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東西譯解同

──衛禮賢的《易經》翻譯

賴貴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提要

西方《易》學與漢學（Sinology）發展密不可分。自 16 世紀開始，在耶穌

會（Societas Iesu, Society of Jesus）傳教士穿針引線之下，漢學家對《易經》的

翻譯與研究興趣，因此持續不絕。其中，德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翻譯先秦儒、道主要經典，發現《易經》的特殊地位與哲學作用，從而進行深入

研究，並請教當時中國知名學者勞乃宣（1844-1927）與胡適（1891-1962）等人，

完成第一部德文《易經》的翻譯，此部譯本被稱為「西方《易》學史上的《新約

全書》」。衛理賢譯筆「簡明」（concise）、「自由」（free）、「想像」（imaginative），

是西方公認最準確無誤的譯本，比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英譯

本更能把握《易經》的原義。此外，衛禮賢十分重視《周易‧繫辭傳》人生哲學，

認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觀念是人類文明中極高的理念；並利用《易

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道理，探討宇宙的本源和人群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成為《易》

學「實用派」的創始人，與理雅各的「文本派」分庭抗禮。其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與貝恩斯（Cary F. Baynes）合譯出刊衛禮賢《易經》英文

版，貝恩斯又把衛德明《變化：易經八講》（Changes,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翻譯英文在美國出版，這兩本英文譯著直接推動美國《易》學研究快速起飛，也

使衛禮賢所代表的「實用派」《易》學得到更多的發展。

關鍵詞：漢學、《易》學、理雅各、衛禮賢、衛德明、貝恩斯。

一、前言

筆者於 2003 年 8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31 日，客座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

院（Sinologisch Instituut，Rijsuniversiteit Leiden，Nederland），正式與西方漢學結

緣；又於2004年4月13日（星期二）上午，造訪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HU Berlin），學校大門口適有開放書市，於是購得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譯本《易經》1，因此開啟西方《易》學研究的窗口。

其後，2007 年 3 月，受命為本校「國際漢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旋於該

年 8 月 1 日應聘為創所所長，因此更加深化對於西方漢學的認識與理解。近幾年

來，指導二位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撰寫相關學位論文，其一為蔡郁焄「衛禮賢、衛

德明父子《易》學研究──天地人合一之思想」，其二為沈信甫「理雅各與衛禮

賢英譯《易經》比較研究」2，而信甫仁棣於 2009 年獲得教育部「學海揚珠──

海外遊學一年獎學金」，前往美國俄亥俄州芬利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Findlay）

深造學習，於該年聖誕節，託其代購取得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3與貝恩斯（Cary F. Baynes）英譯衛理賢之《易經》4，並囑咐信甫仁棣以之為博

士論文課題。從兩位博士指導學生的研究主題與進程中，教學相長，相觀而善，

1 案：此書封面上端楷書「甲子」為西元 1924 成書之年，故出版項作「Neugesetzter, univeränderter

Nachdruck der Ausgabe Jena 1924 für Marix Verlag GmbH, Wiesbaden 2004」，又為 Marix Verlag

2004 年新版；中間楷書題名「周易」，左右楷書「北京衛禮賢譯解」，正中外雙框長方書以德文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__ In der Originalübersetzung von Richard Wilhelm」，

內頁有董作賓以甲骨文題寫「周易」書名。有關衛禮賢《易經》譯著，尚有以下版本可資參考：

（1）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XIX）,1980.（2）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tragen und herausgegeben von Richard Wilhelm. Münche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89.（3）Richard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 Princeton:

Translated by Irene Eb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Bollingen Series 19.2）, 1932. 2 有關理雅各與衛禮賢譯本《易經》的比較，已有以下研究成果可資參考：（1）Tze-ki, Hon.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of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315-336.（韓子奇：〈生生之謂易：比較理雅各與衛禮賢的《易

經》翻譯〉）。（2）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著、陳京英譯：〈攀登漢學中喜馬拉雅山的巨擘

──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理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啟迪〉，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21-57。（3）任運忠：〈理雅各、衛

禮賢／貝恩斯《周易》譯本比較〉，《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2 期，

2008 年 4 月。（4）李鍑倫：〈兩種英譯本《周易》修辭語體韻律的對比分析〉，《國文天地》，25

卷 6 期，2009 年，頁 113-128。 3 案：衛德明，出生於中國青島，1932 年柏林大學博士；1943 年，向駐北京的德國人作學習《易

經》的輔導報告；1944 年，將輔導材料整理出版《變化：易經八講》。1948 年起，在美國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任教。其《易》學重要著作有以下二種：（1）Hellmut Wilhelm, Changes: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Translated by Cary F. Bayn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0.（2）Hellmut Wilhelm,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4 案：此書封面以黃色長方框書以古文「易」字，英文則作「THE I CHING」、「OR BOOK OF

CHANGES」、「WILHELM / BAYNES」、「BOLLINGEN SERIES XIX」、「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從出版項得知，此譯本初版於 1950 年，此書為 1985 年第 21 版。

因時順理，而撰寫本篇論文，回顧前瞻，不免有學海無涯、學志有緣之感歎。

西方漢學研究是從 16 世紀葡萄牙人到達廣州、耶穌會士抵達中國後開始，

經過 16、17 世紀的積極拓展，18 世紀的漢學在歐洲學術界取得一席之地，到 19

世紀時，漢學更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崛起，更把漢學研究由

傳統的文化經典擴大到涵蓋社會、經濟、法律、科技等無所不包的「中國研究」

（Chinese Studies）。在這四百多年間，從國別（地域）來看，漢學研究由葡萄牙、

西班牙和義大利三國在 16、17 世紀開疆闢土，到 18 世紀在法國開花結果，接著

才擴散到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然後在強勢美國的主導下，繼續發展，不斷地

開枝散葉。

《易》學在歐美的流佈傳播，與漢學在歐洲的發展息息相關；而漢學在歐洲

的開展，又與歐洲殖民主義勢力東來，及其對中國的商貿拓展密不可分。因此，

自 17 世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向歐洲學界鼓吹

《易經》，將《易經》與歐洲自身的索隱主義（Figurism）相結合，並博得了萊

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的關心與贊賞以來，歐洲漢學家

對《易經》的興趣一直持續不絕。近代以來，歐洲研究《易經》的著名學者，其

犖犖大者，則有英國拉古貝里（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法國霍道生（P. L. F.

Philasbre,1837-1902），比利時哈雷茲（Charles-Joseph de Harlez, 1832-1899），

俄國休茨基（Iulian K. Schutskii, 1897-1941），德國衛禮賢及其子衛德明等諸家。5尤其，英國理雅各6與德國衛禮賢《易經》譯本，素為西方漢學界《易經》研究

的典範，至今仍有崇高的學術參考價值。7因此，本文聚焦於衛禮賢主張《易經》

同為占筮與哲理之書的「實用派」翻譯研究。

5 有關近百年歐洲《易》學研究，詳參以下資料：（1）I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p. 13-55。（2） Hellmut Wilhelm,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Seatl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5）。（3）Richard Rutt,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60-82。（4）楊宏聲：《本土與域外──超越

的周易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 年 7 月第 1 版，《第四編 《易經》西傳與

易學的國際化》，頁 179-231。（5）賴貴三：〈西方易學發展史略〉，收錄於《中孚大有集──黃

慶萱教授八豑嵩壽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3 月 21 日初版），頁 613-655。 6 關於理雅各詳細的生平介紹，詳參以下資料：（1）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2）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6）。（3）

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4）岳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28-92。 7 在近人的研究成果中，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更將理雅各與衛禮賢兩人對漢學研究的貢獻

給予最高的評價，稱譽兩人是「攀登漢學中喜瑪拉雅山的巨擘」。詳參：費樂仁著，陳京英譯：〈攀

登漢學中喜瑪拉雅山的巨擘──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

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啟迪〉，頁 21-57。

二、衛禮賢父子《易經》譯本與《易》學考略

歐洲人對《易經》的探索，起源於 16 世紀耶穌會士開始研究中國儒家經典

之時。當時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們，為了使信奉儒家學說的中國人，對耶穌及

其宗教產生興趣，便開始研究儒家經典，進而運用他們所理解的儒家概念去宣揚

天主、詮釋西方教義。在這種背景下，位居中國文化經典之首的《易經》，也成

為傳教士們涉獵及深入研讀的中國古籍。自 16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來自歐洲的

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等國的傳教士，先後對《易經》展開直接而有系統的

研究，他們往返於中國與歐洲之間，透過譯作、信札、著作、報告等方式，詮釋、

闡述並傳遞他們對《易經》的觀察體會、研究心得和成果。

其中，理雅各長期從事中國經典的英譯與研究，自咸豐八年至光緒十一年

（1858 -1885），在其他傳教士以及清朝士大夫王韜（1828-1897）的協助之下，

完成《四書》、《五經》的英譯本，出版五卷《中國經典》──《論語》、《大學》

與《中庸》，《孟子》，《尚書》，《詩經》，《左傳》。此外，也翻譯《易經》8、《禮

記》，還譯有《十三經》中的其餘十二部經典著作。《易經》翻譯本一出版，就

成為西方第一本具權威性的英譯本，並被譽為「西方易學研究史上的《舊約全書》」。9理雅各因身處英國最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因此他以西方傳統的思維及基督教

