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党选票价值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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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8日-201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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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是香港主权回归十七年以来的首次，而且看点在实践的回顾，有什么心得？是得？是失？

砂拉越人民力量党扮演“政治代理人”之战？

如何正确解读《白皮书》 世界盃热潮席卷网络 正反效应如赛果难料

6-7

4-5

8-9

更多内容见 2-3

“选区划分不均”与“选区划界不公”—第一个指的是选民人数，第二是选区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种族、经济地位、文化、宗教信仰等），并不是造成第13届全国大选出现“议席与选票不成比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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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们指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是个迷思，不是个事实。同时，我们也指出，“选

区划分不均”与“选区划界不公”—第一个指的是选民人数，第二是选区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种族、经济地位、文化、宗教信仰等），并不是造成第13届全国大选出现“议席与选票不成比例”的原因。

无论如何，因为有些人，包括那些研究政治的人士，是以假设而不是事实作为判断的根据。对这些人而言，以“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假设作为根据，计算出每个政党的“选票价值”—得席率除以得票率的商数。

例如，以国阵和民联三党来比较，各党的“选票价值”如表一所示：

表一：

# 所得议席除以总议席（n/222）

在指出这些数据后，政治学博士也是净选盟的主要成员的黄进发指出，伊斯兰党需要1.98张选票，才能抵国阵的一张选票。

另外，在指出这“选票价值”落差不是历届大选最严重的事实时，黄博士说，在2004年全国大选，人民公正党作为第三大在野党，赢得了8.43%的选票，但只赢得一个国会议席，占219总议席的0.46%。反观国阵却以63.85%的选票赢得90.87%的议席。他认为，一张投选国阵的选票价值足以抵消26张投选公正党的选票。

他说，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在1986年全国大选，伊斯兰党作为第二大在野党，赢得15.50%的选票，却只能在177个国会议席里赢得一席（0.56%），而国阵却能以57.28%的选票，换取83.62%的议席。他说，国阵赢得的一张选票，等于伊斯兰党的40张选票。

以黄进发的专业，我们会选择相信他。可是，他在计算选票价值的时候，明显的选择性计算以迎合他“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假设以及指国阵欺骗的偏见。

行动党1票等于马华2.76票

聪明的读者当然会看出其中的奥妙。首先，他不提行动党与国阵的选票价值，相差并不远。行动党的1.16票等于国阵的一票，相差只有0.16。而且，行动党所赢得的议席比率，超过其得票率。

其二，他不提下表国阵成员党在第13届全国大选的选票价值。

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在砂拉越的人民党以及沙巴的民团的选票价值，一张票可以抵巫统的3.65张票（巫统的选票价值除以砂进步党与民团的选票价值的商数）。此外，民主行动党的一票，可以抵马华的2.76张票，民政党的4.62张票以及人联党的2.93张票。同样的，与民联两党相比，行动党的一票等于人民公正党的1.64张票以及伊斯兰党的1.70张票。

专 题

各党选票价值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政党 得票率（%） 得席率（%）# 选票价值（%）国阵 47.38 59.91 126.45

人民公正党 20.39 13.51 66.26

民主行动党 15.71 17.12 108.98

伊斯兰党 14.77 9.46 64.05

国阵成员党 得票率（%） 得席率（%）# 选票价值（%）巫统 28.98 39.63 136.78

马华 7.98 3.15 39.47

国大党 2.27 1.80 94.24

民政党 1.91 0.45 23.56

人民进步党 0.07 0 0

砂土保党 2.10 6.30 300.00

砂人联党 1.21 0.45 37.19

砂人民党 0.54 2.70 500.00

砂民进党 0.50 1.80 360.00

沙团结党 0.68 1.80 264.70

沙民统 0.60 1.35 225.00

沙自民党 0.12 0 0

沙民团 0.09 0.45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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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 题

选区划分不影响选票价值

可见，我国现有的选区划分，并不一定对国阵的个别政党有利，也同时并不一定对在野党个别政党不利。因此，用选票价值来“证明”是选区划分不均所致，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选票与议席不成比例的现象？第一个关键在有关政党的获胜率，也就是受欢迎的程度有多高，不是选票数量的多寡，选区划分不均更不是课题。因为我们不能假设，在我国相对民主的社会里，选民对某个政党的支持率，在每个选区都是一致的，在不同的选区的多数票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例如，如果郭素沁赢得的士布爹的多数票是51552票，与多数票最低的砂拉越巴南国会议席（194票），都是等值的也就是一个议席，并不会因为郭素沁的惊人多数票而有所改变。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假设郭素沁的对手，能够赢得49%的选票，也就意味着她的多数票减至1437票。如此一来，多数票减少了4万票，再加上其对手所得的票数，国阵所得的总投选票就净增约65000票。

行动党获胜率比巫统高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政党要提高获胜率，就要以赢得议席而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行动党的选票价值，显然的高于巫统。在第13届全国大选，巫统竞选120个国会议席，赢得88个，获胜率是73.33%；民主行动党竞选51个国会议席，赢得38个，议席获胜率为74.50%。

可 是 ， 以 得 票 率 与 获 胜 率 来 算 的 话 ， 巫 统 的 选 票 价 值253.03%；行动党的价值更是惊人474.22%。也就是行动党的一票，等于巫统的1.87张票。如果选区不均有利国阵，造成民联三党在第十三届大选赢得稍微超过50%的选票，却无法获得半数的议席，那么为什么却会出现行动党的“选票价值”高于巫统的情况呢？

公正党获胜率低选票价值也低

说白了，人民公正党的选票价值之所以那么低，关键在于获胜率低。人民公正党选99个国会议席，却只赢得30个席位或者30.30%。民联三党最大输家伊斯兰党竞选73个国会议席，只赢得21个或者28.76%。同样的，国阵的马华竞选37个国会议席，只赢得7个或者18.91%；民政党竞选11个国会议席，只赢得1个或者9.09%。人联党竞选7个国会议席，赢得一个或者14.29%。

