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冲破藩篱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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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第 4 乐 章 2013 年 7 月 7 日 星期日 18—19 中 国 教 育 报 创 刊 周 年 特 刊 30 主 编 ： 杨 咏 梅 编 辑 ： 黄 文 禹 跃 昆 李 凌 设 计 ： 张 鹏 制 图 ： 刘 健 校 对 ： 刘 梦 1993年第7期 《黄金时代》（共青团广东省委 主办的杂志） 波澜不惊地刊出了我的《我们的孩 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 1993年11月25日， 中国 教育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夏令营中的较量》为 题刊发该文，深度报道了1992年中日草原探险夏 令营中， 中日少年生存能力的对比， 揭示了中 国教育的危机。 同时以《怎样培养和关心下 一代》为题，发表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负 责人的谈话，时任总编辑俞家庆 配发短评《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29 日，刊发“《夏令营中的较量》 引起的思考”征文启事，由此拉 开了全国教育大讨论的序幕。 在北京、山东、浙江、 广东、河南、辽宁、四川、山西等地教育界，《夏令营 中的较量》成了热门的讨论话题，特别是在中小学， 一时间，各校竞相复印报纸，家长奔走相告。 据中国 青年报1994年3月17日的文章统计，已有约80家媒 体转载、报道相关事件。 1994年1月8日，中国教育报与全国少工委在团 中央举行《夏令营中的较量》座谈会，当时就承受着 某些压力。我特别感谢当时的国家教委，他们对《夏 令营中的较量》的有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 了“该文是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的结论。也就是 从这次座谈会开始，人民日报也展开了对《夏令营 中的较量》 讨论的系列报道， 发表了《黄金时代 缺失 了 什 么》、《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 界》等著名评述。 20年来， 虽然我们在提高 青少年体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采取了多项 举措， 但值得警惕的是， 在一些地 方，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更少了，实践能 力更差了， 身体素质相关指标不尽如人 意，应试教育仍然猖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 引发素质教育大讨论 □社会影响 《夏令营中的较量》 引起大讨论， 在 于它拨动了一根弦， 当时大家对中国的教 育都有一种感觉， 觉得有问题， 但是找 不到突破口， 潜在地积聚了很多能 量。 正好 《夏令营中的较量》 给了大 家一个爆发的突破口。 这篇稿子融合 了对教育欠缺的思考， 融合了对下一代的关 心， 还有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竞争， 两个民族 这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也就是说， 它包含 了对教育本身、 近现代史以及一点点政治的因 素， 如果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引不起全国的 讨论。 《夏令营中的较量》是对教育思想的深刻 反思， 我们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还要 有生存技能、 人与人相处的能力、 对环 境的认识等方面的素质， 这在今天依然有 价值。 《夏令营中的较量》当时对教育的 反思， 打开了新路子， 有伟大的意义， 同 时， 在我们漫长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 它又 是一个小的环节。 既伟大又渺小， 可贵的渺 小。 （陈锐军 时任《黄金时代》编辑） 随着教师节的设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 》的颁布，教师的 社会地位逐步提高， 但有些区域和 部门的决策者，对提高教师地位仍有 偏见。 1993 年11 月初， 记者编稿时， 发 现一封来自安徽省淮南发电总厂子弟学 校的信件， 后面有73 人的签名。 信中说： “ 安徽省电力工业局关于工资岗位等级的 [1993]882 号文件， 把子弟学校教师的岗位 等级标准定在最低一个档次， 处于企业后勤 服务部门之后。这个工资改革方案与国务院 有关文件精神是相悖的。” 来信呼吁记者帮助 老师们敦促有关部门重新调整教师的岗级标 准。 11月13 日， 记者拨通了该校电话， 教代 会召集人汪昌明说： “ 882号文件把子弟学校 的校长工资岗级定在13 级， 相当于电厂的运 行班长， 教师又比校长低4级， 这样， 中学高 级教师岗级仅相当于汽车队里的小车班长。 这 太不公平了！” 随后， 记者让汪昌明将安徽电力 工业局的“工资改革定级方案” 电传过来。 经过 对一整套表格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来信反映 情况属实。 记者将以上情况向时任普教部主任海心 同志 汇 报， 建议摘 发 来信内容并加 以评 说。 他同意后， 稿件发表在1993 年11 月 22日头版头条， 题目是“教师究竟排第 几？ ”， 副标题是“对安徽省电力工业 局压低子弟学校教师岗级的评说”。 关键是从观念上真正重教 □社会影响 文章见报当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摘要播发， 李岚清批示： 教师工资待遇 要按国家有关政策落实。 安徽电力工业局 办公室主任专程到报社， 代表单位诚恳接 受批评， 并承诺尽快调整工资改革方案。 当教 师们看到重新调整的改革方案时， 心情无比激 动， 他们推选出两位代表给报社送来一面锦 旗—— — “为教育呼， 替教师言”。 编辑部接着收到很多读者来信， 充分阐发 自己的看法。 经领导研究， 决定在第二版开设 “ 教师究竟排第几” 的讨论专栏。在短短 一个月中， 编辑部就收到500多封有关这 篇文章的讨论稿， 先后选出20篇来稿在 专栏发表。 这些讨论文章， 在当时对提 高教师社会地位的认识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王增昌） 1992年11月12日， 湖北武汉江家墩 小学年仅11岁的学生夏辉因一个上午未 上学， 竟被亲生父亲夏礼汉捆绑悬吊在屋 内致死。 11月19日，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报 道了这一消息。 该事件涉及未成年人保护、 亲子关系、家庭教育观念等诸多话题， 迅速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夏礼汉望子成龙心切， 平时， 他与妻子轮流接 送儿子上学和回家， 晚上陪着做作业。