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与罗马史学

因为任何历史叙事都可以被再应用于重新构建新的解释体系，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将下述因素也包括在形式之中：文本的政治背景，作者可能存在的偏见（尽管对此一直存在着争议），任何第一读者的文化预期，以及历史写作文体自身的套路和法则，很明显，讲述故事的方式与故事本身同样重要（事实上也构成故事的一部分）。任何阅读和重建古代罗马史的努力面临上述处境：如同T. J. Cornell在其大部头的罗马早期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早期罗马史材料是文献史料。”

如果罗马史和罗马史学互相关联，显然了解罗马人如何写作历史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C. S. Kraus and A. J. Woodman, Latin Historians

大编年纪

因为历史一开始就是编年史的汇编，记录一些杂事以

保存一般的传说，从城邦的早期开始，一直到普布里乌斯·穆西乌斯担任祭司长，每位大祭司都曾经写下他任职

那一年的所有事件，把它们记在白板上，悬挂起来，所有人都有自由去那里了解这些记载，知道今天人们还把这些记载称作大祭司的编年史。许多没有任何演讲术修养的人也采用相同的写作风格，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有关日期、人物、地点、事件的记录。

——西塞罗：《论演说家》（vol. II. 12-15.）

据伽图在《起源》第4卷中所言：他不拟写作大祭司的白

版中的内容，诸如记录年代，日月无光或者日食月食之类的东西。

77 Gell. II 28, 6 ed. Hermann Peter, Historicorum Romanorum Fragmenta，Leipzig: Teubner, 1883 (pp. 40-67)

对于《大编年纪》的可靠性和史家的利用程度我们都不可过于乐观。最近的研究结论是：

我们应该将大祭司编年是视为形式粗糙的怪物，难以阅读，有可能只是不同的人所刻录的几块铜版而已，组织混乱，随时间流逝又有所缺漏。有些地方，很可能有修补，使原始记录更加丰富。

-- C. S. Kraus and A. J. Woodman, Latin Historians,

老伽图与拉丁史学

在每项事情上都兢兢业业。是个好农夫，娴熟的法律顾问，伟大的将军，令人信服的演说家，和用心向学之士。哪怕年事已高仍不

放松，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以致少有不被他所知晓的希腊事务和意大利事务。老年时写作历史7卷。第一卷讲述罗马人的国王的事情：第2和第3卷讲述意大利城市的兴起，以及一切名称的起源。在第4卷中讲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在第5卷中讲述第二次布匿战争。逐条论述。也讲到其他战争，直到Servius Galba，他分裂了Lusitanos；没有提到这些战斗中的将领，但是记下了相关史事。也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诸行省发生的奇异之事。这些叙述中体现了许多辛劳和勤奋，没有教诲。我们在其传记中将更多地论述其生平和德行，受T. Pomponius Atticius之请我对他进行了单独论述。 ——Nepos，Cato

文化转折与《起源》

他不仅亲自教孩子识字，而且还是他的法律老

师，他的体育教练。不仅教儿子投掷标枪，搏斗和骑马，而且教他拳击，忍受暑热和严寒，在台伯河里游泳。他说，《罗马史》是他自己亲手书写的，以便他的儿子在家里就能了解国家的古老传统。

——普鲁塔克：《伽图传》20. 4-5.为了让儿子对希腊文化抱有偏见，他以预言家

或者巫师的语气断言，一旦受到希腊文化的侵染，罗马将失去他的帝国。 Ibid.

据说他学习希腊语较晚，能阅读希腊文书籍时他已经着实有一把年纪了。他在演说术方面颇得益于修昔底德，尤其是德摩斯提尼。在作品中用希腊故事和态度加以适当润色，他所使用的格言和习语有许多直接译自希腊文。 Ibid.

他总是坚持他本国的习惯，而嘲笑那些醉心于希腊，认为它一切都好的人。例如用希腊文写作历史的Postumius Albinus在前言中请求读者原谅。对此，伽图取笑说：如果他是受命于Amphictyonic Assembly（雅典同盟联席会议）的话，他才需要请求读者原谅。而且他说，雅典人对他讲话的语速和尖刻表示惊讶。因为他自己简明扼要的话语，被通译说成长篇累牍，他觉得希腊人话语不过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而罗马人是用心来说话的。12.4.

