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文化· DOI:10.3969/j.issn.1003-0964.2018.05.022

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以“江歌案”为例

余沐芩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 要:近年来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热点。“后真相”这一概念的

重要特征是真相居于次要地位,而情感占据上风,越来越多的热点事件和不良的媒介现象折射出后

真相的影子,在2017年引爆舆论场的“江歌案”中呈现出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舆论失焦以及

舆论热点转移速度快等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因此,应从新闻专业主义、两个舆论场融合、意见领袖

以及公民媒介素养几个角度考量,增强舆论引导力。关键词:后真相时代;舆论特点;引导策略;江歌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8)05-0106-05

1992年“后真相”(Post-truth)一词首次被美

国《国家》杂志用来描述“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共同特点[1]。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era)的概念,认为人类不只拥有真相和

谎言,还有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

相,又不能归为谎言。2010年,博客作者罗伯茨提

出“后真相政治”(Post-truthpolitics)一词,将它看

作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认为“媒体报道、公众舆

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2]。在2016年的英国脱

欧和美国大选等政治事件中,公众情绪的表达、主流媒体的失效以及出乎意料的结果,使得这一词

汇跳出政治学概念范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

媒体格局中引起反思。“后真相时代”的突出特

征,即为“真相”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处于次要位置,“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

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情形[3]。在后真相时代下,信息传播的机制变化与社

交媒体平台的技术赋权,造就了“人人都有麦克

风,人人都是发声者”的媒介环境。公众更加注重

自我观点的呈现和情感意见的表达,社会舆论在

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试

图结合2017年年底引发舆论热议的“江歌案”,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探析“后真相时代”下舆论形成

的特点,并就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提出一些建议。

一、“江歌案”始末及其呈现的“后真相”现象

“江歌案”是2017年关注力较高、持续时间较

长、影响范围较广的舆论热点事件之一,事件经过大

致如下:2016年11月3日留日学生江歌在日本东

京中野区的公寓门口遇害,后经调查犯罪嫌疑人为

当时躲在公寓内的陈世峰,他是江歌的室友刘鑫的

前男友。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一审宣判,被告人陈世峰被判有期徒刑20年。在这

期间,江母为被害女儿讨回公道的一系列行动,网民

对刘鑫言行的道德批判,以及传统媒体、自媒体报道

的介入等交织作用,呈现出“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

生态。在后真相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事实或

真相,而是情绪和情感。在这一事件中,很明显

地表现 出 情 感 和 立 场 先 于 理 性 和 客 观 的 特 点。在“江歌案”中舆论的焦点出现偏移,即不是关注

真正的凶手陈世峰以及如何判决定罪,而是转而

对刘鑫的道德审判,甚至出现大量“欲除之而后

快”的群体极端化现象。有人大量散播刘鑫在江

歌去世后的聚会照片,以增强其“冷漠”“自私”的负面印象,后被证明为恶意P图,照片实为与江

歌合照;还有人在另一位同名同姓女演员刘鑫的

微博下肆意谩骂,寻找情绪宣泄的出口。真相的

重要性被朴素的正义感取代,公众在更大程度上

收稿日期:2018-03-10;收修日期:2018-06-1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G860014)作者简介:余沐芩(1995—),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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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XinyangNormalUniversity第38卷 第5期 2018年9月 (Philos.&Soc.Sci.Edit.)Vol.38No.5Sep.2018

在意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相是否符合头脑中固有的认

知和情感。

二、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特点

(一)传授关系更加复杂,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

诉求

沃尔特·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说:“当今

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最后一排的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

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

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追随着社会大潮

飘飘荡荡。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

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

在,那么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被无从知晓的

幕后力量掌控着。”[4]3-4

10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所描述的这种公众与

可获知真相的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依然存在。一方面,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海量化以及传播者对于

进入传播渠道信息的随意性,使得普通民众很难有

获取和驾驭这些信息的能力,并从中分析抽取真相,因此在一个舆论事件中,公众更多地停留在对于新

闻本身的情感消费上。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出现

打破了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在事件推进的过程

中,多元化的声音和更多的细节涌现,导致大众媒体

上的新闻报道常常出现“反转”,如美国大选中传统

媒体的失势。真相能否被揭示的期待被“坐等反转”的看客心理冲淡。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

统计中心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51亿,其中仍以10-39岁、中等学历群体为主,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7.9%和25.5%[5]。这些网民群体缺乏理性思考问题的能

