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 永不退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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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静 美编/田瑚 责校/熊伟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C8 青剧场 莫里哀写于 17 世纪的五幕喜剧《伪君子》,用 客厅剧的方式,讲了一个教会骗子答尔丢夫混入 富商奥尔贡家,图其财产,勾引其妻子,差点导致 奥尔贡家破人亡的故事。结尾的翻盘得益于国 王的英明决断,堪比包公断案,帮助百姓识破了 伪善,保住了财产,答尔丢夫被捕入狱,有情人终 成眷属。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喜剧大家,莫里哀剧作 的结构、技巧成熟自不必多言,而后世人们赞美莫 里哀,更多是来自对其喜剧植根于17世纪社会现 实“讽刺”品格的珍视,在于对歌德评价其“喜剧接 近于悲剧”矛盾内涵的挖掘。不过有一点值得我 们注意,莫里哀讽刺却从不意在变革,他在剧作、 剧场里调侃芸芸众生,却时刻忠诚于国王路易十 四的统治,将故事走向交由王权做终极决定。 《伪君子》的结尾,不难让我们联想起中国 “大团圆”传统的讲故事方式。不久前倪大红主 演的《都挺好》,激起了一股对“大团圆”式结局的 反感情绪高潮。对“大团圆”的认可与中国以和 为贵的传统有潜在联系,善恶到头终有 报,才子佳人奉旨成婚,但今天,观众往 往更倾向于看到“大团圆”之外的其他 可能。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一个典型否 定大团圆结尾的悲剧作品。轻信“甜言 蜜语”的李尔被两个女儿驱逐出国土,流 落荒野,疯疯癫癫。心地善良的小女儿 率军攻城,想要帮助父亲夺回国土,然而 军队溃败,女儿被杀死,李尔最后抱着心 爱的小女儿尸体悲痛死去。 这无疑是个“善不得善报”的故事, 与莎士比亚发表《李尔王》同一个世纪的 编剧纳亨·泰特就曾改动结尾,让故事变 成了父女团聚、重拾王位,而这个结尾占 据了此后的欧洲舞台两百年。看来并非只有中 国观众独爱“大团圆”。不过如今无论中外,都会 觉得莎翁笔下的《李尔王》才是真正愿意去欣赏 和接受的结尾。 无论技巧多纯熟,故事多精彩,观众在其中 找不到现实情绪的共情点,艺术想象的魅力又从 何谈起?这不只是中国表演艺术的问题,也不仅 发生在中国戏剧、文学中,也是世界级文学经典 共同面对的问题。 立陶宛国家话剧院这次在中国演出的《伪君 子》,改动了莫里哀原作的结尾,没有了王权助 力,骗子成功,奥尔贡被驱逐出自己的家,故事由 此变得更加可信。但这禁得起思考吗?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家,作品位 列经典,但他的作品要与今天对话并不容易。他 笔下的时代怪相、那些嬉笑怒骂的对象,已经发生 变化,想让观众笑,又不流于表层技巧耍弄,内容不 调整不行。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活跃在剧场。 欧洲的导演们拼命想要借 助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情节 调侃今天的世态人情。个 中原因,大概在于莫里哀 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足够 典型,让不同时代的创作 者和观众从中看到自己和 身边人的影子。 这版《伪君子》的导演奥斯卡·科索 诺瓦斯,可算是这两年中国剧场的“老 朋友”。他排经典剧作,无论是莎士比 亚、契诃夫还是莫里哀,总能让原作对 话字里行间没有写出的潜台词,通过演 员的肢体、声光电的视觉画面,让人感 到欣赏的愉悦,同时让经典焕发出新的 意义。 这版《伪君子》无疑有着同样的优 点,从即时影像到舞台空间,导演用了 当下剧场不少的流行手法。