另外，以平均得票来算，国阵成员当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例如，巫统的全国平均得票是26，693张，马华为22，770张，民政19，161张。在所有政党中，民主行动党是全国平均得票最高的政党，达34，044票。以该党其中13个选区的多数票超过3万票来计算，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相反的，人民公正党与伊斯兰党的平均得票率，分别为22，770票以及22，375票，竟然比马华所得的平均票数还低。以平均得票作为民意的反映的话，是不是说马华的受欢迎程度，比人民公正党与伊斯兰党的受欢迎程度高呢？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又可以用什么理由来说国阵全国的平均得票率少于民联三党的平均得票率，作为判断民联较受欢迎的呢？作为选区划分不均所造成的后果呢？

第二个关键，就要谈到马来西亚协议的节骨眼上了。上一期，我们指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是个迷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明是东马选民手中一票的“票面”价值，比西马选民一票多出约59%。可是，那些鼓吹“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者，却对这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

并不是真正关心选举改革

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在意选举改革（如果我国选举制度的缺点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的话），而是有另外的目的：以“选举舞弊”为宣传武器，协助民联推翻现有政府。正是因为西方一些势力，看准选举制度根本不能做到相对的公平干净（更不用说完美无缺），把选举改革当作是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有政府的借口。

从过去几次净选盟号召的大集会获得民众，甚至是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的大力支持。这些民众，当然不缺乏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然而为何他们却无法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席票不成比例”的现象呢？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对选举制度的不了解，把选举委员会描绘为神通广大的政府机构，有意无意使选区划分对执政集团有利。第二个而且更加重要的目的，是把对政府不满的怨气，借净选盟（以及其他所谓的“公民组织”）发泄。第三，对选举制度本身的缺陷而造成的议席与选票不成比例的现象不理解，因此一股脑儿把此现象当作是设计而产生的结果。第四，反对党时常夸大“幽灵选民”是导致国阵常保不败的重要因素。可是，他们就是不提我国的选举制度，选民要先登记才可投票；而选民登记在那一个选区投票，并不一定要根据其现有的住址，而出现选民跨州投票的情况，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也就是说，选民如果没有授权（有时授权给政党）改换选区，选举委员会不能擅自转移他们的投选区。

东马议席与人口不成比例

可是，净选盟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场大集会，就是不愿谈或者故意隐瞒东马议席与人口不成比例的事实。而这事实，又是根据1963年的马来西亚协议。换句话说，东马议席与人口不成比例，是因为我国东西马的国情不同。要改变这种“不平衡”，还需看东马两州人民的意愿。

根据2013年全国大选使用的选民册，东马两州的国会选区平均选民为36507人，而西马国会选区的平均选民为67732人。以比例来看，西马的平均选民人数比东马多出31225人或者46.1%。

2013年全国大选，我国共有1329万1385名登记选民，东马（包括纳闽）共有204万7770名选民，虽然这比雪兰莪州的200万6368人只多出约4万人。不过，东马却拥有56个国会议席，雪州只有22个国会议席，差别是34个国会议席。如果按选民比例划分选区的话，雪州应该多获得33个国会议席。东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4%，56个国会议席却占全国议席222个的25%。

问题是，民联三党，尤其是人民公正党与民主行动党为了争取东马的支持，期望能够“改朝换代”，也不敢得罪东马的政党，唯有转移视线，找选举委员会以及政府的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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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国两制》仍信心满满

正如当初视“一国两制”为历史大事，《白皮书》十七年后仍信心满满，向世界向中国人写出“一国两制”实践的情况。

这是对实践信心的表现，尽管这十七年来，“一国两制”实践以来不断受到来自港人内部的异议，还不断受到反对特区政府统治权威的质疑，反对中央释法，反对国民教育，反对第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年年举行“六四烛光”集会，年年举行“七一游行”反对政府，甚至还有人高举英国“米”字旗。这些反对行动，对“一国两制”有直接与间接的冲击。可是对中央决意要践行“一国两制”的信心，毫不动摇，仍坚持依足《基本法》条文，循序渐进实行行政与立法走向普选的途程。

原本这些政改承诺早已制定在《基本法》条文中，但条文实践得如何？有没有进展？接着下去又有信心吗？都得要靠《白皮书》的评断才能确认《基本法》行之有效，下一步更会稳健行下去！

香港自治权全部来自国家赋权

至于《白皮书》说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来自国家，而且不是部分来自国家，而是全部被国家赋予，不存在特区自有权力的问题。反对派十七年来不断有异议，见了《白皮书》再度指出这点，照样哗然，并想藉此加大它们对权力的抗争，并把《白皮书》定调为“京意”，是京官人治的意见，不足为法。并且自信可以用港人的“民意”把“京意”压下去。

反对派大打“民意”牌去抗拒特区与中央政府的法治（以《基本法》管治），已经唱了十七年，明知反对派不会罢休，此时再度照本宣科岂不是叫反对派火上加油？

民意基础受国家利益主导

任何政治角力，表面看去是最后胜负取决于谁掌握最大的民意支持，可是细究下去，便会发现最大的民意基础，受国家利益主导，而不是受个别群体或个人利益主导。这道理很浅显，处在当今世界的人，谁都不可能独立于国家管治之外，自行独立生活，不属任何国家的国民，个人便无安身之地。更莫说国家保护下享受到一个国民的权利。因此个人的个人权利必先放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去发展，否则一无所有。

确立“一国”的国家利益

用这么浅显的道理去理解香港的“一国两制”，便会了然于心，为什么主权回归到中国后，要用“两制”去界定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必须先确立“一国”的国家利益，香港特区的地方利益才有所保障，这个“一国”首先排除了英国的地位，也同时排除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在主权独立地位下，不受任何国家干预中国在香港的排他性的管制区。

