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0讲：历史研究方法

授课人：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内容

w 一、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有什么用？

w 二、历史研究方法

w 三、历史与国际关系

w 3.1. 历史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w 3.2. 历史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联系w 3.3.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w 3.4. 历史理解、历史比较w 四、国际关系史中的中国外交研究

w 五、国际关系史史料分类

一、什么是历史？“历史”的“说文解字”

“历”的繁体如下图 ，其下部的 “⽌”字，在甲骨⽂和⾦⽂中的字形，就是⼀只脚，表示⼈穿过⼀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 《说⽂解字》里便说: “历，过也，传也。” “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 “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

“历史”的“说文解字”

w “史”字最早出现在甲骨⽂中。甲骨⽂中不但有“史”字，还有 “⼤史”、“卸 (御)史，、 “公史，、 “西史，等说法，都是表示⼀种特殊身份的⼈、或⼀种特殊的职位。《说⽂解字》中说: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记事。

历史是什么？

w “史者何？记述⼈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般⼈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w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P5 .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休⽌的问答交谈。”

——卡尔（Edward H Carr）:《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P28。

历史是什么？

w “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到达的境地”

w ——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P10-12。

讨论的问题

w史学家的“绝对客观”存在吗？

w设若历史没有绝对客观性，如何对待历史带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历史事实”

w 阿克顿勋爵（Acton）在给第一版《剑桥近代史》编纂人的指示信中这样要求：

“我们的滑铁卢必须使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能看得出⽜津的主教在什么地⽅停下了笔，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奎斯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去的”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P318 明末清初学者金圣叹：

“《史记》须是太史公⼀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值’传，特地者精神，乃⾄其余诸传记中，凡遇挥⾦杀⼈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金圣叹：《古本水浒传会评本序：读第五才子书法》

“历史事实”

w “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根之⽊，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潭死⽔，毫⽆意义。因此，我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第⼀个回答便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休⽌的问答交谈。”——Edward H Carr:《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P28。

历史有什么用？

w 年鉴学派史学⼤师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分宠爱的幼⼦曾如是诘问他“历史有什么用？”，令其哑⼝⽆⾔。

w ⿊格尔(G.W.F. Hegel)：“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

w 卡尔：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概括“把从⼀连串事件中所获得的教训运用到另外⼀连串事件中去”（P70），从⽽“为将来的⾏动提供了⼀般性的指南。”（P72）

w 布洛赫《为历史辩护》：历史是有意思的。

w 司马迁《史记》：究天⼈之际 ,通古今之变

w 司马光《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二、历史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者，寻求历史真理之方法也。言其步骤，则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及考证，次之以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搜罗史料欲其博，考证史料欲其精，断定事实欲其严，编比事实欲其整”

—近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松：《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史家“四长”

w “史德”：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夸⼤、附会、武断

w “史学”

“⼀个⼈想将所有史料都经目⼀番，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研究组织，成为著述呢？⽆论有多⼤的天才学问和精⼒，想要把全史包办，绝⽆其事。我年轻时曾有此种野⼼，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必先有⼀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w “史识”：观察力，不因袭传统或成见

w “史才”：“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

三、历史与国际关系

“For this book, we asked distinguished historian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take stock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disciplines, to reflect on how disciplines training influence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cross-fertilization.”--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

3.1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1：The purpose of theory and historic evidence.（理论与历史证据）

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使用理论，但他们用得不⼀样。政治学家如果更重视细节那也是为了创造和更正他们的理论。

Richard Ned Lebow（勒博）: “Historians study the past as a valuable exercise in its own right….Social scientists regard the past as data that might help them develop and test theories of human behavior”(P12)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2：The nomothetic（律则性）/idiographic（个殊性） distinction.-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政治学追求的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般化理论总结，历史学家⼒求避免过度普遍化（generalization）⽽寻求对具体时间的更细致的理解。Scientists explain individual events by identifying “if, then” generalizations that match the pattern of the particular event.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3：Causes and Causation原因与因果关系w 加迪斯（John Gaddis）: both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make causal claims but do so differently. Historians believe in contingent, not categorical causation.”

w 政治学家寻求变量关系，历史学家进⾏过程追踪Political Scientists: causation involves establishing a

concrete and testabl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avoid over-determined explanations, rule out weaker causal factors, require comparisons across case(only one is not enough)

Historians: Establish causation by process tracing.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4：Purposive behavior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行为目的与结果）

w 历史学家用⼈的动机解释结果，政治学家认为⼈的动机有时候不能决定事情的结果与⾛势。

w Historians tend to adopt a rational calculus where actors’ reasons and goals are considered explanations for their actions in response to prevailing conditions.