舞台上模 仿巴洛克时期花园的绿色迷宫,配合冰 箱、椅子、马桶、书架,就可以辨识奥尔 贡家里的不同空间。镜框式舞台里,演员以刻意 僵化的身体节奏穿梭于迷宫通道,走走停停,坐 在观众席里竟然有打游戏似的体验。 社交媒体、选举宣传片、直播美颜、网络游戏等 等,则成了导演拨弄观众情绪更为直接的手段。每 当奥尔贡要表达自己对答尔丢夫的喜爱,舞台上就 让其对着即时摄像机,表现出一种政客接受采访的 优雅姿态。而原作中被剥夺了继承权、据理力争的 儿子达米斯,则被完全矮化成了天天窝在家里打游 戏的废柴。他要表现自己对答尔丢夫的抗争,做出 的却是毫不切实际的游戏角色动作:配合着嘴里的 拟声词向你“开炮”。不难看出,虽然都是流行元素, 但导演的运用是有态度的。 虽然有贴近生活的元素保驾护航,导演似乎仍 旧感到莫里哀与今天对话的困难,不想大刀阔斧调 整结构、重构情节,就只能在空间、台词上做加法。 舞台上的大银幕,播放着后台作为另一个表演区正 在发生的画面:女仆桃丽娜劝解家中青年男女的恋 爱矛盾,答尔丢夫与女主人上演情欲戏。观众得以 用集体偷窥的方式,捕捉这些角色的心理世界。而 剧中直接对应世界政治的视觉符号、调侃对话,则 时刻提示着,这是一出讲给当下的戏剧。 另一位欧洲当红导演排演莫里哀的《恨世者》 时,将莫里哀笔下对17世纪贵族社会争名逐利、 爱慕虚荣的讽刺,置换成了对当下消费社会和犬 儒主义的嘲讽。舞台上将莫里哀时代流行的沙龙 改成了当下成功人士的社交聚餐。导演为了表现 主角阿尔塞斯特的愤世嫉俗,在聚会行进到一半 时,让他突然躺在桌子上,用各类零食、酱料涂满 自己半裸的身体。这确实构成了全剧最容易让人 记住的画面,然而对于今天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言, 这种宣泄瞬间的触动又能停留多久呢? 科索诺瓦斯版《伪君子》的喜剧技巧也做了 升级处理。比如最经典的“桌下藏人”段落,舞台 上奥尔贡藏身于透明长椅之下,他对于妻子与答 尔丢夫调情的反应一览无余,观众在洞悉一切的 观赏优越中体验快感。从现场的观剧效果来说, 科索诺瓦斯想要借助莫里哀剧作要说的话,中国 观众也听到了。 全剧演出中有一个场景让人颇觉难忘,女仆 桃丽娜在后台拿着镜子,面容冷峻地看着镜中的 自己,由于影像特写镜头的运用,在舞台上投放 出的画面,就像她俯视着台上奥尔贡一家的全 景。我们看重莫里哀嬉笑之间的讽刺,然而最好 的嘲讽是让人认识自己,而不仅是看到世态人 情,发泄情绪。正如全剧结尾,演员在舞台上指 着字幕告诉观众:“这个时代,结局就是这样。”也 许更加有意义的是能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你 我就是这样。” 供图/天桥艺术中心 30多年前,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瑞典的荒滩拍摄人 生中最后一部影片《牺牲》。由他主导的片场的漫长等待, 被电影的男主演埃兰·约瑟夫森创作成一个关于艺术、交 流、哲学的剧本《瑞典夏之夜》,将工作中的塔可夫斯基及候 场的演员们推到台前,通过对白和电影片段,编织出一个等 待拍摄的夜晚,在塔可夫斯基的艺术创作之外进行延伸。 情节非常简单,是关于一场没有开始和结果的等待, 没有大幕拉开,没有开场的明确信号。一个演员在演出开 始前坐在首都剧场的门口,看着观众入场。开场前演员在 等待,开场后演员扮演的角色还是在等待。 剧中的导演、“俄国人”,对应塔可夫斯基。“我”即《牺 牲》的男主演、这台话剧的编剧。“我”有时作为剧中人,与 导演和其他演员对话;有时又跳出情境,讲述发生的事情, 好像时间被抽走了,成为一个梦境的片段。舞台视觉的设 置虽然简单,却最大限度地帮助观众进入了似梦非梦的真 空地带。简单的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与投射在背景墙上 的影片产生对抗关系,营造特殊的时空效果。有时对话是 主体,有时投射在背景墙上的电影片段成为主体,几个静 穆的长镜头把演员们的争论吞没。演员的对话也并没有 清晰的时间逻辑,这似乎也暗合了塔可夫斯基的观点“生活中的秩序是抽象的,人生中的事件间具有联系这种 想法是肤浅的,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是巧合”。 