他信奉 “不打不成器”的古训。夏辉死后，他泪流满 面地说： “我有罪， 是我害了儿子， 可我是为 了他好啊！” 然而， 正是这种畸形的“ 爱”， 才 导致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发生。 20多年来， 媒体每年都报道一些孩子因 家庭暴力致残、 致死的案件， 最近南京两 个女童因饥饿死于家中的案件让人愤怒。 但要清醒意识到的是， 这些媒体报道的 恶性案件只是孩子承受家庭暴力的冰山 一角， 孩子在家庭中遭受暴力的问题普 遍存在。 （本报记者 禹跃昆） 追问未成年人保护的底线 □专家点评 我国 《 未成年人保护法 》 1992年开始实 施，于2006年进行了修订。 20多年来， 我国 刑法、 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进行了修订，新 制定了侵权行为法， 其中也有一些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的条款，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也出 台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 但遗憾的是， 当前与未成年人保护 相 关的法律制度存在两个明显缺陷： 首先是 缺乏国家顶层制度设计， 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的现象明显。 尽管我们总在说家庭、 学 校、社会、政府、 司法保护，但其中难以有 效衔接， 无法形成合力； 其次是现有立法和 政策宣示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可操作性不强。 即使我们早就明确了反对针对孩子的家庭暴 力， 父母要积极履行监护职责， 但在父母不 履行职责或虐待孩子时， 缺乏有效预防和干 预制度，以致屡屡发生导致孩子死亡的悲惨 事故。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当孩子们处于 困境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时， 他们多么渴望获得 来自国家的帮助。 相对国家而言，这 种孩子的渴望其实是国家、 政府对孩子 们的一种责任。 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 国家都已经制定了儿童福利制度， 明确 规定了政府以及司法机关在保障儿童健 康成长中的职责。 民政部已经把推动制 定儿童福利条例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 一， 我们期望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 度，以让孩子免受家庭暴力和恐惧，在 快乐中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 佟丽华） 这篇稿子发在1989年10月28日中国教 育报头版头条。 其时正值国家教委在湖南 召开农村教育改革暨燎原计划实施经验交 流会。 开幕式在长沙举行， 时任中央政治 局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专程坐飞机 到长沙做报告。 报社派了时任总编辑俞 家庆、 记者朱玲和我参会报道。 李铁映同志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 讲到农村师资队伍问题时， 他脱开讲稿 说： 我国目前还有300 来万民办教师。 他们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真诚关 心他们，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 他这段插话讲得很实在， 很动情。我听着 听着， 心头一热， 来了灵感： 这可是一则不可多 得的好新闻啊！第一， 我做过民办教师， 知道 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期盼。从1980年起， 国 家对民办教师开始重视， 通过直接转正、 选送 中师培训等渠道， 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出路。 但 到1985年， 这些举措都停止实行， 几百万民办 教师不知出路何在， 惶惶然而又凄凄然盼着国 家给他们福音。 第二， 李铁映是政治局委员兼 国家教委主任， 他讲的话代表党和国家。 不管 国家给不给出路， 他这番话都会温暖广大民办 教 师 的心。 于 是， 我 马 上向 俞总报 告， 说想单独就这段话写篇稿子发到 北京去。得到认可后，我连忙到房间 赶写。 李铁映同志讲完话后就飞回了北 京， 稿子写成后不能送审，怎么办？ 俞 总领着我找到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何东 昌。 何东昌书记笑盈盈地看了稿件， 然 后拿笔签了“ 可发” 两个字。我急忙骑 单车赶往办公室去发传真。 第二天， 报纸 便在头版头条隆重发出标题为 《 三百万民 办教师劳苦功高 》 的文章。 民办教师渴望的福音 □记者感悟 稿件见报后，反响很强烈。 那一段时 间， 我不断收到各地民办教师的信函和电 话，询问铁映同志讲话的详细情况，打听国 家的跟进措施，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 情。 很多人讲得真切动人， 写得催人泪下。 这篇稿件的效果， 我认为有三条： 其 一， 及时传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大民 办教师的关切； 其二，安慰、 鼓舞了奋斗 在教育最基层的广大民办教师；其三，可 能也加快了国家解决民办教师出路问题的 步伐。 此后不久， 国家启动民办教师转 公办程序，到1991年， 民办教师便成了一 个历史概念。 从这篇稿件刊发的前前后后，我真切 感受到了新闻宣传的影响之大和新闻工作 者的责任之重。 （本报记者 刘际雄） 1998年， 河北省唐县“ 普九”， 黄石口乡中学 迁址 建 楼 ， 资 金不 够 ， 校长 借钱 ， 欠债难还 。 2002年离春节还有10天，要账的追着校长甄珠子 不放。 无奈之下， 甄珠子带着咸菜烙饼和厚厚的 一摞欠账单来到北京求援。一连走了几家单位， 均是失望而归。“ 去找中国教育报吧。” 走投无 路间， 甄珠子来到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记者周飞热情 接待了他。 2月3日， 在中国教育报一版刊出深度报 道《我咋成了躲债校长》。 甄珠子和他的学校的境遇一经见报， 就引起了 各方关注。 2月4日， 上海上益教学仪器有限公司致 电报社， 表示愿意帮助学校还清欠教师的债。 2 月8 日， 春节前三天， 本报时任总编辑赵书生、 副总编 辑陈志伟， 上海上益教学仪器有限公司经理陈振华 等一行驱车500余公里， 来到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唐县 黄石口乡中学， 为教师们送上一份节日厚礼， 让教 师安心过年。 推动政府偿还“普九”债务 □社会影响 《我咋成了躲债校长》一经发表，全国各 地的热心读者纷纷来函或来电， 表达他们对 黄石口中学和甄珠子境遇的同情，对贫困地 区 “ 普九”欠债问题的关注。