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 --许知远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極權的誘惑許知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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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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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歷史的陷阱？

未來的魅力

他者的想像

可疑的懷舊

陰謀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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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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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性的誘惑

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文化的缺席

梅鐸與G

oo

gle

從劉賓雁到胡舒立

孤獨的反抗者

我們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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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自序：歷史的陷阱？

1一八七九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楨之命到日本考察。在旅途上，他這樣寫道：﹁我

朝威靈震，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文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於無

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

王之春的感慨是士人階層、官僚系統的普遍情緒。不到二十年前，人們普遍認定清王

朝即將崩潰。英法聯軍燒掉了圓明園，皇帝在承德駕崩，留下兩位年輕的太后輔佐一位

幼兒天子。太平天國牢牢佔據了南中國，並發動了一場差點奪取了北京的北伐。但如今，

內亂早已蕩平，總理衙門穩妥的處理著與外來者的關係，新一代地方領導者的表現令人

讚歎——

他們恢復了江南的生產，鎮壓了西北的分裂力量，還開始了一場洋務運動。帝

國似乎再次恢復了平穩，士大夫開始匆匆為它貼上了﹁同治中興﹂的標籤，相信這個時

代堪與周宣王、漢光武帝與唐肅宗的時代相比，它們都戰勝或至少終止了衰落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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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一些西方觀察者們則發現這個古老國家甚至還產生了﹁一種新的趨向的兆頭：探究在以

前會被認為不屑一顧的事情的原由﹂。他們也相信，只要順著目前的方向，﹁這個國家

地大物博、人民勤勞節儉，只要政府強大，既有力量制止內亂，又能維持和平，就會成

為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

王之春口中的﹁中天運會﹂沒能持續多久，僅僅十五年後，中日戰爭把美夢驚醒了。

過去幾年中，你從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公共情緒裡，一定也聽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千年盛世﹂，或是西方

人創造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這些言辭是否像是另一次﹁同治中興﹂？

鄧小平的改革是從一場危機中開始的。在一場令世界歷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毀滅﹂之

後，鄧小平領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正常年代。他重建了與世界的聯繫、給予個人更大

的自由、國家從社會生活中逐漸退出。中國社會煥發出巨大的生機，它變成了一台不知

疲倦的生產與消費機器，中國再次震驚了世界。樂觀情緒再一次湧來，人們覺得中國不

僅是中興，而且要領導世界。

但很有可能，中國再度被﹁成功﹂擊垮了。在空氣中洋溢著自滿時，中國也正在丟掉

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關上了對外學習的大門，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它忘記

了市場經濟才是發展的動力，拼命的擴張國有企業；它忘記了自由思想、個人的創造力

才是創造的源頭，它要再度控制教育、用黨化宣傳塑造年輕一代；它忘記了分散權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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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來社會的和諧、才會激發人們的同情與自主，通過官僚機構來推動社會變革只是導

向失敗；它忘記了因為資訊公開、自我批評，才塑造了改革的黃金時代，它要用﹁和諧﹂

的名義扼殺不同的聲音︙︙一場全面性的危機業已浮現。

2這本小書不是﹁盛世危言﹂，也不是感慨歷史慣性的無情︵儘管有時它的確如此︶，

而是有關於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

—這其中充滿了幻象和自我欺騙。在過去幾年中，中

國被認定是歷史的新動力，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經濟模式。

人類的記憶總是短暫，常常通過遺忘過去來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昔日陳腔濫

調經常再次變成意義重大的啟示錄。除去晚清的歷史，我還頻繁︵或許過於頻繁︶的列

舉了蘇聯、德國、日本、美國的例證，期望用它們來表明，中國的經驗並沒有想像的那

麼獨特，它的內在困境很可能吞噬掉表面的繁盛。在歷史中的很多時刻，我們都曾公開

讚揚邪惡的力量，被規模與權力所震懾，忘記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的重要性，中國不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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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個例證。這也是這本書題目的源頭，它借自法國作家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

Francois Revel

︶同名作品，他曾用此來形容法國知識份子對於蘇聯模式的崇拜。對於此

刻的中國，極權所誘惑的對象不僅是那些崇拜高經濟增長的外來者，也包括中國人自

己——

人們越是對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強有力的領導人、無所不管的體制。﹁極權﹂

這個詞語或許並不準確，中國已不是毛澤東時代的全面性壓制，但在本質上，這個政權

從未真正改變。

它稱不上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書，由十篇左右的長文章構成。它觸及到中國形象的變化、

審查制度、社會心理與一些個人的反抗者的故事。在過去的十年中，兩個中國故事在同

時發生。在國際舞台上，它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新帝國。而在國內，則是一個重新國家化

的過程，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所帶來的短暫自由，再度被國家

權力所吞噬，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在很多方面，中國已變得像一頭不

知饜足的怪獸——

進步的信念、專制的扭曲、資本主義、工業化、資訊化，對資源的災

難性掠奪，眼花繚亂的技術發明，造成了一種燥熱、貪婪、物質主義、醜陋的文化。中

國歷史的漫長與複雜，令各種變化接連不斷的發生。前現代與後現代因素不分彼此的融

合在一起，它帶來價值系統的錯亂，也增加我們理解中國的難度。

我的情緒也受此影響。英國詩人奧登(W

ystan Hugh A

uden)曾寫道：﹁攻擊劣書不僅

浪費時間，而且對品性不利﹂。很遺憾，我沒有遵從詩人的教導，這本小書中充斥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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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劣書的攻擊，我沒能克制自己的不安與憤怒。

感謝我的朋友延賀與家軒，是他們使這本書成為可能。也感謝我的女朋友王子陶，幸

虧她在三年前把西蒙．雷斯介紹給我，這位學者深刻改變了我對於中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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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識》像極了中國社會給人的感受，龐雜、混亂、卻透著十分的自信，有候又

過分滑稽、荒誕。如果你在中國生活，你會明白當官員們談論民主、自由、實事求是、

創新時，他們的意思和這些辭彙的真實含義經常沒什麼關係。人們談論口號、標語和官

面文章，但實際想的、做的卻是遵循另一套邏輯。所以當你看到一個外來者如此嚴肅的

將《求是》上的文章、領導人的講話，翻譯成英文，以此作為證據時，你多少感覺某種

奇妙和不適，就像是臭豆腐被放在西餐盤上，然後宣稱這是中國的主菜。

未來的魅力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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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魅力 CHAPTER 1 012

1﹁他們說中國政治制度是獨裁主義，但這其實是一種新的民主。﹂這個大膽判斷來自

約翰．奈思比︵John N

aisbitt

︶，一位聞名世界的未來學家。在北京推廣他的新書︽中國

大趨勢︾時，他對著中國的官員和老百姓說，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充滿偏見，他們認為自

己是民主的審判者，認為一定要通過選舉才有民主，但即使創造了﹁民主﹂的希臘人並

沒有選舉，他們甚至還有奴隸，而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不同於西方的體系，它是垂直式的

民主，領導層發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議，這是一種自下而上又會自上而下的機制。

我在二○

○

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週末︾上讀到奈思比的言論。在同一期報紙上，

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

周年的報導，關於中國模式的探討。新聞紙上洋溢著成就、

自得，和一種被遮蔽的深深困惑—

—

中國是如何變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國的—

—

一個將

政治專制和經濟成長如此有效的結合在一起的國家，不管多少悲觀的預言和深層矛盾，

似乎都不能阻礙它變得更強大。

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早已容納不下中國的成長？中國正在創造一種

全新的體系嗎？在得出肯定的結論後，奈思比甚至尋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

—

解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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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CHAPTER 1 未來的魅力

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

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任何一個對中國進行嚴肅思考的人，多少都會震驚於奈思比對中國的熱情讚揚和這幼

稚的八大支柱理論—

—

它們就像是從一份中國政府宣傳文件上整理出來的八個口號。

中國社會狂熱的擁抱了它。︽中國大趨勢︾的出版不僅是一樁文化事件，也是政治事

件。中宣傳部指定中國的報紙連載主要內容，高級官員出場與奈思比對話，暢談中國的

過去與未來。它的廣受歡迎也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在很多城市，商人們、青年人們誠摯、

熱烈起身歡迎他的到來，一位大學教授當場背誦了他一本舊作的冗長段落。

一代中國人都曾是奈思比的熱情讀者。二十年多前，他與尼采、沙特、馬奎斯、托夫

勒︵A

lvin Toffler

，著名未來學家︶、艾柯卡︵Lee Iacocca

，美國汽車大亨︶等名字同時湧

進中國，他們來自不同年代、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主張，卻在同一時間抵達中國人的

頭腦。中國正在重新發現世界與自我。在經歷了多年的封閉、壓抑和自我麻醉後，他們

意識到所有自封的優越性不過是謊言。他們充滿了知識上的焦慮，也對所有外來的思想

和人物，充滿了不加分析的敬畏。他們在沙特的﹁他人即地獄﹂的異化理論中尋找文革

的原因；他們在艾柯卡的自傳中，發現了企業家的力量；他們通過尼采的﹁超人﹂裡，

反抗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壓抑︙︙

奈思比與托夫勒的未來學，則讓人們尋找到意外的撫慰。中國身陷強烈的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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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曾相信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卻發現自己的命運不僅比西方悲慘

得多，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從沒進入中國視線的國家都大獲成功。更令人

尷尬的是台灣，國民黨政權丟掉了中國，卻讓台灣進入發達地區的行列。很多知識份子

疑慮，中國是否要被開除球籍。

未來學家們提供了新穎的樂觀—

—

讓我們暫時放棄對歷史和現實的憂慮吧，我們錯過

了第一次與第二次浪潮，但倘若處理得當，但我們將牢牢的抓住第三次浪潮，並一躍而

至浪頭。2﹁

不可壓制的樂觀﹂，︽紐約時報︾曾這樣評價奈思比的特質。那是一九八二年，他

剛剛出版的︽大趨勢︾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沒人懷疑這本書表現出某種預見性。﹁從工業社會到資訊時代﹂，﹁從民族經濟到世

界經濟﹂，﹁從南方到北方﹂，﹁從等級官僚制到網路化﹂，這些預言都已成真。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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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不是依賴於預見。

倘若你對於未來學的譜系有所瞭解，你會發現奈思比的所有預言，之前都有人做出闡

述。若論思想的創建性，他要遠遠落後於丹尼爾．貝爾︵D

aniel Bell

︶、彼得．杜拉克、

托夫勒等人。但奈思比的判斷更絕對，語言更通俗。他知道如何將雜亂無章的資訊拼接

在一起，創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辭彙，然後用動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聲講出來，它

傳遞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它不鼓勵你展開獨立思考，而是讓你有著﹁原來如此﹂的頓

悟。人們很難成為丹尼爾．貝爾的追隨者，卻可以輕易加入簇擁約翰．奈思比的行列，

前者進行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後者提供的則是令人舒暢的心理按摩，世界總是充滿希望。

更重要的是，奈思比熟知迎合正在轉變的公眾情緒。倘若你不瞭解八○

年代初的美國

的社會情緒，你很難理解︽大趨勢︾為什麼會獲得如此爆炸性的成功。對於美國來說，

七○

年代充滿了陰沉之氣，從水門事件到石油危機，從撤離越南到伊朗的人質困境，從

蘇聯的擴張到日本的崛起，失敗和沮喪主宰了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

人們受夠了沮喪。﹁新時代﹂運動是從那個時刻開始的，既然改變不了政治與社會，

那麼我們就改造自己的內心吧，人們練習瑜伽，到印度尋找智慧，吃素食，談論健康和

幸福，將所有精力都投放在自己身上。人們也尋求激勵，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

和

羅伯特．沃特曼(R

obert H. W

aterman)

的︽追尋卓越︾成為了超級暢銷書，他們試圖向

美國人民表明，美國商界並沒有在日本公司面前黯然失色，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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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思比的︽大趨勢︾更是樂觀主義的強心劑。預言者不僅走出了羅馬俱樂部的悲觀，

甚至擺脫了喬治．歐威爾式的陰影—

—

一九八四年在逼近，極權主義不僅沒有獲勝，甚

至政治都不再重要，新技術將改變一切，未來必然更自由、更平等、更美好，充滿歡樂。

人人都渴望自我感覺良好，他的樂觀情緒感染了全世界，包括同樣身心沮喪了中國，它

在全球賣出了一千四百萬冊，其中還不包括中國數量驚人的盜版。

倘若說︽大趨勢︾是他超過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剪報與分析的成果，他接下來的書籍

都只是令人厭倦的自我重複。﹁大趨勢﹂成為了一項產業，一個追趕時髦的市場活動，

二十年來，它出版了二○

○○

年大趨勢，婦女大趨勢，亞洲大趨勢︙︙報紙上的新聞摘

要，個人經歷的軼聞，口號式的標題，都通過那種永不消退的樂觀精神，被混成一本啦

啦隊手冊。那些被歡呼的球隊，都被啦啦隊的興奮勁弄得不能自拔，紛紛加入自我慶祝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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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領教過奈思比的樂觀。二○

○

七年一個夏日的早晨，我們在中國大飯店的咖啡廳隔

桌而坐。窗外是汽車擁堵成一片的長安街，街對面是仍在修建一個巨大的方盒子建築，

它是北京售價最昂貴的公寓。空氣污染讓樓頂朦朦朧朧的。這是一個亢奮而污濁的北京，

它準備舉辦歷史上最壯觀的奧運會。

他穿黑色長袖衫，腮上的發白鬍鬚與淺色頭髮連成一片。他出生在大蕭條開始的那一

年，卻絲毫未受到那個沮喪時代情緒的影響。﹁我們為什麼要談論黑暗面，做這事的人

已經夠多了。﹂他反問我。我問到全球變暖，他提醒我去讀一讀三十年前的暢銷書︽全

球性變冷：又一個冰川的來年？我們能夠渡過這一關嗎？︾。我們談到全球恐怖主義，

他說這顯然這被誇大了，現在比冷戰時期安全得多。他也為我回憶起四十年前他在越南

的採訪，他不想去報導戰爭的悲劇，卻想知道戰爭中孩子們在做什麼，他們是未來的希

望，是新的可能性。

我們還談到了中國。﹁你應該通過發現新機會而不是解決問題來實現目標的。中國是

一個不斷尋找機會的國家，相信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尋找的道路上解決。中國和中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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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在於，他們願意為任何需求和結果而調整自己。﹂

他這樣總結中國的優勢。

當我追問為此付出的代價時，他用了這樣一個比喻：﹁生活魚缸裡的魚可能並不知道

魚缸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水到底是什麼。﹂他動情的回憶起第一次來到中國的景象。

那是一九七二年，放眼望去都是﹁破舊的房屋，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滿街都是中山

裝﹂。而現在，除去歡呼魚缸的壯觀，他不知還能表達什麼。

在那次會面中，他也談到了正在寫作一本關於的中國的書。資訊技術、被解放的女人

們，一個新亞洲，在發現了一個個歷史動力之後，他確信中國牢牢地站在未來這一邊。

它要在二十年後，成為全球第一大的經濟體，要在四十年後，全面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

就像英國人主宰了十九世紀，美國主宰了二○

世紀，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歷史火車

頭。他

再次觸碰到時代的神經。世界焦慮於理解中國，中國也在焦慮於理解自身。三十年

前的︽大趨勢︾讓人們從悲觀的現實中暫時擺脫出來，此刻的︽中國大趨勢︾則是一次

自我慶祝的宣言。中國不再掙扎於﹁球籍﹂問題，反而被認定為世界提供了新的發展模

式。更重要的是，他的未來學家身份還傳遞這樣一個資訊，未來不可避免的屬於中國。

奈思比不僅預言未來，還要確認過去。倘若未來已牢牢在手，必定是因為此刻道路的

正確。它遭受質疑，是因為質疑者未能理解它的內在意義—

—中國產生了它獨特的政治、

經濟與社會制度，它是一個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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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最初的念頭到誕生，︽中國大趨勢︾也象徵著一個新的中國故事的形成。﹁不如你

來講這個故事吧，我們會給你所有你要的支持。﹂奈思比喜歡回顧他和江澤民的會面。

他甚至在這短暫的會面裡尋找到一些共同點，他們年齡相仿，都是在農村長大的。這是

典型的奈思比式思維，他尋找到表層的聯繫，忽略本質的不同。猶他州的甜菜農場與中

國揚州的小農經濟，美國農場主和中國農民的生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是一九九六年，中國的飛彈演習引起了整個亞洲的不安，台海危機來臨。中國咄咄

逼人的形象令世界不安。

中國需要一個很好的故事，這是奈思比的解決方案。﹁主席先生，台灣的故事很小，

但他們把這個故事說得非常好﹂，他對江澤民建議說，﹁而中國的故事很大，但你們把

這個故事講得糟透了。﹂在奈思比的世界觀下，政治危機變成了形象危機，形象危機又

簡化成一個公關問題，它可以通過技術來解決。

江澤民邀請他來講述這個故事。熟悉現代歷史的人明白，好故事曾經決定了中國的命

運。亨利．盧斯(H

enry Luce)

在他的媒體王國上對蔣介石、宋美齡的描述，塑造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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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服的抵抗故事，激發起美國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這個故事沒能抵擋愛德加．

斯諾(Edgar Snow

)

的紅色中國的故事—

—

那個被困在中國西北一角，卻樂觀、平等，渴

望自由、民主的新政權。

新的中國故事是什麼？會面令人愉快，奈思比還沒準備好。一方面，他覺得自己不瞭

解中國，或許更重要的是，彼時的中國故事也仍撲朔迷離。它還沒從天安門事件的陰影

中擺脫出來，而新的困境即將到來，政治權力的貪腐、國有企業的虧損、與台灣、香港

的摩擦，和美國的緊張關係，都讓中國的前途不明。儘管有高速的成長，人們普遍相信

中國現有政治結構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它既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也不能支援長期的經

濟成長，還會帶來國際上的衝突。比起奈思比的樂觀情緒，人們更傾向於一種悲觀論調。

從一九九七年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到二○

○

一年的︽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正

反應了這種情緒。

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日漸強大，這個灰暗的故事逐漸被遺忘了。到了二○

○

四年，

一個新的中國故事日漸形成了。一個大膽的青年人毫不遲疑為它賦予了閃亮的標籤﹁北

京共識﹂，它既表明了九○

年代的﹁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也暗示世界力量的轉移。

﹁中國的崛起已經塑造國際秩序，它引進了發展和力量的新式物理學﹂。約書亞．雷

默(Joshua Cooper Ram

o)

寫道。︽北京共識︾是一篇八十七頁的論文，也是一名追趕時

髦的新聞記者的典範之作。從十六世紀的一名丹麥數學家的發現到與亞倫．葛林斯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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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談，從海森堡的測不準理論到摩爾定律再到︽求是︾雜誌，從華盛頓共識到富有中國

特色的全球化，從巴西總統到中國主席，在眼花撩亂的引用之後，作者試圖要證明中國

創造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這套模式比一九九○

年代初的華盛頓共識，更能為發

展中國家提供激勵和參照。︽北京共識︾像極了中國社會給人的感受，龐雜、混亂、卻

透著十分的自信，有候又過分滑稽、荒誕。如果你在中國生活，你會明白當官員們談論

民主、自由、實事求是、創新時，他們的意思和這些辭彙的真實含義經常沒什麼關係。

人們談論口號、標語和官面文章，但實際想的、做的卻是遵循另一套邏輯。所以當你看

到一個外來者如此嚴肅的將︽求是︾上的文章、領導人的講話，翻譯成英文，以此作為

證據時，你多少感覺某種奇妙和不適，就像是臭豆腐被放在西餐盤上，然後宣稱這是中

國的主菜。

﹁北京共識﹂恰逢其時，引來的熱烈回應，既來自國際社會又來自中國國內。人們已

經厭倦和懷疑了﹁中國威脅論﹂，小布希的出現增加了人們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反

感。﹁共識﹂是個宏大、模糊、無所不包的框架，它也暗含了人們對中國的潛在希望—

—

它對既有的世界體系是建設性的，而不是日本與德國的崛起的翻版。中國的精英階層也

歡迎這種論述，它給予他們新的自信—

—

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在他們的領導下發生的。僅

僅幾年前，他們還經常被指責為貪腐、遲鈍、專制，如今則被描繪成富有戰略性的思考，

創造了嶄新的模式，他們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礙者，還變成了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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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被新發現的興奮迷住了，甚至沒興趣去追問空洞的概念下是否是空無一物。﹁華

盛頓共識﹂遭人詬病，它至少仍有明確的理念與政策—

—

一切都圍繞在自由競爭的市場

機制展開。但﹁北京共識﹂意味著什麼？

雷默將這種新模式歸納為三點，強調創新的價值、講究發展的持續性和平等、以及，

自主性。但哪一條能禁得起追問。追求創新？哪一個國家的成功不是緣於創新。講究發

展的持續性與平等，或許你只能從︽人民日報︾與官方文件中發現這個特徵，任何對中

國稍具常識的人都會承認，中國是個貧富懸殊、社會失衡、不考慮未來的社會，城市與

鄉村的差異、環境的破壞與教育的失敗，證明了這一切；自主性，這作者最得意的發現，

﹁中國給其他國家開創了一條新路—

—

不僅發展自己的國家，而且知道在如何融入國際

秩序的同時，保持真正的自身獨立性，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不受這世界單一

的巨大力量中心的牽引﹂，雷默寫道。但這獨立性是由中國政府有意為之，還是中國自

身的歷史與規模使然，卻是一個問題。

但像所有的暢銷書一樣，它的標題比內容更重要。與︽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中彌

漫著問題，︽北京共識︾是一種壓倒性的勝利感。﹁環境污染、社會不穩定、腐敗、政

府與公眾間的互不信任﹂，這些中國社會面臨的嚴重問題，被輕輕帶過。它給人這樣

一種印象—

—

中國內在的困境和危險都可以被忽略不計，重要的是它在全球扮演的新角

色——

一種區別與美國的榜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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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識︾象徵著世界的一種新情緒。這種新情緒可以稱作﹁發展主義﹂，一個國

家只要獲得了發展，就擁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

既在它的國內，又在國際舞台。至於這

個國家其他問題，不管它多麼嚴重，都自然的被隱藏起來。發展難以定義，它很容易被

簡化成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則進一步簡化為G

DP

。於是在這不斷被簡化的發展主義的

信條中，G

DP

成長為中國提供了目眩神迷的榮耀。

一種新的中國形象日漸強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消退了，對一個充滿了內在矛

盾、結構失衡的中國的質疑聲也減弱了。政治專制與共產黨的標籤都扔掉了—

—

它太富

有冷戰色彩，在這個時代理應被拋棄。

一個盛讚中國的時代開始了，形形色色的人加入其中。除去昔日的政客、商人與新聞

記者、左派學者，甚至還有建築師。

對中國的美化在二○○

八年夏天達到一個高峰，它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

甚至審美。先是北京奧運會的耀眼成功，︽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

avid

Brooks)

稱之為﹁中國奇跡式成長下的和諧社會的一場高科技展現﹂，奧運會的開幕式則

是一種宣言，﹁發展不僅來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模式﹂。中國獲

得奧運金牌的數量，再次印證了這﹁東方的集體主義﹂的勝利。

建築評論家尼克萊‧

奧羅索夫︵N

icolai Ouroussoff

︶這樣寫道：﹁如果西方人從飛機

裡出來步入新北京國際機場時，感到目眩和困惑，這可以理解。它不僅因為空間的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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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因為一種無法抗拒的感覺—

—

你正穿越另一個世界的入口，這個強烈擁抱改革的世界

正在把西方國家甩到煙塵中。這種情緒就令人想起阿道夫．盧斯(A

dolf Loos)

昔日的感受，

這位維也納建築師一個世紀前從蒸汽輪船走出紐約港。他穿越了未來的門檻，他知道，

在文化意義上，歐洲已經過時。﹂

北京奧運會結束不到一個月，雷曼兄弟轟然倒塌。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整個西方

世界，在這種群體性的迷惘中，中國誘惑力進一步增強了。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

謀遠慮，它的社會主義標籤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它曾經被詬病的封閉的金

融市場，如今則免除了傳染性的恐慌︙︙它幾乎成了世界最後的希望之地。歐盟主席巴

羅佐與法國總統薩科齊都敦促中國在為解決這場危機而做出重要貢獻；︽華盛頓郵報︾

的大衛．伊格內修斯(D

avid Ignatius)寫道：﹁在二○

○

八年的大恐慌中，我們都要面對

一個現實是，沒人希望站在市場的刀刃上過活。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經濟所獨有的活力和

靈活性。但我們也需要保護—

—

一個能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網。﹂他

認定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

這種青睞延展到整個二○

○

九年。G

2

和Chimerica

是再形象不過的辭彙—

—

只有中國

與美國能夠決定世界的命運。而這兩方中明顯強大的一方則憂心忡忡。當美國人受困於

自己的全國健保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懸而未決時，他們想起了中國。﹁只有一種制度比

一黨專制更壞，那就是我們美國的一黨民主﹂，湯瑪斯．佛里曼寫道，﹁一當專制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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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弱點。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國一樣被一群理性、開明的人領導，它也很有優勢。這

樣的一黨可以執行那些政治上困難、卻至關重要的政策，這些政策是一個社會在二十一

世紀的前進所必需的。中國在電動車、太陽能、能源效率、電池、核能、風能上超過我

們並非偶然。中國的領導人理解，在一個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的世界

裡，乾淨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將增加。北京想確保它自己的產業和政策可以做到，

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氣的漲價。﹂

而另一位專欄作家鮑勃．赫特(Bob Herbert)

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他認定在使用太陽能

的競賽中，美國正在輸給中國：﹁低排放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可以被中國這樣的領導性

國家拽入這個更新、更綠色的世界；或者我們面對者挑戰，自己成為領導者。﹂一切似

曾相識嗎？五十年前，他們談論和蘇聯的太空競賽，而現在是和中國的能源競賽。

當人們開始總結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時，很多人相信，中國是最大的贏家。甚至

好萊塢的電影都在響應這種情緒。在地球即將覆滅的二○

一二年，只有中國製造出了諾

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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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國大趨勢︾在中國引發了轟動，卻未能引起世界範圍的關注。因為一位英國記者

比他更狂熱、也更聳人聽聞的抓住了這股中國熱—

—

中國不僅創造了獨特的模式，還要

將用這種模式統治世界。

馬丁．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像是一本加長版的宣傳手冊，通篇是亢奮的口號。

讓馬丁．賈克興奮不已的是，他找到了﹁文明國家﹂這個概念。所有的﹁中國特色﹂都

被裝進了這個籃框中，一個新的全球朝貢的系統正在形成。

但一切當真如此嗎？多年之後，我們再次閱讀到這些亢奮的宣言，會作何感想？它是

未來業已發生，還是另一次胡言亂語？

﹁未來學的本質是：未來決定於現在，正如現在曾經決定於過去一樣︙︙在我看來，

未來學的基本之處是那種動人的、然而完全是虛妄的假定：﹃把時間的連續性同變化的

連續性、事件的連續性配合起來﹄。﹂羅伯特．尼斯比特︵R

obert Nisbet

︶的這段話不

僅適合於︽中國大趨勢︾，也適合於世界對於中國的想像。

一種混帳邏輯似乎已經誕生。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也足以證明它在政治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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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在此刻的成功，也一定能證明它在未來的成功；因為中國註定要領導未來，所

以它此刻的思想與行動都是正確的、富有啟發意義的。

這些東西正糾纏在一起，成為新的中國故事的思想動力。但歷史從不這麼簡單，﹁不

可避免的未來﹂經常是一種幻象。宣稱中國是一個新文明國家的馬丁．賈克忘記了，早

在七十五年前，英國最著名的左派人士韋伯夫婦︵Sidney W

ebb

與Beatrice Webb

︶早就宣

稱了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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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想像

CHAPTER 2

不管是李敦白，還是約書亞．雷默、約翰．奈思比、湯瑪斯．佛里曼、馬丁．賈克，

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市場的黃金國，是致命

的權力誘惑……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中，喪失了基本的價值

判斷，則經常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讚揚過蘇聯，也大聲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

彩——他們能讓德國與義大利運轉起來，至於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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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想像 CHAPTER 2 030

1﹁知識份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

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

艾宏︵R

aymond A

ron

︶感慨道。

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國。關於世界未來的論戰中，大多知識份子人站在了左邊，蘇聯

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指責資本主義的異化，卻對蘇聯的種種惡行保持沉默。他們擔

心打破頭腦中﹁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艾宏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這個處於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

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安德列．紀德在十九年

前訪問蘇聯歸來後寫道。像當時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支持

者。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

—

集

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寫的，﹁那裡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

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工廠、俱樂部，文化館，他看到了進步的代

價。在倍受讚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裡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的傢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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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CHAPTER 2 他者的想像

一張史達林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的莊園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

換︙︙﹂，而﹁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維埃的模範農莊是沙皇時代的波將

金村１

中延續，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訪問者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

目睹同樣的成就。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

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

ens

，最早開啟﹁扒糞﹂寫作風格的記者︶

寫道。英國的韋伯夫婦則在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文

明。紀

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對於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

位作家羅曼‧

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表達出類似的疑惑，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

來，五十年後才允許發表，這樣就不會驚醒同伴們的美夢。

但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音被淹沒在一片讚揚聲中。蘇聯的誘

惑在它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了—

—

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強大的納粹德國，或許還拯

救了世界。

１編註：據說俄國將領波將金(G

rigory Potyomkin)

為了討好當時的女皇凱薩琳二世，刻意在女皇經過的道路兩

旁搭建一批豪華的假村莊，以此博得女皇的歡心。於是，波將金村成了一個做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但

有史家懷疑這則軼事的真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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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德的聲音被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甚至連表達的機會也沒有，他們更直

接、也更殘酷的個人經歷無人理睬。蘇聯的叛逃者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

︶很

難為自己的回憶作品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法國作家馬爾羅︵A

ndré Malraux

︶則在私下

的談話裡說：﹁蘇瓦林，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

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

這是誠實、也是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

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份子到

一般大眾。既然自由市場充滿了騷亂不安、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為什麼不能創造一種計

畫體制，去統一分配社會財富。蘇聯正在創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再

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操縱。

當重要知識份子紛紛前往蘇聯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

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想前往

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申請者們或多或少讀過暢銷一

時的︽新俄國的首演—

—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被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

裡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幾千名美國人最終被蘇聯接納了，當然，他們沒有過上

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勞改地丟掉了生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蘇聯的態度是西方知識份子的座標。為什麼左派們能對蘇聯的

罪惡保持長期的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中，雷蒙‧

艾宏試圖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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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份子對美國

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

—

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

傳統中，蘇聯正是這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

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太令人不安，大

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了臣服於納粹德國之

下。在對蘇聯的讚頌中，他們覺得融入新的歷史動力，內在的焦慮也減弱了。

2隨著赫魯雪夫的秘密演說的公開、匈牙利革命的爆發，蘇聯神話開始褪色，它至少失

去了的道德上的優越性，但它的誘惑猶在。

人們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產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每當西

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甦。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Franc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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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

︶寫道。這是一九七○

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份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美國深陷

越南戰爭，石油危機與經濟停滯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蘇聯有豐富

的石油儲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產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它的軍事

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英國首相哈樂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

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產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從智利到衣索比亞，

共產主義者們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似乎也在提高。

珍．法蘭可斯雷蒙發現，法國的知識份子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沙特與艾宏之爭。左

派們似乎仍佔據著上風，他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

義、軍國主義，蘇聯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鐵票也不漲價，報紙上充斥了這

樣的標題︽社會主義：解決世界危機的唯一辦法︾。他們仍遵循著沙特的邏輯：首要任

務是批判法國社會、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但蘇聯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美好，它沒有石油危機，卻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讚歎莫

斯科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馬鈴薯價格一直在上漲。蘇聯在人造衛星、

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卻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夠

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它宣稱人人平等，卻創造了一個等

級森嚴的社會；它說代表無產階級，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

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一片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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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國家富強﹂也沒有人們表面看到的那樣強大。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成長的

書籍與論文，曾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

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胡佛(Calvin B. H

oover)

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

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並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

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政體，取得更快的經濟成長，蘇聯有可能在七○

年代超越美

國。蘇聯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它的政治動員能力，但卻是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的，農業

的普遍蕭條、大饑荒為重工業提供了資金，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為現代奴隸。它的長遠的

代價同樣驚人。環境的驚人破壞，幾代的人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

冷漠與虛偽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這種成功也

註定不可持續。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相信這一切。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

它是多元社會的特徵。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危機，它是成就與歡慶。代價可

以輕易的原諒，未來總是一片光明，人們只能猜測這資訊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直

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於法國左派來說，現實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觀點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不願用

現實來修正既成的看法。最初的真摯信念已不可避免的衰竭，最後變成了頑固的身份確

認。他們與其是對蘇聯的真心讚揚，不如說是對歷史傷口的掩飾。它也是對反美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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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他們對於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崙的昔日榮耀嗎︶。他

們也不願意承認蘇聯的背叛者的敍

述，覺得他們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忍

尼辛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誇大其詞。

蘇聯神話暗淡下來，一些新的替代者卻正在出現。納塞爾︵G

amal A

bdel Nasser

︶的阿

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稱讚。卡斯楚的古

巴革命曾令很多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產黨也激起過普遍同情，它是個純潔的受害者。

倘若蘇聯是歷史中的恒星，它發出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這些國家

則像是行星，它們與恒星結構相似，但光芒更微弱。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

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們的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

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

來自於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於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份子，連

政治家與普通群眾，也都亢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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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速成的中國學﹂，比利時人西蒙．雷斯(Pierre R

yckmans

，筆名為Sim

on Leys)

創造

了這個辭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們。

六、七○

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

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他們對於一個﹁革命的中

國﹂讚歎不已。他們相信毛澤東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創造了一個更平等也更樸素

的社會。﹁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

長，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

在於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

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

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為什麼一個受

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光輝的革命。中國不

僅是柏克萊、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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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榜樣。游擊戰術到醫療、教育體系，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予它們鼓舞。

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為時髦了。尼克森與季辛吉迷戀毛澤東無尚的

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向他這樣率性而為，半人半神似的統治著世界最

大的國家。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合作者。即使對於那些從不支援﹁紅

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它是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

下，中國的一切都合情合理。

﹁[

中國]

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

敗了，但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成功的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大眾的

正義取代了對大眾的壓迫，力量取代了物力，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

在訪問中國後寫道。著名記者詹姆斯‧

萊斯頓(Jam

es Reston)

則相信

﹁他們正在很有意

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

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

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

裡包含這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

知。著名記者哈里森．薩斯伯里︵H

arrison Salisbury

︶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

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

—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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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

—

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的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

們親身到來了，也只是浮光掠影的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

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

—

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稱讚的廚師一

直到總理—

—說話時用的辭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前蘇聯

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本名Elisabeth Com

ber

，中文本

名為周光湖︶與譚若思(R

oss Terrill)

。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見證了中日戰爭到文

化大革命的歷史，熟識宋美齡到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

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為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

大躍進﹂，並且促進經濟發展;

紅衛兵則行為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減

少暴力的發生︙︙

譚若思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

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同類題材的著作。西蒙．雷斯發現，譚若

思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他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真相。他是個詼諧、經常也敏銳

的觀察者，中國被它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寫殘酷、虛假和不公，更不對此作

出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於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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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

雷斯這樣評價譚若思的風格。在他的看來，

譚若思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的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在今日一些國家渴望

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的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

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為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他的藝

術家們刪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譚若思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

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於樂觀，以至於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

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產值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它取得了

﹁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致死的人口甚

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

—

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

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

時，自然的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災害﹂—

—

他們的記憶裡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

不緣於﹁自然災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裡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

文明蒙羞，而史達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

這是他們的事。﹂珍．法蘭可斯雷蒙這樣寫道。他試圖解釋知識份子們為何嚴厲的譴責

法西斯德國，卻對共產主義蘇聯持寬容態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卻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認定一個直被殘暴所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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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秘，更像另一個星球。尼

克森不是感慨，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

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

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沒在中

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於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

它採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力去指責他

們。對暴力的崇拜、隔岸觀火的快樂、廉價的東方主義，構成了這些中國崇拜者們的內心。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異類，他翻譯過︽論語︾、沉醉於中國的山水畫。一九五五

年，他第一次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

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

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屍體—

—

他們是廣東的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

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

這段經驗再次肯定了他對於中國這個判斷—

—

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

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新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

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在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

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歐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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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他的觀點在西方卻被左派嚴重的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份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

︽紐約書評︾，他接著寫道，﹁︙︙這種歐洲知識份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

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

難道中國不是專制國家嗎？八○

年代的漢學家們熱衷於與眾不同的鄧小平時代，只有

西蒙．雷斯仍在強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印證了他的悲觀論調。在不久

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

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而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這個政權也將繼續。只

要給他們足夠多的時間，他們將及時治療好這短暫的道德創傷。

4道德創傷癒合之快，有甚於想像。舊神話剛剛破滅，新神話就迅速到來。﹁中國的革

命﹂仍在繼續，它從意識形態轉移到商業，從文革標語到了G

DP

數位。又一股﹁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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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學家﹂的潮流到來了。他們不需要憧憬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而是要談論商業，進

出口的貿易額，還要引用︽論語︾與︽孫子兵法︾的隻言片語，它們模棱兩可又意味深

長。他們還有一種莫名的確信，中國再次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再沒有人比美國人李敦白

︵Sydney Rittenberg

︶更能展現這種變化。

在一九八○年離開中國時，李敦白滿是苦澀與幻滅。他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三十五年，

是世界上唯一的外籍中國共產黨員。他在延安的窯洞裡與毛澤東談論美國，也與周恩來

相熟。他被中國革命深深的吸引了，這裡不僅有為﹁人類的平等與正義奮鬥﹂的理想，

他也找到一直渴望的歸屬感。

他出生在南加州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猶太人的身份令他對社會

不公格外敏感。大學期間，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它給予他﹁糾正他周圍充滿的不公現

象的希望﹂。接著他加入美軍，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往中國，是解決戰後中國問題的美

軍代表團中的一位年輕軍官。國民黨統治區的醜陋、不公與腐敗，令他心生厭惡，共產

黨的宣傳品激起他的嚮往之心。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他來到延安，認定這是個美麗的新世界—

—

這裡人人平等，為共

同的理想而奮鬥。他也發現自己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毛澤東對他倍感興趣，所有人對

他特殊禮遇。

他找到了發揮才幹的機會，他把外電翻譯成中文，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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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他進入了斯諾、白求恩(H

enry Norm

an Bethune)

的行列，它是國際主義者們對中國

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國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權對於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軍的任務結束了，他留在了中國，西德尼．瑞騰柏格變成了李敦白。但災難也隨著

共產黨的獲勝到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作為帝國主義的間諜，他被投入監牢。

牢獄生活沒有摧毀他的信念，反而讓他狂熱。他相信這是黨對於他忠誠的考驗。六年

後他獲釋，對他的指控被證明是個荒誕不經的錯誤。

接下來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他模糊的感受到這個國家正在遭遇的災難，

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但從未把它們視作制度上的根本缺陷。況且，他的個人生

活則隨著整個國家的暗淡而節節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國人社區的中心人物，唯一可以進

入中國官僚系統的外國人，閱讀普通人難以接觸的紅頭文件。

他對黨的政治忠誠也輕易壓倒了個人情感。當他的妻子與右派朋友交往時，他緊張不

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對此有少許不滿，也在一九六六年時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

發，他感到中國再度進入一個新時代，新中國的所有弊病都將在新的革命中一掃而空。

他擁到毛澤東周圍索要簽名，在集會上揮舞著紅寶貝書，高呼毛主席語錄。南加州的美

國人穿著藍色毛式中山裝，是中國革命的魅力的絕佳展現。

文革之火燃燒了中國，燃燒了他的內心，最終也燃燒到他的身體。他再度成為了帝國

主義間諜，被投入了監獄。這真是煉獄的時光，他熬了過來。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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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的確變成了﹁社會主義新人﹂，讓他憂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與孩子，而是﹁社會

主義革命﹂是否失敗了？到處彌漫的幻滅、消沉與怨氣。

復出的鄧小平再度給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

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滅了。當

他試圖為西單民主牆入獄的魏京生說情時，一為高級官員對他說，任何一個人想否定魏

京生審判的公正性，都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個政權看起來一點也沒有變。他決定離

開。李

敦白要返回美國的消息傳出，一場挽留工作展開了。他被許以政協全國委員，可以

有免費的醫療保障，隨時可以出國︙︙﹁名聲，奉承，尊敬，各處的特殊待遇，如果我

接受，就會永遠放棄了個人獨立﹂，他後來寫道，﹁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不再尊敬的體