戏一开始的对白: “在梦里,你不需要翻译。需要翻译 的是梦本身。”遵循这一线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的 导演“俄国人”有时需要翻译,有时可以直接和说瑞典语的 “我”对话。也可以说,这个等待的夜晚,是被“我”的潜意 识包裹着、构造出来的。 整台戏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的,时空好像一团迷雾,而 一些睿智的对白,却在尝试接近真相本身,让人思考:语言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对话时,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 对方?候场演员与观众有着同样的疑惑,“他怎么才能明 白我们根本不懂他呢。”或是扮演艾希曼的演员问“俄国 人”:“你看着我的脸,却好像在寻找别的东西,或者别的 人。”本剧似乎跳过了“常规”的交流层面,从外交性的却又 令人尴尬的“我喜欢你” “我是为你而来”之类的客套表达, 直接跨越到“你们看到了血缘,但你们没看到爱,必须要看 到爱”等等咄咄逼人的对话。这样的对比无形中强化了交 流的失败及随之产生的倦怠感。 人物设置也为冲突加码。开场时,俄国导演礼貌的俄语, 翻译女孩“和稀泥”式的翻译,看上去是为了化解“俄国人”和不 耐烦的“瑞典人”的矛盾,实则是进一步削弱交流的可能性。丢 一句“抱歉”就突然走掉的“俄国人”,粗暴地剖开了礼貌的实 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礼貌有时候是尊重的反义 词。剧中, “俄国人”和“我”关于“尊重”的讨论十分犀利地阐述 了这一观点, “尊重不是顺从。尊重是反抗、是清醒、是情感,是 为了他人调整你的行为……不计代价地理解认同”。 剧中关于“事件”的冲突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语言的争 论,如果仅仅用对白构筑一部剧作,可能多少会让观众疲 惫。导演聪明地运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原作制造了另一个 维度的冲突,即投放于背景墙的缓慢长镜头与候场演员的 讨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直觉性的,也是不对等的。当演 员们在不耐烦中抱怨无法和“俄国人”交流时,背景缓慢移 动的是电影中暗喻“牺牲”的圣母画像。当“我”叙述“俄国 人”放弃了好不容易协调好的拍摄场景,固执地换成一个有 阶梯的地下隧道来拍摄“灾难”这一场景时,背景出现了拍 摄完成的灾难场景。无需更多的解释,那些宏大的画面赢 得毫不费力, “俄国人”的 作品代表他取得了碾压 性的胜利。就像塔可夫 斯基电影的观念—我 们被教育寻找答案,有时 场景即是答案。 整部戏的声音处理 也十分有趣。导演大量 使用电影的背景音效, 并经过重新的排序,让 影片画面、演员表演和声音产生新的关系。耳麦的运用也 延续了原作的精神。演后谈中,导演阐述了耳麦的用意, 即尝试制造一种空间的错乱。例如,在舞台上距离很远的 两个人,轻声细语地进行最私密的对话,声音从麦克风里 传出。这样的处理在《牺牲》这部影片的一开始也有所体 现,画面中最远处对话的父子,谈话的声音清晰得似乎是 在镜头之前说话。最远的和最近的,将幻境和真实存在紧 紧缝合,赋予作品一种似是而非的质感。 整部戏最终让人在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中慢慢下沉, 逐渐走进一个漫长隧道的深处。这个隧道可能是通向一 部叫《牺牲》的电影,也可能通向每个观众最深处的经验。 退立陶宛国家话剧院《伪君子》 瑞典皇家剧院《瑞典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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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于静 美编/田瑚 责校/熊伟