力,媒介素养不高,面对舆论热点,容易受到群体情

绪的感染,形成盲目跟风站队的情绪化表达。在“江歌案”中,悲剧的直接凶手并不是刘鑫,但舆论的矛

头却始终对准她,道德的审判贯穿事件的始终,而本

应重责的陈世峰却逃脱舆论的热议。其重要的原因

在于,人们在接受信息时被情感所主导而忽略了事

实或者事件本身的真相。在众声喧哗中,“真”的问

题往往变成“善”的“问题”[6],即在新闻事件中表述

者的身份和态度以及表达是否符合传统价值观和话

语体系成为事件的核心部分,公众情感宣泄的满足

抢占了理性判断的高地。(二)传播生态转变下的舆论失焦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日益崛

起,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呈现出信息内

容的碎片化、传播速度的实时性和传播范围的圈层

性等特点。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受众的信息需求

更加简便和快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受众无法

了解全面的信息,在热点事件中,容易造成舆论偏颇

的现象。首先,信息内容的碎片化意味着文本要素的不

完整性和零散性,在语境缺失、逻辑混乱、刻意突出

或隐藏某些重要信息的新闻报道中,容易造成观点

的分化,以及引起某一强烈的情感指向。在“江歌

案”中,大多数自媒体报道对于事件全貌的客观描述

较少,而对于某一人物细节片段的刻画较多,如过多

地着眼于江母丧女的悲痛和刘鑫关门自保的情感细

节上,在利用煽情吸引眼球的同时,易引发受众的盲

目跟风。其次,传统媒体在延迟性的作用下赢得对于真

相的分析和解读的时间,而社交媒体则是真正意义

上的实时媒体,当一个新闻事件爆发后,几乎在同一

时间同步传播,对于事实的核实与审视功能在速度

面前被削弱。“正是因为存在时距,我们才可能对已

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

介事件,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

件,于是才有新闻价值一说,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

题”[7]。而在社交媒体实时传播的特性下,传统新闻

工作者即“古典把关人”,决定什么信息以及信息何

时进入公众视野的角色被弱化,同时在注意力经济

时代中生长的受众,信息往往尚未等到被核实分析,便已经不再被关注,先入为主的情绪化表达和谣言

占据上风。在对于这一事件的评论中,知名作家苏

芩在转发央视新闻报道时称:“江歌事件最让人痛心

的,是把人心最卑鄙的一面挖开给你看,江歌事件是

对‘朋友’这个词汇的最无耻的一次亵渎! 不过不必

侥幸,天道自有轮回,看它能饶过罪孽深重的谁?!特别相信一句话:因果报应里,没有侥幸。”截至

2018年1月2日,该微博被转发达1万多次,评论

9712条,且评论呈现“一边倒”地谴责刘鑫的趋势。传播格局的改变不仅在时间上,也在空间上。

在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中源源不断的信息碎片反

映出传统媒体的失实和漏洞,而其本身包含的纷繁

复杂的信息亦真假难辨,在这种情况下真相常常被

悬置,受众在选择判断时,更容易受到自身情感立场

和社交圈层的影响。这种社交圈层,具备开放和封

闭的双重特性,如热点事件在微博中常常被快速扩

散和大量转发,在短时间内形成遍在效应,而在类似

于差序格局的微信中,受众更容易形成同一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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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沐芩: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

观点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对既有的认知产生强

化或者根据事先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而在社

交圈层中广泛传递的“真相”,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共

同的情感和伦理价值观的考量,容易形成舆论偏差,在非理性的驱动下引发网络暴力行为。清博舆情大

数据显示,在2017年11月7日舆论引爆到2017年

12月22日东京庭审宣判结果后两天,“江歌案”的媒体报道中,微博和微信来源分别占到23.16%和

30.22%,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在这种以

圈层化为特征的传播格局之下,容易导致这样后果:“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所主导,而取决于分散化

的小群和个人的好恶与取舍……公共舆论成为一种

不确定的存在。”[8]

(三)持续周期短,舆论热点转移速度快

一般情况下,一个网络事件的爆发需要历经四

个阶段:潜伏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在新

媒体时代,信息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四个阶段的持

续时间被压缩,在一个新闻事件中舆论热点尚未尘

埃落定便被另一个所取代。凯文·凯利曾说:“唯一

稀缺的资源就是人类的注意力。”[9]304受众对于一个

问题持续关注度的周期越来越短,对于形成社会共

识与进行舆论引导增加了难度。在互联网背景下成

长起来的一代,更倾向用娱乐和戏谑的方式表达意

见和看法,而非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以情绪为主导

的方式,对于舆论的演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情

绪化的表达则削弱了理性讨论对于热点事件的正向

影响,主观臆测往往造成对于事实的错误解读,真相

在变动纷呈中扑朔迷离,呈现出“后真相”的景象。除了注意力经济和情绪化表达的二重因素,场景的

变动也使舆论热点表现出转移速度快的特点,移动

互联网下营造的各种场景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社会心理的建构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自媒体平台上

