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從昨天的殖民地看今天的香港

李志恒 080723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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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 從昨天的殖民地看今天的香港

2. 殖民地是什麼？

3. 為何佔領香港?

4. 殖民地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5. 殖民社會的本土意識

6. 我是「香港人」?

7. 香港的社會運動

8. 局限的本土意識

9. 回歸後的香港的社會

10. 外來政權

11. 官僚的惰性

12. 總結 - 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13. 參考書籍

“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 從昨天的殖民地看今天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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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名叫麥兜兜，我老師叫 Miss Chan Chan，

我最喜愛食碟頭飯，一起吃雞一起在歌唱。

但現實就似一隻鴨，o 下 o 下一定要 Duck。

唔得！唔得！點算 o 勒？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嘜的一系列故事相信是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原因不外乎其故事

內容簡單，而且題材大多為香港的時事及瑣事，因此別具香港本土

特色，令麥嘜大受香港人歡迎。歌詞中的「o 下 o 下一定要 Duck」正帶出香港人

做事急功近利的心態，這種強調物質利益及即時回報的價值觀使香港有較少的

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為社會的發展提供相對穩定的安定環境，這可算是香港得

以成功之道。

麥

可是最近的金融海嘯不但使許多香港人的身家大縮水，不但令「o 下 o 下一

定要 Duck」的香港人風光不再，還使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再次面對自 03

年以來的管治危機。金融海嘯對香港各行業帶來的影響逐漸浮現。近一段時間以

來，金融機構裁員、中小企業倒閉的消息不斷傳出，令很多人都加入了失業的大

軍。曾蔭權提出『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策略來應付金融海嘯。可惜的是，大

部份的措施都是透過大搞基建、增加培訓及實習職位1。有人責怪特區政府救市措

施推行的力度不足，而政府的解釋就是不希望太過干擾市場本身的自行運作2。

1見政府新聞公報,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２日2 事實上，政府曾向大眾解釋希望用自由市場的力量解決是次金融海嘯的危機。在非必要情況下，都不會對市場作出干預3 | 頁

可笑的是，「積極不干預政策」沿自殖民地的管治體制。現在回歸了，港人治港

了，殖民地管治體制的基本結構還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要把雞變成鴨，畢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回歸後，好像所有不好的事都衝著

香港而來，不少市民都把不滿的情緒發洩到政府身上，例如九七年的金融風暴、

零三年的「非典」，七一遊行、現在的金融海嘯等等。但其實，回歸前的香港並不

是沒有什麼大事件發生，只不過是殖民地政府的修補掩飾工夫做得較好。當然，

我們也不能完全要求特區政府擺脫過去殖民地遺留下來的管治體制。因此，本研

習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一些客觀的事實和個人的觀點分析香港殖民化的過程、香

港人身份的建構和對現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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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在我的腦海中，為什麼香港在云云地方之中，要被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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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不但使許多香港人的身家大縮水，不但令「o 下 o 下一定要 Duck」的香港人風光不再。

《麥嘜》系列故事是一套香港漫畫，由謝立文撰寫，麥家碧繪畫。故事主要圍繞一頭卡通豬麥嘜為主，其自 1988 年起便在香港漫畫裏登場，題材主要是香港的時事與瑣事，因此大受香港人歡迎

成為殖民地？這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不過，香港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香港，一