    下载北京头条App让现在告诉未来

    ◎今叶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C8青剧场

    莫里哀写于17世纪的五幕喜剧《伪君子》,用客厅剧的方式,讲了一个教会骗子答尔丢夫混入富商奥尔贡家,图其财产,勾引其妻子,差点导致奥尔贡家破人亡的故事。结尾的翻盘得益于国王的英明决断,堪比包公断案,帮助百姓识破了伪善,保住了财产,答尔丢夫被捕入狱,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喜剧大家,莫里哀剧作的结构、技巧成熟自不必多言,而后世人们赞美莫里哀,更多是来自对其喜剧植根于17世纪社会现实“讽刺”品格的珍视,在于对歌德评价其“喜剧接近于悲剧”矛盾内涵的挖掘。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莫里哀讽刺却从不意在变革,他在剧作、剧场里调侃芸芸众生,却时刻忠诚于国王路易十四的统治,将故事走向交由王权做终极决定。

    《伪君子》的结尾,不难让我们联想起中国“大团圆”传统的讲故事方式。不久前倪大红主演的《都挺好》,激起了一股对“大团圆”式结局的反感情绪高潮。对“大团圆”的认可与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有潜在联系,善恶到头终有报,才子佳人奉旨成婚,但今天,观众往往更倾向于看到“大团圆”之外的其他可能。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一个典型否定大团圆结尾的悲剧作品。轻信“甜言蜜语”的李尔被两个女儿驱逐出国土,流落荒野,疯疯癫癫。心地善良的小女儿率军攻城,想要帮助父亲夺回国土,然而军队溃败,女儿被杀死,李尔最后抱着心爱的小女儿尸体悲痛死去。

    这无疑是个“善不得善报”的故事,与莎士比亚发表《李尔王》同一个世纪的编剧纳亨·泰特就曾改动结尾,让故事变成了父女团聚、重拾王位,而这个结尾占据了此后的欧洲舞台两百年。看来并非只有中国观众独爱“大团圆”。不过如今无论中外,都会觉得莎翁笔下的《李尔王》才是真正愿意去欣赏和接受的结尾。

    无论技巧多纯熟,故事多精彩,观众在其中找不到现实情绪的共情点,艺术想象的魅力又从何谈起?这不只是中国表演艺术的问题,也不仅发生在中国戏剧、文学中,也是世界级文学经典共同面对的问题。

    立陶宛国家话剧院这次在中国演出的《伪君子》,改动了莫里哀原作的结尾,没有了王权助力,骗子成功,奥尔贡被驱逐出自己的家,故事由此变得更加可信。但这禁得起思考吗?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家,作品位列经典,但他的作品要与今天对话并不容易。他笔下的时代怪相、那些嬉笑怒骂的对象,已经发生变化,想让观众笑,又不流于表层技巧耍弄,内容不调整不行。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活跃在剧场。欧洲的导演们拼命想要借助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情节调侃今天的世态人情。个中原因,大概在于莫里哀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足够典型,让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和观众从中看到自己和

    身边人的影子。这版《伪君子》的导演奥斯卡·科索

    诺瓦斯,可算是这两年中国剧场的“老朋友”。他排经典剧作,无论是莎士比亚、契诃夫还是莫里哀,总能让原作对话字里行间没有写出的潜台词,通过演员的肢体、声光电的视觉画面,让人感到欣赏的愉悦,同时让经典焕发出新的意义。

    这版《伪君子》无疑有着同样的优点,从即时影像到舞台空间,导演用了当下剧场不少的流行手法。舞台上模仿巴洛克时期花园的绿色迷宫,配合冰箱、椅子、马桶、书架,就可以辨识奥尔