这不是中国的特权，而是全世界公认的主权国都享有的地位。国际公认的主权定义，指的是凡是主权国，都有对其国家拥有立法的全权，而且其立法既不凌驾他国的法律，也不被他国的立法凌驾。这种国际关系法的用意正是保障国家能独立行使其管治权而不受他国干扰。若有什么情况联合国要干预，也得依国际法在国际组织的程序下去干预，即是联合国有行使干预之权，但国际现实仍要看这个国家会不会强大到联合国望而却步了。这种国际现实尤其面对美国的强大，最为应验！

因此《白皮书》所说的“一国两制”下，不是“制”给香港特区赋予权力，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制”赋予香港权力（社会主义

如何正确解读

《白皮书》

郑赤琰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大马新闻资讯学院院长、

马来西亚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纵目天下

《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尝试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是香港主权回归十七年以来的首次，而且看点在实践的回顾，有什么心得？是得？是失？有什么值得检讨？有没有信心？要在哪一方面多加关切？诸如此类的回顾，正如当初设定“一国两制”时所预见到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胆尝试，要打破不同政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营造一个一国两制互补的发展空间。

这是历史的大事件，尤其发生在中英之间，一个是打开中国门户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原创者，一个是坚持信奉社会主义的古老文明大国。如此两大势力对峙了一个半世纪有多，居然能在“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历史伤痕的香港，以文明来对弈，不以枪炮来比高下。这是香港被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国为了郑重宣示这事，还特地将这历史大事件提向联合国共攘大事。如此大事实践了十七年，中国第一次发表《白皮书》，怎可能不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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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目天下

制度不在港推行便清楚宣明了这点），而是“国”赋予的权利。不是香港一个地方的民意说了算，而要国家说了才算，这不是国家“霸道”，而是世界的政治现实排除了弱肉强食下，所确立下来的国际法则。认识到这一层，也就可以了然于心个人利益无可能架空国家利益，反而是因为有国家的先决条件，个人利益才谈得上，做得到。

政府执法是维护国家权利

人的“民意”既决定于利益条件，既然最基本最大的利益有国家才能确立，最大的民意无可能与国家背道而驰，因此民意可以表决支持或反对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但民意绝不可能把“一国”否定掉。《白皮书》提醒港人认清国家权力的本质，不外乎要港人认清反政府与反对国家不能混淆，反对派的种种民意发动所针对反对国家赋予权利之说，反对中央释法等等，都是反对国家主权的行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出自政府之手，但政府立法之权力受国家权力所赋予，所制定出来的法律不是政府，而是国家的法律，像“占中”或学运团体一再挑战法律，是否定国家的权力，政府执法是维护国家权利。

《白皮书》阐明国家权力的用意也借此向港人说明“一国两

制”的分寸何在，不要搞到反政府与反国家毫无分际。政府做的事分属政策层次的事物，民意可以反对，政府做的事尤其份属重大公共利益的法律层次的法规，不可借民意而去冒犯。认清这分际，港人也就可以认清国家大事的是非所在了！

一国两制，指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的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亦为于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

“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内地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 使 中 国 主 权 的 问 题 而 提 出 的基本国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政策以“一个中国”为原则，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地区之中，中国大陆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香港、澳门皆不实行社会主义，主权移交后保持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并可以享有除国防和外交外，其他事务高度自治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称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例如香港对外事务方面，香港可以以“中国香港”（Hong Kong, China）名义参与国际事务与体育盛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成为成员之一，而香港与澳门两者的基本法是有所不同，如澳门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没有决策权。

“一国两制”除了在香港和澳门主权移交中国后实施，也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但台湾民众在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台湾在经历1990年代包括总统直选的一连串民主化运动后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缓步微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而两者均低于支持维持现状的比例。

这个方针已经使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得到解决，正在有力地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指出：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

治智慧的伟大创造，具有强大生命力。“一国两制”也为世界上仍在分裂中的民族和国家实

现和平统一，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以基本法作为地方最高法律。香港和澳门是有英国及葡萄牙管治背景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与官方机构的设计有重合的地方，如廉政公署、审计署、终审法院和民政总署。两地也有不同之处，主要分别体现在保留传统的政府架构（香港政府是三司，澳门政府

则是五司而职能方面只相当于香港司长辖下各局）、法律体系不同（

澳门为欧洲大陆法，香港为英国普通法）、澳门没有高等法院（由主权移交

前获得终审权的高等法院改为终审法院）和澳门基本法是以香港基本法为蓝本的修订

版本，避免了很多宪制法律中的问题与漏洞。

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拥有自身的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社会治安亦是自行处理而经济制度则采用一直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社会主义制度，外交和国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对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相关事务。

香港工党代表到中联办示威，向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道具淋红漆，象征香港已染红，以表达不满。

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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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

世界盃热潮席卷网络 正反效应如赛果难料

全球为足球狂欢，2010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击败荷兰）直播节目，有7亿人捧场。这一次，数不尽的男女老少球迷，不管时差顛倒日夜追看，引起一场社会大震撼。无论是网络新闻媒体，或是社交媒体如面子书、推特等媒介，24小时全天无休，无时无刻不以世界盃作为重大新闻课题。

网络无限扩大世界盃规模

过去的时代，从未有体育竞技项目，可产生这种惊人效果。网络将世界盃规模无限扩大，并能无疆界地扩展影响力。网络论坛上，此时纷纷设立世界盃专页，让球迷或网民自由发表球赛意见，并考验大家的眼光和判断。网媒不忘提供赛事现场报道，礼聘专人撰写赛前赛后球评，重炒历届大赛历史片断，或狗仔式追踪暴露球员隐私操守，重大环节无一遗漏。