w Political scientists analyze “behavior”, recognizing that policymakers do not always anticipate the results of their actions.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5：Morality tales 道德评价历史学家重视⼈的动机，本身包含对⼈或事情的价值

判断。政治学者秉承价值中立以求解释事件。

w Historians focus on purposive action because they are interested in rendering a moral judgment on the past.

w Political scientists tend to address the historical record in value-free language. The aim is explanation, not blame-fixing（目的是解释，而不是臧否）.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区别

w 6. 理论与叙事

w 政治学家喜欢在书中把理论建构部分和验证部分分开并使用⼤量数据、图表以阐述、论证理论.

w 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并不优美，更倾向于将描述与解释相结合，并将理论嵌⼊叙事。

3.2.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联系

w 1：二手文献、文献学争论及研究技巧w ⼆者在研究中都会存在对史料判断和史学分歧的争论w 史学家进行史料辨析，其目的不在于生产一种叙事，在此基础上验证理论.

w Political scientists should self-consciously inform themselves of the competing approaches and streams of historiography that produce the historical works on which political scientists rely.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联系

w 2：过程追踪、路径依赖与因果机制

实际上，政治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历史学中的过程追踪和元叙述⽅法，历史学家也开始运用因果性来解释事件。

w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are increasingly employing similar understanding of process tracing, path dependence and causality.

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联系

w 3：substantive arguments and historical methods

w 尤其是冷战以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在讨论国际关系时往往采取类似的方法。

w 冷战结束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The end of cold war and break up of the Soviet Union motiv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to reconsider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dominant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and open up new space for competing approaches that emphasize the role of ideas, cultures, domestic politics, statesmanship,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3.3.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

w 著名的美国冷战史研究学者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一书中建构了遏制战略的理性分析框架, 即“对称遏制”与“非对称遏制”。加迪斯根据此理论框架并结合美国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档案文献，解析了从杜鲁门时期到里根时期的遏制战略选择。他的结论是: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中,双方即便能建立对称的权力结构,但都无法在利益、威胁和资源等方面实现对称关系,因而动态的“非对称遏制”才是理性选择。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w 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聚焦于美国肯尼迪政府于 1962年 10月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并细致地检验了他关于 “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制约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的理论模式 。他主要依据政府公开资料和事后对当事者的 “访谈 ” , 对肯尼迪总统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所依赖的智囊“特别⾏政委员会 ”进⾏了多层次分析 , 发现在这样⼀个特殊的决策平台上 , 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 、国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情报局 、各军兵种等 )⽆⼀例外地为了各自机构的功能和利益 的扩容⽽极⼒争⽃ ,以致最⾼决策⽆法按国家安全利益的根本需要实施理性选择 。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历史

w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的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w 通过对冷战期间的部分热战(如朝鲜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五次战争 )中双⽅决策⾏为(认知威胁 、计算得失 、动员资源 、效果评估 )的分析 ,检测了他提出的 “核条件下的常规威慑会由于挑战⼀⽅具备迅速解决战⽃的军事能⼒ (如 ‘闪电打击 ’ )和政治意愿 (果断的战略决策和体制内外的支持 )⽽失败 ”的假设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

w Stephen M. Walt 的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w 通过分析对冷战期间中东地区不同联盟的变化 ,论证了他关于 “非对称结构中相对较弱的⼀⽅何时 、在何种条件下 、为了何种目的采取怎样的结盟选择 ”的理论议题 。借用国际关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 他验证了新现实主义关于 “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对当代民族国家结盟⾏为的引导和驱动作用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

w Alexander George和Richard Smoke合作的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本书选择了⼗多个案例 (其中包括1948年的柏林危机 、1954 ∼ 1955年与 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1964年的越南北部湾危机等 ), 考察了美国如何建立并运用威慑实现其对盟国和友邦的战略保护。按照他们的归纳 , 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的战略是所谓的“延伸性威慑 ”(extended deterrence)战略 。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

w Richard Lebow的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通过对数个冷战危机实例进⾏ “历史与理论 ”的分析后指出 , 组织机构的繁杂结构、相互牵制、政治势⼒之间的勾⼼⽃角及信息处理的误差等等，会让最⾼决策者对局势的正确认识以及做决策的信⼼与决⼼产⽣直接影响 , 由此⽽造成的决策“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和 “错误计算(Miscalculation)”往往是决定危机中“现状保护者 ”的威慑能否成功的关键。