制的束縛中。﹂

李敦白的回憶錄出版於一九九三年，這又是兩個中國之間轉變時刻。不吝於用子彈與

坦克對待自己人民的中國仍在。四年前的夏天的一個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長安街旁的

兩個女兒，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彈穿過窗戶，射到了牆壁與天花板上。但

另一個中國也再度誕生—

—

它是全球最誘人的市場。這一年進入白宮的比爾．柯林頓用

﹁建設性接觸﹂來軟化美中關係的緊張，用貿易來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賴於此。在西雅圖，他開設了自己的諮詢公司，是日漸密切的

中美貿易的連接點。他在中國的政治關係網絡上，如今流淌著資訊、金錢與產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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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美國人都需要他的經驗與智慧。他駕駛著最新款的寶馬，傾聽他對中國的分析的客

戶名單中是這樣一串名字：微軟、英特爾，戴爾，寶麗來︙︙

商業中國形象迅速的覆蓋掉政治中國。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顯著。他經歷的殘酷革

命，正成為另一種浪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則是餐桌上興致盎然的閒話。﹁從

毛主義到微軟的長征﹂，人們這樣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國，對他的記憶則已另一種方式到來。二○

○

六年，他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

題目從︽A

man stay behind

︾變成了更煽情的︽紅幕後的洋人︾，像是另一種宮廷回憶嗎？

他關於魏京生、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他對中國的質疑，不管多麼輕微，都被刪除了。

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它們都是﹁不和諧﹂的聲音。

二○○

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廳裡，充滿自信的講述自己的歲月，對毛

澤東的看法，像是對自己青年歲月的另一次懷舊。他是最後的歷史見證人，誰能質疑他

的感受與觀點。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從薄熙來到達賴喇嘛，年輕一代

的西方記者們洗耳恭聽，像是探知到中國的秘密。

他不是﹁速成的漢學家﹂，但倘若你以為這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能賦予他一種特別

的洞察力，則是另一種一廂情願。

他批評此刻中國人丟掉了靈魂，共產黨喪失了讓它們成功的法寶—

—

他們沒有了指導

思想，不再實事求是。當他談論西藏時感慨，﹁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有這麼好的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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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對台政策，卻有這麼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相信中國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系

統——

﹁因為美國民主是完全被金錢控制的﹂。

他似乎一點沒變。那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和這個滿口嘲諷的商業顧問，從未意識到

中國內在的邏輯是什麼。一九四五年時，他意識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與樸素之下，是

多少暴力與不公。一個信徒只選擇看到自己相信的東西，對於現實視而不見，在﹁拯救

人民﹂的名義下，他對於人民從來毫無興趣，一個關心﹁社會主義實驗﹂有甚於妻子和

朋友的人，又怎麼真會關心具體的人。五十年後，他意識到昔日狂熱的可笑，他變得足

夠狡猾，再不願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仍舊對中國人的真實境地，毫無興趣。他只迷

戀自己的個人經驗。三十年前，他對於魏京生的宣判仍感憤怒，而現在是劉曉波，他再

沒有精力、也沒有心情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命運都與中國緊密相聯，中國變成他

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與榮耀都來自它。他無法否認自己的一生的意義。他再度變成

了另一種腐化的俘虜。

但誰又能逃脫這種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國之後的十年裡，西方知識份子普遍盛

讚中國，相信這個政權已經改變。

不管是李敦白，還是約書亞．雷默、約翰．奈思比、湯瑪斯．佛里曼、馬丁．賈克，

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市場的黃金國，是致命

的權力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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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中，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經常

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讚揚過蘇聯，也大聲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彩—

—

他們能

讓德國與義大利運轉起來，至於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道德意識被遺忘、被遮蔽、

被交換。

而現代歷史的中國人呢，要麼是革命的材料，要麼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他們從來都不

是豐富的個體，從來面目不清。魯迅的憤怒與嘲諷值得重新一提：﹁凡有來到中國的，

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

肉的！﹂

我們終不能制止別人的想像，這是人類根深蒂固的弱點。在我列舉了那麼多外來者愚

蠢與不誠實的例證後，我不得不承認，正是因為自我欺騙，才讓我們如此熱衷於別人的

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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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眾來說，他們感到社會正分崩離析，過去的意識形態已然失效，未來也曖昧不

清，他們陷入了思想的混亂與情感上的迷惘，毛澤東的形象給人撫慰，人們覺得生活中

仍有著生活中仍有著某種確定的東西。他不僅是政治人物，也是民族英雄，還是半人半

神式的大眾偶像。

可疑的懷舊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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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懷舊 CHAPTER 3 050

1在波蘭的克拉克火車站旁的一家酒店裡，我讀到二○

○

九年十一月四日的︽每日電訊

報︾。第二十七版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專訪。照片上的哈維爾，左手半握拳，抵住臉

頰，微笑著。毛絨絨的鬍子與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而更詼諧，也更溫暖。比起二十

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瑪莎百貨公司大樓陽台上的形象，更成熟優雅。似乎歲月、名聲、

權力不僅沒有腐蝕他，反而讓他更有魅力。在中歐旅行，你四處感到哈維爾的存在，距

離天鵝絨革命二十年了，你想像不出倘若沒有他，捷克甚至整個中歐會變成何種模樣。

在一個高壓、冷漠、虛偽、憤怒充斥、又突然解體的社會，一個堅定、理性、寬容、富

有情感的聲音是多麼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個人，鼓舞他們走出陰影，安撫他們眼前的

不適，也警告他們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你要承擔對應的責任。所有的前共產主義國

家，都曾面臨著對極權年代的懷念—

—

隨著殘酷記憶的消褪，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動盪，

人們把那個充滿壓制的年代美化成一個更穩定、更有保障的時代。

在報紙的第二十三版，是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新聞。長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

澤東雕像。與曾經遍佈中國各個機關、大學、礦場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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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CHAPTER 3 可疑的懷舊

的老年領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羈的青年，而且僅僅涉及頭部。照片上，被鷹架圍起來

的雕像已經竣工大半，波浪式的髮型像是貝多芬。記者引用了兩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說，

你看，年輕的毛澤東多帥、多酷，他的長髮很瀟灑。另一位則說，這形象不太符合歷史，

他有點像斯芬克斯︵sphinx

，獅身人面獸︶。毛澤東的確是中國歷史中的斯芬克斯。距

離他的離世已經三十三年，他仍強有力的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與生活。

﹁正確評價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感情問題和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社

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既要客觀、

理性、認真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但更要理直氣壯地弘揚包括前三十年在內的新中國

六十年；我們既要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更要理直氣壯地﹃捍衛毛澤東﹄。﹂一群青

年學者在︽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藍皮書中寫道。在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重慶，﹁東

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響徹在廣場上、公園裡、集會上和卡拉O

K

廳裡。

在香港，一位億萬富豪以一千七百萬美元購買了安迪．沃荷的一九七二年的畫作︽毛︾。

在紐約的古根漢博物館，一位享譽世界的華人藝術家在他的展覽手冊上寫道﹁對我們來

說，毛澤東是二○

世紀後半葉最有影響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樣。他的藝術天分、

書法、詩歌、軍事戰略、哲學、文章和革命運動都深刻的影響我的這一代︙︙﹂。在北京，

一位在網路上批評毛澤東的中學教師被一群毛澤東的支持者們圍攻。在商業界，企業家

們集體性承認，他們在毛澤東思想中獲取靈感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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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沒有記錯，這是毛澤東去世以來，關於他的第二次熱潮。上一次發生在一九九○

年代初。汽車裡、商店的櫃檯上懸掛著毛主席像、書店裡擺滿了關於他的著作，︽紅太

陽︾錄音帶在一個月賣了一百萬盒，一位熟讀毛澤東詩詞的北大研究生成為轟動一時的

新聞人物。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在深圳的一場車禍中，只有車上懸掛毛像章的司機

倖免於難。

這是令人瞠目的轉變。僅僅十年前，也就是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不久，

新華書店的管理者還在為積壓在庫房裡的毛選憂心忡忡—

—

再沒有人對它們感興趣了。

毛澤東的聲望正跌落谷底，即使被推上被告席的是﹁四人幫﹂，人們也普遍覺得毛本人

也難逃其咎。知識份子則開始反思，毛的﹁個人崇拜﹂是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政治舞台

上，當華國鋒正式從政治舞台上退隱了，毛的遺產似乎不可逆轉的褪色，儘管他的畫像

仍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陳列在水晶館裡供人瞻仰。在私下的談話裡，一些

歷史學家還做出了這樣的假設，倘若毛澤東死於一九四九年，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人物，

他統一了中國，贏得了獨立；倘若他在一九五六年去世，他甚至還是共產主義陣營的領

袖人物，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看起來是如此成功；倘若他在一九六六年去世，他的聲望

無疑大打折扣，他的政策給中國帶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饑荒，但他仍是個有缺陷的巨

人；但他一九七六年才最終去世，在十年文革之後，他進入了希特勒、史達林的行列，

他們都是歷史上最令人憎惡的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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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情緒沒能持續。在一小部分知識份子中，全盤否定毛澤東是小規模的知識時

尚。對很多普通人來說，毛澤東有煥發出新的魅力。早在一九八○

年代末，改革的陣痛

開始抽搐。飛漲的物價、普遍的腐敗、停滯的工資、迅速增加的貧富差距，讓很多人憤

怒不安，一些人開始緬懷毛澤東時代的平等—

—

人們都不富裕，卻沒有太多的差別。天

安門事件後，動盪與恐怖又為毛澤東的吸引力添加了新的維度。對於國家主義者來說，

當中國再次陷入孤立時，毛澤東對外強硬的態度令人神往。對於大眾來說，他們感到社

會正分崩離析，過去的意識形態已然失效，未來也曖昧不清，他們陷入了思想的混亂與

情感上的迷惘，毛澤東的形象給人撫慰，人們覺得生活中仍有著生活中仍有著某種確定

的東西。他不僅是政治人物，也是民族英雄，還是半人半神式的大眾偶像，懸掛毛像章

的計程車司機們把他當成另一位關公或秦瓊。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在校園的冷酷氣氛中，

毛澤東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大聲談論的話題，毛澤東的思想與詩詞可以與小虎隊的歌、汪

國真的詩一樣共同登場。而剛剛興起的大眾文化商人們，發現毛的形象有利可圖。在一

個嚴格審查的國家，你卻可以大量印刷關於毛澤東的一切。

這場狂熱在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的時達到頂峰。甚至不斷曝光他宮廷式的私人生活，

也沒能減少他的影響力。類似︽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的書籍廣為流傳，盜版的︽毛澤

東的私人醫生︾在私下傳閱。與人們熟知的那個生活簡樸、至多愛吃一碗紅燒肉的毛主

席不同，真實的毛澤東的私人生活的奢華、墮落、糜爛，與封建帝王並無二致。但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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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

—

他走下了神壇，更人性化了。

這場熱潮隨著經濟改革的加速而減弱。人們暫時擱置了迷惘，去擁抱新的商業機會。

但毛澤東以另一種方式有力的延續著生命。新商業精英們則成了他的狂熱追隨者。首富

牟其中１

梳起了一個毛式大背頭，去長江游泳，拍攝﹁到中流擊水﹂的照片。推銷腦黃

金的史玉柱２

，把人民戰爭變成了人海戰術，他設立總指揮部、各﹁軍區﹂，以發動﹁總

攻令﹂的形式來推廣市場，廣告詞是﹁請人民作證﹂。對他們來說，一九九○

年代的商

業版圖，就像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戰場。一個湖南農民依靠自己的謀略與手腕奪取了

天下，他們也可以從社會邊緣躋身時代中心。他們把武器從槍炮換成了廣告與公關，把

士兵變成了推銷員，把人民改造成消費者，他們默念﹁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逐鹿中

原。一家公司從小到大，像是游擊隊變成了正規軍，而公司的管理可以從清理黨務、延

安整風運動中受益。一九九○

年代不僅充滿了野心家，也有更多的失敗者。對於很多國

有企業的工人來說，大規模下崗的現實讓他們無法不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他們是工人

老大哥，是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過去的幾年中，﹁毛澤東熱﹂再度浮出了水面。倘若集體性迷惘是上一次熱潮的中

心情緒，這一次則是勝利者的自得。為毛澤東歡呼的是政府官員、商業精英、時髦的藝

術家、著名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這個時代最春風得意的人物，是一個崛起的中國的領導

者。毛澤東的形象從個人命運的守護神，再度回歸到國家命運的指導者—

—

他締造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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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義鐵律，令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他是﹁中國模式﹂的奠基人。他甚至還再

度提供了中國正饑渴的軟實力。孔子學院遍佈全球，毛澤東才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

輸出文化。他的革命語錄在四十年前的西方激進學生中廣為流傳，是與披頭四、格瓦拉、

瑪麗蓮．夢露一樣經典的符號。中國藝術家們如今則把他的形象、語錄、思想，帶入了

全球的美術館、雙年展、流行報刊，他是繁榮的當代藝術的代言人，中國人創造力的象

徵︙︙

1編註：中國南德集團前董事長，九○

年代曾一度登上中國首富的位置。他的商業手法非常大膽，富有爭議。

他的相貌酷似毛澤東，因此也常刻意模仿毛的舉止作為。二○

○○

年因金融詐騙被判入獄，現在仍在獄中。

2編註：中國知名企業家，也曾名列中國富豪排行榜，但事業生涯大起大落。他對共產革命情有獨鍾，熟讀毛

澤東選集，並熱衷於將其運用在商業實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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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還是一九七○

年，毛澤東對再次前來中國的斯諾說：﹁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

無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實情況一樣，

斯諾也沒有領會毛澤東此刻的意思。在接下來為︽生活︾撰寫的文章中，他把毛澤東說

成﹁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對於很多西方讀者來說，這個比喻充滿了東方

禪意。中國的封閉與迷狂都增加了毛澤東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正在

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摧毀了官僚機制，抗拒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異化，創新

了教育與衛生領域，給普通人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充滿哲學意

識的領袖的領導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權力崇拜者們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澤東無上的權力之

下。在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的隨心

所欲。

可能只有長期浸潤在中國社會，你才能確切的明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含義與

誘惑。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才是毛澤東的魅力本質。沒人能否認毛澤東在二○

世紀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獨特地位，還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出

的卓越才能。儘管這些才能都有誇大之嫌，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他的錯誤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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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都被迅速的掩蓋，原屬別人的成功則歸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個人化的詩詞與書

法技藝也並沒有人們吹噓的那樣的富有創造力。﹁︵毛的詩詞︶不像希特勒的畫那樣糟，

也不像邱吉爾的畫那樣好﹂，唐代詩歌的傑出學者亞瑟．韋利(A

rthur Waley)

曾這樣說。

而另一位藝術史家西蒙．雷斯則如是評價他的書法﹁初看上去驚世駭俗，卻透露出一種

華而不實的自尊自大，達到了傲慢無禮的程度，假如還不算放縱的話︙︙﹂但倘若他在

紙墨世界還算不上放縱，他在現實世界則是無度的放縱。而正是這種放縱賦予他一種

﹁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準備；

他可以成為最狂野的夢想家，因為他可以毫不理會它可能導致的災難後果；他可以成為

超級的暢銷書作家與語錄製造者，因為他禁止別人說話與思考；他可以被視作縱橫捭闔

的戰略家，因為他在國內沒有任何對抗的聲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命運，都是他的籌

碼︙︙

這並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觀因素為他造就了這種放縱的土壤。漫長的專制傳統，近

代中國的分崩離析，外來者的入侵，都帶來了對強有力的領袖的渴望。人們期盼他富有

組織能力，掃除他們的恐懼與迷惘，給予他們安全，洗刷種種屈辱，賦予他們人生以意

義與方向，宣佈他們的人生從此站起來了。批評家李頡曾將毛澤東與魯迅視作一個座標

的兩極，他們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人都更瞭解中國的困境。魯迅把自己的洞見轉化成對國

民性的批判，將信將疑的喚醒鐵屋裡沉睡的人，而毛澤東則用這種能力，來實現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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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與幻想，滿足他沒有邊際的權力慾。

從江西的A

B

團到延安整風，從國共和談到朝鮮戰爭、反右運動、從大躍進到中蘇關

係破裂、文化大革命，個人權力始終是他的核心目標。對他來說，這世上沒有什麼永恆

價值，一切都視情況而定。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隨時更正自己的

立場，沒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顧忌。

他關於日本的一段講話，再鮮明不過的表明這種態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見一個日

本代表團時所說的：﹁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

他說:

﹃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

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

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

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

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

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這其中或許有玩笑的成分，是一個志得意滿的政治人物的信口開河，但誰能說這不是

毛澤東一貫邏輯的展現—

—

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它就有歷史合理

性，而當他的個人權力與慾望受挫時，他連這個政權也可以不要。不管擋在他的個人之

路上的障礙是同志的生命還是民族命運，他都可以隨意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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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這樣一個人物的畫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舊被瞻仰，而大

家又經常泛起對他的懷念？他的形象又為何成為中國崛起的象徵，進入了全球的消費系

統？他的成就與魅力無可否認，但是我們該怎樣面對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個人失

誤給中國社會、給千萬普通人帶來了摧毀性的創傷。如今，我們似乎對此視而不見。

一方面，關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儘管擔心鄧小平變成另一

個赫魯雪夫，毛澤東從來沒有遭遇過史達林式的命運—

—

被徹底的譴責與否定。對於中

國共產黨來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史達林，還是中國的列寧，否定他意味著對整個共

產黨合法性的否定。毛澤東的種種言行、和他導致的災難，仍舊沉睡在檔案袋中。當事

實不夠全面與清晰時，所有的譴責都顯得過分情緒化，甚至陷入一種簡單的譴責：毛澤

東是一切不幸的淵源，倘若我們從他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就自動獲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純

潔。這真是一個諷刺性的結論。人們曾經通過不加節制的崇拜、誇大毛澤東，來讓自己

顯得更強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責推到了他身上，自己不承擔對應的責任。而中國共產

黨政權也必定牢記蘇聯的教訓，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成為了瓦解蘇聯帝國的第一步，

當越來越多的秘密與殘酷記憶被釋放出來時，它們演變成海嘯式的力量。

官方壓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複雜的

歷史。這段歷史與個人經歷混雜在一起，我們都是這場悲劇的不同程度上的共謀者。俄

國歷史學家米哈伊‧

格夫特曾說，史達林主義的真正力量與持久遺產，既不是國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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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也不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而是它進入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而對於幾代中國人

來說，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居住著一個毛澤東。對兩代人來說，不管是他們熱情投奔了延

安，還是親身經歷了新中國建設、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罷、或者是種種

磨難，毛澤東始終是他們生命經歷中的重要部分，是他們感情投入與自我選擇的結果。

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充滿了困難。這種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後，隱藏著中國社會更深層的

困境。毛澤東凸顯了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權力﹂與﹁惡﹂的態度。

幾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無法無天﹂的放縱權力。與食物、性一樣，權力是人天然的

慾望。但很少社會比中國社會的權力更集中︵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總是混合在一起，

後兩者總是從屬於前者︶，更分配不平衡。以至於中國人已將這樣一種形態習以為常—

—

要麼你擁有無限權力與自由，要麼就被悲慘的奴役。又由於人口眾多、普遍的物質壓力，

某種特別的權力成為維持個人生活的基本保證。即使在近代危機之前，中國社會與其說

是一個恬靜、自足的鄉紳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充滿絲絲入扣的權力關係的網路，它是一

個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的世界﹂，也是歷史學者吳思眼中的充滿﹁潛規則﹂的世界。

某種意義上，權力是中國社會的宗教，它給予生活以保障、賦予人生意義，是種種歡樂

與痛苦的源泉。借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皇帝們

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是儒家之道，憂慮

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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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他或許也對他的能

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

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

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態度相關。﹁惡將

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

鄂蘭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

年到

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

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的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

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

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

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羔羊，

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

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

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回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

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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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澤東的追隨者身上，你都嗅得到權力的迷戀與道德上的普遍麻痺症。

二十年前的毛澤東熱中，作為社會改革的犧牲品的緬懷者身上，不也充斥著對特權的懷

念——

他們曾是中國的特權者，打倒了資產階級與臭老九，批鬥了官僚。而這一輪的熱

潮背後，是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像喬治．歐威爾所說，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是

權力的熱衷者，他們不過是把個人權力欲隱藏在集體之後。在國家主義者們身上，只要

國家強大了，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是，他們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

為犧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則是商業倫理可以棄置不顧，利潤會給你合法性。藝術家

們則是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個人的榮耀，他們不覺得藝術家有責任去誠實的面對歷史與

現實。而那些高唱毛澤東時代的歌曲的官員，則是赤裸裸的向世人宣稱，誰才是這個紅

色政權的繼承者︙︙他們都絲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與掙扎，良知僅僅是成功之路上

的某種阻礙。而對於青年一代，歷史記憶變得日漸迷惑，他們覺得錯過了文革，那才是

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還要承擔整個道德秩序崩潰的後果，成為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

主義的信奉者。

而整個社會、每個人都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我們不正在付出代價，當我們在

抱怨整個社會的潰敗，殘酷與冷漠無處不再是，它們都與毛澤東的遺產、我們對於毛澤

東的態度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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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和屈辱感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無一不認定自己身處一個四面危機的困

境，無一不認定世界對自己充滿誤解，無一不覺得自己受盡屈辱，無一不堅信自己的國

家及文化的獨特性，無一不壓制社會內部的爭論，無一不試圖讓自己的國民確信——個

人毫無價值，唯有獻身於國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這樣的時期，社會轉型的痛苦，歷

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動，對榮耀的渴望，奇妙地混雜在一起，釀成一杯濃烈、誘人的

苦酒。

陰謀與恐慌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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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恐慌 CHAPTER 4 064

1︽奴役美國的七種金融陰謀︾(Seven Financial Conspiracies)

把莎拉．艾默瑞(Sarah

Emery)

推到了影響力的巔峰。在十九世紀美國女性世界，艾米莉．狄金森︵Em

ily

Dickinson

︶是最深邃的心靈，艾默瑞則代表著亢奮與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

她是個不停息的講演者、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和宣傳冊作家。狄金森對著自己的內

心喃喃自語，艾默瑞則在中西部的農民中找到了廣泛的共鳴。

這本書出版於一八八七年，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它的印量超過了三十六萬冊。倘若考

慮到美國只有七千萬人，他們分散在如此廣闊的疆域，還有無法計算的盜印，這實在是

個驚人的數字。

艾默瑞把這本書獻給了﹁一個即將死亡的共和國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國人相信

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戰爭後的美國，迎來了一個鍍金年代。開採石油、架設鐵軌、

鋼鐵廠的煙囪高高矗立，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年代。縱貫大陸的鐵路網，蘇伊士運河的

開通，被海底電纜連接的大西洋兩岸，從澳大利亞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國、印度，它

們都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都與每一個美國農民的生活牽連到了一起，這是一場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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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CHAPTER 4 陰謀與恐慌

的浪潮。

一些人在其中發現了無限的機會，他們成為了鋼鐵大王、鐵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

大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更多的人則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正被扯進了無法理解的

混亂中，農民發現收成賣不了原來的好價格，辛苦的勞動卻帶不來生活的改善。

兩個截然不同的美國正在興起。一個美國是新的財富與權力的傲慢與炫耀，是工業家、

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國，是傳統道德的消蝕。另一個鄉村的，是勤勉、節儉、純真的美國。

它正殘酷的被前一個美國剝削—

—

南北戰爭是它的象徵，工業的北方戰勝了莊園的南方。

到處醞釀著不滿與躁動，昔日穩固的信念也動搖了。這塊大陸曾經許諾給每個人以自

由與富足，﹁新邊疆﹂誘惑著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機會正

在減少，他們被一種無形卻強大的力量操縱著。

而艾默瑞為這些所有的不安、焦慮、憤怒、困惑，找到了一個明確的敵人—

—

是華爾

街的銀行家，他們令美國墮落。

還有人把莎拉．艾默瑞的指控推到了更遠的地方。在另一位小冊子作家威廉．哈威

(William

H. H

arvey)

的眼中，不是華爾街，倫敦的猶太金融家羅斯柴爾德家族才是一切

災難的源頭，他們要摧毀整個美國。一八九四年的︽硬幣的金融學校︾(Coin's Financial

School)

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國的七種金融陰謀︾更為暢銷，它在十一個月裡賣出了四十

萬冊，一位國會議員發現—

—

﹁報童在每個火車站叫賣它，每個雪茄店都有售︙︙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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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在讀它﹂。

很少有人記得莎拉．艾默瑞與威廉．哈威，更不會去閱讀他們的作品，它們是誇大其

詞、種種偏見的產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紀後半頁的歷史，它們則無法錯過。它

是美國在捲入都市化、全球化、貨幣化過程中的傷痛與焦灼。它也為理解人類社會的迷

狂與偏執提供了再好不過的材料。當一個社會陷入思想上的混亂與內心的焦慮時，簡單、

武斷的結論—

—不管它多麼缺乏理性—

—

往往能掘取住整個社會的想像力。它也是人類

社會永恆的誘惑與災難的源泉。

在美國兩百年的歷史中，莎拉．艾默瑞與威廉．哈威的陰謀論既不新鮮、也未終結，

它們以各種面貌出現。歷史學家理查．霍夫斯塔德︵R

ichard Hofstadter

︶發現，早在建

國之初，美國人常常憂慮於來自歐洲的國際陰謀，它正試圖摧毀這個年輕的共和國，陰

謀主要來自於政治與宗教領域。到了十九世紀末，它變成了金融與經濟領域的威脅。而

到了二○

世紀中期，美國不再憂慮於歐洲，但東方共產主義則籠罩在人們心頭。人們不

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威式的陰謀—

—

連美國總統克利夫蘭都不過是猶太銀行家的代理

人。但這樣的謠言卻在上空飄蕩—

—

約翰．甘迺迪是共產主義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

為沒能完成蘇聯共產黨交給他的任務，沒能在美國迅速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而在世界範圍內，莎拉．艾默瑞與威廉．哈威則從不缺乏呼應者。它可能是十七世紀

英國的獵巫行動，是一九二○

年代的德國，很多德國人相信是猶太人讓這個偉大國家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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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大戰，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

年代的日本，一些日本人覺得是美國金融家

強迫簽訂廣場協定，洗劫了繁榮的日本經濟。最新的例證是二○○

七年的中國，一位叫

宋鴻兵的業餘歷史學家寫了︽貨幣戰爭︾一書。

與︽硬幣的金融學校︾、︽奴役美國的七種金融陰謀︾一樣，︽貨幣戰爭︾宣稱自己

發現了歷史的秘密。滑鐵盧之戰、六位美國總統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經濟泡沫

的破裂、亞洲金融危機，一位旅居美國的業餘歷史學家言之鑿鑿的宣稱，這些橫跨兩個

世紀、彼此無關的事件，都緣於一小群國際銀行家爭奪﹁貨幣發行權﹂，而羅斯柴爾德

家族是其中最顯赫的角色。

出版方勉強的接受了它。它文筆粗糙，邏輯與事實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賣出一

萬冊，連作者自己也毫無期待。宋鴻兵出生於六○

年代末的四川，九○

年代初前往美國，

做過程式師、分析師。與大部分美國中產階級唯一的不同，他還是一位歷史愛好者，這

本書是個人小小虛榮心的滿足。

但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它賣出了超過兩百萬冊，盜版散落在全國街頭的小攤位上，不

僅是公眾熱情的擁抱了它，一些政商兩界的重要人物也為之所動。﹁某些企業的高管最

近來問我，這一切似乎確有其事﹂，一位經濟學家說。而另一位經濟學家在私下裡說，

一位副總理問他這本書能否作為決策參照。一些政府部門則批量購買，分發學習。而作

者則變成了中國身價最高的演講者，一位大眾英雄。他被︽商業週刊︾評選為影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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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十位人物之一，與胡錦濤、王歧山、柳傳志、章子怡並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驚

的業餘歷史學家變成了捨我其誰的預言家。兩年前他說﹁我從未想過，這本書會如此暢

銷，就連高層領導人都會閱讀﹂。兩年後，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

出席論壇、報紙與電視上，為公眾闡述他的﹁貨幣戰爭﹂的理論。

這本書為何如此成功？羅斯柴爾德家族不會引起太多讀者的興趣。即使猶太人能激起

中國人某種特別感情，它也於陰謀相差甚遠。中國人讚歎猶太人的金錢控制力，中國最

富經商才華的人群，溫州、潮州人經常自稱﹁東方的猶太人﹂。猶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國

人的自傲，是中國文化將獨一無二的猶太文化同化，是二○

世紀三○

年代在上海對大批

歐洲猶太難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勝的是陰謀論與及這種陰謀論與中國的關係。﹁本書的目的，就在於將世界

十八世紀以來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後的黑手曝光出來，重播、觀察、體會、對比、總結這

些人的戰略目的和慣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寫道，﹁從而預測他們未來對中國打擊的

主攻方向，以及探討中國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戰爭已經開始，雖然看不見硝煙！﹂。

戰爭的對手是美國的金融官員與銀行家，他們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另一種形態的繼承

人。倘若羅斯柴爾德要為十九世紀的歷史負責，那麼這群美國的金融家們則是瓦解蘇聯、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幕後人物，而中國則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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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南北戰爭之後的美國一樣，一九七八年後的中國是另一個﹁鍍金時代﹂，經濟成長

是時代主題。在多年的政治運動與物質匱乏之後，人們什麼都想生產，什麼都想消費。

理想已經破滅，物質代表著最後的自由與希望。慾望也催生了驚人的改革，三十年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城市化、資訊化、全球化、市場化這諸多力量的產物。最初人們感到由

衷的喜悅，他們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從前的禁錮被打破了，他們對於生

活的期望，則不斷的提高。

他們在獲得某種自由的同時，新的焦慮也隨之而來。你的階級出身、政治面貌、學歷

程度都不再重要，卻發現金錢正成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錢化了，自由、尊

嚴、愛情、友情、個人價值、生活意義，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更糟糕的是，你發現自

己在這個新的系統中，並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暫時的成功，也很難保持。金錢是

那麼不穩定，數字是那麼的赤裸裸與殘酷，它給你帶來即刻的滿足，也令你陷入的無窮

的焦慮。你看到一些人變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卻是如此不同。一

種更可怕的預感是，機會正迅速的減少，財富的分配已然定型。成功者們也沒有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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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與智慧，依靠的是權力關係。你對他們既羡慕、又憤憤不平。

股票市場像是這金錢化的人生的縮影。大盤上升的曲線和上漲的數位，成為了歡樂與

幸福的來源，生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空氣裡到處是金錢的味道，它挑逗起無窮的慾望，

也引發不安。但股票市場卻陡然崩潰了，你甚至說不清原因是什麼，只是知道自己擁有

的東西突然少掉了一半，像是一個強大無比、又無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覺得

命運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漲的股票帶來的安慰消退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卻不斷增加，你不僅買不起房子與汽

車，還要憂慮食品有毒，醫院的見死不救，孩子怎樣上一所重點小學︙︙三十年的經濟

成長的財富，沒轉化成社會保障系統，也沒建設出足夠的公共設施。突然之間，你發現

一個小小的家庭，要承擔起整個社會失序的後果。你要早晨起來送孩子、陪他做作業到

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絕望的交通系統裡耗上兩個小時；要想辦法托各種人情關係，在醫

院裡為父母找一張病床︙︙所有昔日能給你帶來暫時安慰的網路，大家庭、朋友、甚至

辦公室裡熱心為你作媒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這個龐大的社會競爭場裡，孑然

一身的戰鬥。

一種更強烈的感受也隨之而來，你覺得中國越來越富有，身邊的一些人越來越富有，

自己的生活卻越來越艱難，什麼都在漲價，自己的收入卻沒上漲。你覺得生活被一種莫

測的力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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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螢幕中的虛擬世界可以暫時撫慰你，你可以表達自己的挫敗與憤怒。它也給你新

的問題，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複雜形態擁擠到面前。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你要瞭解這麼多

東西，從水景住宅到磁懸浮鐵路，從漢武大帝到股票市場，從流水線管理到W

eb 2.0

，

從山寨手機到雷姆．庫哈斯(R

em Koolhaas)

的建築理念，從梁朝偉的眼神到麥克．傑克

遜的舞步，從道瓊的指數到人民幣的匯率。你也聽到了很多人談論中國的奇跡，中國不

僅被世界影響，也正在影響世界，全球的金錢正湧向中國。在把M

ade in China

輸送到全

世界之後，中國進入了全球化最後、或許也最難以理解與控制的過程—

—

金融的全球化。

原有的不安全感，隨著這一更複雜的進程的到來加劇了。股民們早已談論了很長時間，

海外的熱錢如何洗劫股市，如今這種危險似乎變得更清晰了。

︽貨幣戰爭︾擊中了大眾的心，給予他們日漸不安的日常生活某種解釋。但是那些領

導者呢，他們理應掌握著更確切的情況，他們也該有著更長遠的判斷，如何會被這種拙

劣的陰謀論所迷惑？

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

︶曾經感慨中國的政治生活缺乏﹁現代人﹂。獲取權力的

人，不是那些瞭解現代世界的人，而經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國傳統遊戲規則的人。中國政

治的封閉性，讓領導人成為天然的陰謀論的信奉者，他們的每一次升遷，不都是建立在

某種意義的陰謀之上嗎？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

—

中國的領導人有著雙重的角色。在

國內政治生活中，他們遵循一套遊戲規則，這套規則以權力鬥爭為核心，察言觀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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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保身、熟練的運用意識形態為自己辯護、沒有原則的個人忠誠，是他們能力的表現。

但當中國要進入國際舞台，要談論全球經濟、氣候變暖，和其他領導人同台辯論時，他

們卻不知道如何扮演這一新角色。他們在無窮的政治鬥爭中歷練出過人能力，卻對如何

運轉一個現代國家，理解金融體系，幾乎一無所知。當他們內心慌張時，他們就必須用

更空洞的概念掩飾無知。經濟問題變成了意識形態問題，貨幣匯率則是民族大義。迫在

眉睫的國內問題，變成了一個國際問題。正常的解決方案，必須要服從國家利益。匯率

不再是匯率問題，金融也不僅是經濟問題，它是另一種戰爭，而在戰爭狀態下，政府可

以動用一切非常規手段。

3帝國主義再次回來了。在宋鴻兵迅速興起時，只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歡迎度堪與之相比。

與前者業餘歷史學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過最好的經濟訓練，是一位商學院的教授、

一名言辭鋒利的脫口秀主持人。但在過去兩年中，他公開宣揚他開始閱讀列寧關於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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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論著，他的一系列廣受歡迎的書有著這樣的名字︽產業鏈陰謀︾，︽新帝國主義

在中國︾。郎咸平為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人們普遍的被剝奪感，尋找到一個真實、似

乎也是可信的敵人—

—

金融資本主義不正是帝國主義的最高形式嗎，它早已經殘酷而無

形的掠奪了我們。

這是一個官方與老百姓都樂於接受的解釋。它不僅似乎也有道理，更與這個國家多年

來的內心感受有關。一個世紀以來，每個人都熟悉這樣的論調—

—

近代中國的所有悲劇，

都是帝國主義帶來的。倘若你對郎咸平的︽新帝國主義在中國︾感興趣，你也可以閱讀

歷史學家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它出版於一九四八年，它為近代中國叢生的

問題，找到了帝國主義這個便捷與憤慨的答案。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勝利的前夕，它的

主張與理念，令很多人相信——

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將在新政權到來後迎刃而解。它出

版於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鮮戰爭最後的時刻。在很多

中國人的印象中，﹁美帝國主義﹂取代了﹁八國聯軍﹂，試圖扼殺中國的獨立與強大。

如今我們知道，胡繩是一位深陷意識形態的歷史學家，而朝鮮戰爭也並非不可避免。

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的強調，是另一種國內動員的方式—

—

他渴望不斷革命，讓中

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輸出中國的革命模式。但僅僅用﹁宣傳﹂來理解胡繩的著作，

有失偏頗。他的確觸碰了很多中國人的敏感神經。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屈辱感不斷

增加。這種屈辱龐雜而曖昧，它來自於戰亂、顛簸、死亡，也來自於日常生活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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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傷害你的可能是長官、警察、投機商人、黑幫、甚至是身邊的朋友，這是個物質

匱乏、道德失序，人人彼此爭鬥的年代。而在所有壓迫你的等級中，西方的外來者，似

乎佔據著最高等級。他們在自己的租借區，過著與那個混亂、貧窮、骯髒的中國截然不

同的生活。他們傲慢、高高在上、有時還用大炮轟擊我們。似乎沒人能觸碰他們的特權，

平定了太平天國的曾國藩要小心翼翼的處理﹁天津教案﹂，這樣一個再造帝國的人物，

竟然擔心得罪洋教士；統治了中國半個世紀的老佛爺，則倉皇離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

精銳之師還是義和團的刀強不入的神功，都不敵他們的槍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來了，

但是他們的特權沒有一絲觸動，甚至延伸到更廣泛的地區，開辦工廠與洋行，到處是洋

布、洋火、洋煙、洋油，中國軍事強人們，從袁世凱到蔣介石，都必須竭力尋求他們的

幫助。與此同時，中國卻日漸分崩離析，到處是挫敗、憤怒與絕望。

再也沒有什麼比對﹁帝國主義﹂的譴責，更適合釋放這種挫敗、憤怒與絕望了。它不

僅是等級秩序中的最高層、也是一個外來的異端，距離普通人足夠遙遠。對他們的譴責，

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種團結自身的驅動力—

—在一致對外的情緒中，中國內部的分裂與

矛盾，可以暫時忽略。它也是一種﹁受害者﹂情結的釋放—

—

中國人和中國，都是受害者，

他們不應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責任，帝國主義者要為此負全責。

胡繩的著作暗藏了這樣的邏輯—

—

從滿清到民國︵他只寫到一九二四年，否則一定要

包含國民黨政權︶，所有的中國政權也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他們加深了中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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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共產黨的到來，中國才可能獲得獨立，伴隨著帝國主義的離去，中國將重獲強大

與繁榮。

新中國趕走了洋行、查封了他們的財產、驅趕走他們的外交官，並的確出人意料的在

朝鮮戰場上與美國人打了個平手—

—

儘管中國的傷亡慘重，但對於一個新生國家來說，

這卻是驚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長屈辱，它不僅是第一次戰勝西方國家，還是

最強大的一個。

中國趕走了很多帝國主義者，卻投入了另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懷抱—

—

蘇聯，儘管它被

稱呼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這種關係破裂後，中國真的擺脫了所有帝國主義的影響。

但伊甸園並沒有隨之而來。相反的，它是一連串更深的困境。大饑荒造成的死亡，要比

之前所有的戰亂與入侵還要多。儘管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

仍頻繁的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人們逐漸形成這樣一個印象—

—

它們仍在圍困著中國，

是它們的封鎖與制裁，才使中國陷入如此困境，他們還想實行﹁和平演變﹂，徹底推翻

中國為之不易的穩定。矛盾不僅出現在官方的文件裡，也深入人心—

—

一方面，我們對

﹁帝國主義﹂憂慮重重，它們仍無處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們要積極備戰；另一

方面，﹁帝國主義﹂又僅僅是一隻﹁紙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證明我們的強大︙︙

但是它現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來了，它是另一隻紙老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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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們對於貨幣戰爭的焦慮，對於新帝國主義的恐慌，發生在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之時。

世界驚呼中國的全球併購，對它龐大的外匯儲備震驚不已，而它的G

DP

成長數字如謎一

樣引人遐想。

中國像是在極度的樂觀與悲觀之間搖擺。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輝煌中志得意滿，認定

中國世紀已經到來；另一方面，它又覺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包圍。

類似的例證不斷出現。在盛讚中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文版上，編輯特意把

這樣的句子作為導讀：﹁一八○

○

年以後，歐洲經濟騰飛不僅採用了一種規避亞洲的方

式，而且有時候還綜合運用經濟和軍事手段強制亞洲國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導讀旁，

是對鴉片戰爭的描述—

—

中國人相信這場戰爭把一個強大、富饒的中央帝國，推進了一

個接一個的屈辱。這可能是編輯下意識的舉動，卻流露出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情緒—

—

即使在大聲宣揚我們的成功時，仍不忘提醒別人，我們曾是受害者，依然還是。

甚至對中國的讚歎，也可能是陰謀。︽西方熱炒﹁中國模式﹂疑﹁捧殺﹂—

—

日本為

前車之鑒︾，一份報紙這樣宣稱。它認為，西方人談論﹁中國模式﹂，是為了讓中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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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更多的責任，讓中國按照西方的價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模式出牌﹂則意味著悲劇，