老伽图与波利比乌

一次，应波利比乌的邀请，西庇阿要求伽图为一些来自阿凯亚的人质辩护。元老院争执不下，伽图说：我们似乎无所事事，争论到底一些希腊老人是该埋在这里还是阿卡亚。”几天以后，波利比阿试图再次让元老院讨论为那些人质恢复在阿凯亚曾经享受的待遇，并征求伽图的意见。伽图笑着回答说，波利比阿就像奥德修斯似的，为了找回遗失的杯子和腰带，要返回Cyclops山洞。9.2.

波利比乌确实提到在一天之内，他下令夷平Baetis河朝向罗马一方的所有城市的城墙，尽管这些城墙很多，城内驻扎着善战的勇士。Ibid.

西塞罗

人们一直有一个期望，或更准确

地说，一个要求，即你应该写一部历

史。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我们也许同样可以与希腊人一比高低。此外，要说我给你的意见，在我看来，为了这块你拯救过的而且你还可能使之荣耀的土地，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是对那些期望从文献中获得愉悦的人们，而且是对你的祖国的义务。因为，而你肯定可以令人满意地填补这一空白，因为——正如同你一直相信的——这一学科的文献比任何其他学科更接近雄辩学。西塞罗：《法律篇》

希腊标准与早期罗马史学

罗马人民中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物，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自己的英勇行为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

——撒鲁斯特：《卡提林阴谋》

若想写得像希腊人的历史一样好，那需要很高的才能。要是标准就像我们的同胞一样，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演说家来写，只要有一个不撒谎的人就行了。

许多没有任何演讲术修养的人也采用（与《大编年纪》）相同的写作风格，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有关日期、人物、地点、事件的记录。在此意义上，Phercydes Hellanicus，Acusilas以及其他许多希腊人，与我们的伽图，庇克托尔，庇索一样，不懂得如何修饰作品。

因为文章的修饰时后来才传入的——只要他们的叙

述能够够被理解，他们就把准确性当作史家唯一的优点。可敬的Antipater是克拉苏的亲密朋友，他的

水准要高一些，给历史添加了一种比较丰富的语调，而其他人则对事实不做任何修饰，仅仅是编年史，没有别的东西了。

卡图鲁斯：“事情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但是，连你的朋友Coelius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也没有做各种

各样的反思，或者用丰富的词汇和平铺直叙的文风来完成他的名著，而是显得非常粗糙，就像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修辞学的人写的。但不管怎么说，他超过了他的前人。

你明白演说家在撰写历史著作中有多大责任吗？我宁可认为文章的流利和措辞的多样性是第一位的，然而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修辞学家对此做过独立的指导，他的规则确实是开放的。因为有谁不知道，撰写历史的第一条法则就是除了事实真相不能讲其他任何事情？他的第二条法则不就是作者必须大胆地讲述整个事实真相吗？他的作品一定不能有任何偏见，对吗？也不能有邪恶的东西，对吗？这种基础工作当然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然而整个文章的结构建立在故事和措辞之上。主题的性质需要按年代排列，需要有地理方面的描写。由于人们在阅读时会不断寻找那些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战役的计划，具体的行动，后续的结果，

所以作者在涉及这样的计划时，也需要表示赞同，而在叙述成就时，不仅要讲述做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讲述或说的方式。在评价后果时，为了解释所有与此相关的原因，要看他的缘起是否出于偶然或者是否随意，或者是否蛮干。至于个别的行动者，除了阐述他们的功绩之外，也需要讲述他们的生平和性格，就好比我们在讲述某些杰出人物的名声和尊严。还有要追随某种语言和风格是简单易行的，只要按照规定的方向前进，有一定程度的明晰，不要变化多端，避免使用我们在法庭上使用的粗鲁语言或律师使用的讽刺人的警句。

——西塞罗：《论演说家》vol. II. 12-15.

