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柱◎王京凯

逊柱，满洲镶白旗人，姓栋鄂氏。他出身名门，祖辈即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年，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统一女真各部的时候，逊柱的曾祖父郎色就顺应时代潮流，偕同他的哥哥郎格一起，率领瓦尔哈什所属的人马归顺太祖努尔哈赤，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受到努尔哈赤的嘉奖和封赏。女真各部统一后，努尔哈赤把旗的数目增到八个，称八旗。郎色被划入镶白旗，归皇太极统治。

此后为对抗明朝，清军曾多次进攻却都以失败告终。清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因患脑溢血突然死去，他的儿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由于当时福临仅有 6岁，只好让他的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第三年，恰逢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当时掌握政权的多尔衮看到时机成熟，扬言要为崇祯报仇，招降汉族官僚地主，共同绞杀农民起义，以夺取全国的统治权。这时他已与吴三桂相勾结。五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开山海关迎入清军，二十七日，多尔衮兵分三路入关。在多尔衮的军队中便有逊柱的祖父阿尔泰，这时阿尔泰已任护军参领，他领导所属军队一路酣杀猛追，使李自成的军队节节败退，直到望都县，不久即得到顺治的褒扬。逊柱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和以军功闻名的家庭里。从小耳闻目睹自然是如何骑射、如何作战了，

所以他从小就锻炼骑射，并得到长辈的指导，立志成人后以武报国。康熙八年(1669)，逊柱补为吏科笔帖式，虽官职不大，却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做事，受到上级的赏识。他做了 14年的笔帖式职后，于康熙三十二年升职为工部主事。接着在仕途上屡屡升迁：康熙三十四年，升为户部员外郎；康熙三十七年又升为户部郎中，不久又被调至假疋库。康熙四十三年，逊柱担任监察御史，经常给康熙帝提出正确的意见，受到康熙的赞赏，在议政时也特别器重逊柱。到了四十六年，被调到翰林院任侍讲学士，仍兼御史的职务，此后，事务繁忙却愈加用心，康熙在大臣面前常常提起他的学识与能力。第二年，任内阁学士。当时的内阁是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而设立的，班居六部之首，地位崇高，却实权不大。只是等皇帝下诏时讲给内阁大臣，由大臣们详细写明再呈给皇帝，皇帝过目同意后才下诏。逊柱就在内阁服务多年，其间两次奉命祭祀，一次是康熙四十八年的祭祀江渎，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奉命祭祀东岳，尤以后一次盛况空前。逊柱领命后，即打点行装，带众多人马，并把各地上贡的祭品装上马车赶赴泰山。泰山是名山，从秦代开始皇帝或皇帝派人前去祭祀以求国泰民安。逊柱这次前往更是

浩荡，又有当地百姓前往，场面宏大，气势不可一世，显示了皇家威严。在岱庙和南天门拜祭上天时香火缭绕，鼓磐声不绝。10 天后返京，得到康熙的赏赐。

康熙五十六年，逊柱以劳苦功高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当时清朝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兵部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但实际上军务由军机处按照皇帝的意图指挥。兵部的职责，只是考察军员素质，并进行额籍制度的管理。逊柱接任后勤于理事，期间难免发现一些管理上的不当。那是他刚刚上任不久的一个下午，处理繁杂的事务之余，他走出官邸向下属官员办公的地方走去，可还没有走到，就听见有人吵吵嚷嚷，这么多人不知在干什么。就叫住匆匆经过身边的一位官员问道： “这些人在干什么？吵吵嚷嚷的。”这位小吏认出是尚书大人，赶忙叩头下拜： “回大人，是些差官及站堂的，因无事可干，正在玩闹。”逊柱听后心里一动： “人员多杂，一定会导致推诿责任的事发生，而且使无才能的人鱼目混珠，滥竽充数，所以应上书皇帝减员。”还没等上书，在每月的军士操练选拔中他又发现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月选中守备、千总等使用的军人在骑射水下上多数非常低劣。刚刚上任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一个精诚报国的官吏来说，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接着便派人下去调查原因。不久，原有的制度及军士选拔材料就送来了。他一翻阅就找出了问题所在原来皇帝勤于国家治理，重用人才，在任用和推举武官问题上，从提镇到千总，皇帝都亲自考察他们的骑射水平，对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很重视。而兵部用人时，一般只有任用武举、武生等官员的子弟，服役三年期满后，考察他们的骑射，分为一等和二等，再让他们担任守备和干总。由于此规定施行已久，而且制度太粗糙，在使用中没有衡量的标准。他还发现，武生官员的子弟骑射水平低劣，而武举武进士人员水平高却又使用不了。根据分析，逊柱向皇帝提出了裁减人员和分级使用一、二等军士的意见，上书中请求皇帝下诏把差官 60名裁减掉 30名；把站堂 30名裁减 4名，并且停止使用武生官员的子弟，专门使用武举、武进士中愿意效劳的人充当守备和干总。同时还提出宗人府、栾仪卫、兵科中使用的人，一样全部使用武举人。服役三年期满后，内臣会同兵部的要员严加考核，武进士中的头等分作守备使用，其中的二等可做为守备的卫士使用，而武举人中的头等也可作守备使用，其中的二等可用为守御所的千总使用。他还向皇帝提出骑射水平生疏、才能达不到要求的不准推举使用。皇帝看到逊柱的上书后，高兴得拍案叫绝，立即召集大臣们，命令按他的上书部署事务。康熙六十年，逊柱奉命兼任吏部尚书。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宪皇帝雍正登极，又任命逊柱为经筵讲官。这时的他由于多年的从仕经验，加上在兵部时为清政府做出的各种决策，使他在朝中的声名大震。雍正元年(1723)十月，皇帝为嘉奖老臣逊柱，赐他“老成戎府”匾额。挂匾这天，京城里的大小官吏都前去祝贺，由于他忠于朝

庭并且对百姓也非常体恤，也有许多百姓自发前往逊柱的府邸庆祝。逊柱成为闻名京城的人物。逊柱得到皇帝的器重后，更不负期望，为迎合雍正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积极从事政务，这恰附合事必躬亲的雍正帝的为人。雍正登极以前，国家所设各部，其具体职务分由下面的各司管理，并且司员的任命也有规定，满

族的司员都是由该部堂官据情派遣，汉族的司员则全部由皇帝补授。可逊柱在兵部所闻所见，使他发现了其中的不少弊端。这些弊端又都是在他的细心考察中得来的，那就是：由于司的大小不同，而且繁忙程度也各异，至使司员的分配上存在才能与职位不相附的现象。逊柱在雍正二年十月向雍正帝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我认为人的能力并不一定相同，如果司员很有才能而所掌管的事务却十分简单，这样就不能充分施展才能；如果司员的才能不是很高，而所掌管的事务却异常庞杂，那么事务就有可能迟延耽误。所以我主张汉族司员补缺授官后，各部掌管事务的官员要试用考察他一二个月，如果这个人的才能可与他所补缺的司员之职相称，就继续留用。而如果他的才能与所补的官职不能相称，就可以调离再补。”雍正帝看过后，把它下达给九卿官员们讨论，得到一致的赞扬，自此各部下的司员之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众多有才能的官员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即使才能居中的人也按此奏疏安排了职位。第二年六月，他担任实录副总裁。雍正四年二月，逊柱任吏部尚书兼兵部事务；不久，又受命专门管理兵部事务。雍正五年正月，逊柱暂任大学士，在赋闲中度过春夏两季。九月，受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

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这天，皇帝突然接到一位御史的奏折，上面比较详细的记录了逊柱受贿的经过。奏折中讲，在逊柱任兵部尚书期间曾屡次接受检讨沈竹和道员石文彬的贿赂，并且数量极大。皇帝看后大惊，赶紧召集兵部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商量，并命令他们尽快查明。几天后，检讨沈竹和道员石文彬被捉，据供词，逊柱受贿一案确凿。皇帝知道后无言以对，心想：一位忠厚老臣犯出这等事来，如何办好。后来只好下令按律例处罚，把贿赂的钱物全部追回，纳入国库。可是，逊柱恃老臣的资格故意懈怠，所受贿赂超过了期限也没有交出，皇帝只好下令兵部处理，经讨论决定扣留他的俸禄从而延长追回的期限。但时间一长，皇帝念及他是两代元老，为清政府做出了不少的成绩。雍正七年十一月，皇帝下诏： “逊柱素食多年，并没有大的过错，况且年纪已近八旬，先帝在时的旧臣现在在朝的已经很少了。所以现在朕下令逊柱应追回的所有银两全部豁免，停俸一事也取消，以表示朕对老臣的怃恤、优待。”至此，逊柱受贿案了结。雍正九年，逊柱在经过受贿案后，更加感恩雍正帝，也正显示了雍正帝的开明大度。这年五月逊

柱又上书皇帝，就自己对兵部多年的管理经验，提出了有关改革已有章程的六条建议：第一，备司的

文件，应有人专门负责，不论大小官吏都应有当尽的职责。逊柱在处理兵部事务时，经常看到有些文件涉及的事务繁杂，或事务有些稍微劳苦，有的司员便颇费心计的相互推诿。有时推到别的司，有时更推到别的部里，文件在往返中拖延了时间，常常耽误了大事。逊柱要求主事者应严加惩戒、整顿，如有懈怠而不改正，重蹈覆辙，就严惩不贷。第二，外省以及各部的事件，也严格按日登记在册。然而轻重缓急很难统一，应分清文件是否紧要，再按先后处理。逊柱指出有的司员故意推迟，有时称无先例可查，有时称旧文件没有处理，从不考虑朝廷用人的难处，只随意办事。所以他要求，应严格按规定办事，司员务必竭尽全力，如有文件较为疑难，可以交堂官酌定；如有差错他们也应负责；如推诿迟误，就按渎职论罪，决不含糊。第三，讨论的文件如关系国家大事，奉命后应立即办理，不能相互推诿拖拉。逊柱在奏疏中说一个文件讨论的人员多到 110人，其中有一二人注册不明确，有一二字重复错误，相互矛盾，迟延多日，弊端百出。所以他要求以后讨论文件，应随到随办理，即使一二人应当重新稽查，也不得因一二人的迟误和一二字的重复错误，就忽视原文件的调查，应立即分析。如有一些不肖的官吏再借此推诿，更要严行禁止。第四，军功的讨论议定也关系重大。三军将士，效命疆场，是一般其他劳绩不可比的。检查以前议定功绩的文件，力战一次给予一个功牌，力战几次仍给一个功牌，这是不合理的。逊柱要求重新修订这个文件，不能认定以前的定例，已经有战功的就不能再讨论定功了，这不是国家论功行赏的意思。第五，武职议处的偷盗疏防案，往往反复诘难。最初上报的疏防案，有的反驳说是疏护案，有的说另有隐匿，议处又提出实无隐匿，又称确有盗窃者，应等刑部审判完毕后再议。查刑部的盗窃案，有的几十年未结案。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实应解散人员，其中虽有可用之才，但因上报的文件未结案，按旧例该不升补而应讨论处罚的，均将其降级罚俸。疏防案件，应按照督抚、提督所上报的文件定案；如审结后，经刑部调查有隐匿捏造等情况，立即将该司员和查报不实的上级处理。第六，所有案件应随到随结，不至挤压太多。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可虚设一个小官，只让他收送文簿，此外不掌管其他的事务。而一些不负责的官员，将新到的文件故意拖延，将旧存的文件擅自隐藏起来。更有一些司员认为稍微推迟一二天，偶尔遗失一二件，不一定有大错。然而按时间先后提交的文件，稍迟一二天，就先后各不相同；按顺序审理的文件稍稍遗漏一二件处罚的轻重就很不相同。所以逊柱指出这样的事情要严加禁止，迟误一二日，遗漏一二件者，按轻重处罚。迟误或遗漏到五件以上的均应分轻重给予杖责的处罚。如果还有行贿和舞弊之事，就送刑部定罪。以上六条建议提出后，交雍正帝过目，接着下诏九卿讨论，结果通过实施。

一年以后，雍正帝特别下令因逊柱年逾八旬不再兼职兵部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下诏逊柱以大学士职终官。这年八月，逊柱去世，终年 84岁。死后，皇帝念及他为人醇厚平和，在朝廷任职多年，特赐很多钱物祭祀他。

蒋廷锡◎司林永 张永

蒋廷锡，字杨孙，号西谷，又号南沙，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生于康熙八年(1669)，蒋廷锡的童年时代是比较快乐的，他的父母都非常疼爱他。蒋廷锡刚 4岁时，他的父亲蒋伊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监察御史，负责对官吏进行监察弹劾，有权对政务进行评论，对君主进行规谏等。后官至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学政，掌理本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视所属学校，考勤师生勤惰，有权提升有作为、有成就的教官，贬斥无能的教师。蒋廷锡的哥哥蒋陈锡，康熙二十四年(1685)

中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是云贵两省的地方最高长官，总理军民要政。蒋廷锡少年时聪颖好学，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在同龄少年中以知多见广为同学所崇慕。蒋廷锡

尤爱文学，擅长绘画，常以所见之物咏诗，绘画以山水见长。他参加院试中秀才，又参加乡试，取为举人。蒋廷锡虽多次参加会试，都没有取第。就以举人的身份在朝廷内做事。蒋廷锡办事谨慎周全，对人以诚相待，知书达理，为当时人称赞，康熙皇帝也曾当面表扬过他。

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康熙皇帝下诏，举人蒋廷锡、江灏、何焯学识渊博，参加会试没有取得贡生很可惜，为此让他们破格与贡生一同参加殿试。其后，被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按照规定，庶吉士三年后再试，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蒋廷锡第二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入詹事府，任左右赞善，成为太子的侍从谏议官。由于皇帝很赏识他，又转为侍讲、侍读，负责给皇帝讲学，或者帮助皇上读书。为此，蒋廷锡对工作更是尽心尽责，一丝不苟，做事更谨慎小心。康熙皇帝对他甚是满意，不久下诏蒋廷锡回詹事府，做左、右春坊，任少詹事，掌理经史文章，编纂书籍，充日讲官。康熙皇帝愈信任他，蒋廷锡工作愈勤恳，愈任劳任怨。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又提拔他为内阁学士，负责传达诏命及章奏。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蒋廷锡向皇帝进呈《皇舆全览图》，康熙帝甚是欣赏，六十年(1721)十二月，命他充经筵讲官，成为康熙帝讲解经史的官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圣祖康熙皇帝玄烨死，第四子 45岁的胤禛即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元年(1723)三月，雍正帝因蒋廷锡于前朝政绩显著，忠于朝廷，晋他为礼部右侍郎，仍兼侍讲学士，并赐诗赞扬蒋廷锡：“在公勤夙夜，懋绩有贤声。”正当蒋廷锡平步青云，备受朝廷信赖之时，山东巡抚黄炳周却上疏，蒋陈锡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山东巡抚时，侵蚀捐谷羡余银 200 余万两，由刑部讨论决定，必须追回。雍正帝命蒋廷锡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蒋廷锡实在是不知内情，又因雍正

帝对蒋廷锡比较信任，此事就从宽处理，责命蒋陈锡的儿子偿还原数额的一半，其余不再追究，蒋廷锡不知原委，与此无关。由此可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赏识和信赖。雍正元年，国家设立了许多官办学校，由政府提供粮食。但学校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许多学生

甚至一年到头不到学校，平时没有老师亲自教诲，学生为此大多放荡不羁，搞歪门邪道，教风学风不良，学校制度一片混乱。蒋廷锡认为这样长此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雍正元年十二月，蒋廷锡上疏皇帝，建议各道州县的各级管理教育的官员，详细检查监督所属学校，重整学校的规章制度及校风学风。按照规定设立课程，学生到校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教师严肃校纪，以身作则，面对面管教学生，给他们讲经论史，以此来收敛他们的放荡之心，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对于教师的考核，以岁考、科考时学生成绩的好坏来确定教师的优劣，奖勤罚惰，决不能姑息。他在奏疏中提到： “《大清会典》上有明确的记载，顺治九年曾规定每个乡都设立社学，后因滥设而废止。针对当前学校管理不善的弊端，请圣上选派专门人员核实各州、县、乡所设立的学校，挑选品行优良、学识渊博的人充任教师，按照学生的多少和所教学生成绩的优劣为标准给教师报酬。乡民子弟，年龄 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于学习的均可入学。”雍正帝看后甚是欣赏蒋廷锡的这一套独到见解，于是将奏疏转到礼部礼部大臣讨论审订建议可行，按部就班落实实施。随后各州县的学校教育重兴，贵族子弟、乡民子弟纷纷入学求知，一时学风大兴。雍正二年(1724)五月蒋廷锡又上疏奏请继续纂修《大清会典》，雍正皇帝遂任命他为编纂副总裁。同年六月，蒋廷锡调入户部，任户部右侍郎，成为户部尚书允祥的副官，协助他一同掌理土地、

农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雍正三年(1725)二月，任户部左侍郎，蒋廷锡可谓官运亨通。蒋廷锡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尽心尽责。雍正三年(1725)七月，雍正帝又任命蒋廷锡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共同检察京都的仓贮情况。当时京

都的许多物资都是各地调入的，特别是粮食，多依靠运河由南向北调运，漕运由此显得非常重要。蒋廷锡有一次在回老家时途经山东，发现山东境内漕运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漕运水道管理不善，又缺乏必要的治理维护措施，有些河道为当地居民填上为田，挤河垦耕，航道变得狭窄，多处堤坝、闸口淤塞，低处杂草丛生，水道不明；高处泥沙几乎与堤坝相平，这严重影响了京都的物资供给。于是蒋廷锡有针对性地上疏奏请派专人勘查水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得力措施。另一方面，蒋廷锡提出，漕运主要是依靠水的优势，对于水的利用和管理也应讲究合理性和科学性。主要是疏通漕河水源，平时对漕河的管理要注意有计划的排放，合理调节。山东境内的漕河，其源流主要依赖汶水、济水、洸水和泗水。但是这四水的源头流量都较小，还要靠其他小河和泉水的汇聚，才能维持正常的漕运。仅

山东一省，小河和泉源近 200 处，形成湖泊 15 处‘，如果不注意保持和疏通小河、泉源入漕河的水道，将会给漕运带来很大影响。他建议，对大小湖泊、筑堤设坝，建立节制闸，按照时令开闭、调节漕河水位。如果漕河水势过猛，可将漕河水通过闸而入湖，保存水势。漕水过浅时，则通过闸放水入漕河，使漕运水道保持均衡，畅通无阻。雍正皇帝对他的奏疏非常重视，随即命令内阁学士何国宗带着仪器和地图与专门负责漕河管理工作的齐苏勒、巡抚陈世倌一同沿河勘查，实情与蒋廷锡所讲的基本一致。因此雍正帝对蒋廷锡更是另眼相看，赞赏不已，立即责成有关各部尽快拟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与蒋廷锡会审，修改完善后开工治理。故此蒋廷锡在朝廷、地方各部中一时名声大振。雍正四年(1726)二月，蒋廷锡晋升为户部尚书，协助怡亲王允祥办理财务。允祥即十三阿哥胤祥，

与雍正皇帝胤稹是同父兄弟，康熙末年，两兄弟曾共拯国难，雍正帝即位后，允祥因功封怡亲王，总理事务，是雍正兄弟中最受宠爱的大臣。为避皇帝“胤”字，改为允祥。允祥对雍正帝也是忠心无贰雍正帝曾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给他。蒋廷锡跟随着这么一位极受宠爱、位尊显贵的亲王，因政绩显著而受到雍正帝的绝对信任。同年八月逢乡试，雍正帝指派他为顺天府（今北京）乡试正考官。雍正帝曾当众大臣之面赞赏蒋廷锡，协助怡亲王处理户部事务，公正严明，尽心尽力，以国为重，不徇私情，现在雍正帝又令蒋廷锡主持乡试，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怨恨。雍正帝预料到有人会趁此机会捏造谣言，无稽诽谤，因此下诏：在考试中，如有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可以到督察院去控告；但如有假公济私，诬告、捏造歪曲事实真象以达到官报私仇目的的，一定要严惩不贷此诏一发，自然无人敢言蒋廷锡。由此看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宠信不一般。十月，雍正帝又下诏，令蒋廷锡以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十二月，蒋廷锡的母亲丁氏病故，雍正帝亲派专人带着祭祀器物带着为丁氏所加的封诰和治丧财物去吊唁。按照礼制，蒋廷锡须回家守制，雍正帝就准许他几个月的丧假，让他将其母的灵柩送回江南老家祖茔安葬，然后回京，在任守制。雍正六年(1728)三月，蒋廷锡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大学士是清朝的内阁要员，设

保和、文华、武英三殿与体仁、文渊、东阁三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主要掌理机务，表率百官，实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六月，蒋廷锡又兼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雍正七年(1729)七月，雍正帝为嘉奖蒋廷锡对朝廷的忠心，赐给他宅第，并亲题匾额“均衡硕

辅”赠给他，同年十月又加太子太傅。蒋廷锡勤于政务之余，善于吟诗作画，还颇有名气，他所画花卉，写生为主，多有飘逸之笔，以

工笔见长。其画生动、传神、优雅，画山水坡石，笔法多样，有时泼墨写意，胸中干山万壑之意，淋漓笔端；有时精笔细勾，于一山一水间着闲暇之情，向往之意。他的画连雍正帝都大加赞赏，更为当

时附庸风雅的士大夫所推崇。蒋廷锡的诗作极富田园气息，他常把诗画结合起来，以诗为画，以画咏诗。有《青铜轩》、《秋风传云》诗集及《尚书地理今释》等作品流传后世。雍正八年(1730)二月，京城举行会试。清代，科举考试程序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院试由中央官员主持，参加院试及格的称“附学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南京、北京及各省城举行，主考大臣由皇帝任命，乡试录取的称“举人”。中举后参加会试，在乡试次年春举行，地点在北京，由礼部官员主持，考中的叫“贡生”，贡生经复试后参加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主考，考中的称“进士”。雍正帝命蒋廷锡主持这次会试，且是正考官。三月，蒋廷锡与张廷玉负责管理三库事务。四月，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官。雍正八年(1730)冬，噶尔丹策零带兵袭击科舍图卡伦，抢去了大批驼马牲畜。雍正帝准备用兵西

北。原来，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其中的一部厄鲁特蒙古又复分四部，准噶尔部是其中一支，其首领浑台吉一死，儿子争权夺位，在西藏当喇嘛的小儿子噶尔丹夺了政权，于康熙十年( 1671)自立为汗，多次侵扰中原，康熙帝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死后，其侄之子噶尔丹策零即位，再度入侵中原，为此雍正帝诏命设立军机房，主管军国事务。因为清朝内阁设在太和门外，很容易泄露机密，于是在隆中门内设军机房，选择内阁中办事谨慎，处世周全，严守秘密的人人内办事。蒋廷锡作为皇帝极度宠信的人，被诏人内。另外还有怡亲王允祥、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同入军机房，受命重要机务，由张廷玉主掌。雍正帝诏令设军机房之后，大臣奏事也随之发生变化。大臣上奏国事，平常的事务上奏时用

“疏”，由通政司上呈皇帝，处理结果下传内阁，拟旨下发；重要的军国大事，上奏时用“折”，由奏事处上呈皇帝，军机房负责拟旨，再经皇帝亲自用朱笔批签后才下发。因此内阁的机要重权转移到军机房。军机房成为要政中心，总揽全国军政。大学士一定要入军机房成为军机大臣方可参预政事。一些地方官员的奏折，不能直接送到内廷的，就由雍正皇帝指定的王或大臣转呈，蒋廷锡就是被指定的为数不多转传奏折的人。由此可见，雍正帝对蒋廷锡的信任达到极点。蒋廷锡也不负皇帝重望。十月间，雍正帝偶然患一点小病，蒋廷锡等全力佐政，内政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雍正帝甚是满意，对蒋廷锡更是倚重之极，恩誉有加。对蒋廷锡的辅佐之功大加赞誉： “蒋廷锡等佐掌重要机务，办事公正严明，一心为国，忠心耿耿，谨慎周全，一丝不苟，特赏赐他们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功加二级。”世职可带于自身或给子孙。蒋廷锡奏请，以子庶吉士蒋溥承袭世职。至此蒋廷锡的官位达到了顶峰。雍正九年(1731)蒋廷锡积劳成疾，雍正帝知后，特派太医为他治疗。病刚有好转，蒋廷锡又工作

如常，雍正帝愈加信赖。第二年夏，病又复发，雍正帝下令一日内两次上奏蒋廷锡的病情。闰五月，

蒋廷锡病逝，终年 64岁。雍正帝非常悲痛，辍朝一日表示哀悼，并指派大臣带着祭奠器物吊唁，赐给钱物等葬祭品，谥号“文肃”。对于蒋廷锡的一生，雍正帝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蒋廷锡在朝二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自我登基以来，他由内阁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不论干什么，他都忠于职守。论才能、论学识，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主管农业水利，精明强干，不负重托；他总领财政，严格出纳，清赃除弊，有益于国计民生；他参预机要事务，格外谨慎周密，功绩卓著。是我大清有大功之臣，特赐匾额“万畿贤辅无愧色”。蒋廷锡凭着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能，凭着他的忠心和勤奋，受到康熙和雍正皇帝的倍加信赖，

他为政清廉，除了皇帝赐给他的住宅田产外，没有过多的家产，故此于乾隆元年(1736)赐入祀贤良祠，其事迹收入《国朝先正事略》。

马尔赛◎马晓丽

马尔赛乃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之孙。马尔赛很幸运，自小就承袭了祖父的爵位，并在康熙年间先后被授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职，掌管銮仪卫之事。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加封图海为一等公爵位，仍由马尔赛承袭。雍正六年(1728)，马尔赛官运亨通，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两年之后，马尔赛遵雍正帝之令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一起议定行军事宜，不久，即被加世职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其后就奔赴了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的军事前线。准噶尔是清朝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

以伊犁为中心，兼并卫拉特其余三部，势力达到天山南路。该部上层贵族噶尔丹和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先后迷人叛乱道路，不断破坏统一局面。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对清的统一仍然构成了严重威胁。雍正九年(1731)，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在讨伐噶尔丹策零时，被打得一败涂地，于是，雍正帝便封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前去平乱。马尔赛接令而动，率兵驻扎于图拉。正当马尔赛准备率师前进时，忽然听到了准噶尔将要进犯科布多的消息，于是马尔赛便暂时把大军驻扎在第十五台。当准噶尔部的将士屯结于科布多附近时，马尔赛又奏请将他所率大军驻扎于察罕度尔；不久，马尔赛又听说准噶尔部的兵马到达了奎素，于是他又奏请将蒙、汉 7000名士兵调到推河。马尔赛这样反反复复，自然会给人留下惧敌的印象，于是，雍正帝对他大加责备，令他先驻扎第十四台待命。时隔不久，雍正帝又令他带 5000名蒙、汉兵驻扎于翁兖。在此情况下，雍正帝对高级将领作了人事变动并重新明确了各级隶属关系，先解除了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之职，将大印转交顺承郡王锡保，然后命令马尔赛从今以后不得以抚远大将军之印征调军队而且还规定蒙古诸扎萨克都要接受靖边大将军的调遣。不久，马尔赛被改授为抚远将军，遵雍正帝之令在扎克拜达里克安营扎寨。雍正十年(1732)秋，准噶尔又大举内犯，对喀尔喀诸部肆意抢掠。喀尔喀亲王策棱带兵反击，两

军在额尔德尼昭展开一场激烈战斗，喀尔喀亲王取得大胜，准噶尔军被打得丢盔卸甲，不少人死于战阵，侥幸逃脱的便沿着鄂尔昆河向推河逃去。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也许马尔赛对此前被削减兵权有抵触情绪，在这场战争中便不太卖力，因此，当准噶尔军向推河逃跑时，锡保便用马鞭狠狠抽打马尔

赛，令他立即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堵截准噶尔的残兵败将。这时，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也驰马赶到，催促马尔赛尽快发兵。马尔赛是个柔优寡断的军事将领，见锡保和丹津多尔济都催他发兵，反而没有了主见。他把各位

将领召集到一起，讨论是否应当出兵。诺尔珲首先发言，说： “我们应当迅速出兵，拦截敌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就会贻误战机。”其他将领大都附和诺尔珲，但只有都统李杕大唱反调，认为应当坚守城门，防止敌军入侵。马尔赛没有听从多数将领的意见，而是认为李杖的话最现实可行。诺尔珲、博尔屯等将领坚决请战，马尔赛却无动于衷。傅鼐见此情景，一下子跪在马尔赛的面前，苦苦哀求他出战，但马尔赛仍不同意。这时，建勋将军达尔济也派特使请马尔赛出兵，马尔赛仍没答应。官兵们登上城墙，见敌军鱼贯而过，心里既急又气，高喊出城作战。参赞胡琳、傅鼐本来就力主出战，现在见官兵情绪高涨，便带领所部出城追敌。马尔赛见此情景，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军队出城追敌。当他们赶到博木喀拉时，马尔赛命令钦拜带领 700人继续追敌，自己却原道返回城内。

尽管钦拜等人马不停蹄地追击敌军．但由于在城内耽搁时间太长，现在怎么也无法追上，只好空手而归。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珲等人对此十分气愤，于是便纷纷上疏控告马尔赛；雍正帝也十分气恼，下令削掉马尔赛的一切官爵，对他严加惩治。这时，锡保等人坚决要求杀掉马尔赛和李杕，大臣们也认为应当按贻误战机律令对他们斩杀。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雍正帝派副都统索林赶往扎克拜达里克，处死了马尔赛。

尹泰◎张宝义

尹泰，姓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先任翰林院笔帖式，以后历任内阁侍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国子监祭酒、锦州佐领等官。康熙五十一年(1713)，由于生病退官，居住在锦州。雍正帝未继位前，曾经奉康熙帝之命到奉天去谒拜祖陵，途中在锦州住了几天，其间，召见了尹

泰，与尹泰一番长谈，非常投机。雍正帝很赏识他的言论，认为他见地不凡。后来，又召见了尹泰的儿子尹继善，尹继善聪慧机敏，也深得雍正帝的喜爱。尹家父子给雍正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雍正帝继位的当年，便任命尹泰为内阁学士，不久又任他为工部侍郎、左都御史等官。尹继善后来也成了清廷大学士。

1723年，雍正继位，下诏说要纳百官之言，革除时弊。尹泰在这一年曾上疏，说六科书记官贿赂结交各省在京的提塘官，编写一些有关皇帝口头命令的材料，有时翻译满文有误译，甚至将皇帝的赏赐、皇帝与大臣的对话也随意捏造。请求下诏禁止，如还发现有捏造传播者应加重予以治罪。次年尹泰针对官员在服色上屡有僭越行为的情况，上疏说，文武百官的穿戴和用具应按其品级区分，不能混淆。严禁官民穿黑色狐毛衣和黄色、米色、香色的衣服。如有违犯，应加等治罪。这一建议，正合雍正帝“防僭越”的本意，所以当即允准。雍正二年(1724)，尹泰出任《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次年他又上疏建议那些试用一年的御史，如

考察期满还不合格，就延长一年考察期。雍正三年(1725)五月，尹泰调任盛京礼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的事务。他上任后，恪尽职守，并注重实际调查。八月他上疏说，奉天府所管辖的承德等九州县，过去征收贮藏了不少豆米，仓库已不够用，况且多贮黑豆也没多大用处。请求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停止征收黑豆。然后按亩征收谷米，按人口征收税银，而原来贮藏的米豆按市价卖出。接着他又上疏说关东地区气候干燥，可以挖掘地窖将粮食贮存好，这样便可以节省建造仓库的费用。尹泰这种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及时寻求最佳方案解决，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九月，他又上疏建议朝廷每年都派御史一人巡视奉天，以便于了解情况，纠察百官，使吏治清明，百姓乐业。雍正四年(1726)，尹泰被人弹劾。起因是山海关的总管多索礼交割庄园余地，当时尹泰正忙于运

粮之事，没有亲自去接收，而是派下属官员去丈量接收。多索礼就此事上告朝廷，说尹泰是借故推诿请朝廷严查。雍正帝指派吏部侍郎查郎阿去调查，结果撤销尹泰的奉天府尹的职务，保留他的左都御

史协助奉天将军一职。再没有严究，因为雍正帝知道尹泰一向是谨慎奉职的，尹泰也一如既往为朝廷尽心出力。雍正五年(1727)，将军噶尔弼建议增设外海水师，尹泰上疏表示反对。他认为旅顺、天津都有水师，锦州、盖州等诸州也可以轮番巡察、如果再增设水师就耗费太大，对于巡察也没有益处。雍正帝将此建议下达议政王大臣商议，都表示赞同，于是就不增设外海水师。尹泰为官多年来，恪守为臣之道，但有时也遭人诬陷，蒙受冤曲。雍正六年(1728)，有人诬告尹

泰遗漏上交官府的家产和强买奴仆，尹泰被革职查办。不久真相大白，诬告人被治罪，尹泰又官复原职。雍正七年(1729)，清廷满汉大学士的职位已满，但雍正帝为了奖励在康熙朝任过职仍还健在的元

老，特别授予尹泰等宠臣额外大学士的称号，以示优待爱护。此后不久，尹泰正式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雍正十一年(1733)尹泰任玉牒馆副总裁。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帝继位，尹泰任修《世宗实录》总裁官，此职表明他颇得新君器重。乾隆元年(1736)尹泰以年老多病的理由申请退职。乾隆帝没有批准，但念其老迈，便将他儿子尹继善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回京师任刑部尚书，好使尹继善朝夕侍奉老父。尹泰身体一直不好，常在府中养病，到乾隆三年(1738)他再次提出退职，这次乾隆帝见他确实体弱多病，便批准他辞去官职，并关注他要善保身体。此后不久，尹泰病死，乾隆帝赐祭葬，谥“文恪”，后追赠太子太傅。总观尹泰一生，政绩平常，建树不大，所得优待加官，无非是因为他是满族老臣而已。尹泰为官，

以端正、谨慎奉职，很受帝王宠爱。他的儿子尹继善政绩昭著，远胜于他。

鄂尔泰◎马章安 左海荣

雍正十年(1732)_月，皇上颁布谕旨，称赞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三省以来，对于所属苗疆悉心经营，运筹调度，致使疆域开拓，边境安宁，特授一等伯爵。这一赞誉，对于鄂尔泰来说，实属当之无愧。

一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 (1699)中举人，康熙四十二年

(1703)，因其才勇擢升为三等侍卫。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考官，不久擢升江苏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十月，调任云南巡抚。云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自元朝以来，一直实行土官世袭制，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

酋长自治。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统治者残暴肆虐，独霸一方，加上地处偏远，助长了嚣张气焰，对朝廷不屑一顾。土司之间也纷争不断。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从明代开始，就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派驻朝廷命官，实行改土归流，但成效不大。鄂尔泰驻任云南，于雍正四年(1726)

奏疏皇上，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具体方针和措施。他指出，云贵一带大患莫如苗变，欲安民须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对土司应该“计擒为主，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清世宗接受了这一建议。鄂尔泰立即出兵分三路围剿长期作乱的贵州仲家苗：一路由谷隆，一路由焦山，一路由马落孔。

不久即破长寨，设长寨厅（今贵州长顺），接着又破 30寨，降 31寨，抚苗民 500 余户，2000多人。以长寨为基础，向四周扩展。凶残狡诈的镇远土知府刁瀚，沾益土知州安于蕃被鄂尔泰用计擒获。者乐甸土司刁联斗迫于形势，自愿改土归流，乞求免去一死。鄂尔泰上奏皇帝建议授予投降清朝的土司职衔，以示赞扬和鼓励。在剿抚齐下策略下，仲家苗叛乱很快平定了。雍正特加官三级，命鄂尔泰经管仲苗诸事。不久，鄂尔泰提出十条管理仲苗事宜：（一）未获犯中胁从者，凡自首的一概宽免；（二）归寨

者每月发给米盐抚恤，并给耕种，超过一月未归，其田土赏兵；（三）重新划分土地所有，规定界线官方给予保障；（四）因战乱错过耕种期，蠲免本年正赋；（五）同名各按祖姓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六）军器悉缴，隐匿及私造者处决；（七）兵不得期凌，官不约束严参；（八）移贵阳府同

知驻长寨化导；（九）移长寨把总驻打壤寨控制；（十）官兵有劫掠者，即杀妻杀子。申报各地获犯会审，不得徇私枉法，偏袒庇护。根据这十条准则，来稳定在该地区的统治。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侵扰东川府，因东川与云南接壤，为便于控制，鄂尔泰奏请皇上，改东川隶属云南，获准。四川总督岳钟琪协助镇压，派禄鼎珅劝降，禄万钟拒不答应。于是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整兵长驱直入，大破各寨，万钟被迫出走，逃匿到镇雄土司陇庆侯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万钟被擒，其同党陇庆侯自动缴印献土，鄂尔泰论实议罪奖惩，为诱降，给陇庆侯功加二级，特授骑都尉世职。同年三月，镇远猓刁如珍等起兵反叛，杀官焚掠，无恶不作，鄂尔泰出兵不久，即擒刁如珍，其同党作鸟兽散。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辰操纵部下劫掠，不加约束，又擅自发兵驻扎者相立七营，明目张胆地同朝廷作对。鄂尔泰召令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六月，映辰惊惧乞降，要以改流存祀，革去世职而求免死。为示皇威，免死但遣返浙江原籍，留下其弟映翰奉祀。七月，与湖北军队平定了谬冲花苗的动乱，降服部分人员。九月，擒刁如珍同党扎铁匠，降李百叠。十一月，招降 184寨。鄂尔泰受到嘉奖，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十二月，又攻破云南猓窝泥种，收取六茶山周围千余里地，划界建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许多地方实现了改土归流。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的残暴统治，杜绝了土司之间的纷争，促进了生产发展。云南安南边界与内地发生纠纷，皇上命鄂尔泰勘察。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划出 80华里内

地归安南所有，安南国王黎维裪表示感激，愿受政府管辖，接受封职。与此同时，镇压了一批目无王法的叛乱分子如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米贴土目禄永孝等。禄永孝的妻子联合邻近部落复仇，结果被总兵张耀祖擒获。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唆告急，鄂尔泰奉命前往以攻心为主，寨侬倒戈杀了颜光色投降。不久皇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拨款 10万犒赏军队。雍正七年(1729)正月，皇帝为褒奖守疆大臣，特敕谕：凡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

武千总以上的命官，全部加级晋升。三月，鄂尔泰上疏：今已攻克各寨，苗众投诚，下部从优议叙，官加二级，鄂尔泰力辞，奏请将自己定边的功绩赏给曾祖鄂图扪封典，俾昭忠祠牌位得以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雍正允许，但是念及他功大，仍迂少保。苗疆基本平定，为稳固统治，十二月，鄂尔泰上疏立营设官事宜：（一）八寨距都匀府 90里，

地方辽阔，不宜控制，改为都匀营，设副将驻扎；（二）丹江逼凯里，素来为生苗盘踞，增加丹江营设参将；（三）九股尤为强悍，派黄施营游动驻扎；（四）清水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在中间地带增设清江协，设副将；（五）镇远协原来是防清水江南岸地区的，现改为营，设参将，归属清水江协；

（六）天柱营靠近生苗居住区，从前只设参将，今分设营汛，改为都司；（七）古州地处都匀、黎平要隘，深入腹地，特设古州镇，派驻总兵，改黎平协为营；（八）营讯已定，设文官分驻，增加都匀府同知一名，驻八寨，通判一名，驻丹江，镇远府同知一名驻清江，黎平府同知一名驻古州，全部加“理苗”二字；（九）所设同知、通判、连同驻扎官兵在内，各拨把总兵丁护卫；（十）施旧县添设县丞分驻。一时间，苗疆相安无事。雍正八年(1730)八月，贵州乌蒙猓纠集禄鼎珅及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反乱，杀官军总兵刘起元，

袭击附近营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攻占了乌蒙，周围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也起来响应。他们杀塘兵，劫粮道，堵要隘，毁桥梁，边境警报迭起。鄂尔泰聚集一万多名官兵和几千名土兵，分三路讨伐：令总兵魏翥国攻打东川；哈元生攻打威宁，副将徐成贞辅佐；参将韩勋攻打镇雄。三路军呈犄角推进，互相呼应。韩勋人马与苗兵在莫都激战一昼夜，击破四寨，杀数百人；三天攻下奎乡，杀2000 余人。哈元生、徐有贞从威宁进攻乌蒙，到天黑的时候，破 80 余寨，击败数万苗众，攻克了乌蒙。鄂尔泰下令各军分道搜索，大肆屠杀，村寨里、山崖上、丛林间……到处都是尸首，惨不忍睹，苗民无不颤栗。边境重又安宁。皇帝论功行赏，以哈元生、徐成贞、韩勋为头功，拨大量公款犒劳军队。为示奖惩，对于没有参

加暴乱的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马，封之诰命，赏赐许多银币。颁谕鄂尔泰：乌蒙做法过于急切，又因用人不当，激成事端，逆党勾结，几乎成不可收拾之势，念及官兵奋勇争先，旬月平定寇乱，皆因鄂尔泰平时节制封疆，以身作则，指挥有方，迅速成功，论功行赏，应为首功。但念该督自闻贼乱以来，时时以事先疏防引过自咎，今已平定，不肯自居荡寇之功，屡次陈奏，情词恳切，朕曲从其请，成其谦抑之素志。鄂尔泰自己则在云贵边界上修筑一座桥，命名“庚戌桥”，以此记下其平定苗疆之功绩。雍正九年(1731)六月，鄂尔泰吸取经验教训，提出乌蒙善后事宜：乌蒙镇旧设中、左、右三营，

请求增设前营，四营各设游击一名，守备一名，干总两名，把总四名。中营驻府城，左营驻大关，右营驻永善，前营驻凉山。镇雄、东川二营都增设一名守备，分左、右军。左军守备驻府、州城，镇雄右军守备驻奎乡，东川右军守备驻阿白溪。又改威宁营为协，设副将，归督标管辖。后来，苗疆再次发生叛乱，皇帝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令鄂尔泰、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

学士张廷玉共同执事。苗患愈来愈烈，烧杀抢掠许多地方。鄂尔泰引咎自责，请求罢职，并削去伯爵皇帝以“有功则受，无功则辞”为由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以示君臣公而无私，过而不饰之意。

自康熙时起，准部时叛时服，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虽然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为清朝的一大心病。雍正十年(1732)，新疆准噶尔部又一次叛乱。鄂尔泰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即加官军机大臣，督巡陕甘军务。鄂尔泰派大将军张广泗在衮塔马哈戈壁埋伏，截断叛军退路。双方僵持不下，鄂尔泰上疏皇帝：叛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剿灭，频频用兵，徒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双方暂时熄火，驻守屯田。并提出具体的屯田事宜：（一）设总理屯田大员，并划明关防；（二）给予当地人种田地工钱、口粮等；（三）对外来雇户，地方官员沿途接待，并供给食宿等；（四）设有司协助屯田诸务；（五）各项支用银由国家军需中支付。经过屯田，财力得到补充，军队得到休整，安抚了民心。鄂尔泰一改以往叛乱就出兵，平定就撤退，不做安抚工作的做法，治人攻心为上，缓缓推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于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

二鄂尔泰视国务为己任，十分注意水利建设。早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就曾考察太湖水利，并想付

诸行动，后因迁调才不得不放弃。经营苗疆时，上疏全滇水利事宜，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意见：（一）嵩明州阳林海四周围的草塘可开垦利用；（二）宜良县的江头村附近河床偏高，应自湖家营北另开河道，以备灌溉；（三）寻甸州寻川河中有石头，须疏浚十里沙河水道；（四）东川府城北漫海一带令农民开垦；（五）筑浪穹县羽河等处堤坝；（六）临安等处修筑工程，暨通奥河道。皆下部议行。乾隆二年(1737)八月，年事已高、作为皇帝心腹大臣的鄂尔泰奉命勘查直隶河道。一个月后，提

出应在永定河上游开挖新河支岔，泄水分流，各支流就近人海，就可防止下游泄水能力不够造成的水患，并建议加固堤坝，修成坦坡形，很快得到批准，投入施工。从乾隆四年(1739)二月起，鄂尔泰奉命由江南河道到漳河故道，巡防黄河水务。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实地考察，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将河道取直，深挖河床，培淤固堤等等。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状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请将鄂尔泰革职问罪。皇

帝诏谕：鄂尔泰乃皇考遗留之大臣，谙练政务，不宜深究，但其不训导儿子谨饬．故交部议处，略示薄罚，遂降二级调用。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患病，提出解职归田，皇帝劝慰执留，并加授太傅。四月病逝。遵

照太宗遗诏，配享太庙，并入祀贤良祠，赐祭葬。予谥“文端”。乾隆二十年(1755)，因受胡中藻和其次子鄂昌的株连，被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一生颠簸转战，呕心沥血。他实施的改土归流，特别是对苗疆的悉心经营，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使清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大大加强。他忠心报国，久戍边疆，学有根柢，才裕经纶，不愧为国家之栋梁，文武之仪型。一生深受雍正赏识有《西林遗稿》传世。