日本是﹁前車之鑒﹂。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對﹁日本模式﹂的盛讚，沖昏了日本人的頭腦，

最終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陷入衰退。

是什麼導致了這種激烈的情緒搖擺？它與中國的固有結構有關。十三億人口造就了規

模上的勝利，也使所有成就變得微小。你可以在數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你也可

以體驗到人均收入全球排名第一百二十七的貧困。制度的失敗，加劇了這種失衡感。大

城市的繁榮與衰敗的鄉村，讓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時空穿梭。你也會發現，一個能發射太

空飛船、舉辦奢華奧運會的國家，卻無法給嬰兒們提供乾淨的奶粉，無法給年輕人提供

開啟心靈的教育。在國家力量上它無比強大，但個人的命運卻經常脆弱不堪。中國的崛

起創造了勝利者，也帶來了更多的失敗者，他們要承受的不僅是物質上的失利，也有精

神上的失衡，一個錯亂的社會系統給他們的個人生活帶來無窮的羞辱。

它更是資訊操縱的結果。在毛澤東時代，政府封閉了人們的眼睛與耳朵，只按照政治

需要來提供資訊。儘管從不知美國的模樣，每個兒童也會大聲譴責﹁美帝國主義﹂，指

責﹁蘇修分子﹂，並自以為生活在一個幸福的時代。現在，資訊似乎難以鉗制，但是官

方依舊有力地塑造輿論。人們在公共空間很難看到、讀到關於中國深層困境，以及不同

聲音的爭論。不斷被強調的是十三億集合的成就，個體的悲劇總是被遮蔽。當引述外來

者對中國的評價時，人們經常忽略西方社會多元的聲音，而是截取片段的資訊。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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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者會有一種撲面而來的感受—

—

從美國到非洲，整個世界都在讚揚中國。然而，

尤其是中國與美國、日本發生摩擦，以及涉及台灣、西藏問題時，則會出現另一種截取

資訊的方式—

—

整個西方都要扼制中國，對中國充滿敵意。在中國人民眼中，國家形象

經常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擺動。對於更為複雜的公共議題，不管是金融政策還是外

交關係，討論不僅受限於意識形態，也受限於知識的不足。由於集體性的無知，任何簡

單的答案都充滿了誘惑力。

官方還努力重塑記憶。一些外來的觀察者很容易發現，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歷史恥

辱扮演著多麼重要的角色。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辛丑條約、

中日戰爭，每個中國人都熟知這些歷史事件。近代中國被描繪成一個被不斷瓜分、無比

屈辱的歷史。﹁百年國恥﹂貫穿在中小學的課本裡，也出現在博物館、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電影、報紙、雜誌、電視螢幕上。往日的屈辱也為今天的﹁陰謀論﹂增加了新的燃料。

記住歷史並沒有錯，但有選擇的記憶，則經常是政治操縱的結果。它使﹁歷史幽靈﹂

以奇特的方式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你會驚異地發現，這些二十歲、從未受過苦的青年人，

總把﹁百年國恥﹂掛在嘴邊，每當與外來者發生衝突時，就熟練地用出來。他們也不習

慣多元的聲音—

—

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張，都理解成一種對抗，把任何與自己不一致的

行為，都視作一種侮辱。

個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對歷史恥辱的強調，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無知，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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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單一化，反省意識的缺乏，這一切都醞釀了極端的公眾情緒。不安全感與屈辱，很

容易轉化成憤怒、仇恨，甚至進攻性。

5這只是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思想與情感混亂嗎？低估這種情緒是危險的，它也不會自

然過去。莎拉．艾默瑞與威廉．哈威激起的焦慮與憤怒，轉化成十九世紀末的民粹主義

運動，也變成了美國軍事擴張的基礎。就像理查．霍夫斯塔德評論的：﹁人們經常用冒

犯來回應挫折，通過威脅他人而緩和自己的焦慮﹂。一八八○

年代美國的不安情緒，到

了九○

年代則開始變得更具侵略性、更為軍事化。美國人從擔心﹁羅斯柴爾德﹂的英國

式陰謀，發展到揚言與英國開戰，以洗刷生活在英國陰影下的屈辱。

美國最終開戰了，儘管對手不是英國。美國聲稱，要把古巴和菲律賓從西班牙的腐

敗控制下解脫出來。多種原因驅動了這兩場小規模戰爭，這與美國報人普立茲︵Joseph

Pulitzer

︶與赫斯特︵W

illiam R

andolph Hearst

︶的煽動有關，也是美國精英實現其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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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

他們大談美國的使命與責任，要通過戰爭尋求榮譽，把美國從庸俗的資本家手

中搶奪回來；這當然也是狂躁的群眾情緒釋放—

—

人們為了緩解自己內心的恐慌，願意

投身到任何極端行動中，以暫時忘記自己的困境。這種情緒可能演變成一場暴亂，也可

能是一場對外戰爭。野心家們會樂於操縱這種情緒，也有可能被這種情緒所吞噬。總統

麥金萊發現，他不得不去發動與西班牙的戰爭，否則無法應對國內激憤的群情。美國最

終從這股社會不安中擺脫出來，但它依靠的不是戰爭，而是國內的進步運動—

—

它對社

會疾病逐漸地加以醫治，讓美國康復過來。

此刻的中國呢？你也可以說，這種情緒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暫時迷狂，︽貨幣戰爭︾、

︽新帝國主義︾不過是一種談資。同時作為談資的還有︽中國不高興︾與︽中國站起來︾，

它們也象徵著恐慌與焦慮，正轉化成憤怒與暴力。對﹁貨幣戰爭﹂的憂慮則升級為﹁肢

解中國﹂的恐慌—

—

一場與美國的戰爭即將到來。一位名叫戴旭的軍事理論家，像是宋

鴻兵與郎咸平的另一個翻版，他說﹁中國正在陷入Ｃ包圍圈﹂。他的語調中充滿悲憤與

絕望—

—

倘若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迅速擴充與調整，它不僅是個被剝削的問題，而關係到

亡國與否。

一種更為咄咄逼人的情緒也已出現：﹁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民族

的力量，為保證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殫精竭慮，誓死拼搏。﹂摩羅在︽中國站起來︾裡

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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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僅僅是失意文人為了贏得社會注意的花招。但中國政府的某些行動，似乎正是

對這種情緒的回應—

—

它宣判了一位英國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販死刑；在部分庭審不公

開的情況下，把力拓集團這家澳洲公司的三名雇員送進了監獄，其中一位澳大利亞籍人

士則被判長達十年的徒刑；它在審查上毫不鬆動的立場，令G

oogle

公司撤離中國︙︙這

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結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國正顯示出更為強硬的排外姿態，它

多少是對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的撫慰。

你可以說，西點軍校的理論家們日夜不停地談論與中國的戰爭，美國記者時常出版︽即

將到來的美中衝突︾這樣的著作，商業節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國威脅論﹂。既然

如此，你又何須憂慮中國的類似言論？但美國是一個充滿內部制衡的社會，即使陷入陰

謀論的時刻，仍有強大的質疑之聲。我不斷引用的理查．霍夫斯塔德，正是在極端主義

洶湧時，寫出了影響一時的︽美國政治的偏執風格︾。社會難免陷入迷狂，但若缺乏自

省的聲音，迷狂轉容易變成狂躁的破壞力。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的多元價值觀，不同

取向的社會機構，政治上的制衡與自我糾正，把這些極端性納入軌道。

並非所有的國家都如此幸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軍國主義的日本都曾滑向

另一個極端。陰謀論和屈辱感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無一不認定自己身處一個四面

危機的困境，無一不認定世界對自己充滿誤解，無一不覺得自己受盡屈辱，無一不堅信

自己的國家及文化的獨特性，無一不壓制社會內部的爭論，無一不試圖讓自己的國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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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個人毫無價值，唯有獻身於國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這樣的時期，社會轉型的

痛苦，歷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動，對榮耀的渴望，奇妙地混雜在一起，釀成一杯濃烈、

誘人的苦酒。在這杯迷人的苦酒之後，轉型的震痛變成了難產。

而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時刻，一方面，社會上人們普遍感到挫敗及憤怒，人人缺乏歸

屬感；另一方面，大國崛起帶來了驚人的幻覺，同時對昔日的屈辱和別人的陰謀念念不

忘。政治的封閉壓制了自省與質疑的聲音，獨立的社會組織難以生存。當憤怒和焦慮不

能轉化成建設力量時，它們也就常常演變成破壞力。它們也加強了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

的吸引力，因為投身其中可以暫時忘卻孤立無援、挫敗與困擾，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虛榮

與權力︙︙但這虛榮與權力，卻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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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他們攻擊傳統、關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現在則是「國學

熱」、「漸進改革」、「民族主義」，他們強調的是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調整，以國家

權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它既是為了躲避嚴酷的現實政治，可能也是

對於之前激進態度的反思——中國的現狀太過複雜，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僅僅從西

方求解答案。

獨特性的誘惑

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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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性的誘惑 CHAPTER 5 084

1一九四二年的七月，一群日本思想家、學者在京都舉辦了一場研討會。他們中有翻譯

過海德格的哲學家，篤信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還有醉心於日本傳統的作家與導演。

討論會的主題是﹁如何戰勝現代﹂與﹁日本的世界使命﹂。距離珍珠港事件八個月了，

像大多數日本人一樣，他們仍沉浸在戰勝美國的喜悅中。

討論會的主題表明，他們要把軍事上勝利也延展到思想、學術領域。在他們的頭腦裡，

﹁美國﹂代表著﹁西方﹂，而西方則意味著﹁現代﹂。日本曾經全身心的擁抱﹁現代﹂，

如今要戰勝它。一位歷史學家做出了更細緻的分析：﹁戰勝﹂意味著﹁在經濟上戰勝資

本主義﹂、﹁在政治上戰勝民主﹂、﹁在思想上戰勝自由主義﹂、最終﹁戰勝歐洲對世

界的主導﹂。

這像是對明治時代的逆反。從一八五○

年代到一九一○

年代的漫長歲月裡，﹁啟蒙與

文明﹂是日本的主題。日本拋棄了其長久的導師中國，相信必須依靠西方才能擺脫蒙昧，

獲得文明。他們按照德國模式建立陸軍，海軍部隊接受英國人的指導。他們引進現代工

業，建設交通與郵政設施，成立司法部扭轉﹁個人權利被輕視、警察獨斷專行﹂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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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CHAPTER 5 獨特性的誘惑

局面。新憲法則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

社的自由。政府還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勵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學。人們吃牛肉，穿長褲，

攜帶雨傘，戴手錶和鑽石戒指。兒童通過兒歌瞭解煤汽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

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輪船，它們是文明的象徵。﹁脫亞入歐﹂是那個時代最響

亮的口號。

這也是一次國家主導的高速發展，﹁國家富強﹂是首要目標。比起工業與軍事上的迅

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卻沒有分享到太多的繁榮。政治與社會改革，則遠遠落後於經濟

與軍事的發展，儘管個人權利日漸覺醒，但它總是從屬於國家目的。對外擴張減緩了國

內矛盾，勝利壓倒了質疑。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的勝利，證明了這種方式的正確。

危機從未消失。隨著明治天皇在一九一二年的離去，某種失落感也隨之而來，人們為

了一個目標奮鬥了六十年，感到的卻是許諾和現實間的鴻溝。日本富強了，日本人的生

活危機重重。這種危機因為現代化的必然疾病，令人更難以忍受。人們湧向大城市，鄉

村隨之衰敗。傳統的共同體、價值觀，都因外來觀念與生活方式而動搖。一些人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們追隨好萊塢的新電影，鑽進夜晚的爵士樂俱樂部，更多的人則被

新變化弄得心力交瘁，他們離開了鄉村，卻在擁擠的城市中找不到安身之所。因為捲入

了全球市場，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也折磨著他們。他們必定很難理解，為何華爾街的股市

暴跌，會把日本推入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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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動盪不安，促使人們美化過去。那個安寧、純粹、和諧的日本，被這個充滿慾

望、物質、刺激、機器精神的西方文明所取代，潛藏的屈辱感也隨之泛起。自從美國的

﹁黑船﹂打開日本的國門，西方既是希望、力量的來源，也象徵著屈辱與創傷。在長久

的摹仿之後，日本人感到意義危機。﹁日本獨特性﹂是一劑解藥：一個受到污染的日本，

必須從西方的影響中擺脫出來，重新獲得純潔與獨立性，為此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

括戰爭。

比起普通人，知識份子的意義危機或許更為刺痛。作為這個國家的頭腦與心靈，他們

長久的生活在西方同行的陰影下，不無笨拙的使用別人的語言與概念。明治維新的一代

對新世界的熱情，已經轉化成某種苦澀。他們曾小心翼翼的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與雄

心，現在到了一個清算的時刻，西方正陷入危機。

兩種迥異的思想彙聚在京都，不同視角指向了同樣的方向。一種是﹁日本至上﹂的沙

文主義者，他們沉浸於日本獨特性與神聖性，它櫻花般的純潔品格；另一種是馬克思主

義者—

—

他們把大蕭條看作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敗，認為日本應該追求一條國家資本主義

道路。他們都相信日本理應創造一條獨特的現代化之路。

京都的高漲熱忱沒能持續多久，它隨著日本的戰敗而退隱。在一本名為︽西方主義︾

的小書，伊恩．布魯瑪(Ian Burum

a)

與亞維沙．瑪加利特(A

vishai Margalit)

從一九四二

年的京都出發，追溯了德國的浪漫主義的興起，俄國人的反西方情緒、當然還有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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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反美聲音︙︙它們以各種面貌出現，可能是反帝國主義的受傷者姿態，對罪惡的

城市生活的控訴，揭露物質主義與市場行為對人的精神的傷害，還可能是自我犧牲的英

雄主義的渴求。

這本書出版於二○

○

四年，也是對九一一事件的某種回應—

—

與其說它是﹁文明的衝

突﹂，不如說兩個世紀以來一再出現的﹁對現代的反動﹂。十八世紀末的德國思想家創

造了這一思潮，支離破碎的德國生活在法國的陰影中，他們在政治、軍事、經濟的較量

中都落敗下來。對他們來說，法國象徵著西方，它強大、激動人心、也充滿威脅。羡慕、

屈辱，恐懼與仇恨混合在一起，演變成一股浪漫主義思潮。在現實世界丟失的，德國人

要在精神世界中奪回來，要創造精神上的勝利。

倘若啟蒙精神是法國最重要的成就，它在德國人眼中則變成了另一副模樣。科學、進

步、理性的觀念墮落成機械的、物質的、冷漠的象徵。相反的，曾經被視作落後的德國

生活獲得了新的意義。它的精神生活是富有宗教精神的、神秘的、純潔的。他們還幻想

出一種內在的神聖性，現實的德國越是挫敗連連，他們越覺得德國肩負著神聖的使命。

這種自衛意識值得理解，甚至還是對啟蒙運動過分簡化與樂觀的某種抗議與修正。它

也造就了一種新的簡化。法國的啟蒙精神，從不僅僅是進步與理性，它有伏爾泰，也有

盧梭，而德國精神的純潔，經常不過是另一種蒙昧。或許最為重要一點，他們錯過了啟

蒙精神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它對於分權制的推崇。再沒有一個權威可以統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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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任由這種情緒發展，可能導致令人不安的結果，尤其當它與一種強大的政治體制

結合時。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漫長歲月裡，最初自衛性的情緒，轉變成咄咄逼人的進攻。

企圖要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納粹德國，堅信對世界的特殊使命。

這一思潮蔓延世界很多角落，聚集在京都的日本學者們，以為自己在追尋日本精神，

其借助的卻是德國的思想。他們在為西方陰影憤憤不平時，對於日本正籠罩在亞洲陰影

下視而不見，真誠的相信，日本負有獨特的使命，要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文明。

德國與日本如今都變成了它們所反對的西方的一部分。古老的獨特論與反西方︵它主

要是美國︶情緒仍偶爾泛起。當經濟奇跡為日本贏來自信時，︽日本可以說不︾也隨之

出版，

它對美國充滿怨恨，因為它剝奪了日本的獨特身份，呼籲日本在經濟與外交的諸

多領域提高自主地位。日本的政治結構已經改變，這種情緒只能轉化成暫時的媒體喧囂，

隨著資產泡沫的破滅消退了。但這種思想從不乏追隨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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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政體主幹沒變，不僅六十年沒變，而且兩千多年都沒有根本的改變，依然非常

﹃中華﹄。中華政治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底蘊深厚；兩千多年的驚人變化就是在以

不變應萬變、在萬變中求發展。因此，中華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北

京大學教授潘維這樣宣稱。他相信官民一體的﹁人民性﹂是這種政治模式最突出的特點，

保持這種政治體制，才是中國未來三十年成功的關鍵，複製西方道路必然導向失敗。

潘維是在香港發展論壇做出這一論述的。論壇的創辦者陳啟宗是香港最成功的地產商

之一，也是一位西方價值觀的長期批評者。在華爾街的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他在︽金

融時報︾上宣告﹁西方說教可以休矣﹂，﹁西方的道德優越感已經破產﹂，﹁西方必須

適應新的全球現實，它們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佔據主導地位﹂。

這一年論壇的主題是﹁中國未來三十年﹂，在發言者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幾位中國大陸

的學者，他們高聲讚揚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對於西方世界則不屑一顧。另一位演講者甘

陽認定，中國未來三十年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中國留學潮的終止，西方已經不能教

給中國什麼了。甘陽也是﹁中國道路﹂的最重要的宣導者。幾年來，他的一系列論述的

核心是﹁如何把中國從西方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還把儒家理念、毛澤東的平等

思想、鄧小平的市場改革混雜在一起，塑造成一套政治理念，認定它才是中國成功的原

因。幾個月後，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則創造了﹁社會主義3.0

﹂，中國式社會主

義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已勝利地進入了第三個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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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的重塑也開始了。北京大學現代文學教授韓毓海在差不多時間出版了歷史著

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他重溫了明末至今的中國歷史，試圖推翻一個被長期接受的觀

點——

中國在近代的衰落主要緣於自身制度、文化、技術的困境，它無法適應現代的挑

戰。他相信中國的衰落不是因為﹁專制﹂太強，而是﹁專制﹂不夠強，中國沒有足夠的﹁國

家能力﹂來對抗西方的挑戰。中國的衰落與西方霸權的擴張同時發生，是因為後者的﹁軍

事-

金融-

國家﹂攫取了主要利益。而﹁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什麼抽象的

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拉大，其根源實則肇始於一九七○

年代初期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出的﹃新自由主義﹄

政治經濟政策︙︙﹂他相信，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與買辦資產階級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結合

力量，他們壟斷了國家權力，掠奪勞動人民，﹁民主﹂、﹁自由﹂、﹁人權﹂不過是這

些篡權者們的自我粉飾。韓毓海是在紐約大學訪問時思考出對世界與中國的新理解的。

邀請他前來訪問的是文學批評家張旭東，他擁有更多的雄心，他不談論﹁中國特色﹂，

他要強調的是﹁中國價值應該跳出特殊論﹂，﹁要創造新的普遍價值﹂。

該怎樣理解這些﹁中國特殊論﹂和﹁中國模式﹂觀點？過去幾年來，中國社會充滿了

類似的聲音，一些人不再滿足於中國的經濟奇跡的陳舊說法，開始把中國的成功推向政

治與文化領域，並做出咄咄逼人的反西方姿態。與多年來宣傳機器炮製的﹁中國特色﹂、

﹁反帝國主義﹂不同，這些聲音來自於一群訓練有素的青年學者。他們大多出生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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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六○

年代初。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年紀尚小的旁觀者，在思想混雜、開放、批

判傳統的八○

年代進入大學，幾乎都是那股﹁向西方學習﹂風潮的影響者與製造者。在

經過了天安門事件的慘烈後，他們紛紛前往美國大學深造，進行另一場自我放逐。但如

今，他們卻成為了西方最熱烈的批判者和中國政府最熱烈的支持者。與之前的幾代文化

保守主義者不同，他們辯護的對象不是文化傳統，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則是現實權力

的熱情啦啦隊。

這一群知識份子的集體亮相，也像是一場風潮的另一個高峰時刻。這場風潮既來自於

長久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衝動，也來自於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新現實。還是一九九一年，季

羨林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一個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

文化將衰落，而東方文化則上升。八十歲的季羨林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吐火羅學者。在

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沒有太多人能理解他的學術成就。但此刻他正獲得一個新身

份。他出生於一九一一年，是動盪的二十世紀的親歷者，他也是民國燦爛的學術界的參

與人、牛棚生活的倖存者—

—

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標本。歲月、經歷、不無神秘的

學說，都賦予了他某種權威。這種權威對於重塑一個信念破產的社會是如此重要。在季

羨林講話的同時，﹁國學熱﹂開始興起，一個謠言也開始被廣泛流傳：七十多位諾貝爾

獎得主呼籲，要從儒家文明中尋找解決世界危機的智慧。它們都是對八○

年代激烈的反

傳統的一次逆反，就像二○

年代的﹁國粹﹂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逆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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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破產的不僅是文化，甚至可能是整個中央政權。兩位年輕的學者胡鞍鋼、王紹光

在一九九三年發表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哀歎中央權力的衰弱。它也是對現有國際

局勢的回應，蘇聯與南斯拉夫已經解體，中國會陷入同樣的局面嗎？擔心中國命運的一

些學者相信，只有依靠民族主義，才能將分崩離析的社會重新聚合。

一種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緒也興起。天安門廣場上臨時的自由女神像被遺忘了，

取而代之是對美國的憤怒—

—

它是北京申辦二○○○

年奧運會失敗的﹁幕後黑手﹂。兩

位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則告訴中國讀者，美國的新聞媒體還一直在﹁妖魔化中

國﹂，幾位青年知識份子則大聲喊出﹁中國可以說不﹂。

知識份子關注的主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八○

年代，他們攻擊傳統、關注政治改革、

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現在則是﹁國學熱﹂、﹁漸進改革﹂、﹁民族主義﹂，他們強

調的是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調整，以國家權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它

既是為了躲避嚴酷的現實政治，可能也是對於之前激進態度的反思—

—

中國的現狀太過

複雜，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僅僅從西方求解答案。它也是對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格

局的反應，﹁文明的衝突論﹂讓人憂慮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好萊塢電影、任天堂遊戲、

可口可樂、麥當勞、銀座的時裝潮流湧了進來，中國人的身份危機則加強了。一種彼此

矛盾的情緒也扎根在很多人心中—

—

人們自得於中國文化是未來的希望，又憂慮於外來

的文化入侵。在季羨林的東方文化世紀到來後，七十五位學者卻在二○

○

四年的︽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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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宣言︾上，期待某種更高的力量來制止錯誤的外來文化。

在這種憂慮的同時，經濟成長、物質豐沛，開始給中國注入新的自信、甚至傲慢。從

前，中國政治家們期望加入世界潮流來推動中國內部改革，而如今世界在等待中國政府

的決定；西方曾相信中國將融入它們引導的潮流，而現在卻承認中國不僅不會和它們一

樣，還要打破現行秩序；中國公眾曾著迷於﹁美國夢﹂，現在他們卻覺得倫敦的房子太

舊、白金漢宮怎麼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陸家嘴金融區，柏林的購物

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人們在熱情地談論﹁大秦帝國﹂、﹁大漢帝國﹂、

﹁大唐帝國﹂、﹁大清帝國﹂，﹁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

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中的帝王術，都再次變成了﹁中國智慧﹂—

—

他們不

僅對中國而且對於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共產政權默許、也鼓勵這些潮流，並成為最重要的受益者，儘管它的結構與內容

並未改變，但共產黨政權卻獲得了新的魅力，政治保守隱藏在文化保守與民族主義的後

面。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下去，在國內它面對著震驚和不滿的

公眾，在國際上，它受到了孤立。而現在，它是經濟、政治的巨人。它披上了﹁民族復興﹂

的新袍，它不僅是一個大國的崛起，還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再度恢復生機。這個政權脫下

了陳舊、呆板的毛式服裝，換上了溫州製造的亞曼尼與漢服唐裝。既然古老的中國傳統

強調﹁為政必先正名﹂，它也需要一些學說來證明自己的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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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群知識份子自告奮勇地出場，他們熟悉各種理論，能把腐朽的思想套上金邊外衣，

把燦爛的金光展現給外來者過目，也讓中國陷入自我陶醉。

3他們是一群全無現實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論世界裡的人嗎？他們看到的中國是

宣傳文件上的中國，如果毛澤東時代充滿了﹁平等﹂與﹁人民﹂、﹁民主﹂的口號，那

就是個更平等、民主的時代。黑五類、臭老九、十三級幹部，農民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

土地上種玉米還是水稻、教師不敢對學生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整個工廠不由分說地從

沿海遷往深山，這樣的例證被忽略不計。而現在，他們則說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避免了

﹁資本主義危機﹂，﹁和諧社會﹂的政策減少了兩極分化、減輕了殘酷的市場行為對個

人的傷害，為世界發展提供了新的啟示。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貪婪

令人憤慨，但中國一名地方支行行長可以挪用上億元的資金，中國的超級國企同時享有

壟斷利潤與低稅收；中國是一個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更殘酷的﹁資本主義﹂，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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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臨政府權力與市場力量的雙重擠壓。

他們也可能是一群全無心肝的人。他們就像卡爾．波普爾筆下的歷史主義者，迷戀偉

大的民族、偉大領導人、偉大的階級、偉大的觀念。他們看不到犧牲的個人，只以抽象

的偉大來衡量一切。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兩位數經濟成長、共產黨的絕對權力、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模式﹂的驚人理論，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幾千萬人的死亡、活

生生的個人悲劇，被一筆帶過。

他們也可能是一群投機分子，用混亂的學說來掩飾自身的焦慮，除去個人虛榮別無所

求。像十九世紀的俄國、德國知識份子、二○

世紀初日本知識份子一樣，他們深陷對西

方﹁羨恨交織﹂的情緒。他們在八○

年代不加選擇的擁抱了西方，而當他們前往這個理

想國時，浪漫的泡沫破裂了。異國生活帶來身份焦慮，對中國的認同顯著加強。而個人

焦慮和知識風尚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結合起來。

美國大學校園中左派雲集，從前他們批評資本主義、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殖民主義，

幻想社會主義的美好，引用毛澤東思想；現在則是傅柯、德希達、薩依德的時代，他們

質疑啟蒙主義的傳統，這世上沒有什麼不變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對的，都是被權力塑造

的。女權主義者、少數族裔、第三世界，所有自認弱勢的群體都在其中找到了情感的呼

應、智力上的啟發—

—

他們都深受主流力量的控制與迫害。

對這些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他們與他們研究的中國，也在其中。既然一切知識都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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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關，﹁自由﹂、﹁民主﹂、﹁法治﹂、﹁市場﹂是否只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另一種手段？

為了批判這個西方，他們就必須把中國塑造成另一種榜樣，一條獨特的中國道路。文革

中成長的他們，與文化上的傳統中國早已失去聯繫。往日的保守主義者美化中國的文化

傳統，把它描述成一個和諧的儒家社會，他們著重於美化毛澤東時代，一個洋溢著平等

與試驗精神的年代。毛澤東時代的破壞精神與這股後現代思潮也不無相似—

—

反帝國主

義的口號與後殖民理論相關，全民動員像是更徹底的民主參與，鞍山鋼鐵廠的管理條例

中醞釀著超越福特主義的管理精神︙︙

中國的崛起讓這些理論獲得了意外的生命力。對於西方讀者來說，中國總是難以作解，

這些新理論告訴他們，中國很獨特，它與西方的遊戲規則不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

理論增加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它也符合政治人物與官僚系統的期待，既然是中國的獨

特體制造就了它的成功，這個體制也毋須改變。

他們既贏得了外來者的關注，又回到了中國社會的中心，他們才是這個中國難題的最

佳解釋者。他們很少去追問這些理論的內在矛盾，他們宣稱擺脫對西方的迷信，尋找自

己的道路，同時又陷入了新的西方迷信，這個西方以﹁後現代﹂的名義出現。中國的唯

一目的是，是去挑戰西方的資本主義霸權，滿足他們的理論創建的個人雄心。中國人的

真實生活、中國社會的普遍困境，都與他們無關。

他們對於中國特殊性的描述，很容易令人想起卡爾．馬克思對於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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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制的形容﹁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照

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中國則把傳統專制、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奇怪的混合到了一起。

這股知識風潮、這群知識份子最終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筒。但我們又很難忽略他們帶

來的危害。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

︶用﹁知識份子的背叛﹂，來批評二○

世紀初的

歐洲的民族情緒的煽動者們，這一群中國知識份子則以另一種形式進行了這種背叛。他

們也是此刻中國社會的象徵，人們用靈魂換取虛榮，用故弄玄虛來掩飾謊言。

4沒人能懷疑中國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某種特殊性。就像孟德斯鳩所說，每個民族、每

個社會都存在著這種普遍精神。所有的民族都有著類似的經驗，人們永遠會迷戀於﹁什

麼令我與眾不同﹂這樣的命題。但是誇張這種獨特性，用獨特經驗來遮蔽普遍經驗意味

著危險。因為獨特性既是複雜、含混的，也往往是階段性的產物。讓我們重溫T.S.

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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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精妙論斷：﹁我們對種族瞭解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雜種。﹂如果種族如此，更何

況文化、政治傳統，它必然是由很多不同的觀念碰撞的結果，它仍將不斷的被修正。

政治權力總熱愛這種特殊性，這往往是對於他們的最好辯護。東條英機政府必然喜歡

京都的學者們，它們為日本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中國之命

運︾中，蔣介石則試圖為他的獨裁政治賦予特別的含義。從︽詩經︾中的民族起源到眼

前的中日戰爭，這本兩百多頁的書試圖傳達這樣兩個觀點。第一，中國文明一直和諧地

延續，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展，直到西方人的到來打破了一切，今日中國的所有弊病，都

是這些外來者帶來的，他們摧毀了我們政治、經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自信心；第二，

必須要清除外來影響才能重建傳統，國民黨則是重建過程中的指導者。而新加坡李光耀

則是蔣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繼任者，在他創造出的﹁亞洲價值觀﹂當中，新加坡多種

族、多宗教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和諧的儒家社會。複雜的儒家傳統也消失了，它被簡化成

了個人對集體、對權威的服從，它強調一致、反對衝突。它似乎既為東亞經濟奇跡提供

了解釋，也為其他的威權政府提供了理論支持。當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處罰一

位美國少年時，它還贏得了很多地區的喝彩—

—它是對美國的公然挑戰。它也在表明，

人權不過是另一套西方的說詞，它不適合新加坡—

—它遵從的是﹁亞洲價值觀﹂。但處

罰也展露出新加坡社會的秘密—

—

與其說它依靠儒家倫理來黏合社會，不如說它依靠法

家的苛刑。讓李光耀著迷的從來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壟斷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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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他們攻擊傳統、關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現在則是「國學

熱」、「漸進改革」、「民族主義」，他們強調的是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調整，以國家

權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它既是為了躲避嚴酷的現實政治，可能也是

對於之前激進態度的反思——中國的現狀太過複雜，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僅僅從西

方求解答案。

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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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CHAPTER 6 100

1據說早在一九八一年與查良鏞的見面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他似乎是想透過這位著名報人勸慰六百萬香港人，中國已不是那個迷狂、暴力的

中國，他們要對回歸有信心。不過，直到一九八四年，這個提法才廣為人知。這一年，

鄧小平正站在他個人聲望的頂峰。五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正讓中國重新恢復活力。從

鄉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深圳特區，中國內部被壓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發。中英聯合聲

明則標誌香港的回歸指日可待，歷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對中國市

場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國慶的大閱兵，象徵了部分重獲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過

天安門的拖拉機車隊上是﹁聯產承包好﹂標語，遊行佇列中的幾位大學生，出人意料的

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看起來，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國人所期待的一切—

—

既擺脫

之前的壓抑與束縛，又要遠離種種運動的混亂。

沒人能說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確切含義。難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嗎？毛澤東要擺脫蘇聯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躍進還是文化大革

命，不都是要尋找獨特的中國道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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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CHAPTER 6 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鄧小平的新理論是在強調﹁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它是與舊意識形態的妥

協，還是新變化的開端？

中央黨校的理論家們會賦予它一個理論意義，它將再次完美無缺地容納於馬克思與中

國革命的理論框架中。對他們來說，領袖的理論從不出錯，有問題的只是人民的實踐。

他們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論皆是權力的延伸。當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大談﹁馬克思主義

的中國化﹂時，他的首要興趣是解除王明的權威—

—

他是莫斯科大學的留學生，蘇聯理

論的正統繼承人。而這一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像是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另

一次制衡，中國既需要開放，也需要對﹁資本主義﹂與﹁西方影響﹂保持警惕。

和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從來沒以他的理論素養著稱。他是實用主義者，也是順口溜的

創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幾年前他又說改革是

﹁摸著石頭過河﹂。

對於普通來人說，他們早已習慣了種種口號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們情願將此仍當

作良性的調整。﹁超英趕美﹂、﹁大步進入共產主義﹂是一場幻象，﹁輸出革命﹂則荒

誕不經，如今回到現實—

—

﹁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隱隱也感覺到，這

條道路其實就是當年批判的﹁資本主義道路﹂。

但沒人會進行這樣的追問。倘若你要活過一次次疾風暴雨式的運動，最好對什麼問題

都不要多問，否則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顛狂：昨天還對蘇聯專家們畢恭畢敬，今天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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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批鬥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輝萬丈，明天又成了叛國者；即使人

人敬愛的周總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於如今的鄧小平，誰都知道他三起

三落，被扣上過﹁走資派﹂的大帽子︙︙

人們願意相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可以讓他們的生活回歸正常，追求被壓

抑多年的慾望。在鄧小平的講話中，﹁社會主義﹂被定義成發展生產力。至於﹁中國特色﹂

則是改革農村與開放沿海特區。

外來者無法深入這﹁概念的遊戲﹂，他們尋找簡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國在經濟上正在

擁抱亞當．斯密，在政治上則回到了更單純的國家利益—

—

它與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脫

鉤了，更重要的是它與蘇聯的界限更顯著了。︽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篇社論，

必定讓很多人心花怒放——

我們不能再從馬克思與列寧身上尋找現在問題的答案。

而在列寧締造的國家，中國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國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巴契

夫的顧問們就提醒他﹁向市場的轉變可以參考中國的方法：仔細考量、漸進，保存混合

經濟﹂，而他的總理則希望進行深圳特區式的試驗。

他們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困境與爭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會議上，鄧小

平出人意料的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只

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三個月後，在會見

波蘭總統的雅魯澤爾斯基︵W

ojciech Jaruzelski

︶時，他再次提到﹁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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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鄧小平所謂的蘇聯

模式，是黨政一體、黨委領導一切。

當改革從鄉村拓展到城市企業時，這一問題日益突顯。單一的權力中心，不能應對日

趨複雜的要求，它扼制了社會的創造力。這股自省的熱情沒能持續多久，它在一九八八

年嘎然而止—

—改革者意識到，他們可能因為這種政治改革，而失去自己的權力。而他

們當初決定改革，正是為了保存這種權力。

造化弄人。當柏林牆倒塌、蘇聯帝國轉瞬解體時，人們紛紛預言北京去日無多。但在

熱情高漲的實行了一群美國經濟學家創造的﹁休克療法﹂之後，蘇聯與東歐這些新的自

由之地卻陷入了動盪與混亂——一個極權時代結束了，自由與繁榮的新世界卻沒到來。

而中國卻散發出意外的魅力—

—它穩定、生氣勃勃、日趨繁榮。這一切怎樣發生的？

倘若西方人之前相信，中國是因為鄧小平像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一樣推行市場改革而獲得

的八○

年代的成功，這種解釋現在失效了—

—從俄羅斯到匈牙利，它們都已實行了市場

經濟，但結果卻似乎一團糟。

中國幾年前失敗的政治改革突然變成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力量—

—

正因為政治改革

的停滯，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才爆發出活力。一九九一年九月，烏茲別克總統伊斯蘭．卡

里莫夫︵Islam

Karimov

︶對著一群西方記者說，他的國家準備追隨中國模式，因為它還

沒準備好全盤的實行民主與市場經濟。一年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短暫的訪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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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震驚：﹁我看到人們對經濟改革的情緒飽滿。他們不抱怨，他們

樂於改革。整體而言︙︙中國模式能做到這樣：不急迫，不強迫，不通過革命，也沒有

休克，俄羅斯有太多休克了。﹂

中國人也在經歷休克，不過是以另一番景象出現。一九八八年的價格闖關難道不是一

次休克，它導致了普遍的通貨膨脹，激化了社會的憤怒情緒，並在一年後導致了更大的

一次休克—

—

人們甚至覺得，中國又將重回封閉，或乾脆崩潰。鄧小平在年初在中國南

方﹁膽子再大一些﹂的講話，十月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市場經濟﹂

被正式確認，則又像是一次休克，就像是十多年前人們主動遺忘了毛時代一樣，人們再

次選擇將三年前的震驚與顫慄封存起來，投奔新時代。

但沒人說中國人經歷了﹁休克療法﹂，反而說它是一種﹁漸進改革﹂。中國人的改革

優先從經濟領域入手，保持了政治上的控制。即使在經濟領域，它也是從相對容易的部

分開始。它從人數最多的農村入手，獲取了廣大的農民的支持，建立特區則是在推廣實

驗精神，也對西方的資本與技術展開了懷抱。

中國領導人也意外發現，他們不再是昨天的獨裁者與屠殺者，而進入了李光耀、蔣經

國，或者至少是皮諾契、朴正熙的行列。他們的統治或許鐵腕，或許壓抑了民主與自由，

但是他們提供了秩序與經濟成長。誰也未曾料到他們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如今變

成了高瞻遠矚的智慧。他們曾經認定，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無法進展，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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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政治改革，變成了中國的幸運。一位美國記者紀思道(N

icholas Kristof)

還創造了

﹁列寧市場主義﹂的名詞。

日本奇跡與東亞奇跡，都讓全世界重新思考：是不是將中國放在日本、韓國、新加坡

這一序列更適合。他們都遵循儒家價值觀，都推崇權威，相信秩序，都重視教育與儲蓄，

也都有罕見的工作熱情。

而在中國內部，在劇烈的交鋒之後，一種新共識開始興起。鄧小平相信，正是因為改

革開放的成就，中國社會才能承受住一九八九年的動盪，它的失誤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

強調不夠，黨與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對年輕人的教育都過分鬆懈了，他們淪為了西方

﹁和平演變﹂的工具。他最熱衷於談論的﹁兩手一起抓，兩手一起硬﹂如今又獲得了新

的含義—

—

如何在確保經濟成長的同時，牢牢把握住對權力的壟斷。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隨之改變。﹁社會主義﹂日漸淡化，它仍出現在講話和文

件上，象徵著這個政權的延續性，和對頑固保守派的安撫。但﹁中國特色﹂則迅速表現

出來。隨著冷戰的結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興起—

—

國家利益與國家認同，

變成了新時代的重要特質。﹁中國特色﹂則有時是加速改革的原因，有時又是推遲改革

的藉口——

中國是獨特的，它不能照搬別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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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個高速成長的時代開始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數字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數字涵蓋

了豐富的內涵和可能的矛盾。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故事﹂取代了

﹁中國故事﹂，G

DP

的數字又取代了﹁中國經濟的故事﹂。在這被不斷簡化的過程中，

我們經常忘記了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它的內在邏輯到底是什麼？

九○

年代，中國沿海突然變成了世界工廠，似乎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產自於此。中國

的大城市突然改變了面貌，那麼多鋼筋混凝土玻璃幕牆的大樓，夜晚連成一片的霓紅燈

廣告，超市的貨架上堆滿了各種商品。

豐富多彩的新生活到來了：人們買股票、裝修房子、看美國連續劇、買個人電腦、出

國旅行︙︙偶爾你看到八○

年代的照片與影像時，你會有恍如隔世之感：他們﹁土氣﹂

得超乎想像。電視新聞中偶爾播出這樣的畫面：莫斯科人排著長隊購買麵包、燃煤、皮

鞋，波蘭的選舉一團混亂︙︙

﹁中國奇跡﹂開始廣泛被談論。中國的經濟成長不僅令前社會主義陣營黯然失色，在

所有發展中國家中也拔得頭籌。西方開始再度讚美中國，稱中國更熱衷於擁抱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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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見過像中國官員那樣熱衷於招商引資的官員，他們劃出大片土地，做出種種承

