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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典论》中有言:“三世长者知服食。”魏文帝的意思是说,知华服美食之道,须是三世仕宦者,有长期的清雅环境和饮食文化做底子。想知而不可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仕宦之家的食单是代代单传的秘方,不与世人共享。
我的故乡有一传统名吃曰芝畔烧肉,工艺是先蒸煮后熏烤。食材是皮薄、瘦肉多、肉质细嫩的长白猪。蒸煮时须放一个裹有36味中草药的沙袋,烤肉时以红糖、谷糠铺于锅底,熏染猪肉至橙黄色,且有一股淡淡的燎烟香味。有着画龙点睛之妙的沙袋更像一个魔幻宝盒,藏着物物相融的自然之道。明初,靖难之役爆发,君臣奔窜。相传有一季姓御厨昏厥在逃难途中,被芝畔人刘孟广收留,细心赡养。三年后,季某患病,临终前告以实情,并以大明宫廷的御膳烧肉秘方回赠善心人。36味中草药里有豆蔻、砂仁、肉桂、八角、茴香等几种,可谓路人皆知。其他草药以及草药配伍,知者寥若晨星。至于蒸煮熏烤火候的拿捏,则须多年的揣摩与实践。
古代的食单有名目,有食材,有做法,记录着厨人对生活的认真,以及对美味的理解和表达。南宋泉州才子林洪虽为进士,却无意仕途,迷恋恬淡隐逸的生活,常以林逋七世孙自称。梅痴林逋在孤山种梅,种了360株,也写写诗,其中有这么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洪也酷爱梅花。梅花是宋人的精神徽章。梅花飘落如蝶,诗人不忍见其零落成泥,捡取落梅残瓣,洗净,从雪地里舀取新雪,与白米同煮,待粥将成时,撒入朵朵残红,煮一二沸,梅粥即成。梅粥、汤绽梅、梅花汤饼、蜜渍梅花、山家三脆等近百种美食,被林洪记录在一本名为《山家清供》的书里。这部《山家清供》不尚奢华,推崇山舍清谈,所记多为山野食材,材料易得,烹制方法各不相同,更有诗文掌故把寻常饮食诗化为回味无穷的情感记忆。
我觉得,林洪很像小时候的我。譬如,他把初夏
鲜笋唤作“傍林鲜”。采了嫩笋,在林缘扫叶煨笋至熟,刀戳剥食。如此,在河畔煮刚出水的鱼,叫“起水鲜”;在地头烧新摘的大豆,叫“傍地鲜”。儿时的我们用两块砖头搭了灶台,搁上两个耳朵的小锅,煮鱼。最妙的是地头烧豆。秋末时分,收割大豆,经常要烧几棵豆香香嘴的。大豆须整棵收取。斯时,豆叶灰黄,豆棵豆荚皆浅黄。寻几片干树叶,引燃豆棵,火苗蹿跳的时候,豆棵豆荚噼里啪啦地响,犹如一挂挂喜庆的鞭炮。待树叶豆叶燃烧成灰,脱了上衣,两手握住衣领两端,像大蒲扇一样扇动几下火堆,灰烬如蝇四散,露出圆不溜丢、黄不溜秋的大豆。豆粒用手捡了,往嘴里扔,入口一咬,嘎嘣一声,满嘴喷香,听着都让人唇齿大动。吃上一阵,嘴角被豆草灰给染黑了,看着对方滑稽的样子,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腰来。
林洪又像一个遥远的我。踏雪寻梅,寻茫茫雪野上那一群沸腾的神,拾取落英熬粥喝,干花当香烧,从味蕾到心灵,无一不被梅花抚慰着。我们的味蕾是有记忆的。置身雪天火炉、仙乐飘飘、皓腕把盏、儿孙绕膝这样的饮馔环境,我们的味蕾异常地活跃,记录着食物的酸甜苦辣,记录着人与美食相遇的小确幸和小忧伤。
我的母亲识字不多,她一定没读过《山家清供》,但她对食物的态度和书中观点惊奇地一致。拔萝卜碰掉的萝卜缨,拔秸棵碰到的茄妞子,母亲都宝贝得不得了,洗净、晾干、粗盐腌制,使它们得以重构生活的甜美。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摊的煎饼。玉米、瓜干、高粱,甚至荒年的榆树皮,均是她的食材,都能摊成大而薄的煎饼,卷起来有拇指那么细。粗粮变细粮,并把食物的芳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这是对生活的升华。许多这样的吃食,在多年以后的品味或回忆之中,都是回味,它们牵连着过往的时光。
我写《食客辞典》,写的是食单,是人间风味与味蕾相遇的时刻,也提醒自己,在寻常的吃食里认真地理解生活,学会生活。
拾味纪
拾味纪
□□刘学刚
刘学刚
责任编辑:任晶晶 电话:(010)65389201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9年12月9日 星期一新作品
桂子山上的桂子虽然过了醇香的季节,依旧让人深情依依。这些年,频频出入华师校园,用一句夸张话说,自己已经能够记下每一树桂子的花香。
