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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建国,男,1964 年出生,江苏丹阳人。农家子弟,书生本色,现为江苏科技大学教授。
求学记——献给千千万万的莘莘学子
我 6 岁进的学堂,在老家上学就叫进学堂。按当时的要求,6 岁是不能进学堂的。但我
小时候实在太顽皮,运气又不好,5、6 岁的时候经常与人打架,有次打架被一个小伙伴头
上砍了一镰刀,鼻子被砍断了,差一点眼睛被砍瞎,至今鼻子上还有一道深深的亮疤。手臂
也打折了,有好几个月关节脱臼,接上去又打脱臼了,最后接都不上去了,后来听人说了一
个偏方,用生螃蟹捣碎敷在关节处绑好,过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接上。当是的农村正是抓革命
促生产,地里收完小麦紧接着就是种双季稻,早上天刚亮上工的哨子就响了,晚上擦黑才能
收工,中午常常是送饭到田头,白天很难见到大人的身影,遑论管我了。大姐已经工作,在
邻村做着代课老师,另两个姐姐在上学,奶奶是个小脚,根本就看不住我,又担心我再闹出
事情来,所以我 6 岁一到就硬拽我去上学了。因为年龄没到,还不能算正式上学,只能叫
“关学堂”,满 7 岁才能上一年级。老家村上有个村小,叫遮墓坊小学,办在旧时土地庙
内,属珥陵公社南城大队管理,校长姓桂, 珥陵珥东人。印象中,桂校长身材中等微胖,
比村上的农民皮肤白些,穿一双村民都没有的皮鞋,还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一圈圈的像个玻
璃瓶底,很是有学问的样子,我们背后叫他玻璃瓶底。学校里总共三位教师,一位是桂校长
的老婆,姓王,身体不太好,还有一位是本村的代课老师叫盛志良。我是 70 年开年后上的
学,奶奶把我交给的是盛志良老师,70 年的 2 月雪还没有化完,当时他趿了双用稻草编制
的芦花蒲鞋,蒲鞋上不时飘出一、两条芦花,芦花蒲鞋绑在木板履上——木板履就是在木
板上前后订上两块约五公分宽的木条,可以保护绑在木板履的鞋子不接触到雪水或者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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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上照例是没有袜子的,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配条有补丁的旧裤子,看起来就
是个农民,样子有点滑稽。由于我的顽皮已经全村皆知,而且我的父亲在县文教局工作,也
许是面子的原因吧,所以没费周折学校就同意我“关学堂”了。但刚开始我还是与同学打架,
被盛老师骂了几回,有一次我又跟同村的志龙打起来了,恰好被盛老师看到,盛老师先将志
龙拖进办公室,不由分说按在桌上使劲的打,打得志龙声嘶力竭的惨叫,吓得我一溜烟跑回
了家,死活不愿再进学堂。第二天被我母亲送进了学校,路上我对母亲哭着又打又踢,好不
容易被拖到了学堂,但从此以后,我在学堂里就老实了。
遮墓坊小学大门朝西,中间是个院子,两边各有五间房,那就是我们的教室和教师的办
公室兼卧室了。南面的教室廊前吊着一段约 50 公分长的旧铁轨,这是我们的上课铃,每听
到桂校长拿一根长长的铁螺丝敲响旧铁轨,我们就像蜜蜂进巢似的狂奔进教室,一分钟内学
校就由叽叽喳喳变得鸦雀无声,很快,朗朗的读书声便会响起。教室的西北角有一个半埋在
地上的大缸,那是我们男生的小便池,并没有女生的厕所,至今我都没有弄明白当时的女生
是怎样方便的。我们村小也是复合教学,上的是语文和算术,只教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来自
周边四个邻村,上高年级课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就写作业,反之也然。我记得三个老师都上
过我的课,但印象最深的是盛志良老师,可能是怕他打的缘故吧,他上的课学我学得特别认
真,至今还记得语文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由于我是“关学堂”,不能算一年级学生,
不需要参加期中和期末考试,所以学期结束别人都有成绩,而我没有,常有大人打趣地问我
学习成绩怎样。母亲为了让我安心上学,还特地用布做了一个书包,村上的很多小伙伴是没
有书包的,这让我很有些自豪,学习也认真些。70 年的春天特别冷,教室四面透风,我们
