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澽水石桥

（资料图）

2017年6月22日/星期四文 史 责任编辑 刘亚 / 校对 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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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

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龙须沟》，是根据老舍先生的话剧本改编而成的。因写的是老北京的人和事，所以此中人物的对话里，出现不少北京方言，京腔京韵。如“嘎杂子”，就是此中的一个词。

北京电视台曾播放一个节目，《龙须沟》的主要演员，现场与北京观众见面，专谈“北京方言”。对于“嘎杂子”一词，他们说指的是：当时的游手好闲、寻衅闹事的“小混混”。

“嘎”的原意，是个象声字。《红楼梦》第三十五回：“不防廊下的鹦哥见黛玉来了，嘎地一声扑了下来。”

在北方方言中，“嘎”分明还有倔犟、顽皮的意思。如电影《小兵张嘎》中，少年张嘎，被人称作“张嘎子”“小嘎子”，便是一个佐证。

北京方言中的“嘎杂子”来由已久。

“‘嘎杂子’是老北京街面上的一个特殊团伙，其成员大多是流氓无产者。嘎杂子团伙和黑社会的区别，是黑社会的活动

‘犯法’，嘎杂子的活动特征是‘闹事’，而且在闹事的过程中，总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不触犯《大清律》的范围内”（方彪《京城百怪》）。

“嘎杂子”闹事的手段，主要是“讹”。如果让他们讹上了，就得破点儿钱财，但数量不会很大，即便受害人“报官”，处罚也是很轻的。

嘎杂子常说的是：“一不偷二不抢，就是到了南衙门、北衙门的大堂上，又能把我怎么样？”

“南衙门”是指刑部，“北衙门”是指步军统领衙门。

“嘎杂子”，以后就变成无赖、小混混、小流氓的代称。这个“嘎”字，也有了

“邪乎”“低劣”“逞强斗狠”的诸多意味，而“杂”，自然是指“芜杂”“杂乱”。

嘎杂子——旧语新说之九

开国少将余洪远是陕西省西乡县高川乡人，1907年生，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3月，余洪远随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他先后参加了嘉陵江、剑门关等诸多战役，并担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负责人。1935 年 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后，他们一面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做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为迎接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余洪远负责筹集军粮，为两支红军部队在懋功会师做好物资准备。

余洪远接受任务后，用最快速度组建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队，由 1 个工兵营开路，1个战斗团和总部警卫营掩护，即向懋功疾进。余洪远把筹粮队编成若干小组，深入各村寨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少数民族的好朋友”。各族群众很快消除了顾虑，运来大批粮食支援红军。余洪远则领导筹粮队如数付款，或用布匹、盐巴兑换，对土司富绅的粮食，由红军打了条子征借。

在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前，余洪远和征粮队历经艰辛，先后在中坝、懋功等地筹集900多万斤粮食和大量的食盐、豆瓣酱、腊肉等。6月15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

军赠送的这些东西，非常激动。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几天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实的物资补充和休整。

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余洪远，说粮食差不多够了，眼下急需再办几件事：一是给中央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指示余洪远要千方百计办好。第二天，余洪远就送去了酥油、骡马和毛驴。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坐骑。7头毛驴是买的土司家的好毛驴。董老、谢老等几位老人都非常满意，但徐特立舍不得骑，只用毛驴驮东西，自己跟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马送给了毛泽东。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朱德总司令路过马尔康，见到余洪远时赞扬说：

“搞了这么多东西，真是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呀！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都吃到你们搞的粮食，我还吃到你们从中坝带来的腊肉呢！”（《人民政协报》）

余洪远：长征“后勤干将”

刘荫枢（1637~1724年），字相斗，别号乔南，晚年又自号秉烛子，陕西韩城潭马村人，自幼聪颖好学，志向远大。

韩城是个多山、多水、多沟壑且交通不便的小县。县城南有一条澽水河，水深齐腰，终年不断，河上仅有一座浮桥。刘荫枢小时与伙伴们常在澽水河畔边割草边玩耍。看到因暴雨水涨桥断、行人被阻隔的情景，他说：“我将来要是干起了大事，先要在澽水河为韩城人造一座坚固的大桥。”

康熙八年（1669 年），刘荫枢考中举人，康熙十五年（1676 年）中进士，出任河南兰阳知县，后又入京任吏部给事中，不久迁为刑部给事中，又调任户部郎官。他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到澽水河边看看，心中念念不忘为家乡造桥的事。

刘荫枢居官清廉爱民、勤于国事，深得士民的爱戴。朝廷嘉其廉能，命他补任云南布政使。

刘荫枢初到云南时，发现昆明湖水路不通，经常有水患发生，于是决定治水。

为了摸清水路的来龙去脉，他深入山间、旷野、草滩、泥沼，多次勘察了解。摸清情况后，他向朝廷上奏了治水计划。但国库空虚，朝廷无银可拨，遂下诏旌表刘荫枢，言明所需银两由当地自筹。刘荫枢看到当地民众受灾之惨状，毅然动工治理。

天佑贤人，在开掘渠道时，竟意外地挖出三个连接的银库，内藏大量黄金白银。刘荫枢毫不动心，立刻上奏朝廷，拟交国库。

康熙皇帝看到奏章大为感动，认为刘荫枢是个清廉能吏，将这批金银奖给刘荫枢，任其自行处理。刘荫枢没有独自受用这批金银，而是把它用于治理水患。在昆明湖治理工程中，资金用度全由刘荫枢的奖银支付，工程进展十分顺利。