1992年中篇小说《村支书》发表后,第一次在华师校园召开作品研讨会,2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初在华师校园开会搞活动,总会下意识去后排寻找朋友与熟人,现如今后排坐的人几乎都是可爱却很陌生的面孔,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中某位用尊敬得有些吓人的称呼来称呼。当初自己去前排是为了向前辈致意,现如今自己却也坐在前排,偶尔扭头转向身后过来的年轻人也开始表现得浑浑噩噩。当年那位每发表一部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都会欣喜若狂的青年,终于有一点著作等身的感觉,就被出版社追着赋予全面忆旧的资格,反而不知欣喜为何物。
当然,实话实说,我特别喜欢这本《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就像喜欢我们家前几年新添的那位让人爱到不行的小孙女。但我又特别不愿意接受唯老迈之人方写回忆录而带来的这种现实,就像当初在医院里自己手足无措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孙女,听着别人在旁边逗趣让小家伙叫爷爷,顿时出现无边无际的茫然。就像自己还没有做好当爷爷的心理准备那样,写文学回忆录之前,我压根儿没有想过会在现阶段就开始用自己的回忆,录下自己的文学人生。如此才会有出版社三番五次邀请,自己三番推辞,四次婉拒,最后答应时仍犹犹豫豫。书写出来,也印出来,自己的喜欢全是真心的,半点犹豫也没有了。
一般人看来,当世之人,活得好好的,生命力正旺盛,特别是作家这行,明明还有更紧要的小说、诗歌等着去写,偏偏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地写上一本回忆录,完全是没事找事,没麻烦找麻烦,除了与自己过不去,实质上的好处几乎没有,还有可能一不小心露出破绽。情况的确如此,文学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成果总是像明珠那样光灿夺目,摆在那里不容置疑,科学家的劳动与收获也与文学不大相同,谁将哥德巴赫猜想解释清楚了,谁就是天下第一数学奇才。谁将经典物理与量子力学统一了,谁就是天下第一物理英雄。文学与文学家的诞生,不是作家自己说了算,不是编辑说了算,不是评论家说了算,不是读者
说了算,也不是官员说了算,如此等等,又都有生逢其时在一定范围里说了算的相对权力。
回忆日常人生比回忆文学人生更好处理。日常当中,对别人做了好事,人家就得遵循古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人家做了亏心事,就该负荆请罪,低头赔不是。文学人生中,见不到真正的坏事,最多只是不太妥当的事情,就连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妥当,每一回,每一件,都能够找出堂而皇之和大而化之的理由。文学人生中最不好处理的是一段文学人生与另一段文学人生的际遇,明明做了一定程度的“好事”,常常弄得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所以又可以说,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丛书,无论别人相信或者不相信,在我看来,本质上是给敢于应试的作家们,出了一道考验个人性情的试卷,表面上是文学考试,实际上是要动用文学背后的那些紧要元素。
一如汪政所说:“文学的历史,过去都是由文学理论家书写的,作为写作者的作家,一般都是被动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理论荷尔蒙极度爆发,有了作家的主动参与,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理论家的这种超然判断,对应作家本人回忆录中的每一句大实话,足以相映成趣。
在回忆的进程中,作家写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有灵肉的生命,嬉笑怒骂、喜怒哀乐地活跃起来。更有那些掺杂在文学作品的酝酿、创作、出版和评价过程中的各种人事,会百分之百因熟人因素,变得复杂、棘手,在雕章琢句、下笔行文时,哪怕有要领也不能得。凡此种种,看似难以完成,然而,最最难上加难的不是如何言说记忆中的他人,而是如何用回忆的方式来书写自己,是在《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如何逾越“刘醒龙”这道关卡,完成“刘醒龙”五官与四肢模样、智力与情商指标,才是最大难题。在既往的文学经验里,作家的形象一半依附于作家的作品,另一半仰赖于理论家的评论。至于口口相传中的私生活种种,向来都是非主流的,与作家形象的生成关系不大。轮到刘醒龙来写“刘醒龙”,也即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时,难于处理的是刘醒龙所熟悉的