的教義去解釋《易經》，並根據清儒李光地（1642-1718）《周易折中》，將《易經》

分離為「經」與「傳」兩部分。「經」指《易經》，包含六十四卦及卦爻辭，他認

為是描述西周初年歷史的珍貴史料；而「傳」指《十翼》，他卻認為是充滿著迷

信思想，與歐洲的理性思維背道而馳，尤其對《繫辭傳》不滿，認為《繫辭傳》

中的陰陽與太極等概念是東方思想落後的明證。10

對照觀察德國漢學研究歷史發展，雖可追溯到明末清初著名的傳教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但是整體而言，德國漢學研究遠遠

落後其他歐洲國家，一直到 19 世紀末、甚至 20 世紀初，德國漢學才逐漸發展。11而德國在西方《易》學的發展過程中，卻因 17、18 世紀萊布尼茲與 20 世紀初

衛禮賢二人，而在西方《易》學流播發展史上，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勞動階級的新教家庭，

早年接受過神學教育，曾先後在圖賓根大學福音教神學院（Tübingen University，

1891-1895）和斯圖加特神學院就讀，畢業之後擔任過代理牧師一職。1899 年，

8 案：理雅各在中國學者王韜的幫助下完成翻譯，譯作名為《易經》（The Book of Changes），收

錄在《東方聖書》第 16 卷之《中國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第二冊。 9 案：1963 年再版於紐約，1993 年中文版在中國湖南出版，加上秦穎、秦穗的漢語注釋。

10 詳參韓子奇：〈近年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收入鄭吉雄編著：《周易經傳文獻新詮》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前言〉，頁 2。 11

詳參：（1）〔德〕馬漢茂、漢雅娜，﹝中﹞張西平、李雪濤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

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 11 月。（2）李雪濤（1965-）：《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

漢學──德國漢學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年 6 月。

他向同善會申請願意派駐到中國青島（當時德國殖民地）擔任牧師，便成為在華

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後又擔任德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在中國居住 25 年之久，

因此精通漢學。12衛氏在華傳教期間曾評論過義和團運動，對德國軍隊侵略殖民

地的暴行予以譴責，以及用和平手段來宣傳教會工作等活動。其漢學研究的代表

作品以《中國心靈》、《老子與道教》、《孔子與儒教》、《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史》、

《中國哲學》、《中國人的經濟心理學》、《易經》、《論語》、《孟子》、《大學》等德

譯本為主。1910-1928 年，衛禮賢在華期間，先後翻譯先秦儒、道主要經典，後

來發現《易經》在十三經中的特殊地位的哲學作用，從而進行深入研究，並請教

當時的中國知名學者勞乃宣（1844-1927）13與胡適（1891-1962）等人，並採納

了胡適關於太極為太棟的說法，揭示還原《周易》哲學以具體化的結構，創立了

《易》學的實用派。衛禮賢曾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也曾在中國北京大學和德國

法蘭克福大學多次舉辦《易》學講座，聽者遍及歐、美各國。1925 年，德國法

蘭克福大學籌設漢學講座時，衛氏便曾擔任過首任的講座教授，影響了歐洲漢學

研究的發展。14

1913 年 3 月，衛禮賢在中國學者勞乃宣的協助下，開始著手用德文翻譯《易

經》，歷經十年，於 1923 年完成。次年（1924），返回德國，成為享譽歐洲的漢

學家；他翻譯的這第一部德文本《易經》，1924 年在德國耶拿（Jena）出版，被

稱為「西方《易》學史上的《新約全書》」，他也因此而名垂《易》學史。根據他

對《周易》的深刻理解，此譯本並成為以後西文書《周易》藍本的德譯本《周易》

12

關於衛禮賢生平背景的介紹，參見［德］吳素樂（Ursula Ballin）著，蔣銳翻譯：〈衛禮賢（1873-1930）

傳略〉，收錄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

社，2004 年 4 月），頁 30-53。此外，尚有以下相關資料可供參考：（1）〔德〕衛禮賢：《中國天

主教傳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2）〔德〕鮑吾剛（Wolfgang Bauer）選編：《衛

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1973 年。（3）〔德〕衛禮賢著，〔中〕王宇洁等譯：《中國心靈──

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 7 月 1 日。（4）〔德〕衛禮賢著，〔中〕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年 7 月。（5）〔德〕衛禮賢：《青島的故人們》，青島：青島出版社，2007 年。（6）范勁：《衛禮

賢之名──對一個邊際文化符碼的考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13

勞乃宣是晚清著名的語言學家，也精研《易》學，曾擔任京師大學堂校長，1911 年辛亥革命

後蟄居青島。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日本人在 1914 年佔領青島，他曾離開，中斷了協助衛禮賢

的工作，直到大戰結束才重返青島，繼續協助衛禮賢。可惜他在 1921 年 7 月逝世於青島，有生

之年並不能親見德文版《易經》問世。 14

詳參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by Irene Eber: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

（《易經講稿：持恆與應變》）,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19.2, 1932. 按：

本書比較集中表達衛禮賢對於《易經》的看法。收入他於 1926-1929 年期間，在法蘭克福所作的

四組講座，其論題分別是：「對立與友誼的政治學」、「藝術精神」、「變化中的恆定」、「中

國人關於死的概念」。在這些講座中，衛禮賢從《易經》中選取了一些文獻予以講解與衍申、發

揮他所要論述的那些主題。他從事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二：一是向現代西方人傳達中國傳統文化的

內容與價值；二是揭示《易經》中所包含的普遍性適用的智慧。現在再來檢視此書，第一個目標

衛氏完成得很好，就以運用現代語言來表達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言，衛氏的工作至今仍是第一流的

作品。而第二個目標上，對他研究的成果評論，則不免於見仁見智了；然則，可以肯定的是衛氏

所發現的普遍性智慧，其實代表了他所處時代的精神，此智慧是他與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密切

交流與相互激勵之中所生成。本書包括有譯者序，譯者所寫的引言，四組講稿，書後也附有注釋

與索引。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chen Verdeutscht und Erlaulert），

他在《易經》第一版序言首段中，自述翻譯過程說：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as begun nearly ten years ago. Aft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en Tsingtao became the residence of a number of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s of the old school, I met among them my honored

teacher Lao Nai-hsüan. I am indebted to him not only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Book

of Mencius, but also because he first opened my mind to the wonder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Under his experienced guidance I wandered entranced

through this strange and yet familiar worl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was

made after detailed discussion. Then the German version was re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t was only after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had been fully brought

out that we considered our version to be truly a translation.