諾。對

於中國的經濟成長，很多理論湧現而出。它是比較優勢理論、是產權理論、是雁陣

理論、是中國獨特的分權模式，很多從牛津、芝加哥、波士頓歸來的中國青年經濟學家

準備把自己所學的一套搬到中國來。他們有一顆清晰而堅定的頭腦—

—

中國必須建立和

西方︵主要是美國︶同樣的銀行系統、管理模式、證券市場、或許最終還有政治體制。

和官方語言中仍經常出現的﹁反美情緒﹂不同，中國再次熱烈擁抱了美國。倘若天安

門廣場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麼美國的技術、商業與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

中國公司要成為G

E

和微軟。中國領導人在官方演講中引用林肯，商業領導人以能見到

傑克．威爾許(Jack W

elch)

、華倫．巴菲特為榮，從麥克．波特到麥克．喬丹，都是偶像

人物，最優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讀書、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它像是陳年舊物，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

﹁中國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許是俄羅斯人與東歐人最終發現，他們不可能從中國照搬

些什麼，他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國經驗﹂時時出現，但它很少打動中國人自己，

他們首要關心的是怎樣有世界經驗—

—

他們要加入W

TO，要舉辦奧運會，去香榭麗舍購

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櫥窗裡的妖冶女郎︙︙

一些聰明人會說﹁我們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從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國有企業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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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再到對W

TO

的熱忱，從手上的諾基亞電話到住進的東方曼哈頓社區，都給人這樣一

種印象，我們不僅在大步跨入資本主義，就連﹁中國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識形態與民族

情緒最後的遮羞布。中國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

—

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共生關係，相反的情緒也從未消失。從﹁銀河號﹂

到﹁轟炸

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起起落落，一些頑固的頭腦仍在強調﹁和平

演變﹂的後果。而擁抱了W

indows

與Nike

的一代青年，也會表現出﹁中國可以說不﹂

的情緒，像是對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國經濟的隱憂也從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締結的政治經濟模式，不斷被質疑—

—

它能夠持續嗎？一直到二○○五年，仍有人說這失衡的體制﹁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賭

博﹂。

當悲觀的情緒占上風時，人們覺得中國不免要成為另一個蘇哈托政權—

—

輝煌突然灰

飛煙滅。九○

年代的中國面臨種種挑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中央與地方之

間的權力緊張，日益嚴重的腐敗，國有企業的大批倒閉，日漸顯著的貧富差距︙︙或許

還有一場﹁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它們都將摧毀中國。而當樂觀情緒襲來時，人們又

覺得就像當初農村包圍城市一樣，市場經濟與技術改革最終會改變這個列寧式的政體。

中國不是下一個蘇聯。

﹁中國模式﹂再度回來了。二○

○

三年，我在︽商業週刊︾上讀到中國的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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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傑佛瑞．葛登(Jeff

ery Garton)

認定，比起美國提供的方案，中國

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記得自己的驚訝，我是一名年輕記者，正熱衷於採訪美

國的經濟學家與企業家。我很少意識到中國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這可能是對自己成長

經驗的一次叛逆，幼時關於中國優越性的教育，是多麼輕易地被證明是荒誕不經的，我

們聲稱自己是﹁禮儀之邦﹂，地鐵上連個讓座的人都沒有；我們說自己文明悠久，可是

我們卻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裡，都是依靠美國人提供的精神產品。

但接下來，美國執著於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與反恐，中國的崛起日益顯著。在某

種意義上，中國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製造新冷戰的典範失效了，而恐慌

又讓資本大量湧入中國，它是個安全島。到了二○

○

四年，關於中國的一個新描述日漸

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識﹂。

中國理論家做出了回應。一個更嚴格定義的﹁中國模式﹂也出現了。它來自於一群北

京的青年學者，他們之中最知名的一位—

—俞可平—

—

對它進行了這樣的定義：一，在

所有制方面，中國既不推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也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

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國堅持共產黨的一黨領導，不推行多黨制和

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但又不是簡單的一黨政治，而是﹁一

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三，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

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又允許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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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思潮的多元處於並存的局面；四，在軍隊與政治的關係上，中國一直實行文官領

導軍隊的制度，不允許軍隊干預政治，但又始終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五，在國家與社

會的關係上，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已經產生，並且正在對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大的

影響，中國的公民社會也帶有政府引導的性質，多數民間組織並不具有西方國家民間組

織那樣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這套定義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達上，它是歐威

爾式的﹁新語言﹂，而在內涵上則是陳雲的鳥籠理論的另一個升級。黨與國家是鳥籠，

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多元價值，則是籠中之鳥。但俞可平卻給你這樣一種印象：這

些矛盾不再是中國最大的憂慮，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還記得陳雲的鳥籠比喻？﹁中國模式﹂迅速而有力地進入了中國社會，它緩解

了人們日益強烈的﹁自我解釋的焦慮症﹂。溫州人的海外拓展，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東

莞的製造業，聯想收購IBM

，百度戰勝了G

oogle，國有企業在非洲與拉美購買礦山、油

田，中國壟斷的通信業與銀行業的崛起，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所有這些相干與不

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擁有了統一的解答—

—

它們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變成﹁東

北亂燉﹂或是﹁四川火鍋﹂，什麼東西都可以往裡扔，它熱氣騰騰，讓人分不清虛實。

它也變成了另一個龐氏效應：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顯得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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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的演變，在很多方面印證了歐洲的社會演變。我們經過了同樣過程。﹂大約

在一九一三年，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寫道。美國經濟學家范伯倫︵�

orstein Veblen

︶也

發出了類似的聲音：﹁日本的力量建立於封建的忠誠、騎士的榮譽與現代技術的結合

上︙︙日本的政府的作用並不獨特，只是它的執行更為成功。﹂

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從一個孤立的島國，變成了亞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

出人意料地擊敗了俄國。這其中一定蘊涵著某種秘密嗎？

涂爾幹與范伯倫的判斷很快被遺忘了。在八○

年代到處流傳這樣的猜測。日本會主導

金融市場嗎？它會買下整個世界嗎？日本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嗎？日本會成為政治與

軍事大國嗎？日本會取代美國嗎？至於日本成功的秘密，則充滿了各種解釋。很多人相

信日本創造了一種亞當．斯密與馬克思都認不出的資本主義，它要緣於日本獨特性—

—

它的政府干預，它的文化。日本人熱烈擁抱這種獨特性。他們從來覺得自己與眾不同，

一位日本歷史學家用一個精妙的比喻來形容這種情緒—

—比起其他國家，日本文明就像

是魚類中的海豚。儘管它和其他魚類一樣在大海中游泳，但沒人知道它來自於一個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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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物種。現在，這個完全不同的物種，似乎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一百

多年來，他們一直生活在這樣的強烈感受中。它既是東方裡的西方國家，又是西方裡的

東方。它對獨特性的強調，既來自於它自我孤立的長期歷史，也像是對中國與美國這兩

個大國影響下的抗衡—

—

日本特性，既與中國不同，也不是來自西方。

日本人或許獨特，

但是日本的經濟泡沫，也和所有的國家一樣會破裂，經濟規律沒有在日本發生逆轉。

在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著名論文︽亞洲奇跡的神話︾的一九九四年，日本奇跡正在

褪色，但新加坡、韓國、台灣與香港的崛起則讓人驚呼。﹁亞洲系統﹂、﹁亞洲價值觀﹂、

﹁東亞奇跡﹂的論調四處瀰漫。很多人開始相信，東亞正在創造一種和美國與歐洲都不

相同的成長模式。經濟上的成功被歸咎於文化與政治上的獨特性。人們廣為相信，亞洲

人更注重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與人權觀念並不重要；一個威權的政府有利於經濟發展，

它更適合與亞洲人。

為了回答這個疑問，克魯曼首先回到了五○

年代。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書

籍與論文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

之前提到的加爾文．胡佛即為一例。甘迺迪高呼，讓美國重新運轉起來，以迎接來自東

方的挑戰。而赫魯雪夫不僅在聯合國總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還宣稱要埋葬西方。

﹁共產主義國家的成長率顯著，卻沒什麼特殊的魔力﹂，克魯曼後來寫道：﹁產出的

迅速成長源於投入的迅速增加：勞動力的擴充，教育水準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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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上的大量投資。﹂這種沒有效率的經濟成長，會伴隨著投入的減少而放緩。

克魯曼感慨於人們的健忘。當人們在形容日本奇跡和東亞的奇跡時，再次使用了同樣

的思維方式。﹁亞洲經濟的快速成長並非像很多作家宣稱的那樣為西方提供了學習的模

式，而這種成長的未來前景也比很多人想像的更有侷限﹂，克魯曼寫道。日本與東亞四

小龍的經濟模式，要比蘇聯有效得多。但這其中並沒有特別的秘密，它們只是遵守了人

所共知的法則，他們有比西方更強的儲蓄意願，願意去犧牲當前的消費來貢獻於未來的

生產。當經濟成長持續一段時間後，它們也會遇到西方同樣的成長緩慢。

克魯曼的預言被三年後的亞洲金融危機所印證。倘若東亞奇跡中存在著某種秘密的

話，那就是它的腐敗和裙帶交易一直被更好的隱藏。

4倘若日本、蘇聯與東亞的例證過分遙遠，我們也可以分析一個更微觀的例證。在精彩

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書中，經濟學家黃亞生分析了聯想集團的成功。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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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作中國模式的縮影，當它在二○

○

四年收購IBM

的個人電腦業務時，更被視作中國

模式的勝利，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世界的到來。但是在經過仔細調查之後，黃亞生發

現，聯想集團甚至不是一家中國公司，它的註冊地是香港。﹁如果我相信聯想是一個香

港與香港體制的產物﹂，黃亞生寫道，﹁那麼聯想的成功將是法治與以市場為基礎的金

融系統的成功。﹂

沒人懷疑柳傳志的個人能力，他的靈活、堅韌、創造力、對中國社會的透徹理解，

都是聯想成功的關鍵力量。但倘若沒有香港公司的背景，聯想的奇跡很難發生。這像是

一個引人遐想的悖論。聯想像是雙重能力的結合，它在中國市場能夠戰勝IBM

、戴爾、

HP

，是因為它更瞭解中國顧客的喜好，更強有力的建立起銷售與服務系統。但同時也因

為它香港公司的身份，為它提供了一個正常市場系統的融資管道。

當管理學家們紛紛要在聯想發現獨特的﹁中國基因﹂時，柳傳志卻比任何人都坦誠了

這一切。二○

○

二年八月，他作為首位獲邀的亞洲企業家在國際管理科學學會(A

cademy

of Managem

ent)

發表年度演講。演講平淡無奇，制定戰略、管理隊伍、締造核心價值觀，

就像柳傳志自己所說的：﹁我們做的很多事情、形成的很多管理理念，都是從西方企業

的實踐中學來的，是從西方的管理學著作中學來的。﹂

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另一回事。對中國市場的特殊性的理解賦予聯想以競爭力。台

下西方世界的聽眾們或許很難理解，為何及時收帳突然成為了優勢，而一鍵上網又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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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優勢。中國是一個尚未建立起基本規則的叢林，消費者則參差不齊，就像柳傳志說：

﹁外國企業好比是兔子，中國企業好比是烏龜。烏龜和兔子賽跑，兔子又不肯睡覺，那

麼烏龜要做兩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學習，培養兔子基因；第二如何利用賽跑的環境，

比如在沼澤地賽跑。﹂

中國正是一片沼澤地。柳傳志的個人經歷，正是試圖爬出沼澤地的過程。一九七八

年，他為在︽人民日報︾上介紹養牛的新聞而激動難耐，這意味著一切不再以階級鬥爭

為綱，他的命運要發生轉機了。八○

年代末，他通過父親的關係，在香港註冊企業，與

一個成熟的市場產生聯繫；他用盡辦法說服他的投資者中國科學院，來完成聯想的股份

制改造，讓創業者同樣分享企業成長的利潤︙︙而他試圖取得的一切，在一個西方市場

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識。他的勝利正是常識的勝利，而令他焦頭爛額的則是常識的失靈。

柳傳志與聯想的經驗，是中國發展的縮影。黃亞生發現，其中毫無秘密可言，它是自

由市場的成功。這樣的評價也可能忽略現實的複雜性。

日本或許沒有創造新的經濟規律，但范伯倫所說﹁封建的忠誠、騎士的榮譽與現代技

術的結合上﹂的作用，卻無法輕視。

孟德斯鳩說，社會不是異類成分偶然湊合而成的，也不是人為的構築，而是自然長成

的，它從﹁氣候、宗教、法律、政府政策、慣例、風俗﹂獲得確定的特性，並且這些影

響力的結合產生一個普遍的精神。同樣的，這種精神也將塑造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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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此刻中國的經濟成功，海外華人的座標也不容錯過，它們展示了不同制度下的中

國人的經濟表現。二○

世紀五○

年代之後幾次來到香港的經濟學家密爾頓．傅利曼被這

個擁擠的城市的生命力驚呆了，感慨說從內地逃來的懶散難民在幾個星期內就被變成了

勤奮、自制的技術工人。在這座典型的中國人城市中，創業精神到處彌漫著，小企業興

起與死亡的劇碼不停地上演，在悶熱的天氣中，高級管理人員和工人一樣汗流浹背地工

作，以至於就像一位評論家所說的：﹁香港人擁有創業魔力；他們在南中國海的一塊岩

石上創造了工業城市；給他們另一塊岩石，不管是在蘇格蘭還是澳大利亞，他們將再次

成功。﹂

香港是海外華人經濟的縮影。種種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現象。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

著深刻的實用性傳統與雙重規則。中國知識份子表述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

大理念，但對於更多的中國人來說，他們一直遵循著更為實際的準則：不存在形而上的

東西，唯物主義深入骨髓，追逐實利是恰當甚至值得頌揚的。過分擁擠的人口，使得對

基本生存資源的爭奪在所難免，在踏出自己的國門時，中國人討價還價的能力明顯高人

一等，節儉變得必不可少，對於物質匱乏的恐懼始終難以從心頭去除。而中國歷史上週

期性進行的大規模戰亂，則常將中國人的生活推入絕境，使他們對於政治關係、社會網

路喪失了信心，除去依靠家庭積累的物質基礎，他們什麼都不敢相信。而在海外的城市

裡，中國人很難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惟有在經濟上證明自己以獲得成就感。倘若富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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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功的體現，在海外城市湧現出李嘉誠、郭鶴年、霍英東這大批的企業家，他們令

中國所有的富豪們相形見絀。

與海外華人的際遇相比，我們很難不去追問，是因為這個現行體制中國人才創造了如

此的經濟奇跡，還是說，即使有了這樣的體制，中國人仍舊可以創造如此的奇跡。

為何在經過如此多的動盪和壓迫之下，中國人總能隨時開始新的物質創造，保持如此

驚人的彈性和靈活性。倘若你經歷過七○

年末的轉型，會吃驚的發現中國人昨天還在滿

口政治口號，今天就頭也不回地栽進了賺錢風潮，就像︽時代︾當時的追問：﹁為什麼

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

一角錢硬幣上轉圈？﹂

倘若真的有某種﹁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的話，這可能才是問題的某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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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短暫和具體的利益，人們其實什麼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們有時拼命尋找一些

更為輝煌和遼闊的東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們只是這一連

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環。一個交易者應充滿了風險與成本意識，他不能直接而暢快地表達

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顧後果去嘗試、去想像、去刺穿。他們仰慕並畏懼強者，對弱者

缺乏同情，他們過分靈活，什麼都相信。這種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核。這是我

們想讓世界瞭解的嗎？

文化的缺席

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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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缺席 CHAPTER 7 120

1阿齊茲抑制不住要講話。他說他是巴基斯坦人，他問我說你是中國人吧，他說九一一

是布希製造出來的陰謀，他還覺得毛澤東很了不起，他還說六年前去過廣州，真是讓他

大開眼界—

—

午夜時分，街上還是人擠人，坐在露天的攤位上吃喝、交談，沒人害怕炸

彈和搶劫，他覺得這在巴基斯坦和歐洲都不可想像。如果專制能帶來繁榮和安全，他寧

可選擇專制。﹁未來是你們的﹂，他大聲說，﹁你們會超過美國的。﹂

他三十五歲，九年前從伊斯蘭馬巴德來到法蘭克福，留著兩撇鬍子，頭髮不長，茂盛

而蓬亂，他握著方向盤，每說一句，就從後視鏡看我的反應。這幾天，計程車的生意尤

其好，他總是載中國人。他問我馬路旁的看板上的漢字是什麼意思，看板上擠滿了方塊

字：紙、書展、中國、活力、印刷、出版、新穎、主題國︙︙它們大小不一、密密麻麻

地組合在一起。

隨著阿齊茲熱情而含混的英語，法蘭克福逐漸展開。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

軍飛機的慘烈轟炸後，中世紀的古城痕跡盡被摧毀。德國人進行了一場現代主義實驗，

到處都是直線條的鋼筋、玻璃牆大廈，倒是符合這深秋的陣陣寒意。美茵河流經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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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CHAPTER 7 文化的缺席

它曾給法蘭克福帶來貿易，人們在這裡交易馬鈴薯、海魚、小麥、咖啡、資訊︙︙電

子螢幕取代了河灘旁的討價還價，但貿易精神從未消退。它是德國的金融中心，自從

一九四九年以來，還是全球的書籍交易的中心。在這裡還誕生了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評

者，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書展已進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書展，儘管書籍正在失去商

業與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出版人、作家與記者在每年十

月的第二個星期蜂擁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來，主辦方開始每年邀請一個國家作為主題

國。它不僅是當年書展最重要的展出國，而持續一年的文化活動，對於那些要傳播本國

文化的國家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中國是這一年的主題國。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時刻。中國不僅要向世界展現自己的

富裕、強大，還要證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它舉辦了奧運會，令人歎為觀止的

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表明經濟成長可以轉化為身體素質和國家榮耀。近一個

月前，它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了規模盛大的閱兵，物質實力也能轉變為軍事實力。而在

法蘭克福，它要談論的是﹁軟實力﹂，中國不僅通過生產、投資、坦克來影響別人，它

還有書籍、電影、戲劇、思想︙︙

﹁軟實力﹂，一位美國學者創造的名詞，但它仍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不正陷

入對﹁力﹂的迷戀中嗎？知識力、執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藝術力、影

響力︙︙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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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裡，人們的談話中，報紙的文章標題上，不斷看到聽到各式各樣的﹁力﹂。一些勉

強通順，而另一些則毫無語法邏輯，僅僅是和某個名詞強硬地結合在一起，荒誕卻強硬。

新造出的辭彙，給人這樣一種強烈印象—

—

任何知識、思想、藝術都不具有獨立的價值，

除非它們能夠轉化成某種具體、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邏輯，它可以被規劃、

設計與引導。

在二○

○

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國第一次明確將﹁文化軟實力﹂寫入報告。這像是

一次一直被推遲的競賽的最後發令槍。二○

○○

年，政府第一次明確提出﹁走出去﹂戰

略。最初它只侷限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國內市場和資源，它必須展開跨

國經營。它也是中國新一輪經濟起飛和捲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迅速

增強，世界工廠和饑渴的資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

中國意識開始逐漸覺醒。經濟生活無法獨自展開，它同樣受到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人們

也發現，似乎他們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沒給他們帶來相應的尊重。

談論﹁文化軟實力﹂和﹁內在價值觀﹂逐漸變成了時尚。它暗含著這樣的意識，中國

的物質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經獲得證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東西。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一個

無窮盡的消費外來文化的國家，是難以獲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對多年前柴契爾夫人評

價的某種回應，這位鐵娘子十年前就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輸

出的是電視機、微波爐和鞋子，而不是價值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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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化軟實力的追求，變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同目標。它既能為每個人賦予新的驕

傲，又能為政府帶來新的權威。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苦難和革命中，中國人一直追求的

不正是﹁尊嚴﹂嗎？我們尋求富強，是因為富強意味著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帶來尊嚴，

我們就革命，倘若強權能帶來尊嚴，我們就篤信強權，倘若原子彈能帶來尊嚴，我們製

造原子彈，倘若金錢能帶來尊嚴，我們就拼命生產與消費，倘若尊嚴要依賴文化和價值

觀，那就讓我們開始一場文化輸出吧︙︙

儘管目標是模糊，軟實力與價值觀又難以定義，但解決方案卻是清晰的。

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不同，那時的國家太虛弱了，變化要從民間開始，從每

個農民隨意播種自己的土地開始。而此刻，國家富有、強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將經濟改

革的成功歸於自己賬下，它準備向輸出玩具、服裝、微波爐一樣輸出文化，完成一次文

化上的大躍進。

二○○

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正式揭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

組辦公室初步計畫要在全球開辦一百所，它將像歌德學院之於德國、塞萬提斯學院之於

西班牙的、文化協會之於英國一樣，成為中國文化的展示平台。歷史充滿了嘲諷。那些

全世界各地孔子學院任職的老師們中，很多人對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仍記憶猶新。

如今，他們要向這些陌生面孔大談中國傳統文化。大規模出版集團的組建也轟然開始，

就像多年前的大學合併將幾所大學生硬組合在一樣，

不同的出版社被塞進一個名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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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規模的迷戀、對產業化的篤信，是這些舉措的背後邏輯。數位是檢驗它成功與否的唯

一標準，它培養多少博士、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每年出版多少本書籍，產值又是多少。

於是﹁做大做強﹂成為這種邏輯最粗鄙、卻有效的表達。對於文化軟實力的理解，美國

的軟實力被簡化成好萊塢產業，而它的言論自由、它鼓勵獨立思想的大學教育、它的多

元文化生態，都被忽略不計。

貫穿著二○

○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奧運會聖火傳遞風波，加劇了整個國家對軟實力的渴

望。﹁西方對我們充滿偏見﹂，﹁我們對外展現不夠﹂，﹁我們的公關不好﹂，這樣的

論調彌漫在整個社會。人們既憤怒又焦急，把深層的困境簡化成技術問題。而這一年夏

天奧運會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對技術能力的自信。他們可以把表演的

規模、藝術家的創意、對社會資源的充沛動員、高科技的視聽手段，組合為一幅震驚世

界的畫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則讓被詬病多年的﹁舉國體制﹂重獲信心，似乎它帶來

的巨大的榮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價。

北京八月的輝煌，鞏固了政府對軟實力運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這種方式，複製到世

界上更廣泛的地方。超過四百五十億人民幣被投入到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以及其他國有

媒體機構。一個雄心勃勃的擴張計畫已經開始，中國要有自己的︽紐約時報︾和CN

N

，

它要在國際輿論空間爭奪話語權。為就業而焦慮的大學生突然發現新華社、外文局開始

到校園裡召開宣講會了，他們要投身於一場重塑中國形象的活動中。這也像是一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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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的開始。七○

年前，住在延安窯洞中的毛澤東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識到，

獲取輿論支持的重要性。他獲得了美國媒體的同情，贏取中國社會領袖的廣泛回應，也

讓很多人在他論述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文章之中，看到了無盡的憧憬。他甚至可以

讓西方世界在中國最黑暗和混亂時刻，仍迷戀著紅色中國。而現在，他在延安創造的策

略，要通過全球電視網、電腦網路、巡回演出、展覽獲得更大的迴響︙︙

2﹁每一個細節都必須完美。﹂一位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高級官員在十月視察法蘭克福

書展的中國展台時說。他的機構掌管著中國的將近六百家出版社，還有很多私人出版機

構以及相關事務。權力是至高點，而金錢是潤滑劑。私人企業更富有、更高效，但它們

僅僅是寄生的，它必須向國有出版社購買出版權。這將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過

去幾年中被重新劃入八十餘家傳媒集團中，人們喜歡用﹁航空母艦﹂來形容這些巨型公

司，除去不斷的兼併，它們要積極上市。它們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僅要保留住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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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的官僚機制，還要獲取最大份額的市場利潤。二○

○

八年，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

了將近二十八萬種書籍。這並不意味著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書籍的內容，但是所有出版

者都知道遊戲規則，哪些題目是敏感、不能觸及的。這是多年的經驗、教訓所賜。

這位高級官員的警告是再普遍不過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員們從不發出具體而明確的

指令，語氣籠統而強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細節才算出錯，只能用

更偏執的謹慎來

執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導致的結果是，壓倒一切的穩定與平庸。既然每個細節都

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規模來引人注意。半軍事化是最經常採用的手段。因為在軍事行

動中，最不需要考慮成本。

軍事化的方式獲取了體育上的成功，現在則準備將體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

奧運會﹂，中國媒體這樣描述法蘭克福的書展。中國政府組織了一個超過兩千人的代表

團，既有名聲響亮的作家、學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精挑細選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為重

點推薦。修建起六百平方公尺的展館，大批翻譯中文作品，總投資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

再沒有一個主題國像中國這樣闊綽，他們的領導人或許會到場演講，但是他們的政府沒

有這樣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動更多是私人機構的行為，出版機構和文化機構有他們

自己的議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種支援，卻難以主導它們。北京出版界的官員們一定對二

○○

五年北京書展的冷場記憶猶新，中國購買了六百本德文書版權，德方卻只購買了一

本中文版權。而現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對話，如果可能，就嗓門再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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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並非每個細節都很完美。事實上，正式書展前一個月的中德研討會，中國政府

被迫面臨一個極為尷尬的地位。研討會的主辦單位，既邀請了中國官方的作家代表團，

還邀請了一些獨立中國作家、學者。其中兩位是著名的異議作家戴晴與貝嶺，他們因為

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受牽連。由於北京的壓力，德國主辦單位又退回了對兩位的邀

請，德國媒體隨即一片聲討—

—

書展組織者迫於政治壓力而壓制言論自由。這是一個敏

感年份，柏林牆倒塌二十年，天安門悲劇二十年，它們都很容易為其賦予象徵意義。就

像書展的一位工作人員慌亂中所說的，他們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主辦單位再次改變態度，兩位異議作家最終出場。但在研討會上，因為不滿德國媒體

對兩位異議作家的過度熱衷，官方代表團的作家們又集體退場，在德方主辦單位的反覆

道歉之下，他們又回到會場。

現場的細節已難還原，但邀請、撤銷邀請、出場、退場，幾個回合最終讓這場書展前

最重要的研討會變成了一場鬧劇。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不僅要輸出玩具、冰箱、

服裝、文化，還要輸出審查制度。這也並非第一次，在二○

○

四年的巴黎書展上，作為

主題國的中國，也試圖說服法國人不要邀請高行健，儘管後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寫作而獲

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國國籍。中國官員們似乎既不認為他給中國帶來了榮

譽，又多少覺得他仍屬於中國的管轄。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這場鬧劇意味著中國政府仍固守一個極權體制思維，一些德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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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把中國與二十多年前的東德相提評論。它更像是低效與僵化的反應機制。它有極權

的外衣與腔調，卻不復昔日極端的冷酷與強硬。戴晴還是順利出境，並發表演講，歷史

學家秦暉的會場見聞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明確表

態，他們不希望什麼人參加，也沒人說的清中國政府到底是誰，它是新聞出版署、作家

協會、宣傳部還是某個更龐大、曖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無人駕駛的機器，因為沒

有來自中樞的明確指令，所以每個部門都在發出指令，或僅僅下意識地傳遞另一個部門

的指令。這些指令總是遵循著既有思維，這個政黨和政權在它最強大和富有朝氣的時候，

創造了一套組織文化，它的影響綿延至今。當有人發現指令錯誤或前後矛盾時，又沒有

任何力量準備糾正。

最初爭端的製造者，不是具體的國家部門，而是一張報紙。︽環球時報︾由︽人民日

報︾於一九九三年創辦。如今想來，這像是個充滿反諷的隱喻，︽環球時報︾缺乏﹁全

球﹂意識，它是狹隘的民族情緒的管道。而它們也象徵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戲劇

性的轉變。共產主義信念經由一九八九年的風波而徹底破產，用什麼來填補意識形態的

真空？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隨之興起，︽環球時報︾既是這股情緒重要的締造者之一，

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或許在外觀與內容上，這兩

份報紙都相去甚遠，但在精神內涵上卻保持著某種驚人的一致。它們都是某種意識形態

的產物。︽人民日報︾有正確的導向，而對於︽環球時報︾來說，它不斷傳達這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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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中國是受困與受挫的，中國的崛起不斷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撓。在九月十一日中

德研討會召開的當天，︽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顯露出它的標準方式：︽研討會突邀不

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不速﹂、﹁嚴詞拒絕﹂、

﹁惡毒﹂，這些辭彙生硬、乾澀，滿含強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閱二十年前︽人民日

報︾，其中也佈滿了類似的辭彙。它們都隱藏著這樣的意味—

—

世界是由尖銳的矛盾構

成，不存在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種力量戰勝一種力量。倘若你從文革的大字

報前跳躍到這個標題前，你感受得到歷史的連續性，一種幽靈從未死亡，它借屍還魂。

這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對世界一無所知的中國，而是一個迅速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

但在一些方面，它卻固守昔日的偏執，並準備將這種偏執擴大到更廣泛的世界。文章中

的引述加劇了這種印象，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傑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

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為，對於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

打折扣。﹂聽起來，它像是又一次的﹁東風壓倒西風﹂。

這篇報導被視作中國官方的強硬聲明。但是，沒人能說︽環球時報︾或者趙俊傑代表

了政府的立場。報紙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貫的角度，它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煽動者。這種煽

動已經受到了官方與市場的雙重肯定。這種氣氛影響到每一位記者與編輯，這是他們在

遭遇到類似事件時的本能反應。它們和所謂的官方立場，達成了某種默契。主辦者︽人

民日報︾給予它們某種受保護的身份，但他們實際操作又迎合了公眾的情緒。這雙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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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經常讓他們對自己的編輯原則堅信不移。他們認為自己是公眾的聲音，他們幫助

中國社會更多的瞭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和陰謀。

不過，這一切最終過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書展正式開幕。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和德國總理梅克爾共同發表演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曾是同一種體制的受害者。梅

克爾成長的民主德國，毫無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監視之下。而習近平則目睹的父親被

打倒，自己下放鄉村。

但是在來到一九八九年的歷史分水嶺，同樣的體制在不同的國家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不民主的德國消失了，梅克爾曾經生活的體制被揭露、被詛咒。而中國的體制卻頑強地

生存下來，二十年之後似乎變得更強大了。曾經被流放的共和國締造者們的後代，又成

為了新的掌權人。這個體制昔日的痛處被掩蓋和遺忘了，在獲得權力之後，人們轉而去

鞏固這個體制。

伴隨著習近平到來的，除去龐大的代表團，還有幾項指標。中國是第三大經濟體、

並很可能在年底成為第二，它也是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它的書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

但是在新聞自由的排名上，則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後，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

一百六十八位︶。當談論國際舞台的影響力時，中國與美國、歐盟相提並論，但是在涉

及新聞自由時，卻只能與寮國、古巴、緬甸、伊朗共同出現。這個極端的對比，塑造了

中國此刻的精神空間，也註定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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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排名又不說明全部問題。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會發現中國人享有的實際自由

要比這排名多得多。表達的空間，不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它和被

西方媒體所嚴格限定缺乏言論與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國，一種新的精神世界已經形

成，它嘈雜、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註定是自我娛樂式的。在這種新的精神空間背

後，是一股更大的價值危機，這場危機擴展到作家、出版人，瀰漫到每一個領域。你無

法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政治上的壓迫，它是一次人人參與的合謀，但很顯然，知識份

子與藝術家是其首要的責任人

3﹁審查？什麼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極大的自由﹂，作家鐵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對︽明

鏡週刊︾記者說，﹁我們期待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交流。﹂

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

這個協會大約有七千名成員，他們仍可以每月領取到津貼，儘管錢的數目僅僅是象徵性

的，但象徵性卻不意味著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誰依附誰。

鐵凝的話像是對黃平的回應。這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份子雜誌︽讀書︾的前任主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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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說，他主持雜誌十四年來，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

這僅僅是拙劣的謊言，還是蘊涵著更多的東西？你可以為鐵凝、黃平辯護—

—

這只是

被迫之舉，他們當然不至於﹁天真﹂或﹁愚蠢﹂到不瞭解中國現況，甚至私下也會對戴

晴、貝嶺這些異議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發生的這一切僅僅是一種﹁表演﹂。他們在面

對西方人的目光，他們要﹁表演﹂自己對國家的支持。他們都是體制中人，在特定時刻，

只能暫時放棄自我。這是中國的現有國情。

這是一套再熟悉不過的說詞。此刻的中國，人人都能用﹁屁股決定腦袋﹂來為某種行

為辯護。這個短語用得太熟練了，我懷疑終有一日，人們會覺得腦袋只是又一個屁股，

我們的思維水準只能徒勞維持在腰部以下。

沒人懷疑鐵凝與黃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當你把此刻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很

多人似乎尤其喜歡這種比較。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們不僅僅是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

工具，不用讓自己侷限於﹁社會現實主義﹂的教條中。在這個系統中，藝術家與知識份

子在最幸運的時刻，是﹁靈魂的工程師﹂，在平庸的時刻只是一個齒輪或螺絲釘，無條

件為這台巨大革命機器服務。他們的工作是純粹功能性的，他們的作品自身沒有價值，

它的唯一價值在於喚醒大眾，讓大眾選擇特定的立場，參與特定的革命組織。這種使命

曾經如此地富有誘惑力。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陷入了暈眩和絕望的轉型

之中。曾經，他們是這個古老國家的特權階層，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知識系統，生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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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確定無疑的價值觀中。突然之間，這套系統失效了。他們陷入了雙重焦慮，一方面他

們看到中國從天朝墜入了現代世界的重重危機，他們自認是國家權力和價值的雙重代言

人，卻面對新的屈辱無能為力；另一方面，他們也目睹傳統中國社會的瓦解，他們曾經

的道德與知識的領導地位也隨之搖搖欲墜。接連的挫敗把他們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

冷。馬

克思與列寧主義學說出現了，充滿了搖盪心旌的魅力。它批評西方世界的自身弱點，

減緩了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西方的焦慮；它還承諾一個迅速到來的光明社

會，同時消除中

國的外在屈辱和內在矛盾。很多知識份子滿腔熱情投入它的懷抱，當意識到他們的思考、

寫作、繪畫，是為廣闊的大眾服務時，他們脆弱而矛盾的內

心，突然依附到一個更強大

的群體和力量之上，他們擺脫了孤單和挫敗感，他們覺得自己被需要，感覺到歸屬和力

量。甜

蜜的感覺沒持續太久。他們很快發現，為了達到這一要求，他們不僅要放棄自我，

還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殺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這一切時，他們發現根本沒有

為所謂的為人民服務。整個社會只是一項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為靈魂工程師，

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讓自己和別人都失去靈魂，或是讓所有人都只有一種靈魂。這種大批

的靈魂，易於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煉鋼爐、一萬斤的水稻畝產、一場

﹁破四舊﹂的運動、百萬紅衛兵的廣場呼喊︙︙一個稱職的﹁靈魂工程師﹂要在一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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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黑暗的時刻，寫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饑荒的前夜，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產

萬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讓自己對現實視而不見，或只看到一種﹁現實﹂。而做不到這一

切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成了國家的邊緣人，他們被下放、改造、從﹁士農工商﹂中的

最高層變成了臭老九。一些最為勇敢的則成為國家的敵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頭腦與舌

頭的獨立性，結果永遠地失去了頭腦與舌頭。

這個時代在一九七○

年代末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還是嚴寒後的短暫春天？

相對於前三十年，一九八○

年代有某種溫暖和開放，充滿了嘗試精神。藝術家與知識份

子，似乎又開始重新他們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尋找自己，他們寫朦朧詩、在畫布上嚎叫，表達內心的壓抑；一些人則要充當

社會的良心，他們要暴露不公和黑暗，為受害者張目；還有一些則試圖加

入權力系統，

他們要從頂端發令改變中國。儘管仍是一輪又一輪的壓制，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家們仍會感慨﹁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但國家

卻與知識份子、藝術家們達成了一個短暫的甜蜜聯盟。國家貧窮、脆弱、喪失了人民的

信任，需要他們讓分裂的社會重新團結，讓老百姓僵死的內心重新活躍投入到新的活動

中。科學技術則是第一生產力，它能為政權提供新的合法性。但這個國家的政權的本質

卻從未改變，他們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態度上的溫和、政策上的讓步、控制上的和緩，

都是為了鞏固權力。倘若權力遭遇挑戰，所有的態度都將為之一變。很少有人猜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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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後果，人們都覺得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

１

不會重演，鄧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歷史還是重演了，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再次成為國家的敵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風

骨的被迫或主動離開了這個國家，還有一些關進了監獄；另一些則將自己的聲音隱藏起

來；甚至那些有可能成為知識份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懲罰，大學開始軍事訓練。在自由

作風最顯著的北京大學，軍訓的時間則長達一年，在你進入燕園薰染知識與教養之前，

你要先在石家莊接受一年的軍事化生活和意識形態的洗禮。在大學校園、研究機構、作

家與藝術家群體中，恐懼與失落的氣氛四處蔓延。

三年後，一場或許更為深刻的變化來臨了。經濟生活成為了整個國家的中心，人人都

準備轉變成小商小販。之前的政治危機帶來的精神危機，在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之前，更

暴露無遺。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們，面臨著新的考驗。他們或許曾經被迫害、被污辱、被

譴責，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從來都佔據著某種特殊位置。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變得不

重要了。這既是政治壓力所致，也由於政府和民眾都有了新的熱情—

—

政府要在經濟成

長中獲得合法性，民眾要在物質世界獲得滿足，這種滿足既安全又具體。一九九三年關

1編註：中國總理周恩來於本年一月去世後，一場群眾自發的紀念活動。由於牽涉到對四人幫的批判以及高層

的政治鬥爭，活動遭到中共的批判與鎮壓，並導致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整起事件於一九七八年獲得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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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像是知識份子所做出最後的一次抗爭。但這抗爭卻暴露出他們

內在的價值危機。那些世俗精神的擁護者們，以為世俗是解構意識形態的有力手段，卻

沒意識到這是個無解的路徑。而那些大談人文精神的人，卻往往是迷亂的集體理想主義

者，他們以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為名，卻充滿了對個人自由和權力的蔑視。他們的人文

精神背後是一種對權力的依戀。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識到，重建個人的內在價值與信念才

是真正的出路。個人的內在獨立是變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很少具有

這種內在的信念。但這些清醒者的聲音太微弱了。

九○

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八○

年代雖彼此批評、卻仍有廣泛一致的

知識份子與藝術家聯盟，此時分崩離析了。追求個人自由、推動社會進步、啟蒙大眾的

共識瓦解了。新崛起的經濟學家成為商業社會的回應者，藝術家與電影導演把注意力投

向國際市場，而八○

年代最為中心的人文知識份子失去了重心。他們一部分流亡海外，

似乎失去了腳下的土壤，他們原先對中國的豐富理解也隨即被簡化成政治姿態。一部分

鑽進了書齋，學術的呼聲迅速提高，思想則被理解成淺薄與熱情氾濫。但人們是在學術

中重建自我、還是逃避現實，誰都不願意講清楚。小說家與詩人們則集體失語，一個大

眾媒體的時代迅速到來，語言泡沫蓬勃興旺，水準卻不斷稀釋、衰退。他們的很多工作

開始被敏感的新聞記者所替代。

這也是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國家正從各領域逐漸退出，它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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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放鬆了對私人生活的干涉。儘管這其中充滿了不公，但它仍讓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

你可以選擇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島，你可以從會計師變成小說家，你可以毫不猶豫向

一個姑娘表達自己的愛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學習成績不佳，還可以去英國、澳大

利亞讀書。倘若你富有到相當程度，你更可以放縱自己的種種慾望，此刻的中國有你能

想像到的一切便利。你說我們沒有自由，卻可以在聚會上盡情抨擊政府，沒人會因為這

些話把我們扔進監獄了。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線在哪裡。政治生活仍是嚴格壟斷的，

倘若你稍加挑戰，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剝奪。人們似乎也沒興趣挑戰，眼花撩亂的

新生活在等著被享受。

知識份子、藝術家們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良心﹂已成為遙遠

的追憶，他們甚至放棄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這個新到來的年代，他們是另一種商人，

別人賣出礦石、勞力、電視機，他們則出賣文字、思想與畫筆，他們自認是另一種娛樂

工作者。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很少有人注意國家在其中充當的角色。人們覺得已經進入了一

個商業年代，一切都可以用來交易的，卻很少意識到這並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

個被控制社會的另一種逃避的管道。傳統的精英文化，那些優美的、崇高的、正直的、

富有個人責任的書籍與藝術，被有形或無形擠壓；而得到鼓勵的則是愚蠢、縱樂、逃避、

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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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則悄悄地重新進入公共與私人生活。這一次，它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依靠，也

