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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以下《论诗三十首》 简称《论诗》。 同上,第 12 页。 同上,第 13 页。 同上,第 13 页。 同上,第 22 页。 香港方满锦博士《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修订本 (《论诗三十首》简称《论诗》)一书, 分绪言、近世《论诗》之研究成果、《论诗》之专题探索、《论诗》之辨正探微、《论诗》对后世论诗 绝句之影响、结论六章。现就其学术理念、特色成就及美中不足,作简要评述。 学术取向,异于内地 早知港台的博士论文资料搜集务求穷尽,治学理路也与内地学者多有不同,读方著后觉 得这一学术理念尤为明显。 第二章“近世《论诗》之研究成果”的“研究概览”谈到二十世纪大陆的《论诗》研究,简要 罗列专著论文及有关他书,指出“有的论者仅就《论诗》研究《论诗》,对元好问其他相关文献 和金代文坛史料未作一起研究” ,遗憾“一是对港台的研究成果欠奉”, “二是受限于社会学 风与时代思潮,政治色彩较浓,偏颇之处时有所见” ,由此可见方著的学术理念与内地有异。 谈二十世纪港台及海外的《论诗》研究,侧重介绍了港人王韶生、陈湛铨、邓昭祺和台湾何三 本、王礼卿的研究成果,认为“香港地区虽小,其成绩却令人刮目相看。与大陆不同,这里没有 太多的理论探讨,而是侧重于诗句的注释及诗意的辨释” ,这不仅比较概括出港人的治学取 向,而且也显示出著者之所以推崇的依据。“要籍述评”部分便是其学术价值评判标准与研究 方法理念有所彰扬的具体展示。如对陈著除肯定其注出处征引有关文献更为贴切外,特别推 崇其对于《论诗》的释义详征博引,言其对论孟郊诗的注解长达八九千字,内容包括韩孟优劣 论、孟郊生平资料、韩愈及后人对孟的评价、后人对元氏此诗的评价等,认为这有利于对诗旨 的了解。谓何著“对元遗山其他论诗作品甚为熟悉,能够以元好问释元好问,这一点比前人做 得要好” “其‘按语’阐释遗山诗意及诗旨,眼光独到”,“何氏从文学背景出发,评述遗山的 评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 狄宝心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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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以下《论诗三十首》

简称《论诗》。

于 同上,第 12页。

盂 同上,第 13页。

榆 同上,第 13页。

虞 同上,第 22页。

香港方满锦博士《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修订本淤(《论诗三十首》简称《论诗》)一书,

分绪言、近世《论诗》之研究成果、《论诗》之专题探索、《论诗》之辨正探微、《论诗》对后世论诗

绝句之影响、结论六章。现就其学术理念、特色成就及美中不足,作简要评述。

学术取向,异于内地

早知港台的博士论文资料搜集务求穷尽,治学理路也与内地学者多有不同,读方著后觉

得这一学术理念尤为明显。

第二章“近世《论诗》之研究成果”的“研究概览”谈到二十世纪大陆的《论诗》研究,简要

罗列专著论文及有关他书,指出“有的论者仅就《论诗》研究《论诗》,对元好问其他相关文献

和金代文坛史料未作一起研究”于,遗憾“一是对港台的研究成果欠奉”,“二是受限于社会学

风与时代思潮,政治色彩较浓,偏颇之处时有所见”盂,由此可见方著的学术理念与内地有异。

谈二十世纪港台及海外的《论诗》研究,侧重介绍了港人王韶生、陈湛铨、邓昭祺和台湾何三

本、王礼卿的研究成果,认为“香港地区虽小,其成绩却令人刮目相看。与大陆不同,这里没有

太多的理论探讨,而是侧重于诗句的注释及诗意的辨释”榆,这不仅比较概括出港人的治学取

向,而且也显示出著者之所以推崇的依据。“要籍述评”部分便是其学术价值评判标准与研究

方法理念有所彰扬的具体展示。如对陈著除肯定其注出处征引有关文献更为贴切外,特别推

崇其对于《论诗》的释义详征博引,言其对论孟郊诗的注解长达八九千字,内容包括韩孟优劣

论、孟郊生平资料、韩愈及后人对孟的评价、后人对元氏此诗的评价等,认为这有利于对诗旨

的了解。谓何著“对元遗山其他论诗作品甚为熟悉,能够以元好问释元好问,这一点比前人做

得要好”虞,“其‘按语’阐释遗山诗意及诗旨,眼光独到”,“何氏从文学背景出发,评述遗山的

评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

狄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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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期