世界盃的网络效应，可从正反两面去分析。探讨负面角度，世界盃与赌博挂钩，因为网络便利更形恶化，直接制造大量社会问题，无疑是最大的考验。

数年前，我国拒绝如同邻国新加坡一般，将赌球合法化，但始终无法杜绝这类非法赌球活动。网络的存在，让非法收注者充分利用高科技和电子设备，不仅隐蔽能力高强，反窃听、阻骇入电脑系统的能力高超，随着时间积累不少反封锁经验。因此，我国警方公开放话，要通过监听手段，打击地下投注活动，实在有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卜基落网却无人成功被控

据我国警察总部反风化、肃赌及私会党取缔组（俗称D7组）主任罗斯里仄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共有143名足球卜基（Bookie即赌博中介）落网，却无一人成功受后续提控。他们之所以逍遥法外，主要是警方援引的法律条文，无论是1953年赌博法令，或是刑事法典反赌条文，都无法收集足够证据，从而有效处分嫌犯。

此外，相关的非法赌博条文，根本没考虑网络赌球的严重性，以及其规模和涉及的庞大数目。因此，相关罪名刑罚过于轻微，

即罚款从最低1万令吉至1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年。如此轻微刑罚，对获取厚利的赌博集团来说，绝无杀一儆百作用，不少人获释后，再度重陷赌海。

所以，今年4月1日生效的2013年防范罪案（修正与延伸）法令，旨在对付利用网络便利，猖獗活动的赌球分子。然而，当初的这项法令，却被中央反对党集团全面扭曲误读，以为是内安法令未审先扣的延伸，有违人权和民主精神。因此，让法令填补漏洞，对付鞭长莫及的网络罪犯活动，正是一个需要朝野大力支持的正义之举！

网络助阵非法投注或达8亿令吉

报载，卜基集团大规模上网，招揽顾客下注赌博，所有的足球赌博资讯，如付款、转账、盘口等，网络上一应俱全。警方消息说，上届2010年世界盃，捣破的卜基投注额高达4亿3790万令吉。因此，估计因为网络助阵，本届世界盃非法投注款项，或会多达8亿令吉以上。

4年后的今天，流行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移动平台，不仅界面简捷方便，新手或文盲也极易操作上手。与此同时，要追踪和侦查，警方束手无策。相比起来，上届世界盃销毁证据不易，扫荡工作阻力不大，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语。

扫除网络赌球活动，警方也遇到一个难题，即许多幕后操手和大本营，连带网站主机及伺服器，都设立在国外，罪犯躲避法律制裁轻而易举。而国内的赌球组织单位，仅是分支或小角色，正如网络一般无法管制，更遑论要一举扑灭全部，逮捕所有犯法者。

眼见网络带动赌球，我国警方已与总检察署商讨，加重对犯罪者的惩罚。此外，当局双管齐下，与执法单位如国能或地方当局，突袭非法网络赌博中心店铺，切断电源和封锁场地。此外，教育民众远离网络赌博，灌输反赌观念，并有情报即举报，这也是必须要重点落实的预防作业。

网络带来的赌博诱惑，网瘾结合赌瘾，使得教育工作举步维艰！

6月12日，足球世界盃拉开帷幕，32支国际顶尖队伍，绿

茵场上鏖战拼杀，最终只产生一个冠军。网络的兴起，让无比激昂高潮迭起的世界盃，深切牵动全球心灵。除了感染现场气氛的观众，连带全球数十亿网络使用者，通过电子和网络媒体，获知最新比赛消息，平日话题总离不开足球，彻底的改变生活面貌。

关山渡

Chinese Weekly 2014年6月28日 星期六大马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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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最小网络用户仅七岁

令人担心的，根据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2013年第4季度的调查，35岁以下大马人，72%是网络用户；而1860万大马网络用户中，有84.2%是面子书用户，年纪最小的网络用户是7岁。

这类的数据暴露，世界盃非法赌球活动，如果成功侵入网络世界，影响大部分的年轻网民，或让他们因借债赌博未能偿还债务，不堪设想的后果，必在盃赛结束后一一爆发。

世界盃为我国带来正面意义

世界盃若是抽离赌博风气，还是可以带来正面的意义。

发展和支持体育竞技，为团结国民的最佳方法。今年5月举行的汤姆斯杯羽毛球决赛，我国虽然微差失去冠军，但球员出色表现，赢得全国民众一致喝彩。网络上，向来都是因为政治立场而分歧，甚至相互呛声对骂，但遇到国家队伍出征，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凝聚团结意识，为胜利举手欢呼，为失分惋惜叹息，霎那间种族和宗教藩篱都消失了。

青年及体育部长凯里趁世界盃开踢序幕赛，与千余名年轻人一同观赏，为自己心目队伍呐喊加油，加强政治人物与年轻一辈的联系。网络推特，他与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一场请病假开玩笑对话，成为经典花絮新闻之一。首相较早前表明，力捧西班牙卫冕；而凯里自己不讳言，看好阿根廷夺冠。

世界盃课题甚至带上国会，多年前足总曾扬言2014年踢入世界杯，结果承诺落空，此时饱受朝野议员炮轰。凯里解释，球员的体型非障碍，阿根廷队伍骁勇善战即可证明。凯里的言论，网络上引起一些小热潮。他说，我国无法晋级世界盃，因为足球发展没有获得重点关注。

他承认，世界盃之路仍然遥远，但至少让我国青年看到，只要努力必有收获，正如羽毛球队的表现一般。他表示，当局没有制定落实目标的期限，但首要考虑各州的足球拨款和球员薪资问题。