美国国际关系学与历史w Thomas Christensen（柯庆生）的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 -American Conflict。他依据翔实的⽂献资料 (不仅包括了较为完整的杜鲁门档案 ,还包括了中国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公开的材料 ), 系统地比较了中美在冷战对抗 “⾼峰期 ”中各自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 , 部分地论证了中美两国的国内因素 (意识形态影响 、执政合法性诉求、压⼒集团⼲扰 、公共政策讨论等 )与对外政策选择 (对抗还是合作 )具有关联性的假设 。

历史与国际关系

汲取历史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国际关系学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资料分析和经验总结;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比较、 历史诠释等史学方法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手段。

马丁·怀特（Martin White）：“虽然被公认的政治研究经典都出于政治哲学家 ,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惟⼀被公认的对应物只有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 。⽽且，国际政治的性质 、外交的要务 ，在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中体现和传达的 ,少于在历史著述中体现和传达的 。”

（Martin Wight ,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历史与国际关系

w 时殷弘：“现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肇始同样出自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就其开创者马基雅维利⽽⾔ ,⽆论是他在⽣前出版的惟⼀著作《 用兵之道》 ,还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 论李维》 ,或是他那著名的 、格⾔式的 《 君主论 》 ,都主要源于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古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观察和思考。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

历史与国际关系

w 史料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依据。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论从史出。国际关系史本身不会自动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作为经验性资料的主要来源，国际关系史是理论工作所用的基本原料的一部分。

汉斯·摩根索( Hans J．Morgenthau）

基辛格

乔治·凯南( George Frost Kennan) 乔治凯南

历史与国际关系

w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同样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

w梅斯奎塔(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历史事件是⼀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们检验自⼰关于各个变量如何彼此联系的主张; 检验自⼰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

w斯奈德（Jack Snyder）:《帝国的迷思》

历史与国际关系

w 历史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历史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理解和历史比较。

w 历史理解/诠释旨在探索历史事件和⾏为背后的动机和信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诠释学的⽅法不仅⼀直受到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青睐， ⽽且促进了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

w 历史比较主要用于探寻国际关系的本质。如果忽视历史比较的作用，⼈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就会⾛向缺乏概念、 注意个别历史事件的另⼀极端。

w 莫顿·卡普兰( Morton Kaplan) 为新版《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撰写中⽂版序⾔时， 写道：“我认为，这⼀学科( 国际关系学) 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

案例：冷战史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

张曙光：“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相链接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国际关系史当做理论假设检验和实证的时空 “试验室”和数据库 ,国际关系史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史实 “复原 ”的分析性框架。”w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 2期。

w （1）“⼤国体系 (great- power system)”的变迁规律 。如果冷战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为 (美苏之间的 )“超级⼤国 ”关系 ,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维系和构建 “超级 ”⼤国体系？为什么⼀个超级⼤国 (苏联 )会最终自动放弃“超级”⼤国地位。

案例：冷战史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

w （2）“权⼒分布 (power distribution)”的变化轨迹 。冷战⼤都由两极 (bipolarity)在维持均势 , 但不乏构建多极体系 (multi-polarity)的努⼒ 。传统的“极 ”是否仍是描述⼒量分布的坐标 在衡量 “超 、⼤ 、中 、小 ”国家上 , 有⽆新的指数 (如核⼒量或 “软⼒量 ”)。

w （3）世界经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如果说以经济 “⼀体化 ”和 “全球化 ”为特征的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新变化导致国际社会的变迁 , 那么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对外⾏为 (身份认同 、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等 )是否也因此发⽣本质变化 ！

案例：冷战史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

w （4）国际冲突的解决⽅式 。为避免在 “超级⼤国 ”之间发⽣直接军事对抗 , 冷战中国际冲突的解决⽅式既包含了传统的军事结盟和外交谈判 , 也尝试集体安全、战略威慑 、军备控制 、危机管理甚⾄有限战争 。解决国际冲突的⽅式是否发⽣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如从解决到管理再到 “和解 (reconciliation)”。

w （5）国际合作规范 /体制的建构 。冷战的 “阵营 ”对抗并未阻碍甚⾄延缓国际间的多面和深度合作 。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冷战状态下国际合作的规范(Norm)和机制 (Regime)的构建与实施。这些规范和体制是否也适用于非冷战形态下的国际社会 。 新的规范 机 / 制的建构是否导致国际关系主体的变化 (从国家政府到非国家政府 )。

案例：冷战史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

w （6）科技⾰命与国际关系的关联 。冷战中⾰命性的科技进步既促进了⼈类发展 , 但也恶化了国际安全 。科技到底能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个重要自变量甚⾄⼀个新的分析范式 。

w （7）“民主和平 ”的评估。冷战的结束是否真的就标志着⼈类历史“终结”了 如果说冷战中 “硬实⼒ ”(遏制 、威慑和胁迫能⼒ )的作用下降 、“软权⼒ ”(⼼理、价值观 、意识形态影响⼒ )的地位上升 , 那么“民主、自由 、⼈权 ”在多⼤程度上能确保世界 “长治久安 ”。

