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专题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高翔 刘青玥 美术编辑 张渝婧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者—— 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交流发言选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帅泽鹏帅泽鹏 通讯员通讯员 吕吕俊俊 曾世平曾世平 张鹏张鹏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在史学领域批判封建的“君史”，提倡资产阶级“民史”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而梁启超正是新史学革命的领军人物。

梁启超“民史”思想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呼应，赵必振因为与梁启超来往密切，较早接受了梁启超的“民史”思想，早在1901年7月16日，赵必振就在《清议报》第85期第2页发表了《读支那历史后》一诗：“二十四家传代谱、四千余岁等微尘。高皇太祖都无赖，竖子英雄孰有成。几辈纵横争赤箓，何人歌哭为苍生。废书不为兴亡事，我独伤心弔国民。”其中“二十四家传代谱”的提法正

是梁启超率先提出来的。为了践行“民史”观，他还取了一个笔名“民

史氏”，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何烈士来保传略》《蔡烈士钟浩传略》《陈烈士应轸传略》《汉变湘南烈士小传汇至》等关于自立会人物的史传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摒弃了传统史传为君王将相等立传的传统，选择的传主都是清朝当政者眼中的

“逆贼”，他则称之为“烈士”“志士”，他自觉担当起新史学之责任，记载这些国民的事迹，避免隐没于后世。

为了践行“民史”思想，赵必振在1902—1903年间，除了亲自撰写上述反清志士传记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维新慷慨史》《东洋女权萌芽小

史》《拿破仑》《亚历山大》《惹安达克》《世界十二女杰》等其他国家的人物传记，这些译著所选的传主有的是日本维新志士，有的是西方英雄豪杰，有的是外国杰出女性，目的是让中国人学习这些人物的爱国精神，变法维新，激烈民气。此外，赵必振还翻译出版了《犹太史》《腓尼西亚史》

《波斯史》《埃及史》《亚细里亚巴比伦史》《亚剌伯史》《土耳机史》等文明古国亡国史系列著作，这些译著特别突出亡国原因的介绍，希望中国人以此为鉴，避免落入亡国的命运。从上述赵必振著译的史传体裁看，正是践行了梁启超等人的“一洗其旧日君史之陋习，而纪其关于社会之大者”的“民史”思想。

赵必振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新史学思想（节选）

□复旦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潘喜颜

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篇高水平论文，有6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8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发言。这些作者中既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又有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赵必振先生的后人，大家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把部分作者的文章主要观点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编者按

11月11日至13日，鼎城区委、区政府承办了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研究专家学者云集一堂，就“赵必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学术观点与思想的碰撞、升华，使研讨活动硕果累累，可称为一次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者的盛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庄超主持开幕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丘陵，鼎城区委书记杨易，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夏远生分别致辞。开幕式后，鼎城区区长朱金平主持主题讨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等分别作了精彩主题演讲。

在研讨中，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赵必振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是中国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既是一位教育家、国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先驱者，具有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新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被理论研究权威部门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在国内开启了一个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时代，从而打开了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启发国人的智慧之门，在马克思主义输入史、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对赵

必振这位从鼎城走出去的有着特殊历史贡献的历史名人的挖掘、宣传和推介。近几年来，鼎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集中时间，扎扎实实地开展了有关赵必振研究工作。在石板滩镇狮子山村建起赵必振纪念馆，兴建了宣传赵必振事迹的陈列馆和主题公园，区里成立赵必振研究会，邀请市内外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派专人南下北上搜集各类史料，聘请北京大学、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知名教授、权威专家 100 余人担任研究会顾问或学术委员，组成高规格的学术研究团队。区委党史办与中南大学联合申报的研究课题“赵必振翻译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还被列为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次难得的盛会□本报记者 帅泽鹏

