极大地提高了郑码国际影响力。

可以说，郑易里研究和创制的“含金量”极高的计算机“郑码”输入法，惠及了无数人，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新的闪光点!

善良是诗的种子李成生

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编辑/郑千山 美编/郭金龙 制作/袁文勇 11读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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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良的目光观察和感知世界，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大使命。无论“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笑谈渴饮匈奴血”，它们的思想发端都是善意的，诗人若一写诗便“恶向胆边生”，描述的都是龌龊肮脏的事，注定写不出好诗来，写出的分行句子甚至就不是诗，而是一堆文字垃圾，是对圣洁文字的亵渎。

诗史证明，善良是诗人最崇高的襟怀。因此，在历史的每个时期写出不朽作品的诗人，都是善者的楷模，他们胸怀宽广，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鞭笞假丑恶，褒扬真善美，最能看透苦难的实质，洞见事物的真相，以美妙的诗句把历史事件化为诗的不朽，他们都是诗歌长河的一泓清泉，而绝非一洼腐水。

许多大诗人在文学史上名声显赫，但在他们所处时代不见得被人待见，所以能发出的也就是一些

“微弱的声音”。像曹操这样的权谋家，尚能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倘无半点善心，怎会去纪录战争的残酷呢？曹植似乎比他老子更有英雄气概，高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句，却寸功难建，遗憾终生。但这些并不影响这些诗人们爱国主义的崇高历史地位。因为善心不死，才会滋养爱国情怀，善念依然是萌生爱国主义的胚胎。这种情怀，在陆游身上尤为突出：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四月，52岁的陆游被免官后病了 20多天，移居成都西南的浣花村，病愈之后仍为国担忧，挑灯夜读《出师表》，挥笔写下《病起书怀》一诗，发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千古慨叹，表现了中华子民热爱祖国的伟

大精神，揭示了百姓与国家的血肉关系。陆游向我们袒露出一颗赤诚忠贞的心，爱国情怀伴随着他的终生。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评价说：

“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一个个体的人乃至一个群体，

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依附，根本谈不上建功立业，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这就是历代诗人产生博大家国情怀的基础，它的发端就是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唐代诗人戴叔伦说：“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立定为国家捐躯一去不复还的决心。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是后人根据顾的原话概括的。无论你处于任何时代，也无论你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视国难而无睹者，断无出路。这种高尚的传统当然来自丰厚的中华优秀文化，《礼记》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历史上的诗人们于是将国家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并付诸实践，写出流传千古的诗篇。屈原在《国殇》里吟道：“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唐人王昌龄在《出塞》中唱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定出人生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做阶下囚的文天祥用鲜血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即使“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但为了国家，人们还是“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冒着

枪林弹雨，搏杀疆场：“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面对死亡大义凌然：“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国家给诗人的力量无与匹敌，蘸着血雨腥风，写就旷世绝唱：“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人善而诗工，这是被历史证明的铁律。关心民瘼，是善良品质的杰出表现。被流放的屈原信念不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住着漏雨的茅屋，看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心里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的“三吏”“三别”，不仅是诗，更是史，是对历史的控诉；战争使唐人陈陶看到了社会生活最凄惨的一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宋人李纲以“病牛”自况：“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于谦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块煤炭，点亮别人的温暖：“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李绅被农夫艰辛的劳作深深打动，吟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郑板桥卧在衙门的书斋里，听着竹叶沙沙响动，总感觉是民间百姓疾苦号寒，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李白宿五松山下，看到“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感叹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白居易在数九寒冬遇见卖炭的老者，那位凄惨而不忍正视的老人穿着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他烧的炭被豪门无情剥削，“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他们关注了当时社会的底层，为不公平的社会立照，使我们知道即使大唐盛世，也有黑暗的角落。“哀民生之多艰”，是诗歌最有善意的表达。

我们可以把晚唐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看成一篇“农村考察报告”，原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贫苦的农民为济燃眉之急，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背上阎王债，描写了农民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悲惨景象。诗人把解决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寄于“君主”，也即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的精神，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这首诗以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增强了诗歌的容量，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