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w 国际关系学者探索历史规律，必须谨慎对待

历史类比。庸俗历史类比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历史变量与常量之间的区别。

w 北美国际关系学界曾经流⾏⼀种冷战观点———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类似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对抗。

w 当前学界部分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类比：当前中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与斯巴达

当前中美在东亚的情况与⼀战前英德w 问题：如何看待我们对类似历史事件的回顾

与类比？

冷战史档案解密

w 在冷战结束后的 15年间 , 美国开放了⼤量冷战时期的军事 、外交档案 (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 、国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件 )。从罗斯福到尼克松时期的核⼼材料⼤都已由美国国务院的历史编辑委员会以 《 美国对外关系⽂件》分卷出版。

w 其他西⽅⼤国如英国 、法国 、联邦德国 、加拿⼤等定期公布的涉外档案也⼗分系统 , 不少核⼼⽂献都已经 “数字化 ”了 , 查阅和使用非常⽅便 。

w 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 。此外 ,中国在过去 20年间也公布了数量甚⼤的对外政策资料

四、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外交史研究

w官⽅外交史研究w 所谓官⽅外交史研究，指在中国现有的学术研究体制

内，依据公开的官⽅材料与档案进⾏的外交史研究。这些“体制内”的研究不仅与官⽅话语保持⼀致，⽽且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官⽅话语。以1949年为界⼤略可将其分为近现代外交史研究（晚清⾄1949年）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今）两部分。

w （1）近现代外交史

w 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反侵略⽃争史为主题和视角

w （2）新中国外交史w 王泰平：《中华⼈民共和国外交史》

w 曲星：《中国外交50年》

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w 改⾰开放后，⼤量领

导⼈⽂集、回忆录、年谱、传记以及中央⽂件选编等⽂献资料陆续出版，为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

w 自2004年以来外交部档案馆首度对外解密开放档案，长期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苦于缺乏第⼀首档案资料的境况得以⼤⼤改善，同时近年不少省级档案馆开放⼒度也不断加⼤。

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w 1998 年外交部开始酝酿解密外交部档案。 次年成立

以外交部 副部长王光亚为组长的外交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并成立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具体负责协调推进档案解密⼯作。经过数年努⼒，2004年1月l6日正式成立外交部开放档 案借阅处，开始向公众开放外交档案。

解密过程

w 第⼀批开放 的外交部1949-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经过2004年4月、7月以及2005年1月三批次，共开放15000余件。

w 2006年5月，外交部档案馆又开放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25651件。

w 2008年11月又解密最新⼀批1961∼1965年的档案，共计41097件。

w 不少省级档案馆的解 密步伐赶在了外交部档案馆之前。2007年以来，中国多处 省级档案馆按照档案法规定将档案解密到1976年。

官方外交史研究的不足

w ⼤批档案的解密其实并未使近两年出版的外交史著作在选材上取得明显进步。新的著作多是基于前⼈著作的重新叙述，缺乏对原始档案的深⼊分析和有效利用。当代外交史研究⼈员对于使用⼀⼿档案的热情与意识落后于外交档案公开性⼤⼤提⾼的现状。

w 同时，我们对外国档案和研究成果的利用相当少。以记录外交史上的主线和⼤事为主，鲜有对具体事件或某段历史时期的深⼊分析与研究。缺乏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新档案派”与冷战史研究

w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其研究的⼀个共同特点是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东欧国家 和英美等国的解密档案，以及近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和各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我们不妨称之为“新档案派”。

w 沈志华 、章百家 、⽜军 、⽜⼤勇、杨奎松 、李丹慧 ……

w 关注问题：中国在冷战中的角⾊ 和作用，以及冷战对中外交的影响 。

“新档案派”代表沈志华

w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

w 《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

w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w 《中苏关系史纲 19 17- 1991》w 《苏联专家在中国》

w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w 沈志华的研 究不仅充分利用了各国的档案，还使用了吉林省档案馆 、福建省档案馆等诸多地⽅档案馆的解密档案，涉及朝鲜战争、冷战期 间中苏／ 苏东关系、苏联历史等重⼤问题 ，提出很多对 冷战史的全新见解。

“新档案派”的贡献

w 冷战史研究传 统，突破了官⽅话语体系的窠⾅，是对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的复兴与再创造。相对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使得冷战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批具有⾼度原创性和学术价值的成果。围绕着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中苏分裂、历次台海危机、中美⼤使级谈判、中国援越抗美、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事件和学术议程，都取得了很⼤的进展。

w 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

w 杨奎松、沈志华等著，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w 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到对抗》

w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w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