光脚穿一双单鞋——小时候从没穿过袜子——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不少同学手、脚、耳
上都有冻疮,一挨下课,大小学生便飞快地朝墙角奔去,依墙排成一排,往前挤着,我们称
为“轧牛牛”,谁能排第一而且不被挤出,谁的能耐最大。常常有小朋友挤掉了帽子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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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道被挤下来的也大有人在,挤出的人再从尾开始往前挤,几乎每节下课都会“轧牛牛”,
挤上十分钟,全身便热了,甚至会冒汗。女生则主要在院子里踢毽子取暖。
转眼就到了 71 年开春,我的“关学堂”结束了,正式开始了小学生涯。原来一起上课
的大都升了一级,也有一些留了级,跟我玩得较好的楼下村的新会也留级了,他并不难过,
我居然也很高兴,可以在同一年级继续做朋友。四个邻村加上我们村新来了一批小伙伴,都
开始上一年级,而我已经是老资格学生,可以经常帮他们回答疑问了。当时我们是自带板凳
上的学,由于村小在村上,我是天天搬着板凳进学堂,邻村的同学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他们
中很多人凳子是留在教室过夜的。有的同学书也不会包,我就当仁不让地教他们包书,于是
很快大家就熟络了,很多成了朋友。他们带来了新的游戏,我们称为“打牌片”。“打牌片”
就是将纸四边向中间折起,用自己的牌片将别人的打翻过来就算赢。后来又发展成“打香烟
纸”,打法变成了用手拍地靠掌风掀翻为赢。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一学期过去了,
考完试后,桂校长照例戴着玻璃瓶底宣读成绩,楼下村的金方获得了第一,上去拿了奖状,
我的成绩平常,在中游偏下。
农村的暑假是我们小孩子的天堂。家里重的农活还干不动,割草养羊养兔成了我们的主
要任务。我家养着两头羊,四只兔子,每天都要吃很多草,我上头的两个姐姐带着我,和其
他的一群小伙伴一起,肩背篮子、手拿镰刀,到阡陌间为兔羊寻找鲜草。割草也有学问,姐
姐一边割,一边告诉我什么草兔羊爱吃、什么草老了不能割、什么草兔羊吃了会死掉的,同
时还教我如何识别荠菜、马兰头等人可以吃的野菜。如今的年轻人大抵已不太了解过去农村
的景象,自然也无法想像那时农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实话说,那时的农村,乡亲们风餐露
宿,像老牛一样勤垦劳作,却过着粗粝苦陋的日子。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日子过得
凄惶,农家子弟自然便懂得甘苦。但孩子人小,干不了力气活,于是只能相帮着大人养养羊、
兔;还有,就是到河沟里面捉鱼虾、钓田鸡,将它们卖到集市上,换回几个现钱,交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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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点铅笔、橡皮,等等,甚至,再贴补些其他生活家用——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减轻家庭
重负,为父母分担着生活的忧愁。但那时的羊草也很难割到,公社号召‘农业学大寨’,要
求田埂上三面光,宽一点的田埂上根本无草可割,公家要堆有机肥,草都被社员们铲光了,
只有细小的土埂有点草,抑或就要去闷热的桑树田里割草了。我们姐弟三人割一黄昏常常都
不够两头羊四只兔子一天的吃食,因此,挨骂是常有的事,邻家的孩子有的还经常挨打。我
家养的羊和兔,并不是为了冬天吃它们的肉,而是为剪它们的毛卖,草吃少了,自然,毛也
长不旺。夏天的中午,知了在不知疲倦地鸣叫,大人们为了避暑,常常将雨衣摊在地上休息,
还要我们也睡午觉,但每当门外的云龙、炳如、正平朝我勾了勾手,立马旋风般地冲出门去,
留下大人叫骂的声音。当时农村的池塘还没什么污染,家家户户洗衣做饭都用池塘水,我家
的屋后就有一条七、八百米长的池塘,叫陵沟,宽也有五、六丈,我们出去不为别的,只是
相约去下水玩耍。云龙、炳如和正平家,都有兄弟两人,而我家只有我一人是小子,因此,
大人就管得特别紧,生怕出意外。经常我们下水不久,我爷爷就会拿着扁担,满岸的跑,追
着我打,每当这时,我都会游到对岸,看着他大声地骂。有一次他居然找了一支长长的船镐,
假装要戳我,我知道他终究不会戳我,我在水中做着鬼脸,他也无可奈何。回家后看见他又