悲天悯人，善之发端，大善者，眼光宏阔，具有普世胸怀，其诗必佳。王粲的《七哀诗》、李绅的《悯农诗》、元稹的《田家词》等等，平视一个时代的黑暗现实，像今天的新闻那样报道百姓的境遇，催人泪下。惟有善良者能写出这样的绝唱，诗人缺失善良，诗歌就是一个文字架构的空壳。

新建移民小区昭女坪的五位老人带着录音笔去偷录雄鸡晨鸣，不小心打死了人家的鸡，被当作偷鸡贼，送进了派出所，潘灵的中篇小说《偷声音的老人们》由此开篇。用小说中社区领导夏晓峰的话说，“这些老人不承认偷人家的鸡，只承认偷声音，偷声音，鬼都不信！”更没有人相信他们去偷雄鸡晨鸣的声音是为了救另一个老人的心病。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声音能治病，小说中的90多岁的钟汉大爷养了一辈子鸡，要听到雄鸡打鸣他才能醒得过来。搬到新小区后，没有了雄鸡晨鸣，他再也不敢睡着，他怕听不见雄鸡打鸣就此醒不过来。

小说中的鸡鸣之声融入了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听雄鸡晨鸣，才能醒来，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诗意生活在想象中的重现。这是一辈子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的诗意生活。也许，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他们曾经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苦难，也许，伴随着鸡鸣狗吠之声，同时也在呼吸难忍的牲畜粪便的臭味，但是当这一切远离他们，当他们进入新的小区，居住在城里人的高楼上之后，那些难忍的臭味已经远去，那些艰辛与苦难也开始淡忘，鸡鸣狗吠之声从记忆深处飘然而至，成为诗意的存在。他们要把丢失的声音找回来，他们要找回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与建构。

小说由鸡鸣之声展开了各种乡村生活的声音。忧怨的箫声承载了萧家公子与歌女那娅，还有陈三爷爱恨情仇的故事，故事中不仅仅有缠绵悱恻，还有穷人与富人，忠诚与背叛，大时代的变迁，昨天与今天；白鹤镇人红白喜事都离不开唢呐的声音，那辽亮与高亢，欢乐与蓬勃，那悲伤与忧怨，在城市的高楼里只能吹奏出它最后的挽歌吗？伴随村民们跳花灯歌舞的音乐之声，江涛拍岸的声音，汽笛远行的声音，田野里庄稼成长的声音……小说非常诗意地写了聋五老人虽然有听力缺陷，他却从来没

有停止过对声音的回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感觉声音，他在看声音。他用笔写下了他感觉到的声音。

“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他放羊的山岗上杜鹃花开的声音，它说每朵怒放的花都在尖叫。他还描写了那个秋天的山谷，那群被风撵动的落叶的声音。韩家川很欣赏他的比喻，他说那是被风驱赶着的一群散兵游勇仓惶奔赴死亡的声音。在他的心中，那扑向花蕊的蜜蜂的声音是欢乐的，那被采的花朵的声音是惊恐和轻佻的。”

声音，在小说中构成作品的基本意象。在“声音”意象的审美复合体中，融入了小说中村民们对既往生活的诗意追寻，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融入了作家潘灵对怎样才是适合于父老乡亲美好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乡民们只能涌入城市，住进高楼吗？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斩断一切与乡村的联系，就是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吗？小说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设计与安排并非尽如人意。小说中的社区干部夏晓峰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奔命，却没有一件事得人心。他不懂得体察民情，更不懂得理解村民们的精神需求。他否定了村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陈旧、落后、土得掉渣、封建迷信，是他对村民们以往生活方式的判断。他把他所认为的高大上的生活方式强制性地推给村民们，结果处处碰壁。而他不认可的却受到欢迎。这一人物的设计，表达的是作家潘灵对当前一些行政领导的思维与行为的否定。

“留住我们的乡愁”，成为近年来中国高层与民众的共识，也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行动指南，甚至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建设。青山绿水，生态文明，稻花飘香，鸡鸣狗吠，同时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图景。乡村的声音，乡村的诗意并不是仅仅停留于记忆中的存在，而应该成为逐步完成的