章汉夫（1905-1972）

江苏武进县人。著名外交家、外交部建部3位副部长之一。

案例：中苏关系中的理论与历史

w《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包括：

w 杨奎松对⼆战时期中苏外交 、国共内战与中苏关系的研究

w 沈志华对中苏结盟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研究、对苏联贷款以及苏联援助中国核弹研制的研究

w 李丹慧对伊塔事件 、中苏援越⽭盾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研究

解释中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

（1）“国家利益/权⼒”说与“意识形态”说⼆元论G.F.Hudson、Richard Lowenthal、Roderick MacFarquhar：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 —具体表现为中苏在去斯⼤林化、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事务上的⽭盾。（The Sino-Soviet Dispute，1961 ）Donald Zagoria：民族差异⽽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关系的分离性⼒量。（The Sino- Soviet Conflict,1956—1961，1962）William E. Griffith：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中国试图成为⼤国的雄⼼与苏联试图阻⽌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盾。（Sino-Soviet Relations, 1964—1965）John Gittings：对世界⾰命正确道路的争论。（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8）

冷战后的中苏关系研究

w 康奈尔大学教授陈兼：

许多冷战史学者基本上从物质层面界定“ 权⼒ ” 概念 ,⽽忽视观念的⼒量。但是，新冷战史学的最重⼤的发现之⼀是“ 意识形态很重要 ”因此，陈兼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中苏结成同盟的原因 ,也是使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6.）

意识形态与中苏同盟

w 意识形态具有两重性w ⼯具性：掩盖与辩护政治⽃争的系统

w 信仰系统：界定社会应该如何运作和组织的观念

w 中苏同盟产⽣与消亡的机制：w 中苏结盟时 ，双⽅看重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的信仰系统。w 中苏分歧时 ，双⽅利用的则是意识形态的⼯

具性功能。

意识形态解释的不足

w 陈兼：中苏分裂“并不是由于不可妥协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是由对相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导致的。”

w 如果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纠葛,那为什么不能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平⽓和地解决分歧呢？但事实证明，意识形态话语的争论实际上“遮掩了中苏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权⼒⽃争的实质。

w 中苏论战的起源：表面上：关于时代 、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战争与帝

国主义等问题

背后：国际共运领导权

中苏论战w 苏联：和平共处政策“是唯⼀正确的 、有⽣命⼒的政

策 。中⽅重复帝国主义侵略性的观点是教条主义w 中国：“修正主义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政策吓破了胆

。 它害怕战争 ,害怕⾰命 ,⼒求贯彻‘ 和平共处 ’的总路线 ,幻想同美帝国主义平分秋⾊”。

w 科兹洛夫：“可以看出 ,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 ,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w 邓小平（1989）：“ 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 ，我们同样也不正确 ”。“ 苏联没有摆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 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处在不平等地位 ,感受到的是被蔑视和屈辱 ”

国家利益解释

w 中苏结盟是因为国家利益需要w 中苏⾛向分裂是因为国家利益冲突

都是国家利益？

简单的国家利益分析 ,并不能解释中苏从结盟之初就具有的猜忌与不信任。

（1）斯⼤林的个性（马基雅维利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艰苦谈判

（2）⽑泽东算领⼟帐的谈话1964年 2月⾄ 8月中苏边界谈判

曾涌泉：“占领我们的领⼟吧 ,假如你们有⾜够的勇⽓ ! 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 ;你们可以挺进到⼴州并占领它 ”；“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 ”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变量关系

w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限制和塑造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

w 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 ,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会逐渐发⽣改变。

w 沃尔兹：国际系统的结构压⼒使国家⽆论在内部意识形态上有多少差异都会趋同。

w 在国际政治系统的社会化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 。苏联已完成⾰命，中国仍是⾰命国家。章汉夫:“ 我们反对的主要是美国 ,苏联外交主要是对美

国乞求妥协 ,我要反 ,他要和 ,怎么会合得拢 ？”

导出假设：

(1) ⼀个国家被国际政治系统社会化的程度越⾼ ，其战略偏好越倾向于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 。

(2) ⼀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认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越深 ，其战略偏好越倾向于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

（3）当中苏在意识形态化程度上的差异相对恒定时，中苏相对权⼒位置的变化越快、越⼤ ，则中苏外交政策选择产⽣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就越⼤ ，中苏同盟关系受到的冲击和削弱就越⼤。