报道反映的不仅仅 是甄珠子一个校长一所学校的事，而是反映出 “ 普九”欠债这个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在农村贫 困地区，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这是一个教育难点、 热点问题，编辑部决定就此事开展讨论。 3月初，两会召开之际，本报就如何解决“ 普九”欠债 问题、进一步巩固提高“ 普九”成果进行了讨论，一时间成 为两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官员、企业老板、专家学者、校长 教师等纷纷加入讨论行列，讲述本地同类问题，提出解决 办法。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 普九”欠债，政府“ 买单”。 这是中国教育报最早在媒体中就 “ 普九”欠债这一 问题进行讨论，呼吁政府“ 买单”，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对政府还清 “ 普九”欠债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目前，各地 “ 普九”欠债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近日记者来到黄石口中学采访。 十余年间，校园内 的孩子们走了一拨又一拨， 不变的是当年借债建起的教 学楼还是十里八沟最显眼、最漂亮的建筑。因健康原因， 2005年退居二线的老校长甄珠子，鬓角已见白发、身形 消瘦，他握住记者的手激动地说： “ 感谢中国教育报，是 你们当年的呼吁、关照，让我们度过了难关。 ”他说，这 些年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来初 中没有辍学的孩子，不少孩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县 重点高中。 “ 现在，学校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 老校长甄珠子说。 （本报记者 周红松） 15年前， 也就是1998年1月11日， 中国教 育报“ 社会周刊”头版头条刊发了记者采写的 《 94万索赔案》一文。 文章写的是发生在上海校园内的学生意外 伤害事故引发的一场诉讼。不料一时激起了巨 大的社会反响， 近千封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投向 编辑部， 许多家长打电话找到记者要求前往报道 或者了解上海这一案件的司法判决。 信里信外， 电话那头无不表现出一种焦虑和无助， 让记者感 同身受。 1994 年上海一所中学在上体育活动课时， 一个排球被打到学校墙外， 学生肖某与几个同学 搭人梯欲翻墙去捡球。不幸瞬间发生，处在人梯之 顶的肖某不慎跌落， 后脑着地， 经抢救保住了性 命，但终生瘫痪。 肖某的母亲—— —当年上海 业务量居前十的大律师，起诉学校索赔94万 元，轰动申城。 肖某索赔案之所以会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不仅在于此案的索赔标价之 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 题。 换句话说， 这一案件的最终判决， 将会对 今后此类事故处理有非常重大的潜在影响。 催生校园伤害事故处理相关法规 □社会影响 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并不鲜见， 引起轰动的是 所谓天价索赔。 即使按现在来看， 94万元也绝不是一个 小数字， 但对家长来说， 94万元仅聊解生活医疗之困， 承担不了孩子一辈子的生活着落。 家长认为， 孩子在上 课时爬到3米多高的墙上老师没有发现和制止， 是引发事 故的关键原因，主要责任应由学校负。 学校认为， 如果由学生发生严重违纪行为而造成的伤害，仍 由学校来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就意味着纪律在校 园成了儿戏。 校内伤害事故，学校只能是被告吗？ 学校方与当事人家庭，对事故责任认定与赔偿各 执一词， 僵持不下， 而法院也迟迟判不下去， 形 成了一场长达7年之久的官司。 个中原因就是缺 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呼吁尽快就校园意外伤害 事故的处理立法， 便成为这一篇报道的要义。 报道刊发后， 中国教育报组织了半年的讨论，引 发广泛关注。 2001年2月13日，全国首部相关地方性法 规 《 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经市人大 审议通过，教育部制定的《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 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金志明） 11 年前， 各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轻装上 阵”， 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当“ 包袱” 甩 了出去。 2002年年初， 本报多次接到广东、 浙江、 江苏等地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电话和来信， 反映 当地政府对省级示范幼儿园实行改制断奶的问题， 而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小学幼儿园、 宿城区机关幼 儿园、 泗洪县幼儿园的“ 改革” 很具典型性。为 此， 2002 年6 月， 记者赶往宿迁进行调查采访。 为慎重起见， 稿件没有即时刊发， 然而在日后的10个 月里： 宿迁市沭阳县所有乡镇中心幼儿园全部卖掉； 宿迁市泗洪县所有乡镇中心园完全卖掉； 宿迁市5所省级示范园已有4所转制， 剩下一所也 在“ 纠结” 中。 2003年4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刊登了记者采写 的文章—— — 《 宿迁示范幼儿园谁买单？ 》。 文中客观反映 了示范园改制中不合常理的做法， 及改制后存在 的幼儿园优秀教师被迫离园、 国有资产流失、 保 教质量下降、人员工资福利得不到保障等具体问 题。 另外， 文中强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办 发[2003]13号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幼儿教育改革 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 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 了中央政府对幼教改革发展的指示精神。 （本报记者 陈晓蓓） 叫停变卖示范幼儿园 1996 年8 月20日， 本报发表 《 胡安梅和她 的账单 》， 报道了胡安梅生活的湖北省郧西县 湖北口回族乡桃园沟村很穷， 留不住公办教 师， 1992年， 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父亲猝 然病倒在三尺讲台上。 父亲走后， 村子里再 没来人教书， 20多个孩子辍学在家， 胡安梅 毅然接过父亲留下的教鞭和一笔960元的学生 欠款账单。 从此， 胡安梅在这个三尺讲台上 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子。 