做了一个打人用的木棒,木棒的头部用很多长钉钉通,露出长长的钉尖,说是打上去一拔,
屁股上就会一片血洞,很是吓人。我乘他不在家时在床底下找到了这个“狼牙棒”,扔到了
邻居家的猪粪坑里,从此,爷爷就不怎么管我了。
那时的暑假基本没有作业,晚上经常断电,可能是电压不足的缘故,电灯也不似现在这
般明亮。家里只有两盏油灯,平时点一盏,来客抑或有事才会两盏都点亮。夏天晚上家家户
户都喜欢在外面乘凉,搬一张小桌或是春凳,躺在上面看星星是经常的事,有时会有萤火虫
飞过,偶尔还能见到流星划过。每人都摇着蒲扇,地上会点着一盘很粗的草药蚊香,但还是
有不知名的蚊虫叮咬,我们就会拿着小蒲扇不时地拍打。抑或有人会讲几个故事,或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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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的一些传闻,大伙就三三两两的围拢在旁,仔细地听着,不时还会提出疑问,一直到夜
色深深,弯月西斜,人们才会搬回桌凳回家睡觉。也有人整夜都睡在屋外和池塘旁,架张竹
床,支顶蚊帐,也甚是惬意。如果有亲戚带信来说晚上某村有露天电影,那最开心的事就来
了,那是再远也要去看的,尤其是听说有打仗的电影,十里八里也一定要去。常常是催促奶
奶早早地烧好一锅炒米粥,太阳快下山时快快地吃上一大碗,叫上小伙伴,扛上小板凳,急
匆匆地奔向目的地。有时好位置都让当地的村民占了,我们人小在后面什么也看不到,只好
坐到银幕的跟前,翘头观看,有时甚至跑到银幕反面观看,虽然看得人累,被蚊子咬得浑身
是包,但每每乐此不疲。当时的露天电影与现在不同,在放正片前是要放加影的,加影通常
都是工业或农业科技介绍,偶尔也有中央会议的介绍,当银幕出现神采奕奕的毛主席时,全
场此起彼伏地喊:“毛主席万岁!”。露天电影也是农村男女青年交友的地方,经常有男青
年吃醋打架,但总体次数不多。难得看到的电影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放电影时,除了银幕
的对白声外,大都是没有人说话的。电影散场结束,便像炸窝的马群,大家扛着板凳争先恐
后地往家奔,常有人路上跌到,爬起来继续奔跑。我们人小,跑不过大一点的孩子,但结伴
而行,也没发生过意外。
老家所在的遮墓坊村有两个生产小队,村上大多数都姓盛,我家在四队,盛志良老师在
五队,整个村上大约有六十户人家,还有一些下放户和青年知青。据老一辈的人讲,我们村
后原有一个梁朝大墓的,为了风水,南边村上的大户人家,在我们的村址上建了一个牌坊,
遮挡墓的阴气,该牌坊就叫遮墓坊。后来在北宋末年,我们盛家的祖先逃难来到了这里,依
坊建了家园,形成了村落,被叫作遮墓坊村。如今牌坊早已倒了,偶尔在村上还能见到牌坊
的碎石,但都是在一些庄户的墙里或是弄堂的走道上了。知青来自上海和南京,上海来的是
村上盛国庆家的亲戚,是个高个小伙,穿得与农民不同,很帅很能打架,但就是不能干活。
村上最强壮的小伙木林是打架高手,但和他交手没几个回合,就被摔到了。干农活他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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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挑畚箕比不上村上的妇女,担得晃晃悠悠,有一次在坝上上肥,竟连人带箕一起滚进了
坝里,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被大伙嘲笑不已,后来他干脆不出工,就躺在亲戚家,之后有次
他回了上海,就再没回来,我们都叫他“阿拉瘪三”,因为他一讲话就阿拉阿拉的——他
也不生气。南京来的是五个姑娘,穿着城市里的花衣服,皮肤白皙,都长的很好看,上工的
时候她们戴着草帽,上面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脖子上还扎条毛巾,一群知青在田
间锄着地,真的是一幅靓丽的风景,常惹得过往的小伙都驻足观望。她们都住在队里的仓库
里,有时在清晨能传出甜美的歌声,村上的小伙也不时向里张望。其中四个可能是有门路的,
没呆多久就走了,只留下一个叫李菲碧的,在村上待了很久,干农活也不行,公社商量后,
让她在村里做了幼儿园老师,一直到文革后落实知识青年政策,李老师才调回南京。
我父亲当时在丹阳县文教局当副局长,因为是当权派,文革后靠边站了,只剩挂名,但
每次运动开始,日子就不好过了,曾经戴着纸做的帽子挂牌游过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经常