验证

从中苏关系发展的轨迹来考察 ,假设 3似乎可得到验证:当中苏分歧在上个世纪 50年代中期萌芽之际 ,恰恰是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开始发⽣变化之时。 苏共 20⼤对斯⼤林的批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 ,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相形之下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呈日益崛起之姿 ,国内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中国领导⼈充满自信 ,国际上成功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则使中国领导⼈踌躇满志 ,尝到与苏联平起平坐的感觉。 在这种背景下 ,⽑泽东“感到他应该对⼈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的责任”,开始提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主张。

知觉性解释

w 前驻苏联⼤使李凤林：要求苏⽅确认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 ,并不是真的试图收回沙皇俄国从中国划⾛的⼟地。 其实这只是表面⽂章 ,目的是为了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

w 苏联认为炮击⾦门前⽑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与申明是⽑泽东为了在炮击⾦门时给美国以苏联支持中国的印象。⽑泽东给赫鲁晓夫“下套”。

右图：1958年8月，签署完中苏联合公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握手留影。

苏联方面的认知

w 从苏联⽅面看来,“不平等条约”是个“套⼦”。w 如果边界谈判的协议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 ,

则不啻于授⼈以柄 ，⼀旦两国关系恶化 ，便可能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的法律依据 。

1964年中苏领土谈判

毛泽东：“算领土帐”谈话w 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一份外交通报。

w 毛泽东：“苏联占的地⽅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已经够⼤了。有两千多万平⽅公里，⽽⼈⼝只有两亿。你们日本⼈⼝有⼀亿，可是面积只有三⼗七万平⽅公里。⼀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领导人的知觉

w 彭真（1961）评价赫鲁晓夫：“与美国勾勾搭搭,替美国涂脂抹粉 ”

w “秃⼦”

w ⽑泽东：“ 很幼稚 ”、“不懂马列主义 ,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 “ 信⼝开河 ”“缺乏章法 ,只要有利 ,随遇⽽变 ”。

“受害者”心理

w 陈兼：中国集体民族⼼理中强烈的“ 受害者 ”⼼理倾向的存在 ,使中国在处理与外部关系中自我正义感的表现特别突出。 这种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受害者⼼理 ,使中国对于外部的压⼒和威胁、主权和平等有⼀种过分的敏感 。

w ⽑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中的“ 雷霆之怒 ”

中方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认知

w 1960年 世界⼯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采取主动出击的⽅针 ,率先公开中苏关于总报告的分歧 ,并积极向其他与会⼯会代表进⾏鼓动和宣传 。（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中国在搞突然袭击）

w 随后，中⽅则认为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搞“突然袭击”。

w ⽑泽东：“我过去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反我们 ,他们六七月开中央会议传达到支部 ,不这样办不好办。”“(他 )对我们三篇⽂章怕 ,我们不怕‘三⽆’……三篇⽂章外国⼈都说好 ,三篇⽂章是⾰命的⽂章,赫鲁晓夫反对我们是他本身需要,对我估计错误,以为用‘⼏⼿’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只批判修正主义,没有说苏联。 ”

国内政治因素

w 李 侃 如( Kenneth L ieberthal)：⽑泽东的反苏政策使他致⼒削弱“ 那些没有全⼒支持其对苏强硬立场的领导⼈的位置 。 ”

w 柯庆⽣ ( Thomas Christensen)：⽑泽东在1958年第⼆次台海危机中有意制造并操控国际危机以便动员中国民众支持其激进的⼤跃进政策。

问题因果链的⽅向问题：究竟是⽑泽东的反苏政策在先 ,导致其采取措施反制反苏立场不坚的领导⼈ (如刘少奇 ) ,还是反过来 ,由于其国内政治分歧和⽃争的需要 ,⽽导致⽑泽东采取反苏立场 ?

《史纲》：相互渗透

w 1964年以后 ⽑泽东对于苏联威胁的重估：反苏⽑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反修正、反颠覆

1963年 5月 ,⽑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会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问题 ,强调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 、尖锐的阶级⽃争 。

1964年初接见外宾时 ,⽑泽东反复指出 ,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

1964年 5—6月召开的中央⼯作会议上 ,⽑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权⼒掌握在敌⼈⼿里的严峻判断 。

⽑泽东提出防⽌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 。

认同

w Ted Hopf:“ Identity Relation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w 中方：老大哥 /兄弟→ 半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集团→ 社会帝国主义

以苏联为首→ 以苏联、中国共同为首→ 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方依然称苏联为“兄弟”彭真在 1961年 1月的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 :

“ 苏联不能离我们 ,我们也不能离苏联。 有的⼈说 ,与兄弟国家不好接触 ,与民族主义国家 ,亚 、非国家好接触 ,这不对 ,兄弟国家比敌⼈是好呢？还是坏呢 ？总比敌⼈好。”