海望◎张伟如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先是被授为护军校。雍正元年(1723)，提拔为内务府主事，后经多次升迂官至郎中，充当崇文门监督。雍正八年(1730)，又提拔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海望性情忠厚，办事认真，工作上克尽职守，因此颇受雍正皇帝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九年(1731)，升任为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1733)正月，海望被派偕同直隶总督李卫前往浙江海塘勘查地方水利，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省，经过一番认真考察、测量，与李卫商议后奏请在浙江海宁尖山、塔山（今浙江杭州境内）之间建大石坝，以便挡住海潮，使田舍免受其害，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内改建大石塘。雍正帝令浙江总督程元章因地制宜着手修建。海望又奏请设立官员专门负责工程的建设，并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督修建，以保证工程质量；在工人员的工价采用银米兼发的形式，雍正帝一律听从海望的建议，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予以支持。这两项工程对浙江百姓安居乐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海望功不可没。雍正十三年(1735)，振武将军傅尔丹的部将伊都立等人因虐待士兵，勒索财物，侵吞军饷等被揭

发出来，雍正帝派海望前去查办。海望经过认真核查，发现傅尔丹恃勇无谋，治军不严，伊都立等人的罪行确凿，并与傅尔丹有牵连。海望执法如山，不循私情，奏请对傅尔丹降级处置，对伊都立等人则送往京师下狱。雍正帝看到海望办事公正，对军务也相当熟悉，便命海望办理军机事务。海望上奏说： “鄂尔珅驱使犯罪之人种地不仅没有实效，反而容易引起事端，不如发配到别处去。”雍正认为鄂尔珅已派士兵驻扎在那里，一旦发生事变，便可进行镇压，海望所奏是杞人忧天，并不正确。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雍正帝病重，内大臣海望与丰盛额、讷亲、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

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受顾命，鄂尔泰、张廷玉捧御笔密诏，命弘历为皇太子。当时办理军机事务的有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莽鹄立、纳延泰、丰盛额及海望共九人。弘历即位，即乾隆皇帝，命尚书徐本人直。不久设立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张廷玉任总理事务

大臣；徐本、海望协助办理，班第、索柱、纳延泰听从差遣，办理具体事务。并令海望代理户部尚书这时，乾隆又把海望的奏疏下发总理事务处讨论，不料总理事务处却莫衷一是，他们认为雍正已否定了海望的奏疏，乾隆又重新提出讨论，是否意味着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呢？乾隆便下谕旨说： “海望所奏，先帝已有训令。我推测先帝的意思是：被发配到边塞的，都是身获重罪之人，现在让他们军前

种地，实际上是比较妥当的做法，其中若有冤案，自然应该声明并详细上报，以便从宽处理或予以释放。若只是因为不善农作，便将他们改发内地，这人即使身获重罪，也不肯积极为国效劳，反而会心存侥幸；况且如果以士兵代替他们种地，士兵以不能胜任农耕为借口，难道还要移内地的百姓耕作边塞之地吗？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海望心地宽厚善良，但见识一般，他的奏疏怎能完全正确。对此事的讨论不可再犹疑不定，以后也应以此为戒。”乾隆二年(1737)，海望主管修建泰陵（雍正陵墓，在直隶易县永宁山），于年底竣工，论功行赏，授海望拖沙喇哈番世职。乾隆四年(1739)，加太子少保。起初，朝廷下令停止各项捐纳，经廷臣讨论后决定唯留捐监一条，使各省积存粮食以备灾荒年月。乾隆六年(1741)，御史赵青黎奏请停止捐监，又一次下发廷臣商讨，廷议仍旧保留捐监。海望上奏说： “外省收捐谷有诸多不便，原议各省所收捐谷的数量为 3000多万石，现在报户部的只有 250多万石，不足十分之一，不如停止各省捐谷，令在京官民交银，转拨各省买谷，等仓廪充实，再请令停止。”乾隆于是下令在京交银、外省交谷，一律听士民之便。并下谕旨说： “地方上积存的粮食越多越好，需要赈济灾民、抚恤百姓、朝廷加恩的时候经常会有，所以一定要做到仓禀充实。海望长时间充当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上奏说： “崇文门征税，有挂锤税、顶秤税等，名目繁多，

每百斤实征百四五十斤，表面税额没增加，实际上却巳高出许多。对各种入门杂物，更是巧立名目，任意索要，比所定税额多数倍。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今浙江杭州北武林门外 10里），从南至北 10 余里的距离，稽查就有 7 处，处处刁难，恣意勒索，比实际物价高出 10倍不止。这大概是因为朝廷官员从税收中谋私利，属下胥吏便趁机任意胡为，借收税发财，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请皇上下令严禁。”乾隆庇护海望说： “海望领崇文门税务，总是尽量多收并全部上交官库，因而见唯独他交的税收最多，胡定所奏，我并不相信。至于外省关税的收交，应令各省总督、巡抚进行严查。”后将海望调任礼部尚书。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看到海望年纪大了，精力也渐渐衰退，便罢其军机大臣的职务。十四年

(1749)，又调任户部尚书。十七年(1752)，海望负责建筑京师两郊的坛宇，因借机发财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己奏请皇上给予严厉的处罚。本应削夺官职，皇帝念他是先朝老臣，予以宽容。乾隆二十年(1755)，海望去世，乾隆派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前去吊唁，以茶酒祭奠，并赐予下葬的祭器，谥号勤恪。

傅恒◎温玉春

乾隆时代，清朝的国力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国运的太平昌盛，一方面使满州贵族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大大丧失了原来的活力而日益腐化。不过，毕竟是成功者，在一片升平气象中，八旗子弟还是豪杰辈出，不乏佼佼者。傅恒可算一位。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于一个贵宦世家。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祖

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他们在身后都被追封为一等公。姐姐则是乾隆的孝贤纯皇后。乾隆七年(1742)，20岁刚出头的傅恒便由侍卫升任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圆明园；八年

(1743)，升任户部右侍郎；十年，升任军机大臣；十一年转任左侍郎，并兼内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本部尚书，并为议政处大臣，兼管銮仪保卫工作；十三年，授职领侍卫内大臣，不久即因工作勤恳，加封太子太保，任协办大学士，充经筵讲官。清代，在四川西北部有地名金川，分大小两部，为藏民聚居区。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

莎罗奔发动了叛乱。乾隆派遣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指挥大军镇压。但由于措施失当，讷亲等久劳无功。乾隆十分不满，于是在十三年(1748)九月，改由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工作，并主持军务，替下讷亲等。接着乾隆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并赐诗一首以资鼓励，还赐给花翎 20根、蓝翎 50根、内库银 10万两，以备犒赏，军前诸将奏章允许他沿途开看。临行前，乾隆驾幸瀛台，赐给将士们食物，又赐诗一首为之壮行。十一月，傅恒出发，乾隆又到堂子行祭天大礼，并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送行至良乡。可见乾隆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傅恒年未而立却位居宰辅，确实可谓少年得志，而他以后的行动也证明：他配得起这份“浩荡皇恩”。乾隆对这次行动着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傅恒出发后，他每天都下诏褒勉。傅恒到达陕西后，反映

后勤运输不及时而耽误了军队前进，他就命令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代理陕西总督，主持粮饷运送。傅恒进入四川后，马匹供应不足，他就命令尹继善往来于川陕之间进行督促。傅恒也格外奋勇，军队纪律严明，前进速度极快，路上顶风冒雪，日夜兼程。而他自己则日理万机，很少休息，经常彻夜不眠。途经天赦山，由于雪后道险，竟步行了 70里。乾隆闻知，十分满意，大加赞赏，特命加封太保，加军功三级。

起先，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向莎罗奔诬陷其兄泽旺，夺了他的土司大印，还霸占了其嫂阿扣。莎罗奔发动叛乱，侵略沃日，良尔吉实际也参加了。后来他又诈降清军，为叛兵的内应。张广泗听信汉奸王秋的谎话，让良尔吉统领蛮兵，结果清军一有行动，叛兵立刻就知道了。傅恒在路上就了解了情况没到原有清军驻卡撒的大营，他便派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等来迎接。等到达邦噶山，便把良尔吉、阿扣、王秋等一举擒住，宣布罪行，就地正法了事。乾隆闻报，赞扬他处事明白果断。到达卡撕大营后在第二年(1749)初，傅恒上奏批评了过去只知正面强攻的平叛战略，提出了“奇正兼施，因机制胜”的正确方针。接着，傅恒率领总兵哈攀龙、哈沿德等避实就虚，迂回包抄，迅速攻占了巴朗的平碉和色尔力的石碉，连续获胜。乾隆因为金川水土恶劣，派人飞马赐给傅恒人参 3斤，诸将帅也获得数量不等的赏赐。不久，乾隆因为觉得师出无利，又爱惜良臣，于是下旨班师，召傅恒还朝，还封他为一等忠勇公，

赏给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但傅恒根据实际，感觉攻克贼巢只在旦夕，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可惜便坚决请求进兵，并恳辞公爵之赏，缴还原旨，乾隆不答应。正在这时，莎罗奔惧而思降．但他担心受到惩处，于是先派头人来卡撒试探。傅恒回答说，莎罗奔只有亲自来降，才能饶他不死。莎罗奔仍是不信，又派头人到丹坝四川提督、名将岳钟琪营申请降。邱钟琪单骑入敌巢穴，晓谕了优待政策。二月初四，莎罗奔等遂在营门外开出道路，设立神坛盟誓，次日即率众来降。初六，傅恒拔营回师。奏报传到，乾隆大为欢悦，对傅恒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按照元勋扬古利的先例，加赐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三月，傅恒凯旋回京，乾隆命令皇长子率领诸王和大臣们等在郊外劳军。入京，乾隆在御殿接受贺喜，行饮至礼。不久乾隆又命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以下，并追谥李荣保为庄恪，还在东安门内赐给一座府第，落成时又赐诗表功。金川叛乱，讷亲等镇压两年却不能成功，而傅恒一到月余即平，受到如此重赏，实在当之无愧。乾隆十九年(1754)冬，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因受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逼迫，率众内

附清朝，杜尔伯特部首领车棱也来归顺。乾隆认为这正是趁乱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决意出兵西征。当时朝中诸臣安于太平，多所非议，只有傅恒极力赞同。第二年春，清军出征，一举而定拿获达瓦齐而归。乾隆大喜过望，对傅恒虽未战而为定策之功大加封赏，加升六级，后来在紫光阁绘制百名功臣像时，又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并亲自撰写赞词道： “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七月，傅恒还充任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的正总裁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傅恒受命主持云南征缅甸战事。原来，自二十八年(1763)以来，缅甸不断入侵中国，中缅关系十分紧张。三十二年(1767)，清廷派将军明瑞征缅，但因粮草不继，明瑞战败阵亡。傅恒受命后，第二年自京启程，京师及满、蒙军队 13600人随行。四月，傅恒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观察形势，决定清军沿戛鸠江南进：主力出江西岸，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则沿江顺流而下，水陆呼应；再派小部出江东岸，取道猛密，夹攻缅军老巢老官屯。以前，因为当地气候湿热，清军往往在九月份以后才进攻，结果使缅甸有了准备。傅恒决定要比以前早出军几十天，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因为水师缺船，原先乾隆就曾下令造船，但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将军阿里衮等却认为边外水湍山险，

舟船难行，沿江也没有可造船的地方，多次请求停止。乾隆特地派员前来勘查，反映的和阿里衮一样傅恒来到后，向抚夷李景朝、土司线官猛竽询问此事，却得知蛮暮附近有座山名翁古，多树，旁边还有空地名野牛坝，有少数民族居住，气候凉爽。傅恒于是在此地造船。那些少数民族也愿意挣些工钱干活很卖力。船造好后，傅恒命令满汉军人以及跟随的奴仆，轮流搬运，挪到江岸。七月，工程即告完成。乾隆闻知，下旨嘉奖，还赋诗《造舟行》一首来纪念。七月，清军从腾越出兵，发动了进攻。傅恒抵达允帽，来到戛鸠江边，占据了西岸。当时，猛拱

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已请降，清军来到后，他们率领夹江各夷寨的头人来迎接，还准备了船只，请求攻打猛拱。傅恒命令分兵从容渡江，夹江为寨包围了猛拱。后来土司浑觉也出降并贡献了千头驯象。十月，清军继续前进，攻占了猛养，杀了头人腊泥拉赛，接着又攻破南准寨，抓住 35名头目。清军长驱直入，沿江两岸夹攻，在东岸射死缅军 1名头目，斩杀 500 余人，占领了座营寨；在西岸夺得 3座营寨，斩杀 50多人。十一月，清军进围老官屯。由于气候恶劣，清军多染病而死，水陆军原有 31000多人，现在只剩了 13000多人。傅恒不久也生了病。乾隆命他移交工作回京。这时，缅甸也因损失惨重，酋长懵驳派人奉蒲叶书求和。傅恒于是请示接受停战，乾隆批准。十二月，懵驳派人到军贡献各种特产。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战胜，但重创了敌军，缅甸从此再也不敢言战，中缅关系恢复了正常。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傅恒从缅甸撤军。三月，回到北京。七月，即告病逝。原来，傅恒自

进攻老官屯生病以来，一直没有痊愈，回国到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时，已经病人膏盲了。他死后，乾隆亲临其家酹酒致祭，命照宗室镇国公规格治其丧仪，并赐谥“文忠”。傅恒担任军机大臣达 23年，每天侍候皇帝左右，依靠勤劳谨慎赢得信任。乾隆倚之为重臣，时

人称其受恩仅次于讷亲。而他的威望完全来自他的努力。决不是仅仅仰仗家庭的尊贵。他死时年未五

十，乾隆非常惋惜伤感，曾赋《怀旧诗》道： “嗟我社稷臣，所期宁在近。年少长于余，骑箕惜且恨！”

汪由敦◎窦小娟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的北京，已是冷气逼人，一派水瘦山寒的景象了。初五这日，天刚微微亮，就听得从远处传来一片钟声，悠长而庄重。随之，京城那两扇厚重的门缓慢地开启了，紫禁城从熟睡中醒来。各处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仿佛这天与往常有着什么不同似的，各人的脸上有着一种喜气而又庄重的神情，像要发生一件大事。在人们的奔走相告中，方知今天皇帝要见新进士了。这一天，皇帝赐殿试 299人进士及第、出身。一甲三名为进士，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

身。在众多新进士中，有一位很是引入注目，此人为二甲第一名。看上去他沉静寡言，气度端凝；文章典重而有体，词约而旨深。此人便是汪由敦。这一年，汪由敦 33岁，刚过而立之年，正处于人生、事业的黄金时期。古时

科举仕途很是艰难，知识分子几十年寒窗苦读而屡考不中者，大有人在，活到老考到老者，亦屡见不鲜，因此有“五十少进士”之说。而汪由敦在 33岁能进入这个行列，实属不简单，也是来之不易啊。中了进士，他明白，，从此要走的是一条仕途之路，路上必有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将有许多新的考验。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那一天，他是默默地回到家的，没有一点喜形于色。沉静寡言的性格，使他“喜愠少见于色，遇事有识，默定于心中”，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深得雍、乾二帝，尤其是乾隆帝的赏识和重用。

一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安徽休宁人。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

历经了康、雍、乾三朝。汪由敦从小聪明颖悟，与众不同，读书一目数行。8岁时就写得漂亮的文章，同县的人视其为

“神童”。但是只有先天聪颖，后天不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少年的由敦十分懂得这点，所以学习勤奋

刻苦。19岁那年，他在江浙一带游历，住在钱塘县（今浙江杭州）的一座破庙里，条件很艰苦。但是不管严寒酷暑，他读书总是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屋里那盏破旧的灯常通宵达旦地亮着。艰苦的耕耘带来了收获，文章写得文采斐然，且练就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在江浙一带名声渐起。

当时，徐元梦做江苏巡抚，注重网络人才。因由敦的名气，就请由敦做了他的幕僚。果然，由敦出谋划策、吟诗属文无不精通，深得徐元梦的赏识。等到后来，徐元梦升迁工部尚书，调往京城，由敦就以国子监的身份跟他一起入了京城。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后一个朝代要修撰前一个朝代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这样编写的。

清时，顺治二年(1645)设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修明史，写成《明史稿》。到雍正元年(1723)，又在《明史稿》的基础上修编成《明史》。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编修人员有深博的历史知识，严谨的工作态度。而那时由敦正因此而在京城中小有名气，所以被举荐做了明史馆的编修官成为《明史》的主要撰写人，史书上说“明史之成终始赖公”。他笔法淹雅闳达，文辞流畅，严谨周密。正由于此， 《明史》成为二十四史中编撰较好、较严密的一部。在京的这一段时间里，由敦边修撰史书，边为考科举准备。白天在史馆工作，晚上回去，顾不得

疲劳，夜以继日，青壁孤灯，刻苦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雍正二年，以二甲第一名中了进士授与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上仕途，在京为官。雍正十三年(1735)，他官至翰林院侍读，兼四译馆编译。侍读是翰林院中的大官，负责向天子修

学进讲，地位较高，为从四品官。他博古通今，熟知历代典制掌故，谙熟礼乐，所以朝廷每有大的庆典活动，都要请由敦来安排，制作礼仪之式，撰写文告、辞章。史称“朝廷大制作必属为之，一时奉为矜式”，可见那时他在翰林院中的地位和当时的名气了。十三年，雍正帝驾崩，其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当时雍正帝的丧礼及新皇帝登基的一切典礼，

连同进御之文，都是由敦一人揽作的。他的撰拟详赡、细密，使得新帝大为满意。他突出的文采，博深的知识，灵敏的头脑引起了乾隆的关注。从此，他在新皇帝的手下，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二乾隆帝，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文韬武略，自称“十全老人”。他办事雷厉风行，

威柄独操，从不假权于人，对臣下要求极为严格。在这样一位能干的国君手下做臣，那是相当不易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罢官革职。尽管由敦办事老成，性情端恪，处处谨恭小心，但在这条坎坷的为官路上，也不免会有一些差错。宦海沉浮，几乎对每一个在仕途上行走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乾隆元年(1736)，因由敦的文学名气，皇帝招他人了南书房，加授内阁大学士。南书房始设于康

熙十六年(1677)，择词工才品兼优者充任，专司文词书画等。乾隆帝擅于写诗，据说一生留有十万余首，这对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他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大臣代笔的，由

敦就是皇帝经常的代笔人。每次按皇帝的要求写成都甚合帝意，皇帝也常说“知我者，由敦也。”对他愈加看重。俗云：天有不测风云。许多事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乾隆二年(1737)，乾廷内侍言说李绂要授会场

侍郎，张坦麟要任江苏巡抚，这都是些谣传。御史刘元燮给皇帝上疏要求严禁妄传。皇帝令总理大臣询问具体情况，元燮讲他曾听说汪由敦到坦麟家道贺。由此，由敦上疏替自己辩解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结果反而引起了皇帝的怀疑。皇帝下谕说： “若没有这回事，则不辩自明，况且刘元燮在上奏中又没有提到汪由敦的名字，他怎么会知道刘说过他呢？”皇帝以此推理，认为由敦在朝中耳目肯定很多，于是下旨革去内阁学士职，在侍读学士位上效力。

虽然降了职，由敦仍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没有丝毫懈怠。其实皇帝也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五年(1740)，又开恩恢复其内阁大学士职，并且在此后屡委以重任，由敦先后做过工部、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由于常年侍从皇帝左右，同皇帝打交道。善于察言观行，识官辩吏的乾隆帝看出了由敦是一个沉

静寡言，端恪老成之人，遇事有自己的见识，胸有成竹，但常默定于心中，办事缜密，一丝不苟，从容而有条理。身边能有这样一个近臣是很难得的，皇帝心中暗自高兴，所以四方巡幸，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由敦。十一年(1746)，召他人了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入直军机处，对由敦来说，是他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军机处，在清朝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始设于雍正帝时，专门处理邦国大事，由皇帝直接统辖，像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的亲信，有韬略的大臣，一般由各部尚书兼任。充任军机大臣，由敦和皇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不但要替皇帝修词补诗，制礼讲史，更重要的是要帮皇上裁断军政大事，治国安邦了。这个任务非同小可。55岁的由敦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锻炼得比较坚强了，在宦海沉浮中，已经能做到宠辱皆忘。一心考虑的只是邦国大事。

刚人军机处，就赶上对金川用兵。金川位于川西，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早先清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设立土司，利用当地头人进行管理。各土司中基本相安无事，只有金川一地屡次发生叛乱，十分顽梗。到乾隆十一年，金川再次闹事。为了使西南边陲永靖，好大喜功的乾隆发派重兵前去平定金川，自己坐镇于宫廷之内，向千里之外的各路军队指授方略。而由敦则侍立左右，帮皇上分析军报敌情，出谋划策。皇帝所传谕旨，有时一天数道，几千百言，而由敦耳听心识，援笔立就不遗一字，洋洋洒洒，很合皇帝的意。十四年，金川奏凯，皇帝大赏有功人员，由敦由此加军功三级迁升太子少师，协办大学士，一路扶摇直上，很为皇帝宠幸、信任。

汪由敦原出自张廷玉的门下。张廷玉为雍正朝的大臣，有大功于国，雍正帝特许廷玉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享受配享的待遇，是极高的荣宠。乾隆十四年(1749)，张廷玉年老要求回乡养居，临行前希望皇帝将先帝遗命重申一遍，他心里就踏实了。于是乾隆下手诏重申。此后，廷玉不亲自上朝谢恩，只派自己的儿子代替。皇帝不高兴了，命军机大臣拟旨责备廷玉，由敦出于师生之情，替廷玉申辩。而第二天，圣旨还未下，廷玉却早早地入朝谢罪。皇帝由此怀疑是由敦泄漏了消息，顾念师生私情，提早告诉了张廷玉。因此下旨革去由敦协办大学士职，留尚书任内自赎。由敦一如既往，每天早早上朝，勤劳谨慎备至，宠辱俱忘。日日在军机处处理事务，对上要对皇

帝负责．对下又要关心百姓疾苦。他综理庶务，安详周密，史书上说他“房谋杜断，一身兼之”。皇帝亦如以前般重用他，十五年(1750)，皇上特恩准恢复其职。十五年六月，夏季连降暴雨，永定河在固安决口。十六年(1751)积水更为严重，造成水患，人民

深受其苦，怨声载道。由敦奉命前往治理，当时议论颇多，有人认为应另开新河，由敦不入云亦云，轻信别人。他先后三次亲往勘察，沿河进行了详实的观测，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开新河并无好处，而是应在河两岸广袤空旷的闲地上建诸多草坝，用以缓冲、分解水势。这个建议和治水方法是正确的，实施后得到很好效果。当时京城内由于商人囤积居奇，市场上米少，而且货币又不足，一时米价昂贵，市民怨言很多。

皇帝让大臣商议办法来平定米价。由敦分析了市场行情，敏锐地指出政府应先预支米供应市场，同时提前发放月饷钱，这样变供不应求为供过于求，实施后市价遂平。皇帝对这一措施大为赞赏，称赞由敦头脑敏锐，实在不简单。接着加衔太子太傅。太傅是一种荣誉很高的官衔，历朝均设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做为太子身边最高级的显官来对待。乾隆时期的清朝，虽为鼎盛时期，但边疆地区仍时时传来不太平的警报，少数民族叛乱时有发生。

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叛乱，皇帝派兵镇压，却也不放权于人，自己在京城进行遥控。每日军报都如雪片般飞来，皇帝才思敏捷，主意拿得快，并且精力旺盛，如有军报就是半夜也起来批奏。而由敦也更加辛苦，晨夕进见，侍立帐外，准备皇帝召见，有时夜里是不敢睡觉的，只在军机房的冷板登上打个盹完事。皇帝常召军机大臣商量对策及用兵方法。由敦从不多语，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徐出一语但往往是一语惊人，别人自叹弗如，很合皇帝的意。因此皇帝要求由敦随召随到，分析军报，拟旨传达。出兵准噶尔几个月来，由敦真是辛勤备至。一次皇帝夜间批阅军报，召由敦进写谕旨，看到他由辛劳而消瘦的双颊，生出爱怜之心，传赐高丽参。由敦亦感圣主知遇之恩，更加勤勉。等到荡平准噶尔，由敦加军功三级。

皇帝的倚重，自己所居的显官要职，使由敦办事愈加小心，竭力奉职，在荣誉面前不敢稍有怠慢松懈。二十三年(1758)，汪由敦由于劳累过度而患病。皇帝令他休养加以调治，并遣医送药，希望他快些病愈。然而由敦终究没能过这一年，撒手离这个世界而去，时年 67岁。

三汪由敦一生为人诚恳，其嘉言美行不可胜记。他从不好大喜功，皇帝的嘉奖恩赐从不向人夸耀，对自己的亲戚子弟、家人也绝口不提。如果不

是自己的功劳，那就更不会往自己头上揽了。一日，乾隆写出两句诗，让大臣补齐下两句。结果第二日上朝，皇上看得只有由敦的最好，于是下旨嘉奖，廷臣皆知。然而那次诗恰好是由敦让其门人赵君所作，所以由敦毫不隐实情，立即向皇上奏明。而皇上亦喜其诚实，对他更加倚重。对家中族人，他亦关心备至。曾捐千金人家祠，助济贫困者。在京城修建休宁会馆，方便家乡进

京考试的学子们，族人无不对此感激不已。由敦一生好读书，擅诗文词章，碑刻篆写及书法。多次主事文化考试，曾三次做主考官，主持文

武乡试，六次做为殿试的读卷者，帮皇帝选拔知识分子。在编撰各类大型书籍中，四次担任总裁、主笔。他的诗有若干卷行于世，深得读者欢迎，备受赞赏。他的书法力追晋唐大家之笔，其笔法深稳端劲，深得皇帝赏识，他死后，皇上令其子将他的书法集成了时晴齐法帖，摹勒刻于石上。和别人不同，他不热衷于购田置地，而只知读书、做事。等到他死后，丧还老家。在朝廷中居高

位、掌要职的他只有几间窄小的堂屋，连马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而从京城运回老家的呢，也只是“赐书满载”而已。他一生供职内廷近三十年，老成端恪，慎敏安祥，学问深醇，以谨恭著称，深得皇帝信任。及至

他病重，皇上多次派太医前去诊视，并赐之医药补品。到死后，皇上亲临祭奠，加封太子太师，入贤良祠，并在京城内赏给园宅，办理丧事，这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很少有人获此殊荣，但由敦是当之无愧的。皇帝令翰林院为汪由敦立传，谥号“文端”。

高斌◎沈玉刚

高斌，字右文，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3)。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博涉经史，学识颇广。在读书的过程中，他对治河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除喜欢听这方面的故事、看有关的书外还能提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

最初，他在满旗子弟中因才华出众被选人内务府，他做事勤快谨慎，颇得上司喜欢。雍正元年(1723)，被授为内 务府主事。由于他勤于政务，不久就被提 升为郎中，管 理苏州织造。六年(1729)，被授为广东布政使，以后又调往浙江、江苏、河南等省。高斌在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关心百姓疾苦，对于流经其任内的河流更是着重治理，百姓深受其益。雍正九年(1732)，迁他为河东副总河，专管河务。第二年，调往两淮管理盐政，兼管江宁织造。十一年(1734)，让他代理江南河道总督，第二年又复管盐政。二月份，命他在两淮地区就近学习河务，且代理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他管理了一段时间的盐务后，要求管河务。工部批准了他的要求，仍让他代理江南河道总督。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官员视河务为畏途。清朝时我国的水系主要有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

除长江平安外，另外几条皆有水患，经常泛滥。一旦决堤，两岸百姓生者无几，而官员轻则丢掉乌纱重则丢掉性命。因此，大多数官员不愿做河官，即使任官也只求任内能平安无事，甚至养河患以自肥不管百姓死活。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以治河为己任的清官，如潘季驯、靳辅等。高斌便以他们为榜样为国为民，识得河水习性，做了一辈子的河官。为了熟悉河务，几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前人留下的文献，如《水经》、 《经世文编》等，特别是康

熙末年傅泽洪所辑的《行水金鉴》，它以《水经》为借鉴，并以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为四大水系，博采有关淤涝灌溉利弊文献，汇为一书，翻阅起来十分方便。高斌从前人的劳动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经常带着几个随从进行实地考察，风餐露宿，不知疲倦。几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黄河中下游、淮河及江南的各条运河，多次上疏提出合理建议。在代理江南河道总督期间，高斌反复考察了徐州附近的范公堤。上疏认为，范公堤靠近江海，又

有盐场的侵蚀，年久失修，造成断缺、剥蚀现象严重。通过丈量，这样的危险地段有 64000 余丈，因此要求增设护堤的堡夫。按每人管理 180丈，需要增加 350 余人。这些堡夫可在沿河的村民中挑选，可以随时培修堤坝，由防汛官考察他们的勤惰情况。前任河道总督稽曾筠已经划分了各自管辖的

范围，由堡夫和各级官员共同防汛。皇上很赞同他的建议，下令由他协同办理。很快就把范公堤加固修好。雍正十三年(1736)，正式授他为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元年(1736)六月，江南就要进入汛期。高斌上疏说，河工抢修已迫在眉睫，需用大量的土方，

准备按兵民四六的比例，由河兵负担十分之四的土方，民工负担十分之六的土方。皇上同意他的计划按照他的要求发放费用。年底，他又上疏要求设立河库道。认为各省州县外解等各项河银关税数目庞大，都是各方自行收支，管理容易混乱。如果将此项库银自乾隆二年开始，全部收归河库道，一切费用随时可以上报明查，也有利于专款专用。这个建议很有新意，得到许多大臣的赞同。河南永城县（今河南开封）、江南萧县（今属安徽），几乎年年遭受黄河水灾，皇帝命高斌会同

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等筹划疏通的办法。通过多次考察研究，高斌认为，黄、淮河为害的原因是这几条河在直入山东、河南、江苏境内，河库坡度较陡，又直接或间接来自黄土高原，水流快泥沙流慢，沉积一天比一天多．河身淤塞。结果某些地方河身比城墙还高，如开封就是这样。大堤一溃，全城皆成鱼鳖。治河官吏，不图根本，只加高巩固堤防，以救燃眉之急。这样的河道，必然水少即旱，水多即涝，甚至泛滥。清代的靳辅和他的幕僚陈璜采用汉朝王景的办法，在黄河上游层层设闸控制并调节水量，防制了河患，取得成效。而明代的潘季驯则采用高筑堤束水的办法，使海口疏浚。这两位水利专家的办法虽好，但敢于借鉴的河官却不多，唯恐发生意外，丢掉乌纱。而高斌则大胆借用，并有所创新，在他看来，还有什么比把河水治好更重要的事呢？

高斌等人在研究之后，上疏说： “黄河南岸碭山县的毛城铺，原来就有一个减水坝，萧山县王家山有天然减水石闸一处，睢宁县峰山有减水闸四处，这些减水闸都是康熙年间靳辅所建，是黄河分流疏导淮河，以水治水的好办法。但是，这些工程年久失修，致使於泥沉积，使河道变浅，不能起到分流疏水的作用，而是引发水灾。经考察知，毛城铺原有洪沟、巴河两条河，都是黄河分流减压的支河闸下的地势是东北偏高，西南偏低，提闸放水时，水会向南流，漫人祝家口。高斌认为，等河水干涸时，将洪沟、巴河的河道挖深、疏通，并且拓宽百余丈，于两河上游靠近毛城铺口门之处，把原来就有的蒋河沟疏通，祝家口、潘家口各筑一条土坝，拦截南流之水，使开闸引流的黄河水全部人蒋沟河巴河、洪沟，分流南下，那么永城碭山一带就可平安无事了。王家山天然减水坝把水汇入徐溪口，原来就有引河，但已有些沉淤。峰山脚下那个减水闸，年久失修，引河也有了浅淤，这都是应该疏通的地方。”不久，他又上奏说，淮阳的运河自清口到瓜洲 300 余里，原来是为了把洪泽湖的水分到天妃闸，

从高处倾泻而下，经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奔流入江，只凭借东西漕堤为障，湖水对漕堤的冲击过

猛，时间长了会有决口的危险。所以请求在天妃、正越两闸之下，相距百余丈，各建三个草坝，坝下建正石闸两个，越河石闸两个，再在所建的闸尾再建三个草坝。这样层层设闸，屡屡收蓄，则水溜平缓，可以御洪泽湖异涨之水，也可减轻运河的负担。湖水三分入运河，另外七分会同黄河。洪泽湖的二闸非遇异涨之水不要轻开。使湖水全力御黄河之水，两水并流人洪泽湖，而高邮、宝应一带的湖泊也可容纳流筑一些土坝，以防止水土向北流失。南岸的尾部，也可以筑坝，来阻挡南流的水土。其下面的河口，随时可以疏通。到上游则应考虑分流之道，请求在南岸的双营、北岸的胡林店、小惠家庄各建三合土的土滚坝一个，堤身要减落一些，使之比石坝少些尺寸。南岸的郭家堤原来就有草坝，也应该按以上规格重新修筑。大臣们商议之后，认为可行。七年(1743)，淮河、扬州一带遭受水灾，皇上命高斌及侍郎周学健会同总督德沛等人赈济救灾。

事情结束后，还直隶。又一次上奏说： “永定河的上游为桑干河，北岸从山西大同县所属的册田村起，至西宁县属地的揣骨疃止，可各开闸灌溉田地，桑乾河从西宁石闸村入山，经过宣化县的黑龙湾，怀来县的合堡，宛平的沿河口。两山夹峙，一线中趋。若在山口取巨石错落堆叠，仿竹络坝，制成玲珑水坝，以刹住河水的汹涌之势，则下游的水患可以解除。”所奏之事很快批准。九年(1745)四月，高斌因病在家医治了一段时间，病刚好就又投入繁忙的政务和治水工作中。五

月，直隶叶城县的知县高封，上呈请求到山东开矿。就此事高斌上疏说： “臣想开矿之事，从前只行于滇粤边省，山东属内地不说，且矿区靠近孔府岱岳，似乎不太合适。况且开起矿来人员嘈杂，扰民生怨，奸祸易生，尤其可忧，请求立即停止。”这种不算开化的思想现在看来是陈腐的，但当时他考虑的是安定民心，稳定统治秩序，所以皇上很赞同他的意见，禁止高封去山东开矿。由于他治河功绩突出，多次上疏提出建议，不辞劳苦，故乾隆帝很赏识他。十年三月，加太子太

保。五月，授他为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他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一年(1747)，御史杨开鼎弹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钟山克扣工费，致使大堤决口，却不报灾情。

皇上命高斌会同江南总督尹继善查办此事。不久，高斌等人回奏驳斥了杨开鼎的弹劾。侵吞之事纯属子乌，只有陈家铺被淹没的事是真的。白钟山因此被革职。

四月，高斌就水涨落的测定问题上疏认为，淮黄二河，每年伏秋水涨，其大小总以老坝口的标志为准则，对于此事我们该谨慎考虑，这是关系到百姓安危的大事。应该以乾隆七年最大的一次涨水，连同底水一丈四尺七寸为准，以此来测量每年的水势。各处坝闸的开闭，应以就近石工测定的水量为标准。辟如黄河可有徐州城外的石堤来验，淮河水则有洪泽湖山吁石坝可验，定好如此准则，验度工作才可有所依据，有关人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如果黄河南岸向外溲水，有碭山县的毛城铺坝、王家

山的天然闸，只有宁县的峰山四闸不要轻易开，应以徐州城的石堤，连同底下的水，长至七八尺为限秋汛过后，到九月初一就开始堵闭坝闸，蓄水抗旱。再就是坝外引水的支河，现在有四道，而蒋家营一河，河头直顺通溜，水四溢的特别多，现在只应留三道，其上游的王家庄引河，应该堵闭。总之，水闸的关闭要依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拘泥于时间。另外他还认为一些坝口应酌情缩小，以便于船只的顺利运行。疏入，不久被批准。七月．运河水涨，海州一带被淹，命高斌前往勘察。他到达灾区后，会同当地河官河工，抢修工

程，很快使水势平缓下来。八月，得到工部的嘉奖，十一月充玉牒馆副总裁。在这些工作完成后，根据运河决口的情况及补救措施，高斌上疏认为，应该加固六塘河、谢家庄、龙沟口诸处的堤堰，疏通中墩河、项家卫等河的河道。又上疏请求免除海州、沭阳、赣榆等县的赋税，对于板浦、中正，应把赋税折为银两，并减免一部分，皇上同意他的上疏。高斌还认为黄河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溲只有按照前面制订的标准去规度湖河水势，视其涨落来定是蓄还是流，才不至于泛滥成灾，为害于民这些筹划，都是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皆可循守。十二年(1648)三月，授他为文渊阁学士，四月、五月，命他到江南会同河道总督周学健督理防汛，

其宜隶河道总督的职务，交给直隶总督那苏图管。五月，直隶水利工程结束，皇上奖励了高斌等人。十三年(1649)三月，皇上命高斌同左都御史刘统勋到山东赈灾。不久，又命令他偕同总督顾琮到

浙江，察明关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弹劾浙江巡抚常安侵吞救济款一事。由于高斌和常安是 f日识，因此高斌不忍穷追到底。皇上对此不满，又派别人去察。因高斌态度模棱两可，吏部议行后，夺去了高斌的官职，念他年老功高，仍留任上。闰七月，周学健因罪夺官，皇上命高斌去顶他的职务，任江南河道总督。但不久，因他在没收周学健的家产时徇私瞻顾，削去了他的大学士之衔，仍留河道总督。十六年(1652)三月，乾隆帝下江南，路经高斌治理过的造福百姓的河道，感慨万千，回京后便重

命他恢复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闰五月，让高斌暂管两江总督。八月，吁南阳武的堤坝工程尚未结束，由于出现了争执不下的问题，需要有人去做决断，令还未下，高斌主动要求去解决，皇上很高兴地同意了他的要求，私下认为他能急公任事，识大体。十一月，工程顺利完成。皇上又命他偕同汪由敦勘察天津河务。十七年(1752)，高斌已七十高龄，皇上赏赐给他一首诗。十八年(1753)，洪泽湖水暴涨，邵伯运河决口，高邮、宝应一带被淹。工部决定严格追究责任。

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上奏弹劾南河侵吞款项。乾隆帝命代理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前去清查。不久策楞等人上疏告发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贪污河款，并且指出洪泽湖之所以暴涨，是因为通判周冕未做准备，致使河水不能及时排泻。皇上责怪高斌没有严管下部官吏，徇私放纵他们，把他

与协官河务张师载一同夺官，留在河务工地上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在铜山张家路决口，淹没了灵、虹等县，直灌洪泽湖，正河断流，夺淮而下。虹、灵等县一片汪洋。水深达四五尺，截断了漕运。乾隆帝认为秋汛已过，何致于决了河堤，便责令高斌等人去铜山，限期堵截。这时策楞又上奏弹劾同知李嫩、守备张宝侵吞河款，延误工时。皇上命斩二人，并让高斌、张师载在旁观看，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二十年(1755)三月，73岁高龄的高斌积劳成疾，病死在河旁。这位操劳一生的河官终于可以好

好安歇了。皇上赐他内臣衔，从银库拿出 1000两给他治丧。

蒋溥◎张宝义

蒋溥，字质甫，号恒轩，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江苏常熟人。他是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年幼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雍正帝在他 13岁那年曾见过他，问他诗书文章，蒋溥有问必答，应对自如，出语不凡。自此雍正帝便十分欣赏他，认为此子将来必有大用。蒋廷锡也因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就严格教育培养他。雍正七年(1729)受赐为举人。次年年方 22岁的蒋溥就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入值南书房。雍正十年(1732)父廷锡病故，蒋溥奉皇帝命回家发丧，临行前皇帝命他丧事料理完毕后即刻回京城供职。回京后，他继承了其父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之后升为内阁学士。乾隆五年(1740)任吏部侍郎。蒋溥擅长于吏治，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才能，深为乾隆帝赏识。乾隆六年(1741)皇帝认为各省的总

督、巡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命各大学士、九卿留心察访后上报朝廷。不久，蒋溥向乾隆帝反映了他所调查到的一些督抚为政的弊端。他说现在有一些督抚自立门户，任人唯亲，这样提拔起来的官吏只会为自己打算，碰到公事就互相推诿。而督抚不但不管，反而纵容姑息这些不称职的官吏这样只会为害当地，败坏纲纪。一些督抚新到一地任职，就极力批评前任官员政绩不佳，或者强调地方地薄民穷，以此作为日后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通过贬低对方来说明自己如何的勤政，炫耀自己的功绩。有的督抚的前任升官，后继者就为前任遮掩过失，极尽讨好之能事。但如果前任是贬官失势者，后继者就会落井下石，对前任吹毛求疵。按清朝惯例总督提出弹劾的官员要由巡抚评议，反过来巡抚弹劾的官员也要由总督评议。参加评审的官员往往不看事实，而是看主审者的声势地位。还有的督抚下面的属员揣测上司的想法加以迎合，以取悦于上级。乾隆帝看了蒋溥的奏折后，认为所言能切中时弊，便下令各督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再犯类似错误。乾隆七年(1742)蒋溥对朝臣的议事方式提出新的建议。过去九卿开会讨论问题的程序是由书吏将

文件通读一遍，然后由九卿议处。这样使得开会的大臣们难以详细地了解事情的原委，一时难以作出恰当的处理。他建议在会议前就将文件下发，给大臣两天的准备时间，这样开会时与会者便能剖析畅言。如果是人命、盗窃等大案，刑部按例不先决定，要等议后再裁决，如果不是关系到人命、盗窃的大案，也应该先传送各有关大臣知道，庶乎审理谨慎。皇帝将此奏折下达各部议定，得以批准实行。

乾隆八年(1743)蒋溥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曾与主管文化教育的大臣去检查各省的文教官员。发现有许多官员不熟悉业务，有老弱者不能上班理事。就此事他上奏吏部要求罢免他们，以整顿地方吏治。乾隆帝看了蒋溥的奏折后，认为很好。鉴于许多省的督抚大都姑息迁就此类事情，就把蒋溥的奏折下发各地，让各位地方官都看一看，以便参照实行。按清朝惯例，各道、府、州、县行政长官的政绩都是自己申报。蒋溥认为这样做容易导致夸张失实现象，就上疏给皇帝，要求规定以后这种述职报告应由他们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加上评语，然后才能存档。蒋溥处理政事讲求实际，常常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从不主观妄断。在他任湖南巡抚时，

乾隆帝曾写诗指示他如何处理当地政务。诗是这样写的： “简畀罗英俊，咨时切治安。江湖襟带地，风俗易移难。谷贱筹农苦，棉轻虑岁寒。承流敷渥泽，应共洞庭宽。”诗中嘱咐蒋溥要根据地方实际多考虑民间疾苦，宣扬皇帝的恩德。蒋溥颇能体会乾隆帝的旨意。湖南住着许多苗民，蒋溥对他们实行了恩威并施的政策。他上奏说永顺府（今湖南永顺）和辰州（今湖南沅陵）和城步（今湖南城步）等地的苗民，尚有贪暴狡猾的恶习。近年来我一方面向他们宣扬皇上的恩德，严禁征发更多的苗民服兵役；另一方面我积极整顿驻军，加强战备，使得苗民懂得要遵纪守法。乾隆帝收到蒋溥的奏折指示他说： “治理苗民首先就是要不骚扰他们，使其安居乐业。其次是让他们知道国家军队的实力，使其不敢轻易造反。”皇上还表扬蒋溥所上的奏折符合这一原则，对蒋溥能体察皇帝的心意办事给予鼓励当时给事中胡定曾上奏要求湖南百姓大力开垦湖边的荒地，修筑湖堤。皇帝下旨蒋溥调查后再做决定蒋溥经过亲自勘查，发现由于近年来有的湖边淤地筑垦太过，使水流不畅，面临着湖水决堤的隐患，所以不能再开垦了。只有少数地方的湖边还能开垦，而且花费不多，如湘阴的文州围倚靠着大山，四周都有旧堤，这个地方可以试行。但有的地方地势不好，如沅江县（今湖南沅江）的万子湖，如要筑垦淤地就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而且它四面环水，一开垦就会使得上下水道不畅，所以不如不开垦。经过调查研究，蒋溥认为湖南湖边的土地已经筑垦得差不多了，现在重要的是防范水灾，不要再鼓励农民去开垦湖地了。乾隆帝肯定了他的建议。由此可见，蒋溥处理政务不仅精明干练，而且深入实际。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乾隆十年(1745)蒋溥被调回京师任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蒋薄继承其父蒋廷锡之风范，多才多艺。他不仅学问高深，而且精于绘画。乾隆帝曾题诗称赞他

“师承家法间图出，右相丹青有后生”。蒋溥在刑部任职时曾兼过浙江乡试考官，他对浙江考场的一些规定提出过合理化的修改意见，加之他文辞颇佳，所以他从湖南回来后先后任过《大清会典》馆副总裁、会试副总裁。乾隆十三年(1748)升为户部尚书，十五年(1750)加太子少保，兼管三库。十七