今天，作为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人，能够参加家乡举办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着实感到高兴和荣幸！但实话实说，自从收到研讨会的邀请后，我的内心总是忐忑不安，且时生愧疚之意。因为作为一个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宣传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竟然不知道在我们湖南、在我的家乡常德，有赵必振这样一位先知先觉的被称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了不起的党史人物。坦率地说，这样的书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读过，这样的事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提到过。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首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是陈望道先生，这样也就误以为在中国最早翻译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就是陈望道先生，而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则首推“南陈北李”、毛泽东和蔡和森等。这个或说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兴许在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同志的脑海中都几乎没有改变过。如此而已，我们感到的只是惭愧和内疚！

不过，我在1998年11月所写的《浅说〈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第41页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国，首次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日文《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由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书中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并说到马克思去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称‘1847年，乃草其宣言书，公刊之，为国际的劳动者结合同盟之端绪’，还说：‘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加陆马克思以其共产主义的见解，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这一雄篇。’这是《共产党宣言》出版55年、马克思逝世20年后，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了解，也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文字。”但那时我仍然不知道赵必振先生是我们常德人。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无法也不可能设想和改变的。天地间，宇为上下左右，宙为古往今来。人世间，时有春夏秋冬，人有幼青壮老。人生是不能自我安排的，人生路上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是顺之十有八九，不顺也有一二，有时进退左右，

有时起伏迭宕。因此，对人对事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历史地系统地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去审视、去对待，而不可用形而上学的非驴即马、非黑即白的那一套去对待。我说这些，就是说要唯物辩证地看待赵必振先生，虽然他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仍然称得上是一位革命志士和社会贤达。

赵必振先生生于1873年，本是一介文人，1900年，方才完成从一介文人向革命者的转变。随即的日本之行，为赵必振打开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窗口，特别是认真研读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大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年，赵必振回到上海后，很快就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译成中文，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我没有见到也不可能读过这本书。据称，这本书介绍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并且积极倡导马克思的观点，宣传“极进步之道义”“极高洁之理想”。全书分为六章，加上书评，共有四万多字，字字千金。可以说，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介绍马克思许多重要观点的译著。当时大凡读到此书的中国人，大都深受启迪，思想也为之一新。许多报刊和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都赞扬这是一部“惊世之作”。1927年，上海学者曹聚仁将其重新标点出版，并在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这么伟大”“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就在翻译出版此书的同时，即1903年初，赵必振先生还翻译了日本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仍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共四篇，约16万字，第一次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本书我也没有看到过，当然也没有读过。据有关资料介绍，就是这本《近世社会主义》，推崇“社会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

“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称赞马克

思是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其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批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井蛙之见”，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

“大异其趣”。据说这本书的附录部分还介绍了15篇重要参考书目，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

赵必振先生翻译出版的这两本书，对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那些探求救国救民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赵必振先生成为“中国翻译社会主义第一人”和“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不可移易的历史地位。除此之外，赵必振先生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世界十二文杰》《东亚将来大势论》

《扬子江流域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诸多著作，可谓“大翻译家”是也。可以想象，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于“耳目闭塞”的中国人来说，一定起到了震聋发聩的警醒借鉴作用！

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令人遗憾的是，曾经狂热追求新思想的热血青年赵必振先生，没能继续高举他曾经向国人推崇倡导的社会主义大旗，也没有参与改写人类命运历史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组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必振先生是一位革命者，但不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但是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拂去历史的尘埃，赵必振先生依然是一位“人间先贤”，他一生清正廉洁，爱国爱民。为官时被人誉为“身为五尺，不为一钱”，且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厚。他留下的《国学概论》《自立会纪实史料》以及诸多诗词歌赋、散文杂论等，今日读来，还是那样启人心智，令人回味。

总而言之，赵必振先生是一位先知先觉的了不起的“党史人物”。作为晚辈，我们要永远学习他，永远研究他，永远缅怀他，永远纪念他！

致敬：赵必振先生□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 文选德

赵必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也是在中国翻译社会主义专著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在1903年出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近世社会主义》，对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作了系统的介绍，还专门用了一章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称马克思“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公认”。特别是该书对《资本论》极为推崇，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对这些论点，译者赵必振显然是赞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赵必振后来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活动。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处于黑暗之中、处于探索的苦闷之时，能够自觉地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忠实地译介到中国来，使得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到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功莫大焉。这也可以说是赵必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机缘。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机缘，他虽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却能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作出了当时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后世所牢记、所怀念。