中方对苏认同的变化

w 1961年 10月的苏共⼆⼗⼆⼤后，中共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法挽救。

w 1962年后 ,苏联在新疆伊塔事件中的颠覆活动和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的袒护和支持 ,使中国对苏联威胁警惕起来。

《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 》上做了如下阐述 ：“对赫鲁晓夫集团的⽃争 。 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盾 ,是敌我性质的⽭盾、是不可调和的。”

w 1968年 8月苏联⼊侵捷克斯洛伐克。周恩来公开抨击苏联是“ 社会帝国主义 ”。

问题：两个阵营的比较

w冷战初期两极对立，西⽅国家联盟内部⽭盾也很多，为什么西⽅国家内部就没有发⽣类似中苏那样的分裂？

w 沈志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殊性。w 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特点（1）以意识形态的同⼀

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2）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盾

w 美国霸权下的西⽅阵营：

John Ikenberry：战后美国主导下构筑的国际秩序很⼤程度上是“共识性的”和“制度化”的,具有宪政特征。

五、国际关系史料的分类w 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法研究历史

的“兰克学派”的创始⼈，“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

w 兰克为了写历史曾作“科学旅游”，为搜集“第⼀⼿”资料，遍访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等城市的国家档案馆和私⼈藏书楼。主要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宗教改⾰时期的德国史》、《教皇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德】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当他开始写作时,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们都相信回忆录和编年史是首要的权威史料。当他(年衰)罢笔时,每⼀个有待建立声誉或可能名声扫地的学者都已经懂得,必须⾄少依靠当事⼈自⼰和那些直接接触他们叙述的事件的⼈所撰的⽂件和书信。”——【英】古奇（G·P·Gooch):《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兰克之于国际关系史

现代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 “第⼀⼿”史料。w 全面、精当地确定所需史料的类别、范畴、

主次；w 了解所需档案史料是否解密；w 了解解密档案的保存、集中和分类情况以及

查阅⼿续；w 对已刊印的史料（如政府编辑和出版的官⽅

档案⽂件集），若在所要研究的课题领域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课题领域已经有相应目录学编纂，则往往需要熟悉有关的目录学。

（⼆）史料的考证：鉴定史料的性质和它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

w 外形鉴定：校勘和辩伪w 内容鉴定：考订史料所述史实的可信程度和精确程度。

Ø 尽可能深⼊地了解史料⽂书作者的信息来源和⼈格旨趣；尤其对第⼆⼿史料，即并非历史事态的直接见证者所撰的史料⽂书,⽆论其为主要依据原始资料写成的还是并非如此的,也⽆论其为当时⼈的著作还是后来⼈的历史研究或叙述,都必须考究作者对直接见证者所述史事的理解程度与其精确记录的能⼒。

现代史学的基本方法

史料辨析考证案例（1）w “根据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记载，赫鲁晓夫在这次宴会上还说道苏联应古巴要求，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以维护古巴安全，并称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次日，米高扬又约见刘晓，详细通报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情况。但这一观点遭到历史学者戴超武的质疑。戴超武引用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指出均未发现赫鲁晓夫提到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之事。根据笔者在外交部档案馆所看到的解密档案，在10月14日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送别刘晓大使的午宴中，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古巴问题。倒是在前一天10月13日刘晓辞行拜会赫鲁晓夫时，赫提及了古巴问题，但他刻意没有提及苏联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事。一种可能是王泰平的记载误把刘晓辞行拜会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设午宴送别刘晓混淆在一起，并对赫鲁晓夫的表态做了误读。”

—王栋：《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中美关系》

w 参考文献史料--刘晓：《出使苏联八年（1955-1962）》，第150页；王泰平：《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49页

w --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第180页w --《赫鲁晓夫在刘晓同志辞行拜会时的谈话记录》，1962年10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09-06

w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刘晓同志举行的送别宴会上的讲话》，1962年10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09-04，

史料辨析考证案例（2）

w 1962年6月23日，卡伯特和王炳南非正式会晤

w四天之后《纽约时报》leakedw随后8月23日第113次会谈，卡伯特暗示中国泄露，王炳南驳斥

w卡伯特息事宁人

w ---王栋：《1962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

国际关系史料类别Ø按照其原始程度（⼀定意义上也是重要程度）

的递减顺序排列

(1)未刊档案史料;(2)已刊档案史料;(3)官⽅史;

(4)公开⽂件;(5)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等;(6)书籍和⽂章——第二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