個擁有中西交融的背影，這的確與香港的殖民地背景有重要的關係。

香港命中注定是一個殖民地？

人們都說香港人對政治冷感，社會投入度不高。但我有點不太同意，誰說香

港人不關心香港的政治？如果你有時間，你大可以每天下午走到公園裡或每逢

星期天到維園觀察，不難發現會有一大班的「細叔伯」大談時事。他們對香港歷

史的認識更加令到年輕人也感到自愧不如。這天我走過維園時，我無意中聽到一

個中年男人大聲地批評現今對政府不滿。在評頭論足其間，他說道：「如果當時

那些『鬼老』沒有佔領香港，相信今天的香港還只是大陸其中一個普通的沿岸城

市，哪有今天的繁榮？」說畢，其他的同伴發表己見時，一場齒舌之爭亦要開始

當然，這句言論未免有點被誇大，可能是出於對現在政府的不滿或仍眷戀

97 年前的風光歲月吧。但細心設想該男人的說話亦不是沒有道理。不是嗎？試

想像 1841 年的香港，即英國佔領香港島前，香港島只不過是一個「爛鬼」小島

就好像現在西貢附近的島嶼，而九龍新界的地方亦只是破落的農村地方。香港島

山多平地少，根據資料的記載，當年最多人定居的地方是赤柱，有大約 2000

多人依靠捕魚為生，其次就是在筲箕灣一帶的礦石工人。

事實上，香港屬於中國的廣東省，廣東省以廣洲為中心。相比之下，深圳已

經是邊界的地方，更可況是新界及九龍的地方，那麼香港島真的算得上是孤島

了。加上當時的中國實行鎖國政策，要發展香港更是難上加難！因此香港被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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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似乎對香港來說十分有利。

殖民地是什麼？

如果一個地方被加上殖民地一詞看似是一個受到迫害的地方，地方的人民

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然，在某些情況的確是這樣，但卻非代表全部事實，

香港便是其中例子。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覺得居住在殖民地的人民都是受到帝國

主義者的殘酷管治。但對於管治者來說，相信用武力解決問題還是可免則免了，

因為戰鬥不但本身會導致人命傷亡，而且會大大消耗管治者的人力物力。站在利

益而言，管治者是不會隨便動武的。就以香港為例，自英國管治香港以來，從未

聽過有大規模的殺戮。由此可見，只要殖民地的人民能夠和平的與管治者合作，

還是可以以和為貴的。

對於一個地方被殖民化的好處，是可以為地區帶來一定水平的進步。原因是

殖民地多數是一些較落後的地區，像 1841 年前的香港發展緩慢，香港島仍是

一個小小的漁村。當香港被佔領後，英國為了便利管治，不得不引入一定水平的

現代化管理，例如會加快城市的建設，引入具一定水平的司法、行政和立法體系

當社會有了秩序，經濟和城市規劃有了發展，又廢除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制度，

例如俗稱「妹仔」的奴婢制度。如果從此方向細想，這往往比未被殖民之前的舊

社會大有進步。

當然，一個地方被殖民化有利亦有幣。因為殖民地不是宗主國的原有領土，

殖民地對宗主國來說只一處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所以很難要求宗主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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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長遠利益著想。因此，殖民地的首要管治精神就是利益為先。

為何佔領香港?

「香港有咩好？」，你可能會這樣回答「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水深港闊』，三

面環海。加上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位處大陸邊緣，是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使

香港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口港』」這些不能再熟悉的答案。但是我從一些講述早

期香港史的書本中，發覺香港最早時並不是那麼完美的。話說在 1841 年，查理

義律(Charles Elliot)率兵佔領香港後，與中國的欽差大臣琦善擬訂《川鼻草約》

把香港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國。當《川鼻草約》被到倫敦後，當時的外務大臣巴

麥尊(Lord Palmerston)認為條款過於寬鬆，對英方的得益太小，而且《川鼻草

約》中割讓予英方的香港島更被他批評為「鳥不生蛋之地，一間房屋也建不成」

巴麥尊一怒之下把這位「開港功臣」召回，換上香港的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

由此看來，英國佔領香港只是中國半賣半送地把香港割讓給予英國。原來當

時英國的對華政策不是要多佔土地，而是要迫使中國開放自由貿易，把英國的

產品，包括鴉片，可以賣到中國去。因此，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目標不是要霸佔

別國的土地，而是中國當時的 4億多人口。只要英國的產品能夠自由地賣到中

國去，便不需佔領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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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坑口街就是當年英軍佔領香港時登陸的地方，英文 possession 是佔領的意思。1841 年 1月 26日，英國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J. J. G. Bremer）乘高爾合號（HMS Calliope）來港，正式舉行升旗儀式，並在海面鳴炮，表示正式佔領香港。

圖為第一任港督砵甸乍爵士(1842-1844)

殖民地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一直以來，有關香港的歷史往往不能夠離開對殖民地時代背境的論述。但其

中一點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當時的香港被一個外來的政權管治，而且管治時

期長達 157 個年頭。為什麼沒有人反抗這外來的政權，而安心予以外來人管治

自己的地方呢？ 當然，反抗殖民地管治的人不是沒有，但數量上和形式上都不

能威脅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要直至 1967 年引發的工人暴動，殖民地政府才意