网络舆论造就女子世界盃足球赛

世 界 盃 历 史 可 追 溯 至 百 年 ， 这 是 一 个 典 型 男 尊 女 卑 的 体 育 运 动 。 然而，1991年，也是网络互连网刚萌芽阶段，网络舆论的讨论热潮，引发国际足联（FIFA）决议，主办女子世界盃足球赛，打破性别歧视。当时，中国主办首届比赛，美国队获得冠军。最近的第6届，由日本队拿下荣衔。下一届定于2015年6月6日至7月5日，于加拿大举行。

有网络的协助，女子足球比赛也也能突破性别观念，在球场上一决长短。值得一提的，邻国泰国女子足球队，曾打入决赛但最后功亏一篑，我国应该学习这种体育精神，并在体坛上获得优异表现。这样，比起追随网络潮流，趁兴“测球”，力求准确百发百中，来得更有意义。

网络上广传一段插曲，4年前猜球奇准的德国章鱼保罗哥（已故），曾经轰动网络。如今，有人热衷转寻找“预测大帝”接班，连迪拜骆驼“沙欣”大哥，也因为测中难度高的3场球赛结果，引人瞩目。中国方面，国足没有打入决赛圈，却有网媒发起“熊猫预测”活动，最后被逼腰斩，因为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认为，与人类接触过多，会伤害这类国宝级动物。

世界盃到底是人类的产物，拒绝动物变相“参赛”，这才是明智。而世界盃主办国，办球赛带动国内外经济，获利丰厚，国际足总也是大赢家。从出让转播权，接收广告赞助，售卖入门票和授权产品等，都是财源滚滚。分析家预测，有370万人次造访巴西，带来接近100亿令吉外汇收入。

扩大与全球交流投资值得

巴西属于南美洲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1万2000美元（约3万8000令吉）。先前，为建设大型足球场，该国投资超过115亿美元（约369亿令吉），引起民众怨声载道。但如果带来长远经济利益，扩大与全球的交流关系，这笔投资无疑是值得的。

世界盃基本上是个公平竞爭平台，没有限制或保护政策，一切看球场表现，不以肤色、宗教、文化或阶级决定去留。国与国之间，只有一个争取胜利目标，即使输了也不失友谊精神。而场外由网络结合的梦想，也让全体网民有个焦点，打破用国家来区分的限制，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都是一种真正的互动机会。

宏观来看，适当的世界盃政治化，可以减少心理伤害。例如1986年，英国不敌阿根廷的经典比赛，被曲解为福克兰群岛争夺战役的再版，慰藉战败的阿国国民创伤心灵。而1998年世界盃，伊朗队小胜政治宿敌美国，立刻迎来国内一场狂欢，释放了压抑情绪，也不可说是没有任何政治效果。

通 过 网 络 新 闻 ， 我 们 知 悉 巴 西 这 个 “ 金 砖 四国”成员之一，期望世界盃重整国家经济。但是，该国人民由于不满经济体制，贫富鸿沟巨大，担心影响社会福利基本设施，因此强大的工会发动群起抗议，甚至有示威暴动和罢工抵制。然而，这不影响国人支持巴西国家队，也照样到场观赏支持，清楚区分体育与政治的分别。

体育趋向商业化无可避免

网络的助阵下，体育趋向商业化，带动全球市场消费心態，这已是不可避免趋势。我们可以从世界盃，学习到什么正面内容呢？

足球建立起来的大民族精神，代表多元化社会是未来的潮流。巴西是个多元化民族大熔炉，16世纪起，即有葡萄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阿拉伯世界移民此地，落地生根，协助开发天然资源，并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这与我国的建国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尊重和容忍不同文化、宗教、语言等差异，重视人才共同发展国家，塑造社会和谐气氛，是我国与巴西可相互参考的地方。

网络化的世界盃，大力神杯主人即环球足坛霸主，7月14日自有分晓。下届轮到俄罗斯主办，一样的热情必再席卷网络。世界盃的正反效应，已经成为需要探讨的课题，有了虚拟网络，更加复杂错综，正如一场赛果难测的球赛，等着我们的慧眼独具！

网络世界

正反效应如赛果难料

Chinese Weekly 2014年6月28日 星期六大马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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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代理人”之战？

马 顺

东马视野

由来自砂拉越州国阵成员党—砂民进党（SPDP）前干部和砂人联党（SUPP）前干部、在野党—砂工人党

（SWP）前干部兼国州议员，于2014年5月15日才高调宣布共同加入而正式成军的“砂拉越人民力量党”（PARTI TENAGA RAKYAT SARAWAK，TERAS），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加入的十一人当中就已有一人“紧急踩刹车并U转”，自我宣称从未辞去砂民进党党员身份和与其他十人加入于2013年9月2日注册成立的“砂拉越人民力量党”。

2014年6月9日，砂民进党巴南区（Baram）国会议员安意奥（Anyi Ngau）在吉隆坡国会大厦，通过新闻媒体自我澄清从未辞掉砂民进党党员身份去加入砂拉越人民力量党，并强调和确定自己一直与砂民进党和国阵同在。

这是否意味着这支当初因党内讧问题而离开个别原有政党的不同党派十一人队伍，内部之间已经产生政治互信危机，埋下不稳定的看风转舵因子，以至于为砂拉越人民力量党的政治前景蒙上阴影？

骨牌效应的第一张牌？

无论如何，安意奥的政治动向不禁让人联想到这是否为掀起骨牌效应的第一张牌子？

政治观察家认为，人民力量党原本就不是一个关系牢固和稳定的政治组合，反而给人一种“政治杂牌军”感觉。毕竟，这十一人队伍参加砂拉越人民力量党并非出于一种明确且崇高的政治使命和斗争理想，他们之间的结合，给局外人的印象主要是出于原有政党的内部纷争，而不得不选择离开原有政党。

因此，有人形容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同病相怜。现在的重点是，这种因同病相怜而把大伙儿撮合在一块的推动力，是否足以建立起一个坚实而经得起种种考验的政治平台？

