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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香港非政府機構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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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著

—香港非政府機構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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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一 陳智思

5 序二 吳水麗

7 自序 呂大樂

9 前言

18 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政府退居二線、民間團體當前鋒

38 第二章

社福改善生活素質:從救濟到社會服務

70 第三章

角色轉型:從提供服務到成為政府夥伴

100 第四章 

當家作主:社會權利的雛形

132 第五章 

創新領域:突破制度的限制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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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第六章 

機構管治:鞏固社會的信任

180 第七章

自助組織:服務使用者的充權及挑戰

196 第八章

重新定位:回應新環境與新需要

220 第九章

社福品牌:輸出社會服務

242 結語

250 附錄一

257 附錄二

258 附錄三

26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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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

政府退居二線、民間團體當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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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

導言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和移民社會……」

每當談到香港,少不免聽到如斯開場白。別以為這句耳熟能詳的開

場白乃徒託空言,其實在討論早期(1841-1945年)的慈善及福利事業發

展時, [1]香港具備的特有政治氣候和人口組合,很大程度上左右殖民政

府在社會福利服務政策的取態,及促使志願團體參與的力度。在此我們

將拆解殖民地和移民社會這兩項香港社會特徵,如何催生了政府以外的

團體―包括來自海外的宗教團體及本地的民間團體―在組織及提供

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樣說並不等於其時的殖民政府完全未有管理社會事務,及回應相

關的社會需要, [2]而是她在管理這些社會事務時所採取的立場、方法,

很自覺地處於「第二線」。政府甘願充當後衛,那麼誰來披甲上陣?

原來是遠道重洋而來的海外宗教組織及本土民間團體,它們不單較

官方機構更貼近前線(直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而且還往往較諸

政府對社會上的各種需要有更早的回應。於是,我們所見到的情況,是

一個在政府體制以外,存有一個無論在服務類型又或服務團體背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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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多元化的民間社會福利系統。

說實在的,以19世紀的社會背景而言,宗教組織及民間團體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甚為普遍,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如是, [3]更何況香港是一

個剛開發的殖民地,殖民政府顯然更加不會從市民的基本權利、福利需

要的角度去考慮現在及未來。話說回來,正正由於此,值得留意的倒不

是當年由民間推動慈善及福利事業的模式,有趣的是日後就算社會福利

事業「發揚光大」,變得更具規模和有組織後,仍拜政府對社會福利抱

持傳統態度及堅守一貫以來的管理方法所𧶽,而令志願服務這一種特色

得以傳承下來。

可以說,由政府以外的宗教、慈善團體推動社會福利服務,乃香

港社會的傳統。但究竟志願團體是如何在殖民政府管治中找到生存空間

呢?那我們得先還原最基本點,瞭解早年香港的特殊情況,才能解構特

有的政治及社會空間,如何造就出特有的慈善氛圍。

海外宗教團體紛至沓來

英國人在1841年1月26日登陸香港島,剛開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

旋即在這個小島上開展活動,和面對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問題―簡單如

生、老、病、死,足以令這個「日不落帝國」頭痛不已。事實上,佔領香

港島後,英軍碰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疫症:「1841和1842年夏天爆發的傳

染病已使不少軍人葬身香港,1843年的情況則更糟。這一年,歐籍士兵的

平均死亡率高達22%,印籍士兵更不止此數。」(高添強,200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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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

香港慈善服務傳統早於19世紀便植根這片殖民地,補充了殖民政府社會服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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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香港熱症」困擾的英軍必須想辦法解決醫療問題和防止疾

病擴散,1843年終於設立了醫務大臣一職,醫療服務才正式成為殖民

政府行政日程上的工作。同年第一間醫院相繼落成,設於當年來說甚

為偏遠的灣仔摩利臣山(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 Society,

2 0 0 6 : 6)。不過,這所醫院並非政府所建,乃中國醫藥傳道會(T h 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anton and Macau)所興辦,屬傳教士的醫

療事工:「在1843年已在灣仔摩理臣山上建成了醫院。醫院於1843年6月

1日開幕,很快便有華人到院求醫。醫院既為一服務機構,也是一個傳

福音的場所。」(劉紹麟,2003:113)

在眾多由海外傳教士所辦的社會服務中,醫療事工只是其中一項

而已。隨著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很多早已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宣

教的傳教士和其他開始來華傳教的宗教團體紛至沓來。 [4]事實上,英軍

在水坑口登陸佔領香港僅為時兩周,一群傳教士迅即聞風由澳門來港考

察。1842年初,浸信會美籍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和叔未士

( Jehu Lewis Shuck )分別抵港,展開傳道工作 (施其樂,1999a:263)。

羅孝全在春綽村(今赤柱)開始工作,曾經試辦過一間學校(施其樂,

1999b:291)。而叔未士的太太叔何顯理(Henrietta Hall Shuck)則由

於需要安排子女的教育,就勢辦學,招收華人學生之餘,更接受女孩入

學,可謂推動香港女性入學的先行者。可惜,叔何顯理於1844年難產不

幸離世,其夫不久亦離開香港,遷往廣州。

另一緊隨英國人佔領香港而到來拓展事工的例子,是馬禮遜教育協

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董事會,1842年初決定將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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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教育服務多為海外宗教團體所創辦,圖為1843年底開課,位於摩理臣山上的馬

