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河带县西北绕县境西南，行县境二百余里，东达芮城。

——《光绪永济县志》

“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这是光绪版《永济县志》对当地形胜的精辟批点。

由于当代行政区划的变动，黄河今过永济境不到49公里，而在光绪年间，乃至追前往后一个较为久远的时期，境内流程通常要超过两百里，足见其之异乎寻常。而蒲州二字，更成为这一地区地位显赫、实力雄厚的地缘标记抑或人文符号。这座因黄河湿地蒲草丛生而得名的城市，承继了蒲草柔韧易养的天性，无论其初创勃兴时，抑或是鼎盛巅峰期，甚至于中落衰败直至废弃，那份自信从容、儒雅广博却从来没被削减过。所以，在中国历史漫漫征途，不论哪一个阶段，都能在记忆中翻检出有关他的履痕，也算是史不绕笔的代表了。

一座城池也像一个人，不同阶段会有不同阶段的影像，但人们通常愿意在盛年锦时留存一张作为标准像，那么，既通上古又接当代的蒲州名城的标准照必然来自于唐朝。

蒲州得名于北周，在此前后一直是军事重镇、交通要冲。唐立国后，作为隋地的蒲州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凭借山河之险，居然固守了三年，以至高祖李渊无奈地做出

“放弃河东谨守关西”之决策。是李世民拂违上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攻陷蒲州，在河东拓开局面。来之不易方倍加珍惜，至开元盛世时，全国共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30座重要城市，蒲州与同属河东地区的绛州一同荣膺“六雄”，仅次于“四辅”，用现代的眼光看，当然是响当当的一线城市了。开元九年，蒲州升格为河中府，成为与东都洛阳、北都太原比肩并驾的中都，达其鼎盛。

没有了蒲州的河东是庸常寂寥的；不环抱蒲州的黄河会丢掉太多的才情韵致；不倚重蒲州的李唐王朝更会抱憾终生稍逊风骚。

我们之所以敢这样讲，全因为诗歌！那时的蒲州城周二十里，布局完整，规

模宏伟，楼阁寺庙星罗棋布，街巷交错，铺面林立。往来长安的车马行人皆由城西门外蒲津浮桥渡河，这座桥仅结链为缆、铸牛做墩，就耗去全国当年所产五分之四合计八千吨的生铁；城西南角有鹳雀楼，文人雅士常于此登高望远骋怀赛诗；城南上风上水，多居官宦，门外有西海、河渎两座神祠；城东门外还有繁华的商贸区。“州人仪容闲雅，服饰鲜丽”，是有名的“仕宦之乡”，向以

“人文称盛”（《祝氏志》），全域之内儒、释、道并举，圣、神、人谐和。

不仅如此，城内城外寻常可见的羌人胡姬，给蒲州城平添了大都会才有的“国际”范儿，使之更显现出兼收并蓄的包容气质，所以类似葡萄酒、胡旋舞这些带有异域风情的潮头元素怎么能不给儒雅的蒲州再加高分，勾引得普天之下的风流才子、文人墨客竞相而至呢？更何况，那里还有表里河山之壮美，有千古文脉之绵长，有独步诗坛之巨擘，最不济也要带一点桑落美酒、蒲笔蒲纸，提升提升自己的文心诗意。如果非要给盛唐时的蒲州加一句广告语，那一定是：

“没到过蒲州的文人，算不得真正的文人！”我们随便进入蒲州公元八世纪哪一天的

清晨，随着西门吊桥的嘎嘎落定，那位骑一匹瘦马由浮桥进城的才子，说不定恰好就是归乡省亲的“诗佛”王维；或许在城内哪一家茶楼酒馆行令投壶的，便是哪几位诗名甚盛文风正健的青年才俊；更或许，那位经过城楼门洞正欲出城查访的老者，就是于此处写就“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的蒲州刺史颜真卿。

险峻之河山激发灵感，丰厚之人文涵泳精神，发达之交通传诗扬名，蒲州就这样一

步一步被游历者与原住民托举上唐诗巍峨的高山，成为最奇绝瑰丽的尖峰。蒲州州府治县，民间能作诗解诗者甚众，虽耕者亦不废诗书；至于士子一类的读书人，也喜欢游历交友，从现存诗歌来看，于蒲州尽地主之谊与友人迎送酬答之作甚多；即便官场幕府，职下同僚也多诗词同道，相互切磋唱和几为常态，地点也多在府衙内被称为“绿莎厅”这个专为“诸书记、从事趋府宴会”之所。

绿莎厅这座带有私密性质的文化沙龙对文学界的影响，也大大超乎我们想象，宋代诗人王禹偁 《送柴谏议之任河中》 不仅提及，更驻笔加注：

蒲津名郡得名公，谏纸盈箱且罢封。红药阶墀曾吐凤，绿莎厅事旧鸣蛩。下车首谒重华庙，入境先经五老峰。见说丘门诗版在，应教回也继遗踪。他在自注中这样言及绿莎厅：“故事，

河府院有绿莎厅，唐来治平时，好事者尝加浇溉，兵兴之后，为不好事铲去之。公好事者也，可复此景，故云。”晚清名臣林则徐更将之奉为典故入其联作。

请相信我们说蒲州代表着唐诗的尖峰并非信口开河。有唐一代最精华的八律诗、十绝句，出自蒲州人之手的竟占其五；自然而然形成流派的“大历十才子”群体蒲州人独享其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凡二百七十余人，将近二十人原籍或占籍为蒲州；我们也不难想象，卷帙浩繁的《全唐诗》两千二百多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应有蒲州多重的分量，其间的蒲人自不待言，慕名以访将蒲州风物入诗的，何其多哉？