“刘醒龙”,与非刘醒龙们所熟悉的“刘醒龙”之间,是
否存有大致认可的默契,是否能打造一条可以通达的路径。
在社会生活中,在以文学名义和以非文学名义的人际交往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最真实的面目展示给别人,这其中有主动的和主观的因素,也有被动的和客观的原因。
如此一来,很多时候,作家将自己写得很真实,或者在那里力图真实地写着自己,到了别人眼里,反而会越看越觉得不真实。诚如各位想看到作家不肯对人言说的那些事,这其中,肯定有些是很有趣的,可以脱离文本在茶余饭后独立流传的,特别是风花雪月一类,偏偏这些是不方便说出来的个人隐私。还有一种是所谓负面的,作家本人更不肯提及,甚至还会恼火别人指指点点。必须承认,一些相关“刘醒龙”的事情,没有在刘醒龙那里得到回忆。但我也必须更加坦
诚地表白,我肯定没有做过那种自己永远羞于承认、毕生难以为人的事情。
看一个人幸运不幸运,不是看他有多么成功,而是看他有没有掉进坑里,万一掉进去的那个坑是深是浅,只是掉进浅坑里也是幸运。再有掉进坑里能够爬起来,再再有掉进坑里没有爬起来却也没有受伤,再再再有掉进坑里受了伤但只是皮肉伤,这样差别,那样差别,这种比较,那种比较,都可以认作是幸运。只有这样认知幸运,才让我从几岁时起就记得小学音乐老师背越式跳高的与众不高,才让我在大别山深处的山沟里遇上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才让自己所谓成名作《凤凰琴》的编辑在黄州汽车站外第一次开口打听就遇上一位熟悉我的人,才让我在飞行遇险后突然明白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与长篇小说的共生共长,才让我在平生惟一一次酩酊大醉时还能听明白有兄长谈及什么是文学中的正面强攻,才让我在遭受电击和突遇空难后能够恍然大悟用更大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力。反过来,如果不对每一天的阳光雨露感到幸运,一心想着让天上掉馅饼,不定什么时候,头顶上就会掉下一颗炸弹。如果一心只想着要吃天鹅肉,不定什么时候就飞来一只钩嘴鹰。
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也是一种坑,是读者与出版社合谋挖掘,甚至包括作家本人心甘情愿一起挖掘的一种坑。作为文学回忆录的作者兼主人公,掉没掉进坑里,掉进去的是深坑还是浅坑,掉进深坑与浅坑中有没有受伤,在文学之中,在文学之外,我都是幸运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就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相互挣扎来说,这副对联的下半联,写得更直观。一般人都不会引用,我也就不引用了。仅仅上联也能表明,人世人事人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用回忆录的方式进行自我书写,或取舍,或抉择,有像天一样大的挣扎,也有像蜘蛛捕猎一样的困惑。我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一关,把不会让刘醒龙脸红,也不会让刘醒龙痛苦,更不会让刘醒龙心虚,让刘醒龙自己信得过的“刘醒龙”写出来了,惟有对得住自己,才有可能考虑是否对得住外部世界。
(作者在“刘醒龙暨当代作家文学回忆录研讨会”上的发言)
复苏
阿尔文·潘克赫斯特
作
宁远之宝口黄国荣
最是不胜回忆最是不胜回忆□□刘醒龙刘醒龙
到过湖南永州宁远的人或许都知道,这里不只山水秀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是舜帝南巡驾崩安葬之地,始皇帝屯兵强国之地,汉武帝发祥之地,濂溪汇入潇水流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赋诗吟咏之地。舜德文化涵养了宁远,宁远遍野是宝。
到宁远,不能不到九嶷山;到九嶷山不能不看舜源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的诗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首诗发表于1963年12月,世人读出一
个疑问,毛主席赠诗给柳亚子、郭沫若时,都在题中点名道姓,而这首诗却只题“答友人”,这位“友人”是何人?为何要隐去姓名呢?