是他（按：指勞乃宣）第一次向我打開了《易經》的秘密。我們一起工作。

他用漢語解釋《易經》卦辭，我作記錄。然後我把卦辭譯成德語。接著我

再把德語譯文在沒有參考原文的情況下，譯回漢語。勞乃宣比較，看我是

否正確地理解了各個重要之點。然後我再精雕細刻德語譯文，商量某些細

微之處。然後我還要修改三、四次，再附上一些最重要的解釋。譯文就是

這樣完成的。這一工程整整進行了十年。15

就是在這樣精雕細琢的十年慢工之下，衛禮賢譯出了高水準的德文譯本。他的譯

筆「簡明」（concise）、「自由」（free）、「想像」（imaginative）16，是西方公認最

準確無誤的譯本，比理雅各的英譯本更能把握原著的原義。理雅各的譯本和衛禮

賢的譯本相距四十多年，一前一後，被譽為《易》學史上的《舊約全書》與《新

約全書》，在西方《易》學史的長河中，相互輝映。

衛禮賢的好友、著名瑞士心理學家兼《易經》愛好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17在1920年代晚期，鼓勵他的學生貝恩斯（Cary F. Baynes）將德文

15

英文錄自 Baynes 譯本，中文翻譯參見檢索網路：http://xnwx.net/dissertation/yj_zdg.htm。 16

參見胡瀚平：〈易學在西方〉，《國文學誌》，卷 2，1998 年 6 月，頁 89-103。 17

案：榮格，又譯「江格」、「容格」、「容克」等，瑞士人，著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新心

理分析學派的奠基者。精於西方《易》學史上的卜筮類研究，重點研究《易經》的心理現象，將

問卜作為探索潛意識的一個方法。認為《易經》的方法確實把存在於事務和人們中隱微的個別品

質，包括在一個人的潛意識自我中隱微的個別品質都考慮進去了。認為《易經》始終堅持自知之

明，而且是一本關於要悉心審視自己的性格、態度和動機的長篇勸說書。認為中國人立場的本身

與人們對占卦問卜持何態度無關。其有關《易》學見解，可見《易經英譯版‧前言》。榮格一生

熱愛《易經》，投入 30 餘年精力研究其機制。榮格通過研究《易經》不僅獲得了許多成果，這些

成果深深地影響著他，作為運用《易經》的原理進行實驗的結果，他還創造了一個詞——

synchronicity （同步性）：「同步性，在時間與空間上同時發生的事件具有超出純粹偶然性的意義，

即意味著一種存在於客觀事件間及客觀事件本身與觀察者的主觀（心理）狀態間特殊的相互依賴

性。」參見：http://www.zhouyi.cc/THesis/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9。

版翻成英文。1930年衛禮賢去世後，貝恩斯的翻譯工作轉由衛禮賢的兒子衛德明

協助。1950年，衛德明和貝恩斯聯手合作的英文版《易經》（常被稱為：Wilhelm

/ Baynes version）在紐約出版，榮格為這本《易經》寫了一篇長序。18在衛德明、

貝恩斯的共同合作及榮格的序對《易經》的極度推崇下，這本英文版《易經》很

快就躍升為當今西方國家最通用的「標準本」英文《易經》，陸續被轉譯成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荷蘭文、義大利文、丹麥文、瑞典文、葡萄牙文等，一再被翻

印，流佈到全世界。衛禮賢的德文版《易經》對西方《易》學的發展，影響可謂

巨大而深遠。

衛禮賢翻譯《易經》，十分重視《繫辭傳》的人生哲學，這一點和理雅各把

《繫辭傳》的陰陽與太極等概念視為是東方思想落後的看法，正好相反。韓子奇

認為：衛禮賢在中國的二十幾年間，經歷了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目睹了

日本人攻佔青島，深深感受到戰爭對人類文化的極大破壞，因此回到德國後，致

力推廣儒家文化，宣揚仁義之道，鼓勵德國人振作圖強，在逆境中重建家園。衛

禮賢認為《周易‧繫辭傳》「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觀念是人類文明中極

高的理念，利用《易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道理，可以探討宇宙的本源和人群社

會中的種種問題。衛禮賢的這一研究理念使他成為實用派的創始人，和理雅各的

文本派在歐美《易》學研究史上分庭抗禮，並駕齊驅。19

衛禮賢過逝後，其子衛德明繼續從事《易經》撰述，除與貝恩斯合作將父親

的《易經》英文版出刊外，也在1944年出版《變化：易經八講》（Changes,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20一書，成為今天西方人學習《周易》的指南之一。衛

德明《易經》研究有家學淵源，在本書中，他告訴讀者，這部看似神秘的經典想

教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讓自己屈從於神秘的意志。因此，他以為此書決不

可以看成是神話或啟示的匯編，而是充滿了對整個人生與整個世界的自然的而又

達觀的態度。一直以來，困擾《易經》研究史的一個重大問題，便是《易經》究

竟是卜筮之書，還是哲理之書。從此書來看，衛德明傾向於認為它既是一部筮書，

又是哲理之書。因此，本書對《易經》的理解，就建立在對於《易經》的雙重身

份──占筮之書與哲理之書──的辨證的而又是互動的理解之上。

1967年，衛德明又將自己從1951年後十五年間，在國際學術活動上的學術報

告集結成書，出版了個人的代表著作《易經中的天地人》（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21此書可以為漢學界引入現代思潮的源頭活水，刺激新

18

詳參 Baynes 英譯本，Foreword by C. G. Jung, ppxxi-xxxix. 19

詳參韓子奇：〈近年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前言〉，頁 1-2，說道：「歐美的《易》學

派別種類繁多，但大致可分為文本派及實用派兩大體系。文本派重視《周易》的考證，研究的重

點是西周初期的歷史。實用派學者注重《十翼》的闡述，研究的重點是闡釋《易經》的人生哲理。」 20

詳參 Hellmut Wilhelm. Translated by C. F. Baynes: Changes,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0. 衛德明認為《易經》既是占筮手冊，也是哲學著作，他用現代思想

闡釋《易經》，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迴響。 21

詳參 Hellmut Wilhelm: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這本書是衛德明自 1951-1967 年，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性定期學術活動艾拉諾斯大會

上，七次學術報告的結集。

的漢學思路，對於漢學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本書也受到中國學者的注意，黃

壽祺（1912-1990）、張善文（1949-）師徒將衛德明此書與《變化：易經八講》

列為國外研究《易經》有影響的著作之列。1975年，衛德明出版《西方傳統中的

易經：書目選要》，是國際上第一個對西方《易》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的學者。

衛禮賢父子的《易》學成就非凡，不但對德國《易》學的發展貢獻良多，在整個

西方《易》學史的傳播過程中更是居功厥偉。

三、衛禮賢《易經》翻譯綜論

衛禮賢翻譯《易經》的初衷，原是為了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這部極其重要的

經典，但於由他十分強調《易經》所具有的世界性與普遍性的意義與價值，並以

思辨性語言以及嚴謹性的態度，完成此一信、達、雅兼備的譯著，令人刮目相看

而印象深刻，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與文學家赫塞（Helmann Hesse, 1877-1962）22

的推崇引介之下，使衛禮賢此部德譯本《易經》能充分提供西方學者觀照學習與

探討研究的入門，因此在西方廣泛流傳，進而得到高度的學術評價，並創造出決

定性的歷史貢獻。

衛禮賢的《易經》譯本是以《周易折中》為底本並透過文人勞乃宣的解說與

翻譯而完成的，因此在討論衛譯本在中國傳統《易》學的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詮

釋型態與相關問題，應對中國《易經》注疏傳統的詮釋特色和意義有所了解，才

能顯現衛禮賢對《易經》的詮釋是否符合中國《易經》傳統的意義。衛禮賢對於

《易經》的翻譯不僅是他與中國清儒以來的注釋系統的對話，亦象徵了西方世界

在其哲學和宗教的基礎之上與中國思想文化展開的詮釋循環的對話過程。以下分

就幾個面向進行探討析論：23

（一）中西學者對於衛譯《易經》文獻回顧

1.［俄］休茨基（Iulian K. Shchutskii, 1897-1937）：〈歐洲研究《易經》簡史〉24

22

案：榮格促成了衛禮賢《易經》德譯本轉譯為英文，英譯本是由榮格的德裔女學生貝恩斯（Cary

F. Baynes-Fink）所翻譯。當時年已 73 歲的榮格為此英譯本寫了一篇內容充實的序言，闡述了《易

經》對於現代心理學發展的意義，並指出了衛譯本的價值。而瑞士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得主赫

塞也是德語世界重要的《易》學人物，他為《易經》的預卜未來及其圖象所吸引，對此研究了數

十年；1925 年 9 月 30 日，他為衛氏德譯本《易經》撰寫一篇十分有意義的評論文章，發表於《新

評論》（Neue Rundschau）上，他認為《易經》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與巫術之書。 23

案：以下內容，主要參引並整理自指導學生蔡郁焄「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

天地人合一之思想」博士論文初稿，特此申明。 24

Iulian K. Shchutsk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to English by William L. MacDonald and Tsuyoshi

休茨基認為衛禮賢《易經》譯本為最偉大的作品，但此譯本主要根據中國學

者勞乃宣的說解，因此是純粹翻譯，而非研究或分析。其優點是展現對中國傳統

評註的重視，有深刻的理解，對於《易經》的理解提高到哲學的高度；缺點則是

對經文的歷史問題毫無新意，缺乏考究精神，完全依賴中國傳統注疏的說法。然

而，衛氏對於《易》的解釋並非全然缺乏自己的詮釋，休茨基以衛氏對於《繫辭

傳》中〈離〉卦的詮釋為例，將根據八卦〈離〉所發明的網子解釋為「被褻瀆的

聖物」，認為按《易經》卦象所成立的文化習俗奠基於宗教的宇宙論之下，休茨

基認為衛氏這樣的詮釋扭曲了中國所熟知的《易經》形象。而斯萬森（Gerald W.