    贡家里的不同空间。镜框式舞台里,演员以刻意僵化的身体节奏穿梭于迷宫通道,走走停停,坐在观众席里竟然有打游戏似的体验。

    社交媒体、选举宣传片、直播美颜、网络游戏等等,则成了导演拨弄观众情绪更为直接的手段。每当奥尔贡要表达自己对答尔丢夫的喜爱,舞台上就让其对着即时摄像机,表现出一种政客接受采访的优雅姿态。而原作中被剥夺了继承权、据理力争的儿子达米斯,则被完全矮化成了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的废柴。他要表现自己对答尔丢夫的抗争,做出的却是毫不切实际的游戏角色动作:配合着嘴里的拟声词向你“开炮”。不难看出,虽然都是流行元素,但导演的运用是有态度的。

    虽然有贴近生活的元素保驾护航,导演似乎仍旧感到莫里哀与今天对话的困难,不想大刀阔斧调整结构、重构情节,就只能在空间、台词上做加法。舞台上的大银幕,播放着后台作为另一个表演区正在发生的画面:女仆桃丽娜劝解家中青年男女的恋爱矛盾,答尔丢夫与女主人上演情欲戏。观众得以

    用集体偷窥的方式,捕捉这些角色的心理世界。而剧中直接对应世界政治的视觉符号、调侃对话,则时刻提示着,这是一出讲给当下的戏剧。

    另一位欧洲当红导演排演莫里哀的《恨世者》时,将莫里哀笔下对17世纪贵族社会争名逐利、爱慕虚荣的讽刺,置换成了对当下消费社会和犬儒主义的嘲讽。舞台上将莫里哀时代流行的沙龙改成了当下成功人士的社交聚餐。导演为了表现主角阿尔塞斯特的愤世嫉俗,在聚会行进到一半时,让他突然躺在桌子上,用各类零食、酱料涂满自己半裸的身体。这确实构成了全剧最容易让人记住的画面,然而对于今天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言,这种宣泄瞬间的触动又能停留多久呢?

    科索诺瓦斯版《伪君子》的喜剧技巧也做了升级处理。比如最经典的“桌下藏人”段落,舞台上奥尔贡藏身于透明长椅之下,他对于妻子与答尔丢夫调情的反应一览无余,观众在洞悉一切的观赏优越中体验快感。从现场的观剧效果来说,科索诺瓦斯想要借助莫里哀剧作要说的话,中国观众也听到了。

    全剧演出中有一个场景让人颇觉难忘,女仆桃丽娜在后台拿着镜子,面容冷峻地看着镜中的自己,由于影像特写镜头的运用,在舞台上投放出的画面,就像她俯视着台上奥尔贡一家的全景。我们看重莫里哀嬉笑之间的讽刺,然而最好的嘲讽是让人认识自己,而不仅是看到世态人情,发泄情绪。正如全剧结尾,演员在舞台上指着字幕告诉观众:“这个时代,结局就是这样。”也许更加有意义的是能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你我就是这样。” 供图/天桥艺术中心

    30多年前,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瑞典的荒滩拍摄人生中最后一部影片《牺牲》。由他主导的片场的漫长等待,被电影的男主演埃兰·约瑟夫森创作成一个关于艺术、交流、哲学的剧本《瑞典夏之夜》,将工作中的塔可夫斯基及候场的演员们推到台前,通过对白和电影片段,编织出一个等待拍摄的夜晚,在塔可夫斯基的艺术创作之外进行延伸。

    情节非常简单,是关于一场没有开始和结果的等待,没有大幕拉开,没有开场的明确信号。一个演员在演出开始前坐在首都剧场的门口,看着观众入场。开场前演员在等待,开场后演员扮演的角色还是在等待。