有运动,好一阵没在家见过他,听母亲说父亲到溧阳避风头去了。母亲还曾带着我,在珥陵
乘船,沿丹金漕河南上,到溧阳去见他。我的父亲 6 岁母亲就过世了,后来主要在他的姨
妈接济下长大,有兄弟三人,我的奶奶是因为家境太穷不想再生,吃打胎药不慎去世的。奶
奶是邻村大户陆家的小姐,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听我父亲说过他佬佬过世的时候,看到
在办丧事的场院四周都架着机枪,家里常年有一群带枪的护院家丁。我的太公也很厉害,是
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作头”,相当于现今的包工头,为了骗上门媒人,在门前屋内修了好几
个粮屯,上面堆满了黄豆,其实里面塞的都是稻草,仅在表面铺了层豆子,再送了些钱,竟
将陆家的大小姐骗来作了儿媳。我奶奶走后父亲兄弟三人的日子就难过了,不得已,最小的
叔叔送给了邻村的地主家——因为他家没有小孩。但很快解放了,他的日子还是没有什么
好转。我父亲姨妈的家境殷实,她见留在家里的兄弟两人生活无着,于心不忍,便资助他俩
上学读书,我的父亲和大叔都读完了高小。父亲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高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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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栖霞师范学校,靠勤工俭学,顺利毕了业,从此走上了一辈子的教
育事业。父亲工作后过继给了我爷爷的哥哥家,因为他家没有男孩,在农村家里没有男孩会
被称为“绝户”, 被人瞧不起,所以我有两个爷爷和奶奶。参加工作后,父亲结识了一位
女教师,谈起了恋爱,但新的爷爷和奶奶不同意,他们说要找一位农村的姑娘,可以帮着家
里干农活,在外地的女教师帮不了忙,父亲居然也听从了,娶了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姑娘,
爷爷说:姑娘身体架子大,可以像牛一样的干活。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其实也是命苦之人,13 岁死了父亲,从此与我佬佬相依为命。佬爷早年参加了革
命,是新四军在地方上的交通员,利用帮人杀猪的身份走街串巷传达情报。但在抗战胜利后
新四军决定北撤,佬爷服从组织安排留了下来继续潜伏,但不久国民党重新占领了苏南,受
叛徒出卖被抓捕,在黄埝桥坐老虎凳拷打至死。母亲嫁来后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里里
外外都得忙碌。新社会搞起了扫盲运动,母亲积极参加,后来也认识了不少字,但毕竟底子
较差,并不能看书读报。我小时候,农民种田的报酬是用工分来体现的,年终时折成现钞兑
付,这种兑付方式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结工分”。如果你是个壮劳力且干活不偷懒,便
能拿到全额工分,即拾折工分;但你如若农活不熟练、干活不卖力抑或虽卖力但力气不够大,
那队里就会给你的工分打上相应的折扣,或八折或七折,甚至更低。我们村时属南城大队第
四生产队,工价不算低,一工七毛八分钱,也就是说,乡亲们出工一天,全劳力的话能挣到
七毛八分钱——彼时猪肉 0.74 元一斤、大米 0.14 元一斤、 ‘’飞马‘’烟 0.29 元一包;
农民一般抽‘’经济‘’,一包 0.08 元——非全劳力则按相应折扣递减。那时尚未实行计
划生育政策,农家一般要生养三四个孩子;碰到时运不济连续生上几个女孩的,不生出儿子
决不罢休。我家就属这种情况,母亲生了四个女孩才生到我。由于孩子太多,家庭负担太重,
我的二姐被送给了姑姑家抚养。母亲拚命干活,可到了年终工分一结,全家非但没有现钞进
帐,反而倒欠下集体不少银两——自然是要父亲拿工资回来补足的,否则没有年货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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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缓缓地过去,转眼村小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我也虚 10 岁了。父亲很少回家,
总是来去匆匆,偶有小人书连环画带给我,每次我都欣喜若狂,立刻捧到阁楼上去仔细翻阅。
