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 ■本版编辑：蒲 瑶 ■电话：010-8881915918 ■E-mail:biandujiaoliu@126.com国际文化

少女和桃（柯洛文，1887）

在花园（柯洛文，1914）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俄国

绘画史上，阿勃拉姆采沃庄园占据

特殊的一页，被称为“俄罗斯绘画艺

术的摇篮”。庄园位于莫斯科东北

70 公里，主人马蒙托夫是位富商、

艺术爱好者和赞助人。1870 年他

买下这座庄园并进行修建。

马蒙托夫盛情邀请众多知名画

家到自己景色优美的庄园写生、作

画，像对待贵宾那样款待他们。早

年，列宾和瓦斯涅佐夫等大画家经

常聚集在那里，组成“阿勃拉姆采沃

艺术小组”。后来这儿的常客便是

年轻一代，其中有康·柯洛文与谢洛

夫。这些后起之秀才华横溢，思想

活跃，意味着一种新思潮的出现。

关于谢洛夫，笔者已作过介绍，

本文想谈谈康·柯洛文。

一

康斯坦丁·柯洛文(КонстантинКоровин，1861-1939) 生 于 莫 斯 科

一商人家庭。他和哥哥谢尔盖·柯

洛文(Сергей Коровин，1858-1908)从小酷爱绘画。哥哥先考进莫斯科

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他在 14 岁时也

考入这所学校。虽然兄弟俩都爱好

绘画，但性格相距甚远。谢·柯洛文

严肃认真，康·柯洛文活泼浪漫，因

此日后各自的发展道路也迥然不

同。谢·柯洛文忠实遵循现实主义

艺术传统，致力于描绘深刻的社会

题材，作品中以农民形象为主；弟弟

则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不满

足于传统的表现手法。

柯洛文 (以下均指康·柯洛文)

的两位导师萨符拉索夫和波列诺夫

都是著名的风景画大师。在导师们

的教导与熏陶下，柯洛文对俄罗斯

大自然的天生丽质十分迷恋。比他

高两届的列维坦也是萨符拉索夫和

波列诺夫的学生，在全校风景画班

中最有才华。柯洛文同列维坦气质

相近，在校时就成为挚友。

他们先后毕业，开始了职业画

家的生涯。80 年代正值巡回展览

画派兴旺时期，柯洛文和列维坦加

入了这一画派。两个穷画家靠卖画

糊口，租住在一间小屋，共同生活，

一起作画。因为没钱，他俩甚至共

用一套礼服。

一天清晨，柯洛文醒来，看见列

维坦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流泪，他惊讶

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泪流满面的列

维坦说：“你看外面的风景多美啊！”