Swanson）在為休茨基《易經研究》所撰寫〈序言〉中，對於衛禮賢《易》學的

詮釋，說道：「該文是對衛禮賢《易經》譯本最好的入門書。」25關於衛氏《易》

學，休茨基此文可謂最早的研究文獻，具有開拓之功與參考價值。

2.林金水：〈《易經》傳入西方考略〉26

該文寫於 1988 年，為兩岸最早關於西方《易》學史的研究，文章採用了許

多英文和法文的相關研究、書評和第一手資料，有促進兩岸對西方《易》學翻譯

與研究之功，後來關於西方《易》學發展的文章，亦多在此文的基礎之上而成。

對於衛禮賢《易》學詮釋方面，林金水與休茨基有同異之處，相同在於肯定

衛氏是西方研究《易經》的權威，對於《易》有深刻的理解和詳實的翻譯；相異

處則在於，休茨基在分期的安排上為衛禮賢特列第三階段，以說明其譯本的特殊

與重要性，林氏雖無分期，但在文中以辛亥革命為界，說明衛氏譯本不同於辛亥

革命前的諸多譯本，包括麥格基（1876）、理雅各（1882）、拉古貝里（1882-1883）、

霍道生（1885、1893）、哈雷茲（1889）等，在詮釋上展現「孔孟衛道」的特色。

3.韓子奇：〈生生之謂易：比較理雅各與衛禮賢的《易經》翻譯〉27

韓子奇透過理雅各和衛禮賢翻譯《易經》的比較，目的不在於弄清二人對《易

經》翻譯的正確性，而是強調他們在解釋中國經典時帶給西方讀者的獨創性和創

造性。首先，二人的背景相同：其一，皆有在中國傳教的經驗；其二，與中國學

者合作翻譯《易經》；其三，試圖將一個更精準的中國圖像帶給西方。然而，二

人對《易經》六十四卦和《十翼》的解讀不同，其差別可以化約為一句話，「理

Hasegawa with Hellmut Wilhelm,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London : Routledge & K. Paul, 1980）.

翻譯參考林麗玲譯、張善文校：〈歐洲研究《易經》簡史〉（上）、（下）、（下之一）、（下之二），《中

華易學》，第 17 卷第 6-9 期，1996 年 8-11 月。 25

詳參：Iulian K. Shchutskii, “Introduction”,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26 林金水：〈《易經》傳入西方考略〉，《文史》（北京：中華書局），第 29 輯，1988 年 11 月。 27 Tze-Ki Hon,”Constancy in Change：A comparison of James’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2005）, p.315-336.

雅各翻譯文本的字面意義，衛禮賢翻譯文本的涵義」。韓氏認為其差異與他們所

生長的時代有關，理雅各生於大英帝國蓬勃興旺之際，衛禮賢生於德國威瑪共和

時期，對於《易經》的詮釋是針對他們的時代問題而發。時代背景造成二人《易》

學思想的差異，衛氏重視儒學，尊重傳統《易》註，如實翻譯，理氏則排斥《十

翼》，傳統《易》註僅為參考，多有修改之處。衛禮賢將《易經》視為「智慧之

書」，指出《易經》核心主題：對於生命的樂觀和拒絕放棄，這對飽受戰爭摧殘

的歐洲人有鼓舞之用，希望德國人從中國經典中學習。

其次，韓子奇認為衛氏的主要《易》學觀點有三：第一，「變化」的想法。

認為《易經》是由陰、陽兩自然力量的相互影響，以產生無數的事物和變化。第

二，關於象徵的想法。認為六十四卦作為象徵符號更甚於歷史紀錄，沒有具體指

涉，用來代表「在萌芽階段情況的呈現」，使我們可以看見「事物的原因」。第三，

是人類代理的想法。通過卦的象徵和卜筮語言，描述一個充滿希望和機會的世界，

提供扭轉事物的建議，以鼓勵人們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韓氏認為這三個想法，讓

衛禮賢作為一個學者更甚於一個傳教士，因為他能超越基督教，洞察中國宇宙論。

這個宇宙創造萬物的過程，對理雅各來說，全神貫注於宇宙的神的創造上，而衛

禮賢則以陰陽「兩極互補」解釋宇宙如何創造與維持自身。

最後，韓氏提出衛禮賢《易經》譯本的貢獻。西方評論家批評衛禮賢以《易》

為「智慧之書」的說法，忽略了文本層次和歷史考證，韓氏則認為不應低估衛氏

使西方讀者可以進入《易經》的貢獻。衛氏將《易經》翻譯成一本智慧之書，超

越了文化與歷史的界限，使《易經》走出了學術象牙塔，啟發更多西方讀者的生

命心靈。韓氏認為在評估衛禮賢貢獻時，更重要的是必須考慮他的時代。在衛禮

賢的著作中，沒有當時歐洲中心主義的心態，而是通過翻譯《易經》作為「智慧

之書」，證明了西方可能從東方中學習受益。

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詮釋，理、衛二人翻譯《易經》透過字彙的選擇與傳統《易

經》注疏的取捨，表達了《易》學思想。韓子奇以時代背景為二人《易》學思想

差異的主因，說明了西方漢學發展與時代背景的密切相關性，時代決定漢學家對

中國文化的態度，進而影響其詮釋中國經典的視角。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時代

背景是否是影響漢學家詮釋《易經》態度的主因？消除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心態，

是否就會產生類似衛禮賢以《易》為「智慧之書」的詮釋？或者，時代背景對於

後來《易經》詮釋的影響不如早期，只能說理、衛二人的《易》學詮釋是時代的

特殊產物？以及理、衛二人同具傳教士身分，神學背景對其詮釋《易經》的影響

為何等問題，皆有待進一步考察。因此，除了以時代背景出發，應更深一層思考

學術淵源、知識背景和民族文化對漢學家詮釋經典的作用與影響。

4.與衛禮賢翻譯《易經》相關書評八篇

計有八篇，集中發表於 1951 年與 1968 年，這與衛氏德譯《易經》於 1950

年首次被譯成英文和 1968 年的再版有關。1951 至 1952 年期間的相關書評，最

早為倫敦所出版的期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在1951年 9月 7日的書評。28該書評首先介紹衛《易》譯本對於《易經》性質的描繪以及翻譯所據的底本。