记得有《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等,看完后将故事讲给小伙伴
们,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讲,露出一脸羡慕的神情。我的大姐有时也会带回一些高年级的
语文、算术等书籍,教我一些拼音知识——当时的小学三年是不学拼音的,当我回教小伙
伴们拼音的四声发音法时,明显的有一些自豪,也有了一点学习的主动性。父亲偶而测试我
的学识,有时还给予了表扬,我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
四、五年级我们搬到了大队部所在的南城小学就读,这个学校建在村西两里地的土山包
上,是新砌的一排南北朝向的平房,没有院子,有一个泥土操场——没有篮球架,也没有
升旗杆。学校的校长姓薛,是个特别能讲政治课的老师——但当时我们没有政治课,他就
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和运动的新动向。运动也影响到了学校,学校的墙上大字报和运动
标语更新不断,有的就是批判薛校长的大字报,说他没有反对读书无用论云云。当时的社会
正在大讲特讲“宁要生活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交白卷上大学的张铁生是全国学
习的榜样。样板戏也风头正劲,家家户户都贴有样板戏的年画,广播里传来的也是样板戏的
唱腔声。南城小学的老师要比遮墓坊村小多三位,有陆老师、陈老师、严老师、赵老师,另
外我们村小的盛志良老师也调到了这里,学生来的范围更广了,整个大队四、五年级的学生
都集中到了这儿。报到后学校里很快成立了学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盛志良老师是带队
队长,我的四姐和我以及十几个孩子被选进了宣传队,每天学习打快板、唱歌和跳舞,上课
变成了业余。我参加过小合唱、三句半、边舞边唱的民族歌舞、快板说唱等等,印象最深的
是贴上胡子化妆扮演老支书,腰上别着长长的旱烟,在公社、开河工地、田间地头进行汇报
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学校里还开设劳动课,组织我们割草堆肥等,课上学的内容也非常简
单,几乎没有作业。我的个头一年年的在串高,可学到的知识未见多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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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日子总是无忧无虑的,虽然缺衣少穿,也常常饥肠辘辘,但还是快乐的。春天家
里养着蚕宝宝,课余便要帮着采桑喂蚕;小麦到了收割季,要相帮着捡麦穗;夏天来了,得
帮忙拔秧、插秧、放牛;秋天到了,也要挥镰上阵,或帮着捆稻把、晒稻谷;寒冬腊月,小
伙伴们便相邀外出拾粪,为来年开春地里增加肥力。记得四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我领养了生
产队里的一只牛牯——彼时放一天牛,可得到生产队的一折工分,我整整放了五十天,挣
得了五个工分。那头大牛牯非常听话,和牠熟悉后,只要对牠说:“大牛,低头!”,牠便
沉下硕大的头颅,转下脖子,让我踩上牠的牛角,缓缓地爬上牛背,回转身,拿紧缰绳,俨
然像个得胜的小将军。
花开又花谢,晴空万里的天气有时也会暴雨骤起。我的五、六年级正赶上多事的 1976
年,1 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7 月朱委员长逝世,9 月毛主席也逝世了,巨星陨落伴随着
萧萧杀气。清明时节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盛夏,唐山大地震带走了二十多万条鲜活的生命。
学校搬到了水渠坝上教课,我家也住进了露天防震棚。春夏交际时分,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
空间狭小的防震棚里闷热难挡,遇上雷雨天气,头顶炸雷,脚下淌水,全家缩成一团瑟瑟发
抖,真是苦不堪言。当时父亲被外派到西藏支教了,家里没有了主心骨,爷爷身体不好,奶
奶是个小脚,干不了农活,大姐在外求学,只有母亲在外边忙碌,带着我们全家八口,苦熬
着数着指头过着一天又一天。
有次母亲对我说,你也大了,是一个小男子汉了,要担起家里的门户。我默默地点点头。
农村的双抢双种开始了,凌晨五点多出工的哨子声就响了,母亲赶着我们姐弟三人,睡眼惺