论诗观点,如解释其二十二‘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作者结合宋诗的发展进程

……有助了解遗山的论诗诗旨”淤。对邓著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该书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资料特别详赡,涉及面之广,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本著作,有些资料还是第一手的;作者对繁杂

的资料驾驭自如,一切都围绕中心,将它梳理得清清楚楚,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常见的繁芜枝

蔓之病;紧扣元好问其他方面的资料,真正做到了“以元释元”,对《论诗》所品评的人物也有

深入研究,如对“谢客风容”一首的笺证,作者从六方面比较谢灵运与柳宗元诗的相同点,罗

列了大量资料,以证明柳诗渊源于谢而又深有所得,“这种体例抓住重点,突出了研究性质,

更能全面正确的把握遗山的诗学观点”于。从这些要籍述评中,可以看出方氏的学术理念:不

仅注重语源典故的出注和诗意的阐释,而且更关注《论诗》所评的对象概况和元氏论诗主张

之渊源的考察;在方法上除重视资料的网罗详赡外,还特别重视“以元释元”这种更有说服力

的内证。由此可见先生对元氏《论诗》诗想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及说得怎么样这种刨根问

底之学术研究的注重。

创新体例,致力集成

元好问《论诗》的词句主旨及取舍主张不同于散文那样概念明确,表述周密,所以历来学

者多侧重于其诗意的解说,且歧义纷呈,有的观点截然对立,争论不已。基此,今人研究元氏

《论诗》的专著,多重在对诗意的异解辨释(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刘泽《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集说》、魏世德《元好问的文学批评》),考证探微(香港邓昭祺《元遗山论诗绝句

笺证》),方著则重在创新体例,致力集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从宏观角度抓住重要学术论题作专题探讨。第二章“要点述评”部分,从近世《论诗》

的研究成果中,筛选出创作时间、创作时代背景、创作目的、创作态度、论诗标准、作家论、风

格论、美学观、南北之见、编次问题、批评方法、论诗特点、诗学渊源、独创性、历史地位、局限

性、影响十七个重要议题。这是对《论诗》专题研究的总结概括,它与各首诗论的疏凿微旨研

究有机统一,甚为重要。著者视野广阔,搜罗宏富,除专著外,还包括论文及其他有关著作,将

相关观点网罗殆尽,心细如发。议题的提炼,鲜明准确,概括性强。议题的组织,环环紧扣,层

层展开,学理性强。围绕议题博采诸家之说,有概述,有节引,有说明,有阐释,有评点,有总

结,勾稽深细,梳理妥帖,取舍之间,颇具见识。

第三章“《论诗》之专题探索”第一节讨论《论诗》的成诗年代,这是确定其时代背景、创作

目的、创作态度、论诗标准等的前提,对理解确定各首诗的疏凿微旨至关重要。因此著者在搜

淤 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第 21-22页。

于 同上,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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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前人异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征引资料,有理有据地辨明是非,为研究《论诗》的宗旨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论诗》之文学性研究则超越前人藩篱。著者针对前贤研究仅致力于组