評論者說到，衛禮賢譯《易》主要根據十八世紀官方的折衷評註，它結合了一些

11、12 世紀的說法，然而有些純粹主義者偏好更早期或中世紀的解釋。該文指

出，衛禮賢《易》譯本出現之後，西方開始有大量對《易經》的研究，衛譯本的

貢獻是提供了相異於學術性詮釋的通俗性說法，適合一般讀者，因此對西方大眾

在理解《易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篇對衛禮賢翻譯《易經》的最早書評，介

紹性質多過於評論、研究，有助於西方讀者認識衛《易》譯本。同年，另一篇發

表於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的書評29，也詳細介紹衛禮賢翻譯《易經》，

同樣是介紹多於評論，重要的是在文章末尾提到衛氏《易經》譯本的重要性：「最

有價值的貢獻是對世界教派的領域。」換言之，這篇書評不同於前一篇從通俗性

的意義肯定衛禮賢《易經》譯本的貢獻，而是從宗教方面。然而，二文對此皆無

詳說，有待進一步考察。

1952 年，關於衛禮賢《易經》譯本的書評亦有二篇。一篇為 Homer H. Dubs

所寫，發表於 The Hibbert Journal；30另一篇為 The Review of Religion 上的書評。31

Homer H. Dubs 在書評中一開始就提出，根據現代學術成就而言，無論是理雅

各或衛禮賢的翻譯都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易經》作為卜筮之書，其格言具模糊

性，不容易準確翻譯，因此不可能成功地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接下來

談到衛禮賢翻譯的方法，一方面參考了理雅各的翻譯，某些情況下修改了理氏的

翻譯，某些情況下落入更嚴重的錯誤；另一方面修改不必要的經文，因為他不喜

歡中國原有的說法。之後將貝恩斯的英譯與衛禮賢原文相比，認為貝恩斯擁有豐

富的現代學術背景，卻未據此訂正衛氏的錯誤，例如界定《易經》中某些段落年

代的問題。Dubs 認為衛氏譯本超過三分之二為衛禮賢對中國的評註所構成，但

只有較少的部分來自中國的源頭，可能大多是衛氏自身個人的詮釋。換言之，衛

氏翻譯雖根據中國傳統評註，Dubs 卻認為大多是衛氏個人的詮釋。最後，Dubs

提到衛氏翻譯《易經》的影響力，表現在其評註對西方理解《易》時有決定性的

影響，在衛禮賢的詮釋下，《易經》的主要價值作為一部現代神諭似的著作為西

方人所使用。Dubs 的書評不僅有介紹，還提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包

括《易經》翻譯的可能性、貝恩斯和衛禮賢譯本的差異、衛氏對中國傳統評註的

運用，以及《易經》一書的性質等。同年，發表在 The Review of Religion 期刊上

的書評，除了介紹文之外，主要意見為以衛禮賢的翻譯優於理雅各，不僅在於衛

氏是一個有能力的語言學者，也是一個哲學家，向一個熟知中國古代智慧的學者

學習儒學。相較 Dubs 的書評，此篇肯定衛禮賢對中國傳統《易》說的繼承，以

28

“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September

7, 1951）. 29

“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8（1951）, p. 88. 30

Homer H. Dubs：“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Hibbert Journal, 50（1952）, p.

191-193. 31

“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Review of Religion, 17（1952）, p. 99.

《易經》為智慧之書的意義更甚於卜筮的說法。

除了上述四篇之外，另外與衛禮賢《易經》譯本相關的書評發表於 1968 至

1970 年之間，與 1968 年衛氏《易經》英譯本的再版有關。首先為 Wing-tsit Chan

於 1968 年發表在期刊 Pacific Affairs 上的書評。32Chan 認為衛禮賢對《易經》的

翻譯大體上可以信賴，而衛氏最大的價值在於使《易經》保持在適當的位置。關

於衛氏對《易經》性質的看法，Chan 認為衛氏強調《易》作為卜筮決定人的命

運，同時不會忽略形塑一個人的行為，因此過於依賴宗教的面向。接著將衛禮賢

和理雅各的翻譯作比較，二人在關鍵用語的譯法相當不同，據此 Chan 認為衛氏

傾向於宗教面向，而理氏傾向哲學。此篇書評不乏特殊見解，尤其以衛氏傾宗教

理氏傾哲學的說法，不同於其他漢學家，值得進一步探究。同年，發表於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的書評33，將初版和三版的差異作了詳盡的介紹。

1969 年，有 Peter Collier 發表於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上的書評一

篇。34首先說明西方普遍對《易經》的認知為占卜之用，但 Peter 認為《易經》

就其本身而論，作為一本道德哲學的手冊更勝於其他。然而，西方人學習《易經》，

往往不是為了理解東方哲學，而是為了尋問未來。Peter 指出榮格在卜筮者從六

十四卦詢求問題的過程中，看到了無意識的作用和《易經》的價值。Peter 認為

由《易經》所代表的東方奧秘和隱藏在它自身中的方式，代表了一個對科學和理

性主義解放的渴望。這篇書評主要是評論者對《易經》的看法，而非對衛禮賢譯

本的述評。另一篇為 1970 年發表於 Archiv Orientalni 的書評35，文中提到一個新

的《易經》譯本的再版，其中較原始的概念還會得到當代的共鳴。在對衛禮賢翻

譯感興趣的讀者中，可能是那些學習宗教教義的人，因為相較於衛氏譯本，理雅

各的翻譯明顯地嚴肅和理性許多。換言之，此書評認為衛氏翻譯傾向宗教性。

綜上所述，各書評對衛禮賢《易經》譯本的討論集中於兩個面向：第一，衛

禮賢翻譯《易經》與中國傳統《易》學評註的關係，是繼承抑或轉化；第二，衛

禮賢詮釋《易經》的傾向，為宗教或哲學。評論者對此二問題看法的差異，與他

們對《易經》本身性質的認定有關，將《易》視為卜筮之書的人，偏於將衛氏《易》

譯本當作對中國傳統《易》學評註的轉化，多個人的解釋，傾向於宗教詮釋；將

《易》視為智慧之書的人，偏向以衛氏《易》譯本為中國傳統《易》學的繼承，

傾向於哲學的詮釋。在數篇書評中，對於衛禮賢《易經》詮釋傾向的看法，宗教

遠多過於哲學，這與西方評論者所處的宗教文化和漢學研究背景有關。

西方對於《易經》的研究，最早開始於傳教士，主要利用《易經》證明基督

教合儒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故以《易經》具宗教的意義。因此，大

多數西方評論者或讀者，將《易經》視為卜筮或神諭之書的說法其來有自。這裡

32

Wing-tsit Chan：“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acific Affairs, 41（1968）, p.

429-430. 33

“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11, 1968）. 34

Peter Collier：“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18, 1969）. 35

“Review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Archiv Orientalni, 38（1970）.

反映了中、西方評論《易經》觀點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數主張衛禮賢翻

譯《易經》詮釋傾向於宗教的說法中，出現了衛氏熟知中國古代智慧，以《易經》

為智慧之書更甚於卜筮的說法，這看法同於後來西方《易》學史對衛氏翻譯《易

經》的評價，意味著西方對《易經》看法轉變的開始，還有對衛氏翻譯《易經》

詮釋視角的變化。

5.鄔昆如：〈衛理賢德譯《周易》中的宗教觀〉36

〈衛理賢德譯《易經》「吉凶」概念之探討〉37

鄔氏二文從《易》作為卜筮之書的意義上，一方面討論衛禮賢翻譯《易經》

中的宗教觀，另一方面積極闡發《易》為宗教經典的意義。鄔氏認為《易》就其

卜筮功能來看，無疑是一部宗教經典，只是在儒、道二家的哲學思想中，沒有明

顯被探討，而經過傳教士衛禮賢的翻譯，充分發揮了《易》的宗教性概念。

〈衛理賢德譯《周易》中的宗教觀〉比對《周易》原文與衛氏德文譯文之間

的宗教性概念，一方面展示《周易》的宗教觀，另一方面指出衛氏譯文的正誤。

鄔氏認為西方文化因為有長期的宗教影響，在文字運用遇到哲學問題時，很難擺

脫宗教性概念，尤其衛禮賢具傳教士身分，本身的神學素養使其在翻譯《易》時，

難免會用到宗教性概念。鄔氏接著就衛理賢德譯《易經》中的宗教詞彙作考察，

在《易經》中出現「上帝」一詞，都直譯為「上帝」（Gott），將「乾」譯為「創

造」（das Schoepferische），也引伸出「造物主」的概念；關於「天命」的翻譯，

譯成「天的意志」（Wille des Himmels），成了人格化的上帝。關於衛禮賢用西方

宗教學詮釋《易經》的意義，鄔氏認為《易經》符號系統由文字系統來詮釋，但

沒有在吉凶的詮釋上找尋出形而上的理由，衛氏的作法未嘗不是一種補足的嘗試。

今日中西文化交流頻繁，在完成世界文化的意義上，《易經》思想的內涵在「創

生」的解釋，或許可加入外來文化的成果。

鄔氏〈衛理賢德譯《易經》「吉凶」概念之探討〉為前文想法的延伸。鄔氏

認為衛禮賢作為基督教傳教士，翻譯了許多中國古書，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功不可

沒，其中對《易經》「吉」「凶」概念的翻譯，一方面可以看出其對《易經》占卜

功能的了解；另一方面可窺探出其對中華文化實踐取向的認同以及倫理學中「幸

福論」和「德行論」的執著。前者為中華文化精華，後者為基督教的主張，可看

出衛氏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扮演著「文化融入」和「傳教士」雙重角色的意義。

文中討論衛禮賢對《易經》中「吉、凶、悔、吝」等詞彙的理解與翻譯。關於「悔」、

「吝」的詮釋，衛氏作為傳教士，對「悔」的涵義特別重視，因為基督教肯定人

犯罪的事實，人心悔過是獲得赦免的條件；《繫辭傳》中「以定天下之吉凶」、「天

垂象，見吉凶」之「定」與「見」，衛氏用西方宗教「啟示」（Offenbaren）概念

來翻譯。除了以宗教概念出發，還採取希臘倫理學的「幸福論」為立場，用醫學

36 鄔昆如：〈衛理賢德譯《周易》中的宗教觀〉，《中華易學》，1995 年 11 月第 16：9 期，頁 6-12。 37

鄔昆如：〈衛理賢德譯《易經》「吉凶」概念之探討〉，《周易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6-13。