此外，刘荫枢还拨出一部分银两，为家乡修建一座澽水石桥。他亲自设计图纸，并注明施工的具体要求，写信告诉韩城县知县，由县府出面造桥，言明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经过一年多的辛劳，一座宏伟壮观的十眼大石桥终于建成。现在韩城县城南边的澽水桥,仍保持着原风原貌。来往的人们并没有忘记造桥的刘荫枢。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朝廷以刘荫枢才智超卓，调任贵州巡抚。

贵州紧靠云南，居民多为苗族。苗人亦为华夏族的一支，应一视同仁，但历代封建朝廷总是歧视苗民，征伐不停，干戈不止。要治理好贵州这块地方绝非易

事。刘荫枢任贵州巡抚时，四川

的乌蒙土司与贵州的威宁土司正在对峙，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朝廷派员通知刘荫枢与四川巡抚年羹尧共商对策。年羹尧说：“待两方土司激战时，我们从背后掩杀过去，即可一举扑灭苗蛮，永绝后患。”刘荫枢却说：“我等为官，当体天心，慈悲为怀，理应体恤，何以杀戮？还是安抚为上，如招抚不成，再动刀兵，也不为迟。”年羹尧答应以三个月为限。

刘荫枢轻装简从，分别拜见土司酋长，先交朋友，后阐述双方仇杀弊患，劝解双方罢兵和好。乌蒙、威宁两土司也已厌战，又探得朝廷将调动大军先抚后剿，内心已自惶恐，适值刘荫枢前来招抚，没费多少功夫就已谈妥。三方歃血为盟，息兵罢战。一场血腥杀戮，因刘荫枢从中周旋，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战乱平息后，刘荫枢正式以巡抚的身份引导百姓开发贵州。当时，贵州属于未开化的蛮荒地带，遍地生长白茅草。只有动员大批劳力，将茅根全部挖干净，然后晒干、焚烧,才能开出良田。

刘荫枢派人回到陕西，招募了许多青壮年到贵州挖茅根。官方设立“茅草收购站”，按斤论价。由于锄、锨、镢锋利，挖草根工效很高，这些陕西来的青壮年一人一天可挖 100 多斤，收入很高。他们回去跟亲朋好友一讲，结伙到贵州挖茅根的人就更多了，连一些铁匠也跟着来了。

苗民见挖茅根很赚钱，便都跟着效仿起来。刘荫枢手下有个差役很是纳闷，便问：“这种无用之物，买来做什么？”刘荫枢很神秘地说：“这是一种很名贵的中药，叫‘了几散’，尤其贵州的更名贵、更值钱。”消息一传出去，挖的人更多了。

在挖茅根的过程中，苗民也学会了耕地，一些人也跟着铁匠打造铁器，称蛮镢。随着大片荒地的减少，刘荫枢下令将开垦出来的土地分给苗民。来到贵州的陕西人，将关中先进的耕作技术、农具、牲畜，包括碾打方法引入了

贵州。贵州雨水充足，日照充沛，昔日的茅草滩变成了绿油油的庄稼地，苗民当年就收获了大量粮食，解决了温饱问题。直到这时，苗民才知道刘荫枢收购茅草根的真实用意。有人对刘荫枢说：“你过去说茅草根是‘了几散’，原来是‘疗饥散’，是治疗饥饿的良药。”

与此同时，刘荫枢的夫人把陕西韩城一带的纺线织布等技术引入贵州。当地人民实现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都尊称刘荫枢为

“刘抚院”。刘荫枢八十多岁时，退休回

到韩城。一日闲暇，他走到澽水石桥附近，看到桥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心中十分高兴。他的儿子站在身边说：“您告老还乡，坐在这桥头，只要从每个人手中收一枚铜钱，也就吃穿享用不尽了！”刘荫枢听了这话，心中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很是不安。

第二天中午，刘荫枢约请韩城知县和邻里父老来家里议事。刘荫枢说：“我今日有一事商量，想把南桥卖给韩城县。”知县问：

“县库空虚，想来您是知道的，从何筹措这一笔巨款呢？”刘荫枢伸出三个指头：“只要这个数！”看众人都不解地望着他，刘荫枢微微笑着说：“只要三两银子。”众人七嘴八舌地嚷开了：“三两银子连一块石头都买不下来呀！”

刘抚院招招手，叫人取出早已写好的契约。知县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本人情愿以三两银子作价，将澽水河上的石桥卖掉，此后该桥永属韩城县所有，与刘家无关，绝不反悔，立据为凭。”知县这才明白了几分，感动得把这份契约传给大家看。刘荫枢说：“我请大家来做个见证，这石桥从今日起属韩城县。我既然当了卖主，得了银子，以后也就请大家不要再提起我造桥的事了！”

事情已过去三百年，人们走到石桥上，还是情不自禁地提起刘荫枢为民造福、不为子孙留特权的故事。

公生明，廉生威。一个人只要为百姓做了好事、善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中国纪检监察报》）

清廉巡抚刘荫枢

1933 年夏，钱钟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1938 年钱钟书从欧洲返国，

西南联大正式延聘他为外文系正教授，这在当时是破格聘用，因为他只有 28 岁。如此礼遇可谓厚矣。但钱在西南联大并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离开了。他离开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1980年后法国及美国很

多著名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都先后一一拒绝了。他说“七十之年，不再走江湖了。”钱钟书不愿在清华读研究所、不愿在牛津与人合作写书、不愿长期待在西南联大，所有这些都与他狂狷的性格有关。

（《辽沈晚报》）

钱钟书：对同时名家大都瞧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