忪地下田拔秧、插秧。夏季的清晨有不知名的小虫在头上叮咬,奇痒无比,水田里还有蚂蟥
在腿上脚上吸血,碎瓦常刺破脚掌,我们只能咬牙坚持。草草地吃完早饭,赶紧要抢在露水
没干前采摘桑叶,密密的桑树林进去便会大汗淋漓,出林发现短裤全湿,遑论上衣。夏日的
太阳分外毒热,稻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常有泥鳅不堪高温,活活被田里的水烫死,僵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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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尸水面。我跟着母亲一起插秧,结果横不成线、竖不成行,秧们不是插得太浅便是陷得太
深,高低参差的,鬼画符一般。终于退到了田埂,长时的弓腰劳作,累得直不起身来,我半
圈着躯体,躺在火烤般的土埂上,内心充满了对农活的畏惧。晚上,母亲一边心疼地为我清
洗着脚腿上的血疤,一边对我说,建国啊,看来你确实干不来农活的!咱还是认真读书吧,
像你父亲一样有文化,吃上公家饭日子就好了。
冬去春来,时间终于流淌到了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教育。78 年 1 月,
《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3 月,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作了“科学的
春天”演讲,大地春雷涌动,万物复苏。紧接着,“文革”后首次高考的喜讯传遍了全国。
我在村北的扶城初中上了一年后,到珥陵中学开始了初二及高一的学习。珥陵中学位于丹西
公路与镇广公路交界,始建于 1956 年,是当时丹阳县创办的第二所公办中学。彼时有一批
五、六十年代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任教,他们功底扎实,知识渊博,有李炎、史惟平、陆长
松、陆松寿、邓遗根、赵夕二、孙齐、蒋松元等老师,于断文识字之余,因材施教,我们干
涸的心田,仿佛注入了清冽的甘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那时社会上盛行一句话,叫
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全国妇孺皆知,真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当时高中只读两年,所以缩短一年学制,想必是为了让学生尽快走出学校,投身火热的四个
现代化建设。如愿考入高中部后,我进入了高一(1)班,当时高一有五个班级,集中了全
公社三百多名莘莘学子,李炎是我的班主任。他中等个头,戴着眼镜,语调低沉,平时不苟
言笑,但教的语文很有感染力,常常先通篇背诵完课文后才开始讲解,尤其是朗诵古文,抑
扬顿挫,声情并茂,有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将进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等等,有时竟吸引得许多其他学科的老师驻足聆听。我们像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每天晚自习到学校关灯还不愿离去——彼时我已住校,大姐也调到了珥陵中学教书——时
间也像飞一般地流逝。高一末,珥陵中学举办了首届语数理化知识竞赛,三百多名同学都参
![Page 11: 作者:盛建国,男,mypage.jus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e5/20/57f... · 我 6 岁进的学堂,在老家上学就叫进学堂。按当时的要求,6 岁是不能进学堂的。但我](https://reader033.fdocument.pub/reader033/viewer/2022053118/609ef4cfc6d72b6a9737bd4f/html5/thumbnails/11.jpg)
加了比赛。天赐考试良机,岂敢暴殄?记得那年我连考了四场,考完仍旧回家割草钓田鸡。
那年的夏天很热,连路边的稻叶都烤得卷起了边。依稀记得是傍晚时分吧,我与小伙伴正在
陵沟洗浴,四姐找到我,说大姐回来了,让我回家去。到家才知道,原来是通知我参加珥陵
中学的表彰会。得知喜讯,中学的陆锁才老师也来到我家祝贺。陆老师问我作文写的什么,
我说写了是铁人王进喜的故事,陆老师说:“对了,就是你的作文,得了全公社的最高分呢!