禮遜紀念學校是其中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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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搬到香港來。得殖民政府撥地興建校舍,又獲得社會人士的財政支

持,學校初期發展良好,後因財政問題於1849年停辦(劉紹麟,2003:

219-220)。至於在1848年遠道從法國來香港的聖保祿修會(St . Pau l ’ s

Convent)的4位修女,抵港不久就有大發現:

……最緊急的是拯救香港街上的棄嬰。於1848年10月1日(即抵達香港後

約兩星期),這些修女接收了第一個棄嬰,而至年底(即3個月後),

她們已接收了170個棄嬰,大部份是身體虛弱,甚至是有病的。與當時

(1840年代) 香港的人口數目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於1849年,

香港亦只不過有2萬2千人。1848-1854年,香港聖保祿修會收留了1,360個

棄嬰,反映出建立一所孤兒院的迫切需求。(張學明,2005:244)

限於篇幅,不可能在此詳細報告海外宗教團體及傳教士在早期香港

的傳道工作和慈善事業。上文所引述的,只是眾多由外國教會所提供的

慈善及福利服務的一兩個例子而已,旨在說明開埠之初,社會很多基本

的需要仍須由政府以外的團體來提供。而殖民政府將一些社會服務納入

其工作範圍,則是後來的事情了。這很容易理解,英國人初來到,無暇

兼顧殖民社會種種;或者正確地說,殖民政府所關注的是軍事及經濟利

益,殖民地人民的福祉無關宏旨,並非她認為需要立即處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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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

華人慈善團體萌生

1844年戴維斯(John Davis)來港接替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出

任港督。同時,他也從英國帶來一批協助管治殖民地的公務員(丁新

豹,1997:88)。在增設的公務員職位之中包括總登記官署,負責登記

華人的工作。隨著華人人口的增長,總登記官署的工作日趨繁重。事實

上,整個殖民地逐漸發展出一定規模,這跟大環境的變化有關。香港自

成為英國殖民地開始,便是一個自由港。

不過,自由港的地位並不能即時促成經貿發展。其他中國大陸的通

商口岸開放以後,反而令香港的經濟角色大打折扣。香港經濟發展出現

轉機,是踏入19世紀中期之後的事情。一是海外需求大量勞工,而香港

成為了出口勞工的中轉站。這不單帶動了航運業、旅館服務,而且還因

為處理大量華僑滙款和人口流動而產生的經濟、貿易活動,銀號、貿易

行便隨之而成立。 [5]同期,內地局勢混亂,華南地區不少人―也包括

一些商人―移民來港。香港社會與經濟乘勢而起。至於較有系統和組

織的政府管理,也是1850年代後期的事:

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口不斷上升,這殖民地發展漸趨成熟。1858年,香港

經濟的蓬勃增長已達到本地稅收足以長期支付公共開支的水平,殖民地

政府終於脫離英國財政部的控制,取得財政自主權。從此,殖民地政府

再無須提交年度預算案待英國財政部審核、修改及批准才可施行。(曾銳

生,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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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財政自主並非指香港在處理公共財政問題上完全獨立於

英國的控制(Miners, 1987: 107-111),但在取得穩定收入後,殖民政府

確實在內部施政上可以有更大的自主空間,更實在的回應社會上一些迫

切的問題和需要。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是提升了施政的能量,殖民政

府在管理社會需要的問題上,基本上與滿足最低的要求仍有一段距離。

而這個問題在香港這個移民社會就更為明顯。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當年大量壯年男性從內地隻身來港謀生,在

港並無家庭、親屬等各方面的支援。一旦客死異鄉,連辦理殮葬亦成問

題。1851年,「譚才等便建議建立一所義祠,安放在港身亡的人的神主

牌,待日後轉送回鄉,再安在家裡,讓後人供奉。譚才等入禀港府,得

在上環撥了地,建成義祠,名為「廣福義祠」。「……義祠的功能後來

漸漸改變,除了安放神主牌以外,一些病重的人亦因為無處容身而被送

到義祠去。」(冼玉儀,1997:167)到了1869年,因為一位殖民地官員

發現垂死的病人給送往義祠,但該處的環境卻完全不能符合英國人對衛

生的要求後,為之嘩然。事情宣揚出去之後,演變為一宗醜聞,在英國

殖民地部的壓力下,港督進行了調查。

這件事反映殖民制度下華洋分隔的情況。一方面,英籍殖民官僚不

瞭解華人文化及生活;另一方面,華人並不接受西方醫藥,情願病重後

送往義祠,亦不會到政府醫院求醫。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ald)