識到較明顯的威脅。

在殖民史學中，香港歷史幾乎是一種禁忌。其原因很明顯，就是要淡化中國

與香港的關係，以解決英國對香港進行管治時產生的矛盾。英國作為當時香港的

宗主國，它為了達到管治之便，往往要從人民的思想上、文化上產生這種意識，

使人不會去反抗宗主國的管治。透過教育向人民發出不要「作反」的意識是最好

的方法。因此在七十年代的中學歷史科中，鮮有提及清朝以後的中國近代歷史。

在不知道什麼是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等情況下，香港人連香港也不知道怎樣被

英國人搶佔過來，如何產生反抗殖民地的意識呢？當市民的意識，甚至知識都

被政府受到規範後，人們便會乖乖地甘願被宗主國的管治。

可是，當英國要刻意要淡化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同時，亦產生了另一方面的

問題，就是身份認同問題。戰後出生的香港人生活在一個雙重抽離的環境，既抽

離於中國的現實狀況，又抽離於香港的具體歷史背影。在既中國人又非中國人的

兩難情況來說，自自然然忘卻了中國的根，並產生了對自身本土的認同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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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既念。還記得在香港社會課堂上看的「漁人」廣告3，這是一個銀行的廣

告，內容大致是即使面對艱難的生活也不緊要，只要靠個人努力，安守本份，

問題必定能夠解決。就好像廣告中的對白：「我亞爺話要睇天做人，我話呢，做

人都係要睇自己啫」。這廣告要帶出的訊息正正就是殖民地政府刻意所形造的本

土意識，教人安安定定地生活，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打拼。生活在這種意識形態

中，不單令大眾可以安份地接受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而且還可以刺激香港的經

濟發展。

由此可見，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是沒有權利去思考自身群體的發展。即使

英國政府行使行政吸納政治，一般大眾仍沒有機會、也不容許制定和思考自身社

會發展的方向。當掌握香港發展的權杖落在英國人的手上時，一個「主人」和「僕

人」的關係由於而生。在「主人」訂定了方向原則後，擔當「僕人」的香港人只好負

責執行「主人」訂定好的職務。很可惜的是，香港的統治權是高度集中在總督手

中，但即使是總督亦不是有權去制定香港的未來發展，他都是聽從英國的議會

指令而辦事的人。久而久之，香港人只懂得一套良好行政技巧，不懂得一套完美

的管理知識。這不禁令人聯想起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面對的種種窘境，也是殖

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孽。

香港殖民地的旗幟變化 1841 至 1997

3 廣告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qYHBv3W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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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841 - 1870

1870 - 1876

1876 - 1910

1910 - 27/7/1959

27/7/1959 - 30/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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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社會的本土意識

如果說本土意識的萌芽始於六、七十年代，那麼 1967 年發生的暴動便是一

個重要分水嶺。1967 年的工人騷亂由最初的罷工行動轉化成最後的暴動，令當

時的殖民政府開始意識到，一直以來，政府和草根階層之間存在着那麼深的鴻

溝。由於市民大眾對政府存有隔膜，他們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抱懷疑的態度。另

一方面，他們不相信政府會顧及草根階層的利益，因此組織了不少的勞工團體，

紛紛走上街頭，以宣洩不滿情緒。此時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對香港缺乏歸屬感，

為了彌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隔膜，以重新鞏固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殖民政

府在 1967 年以後改變了一貫的低度整合政策，推行了一連串的新措施，例如

設立民政署、社區中心等等4，目的就是要加強官民溝通，以化解根深柢固的矛

盾。政府的一系列褔利措施，令香港社會的生活質素起了基本的變化。1967 年

事件平息後，政府在改善勞工狀況有明顯的改進。社會資源相對地公平分配，市

民的生活因而得以改善。本土意識開始逐漸浮現。

但是，我認為在本土意識中，香港人對自身身份認同－即「香港人」的概念

是始於 1949 年。1949 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正式成立。那年以後，中

國內地發生的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令數以百萬計恐懼共產黨

的人和國民黨的人紛紛離開內地進入香港，使香港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許多。基

於種種因素下，例如避免太多內地人進入香港、防止共產黨和國民黨人員大規模

4 以往官民溝通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設於 1964 年的非官守議員辦事處，二是 1965 年設立的市政局議員分區接見市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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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滲透等，在 1949 年起將香港與內地相連的邊境一步步地封閉起來。政府