列维坦对大自然如此热爱与多

情，令柯洛文深受感动。

他俩在阿勃拉姆采沃庄园结识

了另一个年轻才子——刚从彼得堡

美术学院毕业、年仅 20 岁的谢洛

夫。三位年轻画家从此结下深厚友

谊。最年长的列维坦当时只有 25岁，柯洛文 24 岁。谢洛夫不久也成

为巡回画派成员。

1884 年底，马蒙托夫在莫斯科

创办了一座歌剧院。他试图在舞台

布景上打破陈规，让新颕别致、绚丽

多彩的布景能同俄罗斯音乐一起搬

上舞台。剧院排演第一个剧目《人

鱼》时，聘请列维坦、柯洛文画布

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一切得从头学起。画布景需

要粗犷、奔放的笔触，随时要远距离

地观看所产生的效果。两人还开展

了艺术竞赛。

经过这样的锻炼，他们的画笔

就更加大胆、自信和运用自如了。

尽管收获很大，列维坦仅画了一次，

随后仍去创作风景画。而柯洛文却

从此爱上了这项工作，日后成为著

名的舞台美术家。

二

当时法国印象画派盛行，并在

欧洲各国得到广泛流传。印象派是

欧洲艺术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

渡的重要阶段。源起 19 世纪后半

叶，一群年轻有为的法国画家背叛

学院派传统，在绘画技法上进行探

索与革新。他们走出画室，在外光

中作画，探求光与色的表现效果。

于是出现了发挥光色原理加强表现

力的新方法，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前

所未有的新鲜感。

柯洛文迷上了印象派，1883 年

创作的《唱诗班女孩肖像》被认为是

最早的俄罗斯印象派作品。列维坦

陆续用 4 年时间完成的《白桦丛》

(1885-1889)，对外光画法的探索非

常接近印象派。谢洛夫也尝试着新

的表现手法，1887 年在阿勃拉姆采

沃庄园画下《少女和桃》，在外光色

彩上具有印象派特征。第二年他创

作了《阳光下的女郎》：树荫下，阳光

透过枝叶缝隙洒向女郎，用光色瞬

间变化的效果来塑造人物，更具印

象派手法。柯洛文和他的同伴们对

新的技法充满好奇，怀有浓厚兴趣，

并热衷进行尝试。

1885年柯洛文来到向往已久的

印象派发祥地巴黎。他认为印象派

是艺术发展的新成就，深入研究这

一画派对光与色的处理，吸取其精

华，从而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突破。

随后柯洛文去了西班牙。1888年他开始创作《阳台旁》，直到翌年

回到莫斯科才完成。这幅画是他在

西班牙看了歌剧《卡门》受到启发而

作的，富有浓郁的异国情调。阳台

旁的两位西班牙女子，那潇洒的风

度和豪放的气质折射出卡门的性格

——迫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画面色

彩绚烂，笔触流畅，受到印象派影

响，但仍不失俄罗斯的绘画传统。

在当时被看作是柯洛文最优秀的作

品。

1891 年，巡回画派的一些年轻

画家给协会的理事会联名写信，提

出协会所有成员参加画展的平等权

利问题。他们的许多作品未获准参

展，希望能从老一辈画家的约束下

解放出来。这反映出协会领导对那

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存有偏见。在

信上签名的有柯洛文和谢洛夫等。

然而理事会对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

反应，只有列宾和波列诺夫支持他

们。由此可见，老一代已变得保守，

思想也显僵化。其实这批充满创新

精神的年轻艺术家，日后对俄国绘

画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

们的呼吁是不容小窥的。

三

柯洛文于 1892-1994 年又一次

旅居巴黎，在那里从事创作。

1897 年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

学校聘谢洛夫为教授，他上任后全

校工作焕然一新。他建议请几位名

家来授课，于是柯洛文、列维坦都回

到母校任教授，三位好友一起共事

非常融洽。俄国当时的著名画家都

聚集在这里，让学生们无比自豪。

柯洛文对学生们说：“不要以为

学油画会很轻松。恰恰相反，从事艺

术是一件极其严肃、艰苦的事业。既

要有信心，也要有胆量和魄力。”

谈到油画写生练习中的问题

时，柯洛文告诫学生们，最大困难是

明暗相近的色彩，它们很相似，但实

际上是有区别的。自然界色彩丰

富，但不同色彩明暗度却常常相近，

若混淆了只画出一种颜色，画面就

显得单调呆板。所以须仔细观察比

较，理解它们之间相近又区别的关

系。经过努力，下一番苦功，就能辨

别自然界中复杂的色彩，这样画面

就会变得生动活泼。

1900 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

行，列维坦有 4 幅作品参展。柯洛

文的《阳台旁》参展并获金奖；他设

计的俄国展馆的中亚部分，被法国

政府授予荣誉称号；他和谢洛夫在

阿勃拉姆采沃庄园参加设计的陶瓷

图案也获大奖……在喜讯频传中却

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列维坦于这

年7月病逝。

柯洛文除了教学，还在剧院工

作，曾任莫斯科大剧院、马林斯基剧

院舞台经理。他最杰出的布景作品

有《天鹅湖》《伊万·苏萨宁》《白雪公

主》等。十月革命后，他继续从事舞

台设计、布景绘制工作。1920 年学

生去看望他，见老师仍坚持写生。

他说：“我的爱人就是大自然，我是

为它而生！”

后期，柯洛文创作了不少静物

画，最著名的有《玫瑰》(1917)，以及

一系列描绘巴黎夜色和街道的作

品，如《巴黎》(1933)。柯洛文画作

的特征是色调异常丰富，在他众多

的作品中找不到同样色调的画。他

注重色彩的整体感，总能把自然界

中的各种复杂的色调关系描绘出

来，在色彩运用上拥有不同寻常的

天赋。

浸润在光影中的形象是印象派

画家最爱的主题。例如柯洛文的

《在花园》(1914)，观众的注意力完

全被五颜六色的生动光影所吸引；

画中人与花朵难以分辨，绿色竹椅

似乎成了树叶的一部分。柯洛文是

卓越的色彩大师，在表现手法上有

时甚至比法国的同行们更前卫。他

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思想：“处理一

幅画，就像给自己奏一支欢乐的乐

曲，是对美的陶醉。”