在種種壓力下,跟華人領袖商討辦法,遂促成東華醫院的興建。東華醫

院於1869年開始籌辦,1872年落成,由港督主持揭幕,可見它在當時殖

民社會的地位。東華醫院為華人提供醫療服務之餘,還陸續擔起其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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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一章  早期社會福利傳統

會服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重要的華人團體,「東華醫院的總理擔

當了華人和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樑」(同上:171),既有調解華人社會內

部糾紛的功能,又成為了代表華人意見和利益的團體:

傳統的施善教化功能由寺廟和善會負責,如果民眾有所爭拗,一般由鄉

紳耆老出面調解,地方多在寺廟和城隍廟之內。香港開埠以還,華人申

訴調解的地方是文武廟,華人之間的糾紛都向這個組織提出申訴,並且

雙方接受它的仲裁。東華醫院成立之後,逐漸把類似的功能接收過來,

直至1908年正式取文武廟的位置而代之。何況傳統的鄉紳耆老只有調解

之力,無審裁之權,可是東華卻是調解審裁的權力集於一身,比之傳統

的制度又更上一層樓。至於行善施藥,扶生殮死就更加是東華本來的主

要功能。由此可知,東華醫院把歷史上基層鄉治的種種功能,直接及間

接地集於一身,完成了空前獨有的事功。(劉潤和,2006:33)

最重要是東華醫院的成立,代表華人社會的形成。在東華以前,已

有由華人自發組織的團體,以同鄉組織為多。早在開埠初期,便有新安

會館(冼玉儀,1997:175)。「早期的移民組織以行會為主,而大的行

幫則間中有以鄉籍分界。」(同上)東華醫院跟一般同鄉組織、會館不

一樣的地方,在於它的服務對象並不限於特定的身份(例如籍貫),而

是涵蓋在港的華人。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華人社會中的公共團體。

東華醫院成立之初,其工作已包括幫助被販賣的婦女。1870年代,

幾位旅港東莞商人有見拐帶成風,誘騙婦女出洋相當普遍,而受害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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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少為東莞人士。有見於此,他們籌組成立相關組織拯救婦女。當時

東華醫院亦有類似的社會服務,東莞商人遂與東華合作於1878年創立保

良局。「成立初期,保良局的工作主要是拯救被拐帶、或被迫為娼的婦

女和被虐待的婢女,將她們遣回原籍,或為她們安排擇偶配婚,或待領

育。其間則由保良局安置,供給衣食。」(同上:171)

如上文所提到,東華醫院及保良局代表等在香港生活的華人開始

建立組織,服務同在這個移民社會居住的大眾。但後來才歸入香港的九

龍半島和新界的情況,則跟香港島有所不同,其中跟本文討論相關的一

點,乃原來較具規模的村落,早有自發組織且相當活躍:

九龍樂善堂代表了原來九龍(包括現在九龍半島及新界部份地區)村落

的公益組織。它的網絡是以九龍城為核心,再與東、西、北等周邊地區

互相聯繫,構成九龍附城(即九龍城一帶)、蠔涌、荃灣、沙田等四約

二十三村的連合組織和活動範圍。從種種跡象顯示,當日樂善堂活動的

覆蓋範圍應該甚為廣闊。例如光緒二十年(1894年),港九發生嚴重瘟

疫,樂善堂除了於九龍城打鐵街堂址設廠施醫外,又於鑽石山南麓闢

地建立臨時墳場及義莊寄厝,遠至西貢井欄樹亦設立義塚,當知四約

二十三村的運作十分緊密。(趙雨樂,2001:96)

「早於1 8 9 8年英國踏足新界以前,樂善堂於九龍周邊的慈善事業

已告展開。自清光緒六年(1880年)該堂建成祠堂形制以來,即長期以

『善室』名義服務社群。」(同上:95)樂善堂所辦善業,得清官方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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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88.00

「福利」,在香港儼如一個沾上毒藥的名詞,每次提起,政府務必耍手擰頭,市

民亦很刻意地與之保持距離,深恐給標籤為「懶人」。怎樣想,香港都是一處難

以讓人聯想到慈善事業、社會福利的地方。但實際情況卻經常可以在緊急關頭,

見到香港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襄善舉,對有需要的人施以援手。在福

利慈善方面,香港人的表現一貫的實在。

結合這種低調的社會公益參與模式,原來是一個龐大的、充滿活力的非政府社會

福利服務系統。社福機構是這個系統的核心部份,帶動市民參與社會服務。其實

打從19世紀起,香港華人社團已籌組志願慈善機構,彌補殖民政府社會服務的

不足。時光輾轉經過百多年,由殖民地時代步入特區政府管治年代,非政府社會

福利服務機構仍保有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傳統,究其原因是它們能夠與市民建立信

任,令人們相信參與志願團體的活動,可以真正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究竟這份信任感是如何建立的?本書將會總結這些福利機構所走過的道路,探討

如何建立社會服務的傳統,中途遇過些甚麼困難,以及怎樣回應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