未刊档案史料（⼀）官⽅⽂件：官⽅机构储存，所有权和处置权也属于官⽅的未刊档案⽂件。（1）国际组织的“国际⽂件”：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展览和判决”（藏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2）各国政府官⽅⽂件：以英国和美国的官⽅⽂件为例，这两国（尤其是美国）是对外关系⽅面的政府未刊档案史料解密和开放范围特⼤的国家。

w 英国官⽅档案⽂件，⼤多储存于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w 美国官⽅档案⽂件，⼤多储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分为各个地址不同的分馆。属于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面的⼤多集中于外交分馆(National Archives, Diplomatic Branch)和现代军事分馆(National Archives, Modern Military Branch)。

（⼆）私⼈⽂件：民间或官⽅机构储存，但所有权和处置权只属于私⼈的未刊档案⽂件。*使用缺陷：因私⼈⽂件的储存场所非常分散，需更⼤的⼈⼒物⼒投⼊。

已刊档案史料w 业经编辑出版的官⽅⽂件*优点：为研究者省却了相当⼤⼀部分非如此就必不可免的筛选、搜集、整理和有关考证⼯作。

*注意事项：绝⼤多数此类⽂件集都经过⼤量筛选⽂件⽽成，⽽筛选的标准往往不限于学术性。即便筛选的标准完全是学术性的，对学术本身的理解和造诣，以及对合理标准本身的贯彻，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优劣之分。因此，已刊档案史料的使用者应当明白，他们面前的⽂件集在⼀定意义上只是别⼈“造就”的⼀个⽂选，不能假定被筛去的、他们在其中看不到的⽂件都不那么重要，都不会不利于依据被选中的⽂件可以得出的印象和结论。

回忆录：赫鲁晓夫vs丘吉尔

w “有些⼈意在攻击或辩护，有些⼈只是希望记载事实。” ——利奥波德·冯·兰克

由于在政治斗争中被赶下台，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满是抱怨和攻击的语言，所以他的回忆录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

相反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大量引用战时电报往来和数据来陈述决策经过，其回忆录的真实性较强。

发⽣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件集丛编辑过程中的⼀个事件：1990年初，负责专为国务院就有关该集丛提供建议的国务院外交史⽂献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突然辞职，因为他确信“国务院正在戏弄历史”，并且特别批评允许《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第10卷（伊朗卷）的出版，该卷完全未提及关于中央情报局在推翻摩萨台首相和恢复巴列维国王统治⼀事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的资料，这是“赤裸裸地歪曲美国在那里⾏动的欺骗⾏径”。

官方有可能歪曲历史吗？

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的已刊档案文件

w 《美国对外关系》（FRUS）⽂件集丛——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最重要、使用得最⼴泛的档案资料源泉，同时也是20世纪⼤凡涉及美国的所有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

Ø 在主导其编辑出版的诸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是：（1）历史事件发⽣25年后，⼀般须将有关的档案⽂件解密和出版，除非经政府内负责解密审定的专职机构断定如此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其他若⼲准则；（2）不能为了隐瞒可能被某些⼈认为是美国政策错误或缺陷的目的⽽省略事实。

Ø FRUS的局限性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1919—1939年)

w 《英国对外政策⽂件(1919—1939年)》——国际关系史学家们探究两次世界⼤战期间国际政治和⼆战起源的必不可少的第⼀⼿资料。

w ⽂件被区分为在发表⽅面优先和不优先的两⼤类:前者是所谓“⾏政⽂件”，包括给英国驻外使团的指令、驻外使团就与外国政府的外交往来给外交部的汇报、外国政府代表在伦敦进⾏谈判的记录、英国外交⼤臣或其他国务⼤臣参加的国际会议记录等；后者则是所谓“信息⽂件”，⼤多由英国驻外使团关于“观察所及范围内”国家的⼀般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书和电函构成，它们是否被纳⼊《英国对外政策⽂件》由其本身的重要性和收纳“⾏政⽂件”后所余篇幅空间⼤小决定。

国际关系领域其他重要的已刊档案文件文件

w 《德国对外政策⽂件(1918—1945年)》w 《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

w 《五角⼤楼⽂件》w 《中美关系白皮书》

w 《中共中央⽂件选集》

*档案史料（包括已刊和未刊）的基本形式包括信函或电函；备忘录、谈话记录或纪要、会议记录或纪要、谈判记录或纪要、政策⽂件。⼤体⽽⾔，它们要么是属于记录决策过程（包括了解和界定形势）的⽂件，要么是属于记录决策结果的⽂件。⼀般⽽⾔，质量最佳的已刊档案⽂件集详密地包含了前⼀类⽂件，⽽质量最次的⼤致仅包含后⼀类⽂件。

复习与思考

w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w冷战史研究中，对中苏关系破裂的理论解释框架有哪些？

w史料的分类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