年(1752)兼任《文献通考》馆正总裁。十八年(1753)任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管翰林院。十九年(1754)与汪由敦、董邦达一起纂修《盤山新志》。二十四年 (1759)任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二十六年(1761)蒋溥生病，皇帝亲自到他家中探病，对待这位宠臣病情十分关切。同年，蒋溥病故，终年 54岁，谥“文恪”。蒋溥死后，乾隆帝亲临祭奠，并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说蒋溥“为政动机纯正，工作尽责勤奋，谨

慎小心，从不懈怠”。鉴于他的功绩，乾隆帝追赠他太子太保称号，命人祀贤良祠。蒋溥的事迹也被收入《国朝先正事略》。

陈大受◎黄 达

陈大受，字占成，湖南祁阳（今湖南衡阳西）人。陈大受小时候聪明机敏。最初跟人学习《内则》，后来就自己研读，通过精读细琢，其中的要义已基本掌握。陈大受的家境很不富裕，青年时，在山根从事农耕糊口。同姓家族的兄弟中有以捕鱼为生的，往

往在夜间出门捕鱼，他就帮助他们看守家园。虽是如此，他一直没有放弃读书。每逢考试，他都应试于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按照定例三年后再试，成绩居二甲，在乾隆元年(1736)授编修。第二年，乾隆皇帝大考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考试这天中午，乾隆皇帝在殿上正坐，出题由院府官员策对。陈大受首先完卷上奏，成为第一个交卷的人。皇帝非常高兴，就特别提升他为侍读，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或者帮助皇帝读书或者给皇帝讲学。机智聪敏的陈大受在皇帝身边处处谨慎行事，说话做事都有分寸，而且又非常用心，所以很受乾隆皇帝的恩宠。短短两年之内就先后五次迁升，官至吏部侍郎，成为吏部尚书的副职，协助尚书掌理吏部事务。乾隆四年(1739)，陈大受被授以安徽巡抚之职。上任之初，他亲自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巡视所属

州府，复查各类狱案，对于有很大疑问的案件还要亲自审理。他的精明和敏锐，就连专门负责狱案的老官吏也感到惊讶。当时，庐州府（今安徽合肥一带）、凤阳府（今安徽凤阳东）、颍州府（今安徽阜阳一带）盗贼猖獗，各州府因惧盗贼势力，都不敢过多涉及、过问。陈大受来到之后，坚决严以法制，责令各州府限期严查缉拿，仅仅一月有余，就拿获盗贼 50多人，并对他们从重处置。这一招很见效，使得颍州一带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此举不仅深得百姓欢迎、威望上升，而且获得皇帝的奖赏。他在巡视中发现，淮水南北，有相当一部分百姓处于饥荒状态，苦不堪言，于是就决定开仓放粮，

赈济饥民。储谷有限，赈济不足，又开仓发麦，同时上疏朝廷，从江南、广东调来粮食，一边赈济、一边储存。当时，这里常发生部分饥民抢掠米麦充饥的现象，官府都以盗贼论处，陈大受对饥民的苦处有深刻的了解，认为他们的盗掠行为是迫于生存，乃无奈之举，就奏请朝廷，对这些人尽量宽刑，结果使 60多人被释放回籍。到了麦熟季节，陈大受贴出告示：禁止用粮食制麯造酒，不准富商大户大肆囤积粮食。为了增加

粮食产量，他亲自考察了当地的土地利用情况，他发现这里的土地高低不平，有丘有阜，土坡较多，不适宜种植麦子。在福建安溪一带有种植早稻畲粟的，不需要灌溉，前任总督郝玉麟曾买来种子，教

百姓试种，结果收获不小。陈大受上疏，要求户部有关部门大量购进种子，分给各州县，由农民按照当地土地情况，因地种植，大有收益。此事上报朝廷，皇帝闻听，非常高兴，给了陈大受很高的评价并教谕各部说： “如果大臣们都像陈大受那样体察民情，替我解决这么多问题，而且又符合我的心意，我的心里就更安稳了。”由于陈大受在安民方面功绩显著，这一年，又调他到江苏。到任后，他不仅上疏提出粮道应尽早

校定各州县漕运的数量，还上疏说，令百姓在冬前搜捕蝻子，有利于灭蝗。乾隆皇帝甚是高兴，多次嘉奖他，并且把搜捕蝻子的办法由直隶（今河北）总督高斌推广。由于常州府（今江苏常州）、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太仓州（今江苏昆山、常熟、嘉定一带）都遭受水灾，陈大受又开仓放粮。江南一带，有些地方水高于田，筑堤拦水叫圩，防治水灾，以前这里就是依靠圩、堰、塘。有些圩、堰很久没有修筑，有的被废弃，现在经大水冲击，多数已经不能起作用了。陈大受就号召民众兴堰、修圩挖塘、筑堤。由于工程很大、耗资巨大，仅靠百姓来承担完成不了，而且会引起百姓的怨言。陈大受就采取政府出粮、百姓出力的办法，动员大量民工兴修，很快就按期完成。由江浦（今江苏南京）修复整理了三合、永丰、北城等地的圩，重新修整了郭西塘、黄堰，疏通了苏州至太仓的刘家河，使之既适于灌溉农田，又利于防止水灾，一举两得。乾隆七年(1742)秋，黄河在古沟、石林（今属江苏）两处决口。高邮县、宝应县、兴化县、及泰

州、徐州都遭受水害。陈大受立即亲自前去视察灾情，为了安定民心，他向朝廷上疏，要求拦截漕运粮米协助赈济灾民。乾隆皇帝同意后，他立即准备了许多船只，将粮米分装好，等大水漫过来时，载粮船只分别驶向不同方向。船借水势，一日之内行百里。丹阳运河口是运河与丹阳湖的交界处，此段河水水位主要依靠丹阳湖补给或贮存，由于水灾及其

他原因，河口淤积了大量的泥沙，使河口的水流通不畅。为了保持畅通无阻，需经常清淤。陈大受上奏朝廷，提出了河口六年大修，每年小修的方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后来高宗南巡时，来到丹阳河口，看到由于年年清淤修治工作搞得好，水道畅通，就不禁吟了一首《反李白丁都护歌》：岂无疏濬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往来通商贾。由此可以看出陈大受在这方面工作成绩斐然，岁修法受到了朝廷的极大重视。乾隆十年(1745)，皇帝有旨，免除明年的部分税收。陈大受上疏皇帝，请求户部核准漕运项目和

负担，明确数量公布于天下，让百姓明白；核实地丁银两的多少，连同漕运费用一起收取；酌情商定各类商贾经营户应交纳的税金，通告各地严格执行。乾隆皇帝对他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非常赞赏，就

下旨嘉奖。户部大臣们商议，准备禁止商人大量贮米，陈大受说：“丰收之年，商人贮存部分粮米，待到一段时间后，他们见有小利就开仓卖粮，贮存的时间最长也不过一年，这样对民有利，为什么要禁止呢，请废除禁令。”他还说： “搞建设要核准工料，主导原则在于节省而坚固，如果只是图节省而工程不合格，以后要修复时，往往会花费更多的财物。”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大臣们赞同，乾隆皇帝也点头称是。

常州一带的百姓大多信奉佛教，设立了很多静堂。有的还利用佛教自立名目，搞一些集会活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松江府（今属上海）、太仓府等地受到影响，焚香拜佛之风气逐渐盛行。陈大受上疏皇帝，请求有关官署发布政令通告，禁止佛教向不正当的方向发展，要求各地把佛像移入庙堂，对于各小佛堂的人员、房屋财产，妥善处置。皇帝召集大臣商议，认为这样的事情不是急着可以办好的，如果处理不当，会把事情搞糟，要他不要急于实施。由于陈大受在江苏的工作卓有成效，乾隆十一年( 1746)，加太子少保，同时调往福建。到任后，

他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比分析，决定发展贩运商业，于是就在第二年上疏说： “靠近沿海从事商贩的百姓，按例准许他们到暹罗（泰国）造船贩米，返回时如有船无米，应按双倍税率罚款以示惩诫。”经过各部大臣商议，认为可行，于是就在福建境内率先执行，同时命谕陈大受及时上报所发现的问题，鼓励提出合理建议。陈大受的工作得到皇帝的支持，使他更加勤恳，忠于职守，在福建一年多的时间里，办了许多实

事。他上疏说： “朝廷派来的巡台御史，巡视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都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以财物送给御史，由御史分给部下，因此会出现滥用诉讼、断决不公的现象。还有的乱设官吏，甚至选用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来管理百姓，这些人就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惹事生非，使社会不安定。”乾隆皇帝很重视这件事，下令各部对自乾隆五年以来的巡台御史进行严格调查，如发现有上述现象的一定严办。陈大受从百姓那里了解到：台湾土著居民有的生活十分贫困，有不少的土著居民向汉人高息借贷，到头来偿还不起的，不仅田产被折价还贷，有的甚至连子女也赔上。他就奏请朝廷拨给台湾谷物二万石，分别贮存在诸罗、彰化、淡水等县，按照凤山县原来的惯例借贷给百姓，以减轻百姓的痛苦。台湾的汉人和其他土著少数民族人间杂居住，所操语言各不相同，如不翻译，彼此之间难以用语

言表达，有些人自己杀了人犯了法，却用钱财贿赂通事，把罪名移嫁到少数民族人民头上，如果不详细问询，深入研究诉状，进行民间调查，很难判明真相。陈大受非常重视此事，经常对此类案件检察纠正了不少枉案。

他还听到这么一件事，海上有 14个岛屿，面积大约有 10000多亩，大多数的可以开垦成田，前任巡抚已经把开垦计划上报朝廷。陈大受认为，这些岛屿原来一直在禁止开垦的范围之内。一旦取消禁令，前来开垦的人一定很多，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极易产生不安定因素，如果设立军队在这里维持的话，那么仅军费开支就不是个小数，相比较而言，利小弊大，得不偿失。他上奏朝廷，针对取消禁令之事，陈述利害关系，仍然坚持禁垦措施。不久，召陈大受回京，由于他的政绩较佳，授给他兵部尚书之职。乾隆十三年(1748)，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四川境内的大渡河上游有两条支流，一大一小，由于这里多产金而被人们称为大、小金川。隋朝

时，曾在这里置过金川县，后废，雍正年间虽然进行了改土归流，但这里仍然保留有土官（文职）、土司（武职）制度。大金川的头目莎罗奔，因随清军入藏平叛有功，曾被雍正皇帝封为金川安抚使。莎罗奔的势力渐强，心随权起，莎罗奔强盛后就开始攻打周围的土司，霸占土地和土著人，朝廷劝谕他也不听。乾隆十二年他竟敢打伤官军，乾隆皇帝派兵镇压，前后打了三个年头，最后避碉深入，由莎罗奔人藏时的顶头上司老将岳钟琪率 13骑入营，招抚劝谕，莎罗奔才在乾隆十四年算是服了。平了大金川，消息传到京城，乾隆皇帝甚是高兴，宫庭内外摆酒庆贺一番，对他认为有功的大臣赏赐一番。陈大受虽没有出征平乱，因他前时做过兵部尚书与平叛有关，而且他工作勤恳，办事又很符合皇帝心意，因此对他嘉奖，将他晋为太子太傅。这年秋天，命他代理直隶总督。乾隆十五年(1750)，授他为两广总督，临行前到皇帝那里辞别并请求圣训。皇帝说： “你直军机

处两年，国家万机之事你都亲眼所见。所谓我对你的辞训，没有别的可说，只要在京在外一条心就行了。”不久又任命他协理粤海关。两粤离京城较远，那里的官吏偷安，百姓杂乱，陈大受到任后就采取强硬措施，严惩不法官吏，教化百姓，使政令上通下行，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乾隆十六年( 1751)，陈大受上疏皇帝，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要求解任回归故里，乾隆皇帝很欣赏

他的干才，希望他能留任继续工作，但没过多长时间，陈大受因长期积劳成疾，生病身亡。乾隆皇帝对陈大受病逝感到很惋惜，可谓是痛失良才，赐财物祭葬，谥“文肃”，入祀贤良祠。陈大受的眼角和眉毛都向两边上翘，胡须飘然，有威有度。他的一生以清正廉洁为天下人所赞誉，

就是官至尚书，也不忘小时贫穷时光，特别注重节俭，衣着与饭食与普通百姓一样。他的这一生活作风，深为朝廷官吏所称赞。

舒赫德◎温玉春

舒赫德(1710-1777)，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祖父徐元梦，曾任礼部侍郎。父亲席格，曾任员外郎。舒赫德在雍正六年(1728)便由笔贴式升任内阁中书，入值南书房，又迁职侍读，晋升监察御史，兼任军机处司员。乾隆元年(1736)，四川巡抚王士俊上呈密奏，其中有“现在的奏报只不过流行为前朝事翻案罢了”的话，乾隆大怒，传阅给王公大臣们。舒赫德于是弹劾王士俊随便发布狂妄言论，请求治罪。乾隆于是下诏将王士俊逮捕。乾隆二年(1737)，舒赫德升任侍读学士。又升为兵部侍郎、协办步军统领。四年(1739)，乾隆

因为盛京是国家的根本之地，但无业游民越聚越多，很不方便，便命他与其他人商议解决。经议定，舒赫德上奏，请求封锁海口，禁止山东游民偷渡北来，而先前来的，则编入户籍，交由有关部门管理以前普通百姓开垦荒地，10年才开始征税，而旗人却只给 3年期限，很不公平，请求更改规定。乾隆予以批准。十二年(1747)，由刑部侍郎调任户部侍郎，次年又兼管兵部，升正黄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汉军都统、军机大臣。不久任兵部尚书，又调户部，管理三年。这年年底，大学士傅恒奉命入川平定金川叛乱。舒赫德随军办事，任职参赞，加太子太保衔。不

久金川平定，清军班师，他留下来处理军需奏销事务。完毕后，他又受命前往云南、湖广、河南检阅军队，并勘探云南金沙江上的运铜水道。经过调查，他作了报告，说金沙江下游运铜没有阻碍，但上游却有 40多滩很危险，仍然必须陆运。总督张允随所说的上下游都畅通，并不正确。当时古州总兵哈尚德因为遭受洪灾，请求移建城池。舒赫德奉命调查，提出了只要加强城内外的排水，可以不必移城。不久他回京担任了兵部尚书。十五年(1750)年底，舒赫德赶赴浙江视察海塘，次年又验收永定河工程，并随乾隆南巡，到浙江审理杭州将军觉罗额尔登贪赃案。十七年(1752)，他又同侍郎玉保赶赴北方军营，防范准噶尔。次年，奉命去江南处理铜山县张家马路黄河决口一事，堵决口，救灾民，仅月余即告完成，乾隆下令嘉奖。一个国家的治理，往往并无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供人来做，更多的则是大量的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舒赫德作为一名国家要员，整日埋头于这鸡毛蒜皮之中，仿佛无一可表，但又无一不可表。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不断地奔走于天南地北。这样的人历史是不该忘记的。

当时，西北新疆由准噶尔蒙古人统治。准噶尔又分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四部。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立为汗，准部内乱。乾隆很想趁机彻底击垮准噶尔割据势力，统一祖国。但是当时清朝久安太平，大家都不想打仗，对于乾隆的意图多不理解。正在这时，杜尔伯特台吉车凌来归顺，而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乌梁海得木齐札木参和瑚图克等为追车凌，竟先后闯入北路卡伦。乾隆于是派舒赫德奔赴鄂尔昆主办军事防务。次年春，舒赫德到军。这时清军已诱捕了玛木特，舒赫德打算将之押送北京，乾隆命令释放。后来清军出战，擒住了札木参、瑚图克，舒赫德于是奏请将他们释放结果违背了乾隆首先收定乌梁海的本意，遭到乾隆斥责，命将札木参等囚在军中。当时军中盛传达瓦齐将要进犯，舒赫德等忙致信解释，乾隆闻知，又斥责他们太胆怯。舒赫德等只知太平无事，结果屡遭谴责。不久他又以达瓦齐地位巩固，乌梁海不易招降为由而按兵不动，还包庇两名赴军延误的罪官结果惹得乾隆大怒，遭到取消以前全部加级记录的处分。七月，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因受达瓦齐逼迫而来归顺清朝，但他不过是企图借清军之力消灭达瓦

齐自立而已。舒赫德害怕他会叛变，便上奏请求不借兵给他并将其家眷移往苏尼特。乾隆见奏，十分不满，斥责他说：借兵不给，是明示怀疑；移走家眷，是取作人质。现在清军未齐，而降众却不下数万，倘若激起叛乱，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处理方法严重错误。结果舒赫德被撤职，以闲散人员身份在参赞上效力赎罪，家产全部没收，其子特通额、舒常被撤职发配，在京诸子被捉押刑部，以此作为国家要员辜负皇恩者的反面教材。不久，他又去鄂尔昆塔木尔处管理阿睦尔撒纳游牧等事情。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军分路进讨达瓦齐。舒赫德以章京衔帮助领队大臣兆惠留守乌里雅苏台，

筹备粮饷、驼马等事宜。六月，清军平定伊犁，将准噶尔故地一分为四，互不统辖，四部各自为汗。阿睦尔撒纳想当总汗，不得批准，于是叛乱。其部眷属尚在乌里雅苏台，舒赫德闻信便和兆惠将她们捕送北京。二十一年(1756)，喀尔喀部叛乱，台站继绝联系，正好有察哈尔兵送来羊群，舒赫德便留而分送各站，军报才恢复联系。又把所缴获的数百匹马和 1万多只羊送往前线，等到了额尔齐斯河，前线部队已经绝粮 4 天了。乾隆知道后，表扬他这样才算合格，调他进京补为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出征阿睦尔撒纳，舒赫德职任参赞。不久他就升为兵部尚书，兼镶黄

旗汉军都统，并赴巴里珅军营。但没多久便又因办事畏缩，处理失当而获谴，遭到撤职，贬为兵丁，自备械服，在军营效力赎罪。次年清军攻占阿克苏、乌什等城。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舒赫德以头等侍卫衔驻在阿克苏，管理回民耕屯。十月，将军兆惠继续追剿回族叛贼霍集占，到达叶尔羌，陷入重围。舒赫德受职参赞，一面安抚阿克苏、乌什民众，一面率兵会合主力前去援救。第二年春将到叶尔羌时，与回族首领霍集占等发生激战，打了 8昼夜，叛军逃跑，兆惠获救。舒赫德因功封副都统。不

久又提为吏部侍郎，复转任工部尚书、镶红旗满洲都统，赐戴孔雀翎。二十五年(1760)，回部平定，舒赫德受赏云骑都尉世职。乾隆二十六年( 1761)，舒赫德还京，受命为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尚书，并被绘像置于紫光阁，

乾隆还亲撰赞词。嗣后又充任经筵讲官，兼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加太子太保衔。二十九年(1764)

奉命赴福建调查厦门洋行陋规案。三十一年(1766)，代理陕甘总督，又转代理户部尚书。次年，偕侍郎迈拉逊前湖北、湖南审理生员控告知县借差苛派案，全都依法进行了处理。三十三年(1768)，大学士傅恒征缅，舒赫德受命为参赞大臣，先赴云南筹备进军事宜，但因在密奏中忤逆上意，又被撤职，并削去云骑尉世职，以副都统衔为参赞，出驻南疆乌什，负责回族事务。三十六年(1771)夏，土尔扈特部从俄罗斯万里回归，来到伊犁。朝臣对此多不置信，说是诈降，

舒赫德极力为之辩解。乾隆十分赞许，派他去伊犁帮助处理。舒赫德将其安排得非常周到，土尔扈特部众竟后悔归顺清朝晚了。俄罗斯边吏派人质问，舒赫德当面予以了驳斥，该人理屈词穷，悻悻而去乾隆下诏任命他为伊犁将军，不久又授职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三十八年(1733)，加太子太保，不久，归京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充当国史馆、《四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任正白旗满洲都统。又总管吏部，兼户部三库事务。三十九年(1774)，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受命到江南筹办运河老坝口堤工。正巧山东寿张王伦造反，攻占了临清。舒赫德遂率军进剿，迅速平定，王伦自焚而死。叙功，加升三级，授职御前大臣，恢复云骑尉世职。

四十一年(1776)．定西将军阿桂平定金川叛乱。乾隆按过去平定准噶尔、回部的办法，画了 100

名功臣的像。舒赫德因有运筹帷幄之功，也跻身其中，名列第四，其子舒常名列第十。人们说，自古云台、凌烟画功臣像，没有一个画两次的，至于父子同列，更是恒古未有。当时，朝廷编集《四库全书》，藏在文渊阁，而让舒赫德领阁事。人们因此非常羡慕他。舒赫德虽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但他终生勤勤恳恳，恪尽职责，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他在领导

阁部时，每件事都亲自处理，使手下人无不感动勤奋。四十二年 ( 1777)，舒赫德病逝。乾隆亲来祭奠，赐谥“文襄”。

来保◎张宝义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作为八旗子弟，来保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又聪颖好学，所以学识渊博。来保一生历仕康、雍、乾三朝，正值康乾盛世，虽无显赫政绩，却因供职勤劳，仕途小有波澜而终能富禄终老。来保最初任职于内务府。康熙年间，从库使任上被授为侍卫。因事受牵连被免职。康熙五十七年

(1718)时，重被授为三等侍卫。到雍正初年，提升为内务府总管。在他任此职期间，遇到内务府裁减披甲的兵士，这些兵士心怀不满，所以到廉亲王允祀府第去吵闹，王府家人上报给廉亲王允祀，允祀大怒，上奏雍正帝。事发后，来保等人也就此事上奏皇帝，详述事件原委。雍正帝见了来保的奏折后认为他奏报不实，免去了他的官职。几年后，来保又被起用为景陵掌管关防的郎中，不久重又升任内务府的总管，并代理工部尚书。来保得知边境关隘缺少八旗兵士把守，为国家安全考虑，他上疏说： “满洲子弟擅长骑马射箭，应该让他们为国家效力。现在边境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的地方，最好是汉族兵士以外再兼用满州的兵士，以便于国家完全控制这些地区，确保边境万无一失。”雍正帝觉得他言之有理，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敕令兵部具体实施此事。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大学士署理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上疏请求停办铜的运输。乾

隆帝就此事下交各部商议。来保详细了解了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再三权衡铜运的利弊后，上疏表达了他的主张： “关于铜的运输积欠的钱款已经超过了 600万，应当停办一年，以便还清旧款。但是己未以后，仍然招商采买，实行了好多年，积欠的数额越来越大，也该停止。请皇上敕令户部以及以下各省的总督、巡抚明白晓谕，可以听凭商人自己筹集钱款出海去采买铜。官府不要先预付他们钱款，等到他们采购来以后，可以随到随收，不管货物多少，都要进行收购，并且当即付款。各主管部门应注意不得从中进行克扣勒索，以免加重商人的负担。若有人从中敲诈商人，就应严惩不贷。”乾隆帝将来保的奏折下交大臣商议，经众议认为来保的建议可以实行。乾隆二年(1737)二月，有大臣上奏说运河水位变浅，运粮的货船行驶到山东临清以北，多数受阻，

主要原因是卫河上游各渠口的居民为农田灌溉用水过多。皇帝下旨直隶、河南的总督、巡抚等按照前河道大臣靳辅题准的定例，认真检查严格禁止居民用水。来保上奏说： “水位变浅造成漕运阻滞，这是一件大事，检查禁止不能不严。但是卫河之水发源于河南，距离山东的临清有 500多里地。沿河居

民不知有几千万家，等待灌溉的田地不知有几千百顷。今秋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而且已经过了灌溉的高峰期。所担忧的是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时有偏颇失当之处。此令下达后虽然运河再没因变浅导致漕运受阻，但一进入五月，沿河各渠口就全部堵塞，坐使有用的水利闲置无用，农田得不到及时的灌溉，恐怕会有许多空废农时以致失业的人，所以此举不能称仁化教育万民之意。我认为应当既能使漕运不致遇浅受阻，又使农田得到及时的灌溉。也可以在运河水位变浅有使漕运受阻之忧时暂时禁止而不禁止于运河水深通之年。应当命令总督、巡抚、河道诸大臣对运河的用水视情况悉心的进行调剂以便使漕运、灌溉两不误。”乾隆帝见到这份奏折后，就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沿河各督抚检查勘测运河水情，并于漕船将要抵达临清时，看运河水位的盈缩决定沿河各渠口的闸门是开启还是关闭。这样一来，在运河水势大的时候，沿河居民就可以及时灌溉农田了。这年的十二月，来保被授为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乾隆四年(1739)，来保因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上疏请求辞去所任职务。乾隆帝没有允许，并嘱

他好好保养身体，以图早日康复。到这年的岁末，来保身体情况大有好转，精神状态也格外的好。这年的十二月，来保被授为内大臣，并被赏赐紫禁城内骑马。第二年，来保被调任刑部尚书。乾隆帝见来保视国事如家事，奉职勤奋，非常宠信他。这一年命他任正白旗的统领，他所立的佐

领可以世袭。同年六月，御史沈世枫上奏来保诚实有余，练达不足，难以胜任刑部繁杂重要的职务。乾隆帝就此事下谕旨说： “来保为人诚实，忠厚可信。然而沈世枫所说的，颇能切中来保的弊病。倘若来保因此能够反省自己，事事警惕自己的弊病，能够虚怀若谷，力求上进，他的才能学识就会与日俱增的。如果来保能闻过则喜，是可以称得上贤能的。”乾隆九年(1744)，皇帝命来保到奉天调查将军额洛图侵吞兵饷收授贿赂的罪状。来保领命之后，

不敢怠慢，到奉天后内查外调，终于将事情弄了个水落石出，并按法律处理了此事。十年(1745)，乾隆帝调来保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不久又授来保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年十二月，又授来保武英殿大学士。来保频任要职，足见乾隆帝对他的恩宠与信任。十三年(1748)九月，来保又被授为军机大臣。乾隆十四年(1749)，作乱三载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降清，金川事平，举国欢庆。军队凯旋后，有

功之臣各有封赏。来保进太子太傅衔，兼管兵部、刑部事。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来保年满 70，皇帝作诗一首赐于来保以示恩宠。十六年(1751)时，又

命来保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1760)来保年满 80，皇帝又赐御制诗一首给来保。二十六年(1761)，又命来保兼管礼部事。来保人仕后一直侍奉皇帝左右，备受宠信，屡任要职，直到晚年仍为皇帝所器

重，这在诸大臣中是为数不多的。二十九年(1764)来保去世，享年 84岁。乾隆帝听说后，颇为伤感，赐来保太保衔，人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1779)时，乾隆帝曾御制怀旧诗纪念来保，并将他列入五阁臣中。来保知人识人。舒赫德任职乌里雅苏台将军时曾上疏奏请迁徙对抗清廷的准噶尔部头领阿睦尔撒

纳的眷属到边境。乾隆帝认为他的建议挫伤这些远民的心，因而非常恼怒，即刻派遣使者去问舒赫德的死罪。来保苦苦劝谏，他认为舒赫德才可大用，如因此过错被处死，实在是太可惜了。乾隆帝听了来保的一番话，面有悔色，只是说： “旨意已下，再说何用！”来保听皇上这样说，心下里高兴，他上前奏到： “既然圣上有心要赦免他，我倒有个办法。犬子成麟擅长骑马，可以派他骑快马追回前使。”皇上点头应允。来保赶紧下朝回府叫来成麟，命他怀抱圣旨去将前使追回。成麟打马如飞，日夜兼程，终于先前使三日到达乌里雅苏台。舒赫德才得免一死。来保擅长相马，乾隆帝曾经作一首《相马歌》来称赞来保精湛的相马术。

尹继善◎温玉春

在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政务工作，常常不仅需要能够坚持原则的人来主持，也需要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来周旋。有些事既不能不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这种环境便造就了一些老于世故、处事圆滑的人物。尹继善就是这样一位大清名臣。尹继善(1696-1771)，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辽东。他的父亲尹泰原为祭酒，后

罢官归家，因而家境贫寒。所以尹继善发愤读书，终于在雍正元年(1723)高中科举。雍正召见了他，高兴地夸道： “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吗？果真是大器！”于是人选庶吉士，授职散馆编修，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1727)初调任侍讲，怡贤亲王又请为记室。当时天寒地冻，他却只穿了一件羊皮袄，亲王怜悯他贫穷，于是赐给一件青狐大衣，并奏请让他代理了户部郎中。九月，他随通政使留保等赴广东审理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愿瑛受贿枉法一案。案情迅速大白，雍正十分满意，便让他代理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尹继善授职内阁侍读学士，协助处理江南河务。不久，代理江苏巡抚，次年初

即受实职，从此成为一名封疆大吏，开始了他长期经营地方的生涯，而他的年龄才刚 30岁出头。尹继善自负才名，当时又正逢春风得意，再加上雍正自即位以来，力矫前弊，方以猛严为政，所以他上任伊始，便接连上奏，指斥旧弊，革故鼎新。如疏请禁止乱收漕米规费，将平粜盈余收归县库，常平仓米听民自愿捐纳等，还曾奏请重新安排苏松防务，加强这一要地的保卫工作，均经部议实施。雍正八年(1730)，尹继善受命代理河道总督，不久又代理两江总督。十年(1732)，任协办江宁

将军，并兼管两淮盐政。他又上疏请求加强长江沿岸驻军的防守工作，使长江数千里内互通声气。雍正对他进行了表扬。以前，尹继善曾主动奏请清查江苏历年积欠的钱粮。雍正于是命他执行并派员协助，结果查出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雍正四年(1726)，官吏侵吞、百姓欠交米粮共 1011万多石。雍正命令为他论功。不久他又上疏请求加强两淮盐政的管理和缉私，获得了批准。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尹继善调任云贵广西总督。原先，云南思茅士酋刁兴国造反，经前任总

督高其倬镇压，刁兴国已经被拿，但余党还没消灭。尹继善一到任，即派总兵杨国华、董芳配合作战发动进攻，叛军大败。接着，他又派间谍混入敌寨，放火为号，内外夹攻，斩杀敌酋 3名、党徒 100

余名，活捉 69人。到十一月，内地皆已平定。尹继善又继续向攸乐、思茅等边地分路攻打，并制定了“剿抚兼施”的方针，将敌一举荡平。第二年，尹继善又对贵州新近开辟的苗族居地的守备、经济

行政等事上奏了 8条建议，均获批准。不久又奏报云南疏通土黄河的工程峻工，共长 740 余里，得到雍正的表扬和奖励。接着广西划回广东总督管辖，尹继善任云贵总督。十三年(1735)，贵州苗民发动起义。他先调遣云南兵进行了镇压，攻占新旧黄平二城及余庆县，俘住首领罗万象等，又协同两广、湖南兵分路进击，攻破据点数十座，斩首 1000多级，生擒首领阿九等。起义彻底平定，速度之快，前后仅数月，朝廷征发的热河、保定、浙江兵还没赶到便结束了。乾隆元年(1736)，分设贵州总督，尹继善任云南总督。第二年，奏请豁免云南军丁银 12200多两，得到批准。

接着尹继善进京汇报工作，因父亲年迈请求留住北京。结果受命担任了刑部尚书，兼管兵部，并为议政大臣，不久又充经筵讲官。三年(1738)，父亲去世。四年(1739)，晋衔太子少保，担任教习庶吉士。据史载，尹继善的确有干练之才，对事物的分析往往明察秋毫，清晰透彻。他曾经在一月之中身

兼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上下两江学政等官，九印并列，公文堆积，而他全都一一做了处理，还抽空和学生们论文谈诗，闻者无不惊服。在总督南河时，雍正命令打开天然坝，而他却认为不行，极力说明天然坝与毛城铺及高邮三坝都仍照旧，奏折共写了几千字。正好浙江总督李卫进京汇报工作，雍正于是下死命令，并说李卫已经奏明，黄河水量小，开坝没有坏处。结果他又上奏说明不行在起草这份奏折时，慕僚都为他捏一把汗，有的甚至要卷行李逃走，他却毫不动摇。雍正见奏，高兴地说：“你有主意，朕还有什么担心？”于是摘下自己的衣帽赐给他。他自云贵进京汇报时，江南发生水灾。河东总督田文镜想显示自己辖区的丰收景象，于是请求输出河东粟米赈灾，但其下属按察使唐绥祖却密奏本地也有灾荒，粟米应该留用。雍正问尹继善，他说绥祖反映属实。雍正虽然明白了真相，但又认为绥祖本是文镜所推荐的，不应这么做。尹继善回答说： “臣听说古代有人用申张国法来报答私恩，臣为文镜考虑，应该感激，不能怨恨。”当时绥祖几乎大祸临头，全靠他这几句话才幸免而他并不认识绥祖。

但是乾隆以来，政尚宽缓，世风日下，清朝吏治又复败坏。在这种条件下，尹继善那种勇往直前的做法越来越难以推行。许多事他不是不想做，而是不能做；许多人他不是不想治，而是不能治。官场的腐化，连带他也累遭惩处。乾隆五年(1740)，尹继善授职川陕总督。四川郭罗克部番众造反，有入主张镇压，他却只传檄一

件，责令番人头领捉拿造反者献出，结果番乱立即平定。第二年上奏了善后番乱的数条措施，得到批准。此前，御史李源曾参奏甘肃有关部门隐瞒灾情不向上报，朝廷责令李源与尹继善联合查办，查实后，有关人员被分别治罪，尹继善也受到牵累，降职一级。七年(1742)，尹继善因母丧归家。

乾隆八年(1743)，尹继善受命代理两江总督，协助处理河务，解除江南水灾灾情。乾隆责命他飞马赴任，还赐诗一首以示勉励。次年，吏部尚书、公爵讷亲巡视地方，弹劾苏松水师涣散，总督负责全省，应该予以处分。经部议，尹继善被降职三级。这年，江南又发生蝗灾，还漫延到山东、河南。乾隆认为这是江南方面捕治不力，才使邻省遭灾，经部议给予了尹继善取消 12次记录的处分。十年(1745)，转为实任。十二年(1747)，他奏请在凤、颍、泗三地水利建设中结合开展农田建设，乾隆手诏表扬，称： “这真是务本的考虑，望全力落实。”十三年(1748)，尹继善进京汇报工作，将归时，乾隆赋诗赐之。不久，因为徇私包庇南河总督周学健，应该撤职，乾隆命令从宽留任察看。九月，调任两广总督，还没出发，又改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还负责国史馆总裁。复为军机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受命代理川陕总督，不久又因四川另设总督，遂专任陕甘。当时大学士傅恒受命征讨金川叛乱，尹继善负责办理粮草、马匹等后勤工作，因为及时恰当，被

取消了留任察看的处分。十四年(1749)正月，尹继善等参赞军务，因功晋衔太子太保。后来四川总督策楞进藏平叛，尹继善又负责全部川陕工作。十六年(1751)，调任两江总督，兴修了部分水利，参加镇压了湖北马朝柱的叛乱。十八年(1753)，尹继善又代理陕甘总督。不久。因为在前江督任内负责审理江西千总卢鲁生等传抄非法读物一案时，没能查得彻底，部议将他撤职，乾隆又命从宽留任察看。接着又因为徇私放纵南河劣员亏空预算、耽误工时的错误，部议将他彻底撤职，乾隆命令从宽仍在官籍注册。九月，授职江南河道总督。原先新疆哈密曾有万亩屯田，后来交给回民耕种。有人因为屯田收成太少，请求废弃。尹继善在临走时上奏说明收成少是由于回民不懂耕种之故，不能把万亩屯田随意放弃。十九年(1754)，尹继善代理两江总督，不久又兼职代理江苏巡抚。次年进京汇报时，乾隆责备他

以前在江督任内沽名钓誉的毛病，告诫了他一番。不久他上奏将长子户部员外郎庆云撤职发配，受到表扬。后来转实任江督。任内，他对黄淮水利又多有建设，多次受到朝廷表彰。但是，尹继善一方面是功劳卓著，另一方面所受处分又是史不绝书。如二十一年(1756)，他负责复核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弹劾巡抚鄂乐舜勒索摊派商银一案，所弹原本属实，他却仍然判处富勒浑诬告加等之罪。事发，结果自己被处以留任察看。原先，江苏巡抚庄有恭曾奏报捐职州同朱冉有罪。朱冉按律本该处以绞刑，却因行贿上级，庄有恭审理后只处以了赎刑。此事尹继善本就知情，但他既没干预，也没揭发。不料后来被乾隆得知，于是受命审理庄案。但他又徘徊观望，打算敷衍了事，经乾隆再三督促，才将庄有恭撤职查办。乾隆十分不满，将他撤职，仍注官籍。这些事情，与尹继善其他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不可理解，但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许我们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他为官的苦衷来。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南巡，任他为御前大臣。二十九年(1764)，授命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时他已年近七旬了，仍留总督任上。三十年(1765)，乾隆又南巡，赐诗赞他道： “封疆几处皆时望，旌节卅年独老成”，又因他恰逢 70寿诞，亲题“韦平介祉”匾额相赐。不久召来北京，进入内阁工作，兼管兵部事务，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四年(1769)，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六年(1771)

病逝于京。乾隆厚赠其家，赐祭葬，封太保，谥文端。尹继善在朝廷中枢机构为官日短，而专任地方则达 30 余年。他处理工作非常机智灵活，朝廷对

此特别了解。凡是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其他大臣能对付的绝不派他，如果派了他，那一定是棋危柁险、万口噤声的事。人们正担心他无处下手，而他却已从容地料理清楚，仿佛把东西放在了平地上，无不妥当，又好像东风吹绿了枯树，顷刻间形势已变。他总共一次总督云贵，三次总督川陕，四次总督两江，尤其在两江时间最长。两江百姓每次听说他来，不论老少无不欢呼。他也看待江南如同家乡一渡过黄河就觉开心。入阁时，吏民都哭着送行，他也禁不住伤感，每过村桥野寺，都一定流连小憩慰劳送行的人。虽然晚年常因事受罚，但绝不会湮没他的才功。乾隆曾说： “我朝 100多年来，满洲进士中只有鄂尔泰和尹继善真正懂得学问。”后来，乾隆赋《怀旧诗》一首，赞扬他：

继善为巨擘，亦赖训迪诱。八年至总督，异数谁能遘？政事既明练，性情复温厚。所至皆妥贴，自是福量辏。

刘纶◎张宝义

刘纶，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字慎涵，号绳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刘纶年少时俊秀聪颖，6岁就能写文章，还善于写古文风格的辞赋，因而闻名乡里，人们都说这

孩子将来必能干一番大事业，光耀门庭。刘纶成人后颇受人尊敬。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为了拢络人才举行了博学鸿词科的专科考试，刘纶被乾隆帝亲自选拔为第一名，那年刘纶才 26岁。当时廷试的题名是“五六天地之中合”，许多应试者连题目是从哪里选出来的都不知道，所以都答不上来，觉得无以下笔。只有刘纶挥笔如飞。当时一个叫沈归愚的人也和刘纶一起应试，他出考场后慨叹说：我们的头脑还不如一个年青人，真是惭愧死了。大学士张廷玉在看到刘纶的试卷后赞不绝口，称他为当世奇才。自此一试，刘纶闻名于世，世人皆仰慕其才学。考试完毕，他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刘纶的文章写得很优美，有汉魏之根底，又有六朝之风范，其诗歌又有唐人之遗风。刘纶著有《绳庵内外集》廿四卷传留后世。他以杰出的文学才能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从政三十多年，刘纶参预朝纲政要游刃有余。刘纶以文辞起家，聪颖博学，一生之中屡做文教之官。在任翰林院编修时，参与编写了《世宗宪

皇帝实录》。此后历任侍讲，起居注官，陕西乡试正考官，太常少卿，左右通政，大理寺卿，内阁学士等官。乾隆十二年(1747)，应皇帝之命编修《词林典故》。这一年随从乾隆帝去打猎，写了《秋郊大猎》和《哨鹿》两篇文章。皇帝读后大喜，就想重用他。刘纶在乾隆十三年(1748)任武会试主考官。自此他官运亨通。自乾隆十四年(1749)以兵部侍郎身份人直南书房。后历任《续文献通考》副总裁， 《诗经》馆副总裁， 《平定金川方略》副总裁，国史馆副总裁，三通馆副总裁。乾隆三十六年(1771)

拜为文渊阁大学士，次年任会试正考官。此外刘纶还做过庶吉士的教官。他对乡试、会试的态度严谨认真，评阅卷子十分负责，常常为改卷工作到深夜。他说评判取舍一篇文章是很难的，而取舍之间就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命运，所以必须一丝不苟，认真对待。刘纶在此职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经他录取的考生在以后大都成为当时的名人，为乾隆一朝盛世选拔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刘纶为人谦和恭谨，以清修自励。处事从容，遇事直言，无所依附。他年少时曾得到尹继善的指

教，其谦虚好学精神深为尹继善所称道。他当官后又受到汪由敦的器重。以后与刘统勋共同辅政，同

居相位，时人有“南刘北刘中堂”之称谓。刘纶除担任过各种文教职务外，还历任礼部、工部、户部侍郎，顺天乡尹，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官。入直军机处，参预机要。任过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享受紫禁城骑马的待遇。乾隆十六年(1751)，蒙古土默特部的亲王哈木噶巴雅斯郎图不按原来议定好的年限，驱赶种地的

流民。直隶总督方承观将此事上奏朝廷。乾隆帝命令刘纶和贝勒罗卜藏，侍读学士麒麟保一起去调查经过明察暗访调查回来，他们一起向皇帝上疏汇报当地的情况。说那些出喜峰口去租种旗地的农民，自然应当遵守原来议定的三年、五年的年限，一到期就应归还原主。其它领地内的佃户、雇农，都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并无占地之意，应该允许他们暂时耕地为生。还有那些在领地上开垦荒地的农民他们辛苦劳动才垦得一点土地，像这样的土地和前面所说的租种的土地不同，等议定的年限到时，先还给领主所需要的自种土地，还有剩余最好就给这些农民耕种，作为他们开垦荒地的补偿。另外城市中的房子也应订出租价，以免引起争端。要让那些商人和工匠定居下来。木头城、三座塔居住的户家非常稠密，应该允许他们照常居住。他们建议设立一名巡检，巡视地方，用来加强政府的实力。他们的建议切合实际，乾隆帝立刻下诏采纳了。通过上述措施，使得在喜峰口外耕种土地的农民可按议定年限继续耕种，旗人和汉人和平共处，这样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使他们在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日趋融合。刘纶任顺天（今北京）府尹时，正赶上清兵西征准噶尔部，各种军需物品和后勤事务由刘纶主持办理，这些事情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所以平定准噶尔部后朝廷论功行赏，刘纶加三级。当然刘纶的官场生涯也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曾议定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有罪而失当，部议削去他的官职，因为皇帝下旨从宽处理，仍让刘纶留任，但罢去他的入直军机处的权力。以后又因中试举人梁泉的试卷被查一事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但这些终究无碍其官运。乾隆二十二年(1757)仍入直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刘纶上奏蓟州、宝坻等县蝗蝻萌动，州县官事务繁忙，督捕处理不够周全及时，为避免蝗灾，应饬令千总、外委同僚佐杂吏等人分别捕捉参将和监司巡察办事人员勤勉，得到皇帝许可。刘纶被升为左都御史。乾隆二十五年(1760)刘纶与刑部侍郎伊禄顺前往西安调查将军嵩阿礼克扣军粮、勒索士兵一案，经查情况属实，上报皇帝，嵩阿礼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刘纶也愈发受到皇帝的赏识，次年升任兵部尚书。乾隆二十八年(1763)调为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年(1765)刘纶任吏部尚书时，对吏部事务进行整理核定，向乾隆帝上奏“考试书吏法”，使得吏部事务规范化。刘纶以其杰出的办事才能，勤奋的工作态度，得到皇帝及文武大臣的认可与赞许，他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兼工部尚书。

刘纶为官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在当时有口皆碑，在社会上威望很高。据记载，刘纶年轻时，家境贫寒，常常难以维持生计，需靠亲友周济才能度过难关。但他却有一个习惯：好吸烟。曾经拿着水烟筒到邻居家去要烟叶，邻居笑说烟草会使食物消化快，不要多吸烟。言下之意多吸就要饿肚子了，而刘纶却不以为然，仍照吸不误。刘纶生前仅买了一所简陋的房子居住，与其职位极不相称，他死后也没有留下什么资产。刘纶的儿子刘跃云官至礼部侍郎，退休后家无一亩之宫，半顷之田。他们的后代子孙只好租房而居，真可谓有官居鼎鼎，无地起楼台。刘纶平时穿着极为随便，衣服破烂，缝补后再穿也不改换新的。但是他上朝却穿着华丽的装束，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亵渎朝堂的威严气势啊。有一次侍郎王昶因有要事急着拟定疏稿，深夜拜见刘纶。刘纶马上起来点燃蜡烛，挥笔修改。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天气十分寒冷，刘纶见王昶冻得浑身直抖，就喊他的儿子拿酒菜来招待王昶，以酒祛寒他儿子说厨房里已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十多个枣子。刘纶只好用这点东西给王昶下酒。刘纶与大学士于敏中都居住在海淀乾隆帝赐给他们的宅第中，据于敏中说，刘纶上朝回来，吃过饭后，常常手持书卷，静静诵读，从不喧哗。他家中的家具陈设都十分简陋，仿佛是平民百姓人家。他身居高位，却清廉至此，真是难得。刘纶性格稳重，喜怒不形于色，皇帝所说的话他能记住很久，但却不会说出来。每当皇帝问及，他都能对答如流。刘纶一向为乾隆帝所宠爱。刘纶晚年，乾隆帝十分关心刘纶的身体状况，每每关照他要好好休息，注意保养身体。乾隆三十八年(1773)，刘纶生病了还坚持工作，乾隆帝让他安心养病，并派太医为他治疗。这年六月，刘纶病死于皇帝赐给他的住宅，终年 63岁。乾隆帝评价他是品行端淳，学问博雅。派皇十二子亲自去祭奠，追赠刘纶为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定”。刘纶的事迹被收入《国朝先正事略》。刘纶一生以文章词赋见长，他居官 30年，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清廷忠心耿耿。他品行端正不谋