她不仅没收回学 生欠父亲的学费， 自己反而还多了700多元 学生的欠账。这篇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当年11月中旬， 记者带着报社和社会各界 捐款1万多元， 深入到胡安梅所在的学校进行采 访， 被胡安梅感人事迹深深打动， 同时发现账 单的更深层次原因， 是为了制止中小学生流失， 政府和教育部门煞费苦心， 采取了多种措施，其 中有一种是“校长包校、 班主任包班、教师包学 生”的办法，若有学生流失，老师就得上门“ 求”学 生上学。 因此许多老师为学生垫付学杂费。 贫困 地区教师一边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地培育着孩子 们，一边还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挣扎。 本报先后 又发表《走近胡安梅》和《 胡安梅现象引发的思 考》，认为贫困地区教师为学生垫付学杂费的精 神可嘉，但他们因此加剧贫困却让人心忧。 强烈 呼吁社会关注贫困地区教育，呼吁在贫困地区建 立奖励教师、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 本报的连续报道， 透过胡安梅个人现象折 射出全国贫困地区教育的艰辛， 让广大读者了解 了贫困地区的教育， 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贫困地区 的学生和教师。 呼吁社会关注贫困地区教育 □记者回访 近日记者再访胡安梅时， 她说， 中国教育 报 1996 年报 道她 的 事 迹 之 后 ， 引起了国家、 省、 市各级媒体的高度关注。 一时鼓励的信 件、资助的汇款单， 如同雪片般飞向桃园沟 村火地沟教学点。 胡安梅用各地寄来的捐 款设立了“ 胡安梅教育基金”， 主要资助 贫困学生和贫困民办教师。 学生学费一 律在基金里列支， 火地沟成了当时全 县第一所不收学生学费的学校。 10 多年来， 在社 会各界的捐助下， “ 胡安梅教育基金”已注入资 金14.1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090人次、 民办教师45 人次和21 个贫困户。 1998 年， 胡安梅正式转为公 办教师。 这些年来， 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 穷山恶水 的桃园沟破天荒地走出了8名大学生。 村上的发展 也牵动着胡安梅的心。 她先后为乡亲们致富援助 上万元资金， 还多方联系、 落实120余万元， 为村 里修路、 架电线、 建水窖等。 2007年2月， 胡安梅 被授予“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 荣誉称 号。 她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六大、 十七大代 表。 几年前， 为了工作需要， 胡安梅出任郧 西县妇联副主任一职，但她不忘教育， 积极关 注全县教育发展， 年年被聘为教育行风监督 员， 每年都和教育部门联手开展关爱贫困师生活 动， 她的“ 胡安梅教育基金” 像雨露， 仍在滋润 着大山里的贫困师生。 （本报记者 程墨） □专家点评 在当年出售公办幼儿园的风潮中， 宿迁是做 得最彻底的： 1526所幼儿园全部卖掉。 实现了当 地政府要求的“ 全部变成民营实体， 使各幼教单 位真正成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主体”。 不论是在当 时， 还是今天事后反思， 这一决定都是错误的、 荒谬的。 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办法对待幼儿 园、 对待学校， 看似思想解放、 市场意识浓 厚，实际上是对什么是市场、 什么该推向 市场、 什么是政府责任、 什么是政府主体认识不清。 2003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教育部等《 关于幼儿 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明确指出：一些地 方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尚不到位， 简单套用企业改 制的做法， 将幼儿园推向市场， 减少或停止投入， 甚至 出售……坚决实行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 负责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 不得借转制之名停止或减少 对公办幼儿园的投入， 不得出售或变相出售公办幼儿园 和乡(镇)中心幼儿园， 已售的要限期收回。 2000年前后， 全国出售幼儿园之风在各地蔓延， 宿 迁只是一个格外典型的缩影。当过了5年、 10年之 后， 2010 年， 学前教育迎来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机 遇， 政府主导成为主旋律， 大力发展公办园成为国 家要求。 这时候， 传来有的地方当初10万元卖出的 幼儿园，如今数百万元也买不回来的消息， 再次佐 证了当初大肆卖掉公办园的决策有多么短视。 不是 什么都可以推向市场的， 教育永远是一项公共产品， 如果忘记了政府在提供这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 的责任和使命， 办人民满意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 （学前教育专家 泰格玛） 那 些 冲 破 藩 篱 的 呐 喊 那 些 直 面 难 题 的 勇 气 《我咋成了躲债校长》 作者： 周飞 2002年2月3日一版 “普九”是政府的责 任，欠债应由政府“买单” 《 94万索赔案》 作者：金志明 1998年1月11日五版 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 故认定与赔偿要有法可依 《宿迁示范幼儿园谁买单？》 作者：陈晓蓓 2003年4月8日三版 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改 制的方法办教育 《胡安梅和她的账单》 作者：傅继忠 余功辉 胡琼 李启东 1996年8月20日一版 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需 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三百万民办教师劳苦功高》 作者：刘际雄 朱玲 1989年10月28日一版 民办教师是农村教育 的脊梁， 不能亏待他们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国 家顶层制度设计 《小学生夏辉竟被父吊死》 作者：碧草 1992年11月19日一版 提高教师地位和待 遇要落到实处 《教师究竟排第几？》 作者：海心 王增昌 1993年11月22日一版 《夏令营中的较量》 作者： 孙云晓 1993年11月25日一版 以国际竞争视角来 培养青少年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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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第4乐章2013年 7月 7日 星期日
18—19中国教育报创刊
周年特刊