营造出不同的氛围,轻松娱乐如以明星八卦为主题,沉重严肃如以官民冲突为主题,给人以强烈的在场

感和沉浸感。场景的更新和变换,创造了新的参与

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的关注点和表达

方式[10]。一方面,这种自我更新为舆论场注入生机

与活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前者未尽,后者接续”的现象,网民的注意力被消耗,舆论热点中的诉求与问

题也未能解决。如在里约奥运会中,王宝强离婚事

件的爆发迅速淹没了正处于热议中的奥运健儿和奥

运精神的讨论,王宝强离婚事件迅速成为讨论量最

大的话题。而在“江歌案”这一事件中,同样体现出

舆论焦点转移速度快的特征,一方面据“今日头条”热词搜索排行显示,除去这一事件本身及当事人,

“留学生”“日本”“华侨大学”等“偏移”的关注点也吸

附着一定的舆论热度。另一方面,在2016年这一事

件发生之后,凶手陈世峰和江歌母亲继被害人之后

成为被主要关注的焦点,随着2017年11月9日《新京报》“局面”栏目陆续发布采访刘鑫和江母的视频,舆论的焦点也随之转移至刘鑫。

三、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引导策略

(一)主 动 引 领 舆 论,专 业 媒 体 坚 持 新 闻 专 业

主义

新媒体出现后,伴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新

闻意识的日益崛起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地位。原

先封闭、层级和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被打破,以平

权、多向、分享为特征的自由发声时代到来。然而,随着公民新闻的进一步发展,弊端也逐渐显露:在公

共领域内情感宣泄多、理性讨论少,弱势群体权利抗

争渠道依然有限,低质量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真假

难辨。因此,专业媒体客观真实地解读、系统全面地

报道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是不可或缺的。在“江歌案”事件发生后,不少自媒体抓住受众

情绪痛点,写下大量煽情化报道,但仍有部分专业媒

体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以客观、公正、理性为

己任,为受众打开迷雾环绕的“罗生门”。如被公认

为客观和专业的凤凰新闻,凤凰网报道团队在这一

事件中彰显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辉,包括第一时间

发布第一手的庭审消息,不夹带主观情绪忠于事实

的记录和呈现,在不允许摄像、拍照和录音的庭审现

场请法庭画师呈现庭审画面等,为受众保持理性判

断、营造健康舆论氛围提供了可能。这不仅是对在

自媒体时代下粗制滥造内容的反拨,而且表明专业

的新闻工作者仍践行着“内容为王”的标准。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因其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完

全实现,遭到诟病,被形象地比喻为“风中的芦苇”,但正因为客观的难以接近,才将客观而非主观作为

新闻业的追求。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说:“我们仍

然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现如今新闻业经济上的脆

弱性使得媒体常常选择了明哲保身,这让它显得尤

其不可爱。但是记者们仍然选择坚守新闻业的最高

理想,正是由于拥有这种力量,新闻界依然充当批评

家的角色”[11]在后真相时代,社会舆论的引导,“真相”的探寻离不开专业媒体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

坚守。(二)避免情绪化煽动,意见领袖承担社会责任

在传统意义上,意见领袖被认为是具有强烈价

值观、专业素质和能力并对大众产生影响,引领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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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潮流的人,媒介信息和观念并不能直接流向

大众,而是经由他们在人群中扩散。在网络时代,海量的信息与稀缺的注意力共存,虚假新闻横行难辨

真伪,对于信息筛选和观点引领的需求,使得意见领

袖的作用愈加突出。在热点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

对于舆论走向发挥着重要影响。与皮埃尔·布迪厄

在《关于电视》中谈到的电视上的“快思手”不同,在大众媒体时代,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专家、发言人的形象,但却很难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而社交

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则具备了易接近性的特点,粉丝互动、评论回复、视频直播等对话功能使“零距离

接触”成为可能。在舆论场域中,意见领袖在某种程

度上掌握着舆论的脉搏,他们轻率的人格攻击、极端

化的言论以及感性至上的简单评判,容易煽动网民

的非理性情绪,拥有的粉丝越多,产生的负面影响就

越大。因此,避免断章取义、控制负面情绪,有理性、有态度的评论和转发是后真相时代下网络意见领袖

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自媒体公号、微博大V等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

袖,在“江歌案”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对于舆情的变化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7年11月11日,微信公

众号“东七门”发布文章《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引发舆论转向对刘鑫的指责;11月12日,知名自媒体人“咪蒙”发表文章《刘鑫江歌案:法律可

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再度掀起舆论热潮。据百度指数中“江歌”的搜索指数显示,自11月7日

至13日期间网民关注度持续上升,在13、14日达到

顶峰。后真相时代下,意见领袖对于网民情绪的操

纵和掌控,比之前更加容易,在舆论引导中占据着重

要一席。因此,能成为“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

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

的代言人”的意见领袖是一个理智、健全社会的呼

唤[12]。(3)坚持理性对话,促进两个舆论场融合

“舆论场”是促成舆论形成和变动的重要空间。我国已经形成了依托报刊、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旨在