私利，清廉朴素的作风尤为感人。他与后来以贪污腐化见长的大学士和珅形成鲜明对比。刘纶是乾隆一朝杰出的大臣之一，他可算得上是清朝封建士大夫的楷模。

刘统勋◎翟玉龙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末的一天。紫禁城东华门。刚过四更天，文臣武将们已三三两两来到，准备进门去上朝。时值隆冬，呵气成冰。平日里养尊

处优的王公大臣这时却只有听任朔风摆布的份儿了。又是一顶大轿过来。轿子向一侧倾斜，先到的官员心中纳闷：怎么这人连轿子都坐不正？莫不是

起得早在里面又睡过去了？上前掀开帷子一看，哪里是在酣睡，分明已命赴黄泉了。众人认得，此公姓刘名统勋，乃当今皇上的大红人，官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

等要职。乾隆帝闻讯大恸，亲去吊唁。回来路上，脸上挂着泪珠，对扈从的大臣说： “朕失去一个股肱。

像统勋这样的，不愧为真宰相！”刘统勋何以如此令乾隆帝痛心？他是怎样一个人？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诸城古名东武，从西汉以来便是文化名城。刘氏是诸城的望族，

官僚世家。刘统勋的父亲刘檠，官至四川布政使，握有全省民政、财政大权。刘统勋不仅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且生逢盛世，他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降生时，清王朝已度过了开国时的艰难时期，走向兴盛。家庭与时代使刘统勋成为一个幸运儿，25岁上中了进士，然后又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亦称庶常，是从新科进士中简选的文学功底深厚、书法根基扎实之人，再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故名。学习期满举行考试，刘统勋又以优秀的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那些成绩较差的则被派往各部任主事。从此开始，刘统勋算是真正涉足仕途。这已是雍正皇帝君临天下第六年的事了。雍正对刘统勋很赏识，命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南书房位于乾清官西南，本是康熙

帝读书的地方。但在南书房服务的各官，除了应制撰写文字外，还承旨草拟诏令，实为一个“机要秘书”班子。在刘统勋入值时，南书房还一如既往。自雍正七年(1729)另设军机房（后改名为“军机处”），处理军国机密后，南书房才名副其实地成了皇上的书房。刘统勋虽然一时还未能进军机处，但一直都在雍正帝身边担任侍读、日讲起居注官。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又奉诏去上书房做皇子们的老师——当时叫“上书房行走”。

当时，上书房中有 4个皇子，即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他们当中有一人早已被雍正定为储君，但雍正对外保密，把此人的名字写好密封于一个匣子里，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皇子和大臣都不知储君是何人。刘统勋入上书房没几天，雍正便驾崩了，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请出宝匣，宣

读雍正遗诏，众人方知，那储君是弘历。弘历承勋大位，年号“乾隆”。乾隆元年(1736)，刘统勋被任命为内阁学士。内阁学士负责传达诏命、章奏，例兼礼部侍郎衔，

从二品。两个月后，乾隆帝又命他署理刑部侍郎。又过了两个月，又让他随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翌年三月，正式任命他为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学习水利。在潜心研究水利的同时，他还就地方督抚大臣上任往往把自己的亲信带去，委任为手下官吏这种惯例上疏，力请革除。乾隆帝把他的奏疏下发给大臣讨论，多数人赞同，乾隆遂批准实行。这对于整肃地方吏治起了很大作用。乾隆三年(1738)三月，奉诏回京。刘统勋在浙江学习了一年半水利，这使他受益非浅，他日后相当一部分功业是在治水修提中立下

的。刚回到京师，刘统勋便上了一道震动朝野的章奏：弹劾御史毛之玉。毛之玉是太仓人，在家为父

亲服丧期间去浙江活动，拜谒总督藩司。他是御史，一些地方官就讨好、巴结他，他趁机从他们那儿捞了一大笔银子。刘统勋在浙江时耳闻目睹了毛之玉的丑行，回京就参了他一本。乾隆下令查处，毛之玉被降官三级，刘统勋受到嘉奖。第二年，老母去世，刘统勋回家服丧。服丧期满回京，乾隆一道诏令，刘统勋成为中央最高监察官——左都御史。这年，刘统勋 42岁，刚过不惑之年。走马上任后，刘统勋上疏建议抑制一下张廷玉和讷亲。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雍正朝便位极人臣，

官拜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雍正临终，遗命他为顾命大臣，辅佐乾隆。张氏一家除张廷玉外，还有 19人在官场上举足轻重。张氏的世代姻亲姚氏，做官的也有十几人。故有谣云： “桐城张姚，占却半部缙绅。”讷亲则是满洲权贵，雍正朝他官至军机大臣，也是雍正鳞选的顾命大臣之一，乾隆倚为股肱。刘统勋上疏说，张廷玉、讷亲权势过盛，应稍加抑制，这不仅是为国家，也是为了保全他二人及其家族。对此，乾隆降旨说，张廷玉、讷亲虽然位极人臣，却并未擅作威福，不便贬抑，但训诫一下还是有必要的，下令把刘统勋的奏疏班示众臣，以警醒张廷玉、讷亲及其他权贵。

刘统勋敢捋两位最负盛名的权臣的胡须，令朝野肃然起敬，贪官污吏则闻“刘统勋”三字而胆战。不久，乾隆遣他出京去勘察海塘，接着又代理了 6个月漕运总督，回京后担任乾隆十二年(1747)

顺天乡试正考官。翌年，奉旨与大学士高斌视察山东赈务，查勘河道。刘统勋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拿出了一个治理运河的方案，奏报皇上。像刘统勋这样懂水利的大臣，满朝文武委实少见。于是，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刘统勋被任

命为工部尚书，成了当朝一品大员。这年，他刚满 50岁。第二年，乾隆又命他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办事果敢，敢作敢为，不仅在治水上有一套，还是个办案高手。故此，遇上要紧的大案，

乾隆往往命他去查办。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便奉旨赴广东查办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一案，刘统勋很快便将此案查了个水落石出，明福被判死刑。回京之后，鉴于他在办案上的能力，乾隆又调任他为刑部尚书。

但是，在查验一个地方粮米短少时出了纰漏，被革职留任。然而，仅仅过了 8个月，乾隆又命他在军机处行走。刘统勋跻身军机大臣行列，进入了权力中枢。这是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的事。这年，刘统勋 53岁。出任军机大臣后，乾隆发挥他的特长，常常让他查办与河道有关的案子。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

巡察江南河务，上疏弹劾总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失职，二人被革职，一大批侵吞钱粮的贪官也被惩处。九月，又查办运河决口一案，同知李焯、守备张宾被下狱处死。在处决李、张二犯时，乾隆下令将高斌、张师载押抵刑场，让他二人看看违法乱纪者的下场。刘统勋督率一批人马全力堵塞决口，于十二月将决口堵上。乾隆下诏，表扬了刘统勋及其他有功人员，说他们劳苦功高云云。刘统勋又就黄河治理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多被乾隆采纳。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刘统勋被授予太子太傅的官衔。这是授给德高望重者的荣誉称号。一个

月后，乾隆命他奔赴西北，协办陕甘总督事务，赐孔雀翎。当时，清廷正在进剿准噶尔，刘统勋克尽职守，并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建议。事后，乾隆下诏嘉奖。清廷准备在巴里珅、哈密驻兵，乾隆命刘统勋前往察勘。当他抵达巴里珅时，阿睦尔撒纳反叛，

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战死，安西将军永常怯敌后撤。刘统勋奏请放弃巴里珅，退守哈密。乾隆降旨切责，说他像永常一样临阵胆怯，涣散军心，下令将他革职拿问，并把他在京为官的子弟全部逮捕没收他的家产。不久，乾隆怒气渐消，又原谅了刘统勋，说行军进退本不是他的职责，他不肯坐视而

上疏，建议虽谬，心尚可原，从宽免罪，发往军营，办理军需赎罪。又下令释放了被押的刘氏子弟，发还了籍没的家产。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乾隆重新起用刘统勋为刑部尚书。二十二年(1757)，加

太子太保衔。二十三年 (1758)，调任吏部尚 书。二十四年 (1759)，命协办 大学 士。二十六年(1761)，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二十八年(1763)，出任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在这几年中，刘统勋的官位又直线上升。乾隆对他如此倚重是基于他在治河、办案上的才干。在

官运亨通的这七八年间，刘统勋在治河修堤、惩治贪官上又屡立功勋。他精明过人，办事干练。查办河南杨桥河漫之事就是一例。那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他奉命与协办大学士兆惠去办此事，到了杨桥，办事的官吏说没有牲口草，工程难以开工。刘统勋不动声色，悄悄穿上便衣到附近走访，在路边遇上数百辆拉草的车，牛马卸下车辕，拴在一边，赶车人大都躺在草上睡觉。突然，他看见一人未睡，正在抹眼泪，遂上前问是怎么会事，那人说负责收购草料的官员向他们要回扣，他们不给，官员便不收他们的草。刘统勋抽身回去，喝令把收购草料的官员绑了，推出去斩首。在场的大小官员纷纷替那个官员说情，刘统勋见状，下令重杖，游街示众。结果，所需草料一晚上便收购上来。刘统勋是靠精明强干而博得了乾隆的青睐。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刘统勋 70 大寿，乾隆帝御书“赞元介景”匾额赐他。三十五年

(1770)，又命他兼管吏部事务。三十八年(1773)，又派他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不久，刘统勋患病，久治不愈。这年十一月的一天，他抱病上朝，死在路上，享年 75岁。乾隆

诏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正”，入祀贤良祠。刘统勋是乾隆朝声名显赫的大臣，他一生的业绩，一在治河修堤，一在惩治贪官污吏。刘统勋有二个儿子，一名刘墉，一名刘堪。长子刘墉最出名。刘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三年期满，以优异成绩被任命为翰

林院编修，以后历任侍讲、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江宁知府。刘统勋病逝时，他正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辞官回家服丧，期满复出，被任命为内阁学士，累迂户部侍郎、吏部侍郎、湖南巡抚、左都御史，会同和珅查办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有功，升任工部尚书，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代理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因诸皇子学业荒废，他身为上书房总师傅，难辞其咎，被贬为侍郎衔。不久，复任内阁学士，三迁而至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四年(1799)，加太子少保衔。九年(1804)病卒，年 85岁。

刘墉为官 50多年，最令人称道的，一是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在这一点上，他颇具父风，且有出蓝胜蓝之势。二是与权臣和珅斗争，维护纲纪，为民请命。他清廉公正，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被誉为包公、海瑞式的清官。他的事迹被编为故事、说唱、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除娴于政事外，刘墉还工诗赋，精于掌故，尤长于书法，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为当

时四大书法家之一。

雅尔哈善◎周波

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1725)，由举人授内阁中书，以后累迁侍读、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三年(1738)五月，雅尔哈善擢通政使。刚刚上任两个月，雅尔哈善就上疏提出了自己发现的

问题： “现在各省的奏折、上疏，如果不符合规定，照例都由内阁转交通政司予以驳回，不再向皇上汇奏。这种做法有失偏颇，致使一些问题难以及时发现，臣认为应该把这些应驳回的奏折汇集起来，每月上奏一次，就能避免一些失误。”同时，雅尔哈善还认为，上疏言事，贵详明而没有遗漏，但也不必堆砌辞藻，虚张声势。尤其是谢恩、陈情之折，更应该只期求能表达情愫即可，而不必矫情造作雅尔哈善的上疏反映了乾隆初年的实际情况。乾隆继位以后，鉴于他的父皇雍正帝为政苛刻，自己就颇为宽大。他将被圈禁的宗室人员一律放出，被迫害致死的叔伯也都收入了玉牒，以表示抚慰。雍正时因屡兴文字狱，罪人的家属大都被发往边地为奴，现在也放回原籍。另外他还下诏开博学鸿词科，意在收罗有才能的文士。这些开明、宽厚的措施颇得人心，一时间，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朝，乾隆帝也不禁“龙颜大悦”了。可是，乾隆帝也颇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守成之君，古人云：创业难，守业更难，他决不能让祖先打下的江山败坏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于雅尔哈善的建议，乾隆也能采纳让大学士等筹议实施。同年八月，雅尔哈善又上书弹劾御史邱玖华，认为邱玖华奏请录用人贤良祠大臣的子孙，实是为

了让皇上起用励宗万。因为励宗万原任侍郎，其祖父就人了贤良祠，而邱玖华又是励宗万的门生。另外，据传闻邱玖华的奏折交给大学士密议以后，尚未有结果，他就私下向别人透露奏请之事。是故，雅尔哈善认为邱玖华违反律例，应该革职查办。雅尔哈善的弹劾确是厉害，尤其是关于邱玖华私泄奏折一项，更是犯了大忌。然而，雅尔哈善的

弹劾上奏以后，乾隆发现了问题，认为励宗万是做过官的人，当然知道入贤良祠只是一种表彰，并不恩及子孙，自然不会再鼓动邱玖华以此为理由让他重新起复。邱玖华为新任命的御史，根本不会知悉奏折尚未复奏。相反，雅尔哈善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倒是明了这一切，是雅尔哈善沽名钓誉还是受人指使？于是乾隆派大臣严察。结果是雅尔哈善诬劾邱玖华属实，被革职。

乾隆四年(1739)，雅尔哈善又被起用，特授为四川龙安府知府。以后历任江南松江府（今上海）知府、苏州府知府、福建汀漳道、福建按察使。十三年(1748)，署江苏巡抚。次年，雅尔哈善上奏上元县（治所即在今江苏南京）陈彦章私毁制钱一事，认为虽按例须处以斩决，但因为仅烧毁制钱两次有情可原，请予以从轻发落。这一来又触怒了乾隆帝，认为制钱是民用所必需，一切私毁、私销制钱的行为均应严惩，如今雅尔吟善竟以仅毁钱二次予以开脱，纯属沽名钓誉，乖谬至极。下旨革职，后又从宽发落予以留任。雅尔哈善再遭斥责，一度有所收敛，躬身反省，闭门思过，对于政事的处理也不再是马马虎虎了，

上疏言事更是谨慎小心，反复斟酌以免再出现漏洞。同年他又上疏，认为表彰奇节忠孝之人，是为了维护纲常伦理，端正社会风化。但是这种表彰应有所区别，对于忠孝、奇节卓著，影响特别大的，应为他们建立牌坊，修祠祭祀；对于一般守节而老的，只要在忠孝祠里记名即可。雅尔哈善的这一奏折颇合乾隆心意。因为满清人关以来，许多汉人以民族相区分，不承认清王朝，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从清初就没有停息过。尤其是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文人，更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雍正时曾提出不应以地域、民族来区分王朝，宣扬“德”是主要的标准，但他最终还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字狱”，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乾隆即位以后，转而采取宽大政策，以收笼人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表扬忠孝的做法自然也为他所用。雅尔哈善的建议既然能够造成更大的影响，有利于清的统治，为何不用呢？于是乾隆降旨，让九卿讨论之后，予以实施。清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镇压各地的反抗，采取了八旗兵驻防全国各省要地的措施，同时派绿营兵

配合驻防。这些军队的供给则由国家统一调拨。在雅尔哈善的辖区中的京口（今江苏镇江）亦驻有八旗兵，其供给由丹徒（今江苏丹徒）通过运河漕运，主要是大米。雍正二年(1724)规定，这些漕米按每石折银 1两 2钱。由国家拨给费用。到了乾隆年间，米价逐渐上涨，可国家拨给的费用并没有随之增加，这无疑给八旗兵的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困难。雅尔哈善认为，为了维持军队的稳定，对于八旗的供给漕米，仍按旧例折算。这项建议得到军机大臣们的赞同。同年十月，雅尔哈善以征收税赋无力为理由，欲将知县许惟枚等 11人尽参革职，并就此事与总督黄廷桂商量。黄廷桂认为，许惟枚等人按例应受停止升迂、扣罚薪俸的处罚，而且参党官员还有初参、二参的区别。而现在雅尔哈善却不按惯例，想把他们全部奏请革职，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认为这是奉皇上旨意所办，而非出自巡抚本意这种居心实属敲诈。于是，黄廷桂上书弹劾雅尔哈善，雅尔哈善又受到本应革职、从宽留任的处罚。十一月，被征调入京，署户部右侍郎。

乾隆十六年(1751)，雅尔哈善被授为浙江巡抚。十八年(1753)，在审理江南提塘陈公绶传送伪稿给浙江提督吴进义一案中，雅尔哈善因为事不躬亲，致使牵合附会失实，受到留职察看的处分，次年五月，仍署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十月，补兵部右侍郎，兼副都统。二十年(1755)七月，充经筵讲官，不久又充《平定准噶尔方略》副总裁。乾隆中期，清朝统治达到鼎盛阶段，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

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这当然与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有很大关系，而其中又以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最有影响。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和雍正两朝曾多次对准噶尔部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以后准噶尔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以阿睦尔撒纳为首的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兵分北、西两路，进攻准噶尔。同年九月，雅尔哈善被派往北路军营，授为参赞大臣。次年三月，转赴西路军营。五月，为驻巴里珅办事大臣。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后，自恃有功的阿睦尔撒纳遂恶欲嘭胀，起兵叛乱。乾隆从这件事中吸取

教训，认为叛乱诸众反复狡诈，不可轻信，决心严厉处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清军的镇压手段开始变得极其残酷。当以前归降的辉特人酋长巴雅尔等人相继叛乱后，乾隆命巴里珅大臣将军雅尔哈善前往镇压。雅尔哈善于哈密擒其同党色梯巴勒氏。而后，他又对没有参加叛乱的沙克都尔曼济部，以传闻与叛党私通为借口，派兵夜袭其营，尽歼全部 4000 余人，雅尔哈善因此而被授予内大臣衔。然而，20多年以后，乾隆在诗中回想起这件“耄耋龆龇不一留，水为之赤地为瘁”的惨剧，自悔用人不当，罪及无辜，叹息说： “用人之先吾岂辞，吁嗟用兵诚可畏。”乾隆二十二年(1657)正月，雅尔哈善被调往京城，授户部侍郎职，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四月，复

赴平准前线，授参赞大臣，驻济尔哈朗，总办军务。九月，提升为兵部尚书。两个月后，命负责总理屯田，移驻鲁克察克。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战争的后期，如何处置天山南路的回疆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回疆指天山

南路塔里木盆地的周围，今之新疆南部，该地为维吾尔族聚居地，居民均信奉伊斯兰教，故名“回部”。乾隆二十二年(1657)三月，大小和卓木即霍集占兄弟杀死清朝使者，正式举起反清的叛旗。此时，清廷因忙于北疆的战事，无暇顾及南疆，等到北疆大局已定，立即调兵南下。乾隆二十三年(1658)正月，清廷以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

爱隆阿、玉素布为领队大臣，率满汉官兵 1万余人，进剿霍集占。五月，清军围攻从吐鲁番进入南疆的要隘——库车。霍集占忙率数千人前来救援。这支队伍是临时征调来的，未经训练，仓促上阵，与

清军一交手，随即溃败，霍集占只率领 800人进入库车城内。此时对清军来说是极好的战机，霍集占坐困围城，外无奥援，正可严密围困，一举聚歼，擒获霍集占，则南疆可不战而定。

但是，身为清军统帅的雅尔哈善却是个不知用兵之道的书生，颟顸无能，措施失当。库车城极其坚固，清军用大炮轰击数天，未能攻克，遂采用挖地道之法攻城。雅尔哈善急事功，严令士兵昼夜挖掘，叛军瞥见灯光，掘一横沟，用火攻反击，把挖地道的数百名清兵活活烧死。可是雅尔哈善不引咎自责，却把责任全部推到主持挖地道的提督马德胜的身上，奏参革职。已归降的阿克苏伯克鄂进言，霍集占困守孤城，粮尽援绝，必将突围，如果在库车城西鄂根河水浅之处和通向戈壁的北山口各设伏兵 1000，那么就可以抓住霍集占，雅尔哈善毫不理会。果然，在一个夜黑风急之夜，霍集占率兵400名向西突围，由于清军未做防备，同时防守西门的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认为黑夜难以辨认，不能作战，不敢发兵，听任霍集占等徒涉鄂根河，向阿克苏逃去。同月，清军攻克库车，仅获得一些老兵弱卒，无异于一座空城。乾隆帝得知雅尔哈善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怒，命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进军南疆，以取代雅

尔哈善，并将雅尔哈善押解来京治罪。乾隆帝又一次在诗中悔恨自己用人不当，嗟叹自责： “咄哉堪扼腕，选将吾未慎。失机有如此，是岂疏防反……自责不知人，遑敢驰国宪。”乾隆二十四年(1659)，雅尔哈善被押解至京，经王公大臣们会审，认为雅尔哈善劳师糜饷，失机

误事，应予以正法。乾隆准其议；同时问罪正法的还有顺德讷、马德胜。参赞大臣哈宁阿责令自尽。

富德◎吴元玫

富德，姓瓜尔佳，满洲正黄旗人。他参加了平定准部、回部、两征金川等重要战争，多次立下战功，从护军到一等靖远成勇侯，是乾隆朝的著名将领。

大小金川是四川西部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是藏族居住区。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势极为险峻。康熙时，原土司嘉勒塔尔巴附顺清廷。雍正初年，任命他的庶孙莎罗奔为金川安抚使。莎罗奔自号大金川，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一年(1746)，大小金川发生内讧，莎罗奔劫持泽旺，并夺了泽旺的印。此事经川陕总督的干预，莎罗奔才勉强把泽旺放回。不久，莎罗奔又率兵攻革布什咱土司巡抚纪山派兵弹压，莎罗奔竟举兵反抗。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朝廷命傅恒为经略，统领金川军务。富德跟随大军征讨金川。在战斗中，富德英勇果敢，胆识过人，只身擒获贼党头目阿扣，从三等侍卫升为二等侍卫。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莎罗奔兵败，降服，金川平定，傅恒班师回朝。富德被晋升为副都统。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年仅 14岁的次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登位。乾隆十五年

(1750)，他的庶兄喇嘛达尔扎杀掉那木扎勒，自立为台吉。因为喇嘛达尔扎为私生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孙达瓦齐、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和阿睦尔撒纳（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拉臧汗之孙，噶尔丹丹忠之子）商议拥立喇嘛达尔扎之弟策旺达什。喇嘛达尔扎举兵翦除策旺达什与达什达瓦，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叛逃。之后，阿睦尔撒纳帮助达瓦齐袭杀喇嘛达尔扎并拥立达瓦齐为台吉。这时，阿睦尔撒纳控制了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三部，威胁达瓦齐。为消除心腹之患，乾隆十九年(1754)七月，达瓦齐统兵 3万进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战败，率 2万人东奔，投靠朝廷。七月十三日，乾隆帝接见阿睦尔撒纳。之后又任命征准噶尔统帅，派班第为定北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乾隆二十年(1755)

正月兴师攻达瓦齐。初三，兵分二路，北路由班第率领，出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境内）；西路由永常率领，出巴里珅（今新疆巴里珅）。五月初，二军会师于博塔拉河谷地，向伊犁进逼。当时，富德奉命护送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人奔赴军营。随后，富德被提拔为参赞大臣，督率西路一军。沿途，清军受到厄鲁特回民的热情欢迎。达瓦齐一向纵酒，防备松弛。清军一到，达瓦齐仓促传令纠集骑兵，领亲兵万余人奔到格山山麓扎营拒守。清军围攻达瓦齐。五月十四日，投靠清军的阿玉锡率轻

骑突袭敌营，大获全胜。达瓦齐带 2000多人乘夜色逃走，其余敌军不战而降。十九日，清军占据伊犁。不久，达瓦齐被捉住，送到京师，乾隆帝在御午门接受百官朝赏，达瓦齐的叛乱被铲除。然而，刚刚安定的准噶尔却深藏危机。班第奏报乾隆帝，已晋升为双亲王的阿睦尔撒纳萌生野心，

妄图总统四卫拉特，专制西域。乾隆二十年八月，朝廷召阿睦尔撒纳来避暑山庄入觐。阿睦尔撒纳先是故意迟延不来，后来中途

逃回准噶尔，交回了朝廷给他的大印，发动了叛乱。十一月，朝廷下令，再征准噶尔，命策愣为内大臣兼定西将军，进讨阿睦尔撒纳。富德率所属军

队跟随大军奔赴伊犁。在鄂塔穆尔遭遇到叛逃的唐古忒部。当时，叛军把营垒扎在附近一片茂密的树林和蒲草中，隐蔽起来。富德从被践踏过的草地和周围一丝丝凌乱的迹象中估计此地藏有贼兵。于是排开队列，扑向敌营。叛军遭到突袭，仓皇逃窜，富德击杀 20多人，穷追贼寇。叛军逃往色白口山中，凭借险要地势，把守关隘，负隅顽抗。富德察看地形，指挥清兵从一小路攻上色白口山，夺取贼兵 6个寨，杀敌无数，残余的敌人逃归伊犁，清军紧紧追赶，在察罕鄂博，唐古忒部与哈萨克干余人军队纠集在一起，与赶来的清军对抗。富德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斩贼兵 100多人。这次战役，富德军夺回了被阿睦尔撒纳劫掠的集赛噶难特 30多户居民，俘获台吉恩克巴雅尔等 40多人。乾隆帝得到嘉报后，褒奖富德临阵奋发勇猛，立下战功，加授正黄旗蒙古都统。乾隆二十二年(1757)，叛军再次占据伊犁，阿睦尔撒纳在巴里珅、塔尔巴哈台山地和伊犁河谷重

新集结军队，继续为乱。四月，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开赴巴里珅，任命富德为参赞大臣出北路，副将军兆惠出西路，两路出兵，富德跟随兆惠军作战。阿睦尔撒纳叛军虏掠扎那噶尔布的游牧部落，富德奉命追剿，一举收复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探知叛酋巴雅尔的踪迹后，富德便深入敌境，追捕叛贼，夺取了 5个军事要隘。在富德军告捷的有利形势下，兆惠乘势进兵，连战连捷。在爱登苏，哈萨克汗派使者来向清军请降。阿睦尔撒纳见大势已去，徒步逃往俄罗斯，八月病死。这时，还有两个叛酋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没被捕获。富德追捕残寇。乾隆十三年(1758)九月，富德招降了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和塔什罕回人图尔占。初七，他们派使者入觐乾隆帝。乾隆帝论功行赏。因为富德久在军营效力，招抚有功，授予云骑尉世职务。阿睦尔撒纳之乱刚刚平息，回部战乱又起。回部，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区。清初，噶尔丹控

制南疆回部，将其首领阿布都实特扣留伊犁做人质。噶尔丹败死后，阿布都实特到京师，受到康熙帝礼遇，并派人护送到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掌管回疆事务。阿布都实特死后，其子玛木特继位。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袭击叶尔羌，将玛木特俘获送到伊犁囚禁，并扣留了他的两个儿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

（即大小和卓）。乾隆二十年，清军击败达瓦齐，释放了大小和卓，并派兵送布拉尼敦回叶尔羌继续统治旧部，留霍集占驻伊犁管理维吾尔族事务。不料，霍集占竟参与了阿睦尔撒纳叛乱。阿睦尔撒纳败走后，霍集占不但不降，反而与布拉尼敦一起发动叛乱，把清朝派去的副都统、回部招抚使阿图敏杀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宣示“霍集占罪状”，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征讨大小和卓。雅尔

哈善征伐无功，朝廷改派兆惠为将军。兆惠率军从伊犁出发开往南疆。阿克苏、乌什、和阗（今新疆和田）先后投降清军。这时征讨主力大军尚未聚集，兆惠命富德留驻阿克苏城，以等待大军赶到后继续前进，自己率精骑 4000多人的先头部队出发，于十月初三抵达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 40里，相隔叶尔羌河扎营。兆惠兵单力薄，出营初战不利。兆惠一面派副都统爱隆阿防截喀什噶尔的援兵，一面率领骑兵攻到叶尔羌城外。不料，才渡过河 400多骑兵，桥突然断了，400 余人被霍集占 5000多骑兵层层包围。当时，天气寒冷，兆惠军马匹又不足，只得掘壕自守。霍集占筑长堤围困清军，并掘开叶尔羌河水灌兆惠军营。营中军粮奇缺，驼马杀光，营内外树上和栅上也被击满了弹洞。叶尔羌被围的消息传到清军大营，富德率军前往救援。乾隆十四年(1759)正月，富德带兵临时驻扎在呼尔瞒，遭遇敌兵 5000人，转战五日四夜，摆脱

敌兵，兵临叶尔羌城下。这时，参赞大臣阿里衮带战马 5000匹赶到，于是，富德命令军队，四面出击，与兆惠军夹击敌军，贼兵纷纷溃败。富德军斩杀巴尔图等 15人，大伯克数十人，贼兵上千人，布拉尼敦中枪，疼痛难忍，被抬入城中，不久逃往喀什噶尔。富德一举解了叶尔羌之围，又乘胜驻扎叶尔羌河边，消灭了败退的敌兵，接着，又赶往和阗，援助那里的清军，攻破入侵和阗的敌军。兆惠、富德破围后，决议兵分二路，一路由兆惠统领进取喀什噶尔，另一路由富德率领攻取叶尔

羌。每路兵员各 1.5万人，整顿装备，准备出师。这时，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仅守两座孤城。先将家口、辎重转移，随后携带妻儿仆人、金银物品，越过葱岭，逃奔巴达克山。当地回人听说清军到来纷纷献上牛酒果品，跪迎在路旁。兆惠与富德安抚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城的百姓。七月初十，奏报清廷大小和卓自立的“巴图尔汗国”至此而亡。八月，兆惠、富德在阿勒楚尔和伊西洱库尔淖尔（今在阿富汗境内）打败敌军，兵至巴达克山下。

这里，崇山耸立，地势险峻，布拉尼敦先送家眷们逃走，霍集占则凭借万余人据守北山。山上有条小路，仅容一人一骑经过。富德与阿里衮分路堵截，又命军队向山上冲击。同时命令鄂对、霍吉斯树回纛向叛军高声喊话，劝他们投降。山上敌兵听到呼声，慌忙扔下武器，奔下山来，人杂声喧，势如奔雷。霍集占又惊又怕，砍杀降卒，仍然无法阻挡洪水般的人流。霍集占兄弟携带家眷和四五百残兵窜

人巴达克山部。这一仗，贼兵投降 1.2万多人，获得了骡驼牛羊万头。二十三日，富德将战绩奏报朝廷。十月，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将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擒获，并把他们的首级献给富德。富德派人送往京师，平定回部取得最后胜利。大军回师，乾隆帝赏赉将帅，富德战功卓著，封一等功爵、一等靖远成勇侯，赐双眼孔雀翎，封他的儿子为侍卫，加授富德为侍卫大臣。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表彰他的功绩，朝廷又授富德为御前大臣，画像于紫光阁。赐他紫禁城

骑马，在军机上行走。不久，又授予他理藩院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一时间，圣眷优隆，然而，好景不长，富德被牵连到案件中，两次获罪下狱。副都统老格盗窃官驼，有人告发了他。老格供出，他的马是寄养在富德的牧场里。乾隆帝知晓富

德刚刚显贵，怎会有牧场？便命副都统巴尔品去查明后来奏报。不久，巴尔品来报富德不仅有牧场，还有家资 30000两有余。朝廷命和亲王弘昼等会审。结果追查出：富德出兵时私留官马，并且索要蒙古王公的牲畜，携带缎布、烟、茶等牟取暴利等一系列罪状。富德被逮，下狱。吏部议刑当斩，乾隆帝命改为“斩监侯”，即秋审后再量刑。乾隆二十八年(1763)，朝廷赦免富德，授他为散秩大臣。乾隆三十三年(1768)，将军明瑞出师缅甸，以赞参大臣额勒登额和谭五格为西路军。额勒登额出

师之后，畏敌不前，株守旱塔，贻误战机，结果，将军明瑞等人不幸阵亡。四月二十七日，朝廷下令处死额勒登额，并追究责任。当初，富德荐举额勒登额为官，二人又是关系密切的同乡，因而，富德获罪下狱，罢免散秩大臣职务。吏部议刑当斩，朝廷下令缓决。乾隆三十六年(1771)，富德再次被赦免，授三等侍卫。乾隆三十六年，金川风波又起。乾隆帝命大学士温福督师。但温福指挥不当，于乾隆三十八年

(1773)兵败木果木。败报传到避暑山庄，乾隆帝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派健锐、火器两营出征，授予富德头等侍卫，为领队大臣，跟随副将军明亮出征南路。富德从真登、梅列旧卡进兵，攻克得布甲喇嘛寺、得里二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诸要隘，又接着夺得僧格宗、马柰、绒布寨、卡卡角等要隘被授予副都统。之后，富德又领兵进占沙锡理穆当噶尔碉卡，羊圈河桥。乾隆四十一年(1776)，富德上奏朝廷，请拨兵 3000，开往宜喜，以协助明亮．获准。随后，攻

打噶咱普得尔窝，敌兵弃碉逃走，富德领兵追至马尔邦，敌兵乞求投降。富德带兵出征二年，没有建立奇勋伟绩。乾隆帝多次下诏，责备敦促他，这时，断然下令下部叙功。富德与阿桂一向不睦，金川事平后，阿桂弹劾富德克扣士兵盐菜银来滥赏。朝廷派人到桂林查实，

又命袁守侗到四川与阿桂一起办理富德一事。富德不甘心坐以待毙，用密封满文奏折参阿桂。乾隆帝命人把富德囚禁，送到京师。廷讯富德，富德承认滥赏，并把银两纳为己有，接受知府曾永谟馈金 50

两。富德还弹劾副将广著，广著畏罪自杀。富德在满文密奏中说： “阿桂手中把持圣命，出语不逊”，犯了诬告大逆罪，按例当斩。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富德被斩。

于敏中◎王虹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今属江苏）人。乾隆二年(1737)考中第一甲第一名进士，成了人皆艳称的状元郎，授为翰林院修撰。于敏中文才很好，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因此调入懋勤殿（清代皇帝读书和批阅奏章的地方），乾隆帝还赠给他《华严经》和《楞严经》二部佛经。从乾隆八年到乾隆十九年(1743-1754)主要出任文化选举方面的官员。历任过山西乡试正考官，提督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后入直上书房，升为内阁学士。在任浙江学政时，曾就浙江 70 余生员，因在外地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一事向皇帝上奏，请求限令回原籍补考，得到皇帝同意，使得一些人不至失去科举考试的机会。乾隆十九年(1754)于敏中升为兵部侍郎，后转刑部侍郎。此间曾就河防问题上奏，他说各地的村

庄道路虽然设立了防讯点，但在路途遥远、偏僻的地方，防汛工作名存实亡，应该下令让那些防汛兵白天嘹望相查，夜晚打更巡逻，互相监督，防止玩忽职守，并要求主管河防的官员按年巡查。此奏交给具体部门实施了。于敏中在其有生之年一直受到皇帝的信任，做了十九年的军机大臣。他不仅学问好，能力也有过

人之处。乾隆皇帝欲作诗文，吟诵一遍后于敏中为之写成草稿，无一字之误。后来乾隆帝让于敏中专心处理政务，就命令一个叫梁瑶峰的来陪他玩赏诗文，所以于敏中便不在留心皇帝作诗了。一天乾隆帝让于敏中和梁瑶峰去宫中一起诵读《天章》这首诗。于敏中用眼神提醒梁瑶峰要他留心，但是梁瑶峰没有领悟。等出宫，于敏中等着梁瑶峰把诗默写出来，等了很久都未见一字。于敏中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梁瑶峰茫茫然不知所对。于敏中说我想你是专门干这项工作的，所以我就没有特意留心，今天这事怎么办呢？梁瑶峰满面愧色，回答不上来。于敏中说等我想想，他静静地坐在斗室中默想片刻，便默写出那首诗，和原文相比仅差一二个字。这就是于敏中才智过人之处。所以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史朱嵇曾就于敏中为父母服丧没有遵从清朝规定的问题弹劾他，乾隆帝就找了一些理由为他开脱。于敏中的儿子科举考试未中，乾隆帝就下令以尚书的品级给予荫生，连于敏中之妾都被封为淑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于敏中任协办大学士，三十八年(1773)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由于受到乾隆帝的宠信，于敏中权倾一时，与当时大学士刘统勋分庭抗礼。当时安徽学政朱筠请

求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刘统勋认为这不算国家大事，想搁置其议。于敏中认为朱筠的建议很好，于是和刘统勋抗争，结果乾隆帝特开《四库全书》馆，命于敏中为正总裁，主管其事。这件事反

映出乾隆帝对于敏中的偏爱。于敏中还担任过国史馆正总裁、三通馆正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并翰林院掌院学士，屡次主持会试。然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仅影响到他生前而且影响到他死后，这就是乾隆时期的“高云从案”。高云从是写字处太监，负责管理殊批道府记载。所谓道府记载是皇帝对各省道府官员姓名及其治行优劣的记录，并以此作为官吏升迂的参考，其内容除皇帝外不许其他大臣窥视。但是这么重要的材料却被高云从泄漏了。经调查，高云从案牵涉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官员，而于敏中就是其中一员。于敏中曾向高云从打听道府记载，而高云从违反清朝有关太监的规定在京城买地引出官司，也委托于敏中向顺天府尹蒋赐檠救助。清朝皇帝从顺治起，鉴于明代宦官干预朝政而误国的事实，对于太监干预朝政防范甚严。于敏中作为朝廷重臣，一直受到乾隆帝的信任，按乾隆帝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敏中是“无所不言”。但是这样一个重臣却涉入“高云从”案中，使乾隆帝大为震惊和失望。发现自己用人不当，表示也要“先认过”。由于于敏中任职较长，职位又高，他与太监交往对乾隆帝和清朝的统治都不利。本来于敏中也为清廷干了不少事，乾隆帝原想援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授给世袭职位。但是于敏中却牵涉进去，乾隆帝说是于敏中的福泽有限， “难道你还不痛心、自愧、后悔吗？”但是， “念你以前之功劳，免去治罪，革职留任”。虽然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定，还给于敏中轻车都尉的世职，列一等功臣，但实际上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高云从案”后，于敏中就不再受乾隆帝的信用。也就是说“高云从案”直接造成了于敏中失宠。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卒，谥文襄，入祀贤良祠。于敏中死后，其生前与外省官员拉帮结

伙、营私舞弊、损公肥私的事被揭露出来。主要是两件，一是苏松粮道章攀桂为讨好于敏中，为于敏中营造花园。二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纳捐折收之案败露牵涉到于敏中。事件是这样的，甘肃布政使王室望伙同总督勒尔谨，以内地仓储不足为由，上疏申请甘肃各州县得“收捐”。按甘肃旧例，老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可以买得国子监生的名分，然后就可应试为官。不久王宣望又申请改交粮为交银，并且年年虚报旱灾，而且说收粮钱是为了救灾的。其实银子被他们私分了，自总督以下皆有份很明显这是一起官吏合伙贪污案。案发后，乾隆帝想起甘肃捐监折收之事曾由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由于于敏中力言甘肃捐监应开，并说开捐监可使中央免除运粮之烦，又可使当地有买卖之利，是一举两得之事。乾隆帝被于敏中说服了，所以甘肃捐监才开。据此，乾隆帝认为于敏中的大量家财一定是王宣望所贿赂的，由于有于敏中的支持，王宣望、勒尔谨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乾隆帝又联想起明代严嵩专权误国之事，愈加气愤，他说如果于敏中还活着，朕一定要严加惩治。贤良祠是国家为表彰那些贤良的大臣而设的，怎么能把那些不廉洁奉公的人列入，朕早就打算把于敏中赶出贤良祠，以告诫后

人。所以于敏中便被赶出贤良祠。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又取消了于敏中之孙于德裕所袭轻车都尉的世职。于敏中以其杰出的才华受到乾隆帝的任用，成为乾隆帝的宠臣、重臣，权倾一时，荣华一生，在

他官场生涯的前期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也为朝廷干了不少事。但后期他结党营私，损公肥私，以致死后都受到谴责。

阿桂◎马章安 左海荣

乾隆年间，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清朝国势达到极盛。乾隆对边疆用兵屡屡得胜，这同他十分注意奖掖功臣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四次令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里，以示荣宠，并亲自为功勋卓著者制作赞语。当时，有二人四次享此殊荣，一位是海兰察，另一位就是本文传主——列为定金川首功、定台湾首辅、定廓尔喀以爵论第一定伊犁亦名列前茅的阿桂。阿桂，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乾隆三年(1738)举人。乾

隆八年(1743)三月，升郎中，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军营，督运粮饷。自此从戎，青云直上，深为乾隆所倚重。

一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叛乱。准部地处偏远，文化落后，与内地差异很大。准部首领

怂恿人民反叛政府，想摆脱中央的统治。从康熙帝起，就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准部时叛时服，成为清廷一大心患。乾隆继位后，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出兵。准噶尔军纷纷投降，叛乱很快平息。为了有效地管理控制这一地区，乾隆帝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办台站，因措施得力，九月授参赞

大臣，十二月以北路军务大臣身份驻科布多。立功后的阿睦尔撒纳对所受封赐极不满意，心怀私欲，怂恿准部继续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

三月，在定边将军兆惠和衮扎布的追击下，阿睦尔撤纳仓皇出逃，设计由部下约降，暗地里却备下埋伏。阿桂棋高一着，命领兵大臣和硕齐、唐喀禄前往相约地点纳降，自己领兵接应。果然，和硕齐、唐额禄遭袭击后，阿桂率兵及时赶到。皇帝奖其谋深计高，赏戴花翎，下令阿桂继续用兵，留意堵截逃跑的阿睦尔撒纳。阿桂不以为然，认定阿睦尔撒纳进入不了俄罗斯，还会回来，所以只是领兵在准部张网守候。事实上，阿睦尔撒纳正如乾隆所料入了俄境，直到后来病死那里。阿桂因判断失误，拒听命令，贻误战机，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与此同时，在南疆霍集占兄弟又发生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卓叛乱”，霍集占兄弟就是

大小和卓木。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天山北路，又受命率军南

下。他率领的 3000名清军被霍集占率领的 l万名叛军困在黑水，历时三个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阿桂同副将军富德从乌鲁木齐赶往南疆增援，在内外夹击下霍集占军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叛乱平息。

事定之后，阿桂奉命留守回部要地阿克苏做善后工作。他为了分化回人的力量，实行迁民，许多回民在伊犁防军的监护下迁去伊犁屯田，而他们的牛羊便免费成了运输的脚力。在阿克苏和伊犁之间设置传事台，供通音信，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相互支援。在水草肥美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一带驻扎屯田，以回民为主，官兵驻防，协同耕种，修建了城池。后来，又有不少回民涌人。原先荒凉的边疆地带变得生机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景象。阿桂被授内大臣。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皇帝奖其功，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升人上三旗，赐人正白旗。十月，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二年(1767)—月，授伊犁将军。叛乱已平，百名功臣画像入紫光阁，阿桂以侍郎身份居第 17位。金川地区从明代起成为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世袭封地，后分为大、小金川两个土司。乾隆

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先是命当时的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兵再征，仍是劳师靡饷，连年受挫。乾隆三十六年(1773)九月，阿桂赴四川。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和小金川头目泽旺之子僧格桑并力顽抗。阿桂自西路，总兵宋元俊从东路夹击攻打喇卜楚，经过激战，取胜。清军士气大振，乘胜前进，直逼腹地。叛军见势不妙，声称投降。乾隆下旨：能保其永不反乎？宜一并擒获，永无后患。阿桂查看地形，调兵遣将，决定乘敌不备攻其要害。夜半大雾，大队人马摸索进发，埋伏在各个隘口，出其不意，攻克 3座山梁，24座碉堡，缴获大量火药、器械。清军占据了金川要道，叛乱者陷入包围之中。自此，清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叛敌尽弃寨而逃。乾隆帝奖阿桂用兵有方，赐御用黑狐冠至军前。

大军分道并进，阿桂率军攻克制高点美都喇嘛寺，居高临下观察叛敌的兵力布置，迅速调集军马，互为犄角之势，步步进逼，夺其碉寨，僧格桑逃走，其父泽旺请罪送京发落。至此，小金川全境荡平。就在阿桂同温福商议攻打大金川时，番民受贼诱惑侵扰清军后路，抢占粮仓，军心大乱。不久，