那么，赵必振的这种历史机缘与当时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步有哪些必然的联系呢？这就不能不回顾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对于中国近代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伟大转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那段历史。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成就的最高峰，彻底推翻存在了上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打开了闸门。这个功劳，很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大功告成。所以孙中山先生晚年嘱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国家更加积贫积弱，社会愈加战乱不已，人民依然饥寒交迫。中国应向何处去？什么样的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老问题仍然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的思绪中萦绕不去。

从 1840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然而，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最终在20世纪初爆发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暴露无遗，对中国的有识之士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警醒和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

孙 中 山 先 生 也 开 始 意 识

到，要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尽管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思想也明显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

以上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而且社会影响还十分有限，但却昭示着历史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必然。前面谈到的赵必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机缘，也恰恰发生在并作用于这个时期，昭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重要事件，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

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短暂兴奋而又重新陷入苦闷和迷茫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夜里看到了曙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茫茫黑夜中，首先看到俄国十月革命曙光的，正是李大钊同志。是他从十月革命中率先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振臂高呼“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是他在中国率先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推动了一大批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李大钊同志代表的方向，正是五四运动的方向；他所宣传的道理，正是五四运动所要寻求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另一个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应邀参加巴黎和会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向主张“公理”的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把中国的合法权益放在眼里，导演了一出“强权既是公理”的闹剧。在西方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上，竟然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各种权利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国际地位非但没有上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国家权益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成为列强们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犹如雪上加霜，激怒了中国人民，由此成为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典范之一。之所以说它是典范，不仅在于它弘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更在于它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爱国主义前进的历

史新方向。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

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也必然要与时俱进。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并为它注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的时代主题。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甘冒被捕坐牢的危险，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反动军警的镇压，不但没有吓倒爱国的进步青年，反而促使他们下决心走发动民众的道路。随即，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以上海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汇为一体，“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充分显示了觉醒和团结起来的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这种景象是辛亥革命以及先前的任何一场革命运动所不曾有过的。它充分表现出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威力。

五四运动还为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内涵，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性。这里所讲的爱国，就是要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这里所讲的进步，就是要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势力，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里所讲的民主,就是要冲决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勇敢地去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讲的科学，就是要冲决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勇敢地去追求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很明显，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是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

五四运动在铸造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的爱国主义精神中，之所以能够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既是因为有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奔走，也是因为有改造社会的新型阶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学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又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

力量，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开始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很快完成了世界观和立场上的根本转变。这一现象本身就有力地证明，通过爱国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主流。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绝不是偶然的。

五四运动高举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新力量、新希望。新气象，就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力量，就是五四运动把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发展的前台。新希望，就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虽然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领导阶级变了，逐渐由资产阶级让位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变了，逐渐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让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发展方向变了，逐渐由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让位于经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做出这些正确选择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区分优秀传统与封建糟粕一概否定。这种局限性，正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克服和弥补过来。这也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

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会出现文化取向上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革命上，是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但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却又受到西学束缚，而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全盘否定态度，表现出很强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这种局限性？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并且以西学中的优秀思想作为自己的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许多概念也源于西方语言，但这都不是本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并把这三大规律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使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之上。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源于东西方文化又超越东西方文化的伟大超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指南。

明年，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们在这个背景下纪念赵必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贡献，十分有意义。这也是一种历史机缘与历史必然的遇合或巧合，因此有了以上的感想。

历史机缘与历史必然—— 赵必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性贡献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李捷

赵必振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和思想，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是苏俄发生十月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方面，这是一个特殊的传播阶段，另一方面，它们反映的是日本人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日本的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赵必振及其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早期传播是中国一个特殊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传播阶段。