宣传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反映官方意志的

官方舆论场,以及借助互联网平台、反映群众心声的

民间舆论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意

见表达门槛,社交平台汇聚了大量粉丝和新兴的意

见领袖,民间舆论场已经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舆论力

量,与官方舆论场交汇融合。两个舆论场各有其特

点,官方舆论场通常掌握着全面权威和高质量的信

息,但在信息发布环节往往以“堵”的思维来应对危

机事件,在实际操作中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回应社

会质询时的姿态和策略与公众期待有差别,在维护

大局的出发点上容易引发信任危机和舆论声讨。而

在民间舆论场中,民众话语意识和话语权的增强,倒逼官方舆论场的改革并为推动两个舆论场的沟通提

供了可能。但随着舆论爆发的门槛越来越低,群体

极端化的现象越来越凸显,真假信息的混杂搅动着

民众敏感的神经,缺乏正确引导带来舆论的偏移和

迅速发酵,会引起舆论的震荡。所以两个舆论场之

间是否能够有较大的重叠部分,是否能够和睦共处,对舆论环境的和谐,对于舆论影响力至关重要。在

“江歌案”中整体呈现出:官方媒体发声较弱,引领力

不强,唯有凤凰新闻在这一事件中以客观公正有态

度的报道评论被叫好点赞,而自媒体情绪化言论甚

嚣尘上,一度成为激起公众非理性站队的催化剂。因此,后真相时代下处理好官方和民间舆论场之间

的关系是舆论引导的关键。具体而言,首先应坚持

公共利益为导向,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两个舆论场整

合和共振的前提,也是社会共同的目标,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舆论力量,能够消解和纠正舆论场中偏激和

消极的部分。其次应当坚持在互动之上进行理性对

话,意见和建议的良好沟通,有利于舆论内部的话语

畅通、团结和稳定,降低网络中噪音的分贝。而要实

施理性对话,网民应努力提升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媒

介素养,官方应当在表达策略上着手,让老百姓看得

懂、能接受、更亲切。(四)增强辨别力,提升网民自身媒介素养

技术、文化与政治的共同作用催生了“去中心

化”的自媒体传播时代,自媒体的出现不仅冲击了传

统大众传媒的发展格局,而且推动了信息传播方式

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多元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公众的媒介素养也应当与时俱进,在传播力、生产力,特别是辨别力上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传统媒体

时代下公民的媒介素养在于对媒体的内容呈现和价

值所做的判断,而在真实程度难以保障、虚假信息泛

滥的互联网环境中,公众的信息分享便捷性得到凸

显,但也在另一方面对于其辨别能力有了更高的要

求。一个尚在进行中的热点事件,不加鉴别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带来舆论的乱象和真相的跑偏。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素养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延

伸,它是人们面对新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思辨

的反应能力,以及使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

所用的能力[13]28-29。在碎片化、多元化的传播过程

中,提升自身对于信息的批判和鉴别能力,加强对于

新闻事件的全方位理解,是避免网络舆情危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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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沐芩: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

本所在。在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撰写的《真相》一书中,

作者对于一个公民自身识别真相提出的操作步骤:第一步,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信息完整

么? 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信源是谁/什么?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提供了什么

证据? 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其他可能性

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我有必要知道这些

信息吗?[14]34这既是对于受众媒介素养提升的要求,也是一种愿景。面对争议问题,多一份尊重事实的

冷静思考和等待真相的耐心,避免盲目冲动的情绪

化表达,提升现代社会中公民媒介素养,是保持舆论

空间良好生态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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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75-77.[12] 胡 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 [J].新闻

记者,2012(9):5-6.[13] 袁 军.媒介素养教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2010.[14] 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

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陆佳怡,等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TheCharacterandGuidanceStrategyofPublicOpinioninthePost-truthEra———TakeJIANGGe'sCaseforExample

YUMuqin(SchoolofCommunicationandJournalism,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Post-trutherahasbecometheresearchhotspotintheoreticalfieldofmasscommunication.Itmeansthetruthisre-

placedbyemotion.MoreandmorehottopicsandnegativemediaphenomenareflectthecharacterofPost-truth.Lastyear,

JIANGGe'scasereflectedthecharacterofPost-trutheraincludingrationalitygivingwaytosensibility,publicopinionbeingoutoffocusandthetransferspeedbeingfast.Fromthepointsofviewincludingthenewsprofessionalism,theconvergenceoftwo

publicfields,opinionleaderandthepublicmedialiteracy,itisurgenttoenhancethepublicopinionguidance.Keywords:post-truthera;thecharacterofpublicopinion,guidenceStrategy;JIANGGe'scase

(责任编辑:韩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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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 第5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