诗说什么、对不对、为何说的疆界,又另辟蹊径,进而专从文学艺术角度研讨组诗说得如何

好,在体例创新方面可谓别出心裁。如谈“比喻”,不仅征引了《论诗》中十三则诗例以证明其

多用、喜用,而且又从取材丰富、形象、贴切、新颖、破的五方面谈元氏对比喻的善用。“如其八,

是诗高度评价陈子昂恢复诗体雅正之功,其观点源出杜甫《梓州过陈拾遗故宅诗》‘公生扬马

后,名与日月悬’和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等诗句,其语言袭自贯休《古意

诗》之四‘几拟以黄金,铸作钟子期’和北宋郑獬‘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但经元

好问予以活化使用,写出精彩诗句‘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以军功比喻其诗功,

将诗人军事化,其妙处不仅在于‘平吴二字,妙在关合齐梁’,而且还与首句‘沈宋横驰翰墨

场’的‘横驰’二字遥相承接,显得形象新颖”淤。著者从语源和用意两方面揭示出元氏高超的

联想概括能力,深入浅出地说明其如何善用比喻,这能使读者对其诗意的理解更进一层。

二是对《论诗》词句的具体阐述也创新体例,致力集成。第四章“《论诗》之辨正探微”,其

体例与前人按词句顺序逐次注引出处、阐释诗意、归纳主旨不同,先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

括诗意,点明论诗主旨,这如同朱熹的《诗集传》《论语集注》,是参考前人种种注释择善而从

之“集注”,如蜜蜂广采花粉酿出之蜜,有集成意味。下面再另设若干有争议性的议题,征引前

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将不同见解尽收眼底,以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之功用。而这种标

题的设置,又能突破传统的注释体制,像专题小论文,对各家之说的得失可以条分缕析,作有

理有据的辨正。如其二“曹刘坐啸虎生风”,著者以“‘曹刘’是谁”为标题,说:“一般论家都以

为是指曹植和刘桢。唯有陈沆《诗比兴笺》和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认为是指

曹操和刘桢。”于而后征引陈、何之说,再引黄瑞云《“曹刘”是指谁》一文以证其非,最后著者再

引有关资料补正。由此可知这种体制不仅能让读者了解诸种不同的见解,而且能随意评定其

是非得失,进而证明自己前面的解说之所以如此的理由,真是一举多得。

面对如此众多的前贤成果,在取舍方面确实不易。这不仅需要辨别得失的识力,而且还

需要在正其所失、补其未备时拿出更为有力的证据,而前贤已将易于搜寻的有关资料网罗殆

尽,必须从更广的范围着眼。著者在这方面确实是不遗余力,如其十四之“王若虚评华歆掷

金”和“‘出处殊途听所安’与《适安堂记》”,引时人王若虚与赵秉文的有关论述,来之不易,弥

足珍贵。补其未备还包括前人忽略的问题。如其九“陆文犹恨冗于潘”句,前贤对元氏自注“陆

芜而潘净,语见《世说》”未予进一步深究。著者另设“潘优陆劣之议”标题,联系元氏《诗文自

淤 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第 102-103页。

于 同上,第 125页。

评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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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期

警》的解说,认为“元好问并不满意孙兴公评潘、陆之语。他对陆文‘深芜’,并无异议,但潘文

‘浅净’却不同意,宜修订为‘简净’……他将原文的‘浅’字改为‘简’字,饶有深意,说明他对

潘岳之‘浅’并不赞成”,进而概括其主旨:“这首论潘陆的诗,并非评价二人优劣,而是如何解

读陆文‘深而芜’及潘文‘浅而净’的意义。‘陆文深而芜’,‘深’并非不好,只是‘芜’不好;‘潘

文浅而净’,‘浅’并不好,只有‘净’是更好的。元好问的真正用意,是主张融合潘、陆,兼取二

人所长,克服二人所短,以形成一种深切、简练、洗净的文风。”淤由此可见著者心细如发,能于

前人未及处引申发挥,提出入木三分的见解之处。

有些议题的设立,旨在讨论元氏为什么这样说,如其一之“‘汉谣魏什久纷纭’的原因”、

其三之“张华诗具风云”、其五之“‘纵横诗笔见高情’与阮籍诗”等;有的议题旨在讨论元氏说

得对不对,如其一“‘正体无人与细论’不合实情”、其四之“‘陶白’并称之评议”、其十二之

“‘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误”等;有的议题进而探讨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如其一之“藉论诗反映