更防止有人擅自進入香港，更在邊界範圍安裝了鐵絲網，而且一年比一年堅固。

當時的情況與 1949 年前的情況大相逕庭，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在此時開始疏離。

1949 年以前，在港的華人並不是只局限在香港生活的，他們是可以隨意

在中港兩地走動，並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 1925 年的省

港大罷工。當年在上海發生的「五三慘案」，激發在港華人的反帝反殖情緒。當時

與內地同心同根的香港罷工工人一下子便返回廣州，令香港的商業活動受到嚴

重打擊，當年被迫破產的洋行商戶不計其數。還有記得婆婆對我訓說過，「如果

讀唔成書就要返鄉下耕田」，年少的我還真的以為讀不了書的唯一出路就是回鄉

耕田，因此小學時從不敢躲懶。而事實上，由 1841 年至 1949 年的百多年間，

文化上，「香港人」與「北京人」、「上海人」相同，大家都是在同一個背景身份下

成長，因此不存在「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的情況。所以 1949 年以前在香港

生活的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並不感到驚訝。

1949 年之後的一年，韓戰爆發。英國作為西方陣營的一部份，韓戰使香港

一度切斷與中國的貿易，令中國與香港已經封閉門戶再加添重重的鎖。華人已經

不能夠像往常般自由來往兩地，中國對香港來說如同別國。自此以後，香港賴以

為生的轉口貿易亦要另謀生存空間，逐漸發展出本土工業，由一個轉口港轉變

成出口貿易城市。由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兩地之間的文化

開始產生分別。其後數十年的分隔，香港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城市，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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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成為世界推行社會主義的最後地方。香港與中國分開發展，因而產生一種香港

獨有的「香港文化」，本土意識在此時得以成熟起來。香港人亦因香港的快速發

展感到自豪，形成對香港的歸屬感。

我是「香港人」?

最近，我在家中重溫了由成龍主演的電影「我是誰」。劇中成龍飾演的一名

突擊隊隊員在南非執行任務時，突然遇上空難事故，令成龍以外的其他隊員全

部遇難，只有成龍一人生還。其後，他被南非的土著獲救，當他清醒後卻出現失

憶，忘記了自己是誰。而成龍清醒後的第一句對白就是對土著說：「Who am

I ?」。不知道是否巧合，該套電影是在香港回歸一周年後拍攝及上映。而「Who

am I ?」則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正面對自身身份的疑問。

香港人經歷過一種獨特的殖民經驗。像之前所說，香港與中國大陸分開發展

了數十年，香港人脫離了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就像一隻沒有腳的雀仔找不到

一處可以立足之地。雖然身在香港，但心靈上卻不知道何去何從。1997 年，香

港回歸中國，香港人似乎找到了一個所謂的「家」。這個「家」給予香港人一個身

份，而這個身份亦有了定位。可是，很多香港人對這個「家」都顯得十分抗拒，

甚至怕得要離家出走，97 年前的移民潮反映部分香港人連這個「家」也扔掉了。

上述的反應突顯出香港人對「我」的身份充滿了矛盾，這個「的」看似真實，

卻不實在，不禁帶出一個問題：「我」是誰？

首先，我認為香港人是中國人這個身份是毫無疑問的，由 1841 年以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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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亦是如此。香港是一個殖民社會，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由割讓到六

十年代初，香港人的「中國性」仍十分濃厚。在傳統文化上，人民交流上都與內

地一直保持同聲同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香港主動收緊了由大陸來

香港的人口。香港與內地開始日漸疏離，慢慢擁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人口。香港在

此時出現一種獨立於中國的香港本土身份。

其次，生活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人面對着雙重身份的失落。當時不少華人把香

港視為一個逃避戰亂的地方，他們以一個難民的身份來到香港。但是，香港一時

間根本無法容納大批的難民，令這批走難來港的華人生活得十分艱苦。這些華人

離開了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來到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華人，而當時的華人