驻木果木的温福突遭夜袭，清军溃败，为金川兵所杀。小金川重新陷落。乾隆帝大怒，授阿桂为定边将军，速调火药、军械，增兵 5000人人川。各军不断受到骚扰，阿桂命严加防范，停止进攻，整顿治理。凡言词桀骜、叛逆内应者全部被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小金川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阿桂同副将富德、明亮每天都带兵巡逻。一天，将近日落时分，阿桂只领十数骑出营，登上一个小山头俯视敌寨，发现数百骑敌众包围了小山。阿桂命士兵脱下外衣系在树上，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时间已晚，林子里又特别昏暗，敌人只见林

中“旌旗”飘扬，以为有埋伏，才派出侦察骑兵，阿桂已悠然回到了军中。谙熟兵法的阿桂治军有方严禁骚扰百姓，深受人民的欢迎。在他们的支持下，不久攻下了美诺。小金川已平，阿桂不再贸然进兵，而是继续安抚百姓，巩固扩大胜利成果。他把小金川作为根据

地，积极筹备粮米、服装等后备军需。眼看时机成熟，秘密定于乾隆三十九年 ( 1714)正月初六从底木达开始发兵，同时飞骑传檄统领丰升额、明亮两路，相期呼应。阿桂统一调度，分三路出兵：第一队 5000人，由海兰察为统领，初六进发；第二队 5000人，

色布腾巴勒珠尔统领，初七进发；第三路 5000人，阿桂自己带领，初八进发。命士兵只带十日干粮，昼夜兼程，夜间不许举火，务求速战速决。三路大军转战 20 余里，神出鬼没，迅速攻克赞巴拉克附近诸山。二月又克罗博瓦山。罗博瓦山距敌很近，僧格桑凭险要地势拒守甚严。如果从罗博瓦山出日则丫口正面进攻，肯定会造成很大损失。阿桂分兵六路，避实就虚，直捣防守薄弱的别斯满、诺尔等碉堡。僧格桑忙分兵援救，防守顿弱，正好中计，被留在罗博瓦山的精兵正面攻破寨子，占领丫口等要地。僧格桑两处落空，仓惶而逃。阿桂上奏皇帝： “宜发檄各诸土司，勿留余孽，协同擒获，加意严防，不得丝毫懈怠。”在密集攻势下，僧格桑病死在大金川，金川兵将其尸首献出，无心再战。乾隆四十一年(1776)攻克了大金川最后据点噶拉依。索诺木声称第二天正式投降，阿桂欣然答应，属下纷纷劝谏，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阿桂笑着说： “我们据要势，他往哪儿跑？如果自杀，何至于等到今日？”果然，第二天早晨，索诺木自缚率家族 20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其族人有的被处死，有的监禁，有的发边为奴。其余的将领头目也悉数被擒乾隆帝了却了一大心病，龙颜大悦，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授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画像入紫光阁，供人瞻仰，并赐亲书诗：掌握师行抡俊豪，事无巨细一心操。功成九仞尤应慎，惠洽诸军实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攻碉直可压危挠。我居避暑原无暑，卿效贤劳真是劳。嘉予七言赐书扇，凯歌二捷换征袍。勉之指日视郊劳，紫阁勋铭崇爵叨。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阿桂留金川治理，经营屯田事务，让当地百姓和驻守官兵分散相错杂居，消除不安定因素，并按

登记户口酌量配给牲畜、种子，注意发展生产，免除租赋三年。皇帝奖其倾心尽力，赏缎 60端，银6000两。阿桂六十寿辰时，乾隆帝赐“崇勋耆庆”匾额，上联“功冠紫光荣赐衮”，下联“筹添绛甲赞凋梅”。并赐御制诗：功高殊众赐冠衣，寿日充阊耀吉辉。谋勇奏平定玉垒，归来俾协赞黄扉。六旬庆自今伊始，廿四考当逾古稀。不说保全最黾勉，名同郭令岂其非？金川既平，乾隆帝重新考虑对缅甸用兵。缅甸王懵驳已故，新王赘角牙闻讯十分恐慌。乾隆四十

二年(1777)正月，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和叛逃者，并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命阿桂负责

交涉事宜，答应了缅甸的请求。但缅甸只将叛人放回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赘角牙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字塔 l座，驯象 8只和宝石、蕃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缅甸臣服。自此，中缅边境相安无事。苏四十三是清甘肃循化（今青海）人，撒拉族，循化伊斯兰教新教首领。乾隆四十六年(1781)，

因循化撒拉族中新教、老教冲突转炽，清政府明显偏袒老教，引起新教人的不满。苏四十三与另外一名首领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起义，攻循化清水之河东大庄，杀老教教首韩三十八。旋又杀河州（今临夏）协副将新柱、兰州知府杨土玑，继破河州，逼近兰州。乾隆帝命阿桂前去镇压。阿桂在磁州接到圣旨，昼夜驰赴，到时，起义军已退守龙虎、华林等要地。该地林密沟深，山路经水冲刷，犬牙交错，极为难行，加之道路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列队行进，在这地方用兵，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善于用兵的阿桂挑选生长在山区的士兵，从后路攀崖而上，从背后突然袭击，另派军埋伏，乘机围歼。起义军不为所动，只是掘壕增卡，只留下一条向前的小路与外界接触，并不出击，阿桂派出的精兵全部被歼。但是面对阿桂历时五个月之久的围攻，起义军水断粮绝，兵败寨破。苏四十三血战而死，剩余的人们继续奋斗，各地此起彼伏，经过两年时间的联络、集聚，田五与张阿浑、杨慎泗等在道渭石峰堡修筑营寨，制造旗帐兵器，约期再次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不慎泄密，遂提前在小茶山起义，率众攻打通渭、伏羌、静宁等地。乾隆帝命尚书福康安领侍卫大臣海兰察前往，阿桂督办。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于靖远狼台山，在重重包围下，起义军失败了。阿桂派兵清剿，义军有 800多人被杀．700多人被擒。乾隆五十一年(1786)爆发了以林爽文为首的武装起义。林爽文是福建漳州人，因家贫难以度日随

父迁居台湾，参加了天地会，并成为一名首领。天地会原本是下层劳动人民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镇压，反清色彩日浓。乾隆年间提出“顺天行道”、 “剃除贪官”的口号，天地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入会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感到天地会是个很大的威胁，就对天地会成员大加搜捕，并焚烧村庄。林爽文率众在一月份发动起义，一举攻下了漳化。台湾南部的庄大田起兵响应，在一月底攻下了凤山。消息传来，乾隆帝非常震恐，严令台湾总督柴大纪镇压。在起义军的进攻下，官兵一溃千里。乾

隆又调集大军入台湾，仍不奏效，林爽文义军包围了诸罗城（今台湾嘉义）。乾隆帝越发感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下旨加派大将福康安为统帅，以悍将海兰察为先锋，率大军

登台。海兰察声东击西，佯称要攻大里栈，暗地里却直趋诸罗城。大里栈是起义军的根据地，存放着

大量的粮草辎重，林爽文生怕有失，忙分兵救援，不幸中计。在清军优势兵力夹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诸罗城。清军云集大里栈，林爽文战败，逃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次年被俘，解京遇害。台湾即平，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论功，阿桂名列第一。这是对他在大陆坐镇指挥，出谋划

策，作出“扼其要害，打通诸罗”决策的肯定。正是由于执行这一决策，清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转败为胜。所谓“谋事在人”，此话确实不虚。

二清朝时，京城官员每年所需的 400万石粮食全部由漕运供给。由于河道久远，为了保障粮食的正

常运输，朝廷花在漕运上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每年都要选派得力大臣巡查，及时排除故障兴修堤坝等。阿桂在参战之余经常被派往各地巡防河务。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缅甸正式臣服后，阿桂被派往河南境内治理黄河决口。当时下游淤堵，

上游水丰，更兼风雨大作，工程极为艰难。阿桂亲自查看水势，令民工在上游郭家庄挖引水河，供分水泄流，筑拦黄坝；在下游王家庄筑顺黄坝，蓄住水势，迫使河水从引河人海，直到次年三月，才完成工程。不久又勘查浙江海塘，‘顺道勘督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乾隆四十六年(17 81)秋天，河南青龙冈一带黄河又决口．阿桂自甘肃前往监督指挥，在决口两

端同时筑坝，快要合拢时，副将李荣吉指出水势太盛，应当减慢施工速度，以求稳妥，阿桂不以为意督促甚急。合拢庆功会上，李荣吉缺席，声称大坝危急，不敢离开。果然两天后，又一次决口。阿桂引咎请退，乾隆明察安慰他，诸臣当中能胜任治河者，非阿桂莫属，应该安心镇静，另求善策。乾隆四十七年(1782)，仍以上游筑堤，下游引河，河岸建坝方完工。阿桂除视察、治理黄河外，还多次巡查淮河、长江、京杭大运河等水务，奔波劳碌毫无怨言，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在每年的桔水季节招集民工疏挖淤泥、建闸加固堤坝等等。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浙江布政使盛住弹劾总督陈辉祖查抄王宣望财产时，私自吞没金银财

宝，皇帝命阿桂去浙江协调查办，事完之后，顺道勘探南盐河等处水道及东伊家河各段。次年二月，勘查河南兰阳十二堡河堤，在戴村坝附近修筑了一座水闸。阿桂凭自己的能力登上高位，处事机敏老练，参与缅甸交涉，做事很有分寸，知人善任。同是纳

降，对阿睦尔撒纳心存疑虑，调兵用计；对索诺木却放任自流，高枕无忧。远见卓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阿桂病倒，告假回家休养，竟一病不起。次年八月卒，终年 80岁。嘉庆帝奉太上皇帝敕谕，特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赏给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韫，红宝石顶帽，双眼花翎图像紫光阁，以示殊勋。加恩赏给轻车都尉世职，令长孙承袭。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九月，皇帝亲临祭奠，御制诗曰： “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赐祭葬，谥“文成”。阿桂一生老成练达，经营新疆，周详妥善，从戎出征，指挥若定。及年老，仍然夙兴夜寐，忠心

无二，辅佐国政，开诚布公，决疑定计，比同班朝臣自是高出一筹，是乾隆所器重的大臣之一。

福隆安◎王榛华

福隆安，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福隆安祖上四代都仕于清室，位及显宦，且多军功政绩。福隆安的父亲是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

恒。兄福灵安早逝，死前任总兵职。弟福康安官至大学士、云贵总督，一等嘉勇公。弟福长安，工部尚书，一等公。福隆安就生长于这样一个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福隆安娶乾隆之女和嘉公主为妻，授和硕额附，御前侍卫。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数度升

迁，位居数要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福隆安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三月，兼议政大臣。四月，再调任工部尚书。三十四年(1769)正月，授御前大臣，署总管内务府大臣。九月，再署理藩院尚书，赐紫禁城内骑马。三十五年(1770)兼任步军统领。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袭一等忠勇公爵。此时的福隆安正值壮年，他开始以其旺盛的精力和显赫的身份介入到军政大事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福隆安上书陈奏北京附近骑兵特权一事。清朝定制，骑兵既可在营提拔升

迂，又可不参加武生考试，直接进入乡试。福隆安建议，应改变这种状况，使骑兵与其他军士同。乾隆批准执行。三十七年(1772)，乾隆命福隆安署理镶黄旗满洲都统。这一年，福隆安远赴四川，主持处理了一

起重大的军法案件。四川是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地区之一，由是引起当地土司的叛乱。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

川土司莎罗奔作乱，两年后被镇压。乾隆三十六年(1771)，小金川土司僧桑格再反叛，清廷命户部侍郎桂林督师平叛。三十七年(1772)五月，散秩大臣阿不泰、总兵宋元俊上奏弹劾桂林。他们讲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桂林在卡丫军营时，约参将薛琮合力夹击叛军。后来冲击时，桂林却一触即退，并将护军统领明亮，副都统铁保撤回，使得薛琮身陷敌军包围，粮草断绝，全军覆没；薛琮也力战而死。第二，他们揭露说，桂林在四川不思进剿，整天与铁保酣饮，其手下将士遇有军情禀报，根本就找不到他。第三，桂林在军营大兴土木、修房居住，且勒取地方供应，为害甚巨。宋元俊还呈上其部将王万邦的一封信，信中有桂林派人从王万邦处取银 500两等。阿尔泰和宋元俊建议严惩桂林等人，以严明军纪。此案头绪纷繁，且事关军国大政，乾隆十分重视，他命福隆安前往四川军营，查处此案。

福隆安到四川后，首先提审王万邦。几经讯问，王万邦招出实情：那封信上有关桂林的话，是宋元俊叫他写的。实际情况是，桂林曾将 500银交宋元俊，用来奖赏军士，后来因有其他事，桂林又命人取回了银子。王万邦招供，为搞清事实打开了缺口。福隆安顺着王万邦这条线索继续追查，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六月，福隆安回奏，他说：经过多方查询，没有酣酒勒派的事情，桂林居住的，是预备用来存贮

大米的木板房三间，也没有不会见手下将士的事情。薛琮告急，桂林立即派出了宋元俊去增援。这次出击，伤亡惨重，桂林隐瞒不敢上奏，这是实情，应治其罪。但薛琮之死，不应由他负责。宋元俊兵败受责，心下怀恨，因此反诬桂林，亦应治罪严惩。乾隆根据福隆安的回奏，将宋元俊革职拿问，后留军营戴罪效力。王万邦为宋元俊所愚弄，反诬

桂林，本应严惩。但乾隆念其领兵作战勇敢，不予追究。桂林因出师失利，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福隆安的四川之行还有收获。他发现，叛军高踞在碉堡和木寨之上，凭借地势之险，经常出动打

探军情，搔扰清军。福隆安下令：整肃军纪，以防不测；并根据地势特点，训练士兵的攻防。在回北京的途中，福隆安再上一奏，他说，我沿途查看地势，都是山险路遥，车辆运输十分艰难，

而清军贮粮之地打箭炉离前线相隔太远，不能及时供应，应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接着，福隆安弹劾督运粮草的阿兰泰，说他年老误事，不能担当此任，建议由陕甘总督文绶代之。福隆安这两个建议切中清军的弊病，乾隆非常赞赏，下令按福隆安所奏执行。四年后，平定金川

的战争取得胜利，清廷为将士叙功行赏，福隆安官升三级。乾隆下令，为福隆安画像悬挂于紫光阁，并亲自题辞： “父定复叛，子尝愧之。是用稽首，躬请出师。留于左右，俾习规画。颇有佳谋，协子广益。”表彰他在出使四川过程中，勤勉查案，出谋划策之功。乾隆三十八年(1773)，福隆安回到北京。三月，清廷开始组织编纂《四库全书》，福隆安总理其

事，任总裁官。 《四库全书》的编写从这时开始，一至到四十七年才成书，前后历时十年，共收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 36000 余册，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福隆安开其端，功不可没。四月，加太子太保衔，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调任兵部尚书，仍管工部事务。七月，兼任文渊阁提举阁事。十一月明史馆开馆，福隆安再任总裁。四十二年(1777)四月，暂署吏部尚书职。这一年，福隆安再去锦州，查处争讼案件。四月间，锦州副都统德福揭发协领福珅保借公差敛钱，乾隆命福隆安前去查办。福隆安到达锦州

后，发现案情远为复杂，盛京将军弘晌也牵扯其中。原来，弘晌任职期间，挥霍无度，以至多方亏空

入不敷出，于是向下级机关摊派。任职锦州的协统福神保交不上钱，于是向商人借贷，这样几次三番民愤很大，终于酿成此案。福隆安从福神保揭发出重犯弘晌，立即据实上报乾隆，建议将弘晌交宗人府治罪。乾隆批示：弘晌敛钱，并非中保私囊，而是补贴差费公用，让他以散秩大臣效力赎罪也就是了。并招福隆安回京。

四十三年(1778)三月，福隆安再处理直隶民众抗官案。这年初，井陉县民梁进文拒绝进献钱财，并殴打了差役，县令周尚有将其逮捕，于是引起众怒，

县民李馥等人凑钱赶到直隶省衙，状告周尚有。总督周元理见状大怒，将李馥等逮捕，并上奏要求以敛钱告官、蔑视官府罪予以严惩。福隆安等人受理此案后，开始多方查证。事也凑巧，步军统领衙门缉获了两名与此案有关的人犯，经审讯，两名人犯一口咬定，是周尚有贪赃枉法，渔肉乡里才激起民愤。于是，福隆安会同刑部侍郎喀宁阿、钱汝诚提审周尚有，周尚有招认其罪行。福隆安等作出判决杀周尚有抵罪，并将周元理交待乾隆处理。乾隆以包庇不法官员罪，革去周元理职务。福隆安处理了几件大案，颇受乾隆和百官好评，以后正是他大展作为的时期。然而，此时的福隆

安却染上了疾病，且从此一病不起，很少再过问政务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乾隆到雩坛行礼，见其中陈设凌乱，大为震怒。他发现，天灯只挂了

两盏，更衣室内坐褥亦不整齐。他喊来监礼人员，大训一通，并追究责任。掌管雩坛的就是福隆安，他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前来视事，以致于手下怠慢粗忽，不能尽心，酿成了今日之事。乾隆知其患病免其革职处分，但仍罚薪俸 10年，以示惩儆。这次受斥，是福隆安第二次仕途失意了。上次是在 9年前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御史李漱

芳弹劾福隆安的家人蓝大在金陵馆酗酒闹事。吏部认为，福隆安管束家奴不严，应革职。这时的福隆安刚从四川归来，乾隆念其前功，将他挽留，不予追究。乾隆四十八年(1783)，病中的福隆安再次受挫，这次和第一次一样，也是因其家奴犯事。五月间，乾隆审阅朝审招册，即三法司会审大案的记录，发现有赵文达殴毙夫役张二一案，疑点

很多，于是向审理此案的和珅、福康安、福长安查询，三人都不甚了了。于是，乾隆派阿桂、和珅、福隆安、刘墉会同审理此案。

四人来到刑部堂，将案犯赵文达从死囚牢提出，重新审讯。开始，赵文达坚持张二是被他所杀，他死而无憾。经再三讯问，赵文达供出实情；杀死张二，是由福隆安的管家富礼善主使，他只是听从动手而已。

于是，案情进一步扩大到对司法审理人员的追查。结果，查出此案初送的记录中有“家人富礼善喝打”之语，当刑部定案时，富礼善又买通赵文达，由他出庭，把罪责揽过去。刑部官员及办案人员碍于福隆安的面子，马马虎虎定了此案。案情查明后，乾隆下令将刑部有关人等或降级，或牵职。福隆安病后精神虚弱，以至被家奴哄瞒，

加恩革职留任。乾隆四十九年(1784)初，福隆安病情加重。闰三月，福隆安去世。乾隆派皇子前去吊唁，并拨库

银 5000两。乾隆谥福隆安号“勤格”，其子丰绅济纶袭一等忠勇公爵。

索琳◎张明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初春的青藏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绵延起伏的高山之巅白雪皑皑，崎岖蜿蜒的官道上一支清军正迅速前进。这正是由副都统索琳亲自率领的一支前往巴塘平匪的军队。索琳这位年逾花甲、带病亲征的老臣，策马走在队伍中间，望着茫茫无际的高原，回想起自己几

十年来的仕途生涯，宦海沉浮，不禁喟然自叹……一

索琳，完颜氏，乃满洲正蓝旗人。其父那苏泰，官拜热河副都统。索琳年少之时仕途可谓坦荡，一帆风顺。乾隆元年(1736)，他由荫生以主事用，签制兵部。三年，

中举人，升为吏部员外郎，调入兵部。十七年，充任军机章京。十九年，擢升为刑部郎中。二十年，调入户部。二十四年四月，获京察一等，闰六月，授任山西归绥道。二十五年正月，迂升为按察使。当时，在归化城归绥道所审办、批转的各种案件中，如果案件所牵涉的事主均系内地人，由七协

通判承办审理，经同知、归绥道复审后，押解至臬司，最后由抚臣定案；如果案件所牵涉的事主均系蒙古人，由外藩各扎萨克派人来城内，会同通判审理，解往同知，再转解至都统、归绥道会审定案；如果案件所牵涉的事主分别为蒙古人和内地人，由通判验明上报，发公文给外藩该扎萨克，待到各委员来城会审后，仍经同知转解至归绥道，会同都统复审，后移送臬司，转解至抚臣，会同将军、都统定案。像这种案件，常以扎萨克委员到齐之日算起，予以审理。有时屡次订期，而扎萨克委员却不到结果案犯被长年关押，而那些与案件相牵连、等待对质的人犯，被释放的时间没有期限；更有甚者，案件牵涉到二三个旗，有时往往因一个旗的委员未到，就不得不另行订期，这样就长期不能按规定的时间结案。索琳上任后，于六月将这些情况上奏朝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臣考察了原先制定扎萨克委员会审这一常例的原因，是由于蒙古人不了解法律，恐怕他们怀疑朝

廷办案不公，所以令其委员前来会审，以使其心服。如今，各扎萨克无不深知朝廷立法公允，即使派委员来会审时，也总是服从朝廷而没有异议。因此，这种会审的常例，只能招致案件长期悬挂，而使作证之人受到拖累。

所以，臣建议，今后归化城七协厅遇有蒙古人之间的各种案件，由通判验明实情，申报都统，就近委派土默特参佐领会审定案；遇有蒙古人与内地人之间的案件，也请都统委派参佐领会审，由抚臣定案。所有各扎萨克会审的常例从此废止，结案后，仍将会审拟定罪状及处理方法，由归绥道行公文照会扎萨克。”奏章上达后，乾隆甚是赞许，下令采纳其建议。二十六年，索琳被擢升为浙江布政使。二十九年四月，乾隆降旨说： “以前，由于一定原因而被降调的官员，按律例应引见的，都由该

官员所隶属的督抚出具考察评语，送至朝廷引见。朕既可以考察该官员的才能，又可以以此来核察各督抚鉴别自己属下的能力，这个方法甚好。然而，其中一些离任候补的官员，因为前任督抚时的案件而被降调，并非是本籍督抚的属员，因而本籍督抚无从出具考察评语。以后，凡因事而被降调的离任官员，按律例应引见的，命其原隶属的督抚一并出具考察评语，送朝廷引见。以此为令。”索琳在接到圣谕后，又上奏朝廷： “臣等奉到圣上旨谕，正在遵照圣上的命令进行办理。只是其

中一些已回本籍的离任官员，大都因为有各种原因，未能立即赴任候补。例如，有的遇有父母丧事，则须等服丧结束；有的身患疾病，则须等身体痊愈；有的要奉养父母，终其天年，则须等终养之事结束。如果他们一直拖至数年之后，方才赴任所请求引见，恐怕其原隶属的督抚有的已有变动，而新任督抚对其并不熟悉，无法为其出具考察评语。查先前官员如遇有事故离任，原本有给予咨文回原籍的先例。于是，臣考虑与其事后无从考核，不如在其请求回原籍时，就令其隶属督抚预先将其平时在任的表现，出具切实的考察评语，清楚地建档立案，并送本籍督抚备案。这样，其原籍任所都有其原隶属的督抚的考察评语可查，易于以后查办。如果这个拙见能承蒙圣上恩准，这些按律例应引见的候补降调官员，就可由本籍发咨文上送。本籍督抚只须查明从前备案咨文中的考察评语，在文中予以叙明送至朝廷，就与原隶属督抚的考察评语不会有异。这样，这些官员就免得远赴任所，往返拖延迟缓。臣觉得好像这样更便利一些。”乾隆降旨，对索琳的奏章大为嘉奖。当此之时，索琳可谓年少得志，他似乎感觉到了一条飞黄腾

达的仕途已展现在他的面前。二

三十年闰二月，索琳被授予副都统衔，赏戴花翎，前往库伦，协同桑斋多尔济办事。从此，索琳便开始了他坎坷多变的仕途生涯。

是年四月，内地人赵立、喇嘛垂党等人私自与俄罗斯进行贸易，被成衮扎布上告朝廷。朝廷命桑斋多尔济、索琳前往查明，如实奏报。然而，桑斋多尔济、索琳却暗中支持与俄罗斯贸易，所以他们对此事不断掩饰、搪塞。六月，成衮扎布上奏朝廷，称恰克图的往来之人和定居之人都说那儿与俄罗斯的贸易仍在进行。

协理台吉沙克都尔也上告说，曾见桑斋多尔济的属下官员达赖等，怀揣官府文书，带领商人，多次赴俄罗斯贸易。乾隆闻之大怒，降旨说： “与俄罗斯的贸易早巳停止，桑斋多尔济岂可偷偷地自行与之贸易？命

令阿里衮迅速前往库伦，查办此案，并令索琳协同办理此案。’索琳接旨后，知阿里衮前来查办，担心事情终将败露，慌恐不安，于是向朝廷自行请罪。朝廷降

旨革去了他的副都统衔，降为章京，命他自备钱财和武器，负责管理恰克图的军队，以效力赎罪。三十三年八月，索琳被召还京师。十月，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又被任命在军机处行走。

三十四年，代理理藩院侍郎。三十五年七月，理藩院参奏古北口驿站章京富尔德赫贪污养马费用，朝廷命索琳偕同罗布藏锡喇

布前往审讯。索琳在拟写圣旨时出现了错误，结果被降一级留任。不久，索琳又偕同刑部侍郎博清额赴土默特，审办诚亲王女婿纳逊特固斯派人用鸩酒谋害格格一

案。三十六年正月，索琳未能查出谋害格格一案的实情，反而将案犯交纳逊特固斯看守，自己径自回京去了。乾隆大怒，将其严厉斥责，降三级调用。同年三月，索琳又被任命为代理内阁学士，在军机处行走。不久，又被授予副都统衔，赴西藏办

事。三十七年二月，西藏发生了民人杜华饮酒后身死不明一案。通判苏恩植与游击永明相互推诿，都

不办理此案。索琳等无法，上奏朝廷要求由内地派官员前来办理此案。乾隆闻知，降旨斥责说：“西藏距内地甚远，所以朝廷特派驻藏大臣前往那里办事，遇有案件，理应立即进行审理，并定罪

结案。如果所属官员互相推诿不办，也应一面奏报朝廷，一面进行审办，哪里有调取内地官员前往审办的道理？莽古赉从前只负责旗务，不熟悉处事体统，尚有情可原；而索琳由军机章京被擢升为布政使，任职已有数年，又多次被差遣，并曾在军机处行走，多次聆听朕的旨意，何事未曾经历？并非莽古赉可比。如今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属不该。责令对莽古赉、索琳进行严厉申斥。”是年五月，吏部告发浙江历任抚臣、藩司失察属员，索琳在此之内，应降二级调用，但因他驻藏

在外，因此决定待其回京之时再行处罚。

三十八年闰二月，索琳回京代理礼部侍郎。四月，朝廷降旨，就索琳前任浙江藩司任内失职，前往土默特办案不力，对杜华身死不明一案处置不妥，三罪并处，共降七级调用。于是，索琳被革去副都统衔，后又加恩授为内阁学士，革职留用，但须等八年再无过失后，方可再提拔任用。后因礼部侍郎缺员，朝廷仍命索琳暂行代理。是年十月，索琳又被增补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不久奉命赴归化城办案。十一月，又被任命

代理理藩院侍郎．前往库伦换班。四十一年四月，升为理藩院尚书，留库伦办事。四十三年七月，索琳因在库伦办理俄罗斯与商人贸易事宜，未能妥善协调，被召还京，革职留任。

八月，又被任命在理藩院郎中上行走。四十四年正月，索琳又被授予副都统衔，赏戴花翎，赴西藏办事。是年十一月，巴塘一带出现几

股贼匪拦路行劫，威胁当地安全，朝廷命索琳带兵前去镇压。然而，此时已是寒冬腊月，冰雪封山，无法出兵作战。索琳接旨后，一面积极筹备出兵平匪，一面上奏朝廷，说：“巴塘贼匪本该极早剿灭但冰雪寒冬，不宜进兵。臣已令班第达率军开赴嘉木喀，并正在筹备马匹、牲畜，令游击纳其善等带往班第达营，等到明年开春将一起进兵，以期一举歼敌，平定匪乱。”乾隆对其安排十分满意，下令嘉奖索琳。次年(1780)初春，天气依旧寒风刺骨。已年愈花甲的索琳身患重病，但他为酬皇恩，仍然决定亲

自带兵前往巴塘平乱。然而，当军队行至拉里山时，索琳不幸重病发作，结果出师未捷，猝然去世。

温福◎杨光

温福，字履绥，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他的祖父温达是雍正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很受雍正皇帝的器重，他在朝中资深望重，大臣们多敬畏他。温福幼时聪明伶俐，酷爱兵书，好兵法，热衷刀枪时常舞弄，深得温达宠爱，凡事都依顺他。在家人众星捧月般呵护中长大的温福渐渐地养成了好胜、刚愎自用的性格。温福是从做兵部文书开始走上仕途的。他办事果断、干练，很受上司赏识，屡次被提升。乾隆初

年，年轻的他已是户部侍中了，地位仅次于户部尚书和户部侍郎。不久，他到湖南任布政使，负责全省的财赋和人事。在官四年，他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把份内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四年后又调任他为贵州布政使。任职期间，在审理发生在平远（今属贵州）的一桩民事诉讼案件时，不听旁人劝告，独断专行，出现差错，引起了民愤，遭到其他官吏的弹劾，被免了职，充军至乌里雅苏台（今属内蒙古）戍边。由布政使到被流放，本该使他意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他并未对此事进行过多的反思几年过去了，由于他的多方求告，乾隆帝念及其祖父的功德和他过去的政绩，就于二十三年(1758)把他召回京城，任命他为内阁侍读学士，专门陪伴自己读书，帮助解答疑问。就在这时，回部头目霍集占起兵反叛。回部指的是天山以南的维吾尔地区，这一地区自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准部贵族的奴役，康熙帝曾平定过发生在这个地方的贵族葛尔丹策划的叛乱。而今，霍集占为满足个人权欲，竟勾结准部重新作乱，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温福为回报乾隆帝重新启用之恩，主动请求跟从定边将军兆惠去勘平边患。在叶尔羌河（今属新疆）一战中，他一马当先，跃入敌营奋力杀敌。混战中，他的颊骨受了伤，但他却依然冲锋在前，毫无惧色。凯旋回朝后，乾隆帝嘉奖了他，赐他云骑尉世袭，升为内阁学士。时间不长，又派他出任了福建巡抚。不久，又调任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六年(1771)，西南边境小金川地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头人泽旺不仅不听朝廷调遣，索

性勾结大金川起兵叛乱，企图称霸一方。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两岸多产金，故而得名。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头人莎罗奔就曾阴谋反叛，川陕总督张广泗虽竭力用兵，终是劳而无功。十四年(1749)，清廷老将岳钟琪前去招服，莎罗奔权衡了利弊，决定投降。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小金川头人又蠢蠢欲动，乾隆帝决定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命令温福前去督军。温福受命，以定边右副将军的身份率西路军从汶川（今四川理蕃南）出发奔赴疆场，和他一同被派往前线的

户部侍郎桂林则依计率南路军从打箭炉（今康定）出发进逼金川。泽旺的儿子僧格桑获悉，大为惶恐急忙以割地为条件向大金川头人索诺木求援，索诺木得到了好处，满口答应派兵去小金川。鉴于这种情况，温福上书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分而击之。乾隆帝欣然接受，下令暂且不追究大金川的罪行，先攻打小金川。温福率军到了打箭炉，稍作整顿后，马上着手布署作战计划：提督董天弼从甲金达出发支援被敌军围困多日的达木巴宗，总督阿尔泰则从约咱出发攻打僧格桑，他自己则领兵进军巴郎拉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温福大军抵达巴郎拉城外，与叛军交锋。这次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百里之内血流成河，温福督战三天三夜未合眼。由于他制订计划严密，指挥得当，清兵如虎添翼，越战越勇，叛军虽垂死挣扎，但终于敌不过清军猛烈的攻势，弃城逃跑了。这一战打出了军威，鼓足了士气，各路军马势如破竹。温福军先后收复了达木巴宗、资哩、东玛、路顶宗、喀木色尔，并翻过了博尔根山，攻克了玛觉乌寨落和公雅山、明郭宗。雪片一样的捷报传人京城，乾隆帝龙颜大悦，下令犒赏全军，授温福为武英殿大学士、定边将军，同时派大臣阿桂、丰升额做他的副手部队在庆功之后，重新对小金川开战，把作战目标直指叛军老窠——底木达。温福大军的强大攻势，使叛军惶惶不可终日，早已无心抵抗，因而清军没费多大周折就轻取了山寨，俘虏了泽旺，把他押送到北京，审讯后处死。而僧格桑则在混乱中逃到了大金川，投靠了索诺木。当时温福为避免发生更大战事，出现更多伤亡，曾给索诺木写了一封信，劝他认清形势交出僧格桑，却遭到了无理拒绝。但小金川的叛乱却基本上被平定了。僧格桑逃到大金川后，不思悔改，反与索诺木串通一气，胡作非为，边民深受其苦。四川总督阿

尔泰率领军队去攻打他们，吃了败仗。乾隆帝十分恼火，下令杀了阿尔泰，改派温福领兵讨伐索诺木温福在进攻大金川前，曾上疏乾隆帝： “第一次用兵大金川时，当时的川陕总督张广泗有时分十路进军，有时分七路进军，进攻的总目标—一勒乌围、噶尔依都是战略要塞。这次进兵还应把重点放在这两个地方，但要兵分六路，主力部队应沿美诺——噶尔依一线行动，同时可令要报僧格桑夺地杀亲之仇的绰斯甲布地区的土司进攻勒乌围。虽然两要塞碉卡林立，极难攻克，但两军互为犄角，再加上其余四路军马从不同方向进攻噶尔依、勒乌围以牵制敌人兵力，夺取胜利也是不成问题的。”应该说，温福选择勒乌围、噶尔依作为主力进攻目标是正确的，但他对战术的选择则一味因袭了曾让张广泗丢了性命的旧法，主张以碉卡攻碉卡。当时有人建议他率军避开石碉，绕至敌后，避实击虚。可固执己见的温福，自恃平定小金川有功，未仔细考虑，便武断地排除了异议。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天，温福领兵到达功噶尔拉，功噶尔拉地势险要，敌军早已在此做了严密的布防，温福命令强行攻城，数次均告失败，只好把军队驻扎在原属小金川的木果木，准备改道进攻昔岭。他先让提督董天弼率小部队

前去探路，在远离大营的底木达偏僻地区行动，又下令士兵在木果木修了千余座碉卡和敌军碉卡对垒把他带领的两万多士兵一大半分散安插在各碉卡内。此后，他便放松了战事，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天天聚会饮酒作乐，只是到了该向皇帝报告战况的时候才督兵攻寨。由于他督战不紧，指挥不力，屡战屡败，致使月余无功，士兵伤亡很大，斗志低落，怨言纷起。这种情况被军中参赞伍岱了解到，他气愤地对别人说： “身为大帅，竟这样荒于军务，哪里还有获胜的希望呢？”于是他奋笔疾书，偷偷地向乾隆帝汇报了这一切。这事被温福知道了，他十分恼恨伍岱，也上书弹劾伍岱。为查清此事，乾隆帝派大臣丰升额、驸马色布腾巴勒珠尔来到前线，温福心虚，就谎说色布腾巴勒珠尔和伍岱私交甚厚恐怕会袒护伍岱。乾隆帝偏信了温福的话，下令色布腾巴勒珠尔押送伍岱至热河行宫听候审理，不久就撤去了伍岱的官职，发配他到伊犁充军了。就在温福与伍岱辩孰是孰非的时候，索诺木派人暗地里潜入木果木和底木达，唆使小金川新立头人煽动已投降的各土司再次反叛，各土司看到温福的军队久攻大金川不下，实力消耗太大，便答应作为内应先攻底木达。驻兵于底木达的童天弼突遭此变，来不及求援就已战死。接着，叛军把清军的粮草抢劫一空。与此同时，大、小金川叛军偷袭木果木。温福在驻扎木果木时，疏于关口要隘的防守，因而被敌军钻了空子，他们迅速越过防线，突然向清大营发起猛攻，很快夺取清军的火药仓库，占领了炮兵营，切断了山上与山下的水路联系。当时清大营碉卡里的士兵还有一万多，运粮的差役也有数千人，他们都争着往大营里逃。为防止敌军趁乱一涌而入，温福下令紧闭垒门，不放他们进来。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紧，温福在拼死突围中，身负多处枪伤，因流血过多死去。失去了主帅的清兵更是乱成一团，溃时自相践踏，在争渡铁索桥时，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溺死者数以千计。在邻近地区驻防的参赞海兰察得到报警，急忙带兵赶往木果木，路上遇到溃兵，得知形势确实不可挽回，便长叹一声，收容安抚了败军返回了。就这样，由于自傲和骄兵，温福不仅未平大金川之乱，反而丢了一度收复的小金川，又白白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小金川沦陷、温福战死的消息传到宫中，乾隆帝为失去一名主帅深感痛心，下诏赐温福一等伯爵，

世代相袭，并且把他的牌位列于昭忠祠内以扬其功。后来，大臣刘秉恬、海兰察、富勒浑等纷纷上书据实向乾隆帝奏明了温福出师大金川之后的情况，乾隆帝很是失望，下诏改授温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十一年(1776)，又把曾授给温福的所有官职和称号全免了。

丰升额◎王燕

丰升额，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阿里衮长子，自三等侍卫袭封一等公，擢升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镶蓝旗蒙古都统。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乾隆命其在军机处行走。三十七年(1772)清朝以温福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军平定四川金川之乱时，由于四川军营将领不和，

互相讦告，参赞大臣伍岱上书劾温福统兵不利，贻误军事，温福也弹劾伍岱行事乖张荒谬，因此乾隆授丰升额参赞大臣，命其前往调查事情真象。五月，丰升额受命攻打东玛寨，伪装撤退来引诱敌人，命令章京佛伦泰、富尔赛率兵侧面迂回突袭逼近东玛寨，侍卫伸达苏开炮攻击，敌人受惊退却，多数坠落山崖而死，于是东玛寨很快被攻克。六月，丰升额又受命攻打固卜济山梁。大军到达色尔渠，他命令乌什哈达、巴三泰分左、右两路进攻，丰升额从中路出击，开炮打掉敌人的石碉。乌什哈达率军从岩下出发，丰升额在山间的小路策应，经过一场激战，敌人大部分溃散。七月，又攻克色尔渠大碉以及敌人布置的哨所——卡房百余座。不久，与温福大军会合，十月，攻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十一月，攻克博尔根山、夺玛觉鸟大寨。又进而攻克明郭宗，攻下石碉 90 余座，攻克嘉巴山后，焚烧经楼。十二月，丰升额被授予副将军。十三日，乾隆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舒常、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以合兵会攻，了结小金川之局。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丰升额与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等商议，他们采取分头并进的战略方

针，温福自功噶尔拉进攻噶尔萨尔，阿桂从僧格宗经纳围纳扎木，到达当噶尔拉，等待温福军到，与其合攻噶拉依，丰升额则从章谷、吉地出发，经过绰斯甲布，温福派遣参赞大臣舒常驻扎在这里，等待丰升额，与其合攻勒乌围。丰升额将军队驻扎在宜喜，设置粮台，谋划进攻之事。四月，清政府考核官吏的政绩，丰升额加授太子少保。此时温福大军势如破竹，迅速前进。六月，到达木果木。阿桂也攻克当噶尔拉。乾隆命丰升额攻打大板昭，命令尚未到达军中，却传来不幸的消息，由于温福性格偏愎，不听人言，战斗布署失误，导致木果木清军大败，兵士陷殁 3000 余人，温福也中枪阵亡。乾隆在避暑山庄听到这一消息，痛心之余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富德为领队大臣高勒浑为四川总督，调集兵力，大举进军，特命丰升额率军从党坝、三杂谷到达巴朗拉（今四川小金东南）声援阿桂。后来得到消息阿桂率军已从当噶尔拉出发，屯兵在翁古尔垄，朝廷谕示丰升额仍驻扎宜喜与阿桂互为犄角。丰升额自始至终按兵不动，冷静地分析形势后，分兵驻扎在智固山，以防守

退路。阿桂自受命以来，整饬军队，激励士气，很快于十一月收复小金川全境。随命进军大金川。丰升额从宜喜出发攻克沙坝山梁碉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敌人兵力。十二月，阿桂制定策略，他自己攻打谷噶，命丰升额攻打凯立叶，立即发兵。乾隆只给了丰升额 5000兵力。三十九年(1774)正月，丰升额军队驻扎萨尔赤鄂罗山，占领其南面雪山，又分兵驻扎孟拜拉山梁。阿桂派遣纳木扎等将领率2000人支援丰升额。二月三十半夜，丰升额率军从达尔扎克北山涧攀越山岩踏雪前进，山险路滑，于第二日黎明到达凯立叶山麓。此地不但山势险峻，而且，只要是稍大些的山头都设有敌人的暗碉。只要看到清军靠近，他们就敲钟报警，并往山下扔石头以阻击清军，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丰升额这时果断地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勇往直前，结果士气大振，他们与侍卫彰霭、明仁夺取了第二个山头，玛尔占、伊达里夺取了第三个山头。丰升额命令领队大臣五岱宿营第三峰下。捷报传回京城后，乾隆非常高兴，但他又认为暗碉都修筑在山巅，从山下往上攻，不易攻克，且

伤亡太大，因此命令留下五岱驻扎那里，大军则转移到谷噶，与阿桂共同攻打勒乌围。阿桂派遣探马告知丰升额： “达尔扎克对面是莫尔敏山，山旁的地方叫迪噶拉穆扎。军队占领此地后，绕出凯立叶，两面夹击最易成功。”丰升额立即派遣兵力攻打莫尔敏山，敌人也知此地的重要，因此也奋力争夺，想以此来切断清军，使其前后不能呼应。经过一场激战，最后终于打败敌人，夺取迪噶拉穆扎。丰升额不久听从朝廷调遣，移兵谷噶。六月，攻克色绷普，破敌人石碉 11座。七月攻克该布达什诺大碉。十月，从小路攻克墨格尔陟即尔巴当噶的西峰。共破敌人碉寨 200 余座，得到了凯立叶山梁的一半。乾隆命吏部议叙丰升额的战绩，赏赐丰升额玄狐帽，貂皮马褂。十一月，攻打格鲁古丫口，通过党坝进逼勒乌围。

四十年(1775)正月，攻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诸碉寨。四月，攻破噶尔丹寺及噶朗木栅 17。五月，攻克丫口石碉 8座、木城 4座。第二次发动进攻，将逊克尔宗诸碉寨尽数毁掉。朝廷为了奖励他的奋勉，在他的封号上加“继勇”二字。七月，大军到达章噶，此处的石碉非常坚固，碉外是三道壕沟，壕沟外面竖有木栅。海兰察攻打中间，丰升额率领官达色、仁和等攻打他的左右，他们毁掉栅栏覆盖壕沟，使军队能够渡过壕沟。沿着石碉一侧直上，从上往下攻，于是很快攻克，并且包括他旁边的木城。八月，与阿桂联合攻克勒乌围。九月又进攻噶拉依。十二月，攻克格隆古科布曲山梁。四十一年(1776)正月，攻克玛尔古当噶山梁，金川全部平定。兵围噶拉依后，乾隆命加授丰升额一等子爵，让他的弟弟布彦达赉袭爵位，不久调户部尚书，赏赐双眼孔雀翎。二月，金川酋长索诺布投降，到达京师。

四月，班师回京后，丰升额又被封赏御马及鞍辔，图形紫光阁。其父也因他的功劳，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四十二年(1777)十月，丰升额死，追赠为太子太保，谥“诚武”。

庆桂◎孟庆叶

庆桂，字树斋，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是大学士尹继善的第四个儿子。乾隆二十年(1755)，庆桂被授予户部员外郎。不久，他做了军机章京。三十年(1765)五月，调

任颜料库员外郎。后来提拔为内阁大学士，兼任礼部侍郎。三十二年(1767)，庆桂做了库伦办事员。不久，调任理藩院右侍郎。三十五年(1770)，授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第二年，授任军机处学习行走。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庆桂做了四库馆副总裁。同年四月，庆桂离开京都，做了伊犁的参赞大

臣。七月，调任塔尔巴哈召参赞大臣。在这期间，哈萨克巴布克谎称经过阿布勒毕斯那里，阿布勒毕斯让他做了图尔屯鄂什克的阿克拉克齐，和阿布勒毕斯的儿子博普一块儿来进献马匹。庆桂认为巴布克并没有约博普一块来，巴布克为人狡诈，不能轻易相信。借口马的毛色不纯，斥退了他。皇帝赞许庆桂有见识，并且说： “尹继善的儿子这样有能力。我得到了一位会处理事务的大臣。”九月，调庆桂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四十二年(1777)二月，授予庆桂吏部右侍郎职。第二年四月，哈萨克台吉萨尼推斯，因为丢失了马，派人来寻找。庆桂并没有认真调查，弄清真相，就将来人逐回。此事办理得欠妥当。经吏部讨论应降职调到别处任职。皇帝从宽处理，改为留任。