1923 年柯洛文因心脏不好，获

准到巴黎治疗。后来他就留在了那

里，直至去世。

柯洛文的才华很长时间未得到

公正评价。苏联时期排斥除“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任何流派，印

象派更是批判的重点，因此我国贬

称他“成为印象派的追随者”，对他

介绍甚少。

进入 21 世纪，柯洛文的晚期作

品曾到我国参展。2017 年 12 月至

今年 3 月俄罗斯画展在上海举行，

展出 68 幅作品，其中有柯洛文的

《画室》(1892)。历史终于肯定了这

位杰出画家。

俄罗斯印象派画家柯洛文■龙 飞

福伊尔书店

如果说伦敦的查令十字街是

“爱书人的圣地”，那么 140 年前中

国人就已经来此朝圣了。中国第

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光绪三年

（1877 年）九月廿四日的日记中记

载：“托稷臣就格林壳罗斯书馆购

觅 罗 阿 得 、茀 来 明 金 根 两 种《电

学》，拍尔塞《藏学》。”“格林壳罗

斯”就是查令十字街，他让使馆的

翻译、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罗丰禄

到这条街上的书店给他买三本科

技书籍。时间荏苒，一晃就到了 20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出版人、学者、

留学生们纷至沓来，寻找他们中意

的书籍，享受“不买书，看看也好”

的乐趣。

1930 年 6 月，回国就接任商务

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从美国前

往英国考察，本来才待 12 天，没有

访书的安排。刚好负责接待的一

个使馆人员曹某是他学生的学生，

“性好聚书”，偶然和他谈起位于查

令十字街上的福伊尔书店（FoyleBook Store，他称为“霍里书店”）是

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

“搜罗新旧书籍期刊之丰富，索价

之低廉，使平素爱书如余者食指大

动”。王云五本是个爱书如命的

人，马上催促曹某带他前往。由

此，他第一次访查令十字街。

当然，此次邂逅也让王云五满

载而归、公私两顾。据他在《岫庐

八十自述》所说，他不仅廉价购买

到了美国出版的一些绝版书，还买

到了名贵的全份《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以及美国传教

士裨治文在中国创办的《中国丛

报》（China Repository）全份，虽然

索价颇高，但全份难得，且还是为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购置，后来

这些书由福伊尔书店直接运送回

国。他自己也买了几种古本书作

为纪念，其中有 16 世纪初期印刷的

拉丁文版《圣经》和牛顿所著《数学

原理》（Principia）的手抄本。

13 年后的 1943 年 12 月，“前度

书客今又来”，王云五作为中国国

民政府参议员代表团的一员再次

访问了英国，不例外地又来到了念

念不忘的福伊尔书店。可惜的是，

当年他为东方图书馆购得的珍稀

书刊，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

随着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香

消玉殒”。这次来访则没有当年那

样的好书了，不过聊胜于无，公务

在身的他忙里偷闲，也在此盘桓了

一天半的时间。由于在英国购书

太多，重达五六十公斤，超过坐飞

机二十公斤之限额，他不得不将大

部分书籍交付船运，他感慨说：“今

以限于超额之例，不得不临时割

爱，其难堪之状，惟爱书如癖者始

能了解之。”

再来者，就是朱自清先生了。

按清华大学教授服务五年，可以有

一年全薪在国外访学的通例，1931年 9 月朱自清到了英国，在伦敦大

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朱自

清刚到伦敦的第四天，就迫不及待

地到福伊尔书店看旧书。他提到，

“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

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关于在

伦敦访书的经历，他在 1934 年出版

的《伦敦杂记》里专文作了记述。

朱自清该书的头一篇就是《三

家书店》。这篇文章里提到：“伦敦

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

路（Charing Cross Road）”，我们仿

佛看见走在查令十字街上的他娓

娓道来：

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

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

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

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

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

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

窄了。

他重点描述的当然是福伊尔

书店：“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

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

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

窨子。”店员已经从 28 年前的 1 人

发展到了如今的 200 人，藏书也到

了 200 万种，因此伦敦的《晨报》称

其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朱

自清多次造访这家书店，曾在这

里半价买了本《袖珍欧洲指南》，

也有其他的书籍。他在 1932 年 10月 31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福伊尔

（Foyle）观书甚久，购书数种，均尚

惬意。其一为英文岁时诗，装订

极佳，余尤喜之。”

