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客座總編輯，世界級經濟學大師梭羅是美國總統 顧問，中國總理也向他請益。他曾經 4次爬上喜馬拉雅山，又曾與傅利曼論戰多回，他的銳利與驍勇，在學術界內外都是如此。

2007年，香港回歸十年，梭羅如何重新看中國？香港經驗帶給台灣哪些啟示？

香港對中國而言只是很小的夥伴，中國還有很多夥伴。

香港有多少人？ 700 萬人口，而中國有 13

億的人口。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了，如果中國失敗，香港怎麼可能單獨成功呢？

相反的，中國的成功並不是因為是香港，沒有香港，中國經濟還是會成長，中國成功是因為中國內部改變了。

在給商周讀者搶先閱讀的《當中國成為第一（ China as No.1 ）》書中，梭羅認為，中國當然有成為經濟強權的條件。

她有全世界 1∕5 的人口，從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看來，她的教育十分普及，擁有眾多高等教育人才。

在科技創新上，在高等物理、生物科技等領域取得領先。

而來自香港、東南亞的華人菁英，則為中國注入了企業家精神，讓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轉。

但中國也有眾多的問題必須解決。

城市與鄉村嚴重失衡，城鄉收入比，從 4:1 急升到 13:1 ，而西方社會城鄉收入頂多只有 2:1 或 3:

1 的差別。

農村人口經常因為米價過低而必須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往城市移動。

地區發展不均衡、環境污染都有待解決。

歷史告訴我們，貧窮的國家要變成富有，至少要花百年的時間。

台灣從 1949 年起，每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7

％，所得仍低於美國；

歐洲在 1900 年代，國內生產毛額是美國的 9

0 ％，但現在只有 66 ％ 。

因為美國做為世界經濟強權，也會持續成長，不會停留在原地等待。

隨著經濟成長，中國會逐步的建立民主， 就像台灣，或是日本一樣，但是那不會很快的發生。

台灣民主化花了 30 年的時間，中國的時間可能會更長。

中國人的世紀或許即將來臨，但如果要趕上全球第 1 名，不會在 21 世紀，而會是在 22

世紀。

台灣可以從香港成功經驗中學到些什麼？

香港是服務中心，這是台灣必須學的。製造與服務，兩者可以並行。

香港不做製造，這是她的劣勢；但相對的，台灣的劣勢是只做製造。

香港證明了一國兩制可行，但一國兩制卻不一定是台灣的選項；

台灣如果要維繫繁榮現況，前提是必須要有面對中國的勇氣。

如果過去台灣能夠採取開放的策略，台灣可以在中國大陸取得經濟優勢，資本與人才都會流向台灣；但台灣因為害怕中國會取而代之，沒有這麼做。

如今，資金和人才已經流向中國大陸了。

那麼台灣如何掌握未來的機會？

開放。台灣要有「我會影響中國，而非中國會影響我」的信心。

台灣應該想，「這是我們改變中國的機會」。台灣不夠勇敢（ Taiwan isn't bold enough）。

在這個新時代，台灣有沒有什麼突圍之道？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政府應該放手（ hands off）。讓資本主義能夠發揮它的功能，讓世界運轉的是經濟與資本，並不是政府的管制。政府最重要的事是，投資教育、做基礎建設。

教育仍然是經濟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沒有教育，沒有人才，就不可能掌握新經濟。要掌握人才有兩種方式，不是自己教育，就是要設法吸引受過教育的人才。

台灣總是擔心會被中國擊倒，但這是錯的。從資本累積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有誰會擊敗誰的話，中國會先被台灣擊倒。

綜觀各項指標，香港、新加坡效率與制度面讓她們與全球接軌順暢，但未來民主指標能否提升，帶動永續繁榮，是持續觀察的重點。

中國經濟有多項制度面缺陷，政治更是離民主有一大段距離，目前強勁成長力道能否反向刺激其制度面的改善，尚待時間證明。

台灣的民主自由雖是最大優勢，但企業經營環境卻因為制度面的缺失，徒然失去許多競爭機會。

梭羅直指台灣已經失去了十年，政府如何走出島內競爭的心態，放眼大競爭格局去思考政策制定，台灣下一步的優勢才有辦法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