四十四年(1779)，庆桂转任吏部左侍郎。第二年十一月，调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后来授予正黄旗汉军都统。又过了一年，庆桂因为有病不能上任，让他回到京都调养。四十七年(1782)四月，授予庆桂盛京将军职。八月，庆桂上奏巨流河的城墙有问题，这些城墙是四十六年八月竣工的。朝廷派庆桂去查看城墙，东西北三面紧挨着山坡。每逢雨天，雨水都沿着城基南路流入巨流河，城墙基部当然受到损害，庆桂准备在城墙外东西北三面，开挖三道泄水沟。在城内南面和北面，也各挖一道水沟。让水从水沟中流出去。城墙免受水流冲击能够牢固。并且建了四座石桥，用以方便行人。这几项工程共花费了 1300两白银，这项开支归入京城建设这一项内，经过核实得以开销。庆桂把这些事上报给皇帝，皇帝称赞庆桂处事有效。

四十七年(1782)九月，调庆桂到吉林任将军。第二年七月，庆桂奏报朝廷，抓获私自挖掘人参的人 100多名。在这之前，皇帝曾下令封闭此地，严禁私自挖采，按照规定的日期养植参苗。现在私自

挖掘的人犯竟有 100多名，屡禁不止。不如仍然准许挖采，发放挖采票。让庆桂严抓私挖人犯。十月，连续抓获私挖人犯 600多名，得参 200两。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的嘉赏。

四十九年(1784)三月，调庆桂任福建福州将军。庆桂入京朝见皇帝。五月，授予工部尚书职，仍值军机处。不久，又任兵部尚书，正蓝旗满洲都统。十一月，做经筵讲官。第二年二月，暂任黑龙江将军，兼管理藩院事务。九月，陕甘总督福康安到阿克苏一带去安抚回人。在这以前，朝廷曾派庆桂在塔尔巴哈台办事。庆桂处理事务谨慎、熟练，通晓军务，调度得当。让他兼带钦差关防，进击甘肃暂任总督。十二月，又授予庆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一年(1786)，庆桂回到京都，补兵部尚书之缺。历任盛京、吉林、乌里雅苏台将军。五十七年(1792)，廓尔喀之乱被平定。皇帝认为庆桂在军机处接受旨意，书写上谕，昼夜不停，勤政有功，便把他的事迹交到吏部叙述评议。将庆桂列在十五名功臣之内。把他们的形象和事迹刻画在紫光阁内。皇帝亲自作诗称赞他。两淮监政全德上奏参劾监运使柴桢私自挪用商务课税 22万两白银，用来弥补浙江监道库的库藏

不足。朝廷派浙江巡抚福崧兼管监政，柴桢库项空缺，他难道一点儿也没听说吗？恐怕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现象。于是皇帝让庆桂和调任的浙江巡抚长麟一块儿到浙江查办此事。他们一到浙江，便认真追查，得知柴桢在监道任职期间，福崧曾经贪污勒索金银，以及派柴桢交纳的其他物品，合银 1l万5千多两。再加上福崧假称皇帝的诏书，征收月差费等项计 6万 6千余两白银。庆桂上奏请求将柴桢在当地以法处治。准备处斩福崧。皇帝把这事下放给军机处大臣、大学士、九卿评议，他们遵从决议并且下令不必将福崧押解回京。让庆桂在关押的地方，和当地督抚监视依法处治。五十八年(1793)，授予庆桂荆州将军职务。过了一年多，调庆桂任正红旗蒙古都统，兼任镶蓝旗

满洲都统。此时，河督兰第锡上奏： “南河高家一带石堰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石堰被损坏的段落较多，水底河堰的根脚处损坏多少很难估计，请求修筑河坝戽水，让河堰的根脚处显露出来，便于查看兴修。”皇帝下诏让庆桂去勘察。庆桂经过精心查看，认为只要将损坏的段落拆补兴修一下即可不需要戽水。经过检验，确实如此。让庆桂督办兴修事务。庆桂圆满完成了任务。十二月，庆桂返回京都，奏报皇帝： “今年夏天到秋天雨水较多，淮河水上涨，致使水位增高了

很多。又加上西北风刮得紧，水浪拍打河堰，差点儿漫过了河坝，幸亏风势突然转小，才平安无事。这确实是因为得到了神灵的保佑。应当重新修建宗庙，隆重祭祀，来报答神灵的保佑之恩。”皇帝应允，让庆桂去办理这件事。六十年(1795)二月，庆桂负责管理宗人府的银库。九月，调任镶黄旗汉军都统。

由于庆桂办事认真，颇有成效。嘉庆元年(1796)五月，嘉庆帝遵从高宗纯皇帝到热河去，让庆桂留在京都处理政事。第二年三月，调庆桂任镶红旗满洲都统，后来又调任正蓝旗满洲都统。嘉庆三年(1798)四月，山东武生戴云龙控诉齐河县知县侵贪各项公款。皇帝让庆桂和大学士刘墉一块儿去查办。庆桂通过调查，得知所告之中修理仓库、马鞍及车辆和漕运粮食折价这三项，是有原因的。其余的属于诬告，依法处治。嘉庆四年(1799)正月，高宗驾崩，仁宗命庆桂负责发葬仪式。后来调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

军机处执班。不久，又授予庆桂内大臣职。后任国史馆的正总裁，负责编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命庆桂任监修总裁官，兼任太子太保，又授予庆桂文渊阁大学士衔，总理刑部事务，皇帝赏赐给庆桂海淀寓园一所。不久，庆桂做了殿试读卷官。同年九月，庆桂遵旨安排去高宗陵墓——裕陵（今河北遵化）祭祀的礼仪，安排好后，庆桂和大学士董浩一起主持祭祀高宗纯皇帝。后来，庆桂晋升为太子太傅。后又管理吏部及理藩院事务。嘉庆六年(1801)正月，调庆桂任正黄旗满洲都统。不久，他又去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同年三月，

川陕楚三省教匪之乱被平定，贼首王延诏被俘。皇帝认为庆桂在军机处，不分昼夜，从不怠慢，所以给庆桂加了一级军功。七月，庆桂上奏，每年应该赏给御前乾清门侍卫、军机章京和三库官员的饭银8万多两，因为各省所交纳的饭银，供不敷出，请求把户部寄存的捐纳饭银，归入银库借为支出的备用。皇帝下令说等到军务准备好了，各省交纳的饭银充足了，仍然按照前例给予奖赏。十一月，庆桂做了会典馆正总裁。皇帝赏给他黑狐端罩，遇到祭祀、庆贺大典时，准允他穿戴。七年(1802)六月，参赞大臣德楞泰剿毙贼首。皇帝称赞庆桂等人承旨书谕，周到勤勉。在剿捕三

省逆匪的过程中，庆桂的功绩是可以肯定的。皇帝特地赐物，并且说： “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庆桂，跟随皇考做事多年，忠诚之至。自从剿匪用兵以来，承旨书谕，勤勉谨慎。朕考虑到皇考的恩惠，赏给庆桂世代骑都尉职。”第二年七月，赏给庆桂双眼花翎。过了一年多，皇帝认为庆桂虽然年届七旬书谕整齐美观，赏赐给他延禧匾额，并亲自写诗赞扬他。十一年(1806)，授予庆桂领侍卫内大臣。第二年三月， 《高宗纯皇帝实录》编纂结束。因为庆桂在国史馆 8年，始终做编纂工作，赏给他紫色的马缰绳。九月，仍管户部三库事务。十四年(1809)正月，庆桂晋升为太子太师。不久，做崇文门正监督。第二年十二月，编纂完平定三省邪匪方略，加功一级。十六年(1811)八月，庆桂在热河做皇帝出行时的护卫人员。皇帝考虑到庆桂年过七旬，发现他的

腿有病，让他不必跟随去木兰打猎。不久，因为庆桂的腿病未好，皇帝让他先回京都，并派医生给他治疗。第二年正月，加升太保。九月，皇帝下令让他不必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轮班，到内阁去阅本。他

所兼任的文渊阁事务，管理正黄旗满洲都统，都和从前一样。他所兼领侍卫内大臣，已经升缺，仍授之为内大臣。以后，遇到所兼管部旗引见人员，都不必带领。每交值日奏事呈递膳牌就可以了。庆桂所掌管的事务已经从简，差不多可以颐养天年。可以看出皇帝体恤老臣的诚意。十八年(1813)九月，皇帝考虑到庆桂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不再让他在军机处值班，仍然授予内大臣职，发给他全部俸禄第二年十一月，庆桂年届八旬，皇帝特地给予优厚的赏赐。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庆桂因病去世。加谥为“文恪”。庆桂性情温和，处事公正。在朝廷做官几十年，自始至终没有过错。言行举止无不合乎规范，事

事都遵循法规。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的作风和风度。

福康安◎赖红卫

福康安，满洲镶黄旗人，字瑶林，姓富察氏，出生于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家庭。其曾祖父米恩翰，曾任户部尚书；祖父李荣保，生前为察哈尔总管；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傅恒。福康安的姑母又是清高宗乾隆皇帝之孝贤皇后。真是满门富贵，声威赫赫。福康安的血管里流淌着祖先马背民族豪迈奔放的血液，从小接受了严格的骑射训练，因此，他虽生长于富贵家庭的温柔之中，却练就了英勇粗犷的脾性和能征善战的技能，准备报效满清朝廷。乾隆三十二年(1767)，福康安袭世职云骑尉，授三等侍卫，命在乾清门行走。乾隆皇帝因孝贤皇

后的缘故，比较宏爱后族，福康安便获殊宠，官位连连升迁。三十四年，他升为二等侍卫，命御前行走。次年，他又拔为皇帝身边的头等侍卫。三十六年，乾隆帝又授他为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这年五月，福康安以户部侍郎充任军机大臣。

还在乾隆三十六年( 1771)，四川西北大、小金川地区战火复炽，藏族贵族再次发动叛乱。当时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互相勾结，联合作乱。清政府派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率领大军前往平叛。作为乾隆帝亲信之人，福康安被派往军中授印，并任领队大臣。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十分艰苦的战争。乾隆三十八年正月，福康安来到大金川前线，副将军阿桂正在苦攻当噶尔拉山，于是留福康安为佐将。大、小金川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地势复杂险峻，气候十分恶劣。从内地调来的清军，面临着严寒的高原气候和崎岖峻峭的高原地形以及凶悍的叛军，处境困难。六月，大、小金川叛军联合攻陷清军大营木达木果木，清军损失严重，定边将军温福被杀。乾隆帝即令阿桂为定西将军，重振旗鼓，分道再进。福康安留在阿桂军中，亲督将士，屡建奇功。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清军进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率兵攻克其西部各碉卡，又与海兰察合兵，乘胜攻下小金川要隘罗博瓦山，为扫平小金川叛军清除了障碍。为此，乾隆帝龙心大悦、对有功诸将大加赏赐。福康安作战英勇，身先士卒。一次，叛军在山坡上趁着天降大雨修筑起两座坚固的碉堡。福康安亲率 800

士兵，冒着大雨，趁着浓浓的夜色，出敌不意，冲进碉堡，大败守军，拔掉了这两座碉堡。福康安此举，吓坏了叛军，大振清军军威，为此，乾隆帝下手诏嘉奖福康安勇猛。随后，福康安又力战叛军，攻克了许多碉卡。叛军依仗其熟习地形，屡次夜袭清军。福康安警备甚严，屡屡败之。

扫平小金川之后，阿桂率领大军继续向大金川进发。福康安为西路军，接连攻下达尔扎克诸碉，然后又攻克格鲁克古。在十一月高原严寒的日子里，福康安和他的士兵们，携带干粮，趁夜攀上险峻的悬崖峭壁，越过危机四伏的深沟险壑，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跋涉，自山隙神鬼不知地进入当噶海寨一举占领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码特木城石卡。乾隆四十年，清政府以福康安西路进军频捷，调往宜喜方面助阵。福康安精神更振，出力尤多。五月，福康安率军攻克荣噶尔博山，进至第七峰。以其功封赏勇巴图鲁封号。清军迅速向大金川腹里挺进。阿桂令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将其军分为七队，福康安率领第一

队，夺取达河布果碉及当噶克底、绰尔丹等诸寨。十月，福康安进攻达噶木，亲领左右从侧面绕到碉堡后面，摧毁两座坚碉。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清军进围大金川叛军老巢噶拉依，福康安率所部包围其右翼，攻取两座大石卡，并用大炮猛轰其寨。在清军的猛烈进攻面前，索诺木被迫带领其亲属、左右出降，大金川也告平定。长达 5年的平叛斗争终以清军胜利而结束。福康安在这场战争中屡立战功，被封为三等嘉勇男。清军还师，乾隆帝亲自到城外迎接凯旋而归的远征将士，并行郊劳之礼。他对有功之臣大加犒赏，福康安获赐鞍辔齐备的御马 1匹，缎 12端，白银 50两。乾隆帝还大肆渲染战功，将 100位功臣画像藏于紫光阁，福康安位列前 50名。

回京以后，福康安转为户部左侍郎。不久即升镶白旗蒙古都统，又调为正白旗满洲都统。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他先后为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乾隆四十五年，福康军出任云贵总督。下车伊始，即为铜厂一事上奏乾隆帝，认为铜厂立法宜详，

用人要实，以杜绝贪污、作弊，维护钱币统一，并严禁奸民私铸铜钱。次年七月，南掌国向清廷进贡4 头大象，并陈请另用一头象来交换一门炮，以抵御邻边交趾等国的侵扰、劫掠。福康安考虑到若答应这个请求，势必开属国之间的边衅，因此以国家法令规定不许妄求为由，还其象，不予交换。乾隆帝知道后，大加赞同。同年八月，福康安又调为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在川期间，他因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被提升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八年，福康安奉旨回京，署工部尚书。次年，复升兵中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早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回族新教徒曾起义反对老教地主，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乾隆

四十九年四月，回族新教阿訇田五等人带领人民在甘肃通谓石峰堡再次举起反抗大旗。福康安被授参赞大臣，跟从大学士阿桂西进围剿。师进甘肃，福康安即被任命为陕甘总督。清军采取湮井填沟、断绝水源等毒辣手段，步步设卡，围困了石峰堡。回民首领马四圭等欲突破清军的包围圈，阿桂便命参赞大臣海兰察于各险要之地设下埋伏，围截义军，福康安在各处往来督战，杀死起义者数千人。七月

福康安等人攻破石峰堡，杀害马四圭，俘获张文庆等人。福康安因此晋封嘉勇侯。虽然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被镇压下去，但福康安深知回族人民的反抗怒火仅凭武力难以扑灭，因此，他上奏乾隆帝说：回民习武者多，而习文应试者少，因此桀骜难驯。他建议于循化厅设立学校，以封建正统思想来教化回族人民，以削弱其斗志。从这一点可知福康安确比一般武将高出一筹。乾隆五十年七月，福康安复回京任户部尚书，次年转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曾奏请兴修宁夏各渠，钱。由于粜米的价格较高所以缺额较少，有 5万多石；赈济的谷子价格较低，国库要赔本，所以赈济的谷子，国库缺额较大，达 48万石，因为灾害较多，赈济每年都有，但购买赈济之谷却用市价。这种差价使政府每年赔进一定的银两，国家财政很难承受。但是赈济的稻谷不及时补充，影响下一年的赈济。这样赈贷愈显支诎捉襟见肘。针对这种状况，梁国治提出了处理意见：由于赈粜差价较大，所以只有筹集平粜稻谷的价格盈余，

来补充赈济的缺额部分，赈粜必须协调一致，通融解决。为了切实解决问题，梁国治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办法，动用支司库银 20万两，无论是本省还是邻近地区，都要公平购买，稻谷价格不能超过每石六钱五分。如果市价较低，可以随时递减，赈济灾民时仍然以每石五钱开销。原来的时候，平粜的稻谷只是按照市价酌量减少，并没有筹集买卖的盈余。但是青黄不接之时和新谷登场之时相比较，无论是丰收年景，还是受灾年景，价格自然相差很大。所以从此以后，国库于每年新谷登场时大量收购青黄不接之时，平粜出售，但平粜之时，一定要核计上年收购价格，以及赈谷的亏空。平粜的稻谷按市价酌减，每石盈余银一钱，才准许出粜，这样百姓购买的粮食比市价低，比较满意。国家财政没有什么负担，买卖差价弥补了赈济的亏空，国库也可充足起来。乾隆皇帝诏令议行。乾隆三十六年( 1771)，梁国治调任湖南巡抚。尽管他已离开湖北，但他对湖北的一些问题仍挂

在心上。出任湖南巡抚一个月后，他上疏乾隆皇帝：“湖北施南府属下的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四县自乾隆元年改土归流，重新设县，分开治理，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随之而来特别是以兴水利，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起

义军攻占了彰化等地，迅速包围了诸罗（后改为嘉义），并多次打败前来增援的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负隅顽抗，固守诸罗。清政府闻讯大惊，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带领大批装备精良的清朝正规军队，渡海前往镇压。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福康安率大军到达台湾。他久经沙场，颇多谋略，故一到台湾，便迅速扭转清军被动挨打的败势，向起义军发起反攻，迅速占领起义军

的部分根据地，俘获其主要首领林爽文等人。到次年二月，福康安攻破起义军的最后营垒郎峤，抓住副首领庄大田，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了下去。福康安血腥镇压台湾人民起义，获得清廷封赐一等嘉勇公，并获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黄腰带、金黄珊瑚朝珠。清廷还命台湾郡城、嘉义县为福康安塑像建生祠。福康安考察台湾实情，向乾隆帝上疏处理台湾问题善后 16 事，认为要解除台湾人民再次起兵的隐患，就需习武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乾隆帝一一依从。同年十一月，福康安调任闽浙总督。乾隆五十四年，又转两广总督。在镇压台湾起义后，柴大纪曾奏称城中食尽，仍竭力死守；蔡攀龙也奏自己督兵赴援，杀敌通道，

以邀其功。福康安初到台湾时，因柴、蔡等人谒见福康安礼节不周，便怀恨在心，这时便上疏弹劾蔡攀龙损兵多而未解诸罗之围；柴大纪军饷未绝，所言诡诈不可信。乾隆皇帝洞悉其情，又认为柴、蔡等人久被围困，劳苦功高，遂不计其咎，反而下诏告诫福康安应有大臣风范，不应计较个人恩怨。但不久，浙江钦差成德亦上奏告发柴大纪贪赃枉法，乾隆帝大怒，柴大纪因此而被杀。当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柴大纪死得冤枉，私下指责福康安嫉妒贤能，远不如其父傅恒识大体。福康安又弹劾蔡攀龙蔡也被贬官。福康安对自己的仇人打击不遗余力，对自己的亲信大加庇护。福州将军恒瑞在战斗中畏敌不前，可因是其亲信，福康安极力为其解脱，遭到乾隆帝的斥责。在出任两广总督时，福康安授意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其索取木材，李天培为讨好福康安，让湖广粮船为他将木材运往京师家中。后被御史和琳弹劾，福康安上疏请罪。乾隆帝一向宠爱他，便命夺职留任，罚总督俸 3年、公俸 10年，轻罚了事。这是福康安平稳仕途中的一个小插曲。后很快也免罚其俸。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尼泊尔廓尔喀王朝入侵后藏，大肆烧杀抢劫，西藏僧俗群众遭受巨大灾难。

十一月，乾隆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率领索伦兵 2000名从西安出发进藏。次年三月，福康安亲统劲旅进入西藏剿敌。福康安大军自弟里浪古启程，仅用几天时间，先后攻克擦木、济吮、热索桥等地，全部收复了廓尔喀人占领的我国西藏领土。为了彻底打败廓尔喀人的入侵，解除后患，福康安遵照乾隆帝的谕示，率领大军继续向廓尔喀境内挺进，很快便深入廓尔喀腹地 700

余里。乾隆帝下诏褒奖，并授予他武英殿大学士。在廓尔喀境内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清军将士伤亡颇重．但福康安全然不顾，仍带兵继续向前推进，逼近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被迫接受福康安的全部条件，向清朝投降，表示此后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边界以其殊勋，福康安居于紫光阁功臣之首。在平定了廓尔喀人的入侵之后，福康安暂留在西藏，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会同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和驻藏大臣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制定了著名的《钦定西

藏章程》，从而完善了清朝在西藏的各项统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西藏政局的稳定，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福康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福康安足智多谋，在处理事务时，不拘成法，灵活机动。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他大胆果断地予

以处理，事后再上报中央，对此，乾隆帝十分欣赏。他十分忠于清廷，不辞劳苦，长期在外带兵打仗出镇地方。乾隆五十八年，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乾隆帝担心安南国会因此而发生内乱，便命福康安到广西加以防范。不久，福康安母亲病死于京中，福康安远在数千里之外，事务未结，无法赴丧，只好在任守制。乾隆五十九年，福康安调任云贵总督。次年初，贵州苗民首领石柳邓、湖南石三保、吴半生等人

领导苗民起义。二月，福康安受命与四川总督和琳等人率云、贵、川、湘、鄂、粤、桂七省 10 余万兵力进行围剿。福康安率军北上，由贵州铜仁进攻正大、松桃，所经之处，大肆屠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贵州苗族起义军镇压下去。石柳邓突围投奔湖南石三保。随后，福康安又与和琳合军，进入湘西，遭到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起义军英勇奋战，清军虽多次增兵遣将，仍难一时将起义之火扑灭。湘西山路崎岖，雾雨连绵，福康安水土不服，罹患瘴病，但他仍硬撑着督兵作战。嘉庆元年(1796)五月，福康安于军中病发身亡。死讯传出，嘉庆帝亲自写制悼念，命加其郡王御，从其父傅恒配享太庙，并谥文襄。其子德麟袭贝勒爵。福康安生前深受乾隆皇帝的宠爱，不断加官进爵。他渐渐依仗殊宠，踞功自傲，在军中日益侈华，

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他还以犒军为名，不断向地方勒索金银财物，赃货狼藉。在他死后，其子德麟往军中迎父柩，又向所经地方索要白银 4万余两。嘉庆帝亲政以后，下诏予以痛斥，并勒令德麟拿出8万银两输入宫中，不久又找借口降其爵位。贪财枉法，是满清中后期官员的通病，福康安也未能免掉，使其对清廷的忠诚程度大打折扣。

袁守侗◎袁丰雪

袁守侗，山东长山（今山东邹平）人，生于雍正元年(1723)。他自幼聪明好学，深得邻里赞赏。但是，当地的贪官污吏横行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他本来就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小守侗哪里有钱上学？！只好到富贵人家借出书来看。即使有书看，他也只能是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凿壁偷光，埋头苦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又中了举人。整个儿村庄为之沸腾，他一家人更是喜不自胜。袁守侗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德才兼备。这使他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乾隆十四年(1749)，他由

举人升迁内阁中书，4年以后，他又官居军机司员。以后又陆续担任过侍读、吏部文选司郎中和监察御史。不久以后，他又官居浙江监驿道。此间，他树高不忘根，事事时时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深得老百姓的拥护。乾隆年间，全国各地的犯罪分子十分猖獗。怎样维护好社会治安，合理地遣发这些在押的罪犯，

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袁守侗就在这个时候受命去广西任按察使。但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问题比其他地区更复杂，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刚上任，便微服私访，对各地民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广西各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于二十九年(1764)向皇上呈上了第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中，他认真阐述了流放犯罪分子的具体措施：

“一、凡是军队遣送的罪犯，应该统一考虑发配事宜。桂林（今属广西）、太平（今广西崇左西北）、柳州（今属广西）、庆远（今广西宜山）、浔州（今广西桂平）、思南（今贵州思南）、郁州（今广西贵港东南）等府州，安置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四川、福建、云南、贵州等 9省军队遣送的罪犯；将直隶各省积匪改发到云南、两广等人烟稀少地区。由于充军发配人员大多凶猛强悍，经常聚众闹事。将原来规定发配广西等地区的罪犯分别遣送到泗城（今广西凌云）、镇安（今广西德保）二府及宁明（今广西宁明）、东兰（今广西东兰）二州。桂林等地的罪犯较少，因此比较容易约束。二、减短罪犯的在押时间。在审讯后，应该立刻将他发配。对于在押重犯，经审讯后要依法管押；

对偶尔犯罪的，要依法从轻处罚。但重犯的处罚要比轻犯严重得多。对在逃轻犯，如果百日内抓到，仍要依法问罪；而对于重刑犯，应该派精干差役同其家属一起侦缉。一年内捕获者，依法定罪。

三、书役帮伙，应当立法稽查。各个衙门的书役，原本应当都有定数。近来，只有典史捕役充革，上司有其案卷可以查阅，其余的那些贴写帮差，则任意滥收，招摇勒索，鉴于此，请告知各省，要各省根据公事的繁简，来定贴写帮役的多寡。将现有的书役或者辞掉或者保留，然后将名册上报，以使上司有卷可查。违者严惩不贷。”九月份，他呈上第二份奏章： “政绩卓著的官员，一向由府、司、道保举、推荐，然后由督、抚

共同审议、题名。如藩、臬、道、府上任时，如果恰好碰上计典，按照以前的惯例，须出示证明身份的证件，可是，这并不是慎重可行的好办法。所以，以后官员保举、推荐时，须等司、道、府上任 3

个月后再实行，否则一概停止。如果前任官员已经退职，就将卷册整理好转交继任的官员，再官印代替详细的说明，然后再在题本内声明一下。这就比以前慎重可行多了。”两份奏章，都交给下部讨论审议。三十一年(1766)，袁父去世，守侗在家服丧 3年。三十四年(1769)，皇帝诏谕他留京并委任为

三品京堂，在军机司员任职。以后又担任过太仆寺卿和吏部左侍郎。事实证明，袁守侗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有效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民安居乐业。为此，袁

守侗深得皇上赞赏。乾隆三十七年(1722)二月，袁守侗任刑部尚书。三十八年，兼署礼部，加军机大臣。在这一时期，

他又历任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和户部尚书，会同巡抚李湖查办了布政使钱度贪污案；审讯了云南保山县知县王锡向原任总督彰宝行贿案，以及贵州镇远府知府苏矫揭发督、抚、藩、臬庇护同知席缵案四川松罔站员冀谷勋克扣军饷案等。他明镜高悬，秉公办事。这些贪官污吏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老百姓拍手称快。四十一年(1776)三月，他任户部尚书，并受命去四川审办富德贪污案，并将罪犯押解京师。但富德一家依仗权势，在途中拦截解差人员，造成很坏影响。袁守侗作为专案承办大员，受到处分，降职。这是他仕途第一次挫折。但他毫无怨言，仍然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四十三年(1778)七月，皇上命袁守侗与两广总督高晋去河南修筑仪封漫口。经过仔细地勘查，他发明了兜袖法，筑两坝头，使水分别流入引河，并且从十八堡外滩至瞿家庄再凿开引河，筑起十八堡缺口，消除掉旧河内淤泥，使水自漫水口门，沿顺堤河流入旧河，再流人新开引河。可是，引河离漫水口门比较远，于是又在漫水口门与新开引河之间凿开一条 300米长的水沟，使水自漫水口门直接流入引河。另外，在年久失修的仪封坝外新筑坝台 8丈，并且加宽加高，一直到引河。这项工程规模非常宏伟，在当时属一流水平，而且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人们不必再为连年的洪水灾害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了。

十二月，护理直隶总督，赐诗曰： “督军兼理抚民事，责器重资特简诸。中外久经勤敷历，淀河并赖善防疏。葺修行馆犹余事，保障京畿慎匪舒。幕府一年凡两易，抡材宅牧益愁予。”这是对他为民操心的真实写照。他就是这样为国为民，一心一意，仍然保持贫苦劳动人民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袁守侗又向皇上奏言，北运河宦儿港修筑的减水石坝，已 8年有余，

许多地方已被水冲垮。他请求从通水道库拨银 3万两，购买木材等建筑材料，务必在洪水泛滥之前峻工。这项建议得到皇上的赞许，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还听从了袁守侗的建议，加强永定河北岸的防护。次年二月是袁守侗母亲七十大寿，皇上亲自赐给她御书匾额和大量绫纙绸缎，这足以说明皇上对袁守侗的敬重和对其母亲的尊重。可是就在八月份，袁守侗因为在四十三年(1778)三月同侍郎阿扬阿去甘肃检查验州县所收公粮时上报数目失实，而受到刑部的处分。当时刑部想将袁守侗革职，但皇上念其几十年的功劳而让他留京继续任用，这是他仕途第二次挫折，可是他仍然为国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四十七年(1782)九月，当皇上传谕命他清理俨家河以畅通山东积水时，他仍强忍刚刚失去母亲的悲痛，认真地对俨家河进行了勘查，并呈上一份详细的勘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详述了河流长度、各处宽度、河床情况以及每年四季河流水位变化规律。他指出，从微山湖口至江南梁旺城入运河，共计 60 余里。河头河尾都比较宽而中游比较狭窄。王家河口以及万年桥一带河底多沙石，伏秋便发洪水，并指出“河距运河八闸近，必挑深方资分消”。要求将河挖至 8尺深为好，凡是比较窄的地方，一律拓宽到五六丈为止……由于这份奏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袁守侗深得朝廷众官员的尊敬，并再升迁为直隶总督。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袁守侗终因过度操劳而病倒，咳喘不止。于是他上奏皇帝要求解职。

皇上得知他患病后，亲自派御前侍卫丰绅济前去探望，并嘱咐他安心治病，以便“速痊”，可是病魔最终夺去了这位清代忠臣孝子的生命。皇帝晋升他为太子太保，赐他“入祠贤良祠”，撤消他在职期间所受的一切处分，以最隆重的典礼纪念他的去世，并赐其谥号“清戆”。

梁国治◎王京宝

一公元 1723年，也就是在雍正皇帝登基的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山青水秀的浙江会稽（今浙江

绍兴），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乾隆十三年(1748)的状元梁国治。梁国治，字阶平，号瑶峰。儿时的梁国治聪慧、好学，用心苦读。家乡美丽的山水陶冶着他的情

操。高大的山脉，挺拔的乔木在激发着他的进取之心；山间清澈的泉水，清清的溪流又在培养着他的精细、敏慧。清朝的科举制度已很完备，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成为各地的一大盛事，也是许多学子成就功

名的阶梯，不少人终生醉心于此，到头来却名落孙山，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有一些幸运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幼时的国治同样热衷于科举入仕。为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他用心苦读。聪明的头脑加上刻苦地攻读，17岁的国治在乾隆元年(1741)便考中了举人。但是，在来年的会试中他却落第了。不久，他以举人的身份考为内阁中书，在内阁从事文字工作，从 t 品官。自此，梁国治步入了仕途。乾隆十三年(1748)=月，梁国治再次参加会试。三场考试下来，他榜上有名，成了一名贡生。四

月二十六日，梁国治参加了在太和殿举行的殿试，一举夺魁。中状元后，梁国治按惯例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乾隆十七年(1752)他又被提升为日讲起居

注官，每天在皇帝身边，记录皇帝的言行。他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大意。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梁国治被调到国子监，担任国子监的副长官——司业。两年之后，他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当年十一月，又被提升为广东道员。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他补了惠嘉潮道的缺。三年之后，代理粮驿道。30多岁正是国治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秉公执政，表现了卓越的理政才能。为此，他被引见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命他代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九月，提督安徽学政。十一月，被破格提升为吏部左侍郎。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提督江苏学政，在三年学政官期间，国治认真考察各府、厅的童生、生员，秉公论断，为清政府选拔了一批人才。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治青云直上的时候，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被两广总督杨廷璋、巡抚明山参了一本。杨、明二人本是参粮道王槊浮收仓米，他们说国治代理粮道期间也有徇情舞弊的行为。

梁国治被革职，一家人被押解到广东受审。经过审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国治的家人舞弊，贪污了仓米。乾隆皇帝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代明君，他在用人上是比较大胆的，梁国治的案子在查清以后，乾隆

三十一年(1766)正月，起用他为山西冀宁道道员。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又提升为湖南按察使。梁国治初入仕途，便遇上了这一波折。

二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梁国治出任江苏布政使。他从湖南长沙奔赴江宁（今江苏南京）就任

这一行政长官。上任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代理颖州府知府明福贪赃枉法，畏罪自杀。梁国

治身为行政长官，对明福一案失察，吏部建议降官一级调用。乾隆皇帝诏令从宽处理，让他留任。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梁国治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改革方案。档案是具有考查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历史上的中国，很早就注意

了档案的管理。但清朝各级政府，文案管理混乱，前后任交接，没有文件材料，给皇帝的奏章也没有文字记录，这给工作和某些问题的处理带来了很大不便。以谨慎、细心著称的梁国治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于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上疏乾隆皇帝，建议加强文案管理。他说：“各省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布政使、总兵等等，凡是有向皇帝奏事之责的官员，新旧交接，全凭文案，要档案齐全才行。只是皇帝有旨，需秘密办理的事情不向后任移交，一切无凭查核。以后不论正式官员，还是代理官员，请逐任交待执行。”对这份奏章，乾隆皇帝极为重视，立即下令讨论执行。乾隆年间，由于江苏天灾较多，加之财政管理较混乱，所以应征款项积欠较多，皇帝谕令梁国治

查实奏报。梁国治经过细心核查，很快向皇帝写了一份奏章，上报了详细的积欠账目：江宁的山阳、阜宁、清河、安东、铜山五县共年积欠 3万至 8万两银子。计自乾隆八年起至三十二年止，20多年的时间，积欠的正杂款银共 45万多两，数目巨大。乾隆三十三年(1768)，未完的正杂款银 11万多两。梁国治还分析了未能完成应征数目的原因：从乾隆二十年(1755)江宁设布政使以来，每年都有灾害，农田歉收，虽然每年免除一部分税银，但是免除之后应征的税银加上熟田的正杂银，数目还是不小。此地的农民连年受灾，农民非常穷苦，所以征完本年度的新粮，农民所剩已经不多了，再带征积欠的税粮，又能征多少呢？有时还要兼征口粮种子。显然，积欠的就不能一块再征。为了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梁国治列举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征收账目：这一年征收了历年积欠款银 18.7万余两，一年中征收如此之多，民力已经枯竭，所以当年的正杂款银 10.1万余两不能再征，只好积欠。如此恶性

循环，很难在几年内征完积欠的款银。最后，梁国治提出了处理办法：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起，按各县原来积欠的多少，并酌量每年的年景，每年分限，设法带征，尽力逐渐征收完毕。对于未征收的税银，专门设立积欠帐册，按款、按限随时稽查。督催交代时，仍将查办的印册当面交与后任，由后任按已征数目接办，以免混乱。乾隆皇帝诏令按梁国治的提议执行。

三湖北，长江横贯全省，汉江在此汇人长江。由于长江、汉江的长期冲积，形成了中国南方内陆少

有的平原——江汉平原。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是高大的山脉。在江汉平原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是我国著名的渔米之乡。由于湖北位于大陆的腹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争夺之要地。为此，清政府在此设省，加强管理。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可由于官员的无能，这里的不少地方一直靠赈贷

生活。对赈贷管理不善，形成了很严重的亏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乾隆皇帝决定委派才能卓异、办事认真、政绩昭然的梁国治前去治理。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刚刚查核清楚江苏钱粮的国治被提升为湖北巡抚。梁国治本想奏见皇

帝之后再去赴任。可是湖北的混乱局面已使乾隆皇帝焦灼不安，他要梁国治立即赴任，采取断然措施非常手段，迅速改变湖北的混乱局面。否则，必不轻贷。

接到圣旨，国治心里亦忧亦喜。喜的是能得到皇帝的重用，把最困难的工作交给自己；忧的是自己能否不负皇帝的重托，把湖北这种混乱局面治理好。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梁国治走向了一个未知数——湖北巡抚任。七月的湖北，骄阳似火，梁国治在赴任路上心比天还热。沿途田地荒芜，村庄荒凉，完全是一幅

破败的景象。面对这种情况，他心里正燃着一团炽热的火。他上任不久，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力进行治理，使他的政令更好地得以贯彻，乾隆特任命他代

理湖广总督和荆州将军，军政大权委于一身，充分说明了皇帝的极大信任和改变湖北局面的迫切心情。湖北局面混乱，民不聊生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出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国治上查下调，微服

私访。他调查官吏，了解集市贸易。一次他打扮成一个商人去米市，米市上人很多，他转了一圈，看到买米的比粜米的多，粜米的有几家是公家的，价钱比私人的米每石便宜一至二分银子。衣衫褴褛，囊中羞涩的穷苦百姓，拿着米袋，挤着买米，可公家的米很快卖完了。拿着空米袋的穷百姓一脸为难遗憾的神色。他们在市场上挤了好几遭，可就是狠不下心来买米，因为公家米卖完后，私家米价又涨

了不少。梁国治拦住一个愁苦不堪的穷老汉，搭了话： “老汉，我看你转了好几圈，为什么不买米呀？”老汉看了看他，凄惨地说： “唉，你不知道，米价这么贵，我拿这几个钱，买不起啊！”随即老汉脸上显出怨恨， “原来时，每年公家能赈济一些米，很便宜，后来赈米数量很小，现在公家平粜的米也少了。这可让我们穷苦百姓怎么活啊！”望着他，梁国治同情地点了点头。一年多的调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湖北近年由于受灾，所以对灾民既粜又赈济，以致

粮食严重亏空。乾隆二十五年(1770) 一向粜谷是按照市场的价钱，每石谷子折合银钱六钱五六分至七钱不等。赈济灾民的谷子一向是按每石收银五生员的名额分配问题，要切合实际，酌量划分。四年前，总督大臣德沛奏准，四县共酌取生员一二名，附在首县恩施县，由恩施县县学统一管辖。随着发展，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每县童生各有 300 余名，利川已有 500多名，由于生员的大量增加，现在再取生员一二名显然是不合适的。请每县应酌取入学 7名，利川酌取 8名。府学酌增教职十几名，在府学及首县，宜昌府各学裁拔廪生和增生。等到人文兴盛的时候，再另请增设。”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冬天凛冽的寒风使人们觉得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汉江的水在寒风中

发出低声的呜咽，整个湖北的大地上显出一幅凄凉衰败的景象。在大洪山里，更是凄惨交加，饥寒交迫的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几年，清政府为了积蓄钱财，准备向四川派赴兵丁，增加赋税。本来已经很贫穷的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被穷困和屈辱支撑的百姓不平和愤怒充塞了他们的心，反抗的烈火就要在这寒冷的冬天点燃。京山县民严金龙为人义气正直，在穷百姓中很有威信。他私下里联络百姓，聚众而起，抗议清政府的高赋重税。这事使统治者感到很震惊，因为从满人人关，清政府建立，经过一百多年的镇压，人们是敢怒不敢言，所以严金龙的起事很快惊动了乾隆帝。当时任荆州将军、湖南巡抚的梁国治有点惊惶，在他为官期间毕竟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棘手的事件，所以梁国治上奏清皇帝，准备和总督富明安一块前往查办。皇帝认为此是总督之事，和总督一块前往是错误的。惊恐不安的国治一直等待镇压的消息。严金龙虽被镇压了，但乾隆三十七年 ( 1772)三月，梁国治因失察严金龙聚众滋事，部议降一级调用。皇帝令从宽处理，留在原任。中国的矿产分布很不均匀，特别是煤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方，但在湖南的湘乡、安化却发现了两

个小煤田，乾隆年间已行开采。这两个小煤田不但产煤，而且夹产硫磺。硫磺是制造火药的一种不可少的物质。在湘乡、安化的煤田开采中，夹产的硫磺一直由政府收购，并根据省局存磺多少对煤矿时开时禁。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煤矿完全封禁，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省局存磺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梁国治上疏乾隆帝： “请将湘乡、安化二县煤矿仍行开采，煤则听民买用，磺则官为收买。

俟一二年后，酌量收积多寡办理。”在处理矿产的问题上，国治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处理意见。

四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梁国治奉诏入京，乾隆皇帝命他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是最

高权力机构，军机大臣职权极重，例以心腹大臣充任。梁国治从此成了朝中大员。在此后的几年间，梁国治的官位不断升迁。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入值南书房，侍奉乾隆皇帝赋诗作画。二月，奉命纂办《日下旧闻

考》一书。六月，擢为户部右侍郎。八月，转为左侍郎。四十年正月，充任殿试读卷官。四十一年十月，乾隆皇帝特许他紫禁城骑马。四十二年二月，充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十一月，擢为户部尚书。四十六年五月，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四十七年八月，加官为太子少傅。四十八年七月，人内阁为协办大学士。五十年五月，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梁国治的官位至此达到顶峰。不久，梁国治罹病，乾隆皇帝遣御前侍卫丰绅济伦去看望，要他安心调治，以冀速愈，报效朝廷。

梁国治感激涕零。但是，他病人膏肓，难以救药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梁国治病亡。乾隆帝闻讯，大为悲伤，下诏褒赞了梁国治忠心事主的一生，追赠太子太保，派皇子率领官员去

梁府祭奠，赐银 1000两以助丧事，谥日“文定”。

阿思哈◎武云

阿思哈，萨克达氏，出身于名门贵族，是冠于满清八旗之首的正黄旗人，自幼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少年时就成为一名官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四书五经，研习经世治国之道。 “学而优则仕”，官学生在清代是官员大吏的后备军。雍正四年(1726)，阿恩哈由官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被授任内阁中书，掌管宫中诸文书的起草、记录、翻译、誉写等事务，在当时属七品官。不久，他又被授任内阁侍读，负责章奏的审查及其批答。不过几年，他又升任刑部郎中，主管刑部一司的事务，并在军机处行走。短短几年里，阿思哈可谓平步青云，少年得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勤勉慎从，恪行公务，注意学习探讨，增长治国才干，为以后长期的为官生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雍正皇帝承继大统十三年，于 1736年驾崩，其子弘历继位，清朝翻开了乾隆皇帝当政六十年的

历史，统治达到了最为鼎盛的阶段。乾隆十年(1745)，阿思哈被授任江西巡抚，从此离开京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地方大员生涯。

他注意深入实践，调查实情，立志破除弊端，他悉心了解江西的兵营训练情况，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便上疏朝廷，如实禀奏，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进方法。他上疏道： “现在各个兵营演练发射连环枪炮时，因为要用火药引爆，所以必须将铅子装入枪炮内，以防止仓促之间发生事故。另外，各兵营的马匹都是供马兵骑射训练的，用以紧急重大的军事行动，所以事关重大。然而各兵营由于担心士兵偷减草料，所以都是专门安排人负责饲养马，只有在集体操练的日子里才让士兵用马训练二三次，这样不利于操练。应该让士兵本人拥有一匹固定的马，训练时间长了，士兵和马熟悉协调了，肯定有助于提高骑射技艺。同时，士兵操练的技艺应该制定固定的规则和严格的要求，步法姿势不要朝令夕改，而要按规则要求严加训练，达到技艺纯熟，运用自如。这是非常重要的。”阿思哈的这一奏疏具体合理，切中要害，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阿思哈在江西任职一年，被调任山西巡抚。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风沙多，旱灾频繁。阿思哈到任

的第二年，山西平阳府发生旱灾，收成受到影响。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由于他未能亲临平阳救灾抚民，有失职之嫌，受到朝廷指责。又过了一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邻近平阳的蒲、解之地也遭受旱灾。阿思哈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想方设法地展开救灾工作，他让平阳的一些士绅富豪捐了些银两，送到河东道的库府，以增加蒲、解等地的救济款项。阿思哈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朝廷，本以为这

样做弥补了上一次的过失，救灾有方，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不料，朝廷对他这种做法严加指斥，皇帝在上谕中指出： “此奏疏真是荒谬之至，让朕感到骇人听闻。你所管辖的省里偶然遭受灾害，让地方殷实富贵之家从自家仓廪积蓄中捐出钱粮以赈济贫民，本来也有功可论。然而你上奏朝廷，无非是表明你赈济灾民没用政府的物资，你难道还要求论功行赏不成？国家一向重视救济灾民，从不延误，毫不吝惜，每次多达数百万银两，少则也要几十万，都是从国家府摩中正式拨出的，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要是依靠富户捐助赈济灾民，那能有几个钱？那岂不违背我朝祖制？你开了这个头，如果其他地方也这样做，受灾之处的百姓饥寒贫苦，富户又要被迫出钱捐物，那成何体统？你真是不理解朕的治国之道！”皇帝在谕令中指示吏部对阿思哈严加审查。接到这道上谕，阿思哈心中凉了大半，不胜惶惑惊恐，好在上边没有治罪，以后谨慎从事，别重蹈此辙。心中刚刚安定，忽又传上谕到，阿思哈如惊弓之鸟，不知是吉是凶，慌忙整理衣冠，忐忑不安地恭听，只听得：“阿思哈不胜巡抚之职，来京候旨以待发落，吏部审议其革职。”阿思哈不禁颓丧之至，心想自己尽职尽责，有什么大的过失，竟落到审议革职这一步？山西供职仅两年，竟如此不顺？当然，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一点也奈何不得。身在官场，升降沉浮，也是常事。阿思哈回京后不久，于同年十二月，被授任员外郎，在吏部供职六年，相安无事。乾隆二十年