目标。小说家的潘灵不可能在一篇小说中描绘出他的父老乡亲应该过上怎样的美好生活，但他准确地描绘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被记忆淘汰存留下来的“声音”意象，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潘灵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乡村里他的父老乡亲的物质存在与精神生活，他的“根”和农村、农民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对他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深切的了解。《泥太阳》写的是农村精神的缺失与重建，面对开始富裕起来的乡民们的生存状态，他忧虑的是，精神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一个人和村庄》赞美了一个孤守乡村的具有一定悲剧意味的乡民英雄，歌颂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乡村精神——对土地刻骨铭心的爱，小说也触及到了未来中国乡村建设的指向是什么的问题。《偷声音的老人们》这篇小说，聚焦于美好生活的创造，作家把视点集中于解决了温饱的村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些物质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不需要为温饱操心的乡民，他们已经住进了城里人一样的小区。温饱之后，怎样发展？过怎样的生活？他们有什么样的追求？这是当前以至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广大中国农民的普遍问题，也是制度设计和各级领导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潘灵没有美化过去的乡村，没有把曾经的乡村生活诗意化，他让他笔下的人物许老四回到他女儿的乡村去守鱼塘，去了几天许老四又回来了，为什么？许老四说：“说句真心的不爱听的话，乡下那日子，再去过，就不习惯了。特别是在这社区坐惯了马桶，现在蹲那蹲坑，不仅脚受不了，鼻子也受不了，梆臭！”乡民们同样对现代生活有向往，而且现代生活更容易成为“习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新时代怎样才能带领他们创造符合于人的内心要求的美

好生活，这是作家潘灵在小说中启示人们思考的问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必然地与他既往的历史、与他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他所处的社会角色、与他对自己未来的梦想等等相关。认定某种方式而否定其他，强制性地推行某种方式，而不承认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不承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日益增长的需要，不理解他们的历史与现实，这是小说中以夏晓峰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已经成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政方式，他们不懂得体察民情，也不懂得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潘灵通过昭女坪五位老人“偷声音”的形象描写，引出的是如何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大问题。

偷声音，这实在是现实生活里的非常态，如何把一个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在叙事中让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与生活常态相通、相吻合，这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是一个考验，它与小说艺术逻辑如何构建密切相关，更与作家的描写有无深度有关。潘灵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声音”，承载了历史，也承载了现实生活方式与美好记忆的冲突，还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朦胧的向往。小说中的“声音”意象有了深度，也有了重量。一个养了一辈子鸡的老人要听到雄鸡晨鸣才能醒得来、睡得着，完全符合生活的常态逻辑；一群习惯了鸟语花香的村民，不能接受城市高楼的孤独，也是吻合于生活常态的；扭花灯的脚步跳不来城市的广场舞，也符合生活逻辑；搬进高楼的新移民们常常怀念他们的故土，以至于美化他们过去的生活，这是人的普遍而又正常的心理。正是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深层意蕴，偷声音的非常态事件也就成为具有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描写，达到了让读者深思的目的。

声音：美好生活的意象宋家宏

记得清代学者张潮在其名作《幽梦影》中开笔即言：“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别致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很显然，对于春天的阅读，张潮的见解是能够让人认同的。他的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一语

的大意是：“各种 (文艺 )作品在春天里阅读，更使人心旷神怡，胸襟坦荡。”若相互对照的话，就不难发现，阅读生活中的无论冬之“经”还是夏之“史”，亦或是秋之“诸子”，适宜的阅读对象是具体所指的，而春之宜读的“诸集”，其能指的阅读对象就显得

宽泛而有点抽象了。如此一来，谁又能保证这“诸集”之中就没有一点或“经”或“史”或“诸子”的成分？这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春天是最好的阅读季节，无论什么书都有可能在春天里得到很好的阅读。

回想几十年的阅读生活，可

以说每一年的春天，都是一个阅读的好春天。也许就是这一点灵魂的操守与心灵的自净，使我在喧嚣的时代里能够保持着应有的平静与坦然，同时也使我每年的阅读生活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而再混沌的心境也能够不断得以澄明。

由编辞典发明“郑码”汉字录入法

郑千山

最是春光好读书吴小毛

嫏嬛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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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易里与女儿郑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