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創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識形態要通過時髦的廣

告體現，政權再度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富有的國家重新變得誘人，不是因為它的內

在價值，而是它的訂單、它的購買力。它資助大學、研究機構、它給你提供一種和強大

者聯盟的快感，它給你在一個過度競爭的社會裡欠缺的歸屬感。

一場重新國有化的運動已經開始。國有企業吞併私營企業，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務員，

娛樂明星爭先恐後唱讚歌。而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既不再是空洞的﹁靈魂工程師﹂、又不

是﹁臭老九﹂，他們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他們要書寫這個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國不

正處於新的﹁金光大道﹂上嗎？它的崛起正激起全世界的好奇與談論。

國家可以委任你來代表，給你提供大筆金錢去周遊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開市場，讓

你頻繁出現在媒體和公眾面前，收穫藝術家渴望的認可，享受到種種便利和自由；國家

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種原則。其實也談不上原則，它只是某種模糊的地帶，

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

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

望它能被本國的觀眾看到。它讓你成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裡，

描述這裡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卻對此一無所知，國家已經製造了足夠多的噪音，讓你的

聲音輕易地淹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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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逃避這樣的誘惑。如此廣闊的聽眾，如此豐厚的報酬，如此不可思議的自

我展現機會。藝術家與知識份子不再需要孤軍奮戰，不需要顧影自憐，它可以站在權力

中心。而且他們也無需過分自責，他們不是在為一個特定的政權服務，他們是在為整個

中華民族服務，十三億人需要表現自己的自尊與自信。﹁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情﹂，張

藝謀喜歡這樣說。他導演了奧運會開幕式。

甚至面對西方的焦慮感也減弱了。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曾經覺得一切理論、視角、技

術，都是借自別人，我們只是模仿者。但現在，中國的規模和富有，給他

們安慰。或許，

我們從來與眾不同，我們不需要追隨別人，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方式。一場北京奧運會

的開幕式，再沒有哪個藝術家有這樣的表現機會。儘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領導提出的建議，

但他們也給你調動資源的無限能力。審查、規模、還有新技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

如果你是被國家與市場都選擇的藝術家或是知識份子，你會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

國家的贊助、國內市場、還有國際的讚揚，都是從前不能想像的。但獲得越多，也更怕

失去。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官方作家與學者的表現，表明一些根本的東西的確失去了。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真是國家主義的擁護者—

—

人人願意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放棄

個人立場與利益。﹁我假裝工作，你假裝付錢給我﹂，這是東歐國家在七○

年代的流行

說法。而現在的中國呢，很多人遵循著﹁我假裝愛國，你要給我真正的好處﹂。人人都

是交易者，立場、信念、思考、讚歎，都是可以用來交易的。一個富有、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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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機。有人大談國家的長治久安，卻一心掘取利益；教授們把學生變成

了流水線上的產品，像爭取商業專案一樣對待研究課題；那些上街高喊愛國口號的年輕

人，則很高興他們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公然表達的自己的情緒︙︙除去短暫和具體的利

益，人們其實什麼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們有時拼命尋找一些更為輝煌和遼闊的東西，

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們只是這一連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環。一

個交易者應充滿了風險與成本意識，他不能直接而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顧

後果去嘗試、去想像、去刺穿。他們仰慕並畏懼強者，對弱者缺乏同情，他們過分靈活，

什麼都相信。這種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核。

這是我們想讓世界瞭解的嗎？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這現實。

4﹁在此刻的中國，你可以讀到任何東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們

有了網路，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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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這樣說。二十年前，她在中國無人不知，一個勇敢、富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不懈

的社會運動家。她對尋求真相抱有異乎尋常的熱忱，她追尋王實味

、儲安平的命運。他

們都因拒絕在意識形態面前放棄個人的正直和獨立的思想，而被淹沒在扭曲的歷史煙塵

中。她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們注意它可能導致災難性後

果。她也體驗過牢獄之災。

在過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奮寫作，投身環保活動，但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她

最近出版的關於張東蓀的傳記，只能在香港與台灣發行。她當年傾力反對的三峽工程，

則一步一步、不可阻擋地成為現實。在此刻中國的公共空間，她的聲音消失了。它不是

來自於直接的壓力與限制，而是讓你淹沒在更多、更雜亂的資訊中，它讓你的言論無法

轉化成有效的行動，而使言論僅僅淪為一種姿態，聽眾們則變得厭倦、以至於反感。

三峽工程再恰當不過反應出這種新的現實。一九九○

年代初，富有正義的學者們仍極

力表明自己的反對，即使一向被視作像皮圖章的全國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

的否定立場。但引人爭議的工程最終還是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通過了，不同意見的專家

被剔除出顧問名單。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環境的隱患，吸引了新聞記

者的注意。他們見證、描述了大工程下的個人悲劇。他們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

入比當初計畫得要多得多，帶來的經濟前景則不似當初描繪的美好。但工程已經開始，

它有了自身的邏輯，很多組織和個人，都依賴它獲取現實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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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終止它則意味著某種政治決策的失誤。新

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願意冒險去否定上一

代的遺產，也不願意承擔未來的歷史責任。二○

○

六年五月二十日，當三峽大壩最後一

方混凝土澆築完畢時，沒有一位高級官員出現在現場。

似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停頓大壩繼續生長。它變得越高大，質疑的聲音就愈顯微

弱。而當抗議只能停留在表層現實，不能進入深入的分析，或通過已有的組織轉為行動

時，抗議就變得雷同，讓人厭倦。人們轉而尋找更新鮮有趣的東西。抗議者也身陷無力，

而只能更加強調自己的姿態。賈樟柯二○○

七年的電影︽三峽好人︾像是無力情緒的隱

喻——

錯誤難以被糾正，一切都已發生，我們最後能做的僅僅是將抗議轉化成審美經驗。

三峽工程不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隱喻嗎？所有的異議聲音，都將被某種方式

吞噬和擠壓掉。這個過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之後的萬馬齊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

之後的肅殺冷漠，而是讓你緩慢地自我放棄，不可救藥地被邊緣化。

如果說戴晴仍因昔日名聲和活躍，仍因居住在中國，而被視作一個標誌性的人物，那

麼這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中與她同時倍受爭議的貝嶺，則更少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

讀到他編輯的︽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條小巷中的

一間咖啡館裡發呆。臨桌一個瘦弱的男子正從書包裡拿出那幾本書，這不是公開發行的

出版物，他正在說服咖啡店的老闆能夠代賣，這多少有一點點風險。我記得當時隨手翻

閱過，卻沒有購買。我和朋友們在興致盎然的談論去做一個網站。對我們來說，矽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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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的中心，即使你熱愛寫作，也該去思考數位年代的商業規則，或是創辦一本像

︽連線︾這樣的雜誌。︽傾向︾仍在談論思想、文學、甚至是流亡作家，它顯得太陳舊了，

似乎和這個充滿希望、機會蜂擁而來的中國社會脫了節。我們都還年輕，希望自己迅速

富有、出名、被人喜愛。從矽谷到中關村，一些青年人已經展現了他們直線式的成功奇

跡。誰想成為一個愁眉苦臉的流亡作家？

這六十年的中國真是個奇妙歷程。前三十年，人們經歷了歐威爾的噩夢。他害怕的是

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資訊被掩蓋，真理被隱瞞，文化受控制。如今歐威爾的噩夢尚未完

全醒來，赫胥黎的夢魘又疊加了上來，不需要努力的禁書，沒有人願意讀書，汪洋如海

的資訊吞噬了人們的思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

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

我忘記是怎樣逐漸知道貝嶺的，或許是因為我實在沒有能力讓自己在新經濟浪潮中變

得成功和富有。我買到了所有能買到的︽傾向︾，還找到了他編輯的哈威爾的文集。我

喜歡他語言的緊張感，儘管這大有模仿蘇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創辦的中國流亡

作家的筆會，我的幾個大學時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會員。但對於他們，我似乎總保持著

某種距離。似乎是在潛意識裡擔心自己也會被驅趕到一個邊緣地帶。他們用中文寫作，

聲音卻無法被中國民眾聽到。與畫家或是電影導演不同，他們的語言是地域性的，只有

很少人的作品有機會被翻譯成別的語言。讀一首北島的英文詩，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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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的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唯一抵達中國公眾的方式是網路，但這經常變成了

一個滑稽劇場。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經常滑向了習慣性的嘲諷。因為中國的問題太多了，

所有的問題似乎都遵循同樣簡單的邏輯，而它們很難因為批評而改變。所以這些嘲諷和

批評就不得不一次次重複，直到有一天變成了煩躁的謾罵。

對於一個異議作家，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遊戲。最初你持有對現實的批評態度，是個

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無意觸碰了某個敏感邊界，然後你被貼上了﹁異議﹂的

名稱。然後你的名字在公開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僅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也因為出版社

與媒體的自我審查。他們只能尋求在海外華人的出版物或是網路上表達意見。它感覺自

己的表達空間被迅速壓縮和抽象，然後不由自主焦躁和壓抑，還有一個作家被讀者遺忘

的恐懼。只有很少的人能在這新的現實中，重新尋找自我，探索寫作的意義。大部分人

則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網路空間上，加倍表現自己的憤怒，他們開始淪為自己姿態的俘

虜，他們原本的豐富性和延展性被抽乾了，他們﹁異議﹂的身份逐漸強烈，而﹁作家﹂

與﹁知識份子﹂的身份減弱。但他們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們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

危機，於是很多人轉而尋求更強大的精神慰籍。在過去的十年中，異議知識份子大規模

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反應。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國經濟成長最迅

速的十年裡，中國最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最熱衷的活動是登山，而且是集體性的。倘若一

場雪崩到來，很多企業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國問題變得日益複雜的十年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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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識份子則大談基督教。八○

年，朱利安．班達把那些投身於激烈的民族主義和意識

形態之中的潮流，稱作﹁知識份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突然性、不

加分析地擁抱，是另一種背叛嗎？

用背叛似乎太殘酷了。在中國成為一個異議者從來充滿風險。﹁在我們的文明中只有

兩種異議者：天真的英雄和標新立異藝術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M

iklós

Haraszti

︶曾寫道，﹁他們都註定變得無關緊要。﹂在米克洛斯寫下這些文字的二十世紀

八○

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獲全勝。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

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場經濟，

並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

—

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

棄對政權的挑戰。這裡有可口可樂、牛仔褲，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羨慕這裡甚至還有搖

滾樂演出。

專制政體、意識形態控制並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匈牙

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產主義﹂。但只有敏銳如

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這是天鵝絨監獄。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但它

仍是監獄。

藝術家與知識份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他們主動放

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相互依賴。在這種情況下，

異議者遭遇的挑戰，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也來自他的同行、他的讀者與觀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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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擔心他的挑戰，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擔心他們已享用到

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這種焦慮，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他們遠離這些異議者，拒絕

給他們支持甚至注意力。﹁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人獨立的唯一方式。﹂米克

洛斯評論說。

權力對比的失衡、溝通管道的堵塞，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除去姿態，他們

無可依靠，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戴晴與貝嶺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中心時，不是因為

他們的作品，而是因為他們的姿態。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從他

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他坐過監牢，四處流亡，堅持他獨特個人

風格的寫作—

—

關於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巴黎評論︾這

樣的精英讀物上，翻譯成英語和德語，他也是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但卻像

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他根本出不了國門。

﹁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無絕望地說。他的名字從來

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的國際市場，沒人知道

他的努力。即使人們談起他說，﹁異議﹂的標籤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國人，

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並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感。當他們變得出名時，往往使這

個政權陷入窘態。人們似乎覺得自己才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強大的國家給個人帶來的榮耀

時，這些異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一種奇特的心理已經形成，人們可以對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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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災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卻對質疑者毫無耐心，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都

會影響整體的榮耀。

但是一個喪失了異議者，或僅僅把異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最終會陷入可怕的

遲鈍與僵化，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一種內在的僵化嗎？整

個社會看似活躍異常，但仔細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動、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

邏輯。整個中國擔心焦慮於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產品，還能傳

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是人們誠實的感

知世界的結果。無法如建造大壩、工廠一樣，去塑造教授、培養作家。

對異議者的排斥，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思想和

想像力，隨之扭曲變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當我們焦慮於不能與世界對話，

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我們不尊重自己的

藝術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人們利用藝術與思想，卻從不尊重它，更沒

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越對自己缺乏信任，卻

又渴望外界、尤其是強大國家的認可，並越虛張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麼。

但這就是我們的現實。這個國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近代革命，有

那麼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間悲喜劇的個人經驗，有那麼多彼此交織的矛盾，倘若能夠自

由呈現與探索這些歷程、這些矛盾，這些壓抑、自由和荒誕，它將是人類多麼重要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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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財富。但我們卻漠視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

止之後，一場更大的內在危機到來了，最有才華的人主動放棄了這些探索，因為它知道

這些探索註定困難重重，充滿了莫名的危險。他開始只在規定的路徑上、以被認可的方

式來前進。於是，一種致命的平庸最終挾持了整個社會，其中最傑出的頭腦，也不過是

為西方的價值系統提供了某種中國經驗和案例，他們展現不了獨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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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十年裡，兩種越來越明顯的思維趨勢已經形成。一種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義憤，

把所有批評、衝突的意見，都視作敵對的力量，拒絕傾聽。另一種是越來越庸俗化的實

利主義，人們用利益的槓桿來思考世界的一切問題，除去金錢的語言，他不相信還存在

某種道德語言。於是，Google的聲明，既被看作美國對於中國的挑戰，又被視作一家在

中國市場失敗的公司的拙劣的自我辯護。沒有人追問 Google強調的是否是事實，中國政

府是否在審查電腦網路，是否存在駭客的攻擊？

梅鐸與GOOGLE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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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鐸與 Google CHAPTER 8 150

1倘若那個四處流傳的推測準確，魯帕特．梅鐸(Keith R

upert Murdoch)

是因為一篇演講

而失去中國市場的。一九九三年，作為電視集團BSkyB

的主席，梅鐸在英國就通訊技術

發表講話。六十二歲的梅鐸正站在人生的又一個高峰，這個澳大利亞的一份地方報紙的

繼承人，來到了帝國的中心，購買了︽泰晤士報︾、創辦了BSkyB

，要與BBC

一爭高低。

他以反權威的姿態開始，現在坐在權威的中心。

我沒找他的那份講話，或許它的內容也不值得重複。被大量引用的是他的一句評論，

說通信技術﹁對極權體制提供了明確的威脅﹂。這本不該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它早已是

陳詞濫調，西方世界仍沉浸在柏林牆倒塌的喜悅之中。而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更是

身處一個自我慶祝的時刻—

—

電視鏡頭不僅報導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也推動了這種

解體—

—

很多人因為看到了電視中的遊行，而加入了遊行，他們變成了越滾越大的雪球，

奇跡般的壓垮了極權體制。一種共識也日漸清晰—

—倘若資訊壟斷是極權體制賴以生存

的支柱之一，資訊的自由流通則變成了最具摧毀性的武器。來自匈牙利的流亡者喬治．

索羅斯︵G

eorge Soros

︶瞭解這一切，他成立了﹁開放基金會﹂，曾為東歐的異議分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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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CHAPTER 8 梅鐸與 Google

提供影印機、傳真機。

演講引來的麻煩超越了梅鐸的想像。這個世界有一些更敏感的耳朵。不到一個月，中

國政府禁止了﹁Star TV

﹂在中國境內的落地權，它是梅鐸剛從二十五歲的香港富翁李澤

楷手中以十億美元購買的電視網路。中國政府正處於一個過分脆弱和敏感的時刻，四年

前它在天安門廣場的表現，激起了整個世界的譴責，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蘇聯與

東歐的解體，加劇了它的焦慮，它不認為這些潰敗緣自它的內在的矛盾性，而是將之加

於西方的陰謀。也因此來自境外的﹁和平演變﹂是它內心深處的噩夢，認定從美國的人

權組織到商業電視台，都可能瓦解它的權力。梅鐸無心的講話，必定觸碰到它的緊張神

經。亞

洲被視作電視業最後的盛宴，而中國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場。這是梅鐸全球雄心的重

要、或許也是最富個人情感的一環—

—他的父親凱斯．梅鐸(Keith M

urdoch)

曾經作為記

者前往中國。很多人或許也忘記了，︽音樂之聲︾正是經由魯帕特．梅鐸進入中國的。

對一個來自兩千萬人口的澳大利亞人來說，十三億人的市場，不僅是現實利益的誘惑，

更是某種神話的實現。自從那位幻想四億中國人每人買一頂他的帽子的英國商人以來，

中國市場的神話就讓一代代西方商人寢食難安，他是一個永不褪色的烏托邦。現在，四

萬萬客戶更是變成了十三億的消費者。人們很難逃脫規模的誘惑，想想尼羅河旁的神廟、

紐約港身形偉岸的自由女神像—

—Size m

at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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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十年中，梅鐸不僅努力嘗試修復對中國政府的﹁傷害﹂，也試圖建立親密的

關係。他表現謙卑，一些時候甚至是無恥。他用各種方式取悅北京，他下令旗下的出版

社取消與彭定康的出版合約—

—

因為北京不喜歡這個末代港督，當他聽說︽人民日報︾

正在發展自己的網站時，他派去福斯電視台的專業團隊。有時候，他還會說出令人瞠目

結舌的惡毒玩笑，﹁我聽說，他︵達賴喇嘛︶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老和尚，穿著G

ucci

皮鞋周遊世界。﹂所有人都聽得出，他是說給誰聽的︙︙

這些挫折重重的努力換來了回報。他成為了中南海的坐上賓，或許也是中國政府最喜

歡的西方商人。他在中南海旁購買了四合院，娶了中國太太，也在秀水市場討價還價︙︙

比起他在全球市場的大獲全勝，他的媒體王國從倫敦拓展到紐約，創辦了福斯新聞台，

甚至擁有了︽華爾街日報︾。他也駕馭了新商業風潮—

—

電腦網路，出人意料的購買了

Myspace

。但他仍未真正敲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即使取得短暫的成功，但這成功從未能

擴大，也難以持久。唯一值得驕傲的是，他認識十六年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與宣傳部

長，他比競爭者時代華納與 V

iacom

更會贏得中國政府的垂青—

—

儘管這垂青中充滿了苦

澀，他仍在尋求希望。

﹁數字文藝復興會給中國施展領導力提供新的機會﹂，二○

○

九年十月他在北京的媒

體高峰會上說。他希望中國能像三十年前的打開國門一樣，再次打開﹁數字之門﹂。

十月舉辦的世界媒體高峰會，暗示了中國不同尋常的新形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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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以來，北京曾經是亞非拉的政治領袖的會聚地—

—

中國曾力圖成為第三世界的

領袖，要領導反對帝國主義革命，北京也是世界商業領袖的必經之途—

—

這裡是最龐大

的市場，而現在意見領袖們的在此談論世界的為來—

—

再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瞭解輿

論的力量。倘若﹁中國特色﹂已經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它也將塑造一個﹁中國特色﹂

的全球輿論嗎？在這個過程中，它需要梅鐸們的幫助，但這顯然不是對等的關係。

梅鐸的憧憬與幻滅，是二十年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另一個縮影。它提醒你這個國家什

麼改變了，什麼又沒變，難以觸碰的底線是什麼？

2絕大部分跨國公司不用理會這些限制，他們要在中國出售的是洗髮水、個人電腦、

傢俱、汽車、炸雞腿、咖啡、香水、西裝、流行電影，它們還把生產線搬到了中國、雇

傭從廣闊內陸的貧苦的青年人，既殘酷的使用他們的青春，但給他們生活的另一種可

能——

他們原本的生活是毫無希望的。這些公司受到熱烈的歡迎，它們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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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消費者生活享受，向政府納稅，也鞏固了政權。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中國真的變了，對於一些外來這尤其如此。﹁一九八四的年的重

大事件必然是十億中國人的政府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而擁抱了資本主義。﹂威廉．薩菲

爾︵W

illiam Safire

︶在當年的︽紐約時報︾上寫道。這種樂觀中蘊涵著顯而易見的預設—

—

擁抱了資本主義的中國，也將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人們對於符號式的變化著迷不已，

穿著軍大衣的年輕人舉著可口可樂，大學生開始在威猛樂隊的樂趣中學習D

isco

，人們對

一切外來的東西都如此著迷，從松夏電視機到︽大西洋底來的人︾再到︽艾柯卡自傳︾、

民主制度︙︙一個剛剛解凍的社會，對所有冰櫃之外的事物，都充滿了莫名的渴望和美

化。但

一切從未這樣簡單。在威廉．薩菲爾盛盛讚中國擁抱了亞當．斯密時，中國政府剛

剛結束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黃色的書刊、音樂、影像，和知識份

子對﹁異化﹂、﹁人道社會主義﹂的討論，被認定是﹁精神污染﹂的兩個源頭。它是黨

內的保守派對於迅速變化的社會的反應，他們覺得正失去對社會的控制—

—

知識份子再

度活躍，試圖擺脫官方意識形態，而青年人則沉迷在外來的新事物中。保守派們選擇了

一貫的反應方式，他們在知識份子內部發動了一場批判與自我批判。而對於青年人，他

們則在查收黃色書刊的同時︵現在的青年，已經很難想像所謂的﹁黃色書刊﹂、﹁黃色

歌曲﹂到底是什麼。如果你們感興趣，可以去查閱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如何鑒定黃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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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又一次樹立新的模範人物，張海迪１

、蔣築英２

成為全國性的英雄。伴隨著思想

的控制，是一場針對犯罪的﹁嚴打﹂行動，缺乏法律程序帶來的高效率，贏得了公眾的

心。他們不知道一個變動時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很少去關心這其中蘊涵的無

數冤屈和不公。一個青年男子和幾個姑娘睡覺，也可以招致重判甚至死刑。

這場運動沒有持續太久，它從一九八三秋天開始，到第二年春天嘎然而止。它正人們

再度陷入不安—

—政治風向是否再度改變，國際投資者憂慮是否要繼續拓展中國市場；

而知識份子們則普遍擔心，又一場反右運動。中國政府仍處於虛弱之中，只有﹁四個現

代化﹂的成就，才能重新給予它合法性。它需要國際投資，也需要知識份子的合作。歷

史充滿了嘲諷，這場運動重要的發起人之一許德衡，也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五四一

代，曾以他們對個人自由的追逐和對外來世界的擁抱著稱。

１編註：張海迪五歲時因患脊髓血管瘤導致癱瘓，一九七○

年又隨父母下放至山東聊城，自學完成了小學、中

學和大學的學習，並學習針灸，在當地行醫。一九八三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將張海迪樹立為宣傳偶像，稱讚她為

﹁八十年代新雷鋒﹂。張海迪歷任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二○

○

八年當選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主席。

２編註：蔣築英，被譽為中國在五六○

年代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他一生刻苦向上，用功好學，樂

心助人。據說他在去世的前四天裡，﹁他收拾了新建的試驗室，修好院裡被破壞的柏油路面，幫助同事家裏修

理下水道，還忍著腹部的疼痛替同事出差。飛抵成都的當晚，他就召集驗收組的人員開會直到深夜十一時。﹂

又，據說他因為出身背景問題而無法入黨，但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個黨員，並終於在去世後被追認為

共產黨正式黨員。一九八二年因積勞成疾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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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不斷發生，當中國記者劉賓雁一九八八年訪問美國時，他發現漢學家們仍

沉浸在鄧小平改革帶來的興奮之中，他不知道該怎樣向他們解釋中國的內部危機—

—

通

貨膨脹、精神危機、憤怒的社會情緒—

—

他隱隱的感覺到﹁未來一年一定會有重大的事

情發生﹂，

表面的希望與深層的困境，這種緊張感在一九七九年其實已彰顯無疑。這一年，十一

屆三中全會精神正吹起改革之風。中國與美國建交，胡耀邦為右派平反，知識份子公開

表達他們對歷史的反思，這個國家更開放了。但也是在這一年，西單民主牆被推倒、魏

京生被重判。﹁四項基本原則﹂指明了自由與開放的邊界，但比起﹁必須堅持社會主義

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條原則，﹁必須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核心問題—

—

黨對於權力的壟斷，是任何改革的前提與最終目

的。開

放與封閉、改革與反動、自由與控制的二重奏從未消失過。整個八○

年代被視作自

由與開放的象徵，但人們也經常忘記了，對︽苦戀︾的批判，大規模的﹁反精神污染﹂

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些運動都是﹁解凍﹂的逆反，權力中心的人們對種種

變化驚恐不已，他們的絕對權力是建立對每個人的緊密控制之上的，從他們的出生、學

校、工作、死亡，到他們的怎樣寫一封情書。雷峰是他們渴望造就的﹁新人﹂，除去對

黨︵而且一定是毛澤東代表的黨，而不是劉少奇代表的黨︶的效忠外，他的人生別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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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他沒有個人的困擾、沒有私人的企圖，或許連一場戀愛也沒興趣—

—

因為他的整個

身心都被對毛主席的愛所佔據。

而伴隨著文革災難性的結束，這種政權對於社會、對於個人的控制，失去了合法性。

人們開始覺醒，開始尋找自己聲音，他們本能性地要尋找外界的幫助與鼓舞。而這個政

權也要尋找外界的幫助，以延續自己的控制力。政權當然知道其中蘊涵的危險，它曾經

依靠將中國像鐵桶一樣箍起來、醜化整個世界來獲得自己的合法性。而現在，它需要讓

外來者進入中國，它需要他們的資金、技術、商品，但是它又擔心其他影響也會隨之而

來，這些影響會讓青年一代喪失對政權的忠心，讓普通人意識到中國社會的真相。因為

這個政權從來不是以這個國家的長遠未來與它的國民的福祉來作為成功與失敗的衡量標

準，而是政權的穩定性與控制力。於是從一開始，改革就像是一場賽跑—

—

是政權更快

獲得力量，還是個人與社會的覺醒的速度更快。而外來的影響則被嚴格的規定在某個界

限之內—

—

每個中國人都可以喝到可口可樂，但倘若你要看︽時代︾或BBC

的新聞，只

能在指定的酒店，它只為一小群外國人服務︵這﹁外國人﹂中也包括香港人與台灣人︶。

中國政府需要他們的投資，也需要他們的旅行所提供的利潤。這些涉外的酒店，就像是

清朝政府在廣州城外劃定的﹁十三行﹂—

—

你們在此貿易，切勿進入廣州城內。

每一次衝突，都是這兩種賽跑的結果—

—

社會解放與國家控制的速度，哪一個更快。

有時，社會成功了—

—

它往往是政權內部的爭吵所致。更多時候則遭至失敗，失敗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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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一幕在一九八○

年代行將結束時到來。

整個社會再次進入冰櫃，到處是幻滅和恐懼，從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到第二年的夏天，

經濟陷入停滯︵那些說三十年來中國持續保持高成長的人們，一定刻意忘記了這一年的

存在︶。國際局勢也發生了振顫人心的逆轉，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多米諾骨牌式的坍塌，

統治了羅馬尼亞超過三十年的西奧塞斯古竟然喋血耶誕節，他是世界少數幾位支持天安

門行動的政治領導人。再接下來，蘇聯解體了。自從李大釗一九一八年說﹁十月革命一

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七○

年來的大部分時刻，蘇聯一直是中國試圖追

尋的楷模，幾代人熟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明天﹂消失了。

你可以想像，這些變化給中國政治人物帶來衝擊，他們必須要給自己尋找新的方向，

新的合法性。﹁四個現代化﹂是對文革失敗的一次糾正，而如今，只有加速經濟發展，

才能證明這個政權的權威。同時，在殫精竭慮反思之後，他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結論，

不是來自於黨與政權自身的問題，而是教育的失敗—

—

年輕人的頭腦，被外來的精神、

被推崇西方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污染了。一場重新塑造心靈的計畫，也要隨著經濟發展

而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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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幕酒會最終在天壇祈年殿前的丹陛橋舉行。三百六十公尺長、二十九點四公尺寬的

丹陛橋是一條傾斜的大道，北連祈谷壇，南接圜丘壇，由南向北逐漸升高，象徵著皇帝

從人間到上天的遙遠路程。二○

○

五年一個初夏傍晚，大道上擠滿了來自世界各行業的

商業領導人。他們是全球財富論壇的受邀嘉賓，其中既有BM

W

的首席執行長，又有沃

爾瑪的負責人，這家公司剛剛晉升為全球最大的公司，它或許也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能表

現出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需要。天壇的夜晚、精美的中國菜、中國國家主席的接見，像是

這些中國市場拓展者們的獎賞。他們再也不必如兩百年前一樣困窘的寄居在廣州城外，

只與中國的翻譯、雜役與買辦相識，每年只有幾天有機會進城看看。他們如今站在昔日

帝國的中心，和最高權力把酒言歡。

西方商人們與北京來到了他們了最美妙的時刻。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他們是中國政府

最熱忱的支持者，是華盛頓、倫敦、柏林、布魯塞爾的不懈的遊說者—

—

中國市場太重

要了，我們不能失去它，不管是政治原因還是人權問題。

他們更貪婪、生命力更旺盛、也更健忘，市場規模可以消除所有疑慮。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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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的陰影仍在，一種關於中國的新情緒也開始醞釀。鄧小平重新啟動了經濟改革，

這一年來自海外的投資達到一百一十億美元，關於中國的一個新神話興起—

—

大中華市

場。自從日本在七○

年代興起，人們覺得財富的中心正在東移，亞洲正在重新找回它失

去的中心地位。東京的泡沫破滅了，儒家資本主義也隨之而起，新加坡、台灣、香港、

韓國，這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創造了現代經濟奇跡。一個新的財富創造網

路已經浮現。倘若六千五百萬海外華人創造的財富，竟與十三億中國人一樣多，那麼這

當中國加入這場經濟角逐，它將創造怎樣的燦爛前景。這一年四月的王府井為這種憧憬

做了最好的註腳。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麥當勞餐廳開幕，當日的交易人次超過一萬人，高

峰時期五六百人在店外排隊，他們都要一嘗來自美國的味道。

接受美國的漢堡是一回事，但梅鐸的衛星電視則是另一回事。對於北京來說，存在著

兩個截然不同的外國人形象。一方面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季辛吉、尼克森與準備

來投資的商人們，他們緩解北京的孤立，協助它的穩定；另一個則是試圖和平演變的美

國之音、人權組織。

中國政府也用更絢爛的故事，來掩蓋歷史的黑暗。一個中國經濟成功的開始被廣泛引

述。正是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讓兩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十三億中國人享受了更廣泛的

自由。這個國家面臨著複雜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而發展的前提是穩定。一

個崩潰的中國，是中國人自己與整個世界都無法應對的挑戰。這個故事是如此的富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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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很少有人追問，到底是這個政權讓兩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還是兩億中國人自己。

中國社會空前的混亂與饑荒，全部都發生在這個政權的前三十年。當人們歡呼改革開放

的奇跡時，卻又忘記是什麼之前的封閉與落後，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接下來的十多年中，跨國公司與中國歡度漫長的蜜月。八○

年代的嘗試仍舊充滿了風

險，中國尚沒做好準備，世界也仍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中。但面對一個擁抱全球化、成為

世界工廠的中國，風險迅速的縮小。倘若你忽略經濟學家黃亞生的﹁出賣中國﹂的聳人

聽聞的標題，九○

年代的中國經濟的確是一個過度依賴外資的年代，每個縣委書記都在

拼命的招商引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環境、資源，與跨國公司的資本、管理、技術，

達成了高效、也殘忍的結合。中國的奇跡由此而來。西方公司享受到極大的自由，沒有

工會組織的壓力，不用考慮環境污染的後果。他們在本國遭遇的種種制衡，在這個龐大

的市場都沒有出現。他們原以為來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狄更斯的歲

月——

一個更無情的前資本主義時代。

中國人熱情的擁抱了外來的一切。內地的年輕男女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工廠或許殘

酷，但總比衰落的鄉村更有希望。城市人聽不到痛苦的聲音，他們消費各種外來符號。

倘若你在北京、上海的街頭行走，發現這是一個徹底被西方佔據的世界，一個時髦的青

年從腳上的愛迪達運動鞋到耳多裡塞的白色耳機，都是外來品牌，儘管它們可能都是在

中國東南沿海的工廠製造。商業與消費改變了中國，一個遲鈍的觀察者也容易得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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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

—

這個中國再也不是穿著毛式中山裝的中國了，青年人不會再有革命的狂熱了，

也不可能重演天安門悲劇。甚至天安門悲劇也可能有其道理的，看，中國獲得今日的繁

榮！電

腦網路的到來，給這種樂觀提供了更支配性的力量。它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它不

僅重塑了商業、生活、人際關係，必定也將重塑政治。二十年前人們確信的電視機、影

印機、傳真機，在網路面前都黯然失色了。與之前所有的發明不同，網路天然的分散化、

多中心、與互動性使得資訊似乎再難以被封鎖與審查。人們也不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資

訊，他們主動參與其中。網路公司不再是傳統的媒體公司，它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解放力

量。它將人們從匱乏、壓迫中解放出來。矽谷是一場新革命的中心，從雅虎到G

oogle

，

它們或許比當年莫斯科創造的第三國際還有力量。

一種古老的樂觀再次回來—

—

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再難以被控制。這種熱情既被外部

世界也被中國內部所分享。﹁想像一下網路抓住了中國。想像一下多少自由將被傳播。﹂

喬治．W．布希代表了人們的普遍心理。而中國人自己也相信，網路正是中國一次新的

自我救贖。它將擺脫一切困擾，不管是政治專制還是經濟落後，甚至是文化上的自卑，

都可能被一掃而空。一位年輕的中國網路先驅在長沙的千年的嶽麓書院說，我們要﹁跨

越三百年的自卑﹂。毛澤東時代的一報兩刊，鄧小平時代的中央電視台，都將被遺棄，

人們將在網路世界尋找到最後的自由。而當人們獲得自由後，民主、法治，人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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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的夢想，也將最終實現。

這種樂觀太強烈了，以至於人們對於一些變化視而不見。那些認定電腦網路意味著無

拘無束的自由的人們很快發現，中國的網路並非如此。電腦網路是可以被馴服的。它可

以被一道防火牆攔住，變成另一個局域網。審查也從未消失，有時它還變成了一場全球

性的追捕，二○

○

四年的雅虎公司處於這樣一種道德困境，它無力保護它的用戶，向中

國政府提供了異議人士的個人信息，導致他漫長的徒刑。至於網站因為敏感問題而封鎖，

則是一個從未結束的貓和老鼠的遊戲，它也是一個變了味道的權力遊戲。因為蘇茲伯格

︵Arthur Sulzberger

︶對中國領導人的私人拜會，︽紐約時報︾的網站可以在中國自由登

陸；因為BBC

的強硬態度，人們進入不了BBC

的網頁；在奧運會召開前夕，網路自由開

放了；但當二○

○

九年三月，Youtube

因為西藏的影片，又被遮罩了︙︙資訊的自由，

它變成了隨機性和領導人個人垂青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似乎又沒有變。倘若廣

州十三行的商人們安於在他們目前的生意，在皇帝與官僚系統面前保持沉默，他們會因

為被遺忘而獲得暫時的自由。

而來自當局的控制似乎只是問題的一方面。世界對於電腦網路充滿期待，因為它暗含

了這樣的邏輯—

—

一旦人們得到充分的資訊，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他們就會做出自己的

判斷—

—

人們天性是要尋求的自由、豐富、尊嚴的。這種邏輯曾經完美的適用與極權體

制。美國文化曾讓整整一代蘇聯青年狂熱不已，人們熱愛爵士樂與美國電影，俄羅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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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布羅茲基︵Joseph Brodsky

︶回憶說，一部︽泰山︾比赫魯雪夫的秘密演講更有效的瓦

解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任。八○

年代的中國青年對中國政府的徹底失望，則來自於打開

國門之後。但如今，這種邏輯正在失效。新一代年輕人，見識更多，卻沒有表現出對西

方的好感。反而一種高漲的反西方情緒，迅速興起，而電腦網路是他們最好的表達方式。

是得，沒人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了，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新的迷狂。

這一切都掩蓋在另一個中國形象中了。這個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人們期待的

﹁利益相關者﹂，一個全球經濟的建構者，一個國際事務的參與者︵或許也是未來的領

導者︶。中國政權的本質被忽略了，共產主義的標籤已經失效，甚至不太願意用﹁專制﹂

來形容它。外來者容忍了它種種行為，因為﹁中國或許真的是與眾不同的﹂。

沃爾瑪的中國公司已經設立了黨支部。思科、微軟公司對中國的態度是溫順的—

—

它

們只提供技術，不作價值判斷。而當李開復開創G

oogle

中國時，他指著一群招聘來的年

輕工程師，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人們可以自由談論任何話題 (

民主與人權)

，我

不覺得他們太關心這些。我想他們會說，嗨，美國民主，它是很好的政府。但中國政府，

很好很穩定，也是好政府。不管怎樣，只要我能繼續上我最喜歡的網站，看到我朋友，

快樂的生活。﹂

李開復的輕鬆自若，似乎是對G

oogle

中國公司的道德困境的一種回應。二○

○

六年，

當Google

決定進入中國市場時，它遵從了中國政府對於審查的要求，一些政治敏感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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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將不出現在搜索結果中。對於一家宣揚﹁不作惡﹂、自由資訊的傳教士式的公司，

這是個充滿考驗的一刻。尤其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布林︵Serge Brin

︶出生在蘇聯，

他對極權體制有著切身的體驗。一九九○

年，十六歲的他重回莫斯科參加一項科學競賽

時，他緊緊抱住了他父親，感謝他帶全家來到了美國。我不知道當時的細節，但想必當

時的場景讓他深深感到一個專制制度對個人的可能傷害。

當然，G

oogle不是教會，即使教會也經常被商業利益著迷。似乎沒有哪家公司敢於

放棄中國市場。這既是某種事實，也是某種被製造出的神話。李開復的回答，暗示了作

為公司的G

oogle

的邏輯—

—早期讓步是可以，因為長遠來看，這種讓步是值得的。商

業領導人與技術先驅們，經常誇耀自己的進步意義，在利潤背後蘊涵的是某種自由與平

等——

金錢可以隨意流動，而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中國，這潛在的道德判斷消

失了，甚至它自己遵循的底線也消亡了。﹁中國特色﹂變成了跨國公司的集體行賄，至

於自我審查，則更是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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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Google

總部在二○

一○

年一月十三日宣佈，它們考慮撤出中國市場時，它招來了矛

盾重重、轟動性的反應。倘若不是海地駭人的地震，再沒有更引人關注的新聞了。

它是一家最被浪漫化的商業機構與全世界最被談論的國家之間的衝突。前者是種種美

好的期待︵也可能是幻象︶的代名詞——

技術的力量、資訊的力量、商業的力量，將征

服世界，也將摧毀任何壓抑，它是西方文明的最佳體現。後者被視作﹁即將統治世界﹂

的國家，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文明形態。似乎這是一場世紀之戰，將決定世界的未來。

Google

的撤出，既是對正在遭遇的駭客攻擊︵似乎有很多證據表明，攻擊來自中國政

府︶的回應，或許更是G

oogle

長期道德掙扎的反應。四年來，比起G

oogle

在中國市場

的緩慢進展、微弱的市場利益︵它仍遠遠落後於百度，營業收入不到全球比重的七十分

之一︶，它所遭受的屈辱則層出不窮。除去自我審查，它還面臨過偷稅、抄襲種種醜聞，

這場羞辱的高峰來自二○

○

九年的六月，中央電視台在它三個重要的新聞節目中，同時

攻擊G

oogle

。通過一名被訪問的大學生之口，這家全球最受人尊敬的公司變成了傳播淫

穢、黃色資訊的集散地。倘若你熟悉中國的歷史，你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回應，清朝官

員們集體指責留學生會導致中國倫常的敗壞，蔣介石政府相信是青年面臨﹁赤化﹂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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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這種集團批判在毛澤東時代來到了頂峰，一群河南農民可以集體坐在田埂上，反對