上的「健康」和宗教上的「獲救」翻譯「吉」；「不健康」和「无救」翻譯「凶」。

因此，鄔氏認為衛禮賢詮釋《易經》包含基督教和希臘哲學背景，以「化凶為吉」

必須以「德性」為代價，「以德來換取福」的宗教情操表露無遺。最後，鄔氏提

出衛禮賢雖為德國當代知識份子，哲學卻沒有受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影響，也就是他不贊成「義務論」或「責任哲學」，而贊同中華文化

的道德進路「幸福論」或「德行論」。

6.徐梵澄：〈《周易》德文、英文校勘緒言（節選）〉

〈《周易》西行──關於《周易》的德譯與英譯〉38

徐梵澄（1909-2000）是中國 20 世紀對中、西、印三大文化皆有深入研究的

哲學大家，在其博大的學術視野中，中國文化的外傳始終是他關注的問題之一。

此二文是其分別校勘衛禮賢《易經》德文和英文版所寫的緒言。前篇探討歐西對

東方學術追求的原因；後篇則專就西方《易經》的重要譯本──衛禮賢譯本的德

文原譯本及其英譯本作介紹。

徐氏認為中國學之所以能在西方興盛一時，除了人類共同的努力之外，還有

對宇宙人生玄秘探索的渴望，而這種對神祕的追求，尤以日耳曼民族為最。徐氏

追溯了德意志民族對遠方企慕、神祕探討的源頭，說明這一對神祕道精神的追求，

為中國學在德國成立的內在因。外在因則為十七世紀後，傳教士攜帶東方經典，

企圖和合東西方的上帝觀念以傳教。這種內在因和外在緣的結合，造成了歐西對

東方學術的追求，中間雖因禮儀之爭中斷，但在二十世紀歐洲歷經兩次世界大戰

後又興起。中國群經之首──《易經》，作為開啟宇宙人生的神祕之鑰，在這樣

的機緣下，得以被西方人翻開。以日耳曼民族精神特別契合中國神秘思想為前提，

徐氏展開了對衛氏《易經》譯本的闡述。徐氏認為在歐洲的東方學者中，衛禮賢

是一位深通中國古典的人，包括對《老子》的翻譯，作者認為是所讀譯本中與原

文最為相合者。衛氏對《易經》的翻譯能如此通透，因為跟中國正統儒學之士勞

乃宣學習有關，遵循士大夫傳統方法，為較高、較正統的正路。

綜述二文，徐氏從民族精神深處探求漢學何以在西方成立的原因，尤其是日

耳曼民族何以能深入中國文化精髓，這樣的解釋不僅深化了漢學的國別意義，也

提供研究衛禮賢《易》學的學者，去思考衛氏對於《易經》的詮釋為何不同於其

他國家的漢學家的原因。

7.郭漢城：《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39

〈衛禮賢論中國藝術精神──以〈賁〉卦為例〉40

38

徐梵澄的〈《周易》德文、英文校勘緒言〉和〈《周易》西行──關於《周易》的德譯與英譯〉

二文是在印度校勘德文、英文版的《周易》所寫的序言，前、後篇分別為該序言的上半和下半部

分，分別刊載於《國際漢學》2010 年 1 月第 19 輯，頁 31-36；2004 年 9 月第 11 輯，頁 65-70。 39

郭漢城：《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40

郭漢城：〈衛禮賢論中國藝術精神──以《賁》卦為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0

研究衛禮賢《易》學相關論文中，郭漢城《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是目前所

見唯一的碩士學位論文。郭氏的論文嚴格說來，為對衛禮賢《永恆與變化》的翻

譯，稱不上研究，而且還不包含衛氏翻譯的《易經》。論文分為五章，除了第一

章〈緒論〉外，其他四章分別為對《永恆與變化》四講的翻譯。

〈衛禮賢論中國藝術精神──以〈賁〉卦為例〉一文，也僅是論文第三章〈從

道到禮──論藝術〉的摘要。作者總結衛氏《易》學的要點有四：第一，針對當

時德國威瑪共和時期而發，其《易》學思想核心是對立與協同；其次，在藝術觀

上，認為《易經》強調用理性之道來指導藝術，反對當時濫情的先鋒派；三，在

生命觀上，認為《易經》強調精神的不朽，個體可以通過靈魂的修煉達到生命的

永恆；最後，在死亡觀上，通過對《易經》的解讀，他認為個體可以將自我融入

到人類主義精神中去，超越肉體與自我，勇敢面對死亡。以上論文多為衛氏《永

恆與變化》的翻譯，郭氏個人見解之處，在他提出衛氏《易》學思想實際上是對

中國正統《易》學思想的引申，也是對歌德（Joharl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為代表的德國古典文化的繼承，還有衛氏透過心理學詮釋《易經》，

使《易》染上濃厚異域色彩，也使西方人得以認識《易經》。

郭氏二文簡單扼要掌握了衛禮賢《易》學特色，為衛氏《易》學思想的初步

探討，雖為衛氏著作的如實翻譯，但有助學界對此議題進一步研究，畢竟研究還

需建立於翻譯的基礎上。

8.趙娟：〈漢學視野中衛氏父子的《周易》譯介與研究〉41

趙娟透過回顧衛禮賢、衛德明父子在德語和英語世界對《易經》的翻譯、介

紹和研究，呈現他們獨特的研究視角和鮮明的問題意識。作者認為衛禮賢最初作

為傳教士到中國，認識《易經》的目的並非純粹學術興趣，而是傳教目的使他需

要了解中國人的觀念。因此，他不糾纏於《易經》中的歷史事件是否確實發生，

《易經》作者和年代是否可靠等歷史問題，而是接受清朝遺老勞乃宣的說解。

最後，於結論提出衛氏父子《易》學的價值意義，不在於提供關於《易經》

的確切知識，而是通過他們與《易經》的遭遇，使我們經驗到《易經》在異鄉被

「翻開」的一種情態，呈現《易》作為人類共同經典的意義。趙娟此文不僅介紹

了衛氏父子相關《易》學著作的成書過程和內容簡介，也對二人的《易》學特色

與價值提供了自身的看法和評價。本文的貢獻，在於介紹衛德明相關的《易》學

著作，為其他研究所無。除了對衛德明《易》學著作版本有詳盡的說明外，還介

紹了零散的期刊論文及衛氏對西方《易經》介紹和研究進行文獻梳理的著作《西

方傳統的《易經》》（The Book of Changes in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這有助學界開展衛德明《易》學的研究。

卷第 3 期，頁 21-24。 41

趙娟：〈漢學視野中衛氏父子的《周易》譯介與研究〉，《周易研究》，2010 年第 4 期，頁 81-87。

9.其他《易經》英譯比較的相關文章

這類文章主要是將不同《易經》英譯版本的卦爻辭作比較，包括理雅各、衛

禮賢德譯轉貝恩斯英譯、Da Liu 和汪榕培、任秀樺合譯等版本，藉由譯法的比較

去討論翻譯風格和詮釋、理解的差異。這樣的文章多為外文系專門研究翻譯的學

者所寫，包括任運忠、李貽蔭、張次兵、王平、李梅等人。學者透過譯文的比對、

檢討，目的在於創造更好的《易經》英譯版本，以期將中國經典介紹給西方。這

樣的研究方式雖不同於中文系的《易》學思想研究，但是由於西方漢學家研究《易

經》不同於中國《易》學家，而是將《易經》的詮釋、理解表達在翻譯之上，因

此欲考察漢學家的《易》學思想，必得探究其翻譯方式和用字。因此，這種透過

譯法比較去討論詮釋、理解差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鑑。

大體而言，前人對衛禮賢的《易》學研究不夠全面和具體，以介紹文章居多，

思想層面探析不夠深入，待釐清的問題尚多，包括以衛禮賢為西方《易》學史轉

折的關鍵，但為何有這樣的轉變以及轉變的意義為何，缺乏深入的探討；中、西

文化和學術源淵對其詮釋《易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父子二人《易》學思想間

的關係為何；衛禮賢受榮格影響的心理學研究《易經》方法，其特色為何，與榮

格同以心理學研究《易經》，是否有運用和特色上的差異；以及譯文的特色等。

（二）衛禮賢翻譯《易經》的原因

衛禮賢翻譯《易經》，繼承了西方翻譯《易經》的傳統。然而，衛氏翻譯《易

經》的原因，既不同於過去傳教士以傳教為目的，也不同於現代學者的考證研究，

而是專注於發揚《易經》的傳統和智慧，這與中國文人的影響和所處的時代背景

有關。換言之，衛氏翻譯《易經》的原因有二，一方面與中國文人勞乃宣的引領

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將《易經》介紹給全世界認識。42

衛禮賢認識勞乃宣於 1915 年，由寓居青島的前清遺老周馥所引見，周馥介

紹勞氏給衛氏認識，是希望衛氏能深入中國文化的精髓，衛氏《中國心靈》說明

了當時文人希望透過中國經典的譯介，讓西方人得以真正認識中國文化精神，另

一方面也表明衛禮賢有意更深入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43衛禮賢在周馥的引見下

認識了勞乃宣，並在勞氏的教導下，漸漸地深入到儒家文化的精深之處。因此，

勞氏進一步建議衛氏翻譯《易經》。《易經》代表中國古代智慧的精髓，是群經之

首、儒道之源，不理解《易經》，也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在衛氏之前

出現過六種《易經》譯本，不過都不甚理想，因此衛氏深知翻譯《易》的困難，

42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Preface”,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lv-xlvi. 43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44。