    剧中的导演、“俄国人”,对应塔可夫斯基。“我”即《牺牲》的男主演、这台话剧的编剧。“我”有时作为剧中人,与导演和其他演员对话;有时又跳出情境,讲述发生的事情,好像时间被抽走了,成为一个梦境的片段。舞台视觉的设置虽然简单,却最大限度地帮助观众进入了似梦非梦的真空地带。简单的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与投射在背景墙上的影片产生对抗关系,营造特殊的时空效果。有时对话是主体,有时投射在背景墙上的电影片段成为主体,几个静穆的长镜头把演员们的争论吞没。演员的对话也并没有清晰的时间逻辑,这似乎也暗合了塔可夫斯基的观点——

    “生活中的秩序是抽象的,人生中的事件间具有联系这种想法是肤浅的,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是巧合”。

    戏一开始的对白:“在梦里,你不需要翻译。需要翻译的是梦本身。”遵循这一线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的导演“俄国人”有时需要翻译,有时可以直接和说瑞典语的

    “我”对话。也可以说,这个等待的夜晚,是被“我”的潜意识包裹着、构造出来的。

    整台戏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的,时空好像一团迷雾,而一些睿智的对白,却在尝试接近真相本身,让人思考:语言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对话时,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对方?候场演员与观众有着同样的疑惑,“他怎么才能明白我们根本不懂他呢。”或是扮演艾希曼的演员问“俄国人”:“你看着我的脸,却好像在寻找别的东西,或者别的人。”本剧似乎跳过了“常规”的交流层面,从外交性的却又令人尴尬的“我喜欢你”“我是为你而来”之类的客套表达,直接跨越到“你们看到了血缘,但你们没看到爱,必须要看到爱”等等咄咄逼人的对话。这样的对比无形中强化了交流的失败及随之产生的倦怠感。

    人物设置也为冲突加码。开场时,俄国导演礼貌的俄语,翻译女孩“和稀泥”式的翻译,看上去是为了化解“俄国人”和不耐烦的“瑞典人”的矛盾,实则是进一步削弱交流的可能性。丢一句“抱歉”就突然走掉的“俄国人”,粗暴地剖开了礼貌的实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礼貌有时候是尊重的反义词。剧中,“俄国人”和“我”关于“尊重”的讨论十分犀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尊重不是顺从。尊重是反抗、是清醒、是情感,是为了他人调整你的行为……不计代价地理解认同”。

    剧中关于“事件”的冲突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语言的争论,如果仅仅用对白构筑一部剧作,可能多少会让观众疲惫。导演聪明地运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原作制造了另一个维度的冲突,即投放于背景墙的缓慢长镜头与候场演员的讨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直觉性的,也是不对等的。当演员们在不耐烦中抱怨无法和“俄国人”交流时,背景缓慢移动的是电影中暗喻“牺牲”的圣母画像。当“我”叙述“俄国人”放弃了好不容易协调好的拍摄场景,固执地换成一个有阶梯的地下隧道来拍摄“灾难”这一场景时,背景出现了拍摄完成的灾难场景。无需更多的解释,那些宏大的画面赢

    得毫不费力,“俄国人”的作品代表他取得了碾压性的胜利。就像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观念——我们被教育寻找答案,有时场景即是答案。

    整部戏的声音处理也十分有趣。导演大量使用电影的背景音效,并经过重新的排序,让

    影片画面、演员表演和声音产生新的关系。耳麦的运用也延续了原作的精神。演后谈中,导演阐述了耳麦的用意,即尝试制造一种空间的错乱。例如,在舞台上距离很远的两个人,轻声细语地进行最私密的对话,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这样的处理在《牺牲》这部影片的一开始也有所体现,画面中最远处对话的父子,谈话的声音清晰得似乎是在镜头之前说话。最远的和最近的,将幻境和真实存在紧紧缝合,赋予作品一种似是而非的质感。

    整部戏最终让人在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中慢慢下沉,逐渐走进一个漫长隧道的深处。这个隧道可能是通向一部叫《牺牲》的电影,也可能通向每个观众最深处的经验。

    我们根本不懂他倦怠随之而来

    ◎刘丹

    被颠覆的莫里哀永不退场的伪君子

    立陶宛国家话剧院《伪君子》

    瑞典皇家剧院《瑞典夏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