四门总分也是第一!”。我欣喜万分,平生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彼时父亲也从西藏返回,担任了县文教局常务副局长。考虑到城乡教育的差距,高二时
父亲安排我插入了丹阳县第一中学 2 班学习。当时的丹阳一中,是全县中学中的“黄埔军
校”,集中了城乡最优秀的学生在此求读,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是一流,而且特色分明。记得
班主任王之恒老师,教我们数学,随手能在黑板上画出毫厘不差的圆,他的几何课,有方法、
有步骤,辅助线的添作,可谓思路清晰、环环紧扣,最后恍然大悟、水到渠成,总让人有不
可思议的感觉。王老师颀长高瘦,声音略带沙哑,写一手漂亮的宋体,他的板书更甚称经典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一节课正好一黑板。王老师的板书不但带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更予我们以美的享受。教化学的朱玉琦老师也很特色,讲了大半节课,还剩二十分钟,便会
突然发张考卷,要我们快速答题,卷面内容极多,很少有同学能够答完。但朱老师培养了我
们快速做事的作风,让我至今都受益非浅。我们 1、2 班又叫农村班,全部寄宿在学校,8
个人一个宿舍,一中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饿得又快,
最恨的是早锻炼,经常有人晕倒在操场。面黄肌瘦的上课、做题、考试,机械地学习着。在
一中,我始终找不到学习满意的感觉。
两年高中一晃而过。1980 年 7 月 7、8、9 三天,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高考是
1977 年恢复的,虽然已考过三届了,但由于中断了十年,耽误了太多的青年学子,到我们
上考场那会,历史的余债还未还清,故此,八十年代初的高考,竞争异常惨烈。我们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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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届同学较劲,还要与往届师兄、师姐同场比拚,窄窄的独木桥上,人流汹涌,许多人眼
瞅着没几步便能到达彼岸了,结果却还是被强劲的对手挤下了水。不幸的是,我便是那落水
者之一。80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共有 330 万人(其中往届生占 100 万),最后只有 28 万学
子幸运地迈进大学的殿堂。那年头可没本二、本三之说,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哪怕相差一
分,你也只能望线长叹!语文的作文题目是:达芬奇画蛋。我真想不出来,这蛋应该怎样画
好!
高考结束的铃声终于响起,我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考场。父亲在校门外接到了我,问我考
得如何,我竟然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答题的详情。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到底没能等来
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收到了一份差 4 分达线的成绩单。不久,学校寄来了另一份通知,说
如有意愿,欢迎回母校复读,来年再度冲刺高考,并说,相信我们定能成功!其实,我是拿
定了主意要复读一年的,因为我觉得一次考试说明不了问题。父母都希望我在一中继续复读,
但首场高考的失利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挫折感,思念曾给过我成就感的珥陵中学。我坚决地对
父母说想回珥中复读,为此全家陷入了矛盾纠结,空气一度相当紧张。母亲听我一说,有些
心动;父亲却还在坚持,说你的成绩只是略差,一中的教学水平全县最好,你只要再努力一
把,来年高考完全是有希望的。哪知我一反常态,铁心要回珥中复读,父母最终拗不过我,
只得同意。1980 年的 9 月,我终于来到了珥陵中学理科补习班。记得走到补习班门口,只
觉得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全班有六十多人,而且没有一个女生。教室外,蝉声此起彼
伏,噪成一片。
补习班班主任是邓遗根老师,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中等偏上的个
头,嘴角有两撇稀疏的八字胡,喜欢拖一双木履,有点不修边幅。但他的化学教得出神入化,
浅显易懂。陆长松教的语文,史惟平教数学,陆松寿教物理,蒋松元教外语,孙迟教政治,
陈火林教生物,集中了珥陵中学最优秀的教师为我们授课。因是寄宿在校,每日里除了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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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是用于学习的,从早自习到晚自修,毫不含糊。记得那时我们除却
复习上课,便是做题目、考试;考试、做题目,再上课。考试嘛,可说是大考三六九、小考
天天有,考到后来,同学们几近麻木。时常还会于周日进行答疑解惑。记得有个周日,史惟
平老师为我们讲授如何解高次方程,史老师说先要通过分解因式将高次变为低次,然后求出
其根。史老师讲完又布置了几道习题,班上的明夫、俊杰、春华、银辉等同学一见题目,犹
如饿汉见了肉包,不由分说,一口咬了下去。我们那会儿每考都会排名,教室后面的黑板上
公布着每次考试的排名。刚开始我的综合总分只算中等,排名在十名之外,邓老师向以严厉
著称,他知道我是寻了关系进来的,对我也就不以为然。记得有一次考试,我得了第 10 名,
引起了邓老师注意;第二次,考了第 5 名,邓老师更加关注,把我的座位挪到了中间;第
三次又考,竟得了第 2 名,这下邓老师彻底重视起来,单独留我进行辅导答疑,还把相关
老师召来开会,说,建国同学数理化基础较好,只是生物和英语相对薄弱些,今后咱们要在
这方面给他补补课。那时我也是 5 点起床,读罢语文和英语后吃早饭,白天认真听讲、考
试,晚上自习到 11 点才回宿舍休息,风雨无阻,天天如此,像一张绷紧的弓弦,从无松懈。
学期期末大考,我一举获得了第 1 名,学习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开春后的第二学期进入了模拟考试季,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七门课程的联考,同学们都像
赛道上的运动员,攒足了力气往前冲。黑板上每天在更换高考倒计时的天数,“一分决定一
生”的标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竞争到了白热化。得益于老师的重视和自己的努力,我的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有次模考总分竟比第 2 名高了 100 多分!离高考最后一个月,邓老师却
领着我们到操场跑起了步,要求我们以强壮的体格迎接终考!