蘇修美帝，拿著人民日報批判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到了八○

年代，人們則說﹁資產

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拜物教﹂︙︙這些事件都彰顯著這樣的邏輯—

—

所有的壞的

影響，都來自外部，它破壞了中國原本的純潔性，中國是受害者。

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試圖傳達這樣的資訊，中國青年人是如此純真，正因為來自美

國的網站的影響，他們才耽湎於肉慾的誘惑。儘管中國一直有﹁指鹿為馬﹂的傳統，但

人們很少相信這種傳統能活到二十一世紀。這個國家正沉浸於慾望的狂歡之中，高級官

員們分享同一個情婦，大街上到處閃耀著夜總會、洗浴中心的霓紅燈，笑貧不笑娼已變

成了普遍的共識，中國的報刊與網路上充滿了﹁一夜情﹂、﹁包二奶﹂、﹁潛規則﹂的

故事，電視台的夜間節目在聲嘶力竭的兜售保健神油︙︙然後，你開始義正詞嚴的指責，

正是一家美國網站讓青年人身心受損，它是精神的鴉片與大毒草。我不知道那兩位年輕

的創始人，是否知道這個插曲，即使知道，也未必能瞭解。或許三年來，G

oogle

內部也

在進行著不停息的爭執，看道德的衝動與市場的衝動哪個強大些，理想主義與現實利益

哪個占了上風。

一月十三日的聲明，激起了矽谷普通員工的強烈迴響，像是為技術公司找回了失落的

貞潔。商業領袖的反應是微妙的，除去雅虎的首席執行長，沒有一位進行了聲援—

—

他

們都擔心一言不慎，會給未來的拓展帶來麻煩。或許他們私下也認為，雅虎公司早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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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大敗而歸，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還是失敗的最好藉口。

商界的沉默與政治與媒體世界的喧鬧恰成對比。這一事件的早已超越了商業領域。誰

都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正處於一個微妙的時刻。在期待中國成為﹁利益相關者﹂將近

五年後，中國沒準備呈現太多的合作意願。哥本哈根的氣候的峰會上，且不論中國再次

試圖聯絡第三世界抵制西方，一個小插曲就流露出中國的新態度—

—

一位中國高級官員

用手指著歐巴馬出言不遜。倘若人們記得赫魯雪夫在聯合大會上用皮鞋敲桌子，聲稱要

埋葬西方的話，這個微小的動作或許再好不過的﹁中國已經崛起﹂的標誌。在過去四個

月裡，歐巴馬在中國問題上屢受羞辱。先是，他小心謹慎的拒絕了達賴的見面以贏得北

京的好感。但他第一次踏足中國時，他發現自己這個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美國總統，像

是一個套中人，他沒有機會和青年人自由交談，他的演講沒有被電視直播，唯一獨家專

訪他的中國報紙，被迫刪除了內容，在報紙上開了天窗。他匆匆地遊覽了故宮與長城，

除去﹁太壯觀了﹂，他沒說出任何別的評價，彷彿中國的審查制度也讓他征服世界的修

辭能力大打折扣。倘若再加上一個英國人被判死刑，異議作家劉曉波的﹁文字獄﹂，幾

年以來所謂的﹁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國家的廣受追捧，再加上一位記者鼓吹的︽當中

國統治世界時︾，一個強大的、我行我素的中國形象正在形成，它不再理會西方對它的

批評，它將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與價值觀。

最終，政治捲入了其中。希拉蕊．柯林頓開始表態，她要求中國政府更透明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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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被攻擊一事。這像是美國政府的某種反彈，在對過去一年裡，它對中國過分順從

了。人們都記得希拉蕊和裴洛西在北京時，對人權避而不談。只希望中國能在金融危機

和氣候問題上與美國合作。

而沉默了多日的中國政府也終於表態。G

oogle

最初的聲明，像是打到了棉花牆上，但

是希拉蕊的發言則引來了強烈的反擊。似乎因為G

oogle

還不值得反擊，或者是經過將近

兩周的時間後，中國政府內部也終於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尋找到一致的措辭。一場聲討

開始了。

梅鐸所說的﹁數字文藝復興﹂，在中國政府的發言人與官方媒體中，變成了﹁數位霸

權﹂與﹁資訊帝國主義。﹂毛時代的幽靈又回來了，現在只剩下﹁紙老虎﹂︵如今可以

更新成﹁資訊老虎﹂︶的比喻沒有使用了。意識形態語言系統訓練出的記者也不忘﹁以

己之矛，攻己之盾﹂，︽環球時報︾的一位記者寫道：﹁美國政府還是忘了比爾．柯林

頓一九九四年的話。當時，在經歷了幾年的中美觀念交鋒後，這位歐巴馬的前前任、希

拉蕊的丈夫曾說，﹃我不會去告訴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應該如何處理其國內事務，或

者如何對待其公民，或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法律。﹄﹂

在所有的回應中，再沒有一句比﹁中國的網際網路的是開放的﹂更驚心動魄的了。很

多人還記得喬治．歐威爾創造的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如今再加上

一句﹁審查即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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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在中國內部，你感受得到更多的變化。二○○

九年十月一日，當遊行隊伍通過天

安門廣場時，人們以為會目睹一個新中國，結果看到的卻是一個舊時代，空洞的解說詞、

極權式的審美、個人崇拜的堂皇呈現。自我誇耀的武器再為先進，也掩飾不住靈魂的衰

老。就像拿破崙三世想重現法蘭西帝國的輝煌一樣，北京要從毛澤東時代汲取營養。這

個因馬克思理論而建造的政權，卻忘記了馬克思的名言：﹁歷史一般發生兩次，第一次

是正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六十周年的國慶盛典，是幾年來中國政治變化的一次體現。幾年來，整個世界仍沉浸

在北京即將成為世界領袖的猜想。中國內部變化，與金光閃閃的外部形象，背道而馳。

我們聽到了官方的媒體宣稱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的豺狼﹂，當新疆的騷亂發生後，熱

比婭的兒女則站在鏡頭前集體指責他們的母親，我們還聽到了大學生告發他的老師講述

﹁反動歷史﹂，知識份子們在法蘭克福聲稱﹁中國的言論很自由﹂，山西的小煤窯被集

體收歸國有，教育部發出通知春節期間組織學生網上向祖國拜年，成批的小型網站被關

閉、遭遇清理，騰訊Q

Q

的網路群組的一位網友在一動漫論壇裡發帖說：﹁我的Q

群幾

乎一夜之間變成了思想品德課程表，有﹃鄧小平理論興趣小組﹄，也有﹃四項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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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光芒﹄，還有﹃永遠懷念偉大的毛主席﹄。﹂

一股強勁的意識形態化與國家化的潮流席捲中國，令人想起木匠兄妹的歌曲﹁Yesterday

Once M

ore

﹂。在這種風潮背後，來自政權的一種歇斯底里式的控制慾，它要壟斷政治權

力、經濟權力、還有每個人的思想。就像世界高估了它的強大，它則低估自己的能力—

—

它覺得自己危機四服，甚至擔心手機裡的黃色簡訊會削弱它的統治。

當Google

宣佈可能撤離中國的消息時，很多青年在北京西郊的G

oogle

公司的總部送

上了鮮花，像是和一個昔日朋友的最後訣別。這既是這個抒情化年代的流行玩笑，也像

是某種反抗的姿態。儘管他們知道，即使G

oogle

的中國總部關閉，仍可以使用這個搜索

系統。但G

oogle

的嚴正聲明，似乎代替他們對日益加緊的國家控制的象徵性對抗。就像

中國人權組織，期待美國總統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G

oogle

也象徵唯一能與中國網路監

管部門抗衡的力量。很多人習慣說，中國的變化只能來自內部的推動，但在很多時刻，

外部力量卻是唯一的期待。

它會帶來政治上的覺醒嗎？每代人都會有不同的方式覺醒。赫魯雪夫的在二十大的秘

密講話，令戈巴契夫一代從史達林主義中清醒過來。林彪的墜機則讓中國的一代人重新

思考毛澤東。對網路的過度監管與審查，會讓在豐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意識到，

他們從未享有到真正自由。在廣為流傳的一個貼子中，一個學生寫道：﹁當初Youtube

被封我沒有在意什麼，因為我們有土豆與優酷。Facebook

被封了，我也沒感覺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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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妹，我們也用校內網，何況我英語不好。如今G

oogle

被封３︙︙﹂它是對馬丁．

尼莫拉(M

artin Niem

öller)

那首著名詩句的戲仿，它蘊涵著嚴肅的反抗意識嗎，還又只是

自我消耗式的語言快感？

但看起來，即使這微弱的反抗只是一小部分人︵也因為很多的反抗聲音已被遮罩起

來︶。很多人或許對於網路控制心懷不滿，但是監管對象是外國公司時，民族主義情緒

就壓過了一切。過去的十年裡，兩種越來越明顯的思維趨勢已經形成。一種是強烈的民

族主義義憤，把所有批評、衝突的意見，都視作敵對的力量，拒絕傾聽。另一種是越來

越庸俗化的實利主義，人們用利益的槓桿來思考世界的一切問題，除去金錢的語言，他

不相信還存在某種道德語言。於是，G

oogle

的聲明，既被看作美國對於中國的挑戰，又

被視作一家在中國市場失敗的公司的拙劣的自我辯護。沒有人追問G

oogle

強調的是否是

事實，中國政府是否在審查電腦網路，是否存在駭客的攻擊？

不去理會那些可能被操縱的網民，中國網際網路先驅們也毫無人們期待的自由精神。

﹁對中國網民來說，無所謂的，退和不退，但是這將是他們做出的歷史上最蠢的決定，

放棄中國等於放棄半個未來世界。﹂微軟公司的前任中國區總裁唐駿４

對此評價說。而

另一位著名人物馬雲５則慌忙的表達他們與美國雅虎的態度不同，稱美國雅虎的發言是

草率的，與他領導的雅虎中國無關。

在他們的聲音裡，除去對民族情緒的重複，你也聽得出下意識的恐懼。即使是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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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人，他們也沒有力量與勇氣發出任何和中國政府不同的聲音。更重要的是，唐駿還

讓自己成為一個赤裸裸的市儈的聲音—

—

除去利益，這世界別無他物。但即使他試圖代

表中國網民，他也忽略了那些想知道三聚青胺奶粉問題的一部分人，G

oogle

的存在並不

是無所謂，它提供的搜索資訊要比它的競爭對手更公正和富有批評性。

３編註：土豆、優酷是中國模仿Youtube

模式建立的網站，而校內網則是Facebook

的中國翻版。

４編註：唐駿曾任微軟中國總裁，二○

○

四年從微軟退休後出任盛大集團總裁。早期因他的努力向上的奮鬥過

程而風評甚佳，還被譽為﹁打工皇帝﹂。但二○

一○

年被揭露他當初在美國的學位是假造的，形象受到重創。

５編註：馬雲曾為雅虎中國董事局主席。二○

○

五年，雅虎中國與商業網站阿里巴巴合併，而馬雲現為阿里巴

巴首席執行長。他也是第一位登上︽富比士︾雜誌封面的中國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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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oogle

的道德宣言，最終變成了一場鬧劇。G

oogle

的強硬沒有支持下去，而中國政府

在語言上的高調對抗之後，仍強調對外來投資的支持，似乎也沒準備懲罰這個不馴服的

外來者。最終，一切又回到了一月十三日之前。而很快，人們可能又將逐漸淡忘這個插

曲，就像淡忘當年對思科、微軟與雅虎的道德譴責。

中國政府仍在釋放種種矛盾重重的信號。像一九八四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在一場大

規模對精神領域整頓治理的同時，也強調反腐敗。撤離各地的駐京辦事處，對犯罪行為

的嚴厲打擊，它還樹立了新的英雄榜樣—

—

小崗村沈浩６

。它又恢復與達賴喇嘛代表的

會談。它再次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它似乎瞭解自己所有的缺陷，並致力於改善。

一切真如此嗎？富有洞察力的白魯恂曾經這樣總結中國政治的特點：倘若美國政治是

在左右之爭中搖擺，那麼中國政治就是在意識形態與實用主義這兩極間的上下晃動。在

意識形態這一端時，它就強調控制、服從、中央極權、正統意識形態，而在實用主義一

端時，它就更寬容、個人享有更大自由、更分權。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例證。從毛

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像是兩極之間的大規模的搖擺。即使在鄧小平時代內，也有很多

次這樣的擺動，它們頻繁的不可思議。對西方的矛盾態度也在其中顯露無疑，北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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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資本與技術，卻又擔心它們會影響自己的控制力。這些運動仍引起人們的憂慮，

卻再沒有能力回到﹁反右﹂這樣大規模行動中。

過去四年的中國，急速向更意識形態化的一極搖擺。對G

oogle

的處理和對其他網站的

清理，就像是二十五年前﹁反精神污染﹂的一次迴響，它要清理外來文化對中國社會的

影響，維持正統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的變化，它的技巧也在提高。從八○

年代，它擔

心外來文化會影響它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到了九○

年代初，它

奮力的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有﹁消費主義﹂來取代失敗的社會主義。當中

亞的顏色革命發生後，它開始鎮壓NG

O

，用國家主義壓制社會力量。而伊朗學生的反抗

則表明，Facebook

、Twitter

這些社交網路可能會帶來社會改革，它又再度摧毀各種可能

形成的社區，將每個人變成孤立的原子。

它能夠成功嗎？八○

年代每一次控制的嘗試，最終都導致更大的反彈。一方面，文化

大革命的衝擊令政權的合法性已迅速衰落。另一方面是因為黨內仍有著強大的自由派，

他們與保守派的對抗，給予社會暫時的自由空間。

６編註：沈浩於二○

○

四年上任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在小崗村任上五年多，據信﹁沈浩始終以黨和人民的事

業為重，幹事創業，勤奮務實，勇於創新，無私奉獻，以實際行動踐行科學發展觀，忠實履行共產黨員的神聖

職責，在廣大幹部群眾心中豎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二○

○

五年，小崗村躋身﹁全國十大名村﹂。二○

○

七

年，小崗村被授予﹁安徽省鄉村旅遊示範點﹂的稱號。但他不幸於二○

○

九年底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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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金錢的收買和警察力量製造的恐懼，北京似乎正站在它的控制力量的頂峰。西方

世界也喪失了和它討價還價的能力，而政權內部的自由派力量早已消失，中國社會的力

量更是遠未形成挑戰力量。技術推動改革，變成了另一個流產的烏托邦。

但是北京也經常忘記了中國古老的智慧—

—

物極必反。輝煌與衰落經常同時到來。在

過去一年中的事件表明，政權既表現出它強大的控制力，同時也是另一種失控。從一條

政策的發佈到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你很難揣測，它是深思熟慮、還是隨機之選。這個

政權從未表現出任何長遠的眼光和任何行事原則。底層官僚們不知道尺度在哪裡，因為

命令是模糊的。他們只能控制得更緊，或假裝控制得更緊。所以荒誕層出不窮，政策朝

令夕改。政權像是卡通片中的惡狼，既兇殘又笨拙。這種殘酷與愚蠢或許仍舊有效，付

出代價的卻是一個社會逐漸陷入癱瘓，個人獨立精神與思想的普遍性喪失。

但是這個政權最驚人的能力，將更為有力的顯現出來，它將再次擺出一副寬容、自由、

開放、實用與進步的姿態，讓人們誤以為一個新時代又到來了。這個政權太靈活了，太

缺乏原則了，它不需要為自己任何言行負責，為了能確保自己的權力，它隨時改變自己。

但是有一點它永遠不會改變—

—

對權力的壟斷。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實際權力，它不會

容忍任何挑戰與制衡。將近二十年前，崔健唱道：﹁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方向；革

命還在繼續，老頭更有力量﹂。

從梅鐸到G

oogle

的兩位青年人，可惜他們都沒有聽過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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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年代。劉賓雁和他的知識份子朋友們，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

卻仍有著基本的共識。這個國家困難重重，但人們想像的解決方案卻不複雜。腐敗的官

僚系統是最明確的敵人。對於劉賓雁來說，言論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

從劉賓雁到胡舒立

CHAP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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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賓雁到胡舒立 CHAPTER 9 178

1胡舒立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猶記二○

○

一年七月，我拿著一冊︽商業週刊︾在北京東北三環的一間寫字樓裡疾走，

向著每個經過身邊的同事說，你看﹁亞洲最危險的女人﹂。

這一期︽商業週刊︾的評選出他們認定的五十位﹁亞洲之星﹂。其中六位來自中國大

陸，四位是企業界—

—

民生銀行的經叔平、聯想集團的楊元慶、中國銀行的劉明康、中

石油的黃炎，一位經濟高官——

證監會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則是輿論影響者，她是創辦

不過三年的︽財經︾雜誌的主編。

我二十五歲，在一份剛剛創刊三個月的報紙中工作。這份報紙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

樣年輕，沒什麼工作經驗，卻都胸懷一種莫名的衝動—

—

我們要辦一份偉大的媒體。但

至於﹁偉大﹂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誰也說不清楚。但一些現成的例證擺在眼前，我們

的閱報室裡擺滿了︽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財富︾、︽時代︾，它們的壽命最

長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紀末，它這樣報導過拿破崙：﹁波拿巴中等身材，相當瘦削，

面色黃褐，面貌無甚特別，但他有一雙無比銳利的黑眼睛，總是習慣性地看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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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CHAPTER 9 從劉賓雁到胡舒立

即使最年輕的︽財富︾和︽商業週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創辦的，它們記錄了大蕭條以來

的歲月。我們也著迷於他們的調查能力、寫作方式，當然更渴望它們巨大的影響力。我

們都記得亨利．盧斯在世時對︽時代︾駐外記者的要求——

﹁你是另一位美國大使﹂。

這一切都令我們的現實暗淡無光。你怎麼能想像，中國有一份報導過乾隆皇帝，如今

仍在繼續發行的報紙，更不能想像中國的媒體能輕易採訪到全球最顯要的人物，為世界

輿論設定議題。或許在內心裡，我們還有一絲不願承認的地位焦慮。︽紐約時報︾的北

京記者，可以見到中國總理，進入中國政商階層，而從未聽說過中國的記者們能在西方

主流社會自由出入，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無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們迷戀甚至迷信

這些媒體，對他們的標準堅信不疑。商業與政治人物進

入亞洲之星的榜單在意料之中，

中國正變得日益強大，影響力迅速上升，他們代表的是機構與組織的力量。但如果胡舒

立是亞洲之星，對於我們這些年輕記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鼓舞，這是個人的勝利，是

某種信念的勝利。中國的媒體人既可以贏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與國內的要人比肩

而立。

二○○

一年之後的兩年是中國商業媒體的蓬勃時期。我工作的︽經濟觀察報︾和它

的競爭對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以超出創辦者們預料的速度迅速興起。那是個洋

溢著希望的歲月。中國經濟沒有毀於國有企業的紛紛倒閉，反因私營經濟的興起而站在

另一個高速成長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讓人憧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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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的烏托邦，中國不會再退回到自己的過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體制都露出鬆動

的痕跡，黨的總書記在公開講話中邀請私營企業主入黨，一年後的十六大則是政權的第

一次順利接交，沒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後一刻，沒有被廢黜的接班人，在歷史上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中，這似乎還是第一次，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調整能力，讓人充滿期待。一

種單純的信念在支援著人們的樂觀—

—

市場經濟最終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開放與社會進

步。我們這些新聞記者，將是整個過程的記錄者、監督人。

我們將美國進步年代的新聞記者視作自己的同代人，我們也將幫助這個生機勃勃、問

題叢生的大國變得更成熟、健康，我們自己也堅信可以讓未來一代的中國更富有朝氣和

自信。倘若中國的企業家們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場行銷這些外來理念，從一

片國有化的廢墟上塑造起中國當代商業世界的萌芽，那麼我們這些新聞記者要借助的則

是5W

原則、深入調查、揭露黑暗的勇氣—

—

這些西方新聞界的已成傳統，在長期被意

識形態、宣傳話語、公然的謊言所圍繞的新聞報紙上，創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傾聽和

信賴的聲音。

我記得同事們在閱讀到關於胡舒立短短的報導時的由衷喜悅，他們感覺到未來的無窮

可能性。在這種喜悅不到一個月後，︽財經︾傳來更振奮的消息。這本雜誌一名二十五

歲的記者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銀廣夏１

存在嚴重的業績造假。在這之前，它

是資本市場的寵兒，兩年股價漲幅超過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視作中國經濟蓬勃的象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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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級領導人都曾訪問與讚揚過它。但這則報導則表明，奇跡背後是個無盡的陷阱。

這則報導將︽財經︾推到了聲譽的第一個高峰，倘若再結合它之前關於證券造假、基金

黑幕的報導，︽財經︾最鮮明的形象業已形成—

—

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僅充滿

了正直與勇氣，還具有讓同行們仰視的專業精神，他們可以讀懂那些可怕的財務報表，

能在無窮枯燥的數位構成的海關記錄中發現被隱藏的欺騙︙︙它甚至影響了整個商業新

聞報導的方向和談話方式，記者們紛紛試圖能理解財務分析，而人們不用﹁商業報導﹂

這個詞，而說﹁財經報導﹂。

但是這種過分鮮明的形象，經常有意無意遮蔽了︽財經︾更寬闊的抱負。它真正的興

趣是如何推進中國更深入的改革，促進中國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經歷過鄧小平初

期的改革歲月，知道一旦給予自由，中國人的能量將怎樣噴發。她也遊歷過西方，知道

中國的距離有多麼遙遠。她當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對政治權力的高度敏感、有時

甚至是迷戀。在他們成長的最初歲月裡，政治權力進入生活的每一個空間。而當他們試

圖反抗這種壓迫時，任何行為都是一種政治行為。穿上牛仔褲，第一次聽到搖滾樂，甚

１編註：銀廣夏，是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二○

○一年八月，︽財經︾雜誌發表封面文章︽銀

廣夏陷阱︾，指出銀廣夏所宣稱的獲利來源有謊報之嫌。事發後，銀廣夏多名高層管理人員被起訴，為其提供

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也被吊銷執照。︽財經︾因此一案而名聲大噪。銀廣夏也因此成為中國大陸上市公司財務

舞弊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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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說出一句真話，寫出一篇沒有假話與空話的新聞稿，都變成了某種政治宣言，一種政

治改革。而他們的個人經歷則表明，來自最高層的理性決策，才是推動中國的決定性動

力，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當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創辦︽財經︾雜誌時，股票市場、金融業、經濟政策，似乎

正成為推動中國改革的新槓桿。距離天安門事件已將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許了政治改革

的停滯。但是商業蓬勃又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經濟自由將導致政治開放和社會進步

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估計，倘若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興起，他們遵循理性和契約的精

神，倘若億萬股民們能因為股票不僅分享到成長的財富，也能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與國家

改革直接相關，這將是多麼重大的改革力量。﹁增量改革﹂、﹁漸進改革﹂正是熱門話題。

眼見俄羅斯與東歐休克療法的陣痛與蕭條，中國一部分頭腦敏銳、富有責任感的精英們，

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條中國道路。這多少像是另一種農村包圍城市，我們暫且不去理會

政治體制，我們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個良性的股票市場、在非政治領域儘量說真

話，遲早有一天這些良性的力量將逼迫權力核心的改變。況且，這權力核心看起來也並

非鐵板一塊。此時，一個革命性的政黨似乎徹底脫去了革命的外衣。一個技術官僚的年

代已經到來，新一代官僚們有很多令人充滿希望，他們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

樣，再沒興趣談論意識形態，他們將把自己的教育和經歷轉化成改革的動力嗎？

當胡舒立和王波明２

最終坐在一起時，一切看起來正是如此。他們都是革命之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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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響徹雲霄的﹁東風壓倒西風﹂，﹁亞非拉兄弟﹂的口號之後，他們都在美國找

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創辦一份具有美國水準的雜誌，而王波明則忘不了自己在紐約金融

市場的經驗，要和他的朋友們在中國建立對應物。

他們的合作幾乎立刻大獲成功。給︽工人日報︾撰寫過社會變化的稿件、去美國進修

過、為︽中華工商時報︾報導華爾街、經歷過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參與

創辦過︽資本︾雜誌，胡舒立所有的經驗和知識儲備在這一刻發生作用。她成熟的個人

信念、對新聞業的深入理解、技術能力、對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後，噴湧而

出。而這噴湧又恰好發生在既重要又相對自由的領域—

—

商業與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

治，卻又與政治相關，它既可以喚起社會大眾強烈的認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認與支

持，它也得到國際資本與輿論的關注，︽財經︾像是個令他們無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

中國市場的小型探照燈，它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說話，幫助他們分清虛與實︙︙

﹁黑幕與陷阱﹂式報導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與信任在中國是多麼可怕的貧乏。但揭

露從來不是胡舒立的全部興趣，或許也不是她最終的興趣。她想創造一個新共識，一個

２編註：王波明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留學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回國積極推動中國的金融

證券市場的創立。一九八八年，他與高西慶等人共同執筆，撰寫一般被稱之為﹁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的︽關

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一九八九年他成立了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之後又

在旗下成立了︽財經︾雜誌。王本人為︽財經︾雜誌的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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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改革的新共識。她要讓孤立的思想和行動連接在一起，讓它們變成推動中國進步的

理性力量。

2就在胡舒立的前景無比燦爛時，劉賓雁在二○

○

五年底的美國紐澤西孤獨的離去。中

國的年輕一代記者中，很少知道這個名字了，更少人曾讀過他的作品。劉賓雁去世的第

二天傍晚，︽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堂講座上問在座的研究生，

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在一片啞然後，有人小聲說知道，盧躍剛

繼續追問劉賓雁的代表作

時，台下又是一片寂靜。

這一切令盧躍剛感慨不已。自從劉賓雁一九八八年離開中國後，不過十七年時間，歷

史就把他忘得乾乾淨淨。在八○

年代，他是中國最有名的記者，你甚至可以說他是中國

最著名的知識份子，他的影響力或許只有方勵之３能與之相比。他是︽人民日報︾的記

者，撰寫揭露官僚黑暗與社會現狀的報導。在中國國內他是﹁社會的良心﹂，而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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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他則是這個國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國最好的調查性記者，或許也是全世界

最好的﹂，寫過︽長征︾一書的索爾茲伯里︵H

arrison Evans Salisbury

︶這樣說。﹁他

在中國的地位和東歐知識份子相似，正如哈維爾對於捷克。他沒有權力，卻對社會具有

深刻的影響﹂，波士頓大學歷史係的高德曼︵M

erle Goldm

an

︶教授在︽紐約書評︾上

這樣評價。迷戀英文媒體的年輕一代或許偶爾在二○

○

三年的一期︽時代︾上看到Liu

Binyan

這個名字，它出現在﹁亞洲英雄﹂的名單裡。但很少會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

也太老了，那期雜誌的封面是周星馳——

他才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我沒有資格嘲笑新聞學院的研究生。一直到兩個月前，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裡第一次

讀到劉賓雁的書。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這本書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間︾

或︽第二種忠誠︾，而是他的一本講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講集有這樣一個標題︽中國

的危機，中國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

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劉賓雁受邀在哈佛大學講演。倘若不是一年前他被開除中國共

產黨黨籍，這次美國之行或許還要推後。這已是他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上一次發生在

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寫兩篇報導而被打成右派，開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３編註：中國天文物理學專家，著名民運份子。在六四天安門運動之間，支持學生的訴求。遭政府通緝之後，

討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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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樣，他曾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深

思熟慮的選擇，不如說它出於一個年輕人的單純與狂熱，和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中

國的苦難實在是太深重了，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是太強烈了﹂，他

在回憶錄裡寫道，﹁因而越是主張激烈、徹底、改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在

他開始為中國共產黨組織進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會在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時熱淚盈眶，並冒險收聽重慶電台。國民黨是抵抗運動的象徵，但比起共產黨，它始終

缺乏﹁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他日後感動中國的才能和給他帶來個

人災難的性格，在青少年時期已展現無疑。他有能力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講，牢牢吸引聽

眾的注意力。他也是個﹁嘴上不設崗﹂的人，坦誠的說出所思所想。他對自由的渴望從

未減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條。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國青年報︾。但他的才華卻沒得到展現。此刻的中國仍沉

浸在一個新政權建立的歡樂之中。一種未經思考、卻被本能接受的觀念仍佔據著大多數

人的心—

—

﹁中國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傷痕，似乎都是國民黨製造的；中國共產黨則一

塵不染，兩袖清風，是正義、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國共產黨是以充滿自信，以百

年來第一個趕走外國侵略者，和二十世紀以來第一個統一了龐大而複雜的中國的勝利者

的姿態出現在人民面前﹂，它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但對於敏感的劉賓雁來說，另一種現實也已經出現。事實上，他早在一九四四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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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次在共產黨小組織中，感覺到對曾經的同志的處置是多麼無情，而朋友間的同情

也被視作﹁資產階級感情﹂。而當他一九四六年回到哈爾濱時，發現延安到來的共產黨

幹部正在此地推行﹁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風的一律化﹂，他看到土改工作組將地主的所

有財產都分發、並實行肉刑時，他也感到不適。到了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訓傳︾時，他

的不安更強烈了，他熟悉的價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擠進﹁階級鬥爭﹂的教條中，而到處

是﹁把個人交給黨﹂、﹁把一切獻給黨﹂、﹁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口號，他的記者工作

也與他曾經期待的相去甚遠—

—

報紙版面上充斥著好消息，除去黨和社會主義取得的成

績，各種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蹟，再也看不到別的東西。唯一的消極的報導，也來自對群

眾的﹁錯誤思想﹂的批判。私人生活也變得越發緊張，劉賓雁和他的妻子不得不為懷孕

問題焦慮不安—

—

新中國不允許節育，不提供避孕工具。似乎是對這枯燥現實的反抗，

劉賓雁總是穿一件紅色襯衫，下意識哼著歌曲，試圖去報導一些與眾不同的故事。

不過，他從來沒真正懷疑過共產黨的合法性與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他的激情甚至在

一九五六年達到了一個頂峰。這一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

主義改造順利完成，農業合作社全面展開，之前的中國軍隊在朝鮮的勝利，則激發了普

遍的民族驕傲，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似乎即將建成。甚至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鬆動

的跡象。這一年春天他在蘇聯與波蘭旅行，感受到一種更自由的空氣，赫魯雪夫對史達

林的譴責，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了某種奇妙的變化。對於劉賓雁個人也是如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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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報導︽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它們探討

了年輕的社會主義日益嚴重的官僚化傾向，不管是建造一座橋還是寫一篇新聞，主管官

員都對現實視而不見，也對於下級的建議毫不理會，它只聽從於更高一級官員的命令。

在服從黨性的名義下，官僚系統漠視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由於黨性過於抽象，﹁服從黨

性﹂則又變成了﹁服從上級﹂，從而黨組織本身的威信也被他們的行為破壞。這兩篇報

導觸動了整個時代的神經，三十一歲的劉賓雁成了文壇名人。他甚至還升了級，成為了

十三級幹部，不僅可以乘坐﹁軟臥﹂，抽高級香煙，還有資格閱讀仍屬秘密的赫魯雪夫

在二十大的報告—

—

這真是令人震驚的體驗，史達林本人和他的政策被嚴酷的譴責。這

一年，他在中國南方的採訪中，對這個新生政權的主要問題再次確認—

—

黨對權力的壟

斷，造就了一個龐大、遲緩、傲慢的官僚階層，他們造就了不公、低效、物資短缺和社

會普遍的情緒低沉。但他沒有對黨和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並相信新聞報導的公開，將有

助於黨的自我批評和改造。他的兩篇作品的發表、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他在全

國各地演講的廣受歡迎，不都正表明這新自由空氣的到來嗎？

但幻滅卻隨之到來。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變成了反右運動，在沒完沒了、毫無

邏輯的批判之後，劉賓雁成為超過一百萬的右派中的一員，而且是﹁極右派﹂，毛澤東

欽點的右派。這或許也是劉賓雁第一次清晰感受到，中國人的獨立思想和品格，人與人

之間的信任，已被多大程度地摧毀，當同事對他進行殘酷、毫無根據的批判時，似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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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和氣相處都只是假像，下面一直隱藏著深深的仇恨。

接下來的二十二年，僅僅是這希望與幻滅的不斷重演。當他下放到山東與山西鄉村時，

看到了農業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毀滅性打擊。當︽人民日報︾上洋溢著大煉鋼鐵、趕英超

美的宏論時，劉賓雁卻發現農民陷入了絕望，農村則變成了﹁鬼城﹂。當中國社會剛剛

從大饑荒中擺脫出來時，一場更宏大的政治運動再次到來。他剛被摘下的右派帽子又重

新戴上，人與人之間的冷酷最終也侵入最親密的家庭系統，他十三歲的兒子不忍心批鬥

父親，卻不得不在家門口貼上這樣的紙條：﹁劉賓雁，你必須老老實實，按時上班回家，

不許亂說亂動﹂。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劉賓雁才有機會開始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拿起筆來描述他眼中的

世界。他已經五十八歲了，但二十二年的不幸遭遇沒有摧毀他的意志，反而激發起更強

烈的衝動，搶回這丟失的時光，去探究這一切悲劇的源頭。

人們已經很難想像他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一九七九年引發的反響。︽人民文學︾

的發行量是一百零四萬冊，而刊載這篇文章的九月號更是造就這樣的現象—

—

無論圖書

館還是個人訂閱，都被借走，連續傳閱，每次幾個小時計。在一些工廠和學校，眾人下

班與放學後聚集在一起，由一人朗讀。借由對當時最大的貪污犯王守信的報導，劉賓雁

探索了一個人人困惑的問題—

—

這個新政權建立了三十年，經過了無數次政治運動，高

喊了無數響亮的道德口號，腐敗的官員卻似乎享有了更大的自由，而那些正直的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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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有好下場。

一九七九年的中國，面臨的不僅是經濟的破產、政治的破產，也是道德和信念的破產。

經過多年意識形態洗禮的人，已經不知道如何描述、分析與理解這種破產。人們有強烈

的感受，卻不知怎樣表達，也仍不敢將問題歸咎於共產黨組織。而︽人妖之間︾不僅觸

及到這一切，還把矛頭指向了共產黨組織的內在困境—

—

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而且，他描述的不是小說，而是現實中已經發生的事。

在接下來的八年時間裡，劉賓雁成為了﹁中國社會的良心﹂，一名英雄式的新聞記者。

他成了人們對這個新時代的期待——

用開放來暴露黑暗，用真實來揭穿虛偽，用個人的

正直對抗社會的異化。在很多方面，他仍是那個一九四四年加入共產黨的那個年輕人。

當初，他加入革命是為了解放自我、實現自我—

—

儘管這種自我是模糊的，但它與自由

緊密相聯。如今仍是如此，他寫作、演講，為那些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和被長期扭曲的人

性大聲疾呼，從中他尋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倘若

︽人妖之間︾描述的不受監督的權力

如何不可避免的造就了腐敗和人的異化，那麼他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二種忠誠︾則是

他對那些拒絕異化的人致敬。兩位主人公一位是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的教師陳世忠，另

一個是上海海運學院的圖書管理員倪育賢，他們似乎都是這樣一種人—

—

即使在最殘酷

的現實面前，都拒絕放棄獨立的思想與判斷，並恪守自己的信念。

他們的際遇引發了劉賓雁強烈的共鳴，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他創造了讓整個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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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激動難安的三種忠誠：

﹁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懷有這種忠誠的人，

本人在個人利益上也須做出或大或小的犧牲，但比較安全，順當，一般不致招災惹禍。

由於在上級眼裡可愛，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種忠誠，像陳世忠、倪育賢身體力行的這種，就不大招人喜歡了，直至不久以前，

往往還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

很多年來，前一種忠誠，由於受到格外的愛護栽培，不斷灌溉、施肥，便生長得茁壯

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們的政治田野裡，第二種忠誠就貧弱而稀疏了。在乾旱而貧

瘠的土地裡，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跡。

危險的是又有第三種忠誠作為第一種忠誠的變種生長起來。只要是上級的旨意，明知

錯誤而有害，也認真執行，甚至還要做過頭，以博得上級賞識；遇到重大是非爭議，分

外謙虛謹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責任上交或下放；善觀風向，順風轉舵，隨時可

以反戈一擊，另換效忠的物件。這種忠誠嬌嫩欲滴，嫵媚誘人，可愛度又勝過第一種忠

誠一籌，只不過它結出的果子卻是苦澀的，甚至有毒。﹂

倘若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無孔不入的個人崇拜與偽道德社會，你難以理解這三種忠

誠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多大的戲劇性衝擊。人們看到、聽到、經歷了在﹁忠誠﹂的

名義下的種種災難，卻又說不清這一切錯誤根源到底是什麼。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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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社會，﹁私﹂總是在﹁公﹂面前黯然失色，普通人則在雷鋒４

、王進喜５這樣的榜樣面

前自愧，而黨與國家不正代表﹁公﹂，個人只能跟隨與服從它。但劉賓雁卻清晰地說出

來，還有第二種忠誠，它要忠誠於自己的判斷。在一個個人判斷集體性喪失了三十年的

社會裡，人們渴望再次尋找到它。

在很多方面，劉賓雁都是這﹁第二種忠誠﹂的象徵。他的天才式的講演、翩翩的風

度、寬厚的性格，人們對於印刷文字的本能性崇拜，都增加了他的感召力。在一個舊道

德崩潰的時代裡，他成為了某種新道德的代表。他甚至成為了新權力的象徵，每到一處

採訪，人們總是圍著他一直講話，他在︽人民日報︾的家中，總是擁擠著各種訪客，其

中很多滿含冤屈。人們找不到正常管道來釋放自己滿腹的辛酸，劉賓雁則成了他們唯一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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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講中，劉賓雁仍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儘管在過去一年中，

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正包圍著他自己，也包圍著整個中國社會。很長時間以來，劉賓雁都

被視作政治變化的溫度計。每一次寫作都像是一次對政治容忍度的試探。一些時候，他

勝利了，另一些時候則失敗了，稿件壓在自己的書桌上。中國的政治氣氛逃離了毛時代

徹底的嚴酷，卻也並沒有迎來真正的春天。對於新聞業來說，基本的常識遠未恢復。報

紙是黨的喉舌，還是人民的喉舌，仍處於爭論之中。而揭露性的報導經常被認定是破壞

安定團結—

—

儘管誰也定義不清到底什麼是﹁安定團結﹂。

政治運動不再席捲整個社會，卻仍不斷侵擾文化領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

４編註：雷鋒一向被中共塑造為一個熱愛黨與人民的代表，多次被評為﹁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毛澤

東曾親批﹁向雷鋒同志學習﹂。死於一九六二年，僅二十二歲。

５編註：王進喜是中國第一代鑽井工人，亦曾被評為﹁勞動模範﹂。一九六○

年，他組織職工用﹁人拉肩扛﹂

的方法搬運和安裝鑽機，用﹁盆端桶提﹂的辦法運水保證開鑽。甚至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壓井噴，被

稱為﹁鐵人﹂。死於一九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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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不同於其他所有執政共產黨的一個特點﹂，劉賓雁後來總結說，﹁中共對於意識

形態的重視和對於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要強烈得多，也有效得多。﹂

一九八一批判︽苦戀︾，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

由化，開放與封閉，不斷彼此交替。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兩種力量的

彼此交戰，有時候﹁改革開放﹂占了上風，有時候自由又必須臣服於﹁四項基本原則﹂。

一個日後困擾中國的悖論已經顯現—

—

共產黨政權能在推行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情況

下，保持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嗎？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都經常成為這種較量的

首要犧牲品，似乎危害國家未來的不是惡化的現實，而是一些大膽說出了這些現實的人。

劉賓雁當然瞭解，他暫獲的自由，與最高權力之間的制衡相關，也與領導人的個人風

格緊密相關。胡耀邦的開明態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護力量，他的成功既幸運又脆弱。

這種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盡頭。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總書記的職

位，而劉賓雁與兩位著名的知識份子方勵之與王若望被以一種極為戲劇性的方式開除黨

籍——

中央電視台與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直播。這兩個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來到

了另一個十字路口，黨內的自我批評與糾正機制，似乎不再能發揮作用。再加上經濟改

革從鄉村拓展到城市時的挫折，一種幻滅情緒開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個布里茲涅夫年

代正在來臨—

—

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陷入漫長的停滯。

但在這短暫的幻滅之後，又是一種急速的亢奮。接替胡耀邦的趙紫陽似乎無意終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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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更讓劉賓雁興奮的是，社會正在覺醒，人們不再聽令於宣傳機器，他們有了更自主

的意識。與一九五七年的遭遇不同，他沒有被疏離、冷落，反而贏得了更廣泛的愛戴。

︽人民日報︾一位老工人的行動再好不過地顯露出這種情緒，他在路上拉住剛剛公佈被

開除黨籍的劉賓雁說：﹁恭喜您，他們讓您成為了完人。﹂對於這種變化，劉賓雁在

一九八八年夏天寫道：﹁一個自發的、未經黨的領導宣導的爭取和獲得更多自由的過程

正在加速﹂，他相信﹁中國人民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覺醒﹂。

但在這種信心背後的是另一種預感——

重大的事將在中國發生，它將震驚世界。預感

既來自於他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經驗，也源於他在美國之行中的感受。美國的中國研究