不過勞乃宣曾親炙一位精通《易經》的碩儒，並得到了真傳，由於憂心《易經》

的核心傳統無人承繼，因此說服衛氏譯介《易經》讓西方認識。44由此可知，周

馥與勞乃宣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傳承下去。

西方對於《易經》的翻譯，從傳教士到漢學家以來，大多是透過中國文人的

說解，只是在面對文人所傳承的中國文化傳統，其態度有所不同。過去傳教士為

了宣教目的，在面臨中國傳統《易》說，往往有任意詮釋、竄改經文以符合自身

目的的現象，至於現代學者，對於中國文人珍視的神聖傳統《易》說，包括經傳

的作者、經傳分合等問題，則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考證、批評。45然而，衛禮賢不

同於前人和後來的研究者，而是非常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有意代替中國舊文

人周馥和勞乃宣，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藉由如實翻譯的方式，介紹給西方的讀

者，以達到傳承的使命。

衛禮賢亦具傳教士身分，為 19 世紀末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究其翻譯《易

經》的目的不同於過去傳教士的主因，與身處一次世界大戰後目睹德國戰敗有關。

藉由戰爭，衛氏意識到了歐洲道德體制的崩壞帶來的災難，因此通過學習和研究

儒家思想，對西方文明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透過翻譯《易經》向西方傳播中國文

化的智慧，以拯救處於崩潰邊緣的西方道德體系，是衛禮賢翻譯《易經》的主要

原因。

（三）衛禮賢《易經》翻譯的過程及其版本

衛禮賢《易經》譯本，從開始翻譯到出版花費將近十年的時間。衛禮賢在

1910 年陸續翻譯了《論語》和《老子》後，一直有翻譯《易經》的想法，但礙

於經文的晦澀難解，遲遲沒有動筆。直到 1915 年，透過前清遺老周馥的引見認

識了勞乃宣，使他譯《易》的想法得以實現。46周馥曾於 1904 年任山東巡撫期

間，力排眾議，考察了德國統治下的青島而深受啟發。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

他深感中西文化交流的迫切性，不僅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技術和制度，也

應讓西方理解中國文化，減少摩擦衝突。因此，將勞乃宣介紹給衛禮賢，是希望

衛氏能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周馥曾直言不諱地告訴衛禮賢，實際上大部分歐

洲人只了解中國文化的表面，他們從未接觸過真正的中國學者，包括衛氏拜作的

私塾老師，也不過是個一知半解的陋儒而已。因此，他替衛禮賢引薦的老師──

勞乃宣，深諳國學，會幫衛氏深入到古代典籍的精微，翻譯出中國文化的精髓，

讓西方人得以真正認識中國文化精神。47

44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45

Iulian K. Shchutskii,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to English by William L. MacDonald and Tsuyoshi

Hasegawa with Hellmut Wilhelm,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London : Routledge & K. Paul, 1980）. 46

孫保鋒：〈衛禮賢的《易經》翻譯〉，收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

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79-80。 47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4。

拜勞乃宣為師後，衛禮賢一方面繼續深入揣摩、體悟中國古文的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著力於把握中國文言文與近代德文對譯的契合處。48在《易經‧序言》

衛氏也提到：「他開啟了我對《易經》的好奇心。在他經驗豐富的引領之下，我

希望能進入這陌生卻熟悉的世界。」49《易經》如此古奧，翻譯也就相當艱難、

繁複。衛禮賢翻譯《易經》的過程，在《中國心靈》有明確記載：「（勞乃宣）他

用中文翻譯內容，我作下筆記，然後我把它們翻譯成德語。因此，我沒有借助中

文原本就譯出了德語文本。他則進行比對，檢查我的翻譯是否在所有細節上都準

確無誤。而後，再審查德語文本，對文字進行修改和完善，同時作詳細的討論。

我再寫出三到四份譯本，並補充上最重要的注釋。」50 在翻譯的工作進行到一

半時，世界大戰爆發了。在青島的中國學者流亡到各地，勞乃宣也從曲阜回到了

他的家鄉。由於勞乃宣的離開，使得翻譯工作被擱置，缺少了他的說解，翻譯無

法順利進行。就當衛禮賢感到沮喪、困惑時，他收到了勞氏準備回來一起完成翻

譯工作的消息。隨著他的來臨，中斷的翻譯工作再次被啟動，直到《易經》德文

手稿完成。51

勞乃宣在 1921 年彌留之際，把一分遺囑放到他最後一位門生、也是他畢生

唯一的外籍弟子──衛禮賢的手中，希望衛氏將中國文化發揚光大，他們共同翻

譯的《易經》能早日出版。就在衛禮賢回德國籌備譯著出版時，勞乃宣溘然辭世。

衛禮賢在《易經》第一版序言中回憶了他與勞氏間真摯的師生情誼，表達了對老

師的感激之情。521924 年，衛禮賢翻譯的德文版《易經》在德國出版，成為西方

公認的權威版本，之後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多種語言，

遍傳西方世界。流傳最為廣泛的英譯本，是在榮格建議下由美國學者貝恩斯（Cary

F. Baynes, 1883-1997）依衛禮賢德譯本轉譯而成，並於 1950 年出版於紐約；其

後，分別於 1961、1967、1978 及 1989 年，四次再版。最早的版本有榮格的序，

分為二卷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柏林根系列出版；61 年的版本由英國勞特

里奇（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在倫敦出版；67 年發行三版時，將二卷

合成一卷，53由衛禮賢之子衛德明校正並作序。衛德明在三版序中對當代的研究

和其他《易經》翻譯著作寫了評論，並且解釋他延續父親工作所遵循的原則。除

此之外，衛德明修訂了註腳的一些參考書目的資訊，並重新安排了一些輔助資料，

包括「主要材料劃分」圖表放置在三版序言附近，因為它們彼此關聯；並且為了

便利起見，移動「占卜諮詢」的部分到本書的最後；還有六十四卦的索引，仿造、

襲用了德文版本，並編輯了總索引。不僅維持了其父對經傳的編排方式，並進一

48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49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Preface”,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T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xlv. 50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51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Preface”,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xlv-xlvi. 52

孫保鋒：〈衛禮賢的《易經》翻譯〉，收於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

禮賢》，頁 82。 53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published in one Volum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步說明其理念，有助於掌握衛禮賢對《易經》編排結構之想法。54