人民力量党是否为一个大志大业而奋斗的牢靠政治组合，搁置个人政治利益议程，是否 能“打死不离亲兄弟”，再稍过一些时日就能明朗 化。但以目前局势变化来看，具体情况并不是 很乐观，该党需要很努力去证明本身的诚意和 能耐，并消除各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回顾2014年5月15日， 安意奥才参加在砂拉越州首府古晋的砂拉越州州立法议会大厦媒体室，由砂民进党前任主席丹斯里威廉玛旺以及砂人联党诗巫支部前任主席拿督斯里黄顺舸两位领军人所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率领各自的人民代议士队伍，一起参加人民力量党，并宣布“砂拉越人民力量党”效忠和支持国阵，同时也宣布将会申请加入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国阵（BN）成为伙伴成员党之一员。

随后，安意奥也随团参加由威廉玛旺所带领的十一人访问团，前往位于古晋国父大厦的砂拉越州首席部长办公署，礼貌拜会砂州首长阿德南沙登，表达对阿德南沙登的支持，以及对后者所领导的砂州国阵的效忠。

拟申请加入国阵

人民力量党正紧锣密鼓筹备订于2014年7月26日召开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并选出党中央领导层，然后将申请加入国阵，希望能名正言顺成为国阵的第十四个成员党。

政坛盛传现任砂拉越碧湖区州立法议员拿督彼德南祥是砂拉越人民力量党的内定主席人选。而在更早前，政坛也曾谣传人民力量党得以注册，当时身为砂民进党前“五人帮”首领的彼德南祥是催生该党的“重要推手”，不过，该传言一直无法获得证实。

目前，人民力量党是以“国阵附加政党”（BN Plus）的名义效忠和支持砂州国阵和全国国阵。

由于人民力量党的诞生是与砂民进党、砂人联党、砂人民党

的党派系内讧，以至于其中一个派系遭当权派开除或自行退党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该 党有一天真的被国阵接纳成为其中之一个成员党的话，那意味着砂民进党、砂人联党、砂人民党在国阵内的选区分配额（国会选区和州选区），将遭新加入的内部竞争者砂拉越人民力量党所瓜分。

对此，民进党、人联党、人民党的众多党领袖，已经纷纷发表了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

根据国阵的政治共识精神，一个非国阵成员党如果要加入国阵，必须获得国阵现有十三个成员党一致赞成才能成事，其中一个现有的成员党提出反对，有关的加入申请就不被通过。

10个成员党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

而根据砂人联党秘书长拿督沈桂贤透露，在国阵的现有十三个成员党，已经有十个成员党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

无论如何，沈桂贤并未言明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大家庭的十个政党的名字，那其余三个不表反对/或还未表明政治立场的政党，又是哪些政党呢？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

代表砂人联党于不久前甫受委为国会上议员的沈桂贤指出，国阵十个成员党提出反对的理由是若国阵接受砂拉越人民力量党成为第十四个成员党的话，那意味着今后任何国阵成员党领袖，可以用党内问题为理由而随心所欲地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然后

安意奥

砂拉越人民力量党扮演

Chinese Weekly 2014年6月28日 星期六大马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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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顺地申请加入国阵，这将对国阵成员党现有的彼此平等合作机制和政治共识造成重大冲击。

砂拉越州首席部长、砂州国阵主席兼砂州土保党主席丹斯里阿德南沙登于2014年6月6日，在其就任第五任州首席部长100天纪念日（6月8日）发言时证实，任何政党欲加入国阵大家庭，首先必须获得现有十三个成员党的一致赞同。

安意奥的“紧急踩刹车并U转”（即政治急转弯）政治表态，正好是阿德南沙登发表国阵接受新成员党的规则和条件之后。

对此，有人认为安意奥的政治急转弯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得为自己找寻最有政治安全感的选择。

目前，人联党主席丹斯里陈华贵、民进党代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以及人民党主席詹姆士玛欣，已公开通过新闻媒体表态反对得最为激烈。这显然为人民力量党欲加入国阵设置了障碍。

吊诡的是，当新闻媒体重复追问阿德南沙登关于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大家庭的“成功机率”时，阿德南沙登并没以肯定的语气说：“没门！”，反而语带保留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还存有一丝希望呢？若是这样的话，现有国阵的主干成员党巫统和砂土保党又有何妙招化解其它十一伙伴成员党的不满和疑虑，以确保国阵内部的继续团结和稳固呢？

毕竟，人民力量党的出现，对巫统和砂土保党的政治利益，尤其是代表国阵的国会选区和州选区配额，和其它政治资源等，并不会被新加入国阵的新政党所瓜分。

陈华贵就强调，该党在砂州国阵中所分配到的7个国会议席和19个州议席竞选权配额，是属于该党的议席数量拥有权，绝对不让给他人，并信誓旦旦指该党坚决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

与此同时，拿督斯里张庆信也坚称砂民进党所拥有的八州四国议席竞选权配额一席都不让给他人，坚决维护党所有权利益到底。

东马视野

政坛盛传人民力量党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一项政治部署，该党拥有一个“大后台”作为政治后盾，而这个“大后台”的政治力量很可能超越阿德南沙登所能掌控的范围。

另也有传言指人民力量党的出现，很可能牵涉砂拉越和西马半岛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在暗中博弈和较量，对此，有人猜测人民力量党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该党所引爆的其实是“政治代理人之战”。实情是否如此，也有待时间证实。

于2014年5月15日高调宣布加入“人民力量党”的十一位人民代士政治简历：

（一）丹斯里威廉玛旺（Tan Sri Dato’Sri William Mawan Anak Ikom）：砂民进党前任主席、现任砂拉越砂拉卓区国会议员、现任砂拉越巴干区州立法议员、现任砂拉越州社会发展部高级部长。