地位是相當低微。另外，這些華人到達香港後都經歷了相當明顯的職業結構改變

在這些華人中，有不少在原居地為實業家、技工，甚至是大地主，但在遷移至新

環境的過程中，都經歷職業的向下流動，需要依靠出賣勞力過活。

已然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雖然時間的流逝令當年走難來港的華人開始忘記

了五十年代的那種流徙異地的情緒，可是他們的子女，即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

卻仍未能產生以香港為家的心態。原因是當時香港的經濟仍處於起步階段，香港

由轉口貿易轉為發展工業，需要一段掙扎時間。因此經濟的低水平限制了新一代

職業向上流動的機會。而且，有硏究指出當時的社會結構開放程度有限，就業的

制度強調中介人的角色，使自由選擇職業的開放性大大降低。再加上當時的僱傭

制度偏袒僱主、工作環境惡劣和殖民地的統治的種種因素，是引發出 66 及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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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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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暴動工人在港督府門外向警察高舉毛語錄

美孚新村是七十年代香港中產家庭的象徵

亂的主因。這兩次暴動是民眾抒發不滿情緒的主要途徑。但在 67 年的動亂中，殖民地

政府意識到工人的暴動是受到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所影響，是一場共產主義與

資本主義的對決。為了鞏固其殖民管治，政府刻意在平定動亂後推出不少利民政

策，以在民眾中培養歸屬感。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香港意識」，例如在前文提

及的漁人廣告，正正就是當年殖民地政府從上而下的宣傳工作製造出來的產物。

其後，香港在七十年代的經濟快速起飛。不少人都能隨着經濟的起步，沿晉

升階梯由工廠工作爬升至白領工作，由廉租屋搬至私人屋宇，成為了中產家庭。

香港中產家庭的奮鬥故事成為了香港的集體經驗。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戰後華

人家庭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時間。華人的子女長大後可以出外工作，把工資帶回家

使整個家庭的生活環境得以改善。而且在七十年代出現的中產家庭可以有能力幫

助他們的子女透過教育取得學位，形成新一代的年輕中產階級，為向上的社會

流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更可以鞏固其家庭在香港社會的地位。我相信大部分香

港人都會同意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到處都充滿機會，而一般市民亦由悲觀的心

情走向樂觀的心情。此時在香港生活的人，開始享受生活在香港的經驗，他們可

以對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控制。而這一代的華人已經脫離了父母們的難民身份，

「香港人」的身份得以確立。

香港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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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文所提及的「香港意識」，剛好呼應了劉兆佳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這

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是強調物質利益及即時回報。在以功利為先的考慮下，普遍十

分重視社會的穩定，很少會想及改革香港社會。政府的主要角色在於維持社會穩

定。

雖然，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對構成社會的本土意識與認同感有重要的影響

，但我不認為經濟原因就是一個決定因素那麼簡單。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穩

定上升，市民大眾亦對香港建立了認同感，但這認同感卻是充滿危機的。原因是

當生活穩定下來後，便發現自身所處的殖民生活處處不平等。早期的學生運動由

於四人幫下台而結束，這股改革的風氣由關心中國轉變為關心香港，例如

1973 年的反貪污捉葛柏、1977 年的金禧事件、1977-1978 年的艇戶事件等等，

這些社會運動都是學運的廷伸。而社會運動本身亦令香港人增加了對自身身份的

探索和反思，以香港為家的思想更加鞏固。

局限的本土意識

經過了數十年與中國的疏離，香港出現以一代香港為家的華人，名為「香港

人」。而八十年代由大陸移居來香港的華人，香港人給了他們一個稱呼「阿燦」。

由此可見，「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對立愈見明顯。我們有受西方影響而建立的

法治、城市規劃、管理方式等，相對中國大陸而言，香港都顯得較為現代和文明

在這種環境下，在香港生活都帶有一種「優越性」是中國不能比擬的。

可是，這種帶有優越性的本土意識相信是一種由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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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感情，那麼這種感情的承載力到底有多強？中國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

