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料译丛 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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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思想迁移：引言与概述

乔治梅森大学 丹尼尔·B·克莱恩

这篇文章是《经济期刊视野》2013 年 9 月一个长达 465 页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

针对经济学领域从 1969年到 2012 年为纪念阿拉弗雷德·诺贝尔而被授予瑞典银行奖的 71

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每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我们调查了他/她在思想观念、学术观点和

性格方面——尤其是在政治和政策的评判准则方面——是否发生了转变。这份报告 90%

的内容是由这 71 位诺奖得主的思想档案资料组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考虑的思想转变特别针对古典自由主义情感而言。调查的基本思

路是：判断诺奖得主在他/她的成年阶段，是否（1）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2）是否变

得更不古典自由主义，还是（3）既没有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也没有变得更不古典自由

主义。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诺奖得主既没有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也没有变得更不古

典自由主义。其他受访的、在这方面显示有所变化的诺奖得主中，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

的人数要比变得更不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数更多。我把思想的转变说成是“迁移”，这是在谈

及政策/政治观点变迁时的一种区域性的比喻说法。但是我是以一种狭义的、有所保留的

方式来谈论“迁移”的：在这里，被我认定为没有迁移的人仅仅是指我认定他／她既没有变

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也没有变得更不古典自由主义。一个人的观点，如果在古典自由主义

方面没有变化的话，那也可能以其他的、彼此互不接触、影响的方式发生变化①。

表 1 给出了诸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思想迁移的报告。但是 71 位诺奖得主中有 50 位没

乔治梅森大学，费尔法克斯，弗吉尼亚州 22030。本文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倪娇娇翻译，

本刊编辑部校译。 ①同样地，如果一个人的观点中有的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而有的变得更不古典自由主义，那么，对于古典

自由主义来说，其整体的结果则是一种“冲击”，我认为不要将这类身份认定为迁移者，这样做至少与本文的

目的相符。不过我并没有发现哪一位诺奖得主可作为此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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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表 1 中列出。这种记录上的缺失，仅仅代表我并不清楚他们个人在成年期思想是否发

生了迁移，而并非坚定地认为他们个人（例如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并不存在思想迁移。

对于一部分诺奖得主，例如罗伯特·卢卡斯、默顿·米勒、劳伦斯·克莱因、阿瑟·刘易斯以及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我的直觉是他们逐渐变得至少有点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了，但是由于

我所了解的信息——尤其是关于他们早年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信息——有限，使得我不能将

他们列入到这个表中来。在其他方面，我并不特别觉得应该增加一些有思想迁移的诺奖得

主——如果非得要我提出最该增补者的话，那就是莫里斯·阿莱了。总的来说，这些资料

也许表明：我们不得而知的信息与我们已经获得的信息之间的比例，并不会高到将削弱可

从这份 71 位诺奖得主的资料档案中读取的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表 1：经济学诺奖得主的思想迁移：变得更多或更少古典自由主义

变得更多古典自由主义

多得多

詹姆斯·布坎南

罗纳德·科斯

罗伯特·福格尔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佛朗哥·莫迪利安尼

道格拉斯·诺斯

弗农·史密斯

更多，但不是多得多

肯尼思·阿罗

詹姆斯·莫里斯

西奥多·舒尔茨

阿玛蒂亚·森

多一点

米尔顿·弗里德曼

埃里克·马斯金

埃德蒙·菲尔普斯

托马斯·萨金特

乔治·斯蒂格勒

变得更少古典自由主义 少很多 拉格纳·弗里斯

伯蒂尔·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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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但不是少得多 彼得·戴蒙德

少一点 约翰·希克斯

保罗·克鲁格曼

我在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解释表 1 的含义。以上所示的结果是否拥有任何意义，这点

可能相当可疑，请读者判定吧！我将谈及诸多考虑要点中的部分要点。这份资料，对于那

些崇拜一个个诺奖得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对如下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即使完全撇开那

些问题多多而且也许充斥其中的是荒唐的公式化的种种表述，仍然是开卷有益的。他们所

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诺奖得主们是如何弄清事理的？他们是如何判定什么问题最重要的？

他们最钦佩谁、最想赶超谁？他们是如何履行其主要职责并获得成功的？——而这一切又

是如何与其思想品德相关联的？

我以项目首席调查员和第一作者的身份撰写作这份报告。在 71 份档案资料中，我是

其中 5 份的独立作者以及 58 份的合作作者（总是与瑞安· 达萨合作，也经常与汉娜·米德

合作）。

剩余 8 份档案资料的作者如下：尼古拉斯·伯格瑞恩（负责撰写詹姆斯·M·布坎南以及

贝蒂尔·奥林的档案资料），杰森·布里奇曼（负责撰写保罗·克鲁格曼以及阿玛蒂亚·森的档

案资料），本尼·卡尔森（负责撰写贡纳尔·缪尔达尔的档案资料），J·丹尼尔·哈蒙德（负责

撰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档案资料），E.C. Pasour 负责(撰写西奥多·w·舒尔茨的档案资料)，

以及阿里尔德· 萨瑟和 Ib. E. 埃里克森（负责撰写朗纳·弗里斯的档案资料）。维维安·迪· 乔

维纳佐则提供了一份由弗兰科·莫迪利安尼选编并翻译的资料。最后，大卫·柯兰德尔担任

全文的总主审及独立评论员——该角色的任务将在下文描述。

一些概念和问题

“古典自由主义”：《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有杰拉尔德·高斯和沙恩·D·考特兰德（2011）

撰写的关于“自由主义”的词条。在引述其后的内容时，我压缩了包含其中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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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有时被称作“老”自由主义，自由和私有制是密切相关