从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来看，它不仅介绍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而且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介绍了当时欧洲、北美等各国社会党的现状。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关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介绍。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工人协会），再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指导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创立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创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之后开启的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可喜成就。恩格斯去世前已经看到他和马克思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很快就会成功，无产阶级通过普选走上政治舞台已经指日可待，其高兴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全面介绍这一段历史和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列宁根据东方国家的情况，修改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

并且对于欧洲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创立了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新理论，开辟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和事业的伟大成功之路。但是，随着苏东解体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探索，重新回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方发达国家创立的理论原像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轨迹，对于发展中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必振发起的这个早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阶段，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赵必振及其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早期传播对于了解日本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后来的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赵必振到日本正得其时，正值日本引入欧美民主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日本进步人士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等于1898年发起组织成立社会主义协会，1900年1月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片山潜寄送的信件被宣读，同年，作为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的国际社会主义事务局在比利时——布鲁赛尔设立，片山是该机构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成员。他们积极组织筹划劳工集会，于1901年4月3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由20000人参加的劳工联谊会。会议向政府提出建立劳动者保护法和劳动者参政的要求，提出通过国会立法，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工地位的要求，并决定组建社会民主党。拟议中的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条纲领就是：“人类皆为同胞之主义”，然后是：“倡导全

面废除军备，全面废除阶级制度，土地、资本、交通机构公有，分配公平，政治权利平等。”当前运动目标和行动纲领是“推动制定垄断性公共事业公有化政策、工场法，雇主责任法、工会法等劳动政策，实行普选、公民投票，全面废除死刑、废除贵族院、缩小军备，废除治安警察法”等民主主义政策。这些日本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在领导日本工人运动的同时，著书立说，宣传和指导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当时除了赵必振翻译的以上三部著作以外，还有安部矶雄的《社会问题解释法》（1901）、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片山潜和幸德秋水都主张自由与民权，主张在日本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但片山潜主张合作社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幸德秋水则由主张普选然后转向主张直接行动，被研究者称为带有无政府倾向的激进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转向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日本也与中国一样没有进行普选斗争的条件，所以，幸德秋水在1911年就被政府执行了死刑。片山潜则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加入了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

这些史实告诉我们，日本比之中国，多了将近20年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在中国，赵必振的工作可能只是一种启蒙，而在日本，则已经是一种轰轰烈烈的行动了。所以，虽然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日本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激烈，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日本后来的社会发展却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成功。

赵必振翻译的社会主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节选）

□中央编译局原巡视员、研究员 李惠斌

赵必振通过翻译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近世社会主义》，这不论对人们开阔眼界还是丰富知识，都是很有意义、功不可没。所以，“蔡元培一九二O年所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荣孟源 1953 年在《新建设》月刊上

“推许”赵必振“是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人”。熟悉和了解他的经历、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浴

新先生认为赵必振“亲身参加过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政治行动”。在热河担任财政厅厅长、国税厅厅长等职时，他为官清廉，被人笑话为“身兼五长、不名一钱”。这样的清廉在今天仍然值得敬佩。正是有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传承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才有了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河大海，才有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任何历史人物都会有其时代的局限

性。翻译过社会主义著作的赵必振也同样如此。他曾在自传中“重点批判”自己：“一经打击就是消极了，只是盼望别人成功，自己没有积极奋斗。”这是他对自己十分严格但却较为中肯、实在的评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论如何，赵必振是在中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值得纪念和研究的功不可没的先行者，是不应被忘记、被埋没的重要历史人物。

赵必振和《近世社会主义》关系初探（节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蓉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1902年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即已出版。后来，赵必振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当壬寅癸卯年的时候曾翻译过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对于帝国主义极端攻

击，我才知道，帝国主义是世界上的

恶魔。我又译了一本日本人从德文译出来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书对于各派社会主义都有批评，说明各派不同的性质，我才对于社会主义稍有认识。”他并强调，翻译这两本，不是为了“混”“吃饭问题”。由此可以体悟出赵必振对翻译这两本书的重视及其从这两本书中获得的从未有过的新认识。尽管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近