統，也有雄偉的自然景觀。而香港始終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終有一日要

回歸中國。香港這種優越性到回歸後能否延續呢？這正正是以下要討論的問題。

回歸後的香港的社會

是歷史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在過去的百多年來香港一直接受西方文化

的洗禮，經歷與內地的疏離，香港人有了自我的香港意識。同時，歷史亦跟香港

人開了一個玩笑，製造出一種既中國，又香港的香港人身份，讓充滿身份矛盾

的香港人對回歸都處於痛苦的狀態。「中國身份」這邊若即若離，「香港身份」那

邊更加快有變成歷史遺物。面對這種情況，不少香港人都寄望外地，移民他方。

1997 年 7月 1日，那年我八歲。還記得交接的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

着直播交接的過程。當時的我不知道這晚對香港來說是一件大事，只知道這天的

晚上可以看電視一直到深夜。然而，全世界都在這夜注視着香港這塊土地，觀察

着當英皇銅像換上特區區徽後所有可以產生的變化。

可是，香港回歸後之數年，遇上了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差了，加上以董建

華為首的特區政府頻頻的施政失敗，不少人都把不滿的情緒發洩到政府身上。令

很多人都抱有「九七前管治良好，九七後一塌糊塗」的心態，使香港失去了當年

的優越感。但是，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特區政府嗎？不能盡言，不過

可以的是觀察到今天的政府還留有昨天殖民地政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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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7月 1日，香港這塊土地升上了特區區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宣告成立。

傳媒大幅報導零三年七一遊行，該次遊行被喻為民主的勝利，香港人的驕傲。

外來政權

首先，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性質有否改善，這關乎到

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及與香港市民的關係。在過去殖民社會，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

權，故此它與市民根本沒有信任可言。英國當年佔領香港主要是希望可以打開中

國的大門，從而獲取利益。因此殖民地政府在殖民地大刮一筆，不用理會人民的

民間疾苦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不過，外來政權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讓外人來參與政

府的決策制定工作。當時的華人根本沒有可能參與政府的內部工作，直至省港大

罷工期間，為了緩和中國的反英情緒及鼓勵香港華人效忠，於 1926 年才第一

次提名英籍華人周壽臣擔任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多年來，華人一直被拒於政府

主要架構的大門外。總括而言，殖民式的管治特色可歸納為中央集權、行政主導

諮詢式等等，政府的決策相對不受社會壓力所制約。

香港主權回歸後，一切都跟着《基本法》的本子辦事。理論上政府架構與管

治模式是維持不變的。但是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下，回歸後的香港應該比回歸前的

香港更自由才正確，但實情是香港變得更不自由。原來在北京眼中的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亦只是行之有效的殖民地管理模式的改良版。誰不知正是這種「不變」

的思路局限了特區政府回應改變的能力，埋下管治危機的禍根。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選的爭議，至九七年回歸以來，香港人一直要求以普

選的方式選出特首來領導特區政府，但一直未能夠實現，而那個 800 人的特首

選舉只是形式上的遊戲。因此，過去特首董建華的認受性香港人心裡有數。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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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受性的政府，其施政的能力非常有限，到最後特區政府的支持只有來自中

央政府，並繼續按中央的指示辦事，而市民的認受性繼續下降，是一個惡性循

環。這個特區政府相當外來。

官僚的惰性

因為殖民地政府是外來的政權，可以想像的是，在政府內工作的官員大部

分都是外國人。這些從外地聘請回來的政府官員，其首要任務就是要安守本份完

成自己的工作，向總督及英國有所交代便可以，務求令自己在任期內平穩渡過。

在官僚體制中，要求爭取變革聲音的官員是不受歡迎的。若果官員在爭取過程中

有任何失誤，他往往要面對可能出現的負面後果，包括被撤回英國。所以有變革

的人必須要有過人的了勇氣和抱負，才能挑起這個擔子。但可惜有這份勇氣的人

在社會為數不多。

回歸後的香港亦有這種問題。由於要想改變以往推行已久的由公務員精英負

責掌管政策的做法，在 2002 年 7月時，董建華宣佈政府開始實行主要官員問

責制。在問責制中，所有負責制定政策的官員都是接受由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官

員，如果這些問責官員遇上嚴重的失誤或個人操守出現嚴重問題，便得負上政

治責任，例如辭職下台。有了這問責制後，公務員的體系便退至負責執行問責官

員所提出的政策，以保障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可是打從一開始，問責制的設計及推行便受到各方的批評。尤其在 2003 年

的七.一大遊行後，市民看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粱錦松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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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後都認為問責制的存在根本不能改革香港的政治環境。