30
主编：杨咏梅
编辑：黄文
禹跃昆
李凌
设计：张鹏
制图：刘健
校对：刘梦
1993年第7期 《黄金时代》（共青团广东省委主办的杂志） 波澜不惊地刊出了我的 《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 1993年11月25日，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夏令营中的较量》为题刊发该文，深度报道了1992年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中， 中日少年生存能力的对比， 揭示了中
国教育的危机。 同时以《怎样培养和关心下一代》为题，发表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负
责人的谈话，时任总编辑俞家庆配发短评《心中沉甸甸的问号》。29日，刊发“《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的思考”征文启事，由此拉
开了全国教育大讨论的序幕。 在北京、山东、浙江、广东、河南、辽宁、四川、山西等地教育界，《夏令营中的较量》成了热门的讨论话题，特别是在中小学，一时间，各校竞相复印报纸，家长奔走相告。 据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17日的文章统计，已有约80家媒体转载、报道相关事件。
1994年1月8日，中国教育报与全国少工委在团中央举行《夏令营中的较量》座谈会，当时就承受着某些压力。 我特别感谢当时的国家教委，他们对《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有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了“该文是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的结论。 也就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人民日报也展开了对《夏令营
中的较量》 讨论的系列报道，发表了《黄金时代缺失了什么》、《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等著名评述。
20年来， 虽然我们在提高青少年体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采取了多项举措， 但值得警惕的是， 在一些地方，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更少了，实践能力更差了， 身体素质相关指标不尽如人意，应试教育仍然猖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
引发素质教育大讨论
□社会影响
《夏令营中的较量》 引起大讨论， 在于它拨动了一根弦， 当时大家对中国的教育都有一种感觉， 觉得有问题， 但是找
不到突破口， 潜在地积聚了很多能量。 正好 《夏令营中的较量》 给了大家一个爆发的突破口。 这篇稿子融合
了对教育欠缺的思考， 融合了对下一代的关心， 还有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竞争， 两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也就是说， 它包含了对教育本身、 近现代史以及一点点政治的因素， 如果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引不起全国的讨论。
《夏令营中的较量》 是对教育思想的深刻反思， 我们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还要
有生存技能、 人与人相处的能力、 对环境的认识等方面的素质， 这在今天依然有价值。 《夏令营中的较量》 当时对教育的反思， 打开了新路子， 有伟大的意义， 同时， 在我们漫长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 它又是一个小的环节。 既伟大又渺小， 可贵的渺小。
（陈锐军 时任 《黄金时代》 编辑）
随着教师节的设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的颁布， 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 但有些区域和部门的决策者， 对提高教师地位仍有偏见。
1993年11月初， 记者编稿时， 发现一封来自安徽省淮南发电总厂子弟学
校的信件， 后面有73人的签名。 信中说：“安徽省电力工业局关于工资岗位等级的[1993]882号文件， 把子弟学校教师的岗位
等级标准定在最低一个档次， 处于企业后勤服务部门之后。 这个工资改革方案与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是相悖的。” 来信呼吁记者帮助老师们敦促有关部门重新调整教师的岗级标准。
11月13日， 记者拨通了该校电话， 教代会召集人汪昌明说： “882号文件把子弟学校的校长工资岗级定在13级， 相当于电厂的运行班长， 教师又比校长低4级， 这样， 中学高级教师岗级仅相当于汽车队里的小车班长。 这
太不公平了！” 随后， 记者让汪昌明将安徽电力工业局的“工资改革定级方案” 电传过来。 经过对一整套表格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来信反映情况属实。
记者将以上情况向时任普教部主任海心同志汇报， 建议摘发来信内容并加以评说。 他同意后， 稿件发表在1993年11月22日头版头条， 题目是“教师究竟排第几？”， 副标题是“对安徽省电力工业局压低子弟学校教师岗级的评说”。
关键是从观念上真正重教
□社会影响
文章见报当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播发， 李岚清批示： 教师工资待遇要按国家有关政策落实。 安徽电力工业局办公室主任专程到报社， 代表单位诚恳接
受批评， 并承诺尽快调整工资改革方案。 当教师们看到重新调整的改革方案时， 心情无比激动， 他们推选出两位代表给报社送来一面锦旗———“为教育呼， 替教师言”。
编辑部接着收到很多读者来信， 充分阐发自己的看法。 经领导研究， 决定在第二版开设
“教师究竟排第几” 的讨论专栏。 在短短一个月中， 编辑部就收到500多封有关这篇文章的讨论稿， 先后选出20篇来稿在专栏发表。 这些讨论文章， 在当时对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认识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王增昌）
1992年11月12日， 湖北武汉江家墩小学年仅11岁的学生夏辉因一个上午未上学， 竟被亲生父亲夏礼汉捆绑悬吊在屋内致死。 11月19日，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该事件涉及未成年人保护、亲子关系、 家庭教育观念等诸多话题， 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夏礼汉望子成龙心切， 平时， 他与妻子轮流接送儿子上学和回家， 晚上陪着做作业。 他信奉“不打不成器” 的古训。 夏辉死后， 他泪流满面地说： “我有罪， 是我害了儿子， 可我是为了他好啊！” 然而， 正是这种畸形的“爱”， 才导致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发生。