專家們仍沉浸在對改革開放的讚頌之中，而對中國內部越來越嚴重的矛盾視而不見—

—

或許也經常主動忘記，這個政黨與政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它只是暫時讓步與收斂。

五次演講集中在劉賓雁最關注的領域—

—

官僚的腐敗與知識份子的責任。在很多方

面，出生於一九二五年的劉賓雁仍是個典型的傳統知識份子，你甚至可以說他仍是一個

最好的儒家傳統的產物。儘管他具有那一代人中少見的寬闊視野和經歷，他懂俄語與英

語，五○

年代到蘇聯與東歐廣泛遊歷，貪婪閱讀各種書籍。他的整個壯年則是在一片打

倒儒家、消除傳統的氣氛中度過的。但他的世界觀和表達方式在本質上仍是再傳統不過

的了。那是道德的視角與道德的語言。在一個偽道德與壞道德盛行的年代，他的真道德

振聾發聵。知識份子與國家政權的邊界總是混淆的，他們批評權力、警告權力，卻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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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力之外尋找到自己的獨立空間。他們希望為﹁人民﹂說話，但﹁人民﹂從來不是抽

象的，他們是不同的群體組成，追求不同的利益，他們甚至也不僅僅是﹁被侮辱與損害

的﹂，他們也經常是這種﹁侮辱與損害﹂過程的積極參與者。

五次演講中的最後一次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十三日。兩天後，胡耀邦去世。劉賓

雁之前的預感得到了印證，死亡將緊張、混雜、喧鬧的社會情緒凝結在一起，集中爆發

出來。而劉賓雁無法預料，自己從此走上流亡之路。

我在網路上找到劉賓雁的主要作品。它們給我帶來的閱讀體驗，遠遜於他的回憶錄。

不管是︽本報內部消息︾還是︽第二種忠誠︾，它們只能在特定時代閱讀。他參與開創

的﹁報告文學﹂形態，是新聞與文學的融合結果，一些時候它還有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

色彩。文章試圖客觀描述真實，但作者又經常介入其中，這介入不僅是對作者觀察與內

心的描述，還經常﹁想像﹂出作者無法親眼看見與聽到的場景與對話，並直接加入評價。

在很多方面，文章語言也仍是典型﹁革命時期﹂的語言，缺少五四傳統的清新與典雅，

它力圖打破宣傳文學的語言死板與思維平面化，但新的個性與思考，卻遠未成熟，它只

能尷尬地停留在路途中間。不過，它們的確具有一種濃重的時代氣氛—

—

那是個喪失了

思考與情感能力的時代，充滿著公然的壓迫和愚蠢的年代。任何稍不尋常的探索，都成

為驚人之語。

那也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年代。劉賓雁和他的知識份子朋友們，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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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有著基本的共識。這個國家困難重重，但人們想像的解決方案卻不複雜—

—

腐敗的

官僚系統是最明確的敵人。對於劉賓雁來說，言論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只要給

予媒體足夠的監督權，很多問題將得到化解。至於更長遠的未來和更深入的思想準備，

他們都尚未開始。當他前往香港時，香港的研究者發現，他對於民主、自由的理解，是

本能性的、實踐性的。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對共產黨的自我改造徹底失去了希望，

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他仍對社會主義懷有信心，他相信只是因為錯誤的執政黨才敗壞了

社會主義的名聲。他沒有能像東歐知識份子一樣，徹底深入解析這種制度深層的矛盾。

這或許太過苛責劉賓雁這一代了，他們從未有時間與機會更系統化地去理解這一切。

他們對中國的理解，是通過流放、饑餓、死亡、背叛，這些活生生的體驗來完成的。即

使如此，他在回憶錄裡，仍表現出比同代人更深入的洞察力。他發現一次次整風運動、

意識形態教育，本質從來不是真去讓人民相信共產主義，而是要人民喪失獨立思考能力，

放棄個人內心世界。

以這五次講演為基礎的︽中國的危機，中國的希望︾一書在一九九○

年出版時，他

仍樂觀地相信，新的時代即將到來，這個政黨與政權已經耗盡了它所有的合法性和活

力。但歷史充滿了意外的苦澀，當劉賓雁二○

○

五年離去時，全世界都在大談﹁中國的

奇跡﹂、﹁中國的崛起﹂。他則被遺忘了。十七年以來，中國的媒體再沒出現過他的名

字，︽中國青年報︾的幾位經歷過八○

年代、風骨殘存的編輯為了向他致敬，試圖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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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他的簡短訃告，但在最後一刻還是被審稿人撤下了。他早已蒼老，被青年一代遺忘，

但他仍是﹁國家的敵人﹂，似乎他以任何方式回到中國，都意味著某種新的危險。或許

是他代表的氣質—

—

對真實的呈現、道德勇氣—

—

依舊是這個官僚機構首要的敵人。但

僅僅是對真實的呈現早不足夠，即使他能夠回來，也會看到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中國，

二十年前的分析方式仍舊重要，卻不足夠︙︙

4二○○

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見到胡舒立。先是在一個如計畫體制活化石的紅磚樓小院

裡，然後一起去爬香山，最後在西四環旁的一家餐廳吃飯。我想問她對中國改革的看法。

十六大剛剛結束，改革經過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紀，很多人相信，中國正迎來又一次思想

解放，未來之路越來越寬闊。

這是一次奇怪的採訪。一路上，她一直在打電話，問一個人該如何找到另一個人，在

把這個人的號碼告訴那個人。我領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夠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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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講個不停。我抓不住她談話的節奏，而且她的回答也與我想像的不同，它是碎片的、

即興的。有時，她又突然問我有沒有女朋友，﹁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搖身一變成了熱心

腸的大姐。

﹁改革是個日益複雜的過程﹂，在她冒出一句又一句之後，這句話留在我的腦海裡。

她說對幾年前的中國新聞界來說，勇氣與努力是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但如今僅此不夠了，

同樣重要的是判斷力—

—

在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中做出準確的判斷。

我覺得她說的很有道理，卻說不清道理何在。在我頭腦中，或許在當時很多人的頭腦

裡，改革仍像是個線性的、不可避免的過程。開放將取代封閉、市場經濟戰勝計畫體制，

匱乏變成豐富，黑箱操作變得透明，多元思想替代單一價值，從混亂到法治︙︙一本叫

︽制高點︾的書正在流行，兩位歷史學家將二十世紀的歷史，視作兩種觀念的鬥爭—

—

計畫與市場。這本書充滿了美國冷戰獲勝後的喜悅，歡呼市場體制的獲勝，中國最著名

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專門作序推薦。作者的敍

述流暢而雄辯，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市場﹂

與﹁計畫﹂似乎變成了兩個抽象的力量，是某種魔咒，不同國家選擇了不同的咒語，就

通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它絲毫沒有分析和敍

述，一種經濟體制到底是怎樣運轉的，將

受到政治制度與社會心理的何種影響。中國也是這一連串的市場勝利中的一環嗎？

那次見面後不久，北京迎來了或許是它自一九八九年來的最大一場危機，SA

RS

爆發

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懼與無力。而政權之前給予人們的樂觀，一下子凝固了。倘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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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彥永的大膽出面，恐怕疫情還會隱藏更久。官僚系統依舊是老樣子—

—

它公然說謊、

反應遲鈍、對生命冷漠至極。但人們仍舊抱有希望—

—

新聞媒體的採訪不是更大膽與深

入了嗎？或許這也是一次改革的良機—

—

中國的變化不都是由危機推動的嗎？新的領導

人，總是給予人們新的希望。︽財經︾採訪深入、寫作冷靜、追問也更為徹底。所有的

問題都並非孤立，股票市場的醜聞與醫療系統的失敗，它們都蘊涵著類似的邏輯，都最

終指向這個國家的深層困境。SA

RS

也變成某種隱喻，它不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是制

度上的疾病。

中國媒體的內在悲劇暴露無疑——

當蔣彥永試圖呈現真相時，他只能求助於境外媒

體，︽時代︾最先刊登了他的觀點，中國人隨後才瞭解他的存在。中國媒體看似日益開

放，但當涉及到核心問題時，一切仍在嚴格的審查之下。儘管如此，︽財經︾的表現仍

舊令人側目，它第一個刊登了關於蔣彥永的特寫報導，並發表了吳敬漣與他的對話。

這真是個意味深長、令人感慨不已的對話。兩個同年出生︵一九三○

年︶、同年入黨

︵一九五二年︶的老知識份子，象徵了中國社會最後殘存的正直人格，他們在各自的領

域以人品、孤獨，或許還有經常的無奈，對抗著正在塌陷的周邊環境。

二○○

三年的中國新聞界，充滿了鼓舞。政治制度、官僚系統依舊龐大、傲慢，但它

們似乎正在鬆動。SA

RS

危機迫使政府主動公開消息，而︽南方都市報︾對於發生在廣

州的孫志剛案６

的報導，則迫使政府廢除了相關法規。中國的新聞報導是對權力容忍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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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不斷試探，這一次你突破了，就意味著下一次你贏得了更廣泛的空間。而另一個事

件則為中國媒體拓展另一個嶄新的空間。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中國人壽在紐約成功

上市，它的股票認購率達到了一百六十八倍，創造了當年全球資本市場的紀錄。在以製

造業聞名多年之後，中國似乎開始在全球金融領域擁有了一席之地。這也是﹁中國概念﹂

興起之時，全世界都開始談論中國，中國媒體又該怎樣加入這場談論？

我忘記了我在二○

○

一年時的樂觀是如何一點點消退的。它既與中國的社會氣氛相

關，也與我所在報社的內部環境相聯，必定也受到我內心的變化的影響。

我記得二○

○

四年夏天﹁郎顧之爭﹂給我思想上帶來的混亂。一開始，經濟學家郎咸

平指責廣東一位標誌性企業家顧雛軍，用種種欺騙手段，侵吞國有資產，並為這個事件

創造了一個﹁國退民進﹂的標籤。隨後，它演變成了一場更大範圍的公共討論。它既是

兩派經濟學家間的爭論，支持市場經濟、產權改革的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為顧雛軍

做出某種辯護，而另一派經濟學家楊帆、左大培聲援朗咸平，則相信這種產權改革只是

６編註：二○○

三年三月十七日夜裡，來自湖北黃崗的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一家網吧上網時遇到警方臨

檢。由於他剛搬來廣州工作，還未申請當地的暫住證，因此被警方當作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合法工作、無

正常居住地︶帶往遊民拘留所。三天後，他被發現死於照顧收容人員的醫院。經︽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峰、王

雷的調查發現，孫是被看護人員與同房病人打死的。此事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爭議與反省，並導致了收容制度

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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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某些企業家佔有了公共財富。朗咸平煽動性的措辭—

—

他既會創造﹁七大板斧﹂的理

論，又會使用﹁小保姆﹂的比喻—

—

在社會大眾中引發了巨大的迴響，普通人對於日益

加劇的社會不公、腐敗問題心生不滿，顧雛軍這樣的﹁公然的掠奪者﹂可以輕易變成他

們憤怒矛頭的所指。電腦網路的傳播效應給予每個人以參與機會，對產權問題的嚴肅分

析與爭論，被挾持到大眾情緒中。這一爭論很快就從某種半學術角度，墮落到公然的謾

罵。網路上是極端情緒的發洩場，這些情緒不僅停留在網路世界，它隨即轉而影響報紙

與電視。一種新的傳播模式也初具苗頭——

不再是印刷媒體資訊與觀點影響網路，而是

網路事件與情緒牽引媒體的報導。

我不知道該怎麼理解這一事件。很多種感想雜亂無章混合在一起。在情感與理智上，

我更偏向吳敬璉、周其仁一方，甚至多少有點同情素不相識的顧雛軍。中國的私營企業

家大多有一種暴發戶式的粗鄙、囂張和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很少

自我檢討或有更長遠的目光。

比起從前那種傲慢和低效得令人絕望的國有企業，我寧可選擇他們。有時我也頗為費

解，為什麼人們對於﹁國有﹂的概念仍如此迷戀，﹁國有﹂的東西從來都與我們的人民

沒什麼關係，它只是國家權力代理人的財產。人們似乎寧可容忍一家國有企業在一個愚

蠢的黨委書記的領導下每天都浪費巨大，也不願意看到它轉到一個私營企業家手中。這

個過程當然會發生無數的不公，但消除這種不公的方式，顯然不是終止這種產權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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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而是要提高轉變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普通人的內心積鬱對這種

不公的憤怒，但是該選擇尋找一個替罪羊釋放這種憤怒，還是該探尋其更深的原因？

在探討進入更深層次時，又不得不面臨著更根本的問題——

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間的

矛盾。這是人人都知的禁區，人們不得不繞道而行。而當思想與語言總是在核心問題周

邊繞來繞去時，核心問題反而被暫時遺忘了，它被包裹進一個語言的毛線球，毛線一層

層地纏繞，以至於人們最終忘記了它的中心到底是什麼。真實的問題退隱了，語言的泡

沫就佔據中央。一個扭曲的公共討論空間也隨之形成。

也是這一次公開的討論，讓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公眾情緒的力量。中國社會開始明

顯被一種極端情緒所左右，一個問題出現時，不管它的情況有多麼複雜，人們都必須選

擇一個簡單的立場。我感覺到另一種壓抑，這種壓抑不是來自於傳統的政治壓力和審查，

而是來自於公眾情緒。一種新的社會現實似乎到來了。

我想起了胡舒立所說的更為關鍵的﹁判斷力﹂。當我面對更直接的商業新聞時，這種

判斷力的缺乏更是觸目驚心。幾年以來，我只是在抽象地談論中國與世界，一點也不瞭

解現實的中國。我記得二○

○

四年初，我仍興致勃勃飛到上海去專訪德隆的董事長唐萬

里７。而此刻，業界資深記者們都知道這家集團問題叢生，或許即將倒閉。而在訪談裡，

我沒有觸及任何關鍵問題，想生硬地把唐萬里套進在︽哈佛商業評論︾讀到的關於領導

風格和管理模式的理論裡。今天想來，這真愚蠢得讓人心驚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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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到了來自報社內部的壓力。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我和很多同事都感覺到，隨

著報紙的成功，最初的實驗、自由精神迅速消退。它成了另一個平庸的官僚組織，人們

不繼續拓展未來，而是要分享既有成果，讓自己得到最大的那一份。貧窮年代的同志友

誼，變成了富足時代的利益爭奪。青年人的熱情、創造力，讓位於人際關係、組織原則。

我第一次清晰地體驗到中國社會的﹁早衰文化﹂。在一個人、一個組織成熟之前，就已

經衰老。人們普遍認定，一個記者在四十歲之前至少要成為部門主任，如果再繼續採訪

寫作就是個顯然的失敗。而機構的壽命更短得可怕，昨天還榮耀一時的企業，今天就已

灰飛煙滅。新聞業更是如此，除去企業的正常困境，它更面臨來自審查部門的壓力。作

為半市場化媒體，你不再被稱作﹁黨的喉舌﹂，沒有直接的禁令，但壓力無處不在。你

很難具體描述這種壓力。你很清楚哪些問題是敏感的、要主動放棄的，你甚至還學會了

和審查部門的遊戲方式。你甚至可能很自然地去想，只要不觸碰這些敏感，你仍享有極

７編註：唐萬里與唐萬新等四兄弟為中國著名企業家，曾名列富豪排行榜。在一九九六到二○

○

一年之間，他

們創辦的德隆公司旗下的新疆屯河、瀋陽合金、與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大幅成長十倍以上，因此一

度被視為成功私有企業的代表。一九九八年，德隆公司出資一千萬元人民幣向蘇聯購買明克斯級航空母艦，停

放在深圳，開發成為一個以航空母艦為主體的主題遊樂園，此舉轟動全中國。但從二○

○○

開始，德隆非法吸

金與營運不利的消息陸續傳出，股價也應聲下跌。二○

○

四年，唐萬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逮捕，

隨後被判刑八年，德隆公司被支解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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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自由。但是我們經常忽略了，這種主動放棄，在多大程度上窒息我們的想像力和勇

氣。新聞記者最大的獎賞，從來不是來自物質，而是某種道德與信念上的勝利。他認為

自己呈現了真相，宣導了正義，代表了理性。當這種獎賞總是被剝奪後，我們失去了自

尊。在青春時的夢想和激情很快釋放之後，他們不可避免變得玩世不恭、自我欺騙。這

不正是新聞業的普遍困境嗎？

二○○

五年夏天，我和幾個同事離開了工作的報紙，也離開了商業新聞領域。或許那

個時刻，我對於胡舒立的尊敬又多了一分。不是作為新聞記者、而是作為機構領導者的

胡舒立。這本雜誌仍舊生機勃勃，它的記者仍被某種理想主義影響。它也成功地把影響

力轉化成更大範圍的社會進步。這本雜誌和它衍生的網站、會議，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生

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平台。隨著中國捲入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它幾乎又成為了能夠參與

這場全球對話的唯一的中國媒體。她開創的︽財經︾獎學金，已成為中國記者最重要的

專業培訓項目。一個良性循環已經產生，︽財經︾用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觀，塑造行業標

準，影響輿論與政策，培養人才。

這並非說它毫無問題。你既可以說它具有專業精神，也可以說技術理性的勝利。這本

雜誌經常是令人疲於閱讀的。而整個雜誌的勝利，似乎也是開明專制加上技

術官僚的勝

利。你感受不到一本知識份子雜誌的人文情懷。但是，即使你再抱怨它的寫作風格，對

公共政策的過度迷戀，一旦重要新聞發生，︽財經︾仍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你知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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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的新聞，沒有任何的媒體—

—

包括西方媒體—

—

會比它的報導更詳實與值得信賴。

它報導領域不斷拓寬。從經濟領域進入到公共衛生、環境、科技、甚至社會新聞領域。

它在很多條戰線上同時作戰。它追問松花江污染的源頭，它警告股票市場的非理性繁榮，

它評估中國崛起，它探討人民幣匯率，它調查四川地震坍塌的教室的事故原因，它也報

導氣候變暖，它還不斷強調中國改革到底該選擇什麼樣的路徑，它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組

織中國經濟討論會︙︙倘若你追蹤胡舒立每期撰寫的編輯言論，︽財經︾的兩個角色日

益清晰：一方面，它在中國社會扮演的改革推進者。改革的共識已經破碎，中國正可能

面臨兩種危險—

—

官僚系統陷入惰性，因為擔心出現新的問題，就索性停滯不前，而只

能坐等更大的危險到來。最初的市場改革沒有預見到的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形成，利益集

團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它們不僅將權力資源轉變成經濟資源，並通過經濟能力

進一步鞏固原有官僚權力；︽財經︾的另一個角色則是充當新的全球對話的中國代表。

這是個榮耀卻又孤單的角色。當中國的商品與中國移民湧向全世界，能源戰略從非洲到

南美洲，所有世界機構急切地想聽到中國的聲音，全球媒體上充斥著對中國的報導時，

中國媒體卻保持著驚人的沉默，似乎對於自己的未來命運毫不關心，對於自己給其他人

造成的影響驚人的遲鈍。︽財經︾是唯一一家加入這場談論的中國媒體，而且令人信賴。

如果中國真的具有什麼軟實力的話，︽財經︾肯定是其中重要的組成。

在哈佛的演講中，劉賓雁提到了他在審查制度下，如何進行批評性報導。他要先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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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然後把文章引向要報導的事實，然後再以表揚結束。所有的媒體都屬於國家，黨

壟斷了一切，他必須在這一塊鐵板中創造出小小的空隙。他也必須得到某位領導人的幕

後支持。社會的矛盾也相對簡單，它是官僚系統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倘若一名記者說出

了真相，它會贏得人民幾乎一致性的歡呼。

胡舒立則面對另一個時代。市場化已經催生出大眾媒體，黨報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市

場給予新聞記者新的空間，也提供了更錯綜的挑戰。一名新聞記者不僅面對著政治權力

的限制，也面臨著金錢的誘惑。很多時刻，誘惑比限制更能摧毀新聞業的品格。而真相

似乎變得更撲朔迷離，它隱藏在一個經過種種技術手段造就的新的謊言系統中。

劉賓雁依靠的仍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品格與才華，胡舒立則尋求的是專業能力與機構的

力量，她要建立一家能將她的價值觀傳播的更廣泛、更深入的機構。而正是這樣一家又

一家具有獨立價值觀的機構，構成了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它們提供不同的公民群體表

達的空間，給予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鼓舞了不同價值系統的生長，它們也分擔了

政府面臨的社會壓力，它們是社會真正的穩定器。

在很多方面，胡舒立與劉賓雁分享著類似的傳統。他們繼承了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對

國家命運的焦慮，倘若劉賓雁的焦慮表現在他對中國問題富有情感性的呼籲，那麼胡舒

立的焦慮流露在她對於美國新聞標準偏執性的追逐—

—

她追逐它，不是因為它是﹁美國

的﹂，而是因為它是最好的新聞標準。而她要讓她的雜誌，或許還有中國新聞業，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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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終有一日超過它。

他們既是改革的產物，又是改革的推動者，但最終又是改革困境的犧牲者。他們都是

這個政治系統內部忠誠的反對派。胡舒立不止一次把︽財經︾比作啄木鳥，﹁永遠在敲

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一九八七年的劉賓雁與二○

○

九年的胡舒立，或許都標誌著各自年代改革的停滯。

劉賓雁直接來自於政治的壓力和宣告，而胡舒立在十一月九日的辭職，則來自於一些更

隱晦的力量，你可以將它理解成一名主編和資本方的矛盾，或是兩個個性都過分突出的

人的個人雄心的衝突，更可以把它理解成獨立意志的媒體理想和日益穩固的利益集團之

間的矛盾，解雇她的資本方不過是這個更大的利益集團的一部分。這個利益集團成功

地將市場力量與政治權力綁在一起。在媒體理想能夠幫助它贏得更大的市場回報、贏得

國際上的讚譽時，它可以暫時容忍它的存在。但當這種理想日益強大，並要觸及到它

的防線時，合作的機制瓦解了。不管你創造多少絢爛的新名詞，中國的新聞界仍生活在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和一九七九年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界限之內。跳舞的空間增大

了，鐐銬上蓋了一層柔軟的棉布，但它從來沒有消失。

我們可以這樣自我安慰。一九八七年的劉賓雁比一九五七年的劉賓雁要幸運得多，他

不需要再被批鬥、下放，他甚至還可以出國。而二○

○

九年的胡舒立則比劉賓雁幸運，

她可以去大學當院長，創辦新的雜誌。但一代代中國人的才華與熱情，就這樣被輕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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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掉了。我們總是這樣一次次重新開始，然後一次次被迫放棄，到最後被遺忘，類似

於自我毀滅式的不斷重複。中國歷史的循環色彩，再好不過地反映在這些個人命運的起

伏上。而每一代新人都難以順利銜接上一代的傳統，汲取他們的養分，並在此基礎上將

我們自身與這個國家提升到它本應的位置。

面對現實，不意味著悲觀地接受現實。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最光輝的時刻，也正是他們

與這種看似不可抗拒的歷史力量較量的時刻。在八十年的生命裡，只有八年時間，劉賓

雁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華，但這八年的光彩，可能在意外的時刻與地點，以意外的方式

照亮了另一個人的心。而胡舒立在五年前說，中國有很多故事等待講述，它是任何一個

新聞記者都夢寐以求之地。而胡舒立和他︽財經︾的同事們的經歷表明，這些故事可以

被講得多麼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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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證明個人的唯一方法，是反叛、是對抗、是永不服從。要用偏激來對中庸，用幻滅

與悲劇意識對抗廉價的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用赤裸裸的感官體驗來對抗理性主義。他

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自我，讓這個自我變成他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源泉，而不是去投身某

種更強大的秩序。

孤獨的反抗者

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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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反抗者 CHAPTER 10 212

1﹁啊！中國，什麼都是中國造的。﹂從開羅到亞斯文，每個街頭的小販、導遊、餐館

服務生、觀光馬車的車夫，都會這麼說，除去中文的﹁你好﹂，他們叫得出Jacky Chan

︵成

龍︶與Jet Li(

李連杰)。兩位有著更豐富知識的人，還會加上一句﹁中國要征服全世界﹂，

另一位更有學養的人問我，中國人在蘇丹有一個很好的開發計畫，這是新的殖民地嗎？

中國的影響力，隨著運動服、球鞋、皮帶、打火機、手機、汽車和遊客，來到了埃及

的每一個城市，或許那些木乃伊與金字塔的模型紀念品也來自於中國不知名的小廠。據

說中國也擺放在穆巴拉克政府的政治議程上—

—

怎樣既壟斷政治權力，又保持經濟成長。

旅行者的生活既豐富又單調。法老們留下的墳墓與廟堂，有著令人難忘的輝煌，夕陽

下的尼羅河彌漫著詩意。很少有人追究這輝煌是建立在巨大的奴役之上的。一個觀光者

經常只能停留在淺薄的交流上，酒店服務員、導遊、小販，談話總是形式、禮貌、油腔

滑調的。我努力買到每一天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在一個阿拉伯語和古埃及象形文字

的世界裡，一篇英文評論倒給予了短暫的智力消遣。

十二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我讀到了劉曉波的消息。︽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週末版蜷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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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CHAPTER 10 孤獨的反抗者

在盧克索︵Luxor

，埃及古城︶的索菲特酒店的酒吧的一個角落裡。正是聖誕假期，很少

有人去翻閱它。中國政府不但更富、更強、更喧鬧，也更狡猾了，它學會了在一個假日

發佈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被關押了一年之後，劉曉波被宣判了十一年的徒刑。幾篇發表在電腦網路上的文章，

一份措辭再溫和不過的聲明，他被宣佈為陰謀顛覆政府—

—

這個掌管著全球五分之一人

口、被視作世界未來領導者的中國政府。

即使對中國政府的冷酷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這仍是個荒誕與嚴酷得過分的判決。你

讀得到其中的寓意—

—

它是一個恐嚇，它要殺雞，還要把鮮血給猴子看。這猴子不僅是

中國知識份子—

—

這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壟斷的、別人無權關心，也有西方世界—

—

不

要試圖干涉中國政府的內部事務，它如何對待自己的反對者，是它自己的事。

照片上的劉曉波留著短短的平頭，神態平靜而疲倦，臉上流露著抽煙過度的痕跡。這

是過去幾年中，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的標準照。你很難想像，他曾經身體極好，走在二十

年前的校園裡，別人說他像是健壯的火車司機或搬道岔的鐵路工人。

我記得在一年多前的德國的︽明鏡︾上也看到過。他在談論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的影響，

批評它變成了中國政府的另一次自我表演。這是他這些年的公共形象，一名對中國共產

黨政權的不懈批評者。他談論政治墮落、官場腐敗、思想控制、知識份子的責任︙︙不

過，他所有的言論都只能出現在外文或海外華人的報刊與網路上。他也是獨立中文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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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長，這個組織的成員既有流亡海外的作家，又有仍生活在國內的異議者。在中國大

陸浩如煙海的出版物上，他們的名字與見解幾乎從不會出現。政治審查封殺了他們，而

公眾則主動選擇忽視與遺忘。這是個崇拜成功與歡樂的年代，流亡者與異議者伸出社會

邊緣，他們是失敗者，失敗者的尖利批評則令人不適，沒人願意自己美好生活的幻象就

這樣被刺破。況且，他們刺出的劍也鋒利不再——

這些問題早已盡人皆知，不斷的言說

似乎只讓人心生厭倦，他們淪為了姿態的俘虜。他們像是這嘈雜、熱烈又麻木的中國社

會的隱形人。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我來說劉曉波只是一個抽象的名字，一個被定格的異議分子，

一個隱約和天安門事件相關的歷史人物，但歷史這一頁似乎翻過去了。只是在一本文學

理論書上，我見過對他的描述，或許也還記得他那句名言﹁中國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

對他既沒有智力上的讚歎，也沒有道德上的特別敬意。我還記得兩、三年前收到過他的

一封電子信件，說是有機會相互認識一下。我沒有回信，既因為不知道見面該談些什麼，

或許更重要的是，我有點恐懼，擔心這種聯繫會給生活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

我討厭被

安全人員跟蹤、問話，令我的私人生活受擾。

零八憲章的流傳也沒有太改變我的看法。我從未仔細的讀過這份宣言，潛意識裡認定

這毫無意義，像是一次與虎謀皮。或者說它顯得太陳舊了，這是一次捷克的七七憲章的

翻版，或是一次網路時代的公車上書嗎？接著，憲章的簽署者們則以各種方式被當局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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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而劉曉波被監押。事態的發展似乎仍可以被接受，這不是中國政府與異議者之間的

一貫的遊戲策略嗎。因為常年生活在扭曲的系統中，你對於任何﹁公然的無恥﹂都習以

為常。即使你有一時的歎息，也很容易消失在忙亂的生活裡，你覺得這與自己關係不大。

相形之下，倒是許志永的短暫入獄給我帶了更直接的衝擊—

—

他是我的朋友、同齡人，

一個態度和方式都極度溫和的改良者，他蒙受的政治迫害，像是對我個人生活與價值的

直接否定。

再接下來，我前往英國遊學。這裡的生活安靜、疏離，也迫使我面對自己的內心。我

在圖書館裡找到了一些東歐作家的作品，他們都曾是各自國家的流亡者，身在異鄉或即

使在國內，也要被迫在內心流亡——

他們的思想不為政權也不為時代所容。我也開始閱

讀一些海外中文網站，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流亡者的作品。他們可能偏執，卻有一種

力量讓人難以忽略—

—

他們誠實的講出了中國的現狀，不管你用多少俏麗的名詞、概念

來裝飾它，它仍是個不折不扣的極權體制，蔑視所有人的尊嚴。我們不僅要用成功與否

來理解這個政權，還需要道德上的判斷，而在道德判斷之後，則是相應的承擔。我越來

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逃避些什麼。我能夠一直逃避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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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曉波的十一年刑期，激起了世界輿論的譁然。也激起了我瞭解他的願望，其中也暗

含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擔憂—

—

面對這樣的一個現代﹁文字獄﹂的國家，一個寫作者該怎

麼辦？

我在網路上尋找他的文章，下載他的書籍和別人對他的描述。結果，我發現了一個生

機勃勃、才華橫溢、可愛衝動、誠實自省的劉曉波，他與那個被符號化的人物截然不同。

你甚至可以說，他是個天才。

這一切還是從一九八六年說起。這一年九月，新時期文學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它洋溢

著自我慶祝的氣氛，將近十年過去了，作家與知識份子似乎有理由為自己的成就驕傲。

他們從充滿哀怨的﹁傷痕文學﹂開始，經歷了﹁尋根﹂，探索了悲傷、焦灼、性、失落︙︙

他們拼命的吸收，也拼命的產出，既像是對之前空白歲月的反抗，又像是難以抗拒現實

的誘惑——

只要一篇小說，一首詩、一篇文章，他們可能突然紅遍大江南北。知識份子

再一次站在了國家生活的中心。它與黨與國家的關係甜蜜，相信自己有力量制定這個國

家未來的方向。社會大眾則是他們如饑似渴的讀者，準備追隨他們的理念與號召，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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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一句口號。他們覺得自己創造了一個﹁新時期﹂。

但一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文學研究生卻不這麼看。他才三十一歲，操著仍舊濃

重的東北口音，說到激動處，還會口吃，除去一兩篇文章，沒發表過任何像樣的作品，

但他聲稱﹁新時期文學絲毫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相反卻暗伏重重危機﹂。他看到

了危機，是作家們正在陷入自滿和倒退。他們為了否定﹁文革意識﹂，而進行的﹁尋根﹂

正變成一條不歸路—

—

在對傳統的歌頌中，對現實的徹底批判、懷疑和反抗都不知不覺

中消失了。

他的發言即興、龐雜、極端，從劉心武、阿城跳躍到康德、盧梭，毫無隱瞞他對於庸

常理性的厭惡，對非理性的崇拜。他以這樣的坦然結尾：﹁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

就是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

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

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他的發言讓會場中一些人不安，而讓另一些人興奮難奈，他們想不到會有這樣出乎意

料的發言。其中一位是︽深圳青年報︾記者，不久後他把這篇即興發言刊登他的報紙上。

很多人一下子知道了這個偏激的年輕人，他是劉曉波，一匹﹁文壇黑馬﹂。

劉曉波只是曇花一現的預言，是王蒙在這一年末接受採訪時談到的。但比起文學的權

威，大學裡的青年人似乎更喜歡聽到這匹﹁黑馬﹂的刺激腔調。刊載他演講的報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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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錢漲到兩角。

在這次談話不久後，一份雜誌刊登了他的長文，僅僅題目就足以引人遐想—

—

︽與李

澤厚對話︾。在過去的十年裡，沒有一位思想家比李澤厚更富有盛名。他對美學的闡述，

像是開啟了重新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而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解釋，則沒人比他更全面

與深刻—

—他的思想被認為深刻、富有系統。

但劉曉波卻準備公開挑戰他，而且他成功了。我手上的這本︽選擇的批判—

—

與思想

領袖對話︾出版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的台灣，由這篇文章的延展而來。一連幾個夜晚，我

被他思想與語言與鋒芒與快感弄得激動難安。他的行文激情洋溢、又泥沙俱下。試圖在

句子與句子之間建立邏輯關係是徒勞的，不容置疑的語氣、時而閃現的洞見、還有包容

一切的聯想能力，才是讓讀者興奮所致。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自己只是一種噴湧而出

的思想與情緒的附庸，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寫下了什麼。

即使對八○

年代的文化背景缺乏瞭解，你仍然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足夠多的樂趣。他

斬釘截鐵的判斷﹁人始終在意識到人的侷限，並想超越這種侷限，而在現實中又無法真

正超越的兩難境地﹂，或是調味品式的戲謔，﹁寶玉對女人多情，熙鳳對權力多情﹂，

屈原與祥林嫂發出了類似的哀怨。

與︽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樣，在龐雜的表面之下，主題是清晰一貫的—

—

是個人對

所有束縛的反抗。這種束縛既來自歷史、又來自現實，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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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系統與內心的軟弱。劉曉波似乎再次預感到一種無所不在的力量，要吞噬剛剛開始覺

醒的個人。他宣稱，偏激是唯一的應對方法。

在廣受尊重的李澤厚的美學理論﹁積澱說﹂背後，劉曉波發現它只是舊權威的借屍還

魂。這種權威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李澤厚相信，所有的

審美與價值，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與這個社會心理息息相關。在一個經過文化傳統割

裂、文化經驗支離破碎的時代，李澤厚的探索，給予人們渴望的整體感與連續感，人們

不再覺得自己孤獨無依。文化大革命是的不堪回首的經驗，但之前的中國歷史仍有其價

值。歷史並非總是瘋狂的，它有著特定的邏輯。

劉曉波卻說李澤厚的文字中浸透著﹁害怕衝突的中庸觀，廉價的理想主義，虛幻的樂

觀主義，保守的理性主義，軟弱的服從意識﹂，這些特徵正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固疾。

他在這些李澤厚論述中，再次感到了個體的死亡—

—

他只是環境與時代的產物。而證明

個人的唯一方法，是反叛、是對抗、是永不服從。要用偏激來對中庸，用幻滅與悲劇意

識對抗廉價的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用赤裸裸的感官體驗來對抗理性主義。他必須建立

一個強大的自我，讓這個自我變成他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源泉，而不是去投身某種更強大

的秩序——

不管這個秩序是以國家、傳統、還是社會為名。為了去擊敗這個中國傳統，

他也臆想出一個完美的西方文化形象，凡是中國文化缺乏的特質，西方文化就一定具有。

不過，沒人追問他的種種判斷是否禁得住推敲，是否大膽而直接盜用了尼采或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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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另一種反對唯理性傳統的延續。青年人愛上了他這鮮明的姿態。他們感覺剛剛獲

得的自由之門正在封閉，政治與社會壓力再度向他們襲來，急需某種管道釋放這種壓抑。

劉曉波四處受邀演講，並總是語出驚人。﹁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每個人都要成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他在清華大學說。而在北京大學藝術節上，

他甚至比北島、顧城更受歡迎。他的感染力不僅來自語言，也來自他的表情與動作。﹁你

從他的臉上似乎可以感到一股不可名狀的壓抑著的激情，這種激情突然會從他那滔滔不

絕的言語中宣洩出來，使他進入一種近乎於迷狂的狀態﹂，一位目擊者說，﹁他常用他

那發紫的嘴唇緊緊咬住煙蒂，然後用力猛一吸，在這一瞬，你可以看出一種難以言狀的

痛苦，甚至你會感覺到他的這種表情近似於冷酷和兇狠。﹂

到了一九八八年，他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他在這一年六月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像是

一次學術上的搖滾演出。六月二十五日的早晨，上百名學生擠進了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間

會議室，他們要來旁聽文藝理論博士生劉曉波的答辯會，題目是︽審美與人的自由︾。

當走廊也擠滿人之後，校長決定將答辯會轉移到一間可以容納四百人的大會議廳—

—

劉

曉波不僅要面對九位評委，還要接受這四百名旁聽者的目光︙︙

劉曉波享受這新到來的名聲，也從不掩飾自己對聲名和金錢的渴望，有時還以一種挑

釁的姿態表現出來。他的朋友李頡記得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研討會，劉曉波多麼急切的要

引人矚目，他在電梯裡用結巴的東北話說﹁這次咱們跟他們好好整一下﹂，他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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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記者說，說自己在友誼商店的櫃檯前被一瓶洋酒擊敗了，他付不起幾百元的價格。

他的一個朋友則記得，在一些沙龍上，他是多麼的出言不遜，讓每個交談者都心生不安。

像是一個內心充滿饑渴、又不知如何表達的孩子，他用傲慢掩飾窘迫，用尖利來引起關

注，用放肆來表現與眾不同。

但他很快發現，這種名聲和桀傲多麼的脆弱。一九八八年夏天他第一次出國。從挪威

到夏威夷再到紐約，作為當代中國最引人爭議的青年批評家，他要給西方世界講述他眼

中的中國文學。他依舊保持著一貫的憤怒，在路過香港時，他說這個城市就像一張不停

咀嚼的大嘴，他仍舊詛咒中國，歡呼這個殖民地取得的成就，說﹁中國需要做三百年殖

民地﹂才能改變現狀，他也對引起轟動的︽河殤︾沒太多的褒獎，儘管他們都被視作﹁激

烈的反傳統主義者﹂。在奧斯陸大學，他對著邀請他來說的漢學家們說—

—

你們一點也

不懂中國。

但在內心深處，一種深刻的沮喪和自我懷疑開始隨著旅行而蔓延。他的信心沒有被北

京友誼商店的洋酒的價格擊倒，卻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潰敗了。他發現在面對精美的

人類文明時，他深感無力。他賴以批判中國傳統的理論，在西方世界不過是一個陳舊武

器，他也不知道如何用這武器來繼續他的批判。他熟練地詛咒愚蠢，卻不知道如何理解

與創造更高的智慧。同時，他也失去了別人的關注，除去邀請他來的漢學家，這裡沒人

對他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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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撕毀了中國帶給我的所有外在裝飾和虛名﹂，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

突然明白我有多弱小。我甚至沒勇氣面對自己；我也沒能力和世界級的知識份子真正對

話。﹂

他感到無力，卻沒有失語。相反地，他寫的比任何時刻都更快、更多、更激烈。他

把孤獨與自我懷疑，轉化新的憤怒，這憤怒不僅指向中國傳統還有他自己。﹁在中國，

愚昧的背景襯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癡呆突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

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癡呆兒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他

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夏威夷寫道，﹁在中國，我為一個摻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虛名

而活著；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對真實的生命呈現和殘酷的人生抉擇。當一個人從虛幻

的高峰一下子墜入真實的深淵，才發現自己始終沒有登上過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淵中掙

扎。﹂他也承認，不管他對中國的批判多麼嚴厲，仍是站在陝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中國

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而批判所依賴武器，則來自於對西方一廂情願的美化。

外部的聲名和內在自信的雙重坍塌後，令人暈眩。在叫喊了這麼多年的發現自我之後，

劉曉波發現獨自面對真實的自己與世界，竟如此艱難，像是﹁長期在黑暗中不見天日的

眼睛，已經很難儘快地適應於突然打開的天窗，突然見到的陽光﹂。

他也追問，為什麼中國沒能產生東歐與蘇聯式的流亡者，他們在陌生的土地上仍創造

出不僅屬於各自國家、更屬於全人類的精神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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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沒持續下去，因為更大的誘惑在等待他，這片他詛咒的土地仍誘惑著他，他渴望