普布里乌·穆瑞纳（Publius Murena）只具有中等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醉心于文学，多才多艺，辛勤地劳作。

卢西乌斯·埃利乌斯，罗马骑士，广泛阅读了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同时研究了我们所有早期文献，无论是事实记载，还是各种发明和论述罗马人的起源，由此成了一名公认的学者。在这个知识领域中，我们的朋友瓦罗有着最强的能力和最渊博的学识，他向埃利乌斯学习，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加以扩大，在著述的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埃利乌斯。

卢西乌斯·西森纳（Lucius Cornelius Sisena），受过学术训练，热心各门学问。从他撰写的历史最能看出他的能力，在这个方面他超过他所有的前辈，然而这也表明这类作品离完美还有多远，用拉丁文撰写历史还需要进一步成熟。

——西塞罗：《布鲁图》（67）

第一部完整流传的罗马史书

凯撒求助于合理的理论，努力矫正遭到歪曲和滥用的词语，恢复语言的纯洁性。就这样，除了精心挑选拉丁词语，再加上富有特点的演讲风格的装饰，他的演讲产生的效果就好像把一幅精美的图画置于充足的光线之下。他是演讲大事，才华横溢，不落俗套，在嗓音、姿态、以及演说家的整个身体条件等方面，都拥有高贵的气质。

《高卢战记》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讲述自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0年恺撒征服高卢、不列颠的全过程，按年分卷，每年一卷，凡七卷（至公元前52年），

第八卷是由他的幕僚补写完成。此书拉丁文名为“Commentarii”，属于军事长官的日志之类。

（《高卢战记》）就像裸体塑像那样直率和雅致，在风格上剥去了一切装饰，就好像把衣服都搁在一边。他的目的是为其他人撰写历史提供素材。他也许成功地满足了那些庸人们的欲望，因为他们希望用他们自己的烫发钳整理他的材料，（但他还是使得那些有点头脑的人不敢去涉猎这个题目）。但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察觉到他有着健全的判断力，因为在历史书中没有什么比简洁、清晰、准确更令人喜悦了。

——西塞罗：《布鲁图》（75）。恺撒的《内战记》，凡三卷，讲述内战头两年的战事，整个讲述恺撒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亚细亚的战斗。此后，他的幕僚补充写作了《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直到击毙小格奈尼乌斯·庞培。最后竟然出乎意料地以恺撒的演说作为结束。

对于这些《战记》，希尔提乌斯赞美道：“它们受到所有评论家如此高的赞扬，以致他好像不是为作家们提供了机会，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可我们队它们的赞扬比其他人还要高，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战记被写得多么优美，多么准确；可我们另外还知道，他写这些战记写得多么不费劲，多么迅速。”然而，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认为，这些《战记》写

得既不认真又缺乏真实性。因为，关于许多别人做的事，凯撒太轻信他们自己的说法，而关于许多他自己做的事，则不是有意就是由于记不清而受到篡改。波里奥还推断说，凯撒曾打算改写和修正自己的《战记》。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LVI. 2-4.

义务与罗马盛衰

“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无法承受闲暇和财富。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蛮、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们分辨敌友不是按照他们的功业，而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有利，使得人们

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 。

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怀有真心诚意。开头这些恶习蔓延得不快，他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经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然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10）

拉丁史学典范：李维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后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

——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9）

《建城以来史》，142卷，I—X, XXI—XLV完整，此前其他各卷有较多残篇，此后各卷多只有标题或简单摘录。

塔西陀与道德史学的高峰

1. 历史学家的德行：历史的真相。

2. 罗马人的德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那些没有仇人的人结果却毁在自己的朋友的手里。然而，在这个时代，道德并没有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的地步。

塔西陀（55-120），作品有《历史》（现存讲述内战的4卷多一点），《编年史》（大部分留存讲述内

战之前史），《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论演说》。

1. 各种异兆：天空和地上出现了一些异兆，听到了雷声的示警，关于未来的欢乐的和阴暗的预言，暧昧的和明确的预言。诸神不关心保护我们的安全，却很注意我们所受的惩罚，这一点可以从罗马人民身受的可怕灾难或不容置疑的朕兆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塔西陀：《历史》

五种体裁的史书

（1）短期历史的历史（通常是一场战争），例如Coelius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作品，或者Sisenna关于社会战争的作品；

（2）罗马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 or a Remo et Romulo），例如Antias和Macer的编年史。

（3）第三种类型的，世界史，论述全人类（oikoumene）；

（4）博古录：瓦罗，西西里的狄奥多鲁等。

（5）传记：苏维托尼乌斯等。

帝国晚期的史书

1. 比较简要。

2. 介绍帝王（领导者）的内政和军事功业，帝王德行。

3. 基督教与异教之间对于帝国衰亡的认识。

4. 宗教争论：德行、神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