20多年来， 媒体每年都报道一些孩子因
家庭暴力致残、 致死的案件， 最近南京两个女童因饥饿死于家中的案件让人愤怒。但要清醒意识到的是， 这些媒体报道的恶性案件只是孩子承受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 孩子在家庭中遭受暴力的问题普遍存在。 （本报记者 禹跃昆）
追问未成年人保护的底线
□专家点评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2年开始实施， 于2006年进行了修订。 20多年来， 我国刑法、 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进行了修订， 新制定了侵权行为法， 其中也有一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 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也出台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
但遗憾的是， 当前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存在两个明显缺陷： 首先是缺乏国家顶层制度设计， 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的现象明显。 尽管我们总在说家庭、 学校、 社会、 政府、 司法保护， 但其中难以有效衔接， 无法形成合力； 其次是现有立法和政策宣示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可操作性不强。即使我们早就明确了反对针对孩子的家庭暴力， 父母要积极履行监护职责， 但在父母不履行职责或虐待孩子时， 缺乏有效预防和干预制度， 以致屡屡发生导致孩子死亡的悲惨事故。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当孩子们处于困境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时， 他们多么渴望获得
来自国家的帮助。 相对国家而言， 这种孩子的渴望其实是国家、 政府对孩子们的一种责任。 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制定了儿童福利制度， 明确规定了政府以及司法机关在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中的职责。 民政部已经把推动制定儿童福利条例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我们期望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以让孩子免受家庭暴力和恐惧， 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 佟丽华）
这篇稿子发在1989年10月28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 其时正值国家教委在湖南召开农村教育改革暨燎原计划实施经验交流会。 开幕式在长沙举行，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专程坐飞机到长沙做报告。 报社派了时任总编辑俞家庆、 记者朱玲和我参会报道。
李铁映同志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讲到农村师资队伍问题时， 他脱开讲稿说： 我国目前还有300来万民办教师。他们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真诚关
心他们，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他这段插话讲得很实在， 很动情。 我听着听着， 心头一热， 来了灵感： 这可是一则不可多得的好新闻啊！ 第一， 我做过民办教师， 知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期盼。 从1980年起， 国家对民办教师开始重视， 通过直接转正、 选送中师培训等渠道， 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出路。 但到1985年， 这些举措都停止实行， 几百万民办教师不知出路何在， 惶惶然而又凄凄然盼着国家给他们福音。 第二， 李铁映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 他讲的话代表党和国家。 不管国家给不给出路， 他这番话都会温暖广大民办
教师的心。 于是， 我马上向俞总报告， 说想单独就这段话写篇稿子发到北京去。 得到认可后， 我连忙到房间赶写。
李铁映同志讲完话后就飞回了北京， 稿子写成后不能送审， 怎么办？ 俞总领着我找到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何东昌。 何东昌书记笑盈盈地看了稿件， 然后拿笔签了“可发” 两个字。 我急忙骑单车赶往办公室去发传真。 第二天， 报纸便在头版头条隆重发出标题为 《三百万民办教师劳苦功高》 的文章。
民办教师渴望的福音
□记者感悟稿件见报后， 反响很强烈。 那一段时
间， 我不断收到各地民办教师的信函和电话，询问铁映同志讲话的详细情况，打听国家的跟进措施， 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
情。 很多人讲得真切动人， 写得催人泪下。这篇稿件的效果， 我认为有三条： 其
一， 及时传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大民办教师的关切； 其二， 安慰、 鼓舞了奋斗在教育最基层的广大民办教师； 其三， 可能也加快了国家解决民办教师出路问题的
步伐。 此后不久， 国家启动民办教师转公办程序， 到1991年， 民办教师便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从这篇稿件刊发的前前后后， 我真切感受到了新闻宣传的影响之大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之重。 （本报记者 刘际雄）
1998年， 河北省唐县“普九”， 黄石口乡中学迁址建楼， 资金不够， 校长借钱， 欠债难还 。2002年离春节还有10天， 要账的追着校长甄珠子不放。 无奈之下， 甄珠子带着咸菜烙饼和厚厚的一摞欠账单来到北京求援。 一连走了几家单位，均是失望而归。 “去找中国教育报吧。” 走投无
路间， 甄珠子来到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记者周飞热情接待了他。 2月3日， 在中国教育报一版刊出深度报道 《我咋成了躲债校长》。
甄珠子和他的学校的境遇一经见报， 就引起了各方关注。 2月4日， 上海上益教学仪器有限公司致电报社， 表示愿意帮助学校还清欠教师的债。 2月8
日， 春节前三天， 本报时任总编辑赵书生、 副总编辑陈志伟， 上海上益教学仪器有限公司经理陈振华等一行驱车500余公里， 来到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唐县黄石口乡中学， 为教师们送上一份节日厚礼， 让教师安心过年。
推动政府偿还“普九”债务
□社会影响