诗坛歪风”、其二之“南北之见”、其二十五之“编次失序说”等,还有兼及元氏诗学渊源,如其

三十之“‘爱论量’之思想受家庭影响”、“‘爱论量’思想受师长影响”等。由此可见此章已不再

限于阐释组诗意旨,还兼及评论其得失等方面,其创新体例致力集成之功用于此可见一斑。

美中不足,期待完善

就章节论题的设定言,第二章第一节之“研究概览”,似有重著作轻论文、重港台轻内地

之嫌。建议改为“研究综述”,古今兼及,从阐释诗意、评价主旨、抑扬得失及研究范围的扩大、

角度的转变、方法的更新等层面,概括总结其阶段性特点、成就,书末再附“元好问《论诗》论

文著作目录索引”,以供按图索骥,这样更为实用。第五章《论诗》对后世论诗绝句的影响,只

从以七绝组诗论诗的体制着眼,所引后世论诗绝句,涉及《论诗》内容观点的仅占少数,大多

是对元氏诗的评说。我觉得对元氏《论诗》体制方面的影响点到即可,读者更想了解的是其观

点对后世的影响,如风雅精神、眼处心生、诗品与人品以及师古与师心对明公安派及清性灵

派的影响等,这就不能限于以诗论诗的体式,需要耙梳散见于众书中的有关资料。

就学术评判言,我认为第四章“辨正探微”是本书的重点难点,更需致力。现就带有全局

性的问题谈两点:一是对李纯甫的看法有失片面。郝经一再强调元好问集金代文学之大成:

“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型”于,“百年元气一杯酒”盂。金末李纯甫与赵秉文的对

阵,实际上代表了原辽文化圈与宋文化圈不同趣尚的争辩,其焦点是师心和师古。辽文化圈

淤 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第 155-156页。

于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一《祭遗山先生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313页。

盂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八《寿元内翰》,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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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受佛教影响,主张师心,故崇尚师法李白、韩愈、李贺、苏轼一派。李纯甫为刘汉《西岩集》

作序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

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

轻重,唯意所适……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淤

《论诗》中“心声只要传心了”及批评沈宋诸诗等观点,皆与李相同。所以我们阐述元好问《论

诗》时应该注意:一是元作体大思精,是对千年来的诗歌史力求严正的批评总结;二是元有集

成意识,对当时代表辽文化圈和宋文化圈两大阵营的论争不偏执一端;三是元氏《论诗》中与

李纯甫等观点相近的应当指出;四是元氏只是对李派一些过于雄奇险怪的不良倾向给予批

评,所以对李派的批评,用辞应注意分寸,不能一锅煮。如其一“藉论诗反映诗坛歪风”所说

“当日诗坛分为赵秉文及李纯甫派两大阵营,赵、李二人各有支持者。赵秉文乃元好问的恩师

……元好问该无理由暗批恩师赵秉文,反之不拘小节的李纯甫则有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

这不仅有悖元氏的集成宗旨,而且将私人情谊置于学术公正之上,视组诗以门户之见,也有

违元氏之初衷。

再从“术”的层面谈谈“以元释元”的问题。以元氏本集中有关资料为内证,确实更有说服

力。但语境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也需尽量搜全有关资料,再在把握《论诗》有机统一之主旨

的基础上对其权衡抉择,不能偏执一端。如其二六“肯放坡诗百态新”下设“好问褒苏”议题,

征引许多元氏褒苏之说,谓句指苏轼的创新精神,但在引其《东坡诗雅引》时只引苏学陶、柳

之成就,而忽略了“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以及与之相联

系的《中州集》卷三王庭筠《狱中赋萱》下元氏跋“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

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骚人之余韵”

等资料,也没有联系元氏《论诗》其二一贬苏次韵、其二五贬苏怨刺等观点综合考察。所以觉

得其说难以令人信服。

总体而言,方著乃该领域最晚出,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新体例,致力集成,是一

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所言不足之处,是我从读者的角度对方著提出锦上添花的期待。

(狄宝心,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吴 刚】

淤 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刘西岩汲传》,《四部丛刊初编》第 328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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