(1755)三月，阿思哈奉命挂衔布政使，前往准噶尔兵营办理粮运。他长途跋涉，风沙无阻，不畏艰辛，圆满完成任务。四月，升迁内阁学士，位从二品，掌管敕命的传达和奏章诸事。三个月后，又加军功一级。经过几年波折，阿思哈又官高位显。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思哈又别京城，再赴江西代理巡抚。江西的军队兵丁原来都是由各州县

编查以备征用，由于在编查过程中有不少殷实之家漏网，不少贫困之户又往往将自己的屯地典卖出去以逃脱服役。由于兵丁不足，直接影响漕运的顺利进展。阿思哈针对这一情况，赴任不久就决心设法清查兵丁。他组织了一批人员，按照原有的名册详细核实各兵丁的族谱，查出保甲户册中遗漏的人丁及其新生人口一一作了登记，共查出军丁 27万余人，原先统计中隐漏的屯地 900多顷，他还让应服役的人分期付款赎回典卖的土地，实在无力赎回的，就让统领漕运及其同族同船的人出钱赎买，这样共赎回屯田 300多顷。阿思哈领办的这项工作浩繁细致，历时近 3年才完成，他上疏朝廷，一一作了详细的汇报，他指出： “江西设立屯田原来是为了利于漕运。然而，军丁们都分散在各自的屯地上，照田亩数上缴地租。实际上政府获得的地租并不多。这里每隔 10年就要修造一次大船，每年的漕运用银数百两，耗费很大，真是入不敷出，屯田也就有名无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对那些登

记隐漏的屯地和典卖出去又赎回的屯地征收地租。同时，政府应专门派人每 4年清查统计一次，谨防军丁脱漏，使漕运费用充足，运输便利。”阿思哈的建议颇有见地，受到朝廷赞同。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阿思哈实授江西巡抚，然而，刚刚荣升，又起一波。几个月后，江西

学政谢溶生弹劾阿思哈有受贿结营之举，朝廷即派吏部尚书刘统勋、侍郎常钧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前往江西调查审讯。至于谢溶生弹劾是否属实，阿思哈被治何罪，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第二年，朝廷下诏免除其罪，并赏给三品顶带。此后几年里，阿思哈奉命辗转南北，效力赎罪，先是被派往西北边地的乌鲁木齐当差，旋又受命赴伊犁帮办事务。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南下广东任巡抚，十一月，被调任河南巡抚。阿思哈在河南任巡抚十六年之久。在此他有何建树呢？我们通过几件事情来看看。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月，阿思哈就河南省的行政区划向朝廷上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河阴

县地处偏僻，事务简单易行，不如将此县裁汰归入毗邻的荣泽县，在那里增设一个巡检，以维持社会治安，原有的一个教谕归并为荣泽县学。阿思哈的这一建议无疑便于精简机构，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所以经过清廷议决，准予施行。

按照清朝当时的兵制，步兵分为弓箭兵、鸟枪兵、藤牌兵、炮手兵等几个兵种，绿营马兵都是挑选一部分弓箭兵组成的，而鸟枪兵则没有这种机会，这就导致士兵都愿编人弓箭兵，而鸟枪兵则不思进取，质量低劣。阿思哈分析了这种状况，他上疏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 “限定各标营马兵的2/10以鸟枪兵为兵源，只要是运用步枪、鸟枪纯熟的士兵，就准予收为马兵，让其学习骑射。只要他们的马上枪射技艺达到一定的水平，就让其享受和弓箭兵同等的待遇。这样各种士兵就会不甘落后，积极进取。”阿思哈的这一建议有利于提高士兵训练的积极性，切实可行，得到采纳。卫河是流经河南的一条重要的河流，对该省的漕运、灌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卫河河道在河南省

内比较浅，溶县三官庙、老鸡嘴等地方有几个砂礓挺立河中心，所以大船难以通行。阿思哈到任前，人们往往在河道里筑起 20几个草坝用来控制水势，提高水位，但收效不大。阿思哈详细了解了上述情况，并派人勘查了卫河的源地、补给、水量、支流等流域状况，上疏奏议道：卫河夏秋两季水量丰沛，冬天流量减少，但也无须建草坝，不如在河的上游建坝蓄水，待到用时临时放水。民田灌溉多在春夏，而漕船起运则在秋冬，两不相误。请派各府县的督河员从九月十五日起至漕船出境之日，先暂时关闭民渠，使水归官渠，并将官渠的下游水闸关闭以蓄水，这样，重载船只就能通过。鉴于此，请停修草坝，将砂礓除去，征发民夫挑挖浮沙，使水流畅通，河面宽广，以利漕运。

河工是清朝时期的重要问题。当时，河工料物都是由沿河各州县负责征集，按照田亩分派下去，每年征购一次，百姓负担很重。阿思哈认真分析了这一状况，努力寻求一种既能节省开支、富有效率又于官民双方都便利的方法。他上疏朝廷，建议用各州县库闲的钱，由各官府统一代买代交料物。其具体做法是：每年七八月份各州县专门派人按预算应用之数，到附近产料的地方交上现银定货，到十月份各河工开工时开始征收，随到随收，随交随运。阿思哈的这个奏疏上交到了朝廷，但没有立即施行。然而他的建议，仍不失有可取之处。乾隆三十一年(1766)，阿思哈还建议朝廷，地方宫府上交的文书，不论格式是否正规圆满只要内

容属实，就不应驳回重做，以防延误公务。这一建议对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免繁琐的程式手序，有其积极的意义。于是，皇帝将阿思哈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讨论施行。第二年六月，有人上疏弹劾河南杞县知县蔡维英借办理兵差之际，勒索百姓。经审查，阿思哈并

未涉人此案。贪官蔡维英受到传旨审查，予惩之以绞刑。两年之后，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阿思哈调任云贵总督。阿思哈任河南巡抚十六载，他注意体察实情，研究实际问题，敢于条陈己见，不断改进现状，在

不少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他也屡受朝廷褒扬。可以说，这十六年，是他为官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段。阿思哈已人近古稀，其暮年如何，他自己心中没数，因为这大半辈子以来，一向都是前路未卜。阿思哈迁任云贵总督不久，即赴蛮暮军营巡察，他根据实情，疏报该处军粮马匹不足，请朝廷拨

给，这一下引火烧身，朝廷不久向他传谕道： “委任你作云贵总督，主要是考虑到你曾在北路军营做过事，许多事务都比较熟，然而你却一到任就奏报筹办粮草马匹困难，未免言过其实。你为官多年，难道只会依靠朝廷政府，不知道因地制宜，就地筹办吗？真是辜负了朕之器重！”根据谕令，阿思哈被革去总督职务，挂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以备察看。不久，阿思哈被授任正二品的吏部侍郎然而，乾隆三十五年(1770)，也就是第二年，皇帝又传谕令了，对阿思哈是什么态度呢？谕令中说： “阿思哈来京召见时，仍然强调其在云贵粮草马匹难办之事，拒不认错。问他为什么继任的彰宝就能办得粮马丰盈，而你却束手无策，他无言以对。问他革职后准备如何效力赎罪，他声言要同其他大臣督率官兵到边疆作战，真是荒唐可笑！阿思哈革职后既然留在兵营，也就与兵丁无异。他曾受浩荡国恩，却徇法获罪，理应冲锋杀敌，奋不顾身，立功赎罪。他却自列于大臣之列，不肯亲临阵地枪弹，贪生怕死，没有一点我满洲人骁勇诚朴之风！懈怠无用，怎能指望他改过自新，为朝廷效力？居心不良，罪不可免！仍旧革职，发往伊犁，自备盘缠弓斧，效力赎罪！”接到谕令，阿思哈心中虽然一片灰冷，倒也处之泰然。他打点起简单的行装，默然离京，向伊犁缓缓行进。风萧萧，沙漫漫，大地一

片苍茫。伊犁，七年前阿思哈曾奉命到此办事，而今呢？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阿思哈在伊犁形同一兵一民，无声无怨，勤勉劳作，一晃四年已过。

命运之神并未忘记清廷的这位老臣。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被召回京城，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同年七月，被授予左都御史，成为掌管察核官员，整饬纲纪的从一品大员。乾隆中后期的清政府，社会局势已是夕阳西下，悲风渐起。这年，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提出反对

官府“额外加征”的口号，领导寿张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纪律严明，英勇作战，屡败官兵，占领了南北交通的水陆咽喉临清旧城。清政府内惊惶失措，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大学士舒赫德最先受命出征紧接着，阿思哈被委派协助当朝附马拉旺多尔济率精锐部队、粮草武器前去增援助剿。经过几个月的征战，起义被平息，兵部进行评功论赏，由于拉旺多尔济率军向塔湾搜剿义军余部时，阿思哈没有同往，吏部对此严加审查，上奏皇帝，拟将其革职。阿思哈又一次面临厄运。幸运的是，乾隆帝下诏对他从宽处理，留任原职．并且在同年十一月，赐他紫禁城骑马。此时的京城，已是水瘦山寒，朔风清冽。年迈的阿思哈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缓缓地行进在紫禁城里，他举目环顾那重重殿宇，亭台楼榭，不禁百感交集，心想为了这大清王朝，我几十年来恪勤效力，东西南北奔走效命，曾为封疆大吏，督抚大员，也屡被革职，与兵丁为伍，真是辗转沉浮，历尽坎坷。如今却是物是人非，日之将西了……阿思哈后又被授任吏部尚书，漕运总督，一年后(1775)病卒于京城，谥号“庄恪”，并被乾隆皇

帝赐与祭葬，也可谓比较体面地结束了其一生。

和珅◎马章安

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即和珅被逮问伏法 15年之后，清国史馆进呈《和珅列传》，嘉庆皇帝详加披阅后发现：该传只将和珅 30年间的官阶履历挨次编辑，至于他一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以后各谕旨，详加叙述，篇幅寥寥。嘉庆对此非常愤怒，指出这样写史违背了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撰史原则，因为一个人从好到坏总有一个变化过程。国史为信今传后之书，事关彰瘅，岂能功罪不明？这样写传记，怎能辨贤奸而昭赏罚呢？结果承办《和珅列传》之纂修官席煜等人均被交部严加议处。这虽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可嘉庆皇帝提出的治史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撰写《和珅传》仍有现实意义，我们万万不能重蹈席煜等人的覆辙。

一和珅，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年少时家贫，没有依靠，只好以抄文为生。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承袭其高祖尼牙哈那巴图鲁之三等轻车都尉职衔。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被擢拔为御前侍卫。次年正月，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官总管内务府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兼步军统领。次年，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管行营事务。乾隆四十四年(1779)，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因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平“回匪”、办理乾隆八旬万寿庆典等有功，和珅被提拔到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管理刑部等重要职位，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大权于一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和珅为何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飞黄腾达呢？这与和珅深受乾隆皇帝宠信有关。和珅生性乖巧，能说会道，善于揣摩皇帝心理，这是他得宠的

因素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有一次，和珅在乾隆皇帝的轿前听差。乾隆的大驾急于起行，仓猝间找不到黄龙伞盖。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 “是谁的过错呢？”和珅应声答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看了看这个说话的人，见他长得眉清目秀，仪表俊雅，口齿伶俐，颇有好感。随后，乾隆坐在舆内，询问了和珅一些“四书”中的问题，和珅一一作答，皇上点头表示满意。从此，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又升为侍卫，宫中的事务诸如仪仗的排列、扈从的派遣、车马的准备、宫内的膳

食茶点等都由他总理。此后和珅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处处注意，留心观察，时间一长，自然把乾隆的脾气、心理、爱憎等等，了解得十分清楚。另有一次，乾隆去圆明园游玩，和珅随驾，乾隆十分疼爱的小女儿十公主也一同前往。他们来到

买卖街一家店铺门前，见有一件大红呢夹衣挂在那里，十公主看了颇有喜欢之意，和珅转眼之间，就以 28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此外，和珅还用一些小恩小惠买通乾隆身边的一些太监。和珅深知如果能博得十公主和太监的欢心，就一定能博得乾隆的欢心。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世宗雍正有一个妃子，长得很漂亮。乾隆那时年方弱冠，有事情进宫，

恰好从这妃子身边经过。妃子正在那里梳妆，乾隆觉得好玩，便走到妃子背后，突然伸出两手蒙住妃子的眼睛，妃子以为宫女来和她逗闹，便顺手抡起手中的梳子向后击去，正好打在乾隆的前额上，脸上划破了一块皮，留下梳子的齿痕。后来，皇后得知此事，十分生气，怀疑是这妃子调戏皇子，便降下懿旨赐令她自尽。乾隆没法，只好偷偷地跪在天地神灵前祷告：倘若你的灵魂有知，20年后再来和我相聚。

20年以后，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员出身，在銮仪卫听差。乾隆第一次看到他时，就觉着他的相貌和20年前那个冤死的妃子十分相似。和珅的脖颈上有一道暗暗的红印，俗称“上吊绳印”。乾隆认定，和珅脖子上的这道红印就是那个妃子上吊的绳印。而和珅的年庚又与妃子死的年月相合，乾隆便断定和珅就是妃子的后身。从此，便对和珅另眼看待。这姑且算作和珅获宠的第二个因素吧。和珅与乾隆皇帝意趣相投，是他得宠的第三个因素。众所周知，乾隆十分喜欢吟诗、题字。保存

至今的历代帝王诗词中，论篇数以他为最，至于乾隆的御笔更是随处可见。和珅在诗词方面嗜爱成癖他自己也以诗人、“骚人”自居。从现存《嘉乐堂诗集》来看，和珅经常与他的舅父等人唱和，论文谈诗，也与部下、医生等以诗词交往。他多情善感，好以诗来倾诉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嘉庆元年(1796)，太上皇乾隆作了一首《重华宫茶宴诗》，并让廷臣按其字韵吁嗟作和诗，许多人作的并不得体，唯有和珅的“帝典王谟三日若，驺虞麟趾五吁嗟”诗句，深得太上皇乾隆和嘉庆皇帝的夸奖。另外，和珅的书法也是不错的，他的字体很像乾隆帝的手迹，这从现存的和珅手札中即可看出。这自然能博得皇帝老子的喜欢和青睐。和珅本人具有一定的办事能力，这是他仕途得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

珅偕同刑部侍郎喀宁阿赴云南查讯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一案，办案过程中，显示了和珅的气魄和才干。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才臣”之一，素为乾隆所倚任、重用。对于这一点，和珅心里是清楚的，但这并未妨碍他履行公事。和珅一行一到云南，首先把李的管家拘捕起来，严刑拷问，最后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手资料。在事实面前，李不得不俯首认罪，最后被“斩监候”。另外，和珅在办案过程中，还调查出云南吏治废坏、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乾隆本想立即任命和珅为云贵总督，但碍于是他主办李侍尧案件，有可能引起外面议论，就改任福康安为云贵总督，调和珅回京，但就在他回京的路上，巳被任命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他回京后又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的盐务、钱法、边防、边境贸易、外事等问题的现状和他自己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构想，乾隆极为满意，同意实施他的计划。从此，和珅在朝廷“宠任冠朝列矣”。可见，和珅之所以受重用，是以他聪敏干练的办事才能作铺垫的。史书上说他在乾隆六十年以前“京察屡邀议叙”，即是很好的佐证。除了对政治、经济事务比较内行之外，和珅还是一位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外交家。凭借掌握满、

汉、蒙古以及藏等多种民族语言，和珅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他每年都跟乾隆帝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并参加在围场一带举行的木兰秋狝。此间与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及其他上层分子团聚。他多次帮助乾隆帝处理过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负责接待过六世班禅到内地觐见皇上等事务。除此之外，他曾先后多次负责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是全权处理过与鲜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年秋天，马戛尔尼一行从朴

茨茅斯港启航，于次年秋天在天津附近的大沽登陆，然后沿运河乘船至通州。和珅是接待英国使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忠实地执行了乾隆帝“丰俭适中、不卑不亢”的指示，得到了中外人士的好评。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1793年 9月 14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此

后，便由和珅与马戛尔尼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马戛尔尼是一个外交老手，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意图，但和珅也巧为周旋，始终不肯上他的圈套。马戛尔尼原打算通过协商要求中方同意将舟山群岛中一岛和广州附近划一块地方作为英国的居留地，将宁波、舟山和天津等港口开放，与英人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在北京常驻使节、建立栈房以及英人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等，但都被和珅一一回绝。总之，和珅在这次接待活动中，处理事务得体，既热情，又不失原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不使来者觉得主人傲慢，不卑不亢，表现了一个大国权臣的风度。诚如一位外国人所言，马戛尔尼访华，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这与和珅会玩弄权术也有一定关系。和珅利用与乾隆过从密切的有利条件，对于他所好恶的人，伺机美言或谗言，以借国君的“金口玉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向他行贿巴结或关系密切的人他极力保荐引用，一旦出了问题，他也尽力袒护或拖延时间不予处理，等到乾隆心情好的时候，他乘机说情辩护，设法开脱。对于不顺从他的人，他就看准时机，向乾隆屡次进谗，以激怒皇帝，借刀杀人。军机处首席大臣阿桂鄙视和珅之为人，他就极力排挤倾轧，使阿桂不得安位于朝，只好经常到各地巡察或带兵外出打仗，他乘机独揽朝政。嘉庆二年(1797)八月阿桂死后，和珅更加肆无忌惮，在军机处上报下发的文件中独署己衔，并变更了一些制度。他规定军机处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便把朝臣上奏言事渠道控制了。和珅为了使台谏之臣“缄默不言，免于纠劾”，规定以后有御使出缺，一律要提名 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舆论的渠道也被他控制了。原任两江总督苏凌阿，是一个贪庸无耻，只知捞官窃权的角色，由于与和珅的弟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1797)被和珅引荐为内阁大学士，这时苏已两眼昏花，不辨亲友，举动需人扶掖，有“活傀儡”之称号，但和珅为了以苏的庸鄙反衬自己的精明强干，就是不把实情向嘉庆奏明。和珅的同僚、大学士稽璜年老，由于和珅多次向乾隆说他的坏话，就屡遭乾隆训斥。朱珪曾是嘉庆帝的老师，在两广总督任上，乾隆想召他为大学士，调进京来，和珅极为嫉妒，就暗中把嘉庆给朱琏的一首贺诗交给乾隆，并暗示说这是嘉庆以此收买人心，激起乾隆大怒，朱硅因此几乎丢了老命。御史曹锡保因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仗势欺人，奢侈僭妄，和珅暗中指使刘全迅速拆毁豪华逾制的房屋、衣车，到乾隆派人去调查时，实物已没有了，曹锡保反而以所告不实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乾隆五十五年 (1790)，皇帝80 大寿，要大肆铺张庆祝一番，要学士金简与和珅筹备。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各省金库已经空虚，大搞庆寿财政上有困难，这一下震动和触怒了乾隆与和珅。和珅派他的羽翼、户部侍郎庆成陪同尹壮图去地方查库。每到一处先派人送信，待官员们将金库亏空挪移填满后，再例行盘查，结果未查出任何问题，尹壮图反而以“妄言”被治罪。正由于和珅很会玩弄权术，所以在乾隆统治中后期一直是“不倒翁”式的大红人，就连后来的嘉庆皇帝对他也隐忍优容，无可奈何，甚而在嘉庆三年(1798)还不得不晋封和珅为公爵。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乾隆派和珅与

都御史刘墉偕同钱沣等一起到山东查办。和珅受过国泰的贿赂，就事先派心腹家人到山东给国泰通风报信，要他赶快想法弥补国库中亏空的银两。查库时，和珅有意蒙混视听，只让抽出几十封预先准备好的尚未启封的库银看了看，就宣称没有问题要草草收场。钱沣请求封库，再行检查，结果发现有许多银子是临时借来的市银充数的，这样，国泰等的罪状才得以查实，于七月被赐自尽。本来，和珅在

审理国泰一案时是有罪过的，但不知和珅是怎样向皇帝汇报弥缝、大事化小的，又恰好碰上乾隆皇帝“加恩”中外大臣，结果和珅不仅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官越做越大。

二按照清朝制度规定，大学士照例要担当编纂各种官书的总裁官，该职并非挂职虚衔，而是有职有

权有责的文化官员。乾隆帝在位时，一心想编纂一部超过《太平广记》、 《太平御览》、 《文苑精华》、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的大部头的著作《四库全书》，以博稽古右文之美名。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下诏征集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集《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开了四库全书馆，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乾隆四十四年(1779)底，于敏中病故，一度由大学士英廉接任总裁，但时间不长。次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为了迎合乾隆皇帝大搞文字狱的意旨，和珅不仅大力推行焚毁图书的政策，把禁毁的书目从经史子集等“正书”引向民间文学，还发明了“删改抽彻”的新方法，即把不便全部烧毁的书籍删削、篡改，抽掉原书中使清朝皇帝感到不顺眼的内容或字句。和珅曾利用他发明的这种办法破坏《石经》的刊行和删削《红楼梦》等名著。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下诏在辟雍（即国子监）刻石经，和珅任正总裁。乾隆五十九年

(1794)，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彭元瑞担任校勘，奉旨编《石经考文提要》成书，受到乾隆皇帝嘉奖，加封太子少保衔，引起和珅极端忌恨。他不仅诬称彭元瑞的《石经考文提要》为私书，编辑不善，指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冒称自己的著作进行攻击，禁止彭书颁行。还命人将《石经》碑上的古字全部磨掉重刻，使此已费时三年、花费浩大的文化工程几成废品，以致嘉庆年间不得不重新镌刻。据史料记载，和珅一生除了充当《四库全书》馆和《石经》正总裁外，还充任过《开国方略》、

清学经馆、《曰下旧闻考》总裁和国史馆、清《三通》、《热河志》、《大清一统志》正总裁等。任职期间，他经常组织亲信查找书稿的讹舛之处和编撰不当的地方，借机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撰者。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晓岚、陆赐熊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充当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殿试读卷官，是和珅插手文化事务的另一种形式。和珅除了负责编纂官书外，还控制了国家教育、考试及皇家子弟教育的大权。他先后担任过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和殿试读卷官以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他利用这些职权控制了一部分官吏铨选和升迂，从而把他的亲友、党羽安放在国家要害部门，排斥、打击他的仇家和他看不上眼的人。他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意进退科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山西举人薛载熙在京考进士，复试时被和珅除名。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只是作诗太粗率，和珅奏请停科，但乾

隆认为可以加恩宽免。后来，和珅以薛载熙复试与中卷不符，推测他人作弊代考，便将薛赶回山西老家，直到嘉庆六年(1801)，嘉庆皇帝才通过考试加恩赏还薛载熙举人职衔，此案总算得以平反。与此相反，和珅对待他的亲友和愿意投靠他的人百般照顾，大开方便之门。如吴省钦、吴省兰兄

弟二人，在和珅少年时曾为其老师，后来和珅成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二吴反拜和珅为师，他们靠和珅提拔，主管九典试事，门墙桃李遍天下，从而导致乾隆晚期举朝官吏“几出和门”局面。

三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和珅的靠山、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这预示着和珅的官运已走到尽

头。过了两天，在嘉庆皇帝的诏示下，江南道监察御史广兴、兵部给事中广泰、吏部给事中王念孙、直隶总督胡季堂等人立即呈上奏章弹劾和珅弄权舞弊、僭妄不法等种种罪恶。初八日，嘉庆即传旨将和珅革职拿问，派王公大臣联席审讯，随即将其监禁刑部。与此同时，下诏宣布和珅的 20 大罪状：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泄露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人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并将出宫女子取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自剿办川楚“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谈笑如常，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在青海肆劫，和珅竟将原折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退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出和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全不顾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曾在伊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隔段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家内所藏珍珠、手串 200 余，较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数十，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银两、衣服等件

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有夹墙藏金 26000 余两，私库藏金 6000 余两，地窖内藏埋银两 300 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有当铺钱店，资本又不下 10 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共大罪十九；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家产，竞至 20 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其余贪纵狂妄之处，尚难悉数……从上述罪状看，除了泄露机密、对皇帝不敬、欺隐军情、专擅朝政、任人唯亲等归属政治和军事

外，第八条和第十三条至第二十条罪状主要牵涉到经济领域即和珅的贪污犯罪问题。长期以来，和珅的家产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好多著述认定为 8亿两，但据冯佐哲先生考证，和珅家产除了珍藏的大量稀世宝物、古玩和字画难以估价外，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应该说这种估计是比较可信的，嘉庆皇帝当时就说和珅的家资为“数十百万”，即使以 2000万两而论，这个数字也够惊人的。那时清政府的年收人为 7000万两白银左右，军机大臣一年的薪俸只有白银2000两左右，和珅当大官 20 余年，累计俸银也不过 4-5万两，除去一家人的开销，所余不会太多。可见，和珅之贪也够凶狠的了。再拿同期的几个贪污犯来说，王宣望被抄家时，查出家产在 100万两金银以上；伍拉纳接受盐商贿赂 15万两白银；胡齐崙侵饷在数十万两以上。比起和珅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称和珅为贪污之王，的确名副其实。

那么，和珅为何能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呢？这与和珅掌握朝廷军、政、财大权有关。在封建社会里，权力即意味着金钱，官位越高，贪污机

会越多，收入自然亦多。在行政方面，和珅以军机大臣兼任御前大臣，控制着国家许多要害部门，掌握着官员的铨选并拥有推荐和直接用人的权力，这使许多人投靠在他的门下。在财政方面，和珅秉政20 余年，长期掌管着户部事务。他又与其子丰绅殷德相继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同时还掌管着内务府三库（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以及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田赋、税收、漕运和盐政等事务，主管国库的收支，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另外，和珅还负责宫内各种物件的修造、配置，宫殿、园囿的修葺，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工部所负责的事务。这样，他就把几乎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握在自己手里了。在文化教育方面如前所述，和珅担任各种官书正总裁、殿试读卷官等要职，控制了书籍的出版与查禁以及考试、铨选教育等一切事务，实际上又控制了礼部所掌管的事务。在军事方面，和珅除了担任过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及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外，也曾兼任过兵部尚书，并曾率兵镇压过甘肃回民起义。此外，他长期兼任步军统领一职。这样，他便控制了皇家的精锐部队和火器制造军机处是清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又是皇帝亲自控制的部门，和珅多年来把持

着军机处的实际大权。阿桂死后，他继为军机处首辅，凭着可以为皇帝起草上谕、发布廷寄及掌握军事大权的机会，欺上瞒下，竭力捞取钱财。这与清朝的一些陋规和具体制度有关。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朝实行了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

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就是官员有过失或皇帝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交钱以示薄惩。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是和珅任户部尚书后替乾隆策划并开始实行的，他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由于和珅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荣辱和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所以不少官僚要向和珅献媚取宠，先交上一些银两向和珅“意思意思”，这自然便成为和珅贪污的一个重要渠道。另外，根据当时的规定，凡地方督抚贡献方物或外国使臣朝贡的礼品，准进与否，都得事先经过

和珅的同意和批准。而乾隆帝每次从中只不过收取十分之一二，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流到了和珅内宅。所以和珅家的奇珍异宝比起皇宫的藏品并不逊色，他家的大珠、手串、宝石等甚至比皇宫里的还要个大、质高、量多。据说，有一次，和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不慎打破了一个碧玉盘，怕父皇怪罪，急得没法，来请和珅帮忙。和珅开始不管，后来七阿哥送给他一串正珠朝珠，和珅才把家藏的一个拿出来给他，让他换上，这个碧玉盘比起他打破的那一个来，无论质地，还是做工，都要好许多倍。这与乾隆皇帝后期的所作所为亦有一定关系。乾隆晚年怠于政事，又好大喜功，连年兴兵，大兴

土木，大搞巡游，每年所费都要超过正常经费，这些事他都要委托和珅去办，这些钱都向和珅去要。和珅就乘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乾隆巡游江南之前，让和珅监造龙舟，和珅奉旨，鸠工庇料。他派人到各地寻找能工巧匠，购买名贵木料，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精致，花去的银钱不计其数，和珅从中捞了一大把。据统计，清廷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共耗费饷银 2亿两，国库被折腾得空空如也，而和珅的家资，却日趋雄厚。和珅在兵部核算军费报销时，如不给他贿赂，他就找岔子不予报销，各级将领不得不克扣军饷，用来行贿和中饱。据说，和珅索贿受贿的数量骇人听闻，单是一位两淮盐政大人，先后就送给和珅贿赂四十万两银子。有一年，陕西抚台派员押送 20万两银子来到和珅的府第。和珅府上的内监问道： “是哪一档货色？”护送人回答： “足色纹银。”内监连看都不看一眼，说道： “像这样一些粗货往哪里放！”只好命人收在外库。他们只愿收那些价值千金的珍珠之类。和珅本人的个性也不可小视。一方面，和珅“赋性吝啬”，惜金如命，他对付属下、家奴等人能

省就省，不肯轻易多花一文钱。另一方面，他又贪婪无厌，骄奢淫逸，酷爱女色。和珅家里每日灯红酒绿，花天酒地，山珍海味吃腻以后，便以珍珠佐餐。和珅全家不仅讲究吃食，而且衣着亦非常时髦精致。据说和珅有一件衣服的钮扣，全是用西洋小钟表作成。另外，和珅还贪恋女色。他除正妻外，

尚有爱妾多人。为了追求美貌女子，有时竟把别人撇下的小妾纳为已有。如原浙江、甘肃等省巡抚王宣望因贪污而伏法，其爱妾吴卿莲被侍郎蒋锡檗得到，后来蒋又把她奉献给和珅，和珅一见钟情，十分喜欢，常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 20条罪状以后，内外大臣对和珅非常痛恨，都说应当立即斩首正法。嘉庆

考虑到和珅曾任军机处首辅以及皇妹和孝公主多次入宫求情，请全和珅肢体的要求，为了稳定人心，决定对和珅赐死（赐令自杀）。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皇上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送给他白练一条，令其自尽。和珅看到白练后，提笔赋诗一首，然后上吊自杀，从而结束了自己罪恶累累的一生，终年 50岁。和珅死后，和家的现金包括金、银和制钱等绝大部分被送到户部大库或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和家

所有的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古玩、铜器、锡器、皮张、绸缎、布匹、瓷器、房屋、当铺、家具、衣物和鞋帽等，除一小部分由嘉庆赏给了王公大臣、公主及御前侍卫和太监，另一小部分（主要是一些破旧物件、戏装等）在崇文门税关和热河等地变卖成现钱交到广储司银库外，绝大部分都归内务府接收，成为皇帝的财富了，故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民谣。

明亮◎崔禄春

明亮，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孝贤高皇后侄，都统广成之子。成年后娶履亲王允构之女为妻，称多罗额附，授整仪尉之职。乾隆三十年(1765)，授伊犁领队大臣，参与征讨乌什乱回和中缅战争，升职为宁古塔副都统。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发动叛乱。大小金川二水都是大渡河的上游，地处四川

西北部，因临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该地居民都信奉喇嘛教，属于藏族的一支。清军入关后，大小金川首领都来归附，清廷沿用明代的土司制度，即以大小金川酋长世袭罔替地担任当地的土官。土司名义上是清延命官，实际上完全是“自王其地”的独立王国，极易发生叛乱。早在乾隆即位初期，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即举兵反清，被清重兵所镇压。此次发动叛乱的是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和小金川首领僧格桑，他们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反清。乾隆帝急命明亮以护军统领衔辅佐四川总督阿桂出兵平叛。金川人擅长防御战术，建筑石碉，实行固守。结果明亮出师不利，大败而归。三十七年，乾隆帝另命阿桂等人领兵进击，阿桂令明亮为先锋，偷袭甲尔木，初尝胜果，夺得第一山梁。因地势高寒，未等军令明亮便引兵而还。阿桂大怒，降其为二等侍卫。明亮带罪立功，连克噶察、丹嘉诸寨，与阿桂大军在僧格松会师。大军继续渡河东进，围攻小金川首府美诺，激战一昼夜始克，僧格桑败逃大金川，小金川复定。明亮因功升为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八年初，清军乘胜移师大金川，分三路而入。温福出西路，丰升额出北路，明亮随阿桂

出南路。大金川叛军在当噶尔山设防，每隔 20里筑一座石碉，沿山共有 14座石碉，据险阻击。清军采取专攻石碉的战术，逐一攻打石碉，以致兵力分散。明亮虽奋战攻取第四、第五石碉，但并不能改变全军的窘境，双方相持达数月之久。清军劳师靡饷，阻险不前，西路温福军最先溃退，美诺等地再次沦陷。明亮被迫随从阿桂退驻翁古尔垄。十月，清军重整旗鼓，再次发兵，阿桂出西路，授明亮为定边右副将军，独率一军出南路，开始独挡一面。明亮顺河进军，连下得里、得木甲诸寨，复取僧格宗，所向披靡，最后与阿桂会师于美诺，小金川重新回到清军手中。明亮因功受赐御用黑狐冠。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明亮与阿桂商定进军路线，与叛军展开最后决战。明亮率军进至马奈，马奈

地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叛军城寨的天然屏障。明亮决定智取，派参赞大臣富德自骆驼沟出寨后夹攻，而自率大军于夜间展开正面强攻。在清军的两面夹击下，马奈叛军坚定二日后弃城逃循。明亮

遂命领队大臣奎林指挥渡河，攻取斯弟山梁木城两座，兵锋直指卡卡角。卡卡角是叛军的第二道屏障危峰连绵，依水而立，十分险要，叛军在隘口建立巨碉拒险死守。清军屡攻不下，被迫绕过巨碉转攻穆谷诸寨，寨中叛军拒守益力，奎林久攻未果，加之军中缺水，被迫退驻深嘉卜。于是，明亮先令兵士查找水源，命富德、奎林诸军回师休整，攻势停滞下来。稍得喘息之机的叛军发动反攻，把明亮诸军拦腰截断，成合围之势。明亮大惊，急令侍卫阿尔都冒险赴敌营纵火焚烧叛军哨卡，明亮得以率军破围而出，转攻正地。清军深入正地未遇叛军，明亮虑再次被围，未敢轻易冒进。明亮兵锋受挫，阿桂改令明亮与参赞大臣舒常合攻北路宜喜，并派参赞大臣海兰察策应。乾隆四

十年，明亮分兵十余路进攻宜喜，亲临前线督战，全军感奋，连克达尔图山石碉 15座，焚碉卡二百余。清军士气大振。于是，海兰察所部又回归西路阿桂指挥。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叛军，明亮上奏清廷要求挑选精锐与阿桂同攻西路，改变兵力分散、兵锋不锐的态势。乾隆未采纳明亮的建议，反而下诏谴责明亮进攻乏力。明亮被迫继续进击纳木迪，阿桂又遣驻美诺清军千余人助阵。明亮考虑叛军死守纳木迪，扎乌古防备必疏，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密令奎林由小道袭击扎乌古。结果，扎乌古周围二十余里碉卡皆为清军所占。纳木迪叛军无心恋战，焚寨逃走。明亮马不停蹄，进至碾占。碾占为乃当最高处，其北为阿尔占，南为甲杂，是进入大金川首府噶

拉依的最后一道难关。明亮首先攻占阿尔占，命士兵连夜缒下峭壁，扫平周围诸碉寨。进而围攻甲杂只留面水的一处缺口，围而不攻。叛军坚守未久，即自缺口处突围，明亮趁机强攻，叛军多堕水而死明亮军遂进逼大金川最后据点噶拉依。不久，阿桂西路军赶到，会师噶拉依，围困攻打。明亮上奏清廷已合围噶拉依。乾隆大喜，封明亮一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乾隆四十一年春，大金川首领索诺木率众二千余人出降。至此，大小金川叛乱平定。明亮以军功授成都将军总理边政。不久，班师回朝，乾隆帝亲自召见了明亮，赐与银币、鞍马，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三年，改授四川提督。随后清廷废除大小金川两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归四川省管辖。这就大大加强了大小金川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西南边防。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撒拉尔回族发动叛乱，进攻兰州。明亮率川兵自鞏昌入甘讨伐。乾隆

帝亲至军营视察，明亮前往进觐，改授乌鲁木齐都统。其时员外郎开泰在乌鲁木齐监禁，明亮命协领富通释放开泰，未奏明朝廷。乾隆四十八年，明亮改任伊犁将军，开泰害怕失去庇护，投水自尽。此事传至京师，乾隆帝大怒，下诏逮明亮至京师，判处绞刑待决。第二年，甘肃固原回族又发生叛乱，大学士阿桂出面请求释放明亮，赴甘平叛，得到允准。明亮不负使命，很快平息了叛乱，得授头等侍

卫，升镶红旗蒙古都统，后历任刑部尚书、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正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后因在黑龙江令兵士运貂贱卖被夺职，发配乌鲁木齐。乾隆六十年，贵州地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由于苗族地区在改土归

流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又由于清廷所派官吏对苗族人民的残酷统治。因此，乾隆六十年初，贵州苗民石柳邓被迫首先发动起义，湖北苗民石三保也积极响应。起义的苗民领袖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支持。新继位的嘉庆帝大为震惊，重新起用明亮为头等侍卫，署广州将军，率兵前往镇压。时湖广总督永保与苗民起义军队正激战于湖北孝感，明亮率兵 3500人驰援。明亮令大军埋伏于黄金庙，以小股部队攻打苗民营垒，诱敌进入埋伏圈。苗民起义军果然出城迎战，清军伏兵四起，起义军溃败城中，坚守待援。明亮采用焦土战术，令清军围城堆积木柴，纵火烧城。城内苗民纷纷突围，大多堕壕而死。大火整整烧了 3 天，明亮不费一枪一弹即攻入城内。明亮因之升轻车都尉世职。随即乘胜攻占钟祥，生擒张家瑞等起义将领；破养牛塘、刚息街诸隘，下平陇；围石陇，斩杀起义首领石柳邓，获其妻子。明亮被封二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在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四川、陕西一带又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其

教义长期以来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这时又提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农民向往得到土地，因而纷纷人教。这次农民发难，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湖北宜都人民首先举起义旗。接着，襄阳姚之富和女英雄王聪儿等起而响应，以襄阳为中心，不到两月，有众数万人随后四川东乡王三槐和达州徐天德等也相继而起，遂成燎原之势。这就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白莲教大起义。

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倾全力镇压，选派悍将加紧围剿。嘉庆二年，明亮被派往四川，会同四川总督宜绵进剿。明亮与宜绵会师后，转战皆捷，焚金峨寺，破石重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诸卡。起义军损失万余人，首领王三槐也中枪逃逸。明亮乘胜追击，在精忠寺战役中，俘获王三槐的母亲。四川白莲教起义受挫。姚之富、王聪儿闻讯后，自鄂入川，与王三槐诸军会合，共同迎击明亮。明亮集中精锐首先攻占姚之富据点开县南天洞，追击至大凉山。云阳义军首领高名贵来援。明亮

采取先打援兵的计策，与宜绵合力生擒高名贵，全歼其部。姚之富败死白帝城，明亮督师追至湖北宜昌。湖广总督景安派军增援，在清军两路夹击下，姚之富避入南漳山。明亮估计起义军将渡汉水北入河南，因此事先令总兵长春屯兵谷城设伏。起义军果然向北进攻，终被击溃。

起义军北渡未成，乃自房县入陕西境内。明亮紧追不舍，又斩杀义军六千余人。起义军到达紫阳后，为摆脱清军，决定分路行动，姚之富为一路，张汉潮、高均德为一路。明亮决定先围剿较弱的张汉潮一路，追击入汉中。嘉庆帝因此责怪明亮放走姚之富，命夺去其爵位及双眼花翎。姚之富趁机攻占城固、南郑，嘉庆帝愈加愤怒，下令夺去明亮所有职位，逮至京师问罪。但旋因军事孔急，便命明亮留军自效。明亮忍辱负重，转而追击姚之富部至郧西。起义军为郧西地主武装所扼，明亮加紧围攻义军进退两难，姚之富、王聪儿两人皆投崖而死，所部全军覆没。明亮又受赐花翎，领命进攻张汉潮路起义军。此后，张汉潮转入四川，重新组织万余人，与四川义军首领詹世爵、李槐坚持斗争。明亮督师追

击，在池子山战斗中，杀死詹世爵和李槐，张汉潮再次逃脱，败走南乡，后接连攻取西乡、石泉，稳住了阵脚。不久，又转入河南、陕西。明亮又被夺去花翎。嘉庆五年，为鼓舞士气，嘉庆帝授明亮为副都统、参赞大臣，勒保为经略大臣，赴汉中围攻张汉

潮余部。其时勒保弟永保因长期“剿匪”无功受降职处分，由总督降为陕西巡抚。永保嫉忌明亮军功显赫，此次明亮人陕作战，永保不预合作，按兵不动，致使张汉潮起义军驰骋陕西全境。嘉庆帝撤换勒保，改以明亮为将，升职为正红旗汉军都统。永保愈不给予支援，明亮奏劾永保久驻不进，而永保声称明亮为抢功禁止其移动军队，两人互相攻讦，致使陕西剿灭义军无尺寸之功。嘉庆不明真相，决定对两人一并处置。因明亮正与起义军激战，就下令先把永保逮至京师问罪。待明亮全歼张汉潮起义军，在回师途中，清廷下令逮捕明亮，判处死罪待决。翌年，嘉庆追念明亮前功，大赦其罪。授与蓝翎侍卫，命其赴湖北助陕甘总督松筠剿灭白莲教残

部。明亮先于石花街大胜义军，升为二等侍卫；接着又在远安镇大捷，又以五品衔授宜昌镇总兵。起义军欲西走陕，与陕西白莲教余部高二、马五会师。明亮坚守七星关，义军被迫折而向东，再败于朱家嘴，复向西转入四川。清廷命明亮追击入川，明亮认为应先歼灭高二、马五，使入川义军失去外援因而未入川追剿。嘉庆帝再次降明亮为蓝翎侍卫。不久，因明亮歼灭高二、马五所部义军，又升为三等侍卫。明亮回师湖北，连斩起义军余部将领徐添德、苟文明，至此湖北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下去。嘉庆八年，嘉庆帝念明亮年事已高，召还京师，授乌鲁木齐都统。次年，清廷终于把白莲教起义

镇压下去。嘉庆帝论功行赏，赐明亮一等男，升任兵部尚书。嘉庆十一年，进一等子。十五年，加太子少保，进三等伯。十六年，赐双眼花翎，协办大学士。二十三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太子太保。道光二年(1822)，明亮卒，享年 87岁。道光帝亲临奠礼，赐陀罗经被，谥号“文襄”。

董诰◎王虹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今杭州）人。董诰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73)进士，官至乾隆朝工部尚书。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命人懋勤殿（清朝皇帝读书和批阅奏章的地方）抄写《金字经》，为孝圣宪皇后（乾隆皇帝的母亲）祝寿。次年由于抄写《金字经》未能参加大考，因此乾隆帝给加恩进了一级。由于董诰工作勤奋，和他父亲一样擅长绘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喜爱。他历任江南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升为军机大臣，赐第西直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石峰堡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评功论赏，董诰被升为户部尚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的烈火被清扑灭，乾隆认为董诰工作十分勤奋，将董诰列入二十功臣之列，在紫光阁绘上他们的画像。乾隆帝亲自为董诰作赞： “旧例军务，多用清文。兹或用汉，绿营海滨。治于马上，亦颇效勤。堪同福将，阁表书勋。”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清政府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地区的入侵，董诰又被列入十五功臣之内，再一次画像于紫光阁。乾隆帝又作赞：“儒雅搢绅，本不识兵。枢机参久，习以尽职。地官掌职，度之是司。军储万里，调拨合宜。”董诰与和珅同为朝臣，而和珅在乾隆帝的宠信之下，排斥异己，权势很大。董诰在和珅的淫威之

下，排除困难，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一些事情。尽管董诰对和珅专权也不满，而且觉得和他共事很危险心中充满忧虑。当他在家乡为母亲服丧时，常在一室徘徊，有时用象笏敲击茶几，笏都敲裂了。但是他在政治上又表现得大智若愚。当时的人形容他上朝堂沿着石阶走，在室内绕着柱而行，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登基，但乾隆帝仍以太上皇身份训政。按惯例一些大臣要晋升，大学士朱硅是嘉庆帝的老师，当时在外任职。乾隆帝想召朱硅来京委以重任，辅助嘉庆帝。和珅对此多次加以阻拦，于是乾隆帝对他讲： “师傅的职责就是提出好的建议和忠告，制度本是如此，这个你就不懂了。”接着就任命朱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嘉庆帝就作诗对老师表示祝贺，诗稿还未完，和珅就拿着诗稿对乾隆说： “这就是未来的皇帝想施恩给老师以换取老师的好感吗？”乾隆帝一听当时就变了脸色，他看着董诰说： “你在军机处和刑部工作的时间也长了，按照规定，师傅的职责应如何解释？”董诰伏地叩头说： “圣明的君主无过分之言。”言下之意乾隆帝的解释是对的。