时间终于来到了 1981 年的 7 月。7 月 7 日,高考正式开考。我们的考场设在丹阳三中。
记得当天上午考的是语文、下午物理;8 日上午数学、下午政治;9 日上午化学、下午则是
外语和生物。八十年代的高考虽然竞争十分激烈,但整个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却不像后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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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家如临大敌!尤其八十年代初。有关 1981 年的高考已慢慢变得模糊,但有个细节却
永远沉淀到了记忆深处,历久弥新!我们统一乘车前往县城的第三中学,每人自带凉席和换
洗衣服,席地住在三中的教室里。那年的夏天出乎意料地热,陌生的环境,考前的紧张,压
得人根本无法睡眠。那时条件差,别说空调了,就连电风扇也不可能享用,很多同学整夜无
眠,在考场睡着大有人在。父亲通过关系帮我找了间房,好歹可以睡下,但盛夏的夜晚,酷
热难当,记得第一天考完,晚上热得无法入眠,半夜里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端了张凳子往
外面墙上一靠,竟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1981 年的高考就这样在酷暑中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自我预估分数、填报志愿,这是大
事。我们那时填志愿时并不知道高考成绩,是凭个人感觉先填,然后才知晓成绩的。当然,
填之前老师会帮了你一起估算自己的成绩:数理化错了几题、作文有没有跑题、政治生物的
答题要点是否全面,等等;然后再根据预估的成绩,填报志愿,而且必须在最后的备注栏中
写上:服从分配!这年的理科高考总共考了七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还有英
语和生物,其中英语和生物满分各算 50 分。与上年不同的是,本次高考我感觉轻松、良好,
觉得自己发挥出了最好水平。记不得当时自己到底估了多少分了,反正估得挺乐观。填志愿
时,第一志愿我想填南京大学,而且是化学系,第二志愿填了南京医学院,第三志愿则填了
镇江农机学院。父亲说,再想想,考虑周全些。我说不想了,就南大化学系。过了不长时间,
父亲带来了口信,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 486 分,是全县理科第二名!母亲闻听,喜
不自禁。我当时反倒很平淡的样子,好像本该如此似的!后来总算明白自己确实不易的。因
当年高考时,考生人数仍然高居 260 万,而录取人数却依然只是区区 28 万,本科、专科加
一块,录取率只有 10%,本科仅为 4%,名牌大学的录取率更是微乎其微,遑论名校名系。
1981 年 9 月,开学季到来了,母亲和我提着被子、脸盆、水瓶等物品从珥陵乘车来到
了丹阳,又走了两三里到了火车站,父亲已经买好了我的学生票等着我们的到来。九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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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里传来了去南京列车进站的通知。父亲和母亲送我进了车厢,帮我归置好了行李,下了
列车。父亲工作很忙,有紧急出差任务,母亲识字不多,无法送我。我靠窗站着,父亲和母
亲又过来隔窗关照我出门的注意事项。不久,随着高亢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启动了,父
母的身影在向后移去。我看见父亲向我挥了挥手,母亲却背过了身,悄悄地在抹泪,我也禁
不住双眼模糊了起来,不觉流下了眼泪,我探出身去,再三地挥着手。列车“哐、哐”地响
着,越跑越快,渐渐的,父母的身影越变越小,成了一点…...。别了,我的故乡,从此,我
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后记:参考陶青“我的高考”所写,欢迎传阅。联系:QQ:1741316045,微信:sjg6418,中国梦。如果
哪位牛人能联系在国外发表或者成为影视作品,愿聘为经理人,并利益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