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之实践，但是，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确实为在中国播扬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有助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和政治的转向。而这种转向，是与19年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紧密相联的。

对赵必振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的一点认识（节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仝华

赵必振引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是思想启蒙的推动者，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为革命实践提供精神动力。

一、在新理论传播中推动思想启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

一种全新的理论，它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封建思想、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有着根本的区别。封建统治阶级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不能容忍的异端邪说。尽管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赵必振所翻译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在所难免的。但其中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内核的剖析、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唯物史观的介绍的确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认识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了中

国人的思想解放。二、为中国人开拓新视野理论背后蕴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赵必振

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入中国，中国人找到了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理解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的钥匙，中国未来发展看到了希望。上海学者曹聚仁在重新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时说道：“多么伟大……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广智书局在《近世社会主义》的出版广告词中谈到了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在于其对于劳动问题解决的借鉴意义，一是在于其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政党建设的启发作用。商务印书馆在为《广长舌》刊发的广告词中提到：“欲知吾人

今日世界之主眼，不可不读是书；欲探世界将来之影响，不可不读是书。”赵必振的译著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平台，为中国人民寻求救国之路提供了精神指引。

三、为革命实践提供精神动力虽然马克思主义并未因译著的出版为当时

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付诸实践，但新思想着实开阔了革命者眼界、激发了革命动力和热情、提升了革命者的思想境界。赵必振翻译的一系列历史著作，包括独立史、革命史、兴衰史、文明史，记述了文明古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和原因。其中包含了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成为仁人志士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为日后革命斗争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赵必振的翻译实践推进了思想启蒙（节选）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振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撰写了许多优秀的著作，涉及政治、哲学、经济、文学和军事等诸多领域。他们的著作通过翻译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人了解和接受它们正是通过翻译这个重要的途径而完成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言。但是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先行者向国人零零散散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了。在这其中，赵必振就是这些先行者之一。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西方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人的留学运动而译介到中国。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出现在各种译作中并广泛传播开来。不管译者动机如何，客观上这些译作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国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介主要有三种渠道：西欧（主要是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日本和俄国。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日译西书的热潮，日本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较有影响的一条渠道。综观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用排球比赛中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即一传没有到位，二传需要进行调整。马克思主义原本应该来自其原产地德国，但由于历史机缘一传没有到位，我们早期从原产地那里接受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少之又少，而是通过日本、法国、苏俄

以及美国等众多的二传手来传播的。晚清最著名的日译马克思经典著作是福井准

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翻译，1903年出版，被学术界认为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书中以较大篇幅和称颂的语言，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及第一国际的活动及巴黎公社的情况。书中称赞

《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此书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的日文原著有4编20章。四编分别是第一期之社会主义、第二期之社会主义、近时之社会主义和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内容包括五章，分别是英法两国的社会状态、第一期革命时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复古时代的社会主义以及第二革命时代法国的社会主义；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内容包括四章，分别是加陆马科斯（马克思）及其主义、国际劳动者同盟、洛度卫陆他斯及其主义、列陆檄耶度拉沙列及其主义；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内容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比西马克之社会政策、基督教社会主义；

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内容包括英国社会党现状、法国社会党现状、德意志社会党之现状、中欧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东欧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和亚美利加（美国）社会党之现状。其中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内容集中出现在第2编的第1章，内容分为两节，第1节的标题为「其履歴」，用11页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第2节的标题为「其学说」，用23页篇幅介绍了《资本论》中的价值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主要观点。

《近世社会主义》最后的附录是《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126件文稿。同时介绍了15篇重要书目，包含《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在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克思及其主义》中，介绍了《资本论》《经济学之评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该书还介绍了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劳动价值、劳动力价格、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等，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该书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成书目的并译介了最后两段话。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是以直接叙述的手段翻译《共产党宣言》内容的最早一段译文。

赵必振译介的《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节选）

□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出站博士后 鲜明

制图制图//张渝婧张渝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