其實我認為問責制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問責官員都承繼了殖民時代的

官僚惰性。這些問責官員都是由行政長官直接任命，他們不是由公務員中按表現

提升上來，亦不用向市民負責，只需要向行政長官負責便可。而且問責官員的任

期都不會長於行政長官的任期，其背後的意義就是在任期內做好自己綱位的份

內事便可以平穩渡過，問責官員紛紛變成行政長官的傀儡。因此問責制的出現間

接或直接地令政府的運作更加中央集權。

我相信要解決問責制所帶來的問題就只有透過普選方法選出行政長官。

總結 -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香港政府現正處於一個非常吊詭的境況，此刻既缺乏認受性，同時又獨攬

大權。正因為沒想到認受性，當政府觸及一些改策改變的方案時，往往出現被弧

立的狀態，一方面被批評妄故大眾利率，另一方面卻被指是搔癢做秀。政府成了

市民的箭靶，當政策推行時定寸步難行，俗語說「掂果瓣死果瓣」。例如在回歸

前，樓價失控地狂飆，惡化了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情況，董建華政府於是推出「八

萬五」政策，堅持每年建造八萬五千個住屋單位以穩定樓價。可是，「八萬五」政

策原意雖好，但在缺乏政治和社會的共識支撐下，最終淪為一個難以持續和不

切實際的方案。

回歸後的政府成了「跛腳鴨」。殖民式管治體制的基本結構在回歸後仍沒有

太大改變，可是隨着公民社會在近幾年迅速冒出的各種團體，包括一些政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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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非政府組織，甚至互聯網上的團體都不斷積極尋求方法介入決策過程，使香

港的政治環境開始愈來愈模糊，傳統的殖民式管治模式漸見失效。零三年的七一

遊行就是市民團體與政府的角力比試，迫使政府最後擱置二十三條立法。

毫無疑問，今天的政治環境已經大不如以往殖民時代。因此，政府回歸以後

其中一項需要急切推動的工程，便是使政府具備有實質推動政策的能力，但回

歸後十一年的今年似乎依然未能完善。這是一場浩大的政治改革工程，始終香港

被殖民統治了有１５６年之久，要在十年時間內擺脫殖民地的影子和打破管治

架構的困局，甚為有挑戰性。

特區政府有這份智慧去做得到嗎？不清楚。畢竟，點樣令隻雞變做鴨？最後

借用董建華在立法會上提出的四個字「與時並進」作結：

“因為時代已經改變，如果你們不擁抱這個新時代，時代會放棄你們，會拋

掉你們”

後記 – 反思香港社會香港與我何干? 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所有的人和事都與我們息息相關，

甚麼不關我的事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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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熟悉自己居住的地方，首先要明白它的歷史，而香港則有它的獨特歷史，因為它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正如劉紹麟在他的書中所說，殖民地的幽靈一直纏繞着每一個香港人的內心。

因此，現在的特區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擺脫那殖民地的影子。否則，政府只會被時代所拋棄，被人民所拋棄。不過經一事長一智，自從香港政府經歷零三年七一遊行後，處事的作風都開始會聽取民意，情況就有如當年六七暴動後殖民政府的改善。

政府有些事情是需要鬧，但有些事是需要讚的。就好像最近政府處理H1N1

的事件。我認為今次處理的手法非常好，但有人卻批評政府處理得太過嚴謹(我覺得這是為鬧而鬧)，把旅客困在酒店內，把香港的旅遊形象完全破壞。可是，我認為現在 H1N1 的病毒傳染機制未明，在未弄清楚病毒的底蘊下，宜作「大事件」處理。我相信這是沙士給政府的教訓。

政府就像一個闖下禍的小孩，得到教訓才懂得改過，無論是特區政府或殖民政府。不過，到底要再經過多少次教訓才會變得為市民，為香港的好呢?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我最希望就是看見普選的實現，這樣香港才有一番新景象。

參考書籍

王賡武 (1997).《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劉蜀永 (1998).《簡明香港史》.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劉紹麟 (2005).《香港的殖民地幽靈》. 香港: 守沖社

羅永生 (2007).《殖民無間道》.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呂大樂 (2007).《唔該，埋單》.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葉健民 (2007).《從九七算起》. 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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