《我咋成了躲债校长》一经发表，全国各地的热心读者纷纷来函或来电， 表达他们对黄石口中学和甄珠子境遇的同情， 对贫困地区“普九”欠债问题的关注。报道反映的不仅仅是甄珠子一个校长一所学校的事，而是反映出
“普九”欠债这个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这是一个教育难点、
热点问题，编辑部决定就此事开展讨论。
3月初，两会召开之际，本报就如何解决“普九”欠债问题、进一步巩固提高“普九”成果进行了讨论，一时间成为两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官员、企业老板、专家学者、校长教师等纷纷加入讨论行列，讲述本地同类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普九”欠债，政府“买单”。
这是中国教育报最早在媒体中就“普九”欠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呼吁政府“买单”，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对政府还清“普九”欠债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目前，各地“普九”欠债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近日记者来到黄石口中学采访。 十余年间，校园内
的孩子们走了一拨又一拨， 不变的是当年借债建起的教学楼还是十里八沟最显眼、最漂亮的建筑。 因健康原因，2005年退居二线的老校长甄珠子，鬓角已见白发、身形消瘦，他握住记者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中国教育报，是你们当年的呼吁、关照，让我们度过了难关。”他说，这些年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来初中没有辍学的孩子，不少孩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现在，学校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老校长甄珠子说。
（本报记者 周红松）
15年前， 也就是1998年1月11日， 中国教育报“社会周刊”头版头条刊发了记者采写的《94万索赔案》一文。
文章写的是发生在上海校园内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引发的一场诉讼。 不料一时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近千封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投向编辑部， 许多家长打电话找到记者要求前往报道
或者了解上海这一案件的司法判决。 信里信外，电话那头无不表现出一种焦虑和无助， 让记者感同身受。
1994年上海一所中学在上体育活动课时，一个排球被打到学校墙外， 学生肖某与几个同学搭人梯欲翻墙去捡球。不幸瞬间发生，处在人梯之顶的肖某不慎跌落， 后脑着地， 经抢救保住了性
命，但终生瘫痪。 肖某的母亲———当年上海业务量居前十的大律师，起诉学校索赔94万元，轰动申城。肖某索赔案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不仅在于此案的索赔标价之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 换句话说， 这一案件的最终判决， 将会对今后此类事故处理有非常重大的潜在影响。
催生校园伤害事故处理相关法规
□社会影响
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并不鲜见， 引起轰动的是所谓天价索赔。 即使按现在来看， 94万元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对家长来说， 94万元仅聊解生活医疗之困，承担不了孩子一辈子的生活着落。 家长认为， 孩子在上课时爬到3米多高的墙上老师没有发现和制止， 是引发事
故的关键原因，主要责任应由学校负。 学校认为，如果由学生发生严重违纪行为而造成的伤害，仍由学校来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就意味着纪律在校园成了儿戏。 校内伤害事故，学校只能是被告吗？学校方与当事人家庭， 对事故责任认定与赔偿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 而法院也迟迟判不下去， 形成了一场长达7年之久的官司。 个中原因就是缺
少相关的法律法规， 因此呼吁尽快就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立法， 便成为这一篇报道的要义。
报道刊发后， 中国教育报组织了半年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 2001年2月13日，全国首部相关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经市人大审议通过，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金志明）
11年前， 各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轻装上阵”， 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当“包袱” 甩了出去。 2002年年初， 本报多次接到广东、 浙江、江苏等地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电话和来信， 反映当地政府对省级示范幼儿园实行改制断奶的问题，而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小学幼儿园、 宿城区机关幼儿园、 泗洪县幼儿园的“改革” 很具典型性。 为此， 2002年6月， 记者赶往宿迁进行调查采访。
为慎重起见， 稿件没有即时刊发， 然而在日后的10个月里：
宿迁市沭阳县所有乡镇中心幼儿园全部卖掉；宿迁市泗洪县所有乡镇中心园完全卖掉；宿迁市5所省级示范园已有4所转制， 剩下一所也
在“纠结” 中。2003年4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刊登了记者采写
的文章———《宿迁示范幼儿园谁买单？》。 文中客观反映
了示范园改制中不合常理的做法， 及改制后存在的幼儿园优秀教师被迫离园、 国有资产流失、 保教质量下降、 人员工资福利得不到保障等具体问题。 另外， 文中强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办发[2003]13号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了中央政府对幼教改革发展的指示精神。
（本报记者 陈晓蓓）
叫停变卖示范幼儿园
1996年8月20日， 本报发表 《胡安梅和她的账单》， 报道了胡安梅生活的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桃园沟村很穷， 留不住公办教师， 1992年， 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父亲猝然病倒在三尺讲台上。 父亲走后， 村子里再没来人教书， 20多个孩子辍学在家， 胡安梅毅然接过父亲留下的教鞭和一笔960元的学生欠款账单。 从此， 胡安梅在这个三尺讲台上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子。 她不仅没收回学生欠父亲的学费， 自己反而还多了700多元