（四）衛禮賢《易》學的基本立場

1.傳承中國傳統《易》學，如實翻譯

根據上述，可知衛禮賢翻譯《易經》是為了將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一

方面是因為受託於周馥和勞乃宣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另一方面認為《易》

的智慧有助解決當時西方文化面臨的問題。受此翻譯目的的影響，衛氏翻譯《易

經》基本上秉持著「如實翻譯」的態度，希望西方人能真正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

精神。對此，他在翻譯《易經》的〈緒論〉中指出：「《易經》經文的翻譯盡可能

簡潔扼要，並保持其原始格調，這一方法不僅用在經文很重要，對所引注釋的摘

要也是很重要的，這些摘要也盡可能簡潔的寫出，它提供一些中國學術精要以助

瞭解《易經》，與西方文學的翻譯一樣，我的看法是對文學翻譯應儘可能謹慎從

事，並盡量確實如一，保持原作風味，讀者因此可視本書經文及注釋為對中國思

想的如實翻譯。」55這種「傳承中國傳統《易》學，如實翻譯」的態度，主要表

現在翻譯《易經》的方法上，如其〈序言〉所指出，藉由勞氏詳細的解說和衛氏

在充分理解後寫下的中文譯文，可知衛氏是在認識《易》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基礎

上所作的解釋翻譯。因為對《易經》的重視，故譯《易》著重如實的呈現，這說

明了他對《易》的中國傳統教義的重視。這個翻譯態度，一方面受勞乃宣有意協

助衛氏翻譯以弘揚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衛氏深為《易經》的智慧所著迷，

認為《易經》所蘊涵的人類智慧有助於當時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因此，衛氏反對

膚淺的理解中國文化和貶低其價值的歐洲譯文，認為他自己有義務將《易經》的

真正內容介紹給西方人，相較於前輩學者，衛氏對《易經》有更全面而深入的認

識，亦不同於過去傳教士以宗教為目的的翻譯，而是想更深入的認識中國傳統文

化。從此可看出西方漢學家對於《易》在態度上的變化。

2.《易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

關於《易經》的性質，衛禮賢認為是一部卜筮之書，但他反對將《易經》僅

當作一部預測之書，因為《易》與一般預測之書有本質上的差異，衛氏說：「《易

經》是中國上古時代的一部占卜書，與其他占卜書的區別在於：它不僅服務於揭

示未來的目的，同時還指導人們在某種情況下的行動，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占問者，

不要消極地將自己托付給盲目的命運，而應通過自己的行動或順應，努力或迴避

54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ryanes, “Translator’s Note for the

Third Edi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xliii-xliv. 55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lxi-lxii.

來參與對未來的塑造。因而自然形成這樣的情況，即在象徵著人們不同生活境況

的神秘卦象中，同時交織著對正確行動的建議。」56換言之，一般預測之書只是

消極地順從命運，《易經》的卜筮卻重視個體的積極參與，個體可以透過《易經》

的卜筮把握未來趨勢，以採取正確的行動，衛氏說：「《易經》的啟示是通過各種

運動，即從當前出發觀察這些運動，從運動中把握過去與未來的事物，因為在當

前的運動中包含著事物的全部發展。」57

衛禮賢以《易》為積極的卜筮之書，有助於人們察知未來趨勢，以利行動，

故對於《易》的符號、卦爻辭等的解釋，都是基於如何預示未來，以及人們如何

據此行動的基礎上所做的詮釋，例如：關於文王、周公與《易》的關係，衛氏認

為二人賦予《易》卜筮未來的功能58；又如對於《易》符號的詮釋59，衛氏以陰

陽起源於神靈，是對信徒肯定與否定的暗示。對於卦辭的解釋，也認為有預測的

意義。60因此，關於衛禮賢對《易經》性質的基本立場，以之為積極的卜筮之書，

認為其「著力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怎樣才能察知未來趨勢。」61

3.《十翼》為孔子所作，重視《十翼》對卦爻辭智慧的闡發

衛禮賢除了以《易經》作為卜筮之書外，也以《易》為智慧之書。然而，認

為《易經》的智慧必須藉由孔子所作的《十翼》，才得以被闡發和瞭解。

關於《易》的作者，衛氏認為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

爻辭，孔子晚年學《易》而作〈彖傳〉、〈大象〉等，至於〈文言〉及〈繫辭傳〉

部分則由孔子弟子或後人纂輯而成。至於《十翼》的傳播，則為孔子學生子夏（卜

商，507 B.C.-約 420 B.C.）。62衛禮賢以《十翼》的主要作者為孔子，因此非常重

視《十翼》。衛氏以「經」的解釋，依賴於《易傳》，認為「經」的意義由「傳」

所賦予，甚至有「傳」的地位凌駕於「經」的傾向。對此，他提到了孔子深研《易》，

並傳述《易》而作《十翼》，在孔子之前《易經》的意義為巫祝之書，孔子以後，

提升了《易經》作為人生智慧之書的意義。63因此，呼籲讀者若想深入瞭解《易

經》的智慧，熟讀《十翼》是絕對必要的。64

衛禮賢對於《十翼》的重視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在所譯的《易經》第三部

56

衛禮賢：〈關於《易經》〉，收於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

頁 43。 57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頁 29。 58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liii-liv. 59

Richard Wilhelm, Hellmut Wilhelm, “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The

Wilhelm’s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Chan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ythos Series,

1995）, pp. 154. 60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lvii-lviii. 61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頁 53。 62

Richard Wilhelm,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lviii-lx. 63

Richard Wilhelm,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liv、lix. 64

Richard Wilhelm, “Introduc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lxii.

分將《十翼》分散併入經文的相關部分，認為這種方式可提供讀者更易於瞭解各

卦。特別是將〈大象傳〉納入第一部分的經文中，對此，衛德明說：「這種安排

也顯出我父親研究《易經》的特殊方法，並能助人進一步的說明和瞭解各卦爻的

涵義，藉這些象辭的一再說明，它提供一『君子』於所處爻位或事態下的反應作

為模式。」衛禮賢特別重視〈大象傳〉對於經文的註釋，有補充卦辭的功能，有

助於瞭解各卦之下所表的情境。65換言之，透過〈大象傳〉指引人的行動，孔子

所作《十翼》充分發揮《易經》為智慧之書的意義；第二，表現在對《繫辭傳》

的大量運用上。華裔漢學家韓子奇甚至以衛禮賢重視《繫辭傳》的人生哲學，為

其《易經》翻譯的特色。66

這裡說明了衛禮賢將中國的《易經》視為智慧之書的意義，書中對於如何利

用卦象、卦辭作為行動的指引，有詳盡的說明，以〈大象〉之中指涉的情境或代

表的行動，會喚起意識到自我責任的人們的崇敬和效法之情。67衛禮賢從《易經》

之中領悟到人於天地之中的特殊地位，如果能意識到自我的責任，符合天道所要

求的，則可掌握宇宙變化的規律，洞悉象背後的意義。

四、結語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和權力板塊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崛起，挾其豐沛

的財力，以及雄厚的社會科學基礎，開始積極發展亞洲研究，短短數十年間就取

代法國和歐陸，成為執西方漢學研究之牛耳的國家。美國的《易》學研究，也在

西方自17世紀到 20世紀中葉，所建立起來的研究規模和基礎下，加速往前發展。

此外，《易》學研究適逢貝恩斯的英文版《易經》在 1950 年出版，因此更加速了

《易》學在美國的研究和普及。貝恩斯的英文《易經》（內含榮格的序）在 1961、

1967、1978 及 1989 四次再版，其銷路之廣及影響力之大，實無出其右者。1960

年，貝恩斯又把衛德明的《變化：易經八講》翻成英文在美國出版。貝恩斯這兩

本英文譯著，直接推動了 20 世紀 50、60 年代美國《易》學研究快速起飛，也使

衛禮賢所代表的實用派《易》學研究得到更多的發展。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出土文物中的《易經》相關文獻，為《易》學研究提供

珍貴的資料和素材，對西方文本派和實用派兩派的研究都產生重大影響；在現代

科技及網際網路的帶動下，社會的多元發展，也使《易經》的應用更形多元而豐

富。歐美《易》學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一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變易

與不易。在二十世紀，《易經》也的確使榮格這樣的心理與思想家為之傾倒。因

65

Richard Wilhelm, “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xviii. 66

韓子奇：〈近年出土文物對歐美《易》學的影響〉，頁 83。 67

Hellmut Wilhelm,“Origins”, Change：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5.

此，總論近現代歐美《易》學代表學者及其論述，西方漢學界研究《易經》的代

表人物有兩位，一是德國衛禮賢，他善於利用當代知識份子的術語來闡釋《易經》，

韋利（Walley）稱之為「經文的譯法」；二是俄國休茨基，他善於探求《易經》

在寫成之初所具有的涵義，以考據批判與史學並用，韋利稱之為「文獻學譯法」。

《易經》在歐美流傳了四百多年，未來，在現代科技的帶動下、隨著網際網路的

便利和地球村時代的來臨，相信《易》學將會以不同於以往的面貌，繼續在西方

世界發展下去。68

68

並可參考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著：《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第 1

版），〈第七章 現代易學〉，〈第五節 易學在國外的流傳和影響〉，頁 456-468。張立文主編、

莫艮副主編：《和境──易學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十五

章 易學在海外〉，〈三、易學在西方〉，頁 32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