（二）拿督彼德南祥（Datuk Peter Nansian）：砂民进党前党员、前砂国阵俱乐部“四人帮”（原是五人帮）领袖、现任砂拉越碧湖区州立法议员、现任砂拉越州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助理部长、现任砂拉越州工业发展部助理部长。

（三）拿督斯威斯特恩德里（Datuk Sylvester Entri）：砂民进党前党员、前砂国阵俱乐部“四人帮”成员、现任砂拉越马鲁帝区州立法议员、现任砂拉越州农业现代化部助理部长。

（四）罗茜优奴斯（Rosey Yunus）：砂民进党前党员、前砂国阵俱乐部“四人帮”成员、现任砂拉越柏戈奴区州立法议员、现任砂拉越州福利、妇女与家庭发展部助理部长。

（五）保罗斯巴鲁贡邦（Paulus Palu Gum-bang）：砂民进党前党员、前砂国阵俱乐部“四人帮”成员、现任砂拉越巴都达脑区州立法议员。

（六）安意奥（Anyi Ngau）：砂民进党前党员、现任砂拉越巴南区国会议员。他已“政治大转弯”，自我声明没脱离过砂民进党和国阵。

（七）拿督斯里黄顺舸（Datuk Seri Wong Soon Koh）：砂人联党诗巫支部前任主席、前砂人联党“黄派”领袖、现任砂拉越州财政部第二部长、现任砂拉越州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高级部长、现任砂拉越巴旺阿山区州立法议员。

（八）拿督耶理苏修医生（Datuk Dr Jerip Su-sil）：砂人联党文莪支部前任主席、前砂人联党“黄派”成员、现任砂拉越州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助理部长、现任砂拉越文莪区州立法议员。

（九）佐尼柯拉荣基巴（Dr Johnical Rayong Ngipa）：砂人联党英吉利里支部前任主席、前砂人联党“黄派”成员、现任砂拉越英吉利里区州立法议员。

（十）拉农米纳（Ranum Mina）：砂人联党奥巴支部前任主席、前砂人联党“黄派”成员、现任砂拉越奥巴区州立法议员。

（十一）佐治拉贡（George Lagong）：砂工人党前任署理主席、现任砂拉越柏拉固区州立法议员。

两股政治势力博弈催生力量党？

政治动向还未明朗化，或许可能加入砂人民力量党的其他砂拉越人民代士：

（一）旺朱达（Wong Judat）：美銮区州立法议员、砂工人党副主席。他是砂民进党前任副主席，后来退出砂民进党加入砂工人党。如今，其“上司”砂工人党署理主席佐治拉贡参加砂人民力量党，因此，旺朱达未来动向倍受关注。

（二）房保德（Fong Pau Teck）：埔奕区州立法议员、砂民主行动党前党员（早前已被该党开除党籍）。

他目前表现出倾向砂民联成员砂人民公正党的无党派独立议员，迄今还未正式申请加入砂人民公正党，因此，他接下来的动向是否会“突然”转舵让人关注。

砂州民联早前达成不接受遭盟党开除的党员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房保德将无缘加入砂人民公正党，而被迫加入“砂人民力量党”？

十一十五

九

四八 三七二

六

一 房保德

旺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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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雯

国际漫步

富国人民恣意浪费食物然而，非常讽刺的是，某些相对富有的

国家或地区，却出现部分人民恣意浪费食物，暴殄天物的反常现象，仿佛食物过剩，多到吃不完，然而，同个地区同个时候却又发生穷困者三餐不继的凄惨境况，犹如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所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话，道尽社会贫富不均现实悲歌。

全球粮食危机难道真的仅仅牵涉世界人口增长、全球耕地减少、气候异常、粮食结构、人民收入多寡等因素吗？

上述原因虽然与全球粮食危机有关联，然而，危机的背后原因却还隐藏有更大深层因素，情况的发生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么简单和表面化。

农产品价格由利益集团垄断农业跨国大企业所进行的垄断行为加剧全球粮食危机。全球有

十多家跨国大型企业公司和大约有四十家中型企业形成一个共同掌控全世界食物链的利益共同体。

根据专家分析所得，由于这些大型的跨国农业企业和贸易商的垄断行为，这些利益共同体企业掌控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粮食加工以及向目标国/地区进行粮食的出口供应，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利益集团垄断行为息息相关。

还有，世界粮食生产和粮食分布也出现严重不均衡现象，乃是在全球占有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区域，把粮食变相成为一种武器以达到谋取自身利益目的。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粮食产量充裕的国家和区域以经济相对发达体居多，这些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俄罗斯、澳洲等，其粮食总产量、单位产量或人均占有量都相对比较高，当中，美国粮食出口量曾经一度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比例。

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和国家，凭借其先进农业技术以及广阔土地/耕地资源，粮食生产量远超过本身所需的粮食消费量，也因此而占据

全球粮食市场的主导和垄断的优势地位。

一百多国粮食供应紧缺 反观，全球却有一百多个国家，主要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

经常面对粮食供应紧缺，人民在生活上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严重情况还出现饥荒惨况，尤其是沙哈拉沙漠带以南的非洲大陆，很多该区域国家经年累月面对严重缺粮问题。

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地区，必须通过进口粮食来维持人民基本生活粮食所需，并维持社会稳定，可是，由于国家贫困资金有限，国家无法通过国库来大量进口粮食，加上天灾人祸问题，贫民得长期面对挨饿，甚至因饥饿而死亡。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根据统计显示，当前全世界有12%、美国有20%的玉米，巴西有50%的甘蔗，用来制造乙醇；全世界有20%、欧盟有65%的菜籽油，全世界有20%的大豆油、东南亚有30%的棕榈油，用来制造生物柴油。