朱自清先生总认为最值得流

连忘返的就是那满是旧书的地下

室了，在这里就像“掉在书海里一

样”，翻翻看看，看看翻翻，想不想

买 书 、买 不 买 得 到 书 ，都 无 所 谓

了。人同此心，我们买旧书图的

不就是这种乐趣吗？我们不就是

一再地重复、回味这种淘书的乐

趣吗？

有 意 思 的 是 ，比 朱 自 清 提 前

一年访学英国的同事吴宓先生在

日记中则几无在查令十字街访书

的记录，也许是因为他访学牛津

大学之故。他 1930 年 10 月 3 日和

1931 年 1 月 14 日 两 次 提 到 了

Charing Cross，前者不过是找路边

的乞丐抄诗，后者也只是到街上

吃饭，饭后到国家美术馆观画。

紧接着而来的是 1934 年到英

国 留 学 的 杨 宪 益 先 生 。 这 年 秋

天，他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从

事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

学及英国文学研究。学习期间，

他曾多次前往伦敦，到查令十字

街 逛 逛 旧 书 店 ，有 时 买 上 几 本 。

这些经历在他的自传中都有所记

载。他把查令十字街称为“契林

十字街”，回忆道：“说起傍晚时到

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路附近

的旧书店掏旧书的事，我只记得

当时买了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

《海涅全集》以及法文原本《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

杨 宪 益 本 是 富 家 子 弟 ，出 手

大方。而 1935 年秋天从清华大学

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夏

鼐则未免囊中羞涩，不过一样也

是嗜书如命的做派。在他后来出

版的《夏鼐日记》中，有 13 天的日

记 提 及 自 己 前 往 查 令 十 字 街 购

书，成了查令十字街的老顾客，当

然他也涉足其他街区的书店。比

如他在同年 11 月 15 日的日记中

记 载 ：“ 上 午 进 城 ，在 CharingCross 旧书肆随意翻阅，身边只有

9 个 先 令 多 的 零 钱 ，买 了 一 本 书

便费去 8 先令，不敢再买了。”而

最 能 代 表 他 购 书 时 心 态 的 就 是

1936 年 11 月 23—30 日 的 日 记 记

载：

在 旧 书 铺 中 乱 翻 书 籍 ，却 时

常耗费了整个下午。这个恶习，

从前在上海时便养成了，一个月

只进城一次，到北四川路旧书铺

中寻旧书，尤其是最后二年，得了

40 元 的 奖 金 ，有 钱 可 以 买 书 了 。

后来到北平，也只是每个月进城

一 次 ，东 安 市 场 、琉 璃 厂 的 旧 书

铺 ，时 常 消 磨 大 半 天 ，剩 下 的 时

间，匆匆购买零用的东西，便搭车

返校。现在因为校址与伦敦旧书

铺 中 心 点 Charing Cross Road 相

近，自己便每星期或二星期去一

次，结果是时间耗费不少，所得便

宜极为有限，因为值得买的旧书

不多。而此间生活费昂贵，时者金

也，未免有点心痛，这癖气非矫改

不可。

夏鼐将在国内上学时养成的

爱买书的习惯称为“恶习”。但是

这个“恶习”随着他一路上升学却

愈演愈烈，从上海的北四川路旧

书铺，延伸到了北京东安市场、琉

璃厂的旧书铺，最终蔓延到了伦

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铺。他吝惜

为此花出的时间和金钱，痛下决

心要改掉这个“癖气”。但从后来

的日记看，他“恶习”难改，又在这

些旧书铺里钻来钻去，又买了几本

旧书。

到 1939 年夏鼐学成归国时，如

何将积少成多的书籍带回国又成

了一大难题。他只能到福伊尔书

店接洽装箱，交付船运。他在 9 月

20 日记载说：“书籍一部分已行装

箱，计 14 箱，约占 18 立方呎。”积书

之多，令人咂舌。

值得一提的是，为王云五、夏

鼐代寄书籍的福伊尔书店与清华

大学有着不小的书缘。清华大学

图书馆的有些馆藏书籍是按福伊

尔书店提供的书目向福伊尔书店

购买的，而该校的师生的个人购

书，也可以顺带。与夏鼐同级不同

班的季羡林、王岷源等都有经清华

图书馆向该书店买书的经历。

此后又过了 10 年，美国一个

33 岁的老姑娘海莲·汉夫，向大洋

彼 岸 位 于 查 令 十 字 街 上 的 马 克

斯-科恩书店购买旧书，演成了一

段长达近 20 年的“书缘、情缘”佳

话，最终演成了一本连当今的中国

爱书人也耳熟能详的《查令十字街

84 号》。因此，追随当年朱自清、夏

鼐们的脚步，这条街上的中国人身

影也越来越多，当然也包括 2009年的我。遗憾的是，这条街上的旧

书店却越来越少了。

写到最后，我仿佛又回到自己

当年在查令十字街访书、在福伊尔

书店徜徉的惬意场景，顿时觉得跟

王云五、朱自清、杨宪益、夏鼐诸位

先生之间有了一种奇妙的关联！

查令十字街上的民国访书者身影■叶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