学生的欠账。 这篇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当年11月中旬， 记者带着报社和社会各界
捐款1万多元， 深入到胡安梅所在的学校进行采访， 被胡安梅感人事迹深深打动， 同时发现账单的更深层次原因， 是为了制止中小学生流失，政府和教育部门煞费苦心， 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有一种是“校长包校、班主任包班、教师包学生”的办法，若有学生流失，老师就得上门“求”学生上学。 因此许多老师为学生垫付学杂费。 贫困地区教师一边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地培育着孩子
们，一边还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挣扎。 本报先后又发表《走近胡安梅》和《胡安梅现象引发的思考》，认为贫困地区教师为学生垫付学杂费的精神可嘉，但他们因此加剧贫困却让人心忧。 强烈呼吁社会关注贫困地区教育，呼吁在贫困地区建立奖励教师、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
本报的连续报道， 透过胡安梅个人现象折射出全国贫困地区教育的艰辛， 让广大读者了解了贫困地区的教育， 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教师。
呼吁社会关注贫困地区教育
□记者回访
近日记者再访胡安梅时， 她说， 中国教育报1996年报道她的事迹之后， 引起了国家、省、 市各级媒体的高度关注。 一时鼓励的信件、 资助的汇款单， 如同雪片般飞向桃园沟村火地沟教学点。 胡安梅用各地寄来的捐款设立了“胡安梅教育基金”， 主要资助贫困学生和贫困民办教师。 学生学费一律在基金里列支， 火地沟成了当时全
县第一所不收学生学费的学校。 10多年来， 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 “胡安梅教育基金” 已注入资金14.1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1090人次、 民办教师45人次和21个贫困户。 1998年， 胡安梅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这些年来， 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 穷山恶水的桃园沟破天荒地走出了8名大学生。 村上的发展也牵动着胡安梅的心。 她先后为乡亲们致富援助上万元资金， 还多方联系、 落实120余万元， 为村里修路、 架电线、 建水窖等。 2007年2月， 胡安梅
被授予“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 荣誉称号。 她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六大、 十七大代表。
几年前， 为了工作需要， 胡安梅出任郧西县妇联副主任一职， 但她不忘教育， 积极关注全县教育发展， 年年被聘为教育行风监督员， 每年都和教育部门联手开展关爱贫困师生活动， 她的“胡安梅教育基金” 像雨露， 仍在滋润着大山里的贫困师生。
（本报记者 程墨）
□专家点评
在当年出售公办幼儿园的风潮中， 宿迁是做得最彻底的： 1526所幼儿园全部卖掉。 实现了当地政府要求的“全部变成民营实体， 使各幼教单位真正成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主体”。 不论是在当时， 还是今天事后反思， 这一决定都是错误的、荒谬的。 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办法对待幼儿园、 对待学校， 看似思想解放、 市场意识浓厚， 实际上是对什么是市场、 什么该推向
市场、 什么是政府责任、 什么是政府主体认识不清。2003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教育部等 《关于幼儿
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明确指出： 一些地方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尚不到位， 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做法， 将幼儿园推向市场， 减少或停止投入， 甚至出售……坚决实行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 不得借转制之名停止或减少对公办幼儿园的投入， 不得出售或变相出售公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 已售的要限期收回。
2000年前后， 全国出售幼儿园之风在各地蔓延， 宿
迁只是一个格外典型的缩影。 当过了5年、 10年之后， 2010年， 学前教育迎来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机遇， 政府主导成为主旋律， 大力发展公办园成为国家要求。 这时候， 传来有的地方当初10万元卖出的幼儿园， 如今数百万元也买不回来的消息， 再次佐证了当初大肆卖掉公办园的决策有多么短视。 不是什么都可以推向市场的， 教育永远是一项公共产品，如果忘记了政府在提供这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使命， 办人民满意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
（学前教育专家 泰格玛）
那些冲破藩篱的呐喊 那些直面难题的勇气
《我咋成了躲债校长》作者： 周飞
2002年2月3日一版
“普九” 是政府的责任，欠债应由政府“买单”
《94万索赔案》作者：金志明
1998年1月11日五版
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认定与赔偿要有法可依
《宿迁示范幼儿园谁买单？》作者：陈晓蓓
2003年4月8日三版
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方法办教育
《胡安梅和她的账单》作者：傅继忠 余功辉 胡琼 李启东
1996年8月20日一版
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三百万民办教师劳苦功高》作者：刘际雄 朱玲
1989年10月28日一版
民办教师是农村教育的脊梁， 不能亏待他们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国家顶层制度设计
《小学生夏辉竟被父吊死》作者：碧草
1992年11月19日一版
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要落到实处
《教师究竟排第几？》作者：海心 王增昌
1993年11月22日一版
《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 孙云晓
1993年11月25日一版
以国际竞争视角来培养青少年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