活在人們目光的中心。臨行前，在紐約的街頭他對作家貝嶺說：﹁在中國，你甚至放個

屁都引人注意，在美國你最大聲的呼喊也淹沒在數不清的雜音裡。﹂

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的逝世，激起了意外的迴響。死亡刺激起人們的情緒與想像力。

就像一九七六年周恩來的離去激發起人們對於十年內亂的憤怒，胡耀邦則讓兩年來改革

停滯中不斷積壓的挫敗與壓力找到宣洩口。通貨膨脹、官倒、腦體倒掛、腐敗、言論不

自由︙︙人們叫喊出所有問題，並認定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個政權一貫的傲慢和

青年人的急切，令一系列微小的衝突轉變成社會與政權的激烈對抗。在劉曉波回到北京

的前一天，︽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生請願定義成﹁一場反革命動亂﹂。

﹁為什麼中國人對類似周恩來、彭德懷、胡耀邦式的悲劇英雄的追思，要遠遠超過對

魏京生式的悲劇人物的懷誌？﹂劉曉波在回國之前的一篇文章裡問道。像一九八六年九

月語驚四座的發言一樣，他不準備分享知識界對於胡耀邦表現出的普遍性哀歎和讚揚。

在關於胡耀邦的連續三篇文章中，他質詢了這種悼念熱情。

﹁這次胡耀邦逝世現象，既反映了中國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現

行體制的腐敗，更表現出中國知識界對民主的理解的浮淺乃至錯誤﹂，他解釋說，﹁這

是一次對中國民主精英們的民主意識和行動能力的測試，並顯露出許多公認的民主鬥士

的弱點。這些弱點主要在三個方面：一、對執政黨開明派的權力的依賴和缺乏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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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圖借開明君主完成中國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間的民主力量；三、對民主的理解主

要停留在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上，而缺乏對程序民主化的關注。﹂

與三年前一樣，他仍是少數派。但是他那些著名的偏激卻一掃而空。比起別人的興奮，

他表現出驚人的冷靜。他不反對大學生們的激烈行動，卻強調方法與程式具體化、多樣

化、對實效的追求。他相信，民主的意識形態化才是導致民主運動原地踏步的深層原因。

他用台灣的︽自由中國︾、︽大學︾在民主轉型中為例，強調﹁在中國，一份具有獨

立發言權的民辦刊物、一個具有自治權利的民間團體對於民主化的意義，要遠遠超過執

政黨的改革之舉。﹂而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

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

不過當他來廣場時，他在文字上表現出的理性，發揮不了作用。很有可能，群眾運動

也輕易地激發起他的強烈情緒。或許他的理性也僅僅是另一種﹁反叛﹂—

—

他要反叛狂

熱的群眾。他輕易的和廣場上的學生們擠成了一片，他才三十四歲，和他們看起來沒什

麼區別。而且早在幾年前擔任老師時，他就經常擠到男生宿舍裡，徹夜聊天，他還和他

們在沙坑裡摔跤。﹁其他大家也喜歡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

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他的一個學生王小山回憶說。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

們是這場運動的主角，一個二年級學生吾爾開希還成為了全國學生領袖。

而現在，他們角逐的地方從師大的草場變成了天安門廣場。角逐的對象不再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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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個政權。他們力量懸殊，靜坐、絕食、喊口號是他們唯一的武器，而對方則擁有

一切。他們很少能預見到未來的命運，也毫無政治活動的經驗。比起日後民主鬥士、天

安門四君子、或是﹁幕後黑手﹂的評價，廣場的劉曉波似乎仍只是操場上摔跤的大孩子，

而絕食行動與其說是深思熟慮，不如說是當時的氣氛所然。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

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七十二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

家聽了，開始盼望七十二個小時的到來﹂，王小山後來寫道，﹁終於，七十二個小時到了，

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

—

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裡。又過了兩天，曉波又

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

不過去了。﹂

最終，政府的反應比所有人想像的都更﹁說不過去﹂。甚至沒有等劉曉波和他的三君

子１

朋友完成三天象徵性、又有鬧劇色彩的絕食，坦克與鮮血就結束了廣場的喧鬧、沮

１編註：在天安門事件當中，三名來自湖南的青年，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用雞蛋和顏料潑在天安門城樓

上的毛澤東像。但他們當即被正在天安門廣場的民運學生扭送公安局，並分別被囚禁十餘年，其中喻東嶽直到

二○○

六年方才出獄。六四事件後，民運學生領袖們一直為﹁三君子﹂事件自省和內疚。三人現在都居住在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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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與憤恨。到處是恐懼、死亡、疼痛還有未定的驚魂。

劉曉波卻表現出意外的興奮與鎮定。離開廣場後，他在一處相對安全的房間暫住。他

的一位朋友的回憶說，大多數人陷入絕望，覺得內戰即將爆發，劉曉波仍舊如常的吃飯、

開著玩笑、不停的抽煙，還不時的給朋友打電話，對著話筒大聲說，﹁喂，我是曉波﹂。

這是他性格的一貫延續，還是就像秋蟬知道時日無多，通過拼命鳴叫來緩解末日的焦慮。

六月六日晚上，他仍騎著自行車帶一個朋友回家，接著他被路旁麵包車裡跳出的人按

倒，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媒體才公佈他被監押的消息。

3還是一九八六年底，王蒙曾經預言劉曉波是個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將很快從舞台上消

失。三年後，王蒙被免去了文化部長，而劉曉波則仍在舞台中央，而且是一場大批判的

主角。

﹁選編在這本小冊子裡的劉曉波的言論，堪稱為反動狂人寫下的反共奇文，我們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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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諸君共同賞析、批判，以期把這些毒草連根剷除，化作肥料，用來壯大、鞏固我們

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

天安門事件後，一本叫︽劉曉波其人其事︾的書籍，作為

學習材料被四處派發。

和傳統的專制體制不同，現代極權主義深諳宣傳與思想改造的作用。政權要恢復它的

合法性，它不僅代表著權力的正統，也代表著思想上的正統，它通過批判﹁異端﹂來教

育普通人。

在逃亡的逃亡、入獄的入獄、沉默的沉默的一大批知識份子中，劉曉波不是最具權威、

最知名的一位，他甚至是這場運動的晚來者。

但他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標靶，他的那些放肆言論，既充滿快感也漏洞百出，從思想

到行動都是一個無可質疑、不讓人同情的﹁異端﹂。他的﹁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全

盤西化﹂的言論可以輕易的讓整個社會感到憤怒，令昔日屈辱湧上心頭。對他的批判也

不會引發知識份子太多同情，從文學分析到政治評論，他總讓他們不安，一個闖入者。

劉曉波最終消聲了，不僅是牢獄之災、政治迫害，更是因為一個無情的新時代的到來。

他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仍引起了一陣風波。仍舊是驚心動魄的語

言，毫不留情的批判，並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曾與他在廣場的知識精英與學生領袖。一些

人把他看作是真誠的懺悔錄，與巴金的︽隨想錄︾、甚至如盧梭的︽懺悔錄︾一樣，是

一個人對內心的痛苦探索，勇敢的袒露自己的傷口。但另一些人卻覺得，這不過是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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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一些親歷者發現，他不僅編造了事實，而且在他所有看似誠實

的懺悔與無情的批判之下，仍隱含著這樣的意思—

—

我仍是這群糟糕透頂的知識精英中

最不糟糕的一位。還有一些人相信，這種自我羞辱背後，既是對關注的渴望，也是對他

在監獄裡所為的救贖—

—

他向當局寫了﹁悔過書﹂。

但這風波像是一群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中的﹁茶杯中的風波﹂，它波及不到他最渴望

的中國大陸讀者。甚至整個自由知識份子的群體，都已迅速的邊緣化，被這個呼嘯而來

的新時代淹沒了。整個的社會的語言方式改變了，尼采、盧梭、孤獨、抗爭，這些辭彙

過時了，青年人要聽比爾．蓋茲、核心競爭力、天使投資、PC

機、商務艙。

劉曉波反叛者的形象也要過時了。乾淨、整潔、職業性微笑、穿西裝、說英語才是新

一代青年人的選擇—

—

他們要成為全球化的精英，而不是個落沒的、聲嘶力竭的邊緣叛

逆者。再沒有四百人擁擠到教室裡聽一堂美學的答辯會了，只有跨國公司的招聘會才吸

引這麼多人。甚至他的離經叛道，也算不上什麼了。他曾經大談金錢與性，它們是某種

禁忌，但現在人人都談它們，而且不只談它們。他指責著名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是社

會的中心力量，而現在他們也淪為邊緣，對他們指責缺乏意義。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

識份子第一次要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它不需要他們的拯救，甚至不再傾聽他們的意見。

像是對八○

年代洋溢的希望、理想、熱忱、自我崇高的逆反，他們躲回到自己的小世界，

或者乾脆以另一種姿態擁抱新時代—

—

他們不再認定自己要充當批評的角色、追尋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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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意義，而是新秩序的讚美者。

只有一個批評對象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更加強大、更加封閉—

—

中國政治。那個才華

橫溢的批評家失蹤了，一個政治異議者誕生了。在西方日漸繁多的對中國的經濟報導中，

偶爾會插進劉曉波的名字。

他遞交請願書，被勞改、監禁，他成了一名民主、人權的鬥士。十多年前，他毫不留

情的批評北京的﹁洋沙龍﹂，中國的作家與藝術家們像是這些西方外交官、記者、漢學

家們的文化寵物。如今，他的名字必須依靠西方媒體才能仍勉強地不被遺忘。

時代不再理睬他，他仍在頑強的生長。最初表演式的批判、反省，慢慢獲得了新的

生命力。或許擔心自己會墮入海外生活的虛空，他選擇留在了中國。他逐漸成了一小群

孤立無援者的核心人物。他們是那些拒絕遺忘歷史的﹁天安門母親﹂，中國殘酷崛起過

程中的批評者，一些拒絕沉默的社會活動家︙︙在一個樓房越來越高、馬路越來越寬、

空氣越來越污濁、聲音越來越嘈雜、情緒越來越狂躁的北京城，他們是一群﹁看不見的

人﹂，是﹁國家的敵人﹂。他們的家被人監視，他們的拜訪者要被審查與問話，他們不

能自由出行，甚至買菜都有人跟隨。這個政權一方面如此強大，另一方面卻又脆弱不堪，

認定自己足以被這一小群僅僅使用電腦鍵盤、試圖維持記憶的人顛覆。他們被政權監視、

被眾人回避，只能相互取暖。與其稱他們﹁鬥士﹂，不如說想頑固的捍衛人最基本的尊

嚴。在一些方面，劉曉波也更成熟了、更溫暖了。丁子霖２

記得他的熱心照顧，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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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王小山則回憶起，劉曉波試圖保護他的正常生活的努力。

但在他不斷發表的政治評論裡，那個青年批評家的影子猶在。二十年前，他全盤的否

定這種文化傳統，因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靈魂，他希望人們通過美學來獲救。

而現在，中國不斷強大，但人們卻依舊沒有獲得這種自由與尊嚴。中國人不再生活在資

訊的黑洞裡，不再會被大都會博物館所震驚，但在這表面的開放與自由之下，是一種或

許更驚人的禁錮。高壓政治帶來的恐懼、消費帶來的誘惑與逃避、資訊氾濫造就的無知、

道德缺席之後的麻木，糾纏在一起。人們被它們俘虜，卻仍自以為主宰了命運。與二十

年前相比，劉曉波的敵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憤怒的愚蠢已各種新形態出現。他要戳破﹁胡

溫新政﹂的幻象，要警惕民粹主義的氾濫，要人們警惕愛國主義的危險，更重要的是，

他還要反抗知識份子與整個社會越來越強烈的犬儒主義的新現實—

—

人們什麼都不再相

信，連反抗本身都變成了一種笑料。他從來就不是個﹁虛無主義者﹂，在否定與反抗之

後，他要尋求新的意義。

２編註：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其子蔣捷連於天安門事件中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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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

一○年一月六日，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前往布拉格中國使館遞交抗議書，一封

抗議中國政府宣判劉曉波十一年的公開信。這一天也是七七憲章發表的三十三周年。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哈維爾、楊．帕托切卡(Jan Patocka)

、海傑克(Jiri H

ajek)

等一群

捷克斯洛伐克知識份子，向布拉格政府遞交一份請願書，要求尊重捷克憲法所保障的每

個人的民主權利。請願書的內容並無意外，它不過是對捷克憲法中一些內容的強調與重

申，它也是對一年前捷克政府參與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的回應。距離布拉格之春已經九

年了，捷克人生活在一種希望幻滅後的虛空中。沒人知道這政治專制還會維持多久，它

不僅妨礙了經濟成長、破壞了生態環境，還已經腐蝕與窒息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空氣裡、

人們的談話裡彌漫的冷漠、麻木、玩世不恭。

但與眾不同的是，七七憲章不是政治宣言，不是政治組織，它也沒指望挑戰現行的政

治秩序，它是知識份子們對自身信念的一次重申，或許也是一種相互勉勵。它呈交給政

府，卻更是指向社會的發言—

—

即使先行的政治並未改變，我們也將努力按照自己內心

期待的方式生活，誠實的表達自己所想，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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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東歐湧現出的新哲學，他們知道不可能直接對抗現行政體，也知道期待所謂黨內政

治改良派的期望總是一再落空，而且這種期待經常是以喪失知識份子的獨立性為代價的

︵他們要依賴於這種以改良面目出現的權力︶。所以，他們不如努力尋求自治，並呼籲

社會空間的獨立成長。

哈維爾的故事最終成為了一個現代童話。一名劇作家成為了一幕現實政治的導演者，

他成為了一名政治領袖，領導一個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而七七憲章則變成了二○

世紀

知識份子史的光榮一頁。但童話隱藏了現實的殘酷，憲章的簽署者們入獄、流亡，他們

自己必難以預料到日後的成功。

﹁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劉曉波在幾年前寫道。他所說的道義巨人正是蘇聯的索忍尼辛、薩哈羅夫︵A

ndrei

Sakharov

，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捷克的哈維爾、南非的曼德拉式的人物，

他們在民族心靈被蒙蔽時，變成了精神的座標與道德上的鼓舞。這再度回到了他在二十

年前的老問題——

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偉大的心靈，不管海外的流亡者、還是仍在國內

的異議者，他們在創造力與道德力量上都沒有令人讚歎的成就，甚至陷入了相互鬥爭的

爛泥潭。

在某種意義上，零八憲章是七七憲章的回應，他們都是知識份子對於一種普遍價值的

確認。也像七七憲章一樣，零八憲章的口氣溫和、不過是對很多既定論述的重申，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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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六十年前的人權公約的呼應，也處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之內。

不過，它還是成為了一匹令人恐懼的﹁黑馬﹂。令政權驚恐的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在

經過二十年的壓制、分化與收買之後，竟仍有一群人試圖聚合在一起，發出群體性的聲

音。對劉曉波的宣判，的確激起了已經分化多年的知識界的共識。在哈維爾文集的中文

翻譯者崔衛平的電話訪問中，所有重要的知識份子，不管他們是否贊成劉曉波的觀點，

幾乎都表達了對審判的不滿—

—

這是又一次因言獲罪。

中國一方面看起來日新月異，二十年前沒人能想像它會變成今天的模樣；但另一方面

卻又停滯不前，一些時候甚至倒退了。在二○

○

九年末接受的一次採訪裡，多年不露面

的李澤厚說﹁我們要過封建資本主義這一關﹂。暫且不去理會﹁封建主義﹂的確切定義，

上一次對﹁封建主義﹂的辯論發生在一九八二年，它被理解成一種慣性極大的專制文化

傳統。

人們也普遍用﹁文字獄﹂來形容劉曉波的入獄。正在康雍乾的盛世之下，獨立思想大

受屠戮。歷史學家余英時把他比作另一個范仲淹，就像范仲淹的流亡，每一次入獄也使

劉曉波更偉大。他們挑戰了王權，遵從了更偉大的道統。在余英時看來，真正的儒家理

想一定於此刻的普世價值觀，不無相似。

這種類比或許不一定恰當，劉曉波也不一定喜歡，他在中國傳統裡看到的是無盡的壓

抑與黑暗，而不是光輝。但就像每個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身上都蘊涵著深深的傳統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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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你也可以在劉曉波身上找到對應的特徵。倘若范仲淹不完全恰當，你也可以在晚

明的李贄身上找到相似之處。面對一種無處不在的正統思想的壓力，李贄通過瘋狂來獲

得自由。個人自由在中國歷史上如此的罕見，政治權力的壓迫與誘惑、龐大的人際網路、

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讓個人獨立與自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魏晉文人縱情山水的逃避

是一種方式，或李贄式的瘋狂，變成了最後的可能性。八○

年末的劉曉波，不也在反對

一切昔日的正統力量和正在成為新正統的力量，並在這反對的過程，獲得暫時的自由之

感。在

這種意義上，他既是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毛澤東時代以一種相悖的方

式塑造了中國人，一方面它是思想上的高度專制，所有人都讀一種書，高喊一種口號，

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空前的自由，所有的機構都陷入了混亂，所有的社會束縛都消失了，

一個少年人可以無所不為。劉曉波以﹁黑馬﹂的姿態闖入文壇，帶著﹁紅小兵﹂造反有

理的衝勁。

這些類比可能有助於理解劉曉波，卻仍無法進入他的內心。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否會

服完十一年徒刑。如果一直到二○

二○

年，他以六十歲的年齡才出獄，他會完成進一步

的昇華，變成一些異議人士所期待的民族英雄嗎？只有很少的人，能如甘地、曼德拉、

金大中一樣從漫長的牢獄之中獲得重生，大部分的人身心俱疲。

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劉曉波不是曇花一現式的人物，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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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舞台被暫時的遮蔽與遺忘。他總令人想起蕭伯納的名言：﹁正常人適應世界，瘋子卻

經常讓世界適應他自己。推動歷史改革的幾乎都是瘋子。﹂

﹁劉曉波是曇花一現﹂的預言者的王蒙如今大談道家的輕逸，說中國文學正處於它歷

史的最好時刻。比起劉曉波的不合時宜，他永遠那麼與時代合拍，那麼正常。

後記：

上面的文字寫於二○

○

九年三月。七個月後，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個既出人

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結果。在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所有情結中，和平獎是最少提及的，

一九八九年得獎的達賴喇嘛更多被視作一個外來者。比起物理、化學、文學與經濟，和

平是個過分抽象的概念。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糾纏於自己內部的重重問題，沒有耐心

去關注更廣泛的世界問題，這種道德上麻木在我們對待朝鮮、緬甸、蘇丹的態度上可見

一斑。和平獎總是與世界的紛爭有關，而我們只關心自己的紛爭。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的

經濟成長或體育盛會對世界富有價值，卻很少意識到，我們內部紛爭同樣富有意義。在

這種意義上，劉曉波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二十一年前，他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感慨，

中國知識份子只能學習與複製西方的思想。但事實並非如此，自由、民主、人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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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或許早已被一代代的西方理論家們﹁過度闡述﹂了，已有了清晰的定義與邊界。

但在實踐之前，概念僅僅是概念，每一次實踐都將為它增加新的內涵與維度。在獲獎的

消息傳出後，你幾乎可以在北京的空氣中嗅得到這飄蕩的喜悅。人們聚在一起喝酒，心

裡帶著戀愛式的甜蜜，急於把心中的甜蜜告訴更多的人。﹁你知道嗎，它的獎金有一千

萬人民幣，可以在東二環買一套最好的房子﹂，我的一個朋友試圖向一位計程車司機解

釋，劉曉波是誰，諾貝爾和平獎又是多麼有價值。

﹁空氣中飄蕩的喜悅﹂當然是誇大之辭，是心理的奇妙反映，因為這一千七百萬人的

城市中的絕大部分人壓根就不知道劉曉波是誰。甚至在一所著名的大學裡，一位主管學

生社團的老師警告他的學生不要舉辦敏感的活動，因為據說﹁一個王曉波的異議作家得

了諾貝爾文學獎﹂。

伴隨著官方媒體的口誅筆伐，劉曉波的名字必將被更多的人所知。但他的獲獎會為中

國帶來深刻的影響嗎？

做出這個判斷仍為時過早。歷史的類比並不恰當，劉曉波既不是一九七五年的薩哈羅

夫，也是不是一九九一年的翁山蘇姬。在後兩位獲獎時，他們都已是各自國家的著名人

物，擁有巨大的道德聲望。即使如此，他們對各自國家的政局的直接影響，也沒有浪漫

主義者們描繪的那樣顯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韌性、中國社會的遺忘與冷漠，都遠比人

們想像的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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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整合自動完成了﹂，我的一個朋友這樣說和平獎的效應，劉曉波自動成為

了民間反對派的領袖。他還把溫家寶總理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大膽講話，理解成黨內自

由派的覺醒。對他來說，這兩種力量的結合，將改變中國。我想這也是很多人的樂觀情

緒的主要來源。

我對此不置可否，心中多少有些不安，為何我們考慮問題的視角總是如此功利化，似

乎一種偉大的情感從來不具有獨立意義，除非它能轉化成具體的行動和結果。我甚至多

少感覺到，人們對於劉曉波本人失去了興趣，只關心他這個符號意義，能有什麼現實價

值。在

劉曉波獲獎後，有人還編造出一個荒誕的新聞，來譏諷中國政府的氣急敗壞。據說

南京的組織了反對挪威的遊行，提出禁食來自這個北歐小國的鮭魚，一位激動的群眾當

場焚燒了一本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這則新聞令人莞爾，不過它令我想起了村上春樹在幾年前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

的：﹁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我們都是超

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一個一個的人，都是面對體制這堵高牆的一個一個的蛋。看上去

我們毫無獲勝的希望。牆是那麼高那麼硬，那麼冰冷。假如我們有類似獲勝希望那樣的

東西，那只能來自我們相信自己和他人的靈魂的無可替代性並將其溫煦聚攏在一起。﹂

劉曉波就是一個這樣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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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們這一代不能正視這個國家深層的困境，用膚淺的時髦來轉移我們對這種內在

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麼我們只能被證明是輕飄飄的一代。讓我們從網路和消費主義營

造的小世界中走出來，去迎接這個真實的社會。像所有社會的轉型期一樣，今天的中國

面臨著艱苦的工作。這一代與未來幾代人，要將我們的熱忱與精力投入到一場構建一個

值得生活的好社會的過程。我們需要揭露黑暗的新聞記者、富有正義感的律師、有社會

良知的商人、願意推動改革的官員、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組織。

我們這一代

CHAPT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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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 CHAPTER 11 240

1從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莊出口下來，車拐進一條引水渠旁的林蔭道，再右轉就進村了。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郊區村落，主街上滿是小商鋪，從山西刀削麵到手機、雜貨店、還有

提供從剃頭到按摩所有服務的美髮店，劣質的藍底或紅底的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毫無

章法的連成了一片。路面上儘是塵土，車過時揚起一片，讓人無處可躲。

這絲毫不妨礙路邊的人們從容不迫的吃下盤中的炒麵，再心滿意足的點上一支煙。他

們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膚黝黑。他們不是本村居民，是不遠

處那排在建的住宅大樓的工人。正是中午，他們享受著暫時的放鬆，抽煙、喝茶、與安

徽老闆娘無傷大雅的調笑幾句。街對面美髮店的姑娘斜坐在門前，專心打毛衣，右腿壓

在左腿上，有節奏的顫動著，紅涼鞋若即若離的掛在騰空的右腳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樓，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莊最龐大的建築群了。院牆與鐵門

隱藏了它的規模，只能看到兩幢辦公樓，大約六、七層高。透過接待室的後窗，我模糊

的看到一幢二層板房，灰色、簡陋，不知是否被關押人員所住，也不知這樣的板房有幾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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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CHAPTER 11 我們這一代

在網路上流傳的說法是，許志永就關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個被捕的朋友，卻可能是

第一個讓我清晰的意識到﹁被捕﹂這種感覺的朋友。

二○○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晚，我們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晚餐上，他

似乎保持了一貫的樂觀與信心，似乎九天前稅務部門對公盟的突然造訪和近乎瘋狂的懲

罰措施，一點都沒讓他心灰意冷。誰都清楚這是一次以經濟為名義進行的壓迫。

我們的國家似乎總是充斥著這重重荒誕。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潰、衝突不停，到處卻都

在大談和諧社會；憲法保證每個人的言論自由，但是法律也懲罰所有可以被定為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你說不清哪句話一不小心就可能顛覆掉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它的一些官

員公然四處尋找處女，色情服務無處不在，它卻聲稱要用一款軟體來保護那些上網的少

年免受黃色內容的傷害︙︙

而許志永和他的同志，對社會滿懷責任與深情，想通過自己的法律知識去幫助困境中

的陌生人，以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公，給那些悲觀無力者希望。但他們想成立這樣一家民

間機構時，卻因沒有政府部門願意出面擔任主管單位，而不能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

它不得不註冊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專制政權總是以消除社會力量為首要任務，它不容許人們因相同志向與興趣結合在一

起，它可能分散權力中心的權威。當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力量都被清除時，它就是一個

極權社會，國家力量無處不在，從你的工資單到臥室，政治權力無處不在，在情書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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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主席語錄的年代不正如此嗎？極權體制通過恐懼和欺騙造就孤立無援、喪失獨立思

考的個體，他們又是一場場荒誕的群眾悲劇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後，我們看到了

市場力量的迅速興起，卻沒看到社會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個健康而強大的市民社會才

能去培育多元的價值觀，讓人們既抵制強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僅僅淪為生產者和消費

者，使每個人成為健康的公民。當權者瞭解這些，登記一家非贏利公益組織，要比登記

一家公司更困難得多。這其中的含義一目了然——

我允許你賺錢，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許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為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之中。在他

們不懈的努力背後，是一個新的中國的形成：經濟進步不再能給全社會帶來普遍福利，

財富差距迅速擴大；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達成了新的聯盟，使得壟斷利益集團出現，普

通人的機會不僅減少，而且利益經常受到侵害；金錢催生了政治權力的擴張，造就了一

個扭曲的經濟結構；扭曲的經濟結構帶來了環境和生態的破壞，也踐踏了道德倫理，造

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於是，在中國這台龐大的經濟機器轟然向前時，很多人跌落在

車輪之下、被碾過，但他們的叫喊聲卻經常被轟鳴聲所淹沒。

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歎息，擁擠在上訪村裡徒勞等待希望，舉著申冤的牌子

默默的站在法院、檢察院乃至中央電視台門前。媒體很難給予他們空間，它們不僅被意

識形態控制，也加入了娛樂化的潮流；社會精英很少關注他們的存在，精英們要大談中

國的全球領導力、經濟成長率，弱者們不過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犧牲；官僚機構當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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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興趣，這個政權建立的最基本哲學就是漠視人的尊嚴，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

經的國家主席都曾如此慘死，何況這些普通人；至於廣闊的老百姓，他們看到身邊的不

幸者會有多麼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獲取少許的安全感︙︙這樣的社會充滿不

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義與良知。

公盟旗下幾十名律師幾乎全部免費為不同的群體提供法律諮詢，並以各種方式普及法

律常識。從推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到為鄧玉嬌案的辯護，再到為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響

的家庭，公盟像是過去六年中國法治進程的某種縮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

幫助普通人獲得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他們很少用口號和理論來表明姿態，而是用一個個

具體的行動，推動公民權利的成長，為充滿絕望和嘲諷的公共空間中增加希望。他們也

從未放棄任何一個改善社會的機會，包括體制內。自從二○

○

三年當選為海澱區人大代

表以後，許志永就不斷運用新的身份，揭露種種問題。在三個月前的一次演講所提到的，

他們尋求的是團結、共識、參與、奉獻，他們要通過點點努力，來改變中國長久以來惡

劣的政治生態。一些時刻，他們成功了，另一些時刻，則失敗了。他們當然也開罪不少

當權者與利益集團—

—

當他們為受害者尋求公正時，特權者的特權也因此減少了。

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夜晚，他試圖還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

識形態死亡之後，黨與政府早已分化為不同的利益集團。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都會毫

不留情的動用手中的權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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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分析這一切時，志永仍舊保持著一貫的樂觀。我記得兩年前的一次交談，那時

他意氣風發，相信二○

○

八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的改革契機。當全世界都

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該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

間。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經由電腦網路的聚合與傳播效應，弱勢者可能與強勢

者進行大衛與歌利亞的戰爭，而且勝負未定。

那如今呢？兩年以來，我看到的是政府權力隨著重要國家事件而成長。大地震、奧運

會，還有金融危機，似乎每次挑戰都必須借由國家權力的擴張才能應對。賑災只有政府

出面，死亡的名單是國家的秘密，奧運會的一切都只能由國家承擔，最富有的是中央企

業，連年輕人都意識到了公務員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為有性格的網民，

輕易的匯聚成﹁愛國主義﹂的洪流。而社會力量，則困難重重，身份不清、財政吃緊、

經常處於被收編的邊緣。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為上訪者提供法律援助，為毒奶粉的父母索賠，

探訪京城的黑監獄，他挨過打、被粗暴的拘留過，全因他試圖為一群已經受難卻失語的

人群尋找公正。或許他在這一系列個人際遇中，感覺得到人們對正義與良知的巨大渴望。

這種渴望讓他溫暖和堅定。

那天晚上，我們在薊門橋分手。我記得他離去前說得最後幾句話中的一句是：﹁最壞

的結果是抓我坐牢，這也沒什麼。﹂不過，我沒把這話太當真。我想他們會對普通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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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施以重手，但對許志永這位得到普遍關注的人物，會用更謹慎的方式。何況志永的

方式是溫和的，在一次講演中他強調，他們的方式不是批評——

儘管批評很重要，也不

是改良，當然更不會是對抗，而是建設。更何況，他還是一名區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

他，是要區人大通過的︙︙

但不到一周之後，就傳來了相反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的清晨五點，社區的保安看到

他被四五個人帶走，不知去向︙︙

2大約六年前，在北京在豆各莊更遠的東郊的一間公寓裡，余杰和我玩笑式的講起了他

這些年被跟蹤與審查的經歷。我們相識於一九九七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長三屆，但不同

系。我記得第一次讀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時內心難耐的激動—

—

思想的熱忱、批

判的銳氣、寬闊的視野、全都混雜在少年意氣中了—

—

而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園中本

應有卻幾乎沒有的氣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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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銳，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虛榮、喜歡回鍋

肉、要命的單相思一位長腿姑娘。在我們相識一年後，一位出版商發現了那些油印的文

集，然後突然之間，他在大學中、在青年裡、在社會精英中，他變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

距離天安門的那場悲劇將近十年了，這也是思想上沉悶和過度謹慎的十年，但一個年輕

人跳出來，用他幾乎顯然帶著稚氣的口吻表達他對文化、社會、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氣

和熱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顯得既年輕又古老，他才二十五歲，但是他採用的方式又是

中國人最熟知的—

—寫文章、談論思想、引起爭論、刺激人們思考。他是個啟蒙者，儘

管思維有時過分單調。

他接下來的軌跡不再那麼順利。他的嚴厲批評態度，讓校方難安，或許也讓更多的保

守者不適，二○

○○

年他畢業後，發現原本接收他的單位拒絕接受他。他成了一名獨立

作家。他依舊引起爭議，忘記了是二○

○○

年還是二○

○

一年，他在一份期刊上發表了

一篇名為︽昆德拉與哈維爾―

―

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借由中國知識份子對

這兩位捷克作家的態度，余杰試圖剖析一九○

○年代的文化心理—

—

我們太聰明了，而

缺乏嚴肅的道德立場。

似乎每一次公開討論，都是一種價值觀覆沒前的最後頑抗。在一九九三年對於人文精

神的討論之後，人文精神被棄如敝履；而這次關於智慧和立場討論之後，立場的最後防

線也潰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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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名聲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擴大、還有他在海外媒體上撰寫的文章，余杰逐漸的被

劃到另一個群落—

—

異議作家。緊接著，他的書無法繼續在國內出版，國內的媒體禁止

刊載他的文章，再接著他成為了一名基督徒︙︙

我們的關係日漸疏遠。這既是因為離開大學之後，我們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軌道。或

許也是因為在潛意識裡，我覺得他的方式太過簡單。一個新時代到了，那麼多無窮的新

事務，過分的道德判斷，顯得既單薄又粗暴。

一個新的時代真的到了。電腦網路熱潮在一九九九年席捲了中國，是比爾．蓋茲、斯

提夫．賈伯斯、丁磊１

、張朝陽２

，而不是羅素、卡夫卡、魯迅或是李敖，成為了新的偶

像人物。資本與技術，而不是書籍與思想，成為時代精神的載體。

我先是在電腦網路公司，然後進入了一家新興的報紙。這份報紙要報導的是中國融入

全球的進程，跨國資本如何改造中國的面貌，技術如何衝破被禁錮的社會，市場化如何

摧毀了計畫體制，民營企業家怎樣成為時代的英雄︙︙總之，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

的世界。去他媽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道德立場問題，它們陳腐不堪了。我們有

了蘋果電腦和G

oogle

、出國旅行、充沛的工作機會與性愛；也可以大談矽谷精神與搖滾

精神的相似之處，評論九一一事件與美國外交政策，偶爾還引用一下詹姆斯．喬伊斯；

１編註：網易公司創辦人，二○

○

三年中國首富。

２編註：著名搜尋網站搜狐的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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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安理得說，告別革命吧，中國需要的是漸進，放棄批評吧，我們要的是建設性，

強調道德是愚蠢的，因為它通往災難；我們聰明、時髦、以為無所不知、或許還挺酷︙︙

我們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代。

3兩年前認識許志永時，我被他身上散發出的活力和強烈的正義感折服，它既讓我欽佩

也讓我不安。我當然瞭解這個廣闊的中國，有著無數的個人悲劇，倘若你在中國的縣城

與鄉村旅行，你會有一種撲面的窒息感，它不在於人的內在悲劇性，而是顯而易見的社

會不公和制度性的傷害。但是許志永卻決定將這些私人憤慨轉化成行動。和余杰一樣，

他也生於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決定了他未來的道路—

—

河南民權縣。

我們因一個青年組織而相識。這個組織的大部分成員，都是中國的成功者，投資銀行

家、出版商、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藝術家，他們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

許志永談論的則是另一個世界，上訪者、無奈的父母親、被判冤獄的人—

—

一個被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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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損害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我們曾長久的轉過頭去，假裝他們的不存在。我們無節

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問他們為何成功，不願為失敗者少許停留，不去理解他們的困境。

但正因這種忽略和回避，這個黑暗的世界日漸擴大了，最終它可能會影響到、吞噬掉每

個人。讓我們問問現實吧：我們的心肝在哪裡？

也因為許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現出來，我開始覺得他的那些憤怒和吶喊，

或許失之片面，仍對這個社會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如許志永這樣溫和的建設者，都要面

臨如此殘酷的對待，那麼這個國家蘊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須被不斷檢討和糾正的。

一些曾經被我淡忘的書籍和人物再度進入的腦海中。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還有馬

丁‧

尼莫拉的那著名的詩句：

開始他們抓共產黨員，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抓工會會員，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他們又來抓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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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他們衝我來了，

已經沒有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六年前，我熱情洋溢的寫過一篇文章，談論我們出生在一九七○

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

和希望。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自由和力量，我們可能因此將中國引入一個新

的舞台。如今，希望猶在，那種淺薄的樂觀卻迅速的消退。倘若我們這一代不能正視這

個國家深層的困境，用膚淺的時髦來轉移我們對這種內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麼我們

只能被證明是輕飄飄的一代。讓我們從網路和消費主義營造的小世界中走出來，去迎接

這個真實的社會。像所有社會的轉型期一樣，今天的中國面臨著艱苦的工作。這一代與

未來幾代人，要將我們的熱忱與精力投入到一場構建一個值得生活的好社會的過程。我

們需要揭露黑暗的新聞記者、富有正義感的律師、有社會良知的商人、願意推動改革的

官員、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恪守類似的準則，對未來有著相似的憧憬，他們

用積極的思考與行動，來取代消極的嘲諷，用具體而細微的行動取代了空洞的吶喊，富

有激情卻足夠冷靜。

當然，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自私怯懦，不會有許志永的勇敢。我們也沒有能力去面對強

大的官僚組織。但你能夠努力成為一個社會中富有建設的一員。去拒絕身邊的謊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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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直言不諱的人；去簽名，表明你的立場；你成不了維權律師，卻可以為這些組織捐

款、提供別的幫助；你可以在你的報紙上，為這些社會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僅

僅是無聊的娛樂消息；你可以和身邊的人結伴旅行，真心的理解這個國家的現狀；你可

以在電腦網路上發起free internet cam

paign

，去抵制那該死的防火牆；你可以在你創辦的

公司，強調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場規則；去做一個好醫生，讓你的

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對自己的朋友說，我們別談論股票和房價了，我們來談

論一本書，我們不要再說房祖名了，來說說許志永他們做的事；去放棄那些自我原諒︵我

也沒有辦法︙︙︶，而去相信個人的力量，你會想影響周圍的人，然後這種影響會擴散

開，友愛、同情、公正、正直，這些美好的東西，會逐漸浮現而出︙︙

4我再度見到了志永，是在二○

○

九年八月末，我即將前往英國遊學一年。在被關押了

一個多月後，他獲釋了。它和抓捕一樣，沒有什麼具體說明。很有可能，它是巨大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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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結果。這個經歷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樂觀，相反的，他似乎更樂觀了，既然受過了牢

獄之災，還有什麼令人畏懼的。況且，獲釋本身，也說明了社會正在進步。

像以往一樣，我們的交談仍是表層的、事物性的、甚至有點玄怪。他說自己在看守所

時，內心出奇的平靜，滿腦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時空變化的問題。我想探究他內心的軟

弱、無助，還有他深切的焦慮，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他無意進入這種話題。或許，我不

是個好的交談對象。在這層意義上，他單純，卻仍是個謎一樣的朋友。

我和余杰也恢復了聯繫。﹁我徹夜沒睡，放聲大哭﹂，二○

一○

年十月八日的短信裡

說。那時，他正在舊金山，目睹著電視畫面上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新聞發佈，劉曉波

得獎了。

我多少能感到這淚水中的複雜成分，除去狂喜，更有這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在過去

十年中，他是劉曉波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共同參與的獨立中文筆會是這個龐大的國

家中一小群異議人士的臨時避難所。殘酷的國家機器固然可憎，反對者內部的爭吵同樣

令人心焦。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保持獨立的人格、建設性的態度是難上加難。有時你

不禁沮喪，中國掉入了歷史的陷阱，它的統治者與反對者們都有著一顆專制的頭腦，總

是重演著小暴君推翻大暴君的劇碼。與此同時，他們還多少不安的看到國際社會的曖昧

態度，人人都急著與中國政府做生意，讚歎﹁中國模式﹂的有效，至於民主、自由、人權，

倒像是歷史的陳舊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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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覺得一切毫無希望時，上帝突然給了你這樣一個禮物。﹂余杰說。他回到北京

了，我們幾個朋友聚在他所住的社區的一家餐廳裡。在餐廳門口的長椅上坐著七八位青

年人，他們奉命來監視余杰，似乎擔心這個文弱的作家，突然會帶來不測的威脅。不過，

這監視的形態與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昔日的意識形態早就失效，這些青年再不會認定

自己在報效黨與國家，他們會無奈的說﹁這是我的工作﹂，一臉身不由己的表情。別試

圖激發起他們的人性溫暖，︽竊聽風暴︾中的一幕從不發生。很多時刻，你感覺中國社

會正陷入漢娜．鄂蘭所說的﹁banality of evil

﹂，每個人都以看似無奈的方式讓這個系統

繼續運行，別期待這強大的慣性會立刻改變。

我和余杰仍有很多分歧。我讚賞他的持續的勇氣，卻對他的過分簡單的思維感覺不適。

我們在一起時，各自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角色。他是知識淵博的中文系研究生、新銳作

家，我是個大學三年級的文學青年。這感覺令人既舒服，又彆扭。

我覺得他成為了自己的姿態的俘虜，他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反對聲音，卻不再是個講究

語言與思想的作家。在我們吃飯後第二天，他在自己家被軟禁了。四個小夥子日夜守候

在他的門口，其中一個因為偶然的降溫還得了重感冒。來探訪他的人被攔住，他則不能

離家。接著，他的手機被切斷，成為這個擁擠的城市中的一個隔離者。這不自由的狀態

可能要一直持續到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時。

他和劉曉波一樣，都是國家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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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的誘惑

THE TOTAL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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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的誘惑 / 許知遠作臺北縣新店市 : 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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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研究 2.極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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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的诱惑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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