其实最初的原稿题名是《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此事要从乐天宇说起。
乐天宇,湖南宁远人,中国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在延安时,毛泽东叫他九嶷山人。1949年秋,乐天宇任院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与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产生了学术争端,李于1950年3月出
走美国。此事惊动了中南海,毛泽东亲笔批示对乐天宇予以批评和处分,乐天宇于1951年3月调离北京农业大学。
乐天宇耳顺之年重又回到北京,成为了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的研究员,1962年秋,乐天宇带着五人科学考察组来到九嶷山,考察斑竹林。在此,乐天宇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
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西播都庞越城雨,东嘘大庾骑田虹。我来瞻仰钦虞德,五风十雨惠无穷。力求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碣石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兹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落款是:九嶷山人。乐天宇将九嶷山带回的斑竹,连同他写
的诗,让儿子乐燕生一起带去中南海送给了毛主席。当时,周世钊和李达也从湖南考察赴京去见了毛主席,周世钊送给毛泽东一幅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李达送了两支斑竹毛笔和一首咏九嶷山的诗。毛泽东睹物思友,感物生情,握笔伏案,一首七言律诗喷涌而出。
后来,乐天宇表示:“我这个人平时做事莽莽撞撞,弄得不好,往后可能会给毛主席添
麻烦,不能用我的名字。”当时,郭沫若正在编注毛主席的诗词,把乐天宇的意见转告到了郭老那里。郭老听后说:“那也好,改为‘友人'吧,”并解释道:“友人表示多数的意思。”
无论乐天宇还是周世钊、李达,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乡,也都是地道的友人。这首诗不管题谁的名,都表达了毛泽东对家乡的眷恋与思念。
纵观九嶷山,系南岭山脉,纵横2000余里,南接罗浮山,北连衡岳。千米以上的高峰有90多处,峰峦叠翠,岫壑幽奇,溶洞奇异,风光独秀。
九嶷山多奇岩怪洞而盛名天下。紫霞岩(岩即洞),数丈高的紫色巨大岩体,如一顶苍穹笼罩洞庭。清早,朝晖斜照,紫气缥缈,因此而得名“紫霞”。内岩有风洞、雨洞、雷洞、八音堂,可听风、听雨、听雷、听乐,这些天籁之音均自洞内瀑布天然生成。洞内石壁至今保留有唐宋名家题刻,有宋明纪游诗壁,堪称一绝。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岩内连宿4晚,实地考察九嶷山,他在《楚游日记》中,将紫霞岩列为“楚南十二名洞”之首。
玉琯岩原称何侯石室,相传舜尧时代何侯南迁居此,悬壶济世,颇有名望。玉琯岩最有名的是宋代书法家方信孺所写的“九疑山”,字高1.8米,宽1.9米,字体工正,苍劲有力。岩上,汉代蔡邕的《九疑山铭》和近百方历代名人诗文碑刻,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九嶷山是湘江发源地之一,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林海莽莽,苍翠葱茏,那石枞、香杉、斑竹“九嶷三宝”,更具特色,美名天下。
近读牟钟鉴教授去年底赠与的新作《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收益良多,特别是读到有关“自设宾主、自难自答”的论述,让我为之一震,喜悦之情难以言说。
牟教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学者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争论方式以文明辩说为主流,粗野相对是支流,大致保持了说理、探讨、平等对话、反复辩难的良好学风,很少强词夺理、有意曲解、加人罪名的现象,“如果他人不反驳,则自设宾主、自难自答”,学者认为只有反复责问才能层层深入、追根究底、发现真理、修正错误。这种学风在江南尤盛。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也予以高度推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见牟钟鉴《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P191)
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已有“自设宾主、自难自答”的极为重要的思考方法。而我之所以为之一震,是因为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已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大约20年前,在阅读姚依林同志的堂妹姚锦撰写的《姚依林百夕谈》时,印象最深、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姚依林谈及陈云处理问题时是如何听取不同意见、反复研究、深思熟虑的。
姚依林同志认为,陈云同志抓住一个问题反复研究时,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在这期间绝不搞第二件工作。他总是请持极右和极左以及各种有代表性意见的同志尽情发言,把意见完全摆出来,他不表达己见,且从来不给别人扣帽子!过三天之后,他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概括出几条,请大家逐条发表意见,逐一修改。在他的意见中,他对“左”、中、右及中“左”、中右等等意见都认真地设想过。特别使姚依林同志难以忘怀的是
“假如会上的发言缺少哪一个方面的代表性意见,他就自己假想一个,为它提出观点,然后请大家探讨,或批驳。这个观点若是批不倒说明批评者的意见站不住脚;这个观点若被批倒,他的总结就更充实了!他的意见、文章由于是如此地经过反复研究思考,确定下来之后,要改处是不多的……”(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P183-184)
仅就这段关于陈云同志反复研究思考的论述而言,可圈可点的地方不少,如听取包括极右和极左在内的各种代表性意见、从来不给别人扣帽子等。领导人在处理问题决策之前,能够广泛听取各不相同的意见,史上不乏先例。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启贞观之治,原因之一是鼓励群臣进谏,面对反对意见,常常予以鼓励。唐太宗重用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昔日政敌魏征,认为直言敢谏的魏征是“可以明得失”的镜子,成就了一段君臣关系的佳话。但在某一方意见缺席的情况下,主持会议的领导人自己假想一个,并提出观点,欢迎大家探讨、批驳,这种“自设宾主、自难自答”的思想,恐怕在历史上也属罕见吧!今年是陈云同志入商务印书社100周年,回望其思想境界,景仰有加。
唐代大文豪韩愈认为“奸猜畏弹射”。奸邪之人是害怕批评、反对之声的。所以“自设宾主、自难自答”这一思考方法的运用,足见陈云同志对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一片赤诚,其高度负责的精神、其旷达的襟怀和气度是令人赞赏和敬佩的。
历史的灵性冲破时空的阻隔,融化和转化于今天的生活之中,鲜活地存在于当下,如同“桃花依旧笑春风”。当然,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今天更需要承而后创,发扬光大。
陈云与
陈云与﹃﹃自设宾主
自设宾主、、自难自答
自难自答﹄﹄
□□金坚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