纵观全球有大量粮食和油料从原本的粮食用途，转用于更具经济利益的生物燃料产业开发，这导致全球粮食出现短缺的局面更加吃紧，如此一来，世界粮食价格也因而不断上涨。

全球粮食危机不仅是天灾人祸

也是人为操纵商业炒作危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全球总人口截至2013

年1月4日高达70亿5700万人。粮食是人类赖以为生的基础，而世界人口暴增也不断引发粮食危机议题。

全球粮食价格（或农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已经引发全球各地居民面对越来越沉重生活负担问题，这包括饲养禽畜的饲料价格也一路走高，以至于家禽肉类价格也难以避免而水涨船高。

粮食危机不仅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通货膨胀问题，也导致某些极度贫困地区发生饥荒，凄惨情况让富有怜悯心见闻者感觉悲伤，叫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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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牲畜饲料的原料也离不开玉米等农作物，当玉米收成和供应出现紧张时，牲畜饲料价格自然而然也水涨船高，这无形之中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饲养鸡鸭牛羊等禽畜的成本一路上涨。

最终，禽畜肉类的市场售价也得调高，业者把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人是肯定的。何况，包括肉类在内的各种各样粮食供应，从生产到零售市场的整个程序，当中涉及多个环节，而且环环相扣，这包括人工工资、运输费、中介商抽佣等，一个环节影响一个环节，最终到零售市场时，价格已达让消费人感到东西日益昂贵的“天价”了。

粮食当利益产品投机炒作 相信大家也对全球农产品的投机炒作套利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西方是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市场，金融投机商针对农产品，这包括把粮食当成一种利益产品来进行市场投机炒作，通过操控农产品价格来套利，最终扭曲全球粮食价格，这让全球人类，尤其是中下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上不得不面对节节上升的粮食价格。

自从数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对全球金融领域造成巨大震撼，全世界的股市和债市受波及而持续低靡，紧接着，全球粮食/农产品就成为投机商继黄金、石油之后，成为市场炒作的商品，粮食成为某些投机商的牟利工具。

粮食变成犹如金融产品般进行交易，这无形之中也促使全球粮食市场出现了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投机资本进入全球农产品/粮食市场进行套利提供了机会，把农产品/粮食视为一种敛财工具。

农产品/粮食投机商蜂拥而入交易市场，争相购买大量农产品/粮食或农产品/粮食期货，并待价而沽，等候时机，当农产品/粮食价格上涨到一个适合套利的程度时就脱手抛售。

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就大大地激化全球农产品/粮食的供应与需求的矛盾情况，全球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也就遭投机商的炒作套利行

为严重扭曲，全球粮食消费人是直接被影响者。

实际上，全球许多商业新闻媒体也没对这种炒作粮食/农产品套利的投机行为进行严厉的鞭笞和揭发。毕竟，这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利害关系，当然，采取“骚不到痒处”的选择性讯息报道，又或者顾左右而言他的表面化新闻讯息，是一种取巧处理方式。

粮食/农场品供需危机其实也牵涉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关于发展农业政策上的差别。

为了发展经济“重工轻农”只要大家仔细去观察和进行理性思考，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本国

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使国家的硬体设施建设速度加快，为了尽快达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领导层往往采取“重工轻农”政策，也就是片面地重视工业化，轻视农业的发展政策，掉入重视商业产品出口，轻视粮食自给自足的认知陷阱。

简单一句话，国家领导层拥有认为生产粮食/农业是落伍的，难以让国家和人民快速致富的思想，一心想复制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以至于农民不得不放弃农村生产，离开家乡到外地工厂/商场打工，以为这样才能快速致富，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重工轻农”政策的结果当然是粮食/农产品减少，以出口为导向的商业产品，这包括单一性商业化农作物的出口增加，以期透过大量产品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不过，与此同时，由于传统上的粮食供应相应减少，国内农民减少、耕地减少，以至于国内粮食不足，为了解决国内人民温饱问题，自然而然必须依赖进口国外粮食。

纵观世界人口大国兼农业大国印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大家都知道印度是粮食生产国，只要没出现极端天灾，国内人民/农民所生产的粮食，足以自我温饱，避免了犹如非洲大陆某些地区所出现的饥荒问题。

国际漫步

当然，印度国内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达到自给自足，还有多余的粮食/农产品供出口，例如洋葱和大米等。粮食充足从而让人民吃得饱，让人民买得起食物，或人民自行生产粮食，这对社会稳定是重要因素。

最近十多年来，印度一直维持粮食自足，可是，近几年来却出现缺粮危机，对此，印度专家认为，印度由产粮国变成缺粮国，首要因素是政府落实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没合理照顾到农村经济发展所致。

由于农业投入力度长期不足，忽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粮食产量自然递减，加上人口快速增长，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粮食

安全风险问题浮上台面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综合全球各种粮食供求因素来分析，全球粮食危机虽然与世界人口持续激增，这包括亚洲诸国等新兴区域人口按年增加（注：亚洲白米消耗量占全世界87%），对粮食消费需求量日高、天灾人祸导致农作物歉收因素有关，当中，也离不开人为因素操作。

若把全球粮食危机定调为人为灾难其实也不为过。总人口达3000万人的马来西亚应该从这种危机中意识并获得警惕和启发，做好粮食安全战略性准备，重新思考工业、农业、商业的平衡发展，以备不时之需。

丰衣足食是社会稳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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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述

王绍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

代表型民主 VS 代议型民主

授权论基于三个假设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缺一不可。第一，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的可能后果；第二，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策；第三，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无知；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能从中受益。

现代选举极其昂贵

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第一，政客未必会恪守竞选承诺；第二，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换。这就叫做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政策效果好坏取决于内外环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可以选丙；以此类推。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两个党可供选择；到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得多。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入便是天价。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第四篇捐款金主才是真正“授权者”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待续）

“授权论”与“问责论”说明不了民主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 • 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

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

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 • 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

我们认为，这里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