乾隆帝听了以后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身为大臣要为我好好地以礼辅佐未来的皇上。”于是下命令让朱硅仍留任两广总督。当时在朝大臣因为董诰表示和和珅不一样的意见，吓得都变了颜色董诰却从容自若，写好皇帝的命令后就退朝了。可见董诰讲话的技巧非同一般，用意之深，非一般大臣所能及。当时大学士的职位空缺了很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乾隆帝认为资格较老的大臣当中，刘墉遇事圆滑，彭元瑞因处事不当正在受罚，纪昀读书多但不明理，只有董诰工作勤勉。故嘉庆元年(1796)越级提拔董诰为东阁大学士，总管礼部，兼管户部。而且还要求宣扬此事，使刘、彭、纪三人感到惭愧，以此激励他们。次年，董诰的母亲去世，乾隆帝特赐其用“陀罗经被”（一种绣有藏文佛经的白缎。清制：只有死去的皇族和死于京师的王公大臣才享有使用陀罗经被的待遇），并派驸马丰升殷德前去祭奠。董诰依照规定回家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正旺，朝廷需要用人，乾隆皇帝一见大臣就问： “董诰什么时候回来呀？”嘉庆三年(1798)董诰回到京城，向皇帝谢恩。和珅就封锁消息不让乾隆帝知道，碰巧乾隆帝出宫，董诰就在路旁迎候，太上皇见后，非常高兴。因为董诰服丧期未满，乾隆让他暂时代理刑部尚书，专管秋审和军营之事。乾隆帝为董诰解释说，这不是有意违反规定，因为急需用人，不得已才这样。可见乾隆帝之器重董诰。嘉庆时期，董诰更是受到重用，宠信日增，并且上及其父，下及其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

死，嘉庆帝命他总理乾隆帝的葬礼，历任军机大臣、太子太保、 《世宗实录》总裁，后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九月命董诰题写乾隆帝的牌位，加封为太子太傅，赏黑狐毛外套一件。嘉庆七年(1802)，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在清廷重重围剿之下，渐渐熄灭。嘉庆帝为自己完成了乾隆帝未尽之志而高兴，于是对各部大臣加封进级。董诰被授于骑都尉世职。董诰的长子董淇，因为父亲的关系，从户部员外郎升为郎中。董淇死后，董诰的次子董淳又从候补员外郎升为郎中。董诰的父亲董邦达过去没有列入贤良祠，因为董诰的功劳，嘉庆帝下命列入贤良祠。这些都是嘉庆帝对董诰勤奋工作，忠心耿耿的一种奖励。嘉庆十四年(1809)是嘉庆帝 50 大寿，适逢董诰 70岁生日，于是封董诰为太子太师。嘉庆帝还书写了“赞枢锡庆”的匾额送给他，并作诗称赞他： “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圣人早鉴才猷傅，硕彦今资辅弼贤。大衍岁逢古稀记，期颐瑞合入旬年。浙江二老同黄阁，寿算绵长福履延。”表达了嘉庆帝对董诰工作才能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希望董诰能长寿的愿望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到东陵祭祖，董诰随行，在路途中突然听到报告，说天理教徒林清率众攻入宫中。随从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等大军调来后，嘉庆帝再回京城。董诰却说这只是一个骚乱，我们只管入城，等我们走到时，那些造反的人肯定被官兵抓获了。嘉庆帝听从了董诰的建议。第二天走到北京郊区时，果然提督英和率军镇压了林清起义，已来迎候皇帝了。董诰在这次事件

中，头脑冷静，分析准确，又被记了一功。事后嘉庆帝想全面镇压信教者，董诰认为烧香求福是老百姓无知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只应镇压那些造反的人。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因老病请求退休，嘉庆帝下诏书安慰他_番，请他留下来继续效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病重，再次请求退休，嘉庆帝命令他以太子太保、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仍可领取全额俸禄。是年十月，董诰病死，终年 79岁，谥“文恭”，追认为太子太傅，人祀贤良祠。嘉庆帝亲自去悼念，赏给二千两银子治丧，还提拔董淳为四品官，他还亲自作诗表示追念之情，诗是这样写的： “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骑箕仙苑九秋杪，染翰枢廷四十年。自有文章传子姪，绝无货币置庄田。亲临邸第椒浆奠，哀挽荩臣考泽宣。”并命令侍郎姚文田将诗传至董家，而且要刻在墓碑上。董诰除了工作勤奋，比较突出的还有“绝无货币置庄田”。董诰过去曾在四川任过职，当时四川

盛行以歌妓陪酒取乐，对于这种奢华之风，董诰坚决抵制。他自己不做，也要求部下不要做。一次四川总督宴请董诰，他已经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歌妓之声音，回头就走。总督得知后，只好撤去歌妓，董诰才回来。董诰在清廷做官 40 余年，只有两所房子，都是皇帝赐给的，到死时家中无多余财产，原籍也没有田宅，住处俭朴清贫。在和珅大肆贪污、败坏风气的年代里，董诰能够安于清贫，确实不易。董诰以其文章、绘画受到二朝皇帝的喜爱，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有不少与此有关。在乾隆时代，他

任过《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承办《四库全书会要》。辑录过《满洲源流考》。在太学修改删定《石经》。任过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时代，任过实录馆总裁，前后八年（1799-1807）监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任过国史馆正总裁，顺天乡正考官，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善于书法、绘画，晚年时每天上朝回来，坐于家中就在一粒芸麻上写上“天下太平”4个字。他的绘画作品有不少乾隆帝、嘉庆帝都写过题跋，这些画均收入《石渠宝笈》。董诰为官一生，真正是“二朝知遇一身肩”，他对清廷尽忠尽职，勤奋工作，而且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事件，他做官 40年却不置田宅。他才华横溢，诗、画、文章无所不能。所以董诰可以称作是嘉庆时期的名相了。

福长安◎吴元玫

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傅恒，为乾隆孝贤纯皇后之弟。傅恒有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父子五人历任高官，是当时统治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傅恒曾经经营金川和缅甸军务，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封一等公。傅恒入值军机处 23

年，侍从乾隆左右，以勤慎得宠眷。福灵安，驸马，在准噶尔之役中立过功，做过云骑尉、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云南永北镇总兵等职。福隆安尚玄宗之女和嘉公主，充任御前侍卫，后升任工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福康安一生政绩很多，曾任武英殿大学士、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嘉庆元年

(1795)，因为平定回民之乱立首功，赠贝子衔。福康安死后，追赠郡王衔，配享太庙。福长安，最初做蓝翎侍卫，后来升任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直属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福长安受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此后升任户部尚书。当时，福长安、福康

安、福隆安同时在军机处人值，兼领户、兵、工三部，势炎倾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了天地会首领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林爽文被推为顺天盟主大元帅，

率起义军迅速攻占彰化、诸罗（今嘉义）、凤山（今高雄）等县，又围攻台府城（今台南）。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授福康安为将军赴台，又陆续增调军队 10万人，镇压林爽文起义。

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乾隆帝下诏，在台湾战事中的有功之臣画像于紫光阁。在 20位获此殊遇的大臣中，福长安位列第六。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尼泊尔）封建主在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唆使下，大举入侵我国西藏。

进犯日喀则，掠劫扎什布寺，残害藏族人民。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派大将军福康安等率满、汉、藏、索伦等族军队万余人人藏征讨侵略者，福长安留在京师，筹措军饷，调拨财物。平定廓尔喀之后，乾隆帝再次命功臣画像于紫光阁，福长安是 15个功臣之一。乾隆帝退位，嘉庆帝对福长安的宠遇不减。嘉庆三年(1798)，白莲教首领王三槐聚众起义，屡败清军，后来王三槐被俘处死，福长安以值军

机处得以封侯。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即乾隆帝）病死，嘉庆帝开始亲政。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珅，久持政柄，弄权作福，因善伺乾隆意，虽积怨满朝，却无人敢言。嘉庆帝未登极前就深知和珅之奸，即位后，有太上皇在，一直隐忍未发。乾隆帝一死，给事中王念孙首先弹劾和珅的不法行为，正中嘉庆帝心怀。初八，嘉庆帝下令革去和珅官职，下狱治罪。这就是有名的“和珅案”。和珅案发后，追究其同党，牵连最大的是户部尚书福长安。和珅得宠于乾隆帝，权势熏天。他每天上班入朝，文武大员都要伺立两旁，夹道迎送。户部尚书

福长安也慑于和珅的权势，派人登和珅府，进行一番奉迎。和珅对他也另眼看待，因而双方过从甚密。和珅最大爱好是榨取钱财和收受贿赂，就连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不得不把前门外两

所铺面房送给他。给他送银子几百两至两千余两的人名，他自己根本记不清。和珅聚敛财物，而户部掌管钱财，奏销钱粮、河工、军费时，要交所谓“部费”。另外，河工、军需、灾赈、城工等方面，可以以各种名目勒索牟利。身为户部尚书的福长安对和珅的贪污行径知而不报，甚至帮其隐匿。当然福长安得到了和珅给他的“酬谢”。和珅获罪，福长安也被籍没家产，夺黜爵位，逮捕入狱。吏部大臣们商议按朋党罪判福长安立斩。

嘉庆帝恐此案牵涉过广，使人人自危，不利于稳定政局，便宣谕廷臣：“凡是被和珅荐举及奔走和珅之府的，概不深究，盼其知过必改，好自为之。”下令将福长安由立斩改为斩监候。

正月十八日，赐和珅自尽，福长安被押往狱中跪视和珅行刑。一幅白凌结束了和珅贪欲无厌的一生，真所谓“一息尚存千般用，两眼朝天万事休”。目睹此情景，福长安又悔又怕。

事后，福长安被发往裕陵（清东陵），充当供茶拜唐阿（拜唐阿，满语，执事人）。很快又迁为员外郎。嘉庆六年(1801)，福长安因为上奏请求回京，被夺去员外郎，发往盛京军营。很快，从骁骑校多

次升迁，先任围场总管，又为马兰镇（今属陕西）总兵，再充任右北口（今陕西长安西北）提督。此后，福长安又多次被贬官。嘉庆二十一年(1816)，福长安被授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嘉庆二十二年(1817)病死。

王杰◎徐晓青

乾隆二十六年(1761)，出身于满洲正黄旗的将军兆惠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叛乱后凯旋回京。乾隆帝命他为殿试的“读卷官”，兆惠说他不习汉文，乾隆道： “读卷都用圈点为标志，圈多的便是上乘佳作。”兆惠一听，欣然从命。原来，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科举考试，但皇帝本人并不阅卷，派几名大臣充任“读卷官”，由他

们阅卷，定出名次，将前十名进呈皇帝御批。 “读卷官”们阅卷，用 0、△、．、I、×（即圈、尖、点、直、叉）五个符号代表五个等级。

每人先阅分得的卷子，然后互相传阅，叫作“转桌”。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在太和殿开考。二十二、二十三两天，兆惠等“读卷官”在文华殿阅卷。阅毕，

兆惠逐卷数圈，有份卷子 9个圈，是最多的，遂以此卷为第一，又定出其余诸卷的名次，将前 10名进呈乾隆皇帝。乾隆审查前 10名卷子，觉得第三名卷子的字体很熟悉。他想起来了，这人叫王杰，韩城（今属

陕西）人，做过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的幕僚，替他们缮写奏疏，人品很好。乾隆帝遂以王杰为第一，将“读卷官”列为第一的卷子贬为第三。折封后，第一名果然是王杰，而那被贬的第三名，是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赵翼。王杰，字伟人。自幼好学，醉心理学，曾随武功（今属陕西）人孙景烈研习濂、洛、关、闽之学。

他参加 12年一次的拔贡考选，顺利入选，授蓝田（今属陕西）教谕（官名，县的教官）。还未上任，父亲病死，除官服丧。家里一贫如洗，王杰靠代人缮写书信奉养母亲。丧服期满，他投身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门下，尹、陈对他很是器重。他是清代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陕西籍状元。四月二十四日，太和殿宣布及第者名次，乾隆帝第一次看见王杰，只见他身材适中，风度凛然，

很是喜爱，特赐诗一首。按惯例，王杰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在乾清官西南，也称“南斋”，掌管皇上

御用的文词书画。他的官位不断升迁，数年间便至内阁学士，这是个从二品、掌传达诏命及章奏的要职。

乾隆三十九年( 1774)，迂刑部侍郎，调任吏部侍郎。后擢左都御史，主司监察。乾隆四十八年，老母去世，王杰辞官回家服丧，乾隆帝遣使去韩城，委任他为兵部尚书。乾隆帝南巡，王杰赶赴行在（皇上临时住的地方）谢主龙恩。乾隆帝道： “你来了很好。君臣久

别，应知朕想念你。你是个儒生，朕应让你尽孝，服完三年丧。”丧服期满，还朝，擢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加太子

太保衔。当时，和珅专权，炙手可热，朝臣无不侧目，唯王杰不买和珅的账，和珅很是气恼。但王杰也为

乾隆帝宠爱，和珅虽然恼怒，却拿他无可奈何。见硬的不行，和珅便来软的，和王杰套近乎。一天，朝臣议论完军国大事，王杰像往常一样，默然独坐。和珅走过来，拉着王杰的手说： “状

元宰相的手，果然好，真柔和。”王杰正色道： “王杰的手虽好，仅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和珅贪财，闻言愤然。乾隆六十年( 1795)，已 84岁的乾隆帝禅位于儿子爱新觉罗·颙琰，自己去做太上皇。颙琰继位，

年号“嘉庆”。就在嘉庆帝即位这年，王杰上疏，说他患有足疾，行走不便，请免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

管理礼部事务的官职。嘉庆帝允准。但每逢有大事，嘉庆帝定要征求王杰意见，王杰也不时上疏，陈述他对军国大政的看法。嘉庆二年( 1797)，嘉庆皇帝下诏，要王杰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王杰腿脚不好，嘉庆帝特许他不

必在军机处值班。嘉庆四年，年 88岁的乾隆帝寿终正寝。他去世的第二天，嘉庆帝就查办了和珅，凡是与和珅相

勾结的人都受到惩处。王杰疾恶和珅，天下皆知，嘉庆帝更加器重他，擢他为首辅。王杰身居高位，处处以国事为重，清正廉洁，竭诚事主，嘉庆帝很是赞赏。嘉庆五年( 1800)，王杰以年老体弱为由，上书辞官。嘉庆帝下诏慰问挽留，特许他扶杖入朝。

嘉庆七年，王杰再次上书，固请辞官。嘉庆帝诏准，授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享受原俸。嘉庆八年春王杰临别上书言二事：整饬吏治，整顿驿站。他说当务之急，莫大于这两桩事。嘉庆帝觉得王杰所言极是，高兴地接受了，特赐王杰乾隆帝御用的玉鸠杖，还做了一首诗送给他，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当时人都说这诗足以概括王杰的一生。王杰携妻回了韩城老家。这年，王杰夫妇年皆 79岁。

王杰虽然走了，但嘉庆帝没有忘记这个有大功于社稷的两朝重臣，每逢岁时节日，都颁赐礼物给他。王杰虽告老还乡，但时常上疏陈述他对军国大政的看法。嘉庆帝接到王杰的奏疏，都是亲自批复用语如同家人一般。第二年，即嘉庆九年( 1804)，王杰夫妇满 80岁。嘉庆帝命陕西巡抚方维甸带着御赐的诗、额、

珍宝，在王杰生日那天去王杰府上祝寿。王杰受此大礼，赴京师谢恩，他年岁已高，旅行数千里，到京师就病了，次年正月，病死于北京。嘉庆帝闻奏大为悲伤，赐金助办丧事，赠太子太师衔，入祀贤良祠，谥日”文端”。

松筠◎马章安 左海荣

清朝康雍乾盛世时，国势强大，周边臣服。自乾隆中期开始，政治危机四伏，吏治腐败，贪污受贿，怠惰偷安，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松筠生逢其时，然而近墨不黑，是当时少有的清正廉洁、勤于职守的官员之一。松筠，字湘甫，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历任边疆要职，熟悉边情，著有《新疆识略》、《绥

服纪略》、《西藏巡边记》等。为官一生清廉正勤、忠心为国，但是皇帝对他信任不专，屡起屡蹶。一

松筠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入仕，以翻译生员授理蕃院笔帖式。乾隆四十年(1775)，充军机章京。其聪明才智为皇帝所赏识，几次迁升至银库员外郎，成为第一位掌管银库的蒙古司员。乾隆四十八年(1783)，京官统一考核，位列一等，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赏戴花翎。次年调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赏穿黄马褂。俄罗斯与我国接壤，自清初开关互市后，贸易纠纷一直不断。乾隆五十年(1785)，俄国的布哩雅

特人抢掠库伦的商货，俄国政府不仅没有交出罪犯，而且还草率地处以罚款，流放了事。乾隆大怒，传檄下诏停止贸易，松筠奉命前往库伦（今蒙古国境内），立即闭关，边境戒严，为了有效地对付俄罗斯的骚扰，松筠在边境线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哨卡，驻兵日夜巡逻，规定有事点火为号。俄罗斯人无隙可乘，很长的时间里相安无事。松筠守边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原则，深合乾隆“不卑不亢，以符

国体”旨意。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库伦官马跑入俄境内，俄罗斯专门派人送还。松筠传示各卡，今后若有俄国牲畜误入我境，也一律送还。没过多长时间，哨卡巡逻兵遭俄人杀害，松筠亲自到边境线交涉，立即诛杀交出的罪犯。正是由于松筠气度不凡、果断干脆，敢做敢为，俄国慑于中国的国威其“霸气”才收敛了一些。土尔扈特原属我国，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归入俄版图，乾隆初不堪沙俄的压迫，在其首领的

率领下回归祖国。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迷路走入哈萨克，遣返后，声称受俄入诱骗，受命策动土尔扈特叛乱。乾隆帝大吃一惊，命松筠清查，务必要水落石出。经过多方查证，萨迈林说法全不符实，俄人也极力保证：不会与中国为敌，态度十分谦恭，并请求开关互市，以表诚意。乾隆帝经过慎重考虑

将萨迈林绳之以法，同时允许开关，命松筠一手办理。鉴于以前纠纷不断，乾隆五十七年(1792)，松筠同俄人签订了有关贸易章程，为后来的经济来往提供了保障。前后历经八年，双方贸易终于走上了正轨。乾隆中期，国势由盛转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为了扩大对中国的贸易，

派高级使臣访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马戛尔尼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在热河呈递了奏文，奉献了礼品，回京以后提出了六项无理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扩大贸易，增加天津、宁波海口通商，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经商，并请占用珠山附近的一个海岛贮存货物等。乾隆帝勃然大怒，严辞拒绝。马戛尔尼面带沮丧，提出回国，双方不欢而散。乾隆命松筠沿途护送，意在弹压，以免英人无事生非。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外国人打交道，很难掌握分寸，乾隆帝指示：不卑不亢，以符国体。松筠一行乘船顺流而下，两岸风光尽入眼底，中国大地物阜民丰、国泰民安。英人知感知畏，认为中国不可欺，没敢再提出任何要求，松筠圆满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嘉庆四年( 1799)二月，松筠任陕甘总督，当时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这除去起义军方面的骁勇善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同清军的腐败堕落有关：士兵敲榨百姓，抢掠财物成风；将领侵吞军饷，贪功冒领现象屡见不鲜。松筠到了军中，立即将西安军需局迁移到汉中，亲自监督清查旧款，制订严格的报账审核制度，登记造册，按月分发。惩罚了一大批贪功领赏的将领，又暗地里查访诸将优劣，撤去指挥不力的统兵大员，保奏额勒登保、德楞泰带兵。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松筠下令：对立功的乡勇、团练同正规军一样封赏进职，对阵亡者造册抚恤。又告示义军：弃甲倒戈者，不究前隙；擒获义军首领归顺的，封官进爵；临阵退出或自行逃散的士兵，放归故里，由政府安排生活。经过上述一系列整顿治理措施，起义军的势力开始削弱，官军战斗力加强，为镇压起义奠定了基础。随着清朝疆域广大，因对一些区域划分不当，以致控制不力。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松筠为了稳

固这一地区的统治，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规划川、陕、楚一带，把兴汉镇和附近的重镇汉中合并；汉中协迁到西乡；四川要地宁羌增设协；兴安镇改为协，派驻军队，与潼关协相呼应；在四川偏远的五郎一带设协，划归距离较近的西安将军管辖；四川总督府移驻达州。经过重新规划的陕、川、甘三省声势相援，有利于长治久安。嘉庆五年(1800)正月，松筠调任伊犁将军。伊犁地处偏远边疆，地广人稀，大片良田闲置。自乾

隆中期下令实行屯田，至乾隆末年，虽然多次下旨，历任将军都以缺乏水源、不足以灌溉为由推托。松筠到任后，倾心尽力，不辞劳苦，亲率开沟挖渠，引水蓄水，迤逦数十里，场面声势浩大。在没有

积水和水源的地方，多方寻找泉源，疏引支流，开垦荒地十二万亩左右，修建了两座城池。收获的粮食供应军需，减少政府的开支，加强了对伊犁的有效统治。清朝入关以来，八旗兵驻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清政府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嘉庆帝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由国家拨给土地，将一批闲散旗人送到地广人稀的关外谋生。松筠被派往吉林盛京一带勘查，具体筹办移驻宗室房地事宜。经过两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的操劳，松筠在小东门附近建 70所房屋，开垦了周围的 10 余万亩荒地，同时整理了一份资料上奏：西厂大凌河东面，可耕地约 3000顷，可移驻 2000 余户；东厂周围数百里内，地多积水，若相地开河，可得数千顷沃壤；新武台边门外长六七十里宽三四十里的狭长地带是优良的天然牧场。由于松筠对开发我国的边疆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返京以后被授官军机大臣，管理理蕃院事务。

二清朝时，京城官员每年所需的 400万石粮食全部由漕运供给，漕运的顺利在于治河的成功，所以

当时朝廷倾注在兴修水利上的心血不计其数，拨专款，遣专人，以巡防修复河务。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松筠调任两江总督。江南河道马港口一带一年前地势下陷，河口淤塞，

阻断漕运。次年二月，松筠同江南河道总督吴璥一起勘查旧海口，制订具体计划，征集大批民工，开挖疏通。松筠亲临现场监督指挥，治河工程十分艰巨，进展非常缓慢。松筠接受当地人王勋的建议，制造了疏沙器具，其形状像耙，有四五十个铁齿，以坚木作架子，固定在船尾，随船前进，果然速度加快了很多，原先只有一尺来深的水变成了三四尺深，河中间竟有七八尺。军船开始通行无阻。漕船下水后，因体积庞大屡屡受阻。松筠建议改造漕船，改造后的漕船体积减小，重量减轻，对水深尺度的要求降低了很多。松筠也曾参与治理运河的事宜。那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任吉林将军的松筠奉命查办湖

北荆州税务，路过河南卫辉，正值连天阴雨，卫河水骤然上升数丈，溢出河堤，造成水灾。松筠同河道总督一起组织民工修复了堤坝。是官三分贪，乾隆中后期尤其严重。在乾隆帝的大红人和珅带领下，官场贪污之风盛行。后来嘉

庆铲除和珅，虽然震动了贪官污吏，但实质上却没改变多少。还是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松筠临危受命，首先是治理贪污腐化、冒功侵饷，处理了一大批从中做手脚的将领。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两江总督百龄弹劾江南河道总督陈凤翔玩忽职守、贪污腐化。陈凤翔陈述盐巡道朱尔赓额、百龄等人弄虚作假、上报节省银两不实，松筠受命前去调查，结果陈凤翔、百龄被撤职，朱尔赓额遣戍，并没收其贪污财产。

松筠经营俄罗斯事务期间，曾借款设办哨卡。嘉庆四年(1799)，松筠调京，临行前特意交待请求从俸禄中扣除所借银两，这在贪污搜刮之风盛行的当时尚能如此清廉，实属难得。所以，嘉庆亲政后松筠被调京任户部尚书。

三松筠认为：立法之严，贵在行法之速；先行正法，亦无不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从己意出发，

刚愎任性，屡次冒犯龙颜，多次受到处分。早在库伦办事期间，因一名哨兵被俄罗斯人杀害，松筠将两名罪犯就地正法，留下一人为证，奏

报上传，乾隆责怪松筠行事草率，命革去侍郎、副都统职务，拔去花翎，以四品顶带继续留库伦带罪效力。松筠并没有接受教训。嘉庆帝刚刚亲政，白莲教起义正旺，松筠奉命查办领兵大臣明亮、庆成、

兴肇互相推诿扯皮一案。在查办过程中，明亮立了大功，松筠自以为是，将明亮以功折罪，官复原职然后上报。嘉庆帝大怒，指出，所有任免应恩出皇上，非臣子所妄干，松筠所为皆为擅权。结果松筠被革去太子少保衔和御前侍卫，拔去花翎。嘉庆五年(1800)四月，松筠入京觐见，再一次请求废除有关私盐、私铸的禁令，被嘉庆帝当面呵

斥，痛责松筠不明政理： “律有明禁，祖宗定例，岂能轻易更张，至国家泉币之权操之自下，隳纪纲而弛法度，莫此为甚。’嘉庆九年(1804)六月，伊犁人郝镜杀害贵勒赫，自行投首，松筠查明后，即判死刑。嘉庆责怪松

筠用刑过严，并以此晓谕众官：今后若有类似者，不必从重立决。松筠并未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奉行快刀斩乱麻原则。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塔尔巴哈台蒲大芳等三十人聚谋“不轨”，松筠闻知，密遣领队大臣色尔衮带兵前往，以巡查金厂为名，将其一网打尽，连涉嫌人马友元、王文龙等 169人也被松筠设骗于途中全部截杀。嘉庆帝严责松筠办理草率，未经查证便以刑示人，有失政体，令下部严议。嘉庆二十二年(1817)．松筠已年过六十，任性如昔，多次请求将来年恭谒祖陵典礼缓后举行。恭

谒祖陵是皇家大事，岂能轻易更张？嘉庆将松筠革职留任，后又调离京城，任绥远将军。嘉庆二十五年(1820)，兵部丢失行印，追查到松筠头上，降为山海关副都统。真是祸不单行！吏

部又查出松筠任盛京将军期间，审案草率以致造成冤案，再降为本旗骁骑校。

道光二年(1822)六月，理蕃院收到来自乌里雅苏台的奏折，陈述贸易纠纷一事。松筠自以为有经验，索取奏折肆意删改批复，理蕃院尚书禧恩弹劾松筠，道光也斥责他专权恣横，胆大妄为，命革去大学士、军机大臣职，降六部员外郎，在上书房翻译谙达上行走。松筠奔波劳碌一生，边功卓著，忠心为国，最终却以都统衔致仕。道光十五年(1835)，卒，终年

82岁，赐祭葬，谥号“文清”，人祀伊犁名宦祠。

沈初◎段春娟

浙江平湖风光宜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谓灵秀钟于此，沈初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从小机敏过人，聪明好学，在那一带颇有名气。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到南方巡察，同时进行了一次考试，沈初以绝对优势压倒众人，被

乾隆帝赐为举人，任命为内阁中书。二十八年，全国进士科考试，沈初高中榜眼，授职编修。4年以后，他受命到懋勤殿任职，受命写祝词为孝盛宪皇后祝寿，不久，又当了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三十三年四月，沈初协助皇帝进行翰詹等官职的考试，由于他学问广博，办事稳妥，态度严

肃，颇受皇帝赞许，有一次皇帝下诏书说： “编修沈初，博学多才，因内阁总是事务太多，忙于操持，无暇参加统一考试，正因于此，仍然赐加一级官职。”年底，又提升为侍讲。三十四年八月，沈初生母故去，悲痛至极，在家服丧一年之久，之后，仍然在懋勤殿任职。他工作期间，任劳任怨，成绩斐然，皇帝又下诏书说：“以往廷内候补人员，按照惯例享受不到官俸，在内廷奔忙服务的人员，即使没有得到官职，也应准时支付官俸，以便让他们膳食有保障。这样候补侍读沈初因为在廷内工作繁忙又加恩一等，享受到官俸。”三十六年六月，沈初到南书房任职，不久又提升为河南学政，因为祖母去世，他没有去上任，三

年丧满之后，仍然在南书房任职。后任右春坊右庶子，依然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到了四十年正月，任命为侍讲学士，接着又升为侍读学士。年底，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一年之后正式担任詹事，充当礼部右侍郎之后，又成为《四库全书》馆的副总裁。

四十二年，沈初又被任命为福建学政。四十四年，父亲逝去，他服丧一年后，接受任职，升为兵部右侍郎，还在南书房司职。四十六年，又充当为三通馆的副总裁。本年三月，又担任会考的主考官主持全国重要的考试。沈初是一个孝子，工作期间，得知养母病重，便请假回家探亲，悉心照顾。后来，又请求为养母送终，得到皇帝的允许。养母病情日渐加重，一年之后，谢世。沈初在家服丧，到五十年五月，接任兵部右侍郎。八月份，又成为顺天学政。五十一年九月，沈初到江苏任学政，第二年，转为兵部右侍郎。在江苏任职时，他严以律己，以

身作则，为时人所折服，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有一次，他上奏皇帝，说了一件事：臣在视察松江之时，正好赶上人们通过运河交纳粮食，有几个生监从中舞弊，将劣米拿来上交，查出以后，臣便将他

们公布于众，并送交有关部门严加制裁。不久又听说，在江阴有个生监在仓库房那儿与书役闹事，臣便命人去查明详情，原来是这样的：生员杨大绪不肯将米筛扬干净，便送来上交，以致引起争执。臣将他交来的米细细验证，发现果然不纯净，于是命令他重新筛扬干净再交过来，当时与书役争吵的有生监吴柏、生员吴昆，臣当即革除他们的职务，并告知各生监，不要仿效他们，否则后果自负，这样做杀一儆百，交粮风气大有好转。”此事足可见沈初对待工作之严肃认真，赢得了乾隆皇帝的信任。五十四年，沈初自江苏返回京都，这时他的官职是经筵讲官，并临时担任礼部左侍郎，四月份，

担任殿试读卷官，审阅卷子。3个月以后，调为吏部右侍郎，接着又受命为万寿典总裁。在五十六年一年之内，他先是受命批阅翰詹等官职考试的卷子；接着又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十一月份，皇帝为了将蒋衡进献的手抄本《十三经》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之内，以期望永久保存，便下诏书命令沈初来校勘，沈初学问之丰厚由此可见。身陷宦海，升沉浮降，世事难料。五十七年八月，沈初又被任命为江西学政，两年后提拔为吏部

左侍郎。在六十年六月的一次考试中，江苏拔贡程桂芳成绩低劣，没有过关，皇帝追查下来，得知由于沈初当年负责拔贡的人选时，一时疏漏，造成选才不精，沈初因此被降官一等，调往他处。后来皇帝又下诏书，令他停职留任，当年十月便返回京都，继续于南书房供职。后来在一次考试中，江西阜役的儿子焦模泰从中作鬼，找人替考，沈初没有查出，事情败露以后，乾隆皇帝大为不满，沈初受到处分，留学政之名，停职三年。嘉庆元年(1796)正月，为了庆祝新皇帝登极，在皇极殿大摆宴席，沈初与 1000多位老人就在此宴之列。嘉庆皇帝重新起用沈初，二月份便当了会试知贡举。四月份又担任殿试读卷官，这是他再任此职，可以看出嘉庆皇帝对他的赏识。六月便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嘉庆元年十月，沈初受命在军机处办事，处理一些军事要务，不久便成为兵部尚书。嘉庆二年三

月又转成吏部尚书。八月份调任户部尚书，仍兼吏部尚书之职。一身兼二职忙碌至极。虽然如此，沈初却兢兢业业，勤勉谨慎，努力将工作做好，在三年正月的京察过程中，受到嘉庆皇帝的肯定，又升了一级官职。嘉庆四年(1799)正月，皇帝下诏书给沈初，因其年迈体弱，让他退出军机处，接着奉命为紫禁城骑马，告别了多年任职工作的地方——南书房。二月充当实录馆副总裁。于三月一日与世长辞。沈初为官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讣告上如此说：“户部尚书沈初，在职多年，处理宫庭内

外的事务，勤勉慎重，清廉难得，今因病谢世，实令人痛惜。理应得到的抚恤费用，本部将详细查明上奏皇帝。他在任职期间的那些降职处分，一律免去。”然后皇帝赐沈初葬礼，十分隆重，并授其谥号“文恪”。

因沈初功高望重，恩及众人。他的两个儿子亦受到政府的接济，长子兰生，授官为户部额外主事 ；次子莲生，一改监生职务，成为捐纳监运使运判。

傅森◎窦小娟

站在景山上俯瞰紫禁城，可见它雄伟庄严、富丽华贵，重重殿阁，层层楼台，千门万户，气象堂皇，而那缭绕的紫烟，增加了它无限的神秘。它的庄严、肃穆、雄阔，透射着皇家尊严的不尽威力。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外面的百姓翘首了几代、几十代，终不知里面是如何的一片天地，即使那些高门显贵，坐惯软轻小轿、骑惯高头大马的，在这里也须下轿、下马。然而，他竟骑了马进来了，不下马兀自进来了！入天安门，经长长的御道，过午门、端门，到太

和门，看到了宽阔的广场，还有那座巍峨的大殿，一种无形的压力向他聚拢来了。他是一个满洲人，长得面白清秀，透着一股书生气，眉宇间却又带了满人的豪气。翻开清一代历史，得知他乃嘉庆年间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傅森。此时，嘉庆帝正要召见他，他心里异常的激动、紧张，夹着马的双腿微微有些颤抖，在料峭的春风中，额头竟也密密出了汗珠。

一傅森，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出身是非常高贵的。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将女真

人编为八个旗，即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其中黄、镶黄、白为上三旗，最为尊贵，一些王公大臣，贴身侍卫大多出自上三旗。清入主中原后，旗人就成了特殊阶层，享有种种特权。出身的高贵，给了傅森许多幸运，比如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比如能顺利地实现政治抱负，实现

“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他并不像他那个时代的多数的八旗子弟那样，种花养鸟，斗鸡豢狗，游手好闲。他少而聪异好学，勤奋读书。及至青年时代，更是孜孜以求，熟读汉学儒家书卷，成为一位博学多闻、妙笔生花的优雅儒生。同时，满族优良的传统，骑马、射箭、田猎，样样精通，真可谓文武双全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傅森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内阁中书，掌管宫中文件的起草、记录等。由

于他的文辞优雅，撰文敏捷，析理透彻，连连升迁，先后做内阁侍读，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专管敕命的传达及奏章诸事。官阶由原来从七品升到从二品。这一切都是自己辛勤努力的结果。他办事谨慎老练，勤勉稳健，熟知儒家治国经世之道。做内阁学士的几年，同皇上打得文字交道

多了，善于察言观行的乾隆深知傅森的优点，着意要提拔他，于五十六年(1791)授与他盛京工部侍郎职。

东北是满洲人的发祥地。清府在这里设置了三个特别行政区，即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派满洲官员进行管理，各辖区行政机构及官员设置一同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称将军，六部正职为尚书、副职为侍郎。这些较高的官职，一般都选用旗人中能力颇强，出类拔萃者担任。傅森以其才能任工部侍郎是绰绰有余的。他年轻，精力旺盛，办事认真负责，目光敏锐，头脑睿捷，观察问题全面细致，并且做事雷厉风行，有意见就直提，有问题马上就解决。上任不久，对永陵工程的修建，他上书皇上，细陈工程问题及解决办法。乾隆朝国力鼎盛，经济富裕，好大喜功的乾隆大大搞了一番建设，把北京城修了个遍，三山五园，

大内北海，处处留下他的印记。对于东北这块先世宝地，他也没有忘记，到了晚年，他决定重修先世之墓。他的祖宗肇祖、显祖、景祖长眠在盛京的永陵。由于多年风吹雨打已显得破旧了，乾隆拨巨资修葺。这个工程十分浩大，由盛京工部指定的四品官一员，配备八个助手，专职负责。傅森到任后，发现这个官员既管理永陵工程物料供应，又要负责盛京内的各项工程建设，这样两头忙，势必会出差错。傅森马上察看有关材料，立即查找到许多因考虑不周而出现的错误。经多方调查又得知专办此事的官员为了更多地捞取油水，宁可出错、两头忙，也不愿撒手放权。查清后，傅森立即上奏皇上，陈明原委，要求另派官员专负其责，专职此事，这样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皇帝看后，亦有同感，下旨允许。在乾隆一朝，傅森还没有充分施展他的才华，在人才济济的乾隆朝廷中，他还是个年轻经验不足

的小字辈，不过，他的才气，廉名已渐渐传播开了。经过多年的摔打，经验亦渐渐丰富，为以后匡主宁邦、经世治国打下了基础。

二乾隆六十年(1795)，文韬武略，威名显赫的乾隆声称自己不敢同祖上康熙 61年的在位年数相比，

禅位给他的儿子颙琰，在太和殿亲将御宝授与新帝嘉庆，自己做了太上皇。嘉庆帝做太子时，就听得傅森之名，很赏识他的才华，尊崇他的清廉，做皇帝后意欲提拔他。于

即位当年，调傅森入京，六月，命他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所谓“学习行走”是满语汉译的临时委任，在军机处熟悉情况之意。军机处始设于雍正帝时，是清府的最高决策机构，皇帝从亲信大臣中选有才能、有魄力者担任军机大臣，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议。嘉庆即位之初，乾隆虽高寿但仍精力旺盛，对朝政每事必问。为尊重父皇，嘉庆不愿在军机处人员上做调动，所以他只是临时委任傅森，很快又将他调出军机处，任仓场侍郎。

清定都北京，18 世纪，经康乾盛世，承平日久，城市迅速发展，人口逾百万。人口的增多，需要大量的口粮供应，但当时产粮富足区多在南方，这样为解决粮食问题，清府下大力气利用漕运南粮北调，在京设粮仓，置专门机构来管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一旦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北京官吏士兵将个个枵腹，人心慌乱，导致朝廷的涣散。但到嘉庆时，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成风，人人聚敛，上下交征。在仓场任职是一个有油水可捞的肥差，人人都削尖脑袋往里钻，钻进来就将利还本，大捞一把，却不把管理放在眼里心中，因此仓场屡次出事。嘉庆决心整治一下，他选准了为官清廉、颇具胆识的傅森。人们都是这样，自己正直清廉就容不得贪污收贿之举，所以走马上任，傅森就大刀阔斧，雷厉风

行地进行了改革，以阻塞官吏贪污营私之门。粮食的运输、贮藏、管理、稽察本应由户部同都察院联合行动才行。但是乾隆五十九年将二者分开，户部管粮，都察院管查，互不相扰，一直沿续至当时。这样负责检查的官员对粮食的贮存、发放数量、质量一概不知，只知照章办事。于是有人趁机钻空子以次充好，发放数量不够，挪移偷漏，私开粮店，谋取暴利。傅森经过仔细调查，掌握了这些情况，详细研究分析后，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将户部都察院负责此事的官员联合一处办公，做到互通信息，各司其职。他上书皇上，皇上大加赞赏，硃批同意。他大刀阔斧的整治，使营私贪污之风有所收敛，嘉庆帝赏其才魄，降旨授都察院左御史，接着又

做兵部尚书，时隔两月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真是一日三迂，平步青云哪。面对巨大的荣誉，傅森并不恃此自傲，沾沾自喜，而仍是一如既往，勤勤恳恳。他的才学，几乎

使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行家里手，管文书、笔润文类，条理清晰；管民政，井然有序，深得民心；做仓郎，锐意改革，惩治腐败；现在总理偌大个内务府，也是账目清晰，井然有序，办事周到。皇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这许多锻炼，有了丰富的办事经验，若能人军机，傅森可以独挡一面了，皇帝这样想着。于是在嘉庆三年(1798)十月，降旨，命傅森人军机处，同时赐紫禁城骑马。这种殊荣，一般大臣是不易得到的。紫禁城，这块朝廷重地，一般大臣人内，都不得骑马、坐轿。只有功臣、皇帝赏识之人才有可能允许骑马入内。今天，傅森得到了，但是，坐在马上的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和得意，相反一种无形的力量压着他，他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

上任后，他更多地留心庶务，处心积虑，匡主宁邦。他有一个心愿，想帮皇上把国家恢复到康乾盛世。但是许多局面已是不能凭他个人力量能扭转的了，封建制度在嘉庆这里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其实就是在乾隆后期，这种苗头已在滋长了，貌似强盛的社会潜伏着许多矛盾。官吏滥用职权，贪污成风，整个官僚机构开始腐败。到嘉庆，这种风气蔓延至军队当中，军纪废弛，人浮于事，各级军官只

知争功夺利，克扣军饷，对工作玩忽职守。军队中常出事，尤其是沿海各省水师，常年不出海，从不缉海盗。傅森决定抓抓这种事，于是认真查检了官员奏报，派人去军队中探视情况。结果发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代巡。本来出海巡察是总兵的职责，但由于积弊日久，总兵不把职责放在眼里自己懒得动就派其副将代替，结果副将又委推给参将，真是大懒支小懒，赶上小懒不动，就只好由士兵代行巡察。一件严肃的军事任务，在这里竟戏剧化成一个推列式，傅森气不打一处而来，立即采取措施严禁代巡，并上奏皇上，要求降旨谕告，以示严威。他说：“将官必须亲自出洋巡察，专负其职一旦沿海出事，唯将官是问，严禁代巡。”因为整军的事，傅森忙得焦头烂额，刚想休息一下，事又来了。盛京将军衙门没有经过朝廷同意，

擅自增添守戍的士兵，并以此向上级虚报数目，索取钱物。事情发生在祖宗之地，皇帝听后很气愤。因为傅森曾在盛京做官，所以皇上要求他亲自去查办这件事。傅森从北京急急赶往盛京，下车伊始，就现场办理，详查实情，谨慎而又严格地处理这桩案件。他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块土地养育了他的祖先，也养育了他。他希望它能蒸蒸日上，而不愿有半点不正之风玷污了它。所以处理这件事时，他比平时显得要严厉许多，盛京将军交部议处，同时严禁私添番役，将有关官吏，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毫不心慈手软。

办完案，他太疲惫了，心神交瘁。皇上特恩准他在盛京休养两天。现在他可以再亲近一下这块土地连同他的百姓了，当年他在这里为官时，百姓是爱戴他的。于是，他不顾疲劳，决定微服私访，察看民情，再替他的百姓办几件实事。一日，带了两名侍从，由寓所出门骑马挑担，三人分扮商人、挑夫，迤逦南行，行至不远，忽遇两人拦截，要缴纳过路费，方能通过放行。问起原委，两人均称是受奉天府尹恩朋之命。傅森眉头一皱，但没有发作，他叫随从给了钱，继续前行。打听得路人，知道这两个家伙在盛京道路沿途索费已好长时间了。傅森知道这是非法收税，了解情况之后，立即打道回府直奔奉天府而来，传见府尹恩朋。叫人抓获那俩人来，一对质，果真是恩朋家人。傅森一听，气不打一处而来，做为堂堂府尹竟干这种事，他把堂木摔得山响。随即，将三人同时治罪，在盛京枷号示众游街。并将此事上奏皇上，皇上亦赞同他的做法，很欣赏他的果断。立即赏傅森戴花翎，恩赏有加。清朝一代，康乾堪称盛世，大凡物极必反，极盛之时亦开始滑坡。到乾隆后期，吏治趋于腐败，

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开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在貌似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一股声势浩大的潜流，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星星之火几成燎原之势。终于在嘉庆元年，白莲教举起了反抗大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起义。嘉庆即位初始就碰到这种棘手的事情，很忧心，他夙思夜想，孜孜求治，想赶快平定义军。无奈军备废弛，军纪涣散，面对声势浩大、机动灵活的义军，清兵只有逃败的份。直到

五年(1800)仍是烽烟不熄。面对这种形势，皇上忧愤交加，寝食不安。一日，叫召见傅森，同他商议如何剿治。傅森看到了皇上焦虑的面容和期望的眼神，不由鼻子一酸，从御赐的侧座上站起来，坚毅地甩下马蹄袖，跪在皇帝面前，给皇上请了安，退出来。他决心拿成绩来替皇上减忧。这年七月，即那次召见之后的一个月，傅森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带将领兵，掌一方军事。他挑

选士兵强健者，加强训练，然后调往前方镇压义军。八月份，他手下的部将，在河南叶县擒获三阳教（白莲教一支）的重要首领刘之协。这使皇帝大为高兴。因为这件事经过大肆宣扬之后，壮大了清军的胆量，同时部分瓦解义军的斗志。为此皇上为傅森加军功一级。以后又多次向他询问“剿贼”事宜。嘉庆六年(1801)正月，过了年，该上花灯了。偌大的北京城，到了晚上，灯光辉煌，如同白昼一

般。家里人都去看灯了，傅森可没有这个闲心。他一个人在书房踱步，然后走到院子，又回书房，如此反复，边走边想着国家大事。一直转到了深夜，觉得有些冷，赶紧进屋。不想竟染了病，第二天没能起来，向皇上请假，皇上马上恩准，并派太医前来诊治，说是忧劳过度。吃了几剂药，终不见效，没有出去二月，就与世长辞了。他死后，皇帝感念他多年奉公克己，勤勉谨慎，忠心耿耿，为国操劳特赐给陀罗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