文化的影响岂止当代，它可以穿越千年而不朽。无独有偶，2011年，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著名学者王兆鹏首次用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历代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研究论文等数万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推出《唐诗排行榜》，排具了最具影响力的唐诗“前100强名单”，由中华书局正式

出版。排名靠前的诗篇，更是视作品在传播中的影响力而定。

位列前十的诗篇作者半数是河东籍诗人，而其中的四篇都关联着蒲州：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列榜单第二）《登鹳雀楼》王之涣（列榜单第四）《登柳州城楼》柳宗元（列榜单第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列榜单第九）

在造纸术、印刷术产生之前，除甲骨、竹简之外，人们还会在蒲草上刻字记事。当这种芬芳在《诗经》中的植物，这个在文明传承中连接着简与纸两个时代的中间替代角色，不经意间成为一个区域名称的时候，是否已神秘地预示了这一区域的未来走势与发展方向？

蒲州人文之盛来自于自身久远的沉积，更兼有时代波澜壮阔的助推。蒲州的繁华紧紧依附于大唐王朝的繁荣兴盛，而且在黄河文明达到鼎盛沸腾的大背景下展开。但当这份繁盛渐行渐远，这份鼎沸复归平静，蒲州便注定会铅华尽洗。

自宋以后，经济中心东移南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一直在或南或北的地区摇摆，黄河文明不可遏制地跌入迟暮岁月。纵是蒲津桥头总重600吨的铁牛铁人铁山铁礅铁柱也挽它不住。

挺过了金、元战乱的蒲州，在明王朝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1月23日（农历乙卯年腊月十二）夜半子时的八级大震中，元气大损，城廓房舍尽倾，死伤难以数计，民间更称之“天塌蒲州”；次年，重修城墙以土筑之；明隆庆元年 （1567 年），加大石铺底，城墙内外以大青砖叠砌，虽又显威武，但比之唐时，仍大为逊色。之后清代的数次局部修葺终未见显效。

1946 年秋，黄河又涨，河床已高出城池；次年，永济县城迁至赵伊今址，蒲州城内居民多有迁出；1959 年，三门峡水库兴建，蒲州古城划入库区，居民全迁，旧址遂废，河水四面而入，泥沙湮城，空留一片残垣断壁向夕阳。

（下转9版）

【永济章】 蒲州梦华

8◆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殷曾宏 ◆美编 贾未 ◆校对 王瑞 ◆E-mail:hhwlx2013@126.com

身 边 这 条 大 黄 河（上接7版）

其他地方何曾见过如此霸气的祈雨，全程不烧一炷香，不磕一个头，不上一点供，倒更像是一场造反。这一带流行的 《祈雨歌》，估计全天下也独此一份：

龙王爷，请你哩，不出三天要雨哩。厦上瓦片晒红啦，房檐骨朵火着了。锄田哥哥渴死啦，八十岁婆婆饿死啦！金刀子，银刀子，下雨就在今早起；金香炉，银香炉，下雨就在今晌午；金柜桌，银柜桌，下雨就在今后晌；金灯盏，银灯盏，下雨就在今黑间；金板车，银板车，下雨就在后半夜。一点一马勺，两点一池泊，三点一黄河，下他个，七天八夜九后晌，转天早起可续上。井水要连井口平，池泊不满你别停。雨水能渗三尺地，我给你唱三天戏。龙王爷，你听着，你不下雨小心着，拽你胡子扳你角，要你龙王做什么！你服不服？黄河滩的儿女就是这么奇

葩！黄河边的子民没钱也这么任性！在他们面前，任何的指指点点都显得矫情，因为只有他们才最懂，怎样去做这片土地最称职的主人！

扎马嚼虽然足够刚烈，但因为有冷水的冰激和事先的准备，一般见不到血。而同样源于上古祭祀的社火“血故事”，则是另一番淋漓。“血故事”单就形式而言，类

似别处的“高台”或“抬阁”，却添注了“血”这个核心。其基本程式为神鞭开道、锣鼓随行、“高台”表演、火铳护卫，最后是由小丑自由发挥的“故事尾巴”，所展示题材由古到今，选择的标准除了足够血腥惊悚外，必须是惩恶扬善的主题。“血故事”演进变革至今，主角们已不再通过自残自戕的方式来获取真血，也少用禽兽之血替代，而是采用现代影视惯用的道具血，求得逼真耐久的效果。如果说普通的社火热闹追求春风化雨、寓教于乐式的正面教化方式，告诉人们“不能恶”的话，那么，“血故事”便是期望用血腥场面的还原展示，让恐惧和战栗驱除人内心时隐时现的恶念，达到“不敢恶”“不想恶”的自我约束。在“血故事”原始设计者看来，这种反面教材式的警示或许更有张力也更为管用。而且其程式的总体把控，也能见其心思与智慧，有科学成分在其中。比如最终的“故事尾巴”，用小丑淘笑的滑稽与幽默，将观众收到的凝重压抑感用轻松稍加稀释，这就类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心理疏导”了，免得过犹不及、盛极而崩。

有黄河与黄土塑造筋骨，因而强悍不屈；由沉重与激荡砥砺精神，所以桀骜不驯！

大河滩的汉子哟，你在黄土地里汲取了沉默与忍耐，又从黄河浪头感染到疯狂和宣泄。

大河滩的汉子哟，不是你不知道疼痛，而是你更渴望那几分快意，所以你们才总让

人感觉到一种——痛快！痛快！！

“扎马嚼”今时见于南赵、北赵、安昌、师家等沿河十村，而“血故事”则以张吴、角杯诸村为代表。图为临猗县南赵村村民“扎马嚼”（摄于2010年2月17日）。 记者 卫行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