的。从 18世纪至今，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坚持认为，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

济体系是唯独与个人自由相一致的，这种制度允许每个人过自己的日子——这包括其

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其劳动力和资本。其实，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论者们经常

断言说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从某种方式上是一回事；例如，有人争论说，所有的权利，

包括自由权，都是产权的种种表现形式；另有人则坚持认为产权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

表现形式。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秩序也就因此而被视为是自由的一种化身。除非人们

能够自由地签订合约以及出卖劳动力，或者除非他们能够自由地储蓄其收入所得并且

能够在其认为合适的条件下进行投资，或者除非当他们获得资本时能够自由地经营企

业，否则他们就并非真正自由。

（高斯和考特兰，2011；这里第一次加入了一些斜体字）

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描述是很容易查到的，例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

（达伦多夫，2008）就有这种描述。而想要查到一个比较好的概述，则可参阅弗里德里

克·哈耶克百科全书中的“自由主义”条目（哈耶克，1978）。

通过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我旨在主张对自由的一种设想。我所谓的“自由”，指的

是他人——包括政府，不插手个人之事。我所谓的“个人之事”，指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和财

产所有权，这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其理解为一种含有自愿结社和订立契约的自由之义。自

由的对立面则是有偿的公平，即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不染指另者的任何之物”（1976/1790，

269）。这些构想预设了所有权的大致形式，而且，这里预设的所有权的大致形式与大卫·休

谟、亚当·斯密以及十八、十九世纪的其他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别无二致。在经济学诺奖得

主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尤其很好地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二

位都将其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例子请参阅弗里德曼 1962，5-6，关于《恰如其分的标

签》的论述，以及哈耶克 1963）①。

①我之所以用“古典自由主义”一词而不用“自由论者”，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这么一种形象概念，即：有些

人已经自诩为“自由论者”了，这一形象概念需要严格区分以下各种说法：全有或绝无的极端推理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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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更不古典自由主义”：表 1 所示的是关于变得更加或者更不古典自由主义

的思想迁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迁入或者移出“古典自由主义”所特指的思想领域。例如，

可以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就从未进入那片领域；但是，通过由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转变到更加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莫迪利·安尼在朝着使他的思想比他原先更加靠近

那片领域的方向移动，他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了。朗纳·弗里施的反面例子也可以解释

这一点：弗里施也从未进入“古典自由主义”的领域，他倒是朝着更加背离那个领域的方向

移动，变得更不古典自由主义了。

思想情感最初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对观点（沿着更加或者更不古典自由主义的线路）

进行重构的过程尤为感兴趣。例如，虽然我们十分确信加里·贝克尔现在持有的是他从普

林斯顿的大学毕业时还不曾持有的观点（毕业时，他的思想比较成熟了，不再只是明显有

一些浅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例如，坚定地赞成毒品自由化；我们几乎没有掌握什么信

息可用来说明他曾一度持有相反的观点，无法证明他曾经有过思想上的转变或者重构。在

这一方面，我们习惯使用的“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一词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从某一重要

意义上说，贝克尔确实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能够说的是，其

思想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从不那么考虑古典自由主义变得持有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这是思

想的一个建构发展过程，而不是重构过程。这样一种思想的发展过程不是本文所说的思想

迁移。这件事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即：诺奖得主们到底非得到多大年纪他经历的思想变

化才能算得上思想迁移？

何时开始成年? 当然，文档资料对可以查阅到的下列信息感兴趣：诺奖得主早期的、

甚至早在其青少年时期的观点；还有，诺奖得主家庭的政治倾向及其本人的成长历程。但

是，要将某位诺奖得主列入图 1，至少必须符合诸多条件中的一个。条件之一是：其早期

的观点——虽然后来发生了变化——是他至少已经 22 岁时才形成的观点；另一个条件是：

其观点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公开发表的，正如弗兰科·莫迪利安尼那样，他在二十左右岁时

就发表了他的观点；再一个条件就是：诺奖得主个人必须像哈耶克、罗纳尔德·科斯和詹

将自由作为原则构建过程中的问题缺乏关注，而对这种原则的主张也不靠谱。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主张对自由

的一种设想——但它允许有例外——而在现有状况下牢牢把握讨论的方向是轻松自在的，即：使讨论更多地

朝向改革而非朝向一种理想而公平的协议的任何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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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布坎南那样，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以一种确定的、显著的方式，阐述其经历的学

术观点重新思考的过程。我把有些诺奖得主排除在表 1 之外，因为这些人似乎在大学时期

对某种观点有所偏好，但并不笃信之，之后不久——可能在其攻读研究生时期吧——就放

弃了大学时期的观点。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及加里·贝克尔就是表 1 中所

示的例子。

后退一步的想法

我的性格和人生观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或者说我是实用主义的自由论者），在这方面，

自从上了大学我就有了些许变化，虽然我已经变得特别欣赏亚当·斯密。我是一个思想固

执的例子。

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迁移的研究志向，可以追溯到大概 25 年前。我是和合作者们一

起去奉行自己的抱负的——而结果却是在我们的硬盘中现在还存储着大量未出版的资料。

（叹息！）我的动机是提供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变迁证据的构架。我所说的“变迁证据”，

指的是这么一种证据，它由种种模式（在本案例中为纵向模式）组成，表明人们是如何估

计和评判有关政策/政治事件的证据。自始自终我都了解在说明这样的变迁证据过程中会

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过去曾认为那些问题的破坏性并不大。然而，过去这些年来，我

——还有其他人——所意识到的问题给我的印象愈加突出了。现在，对我来说，提供变迁

证据的初衷所剩无几。而在这时，或许其他的动机倒是可能证明目前的项目仍值得做下去。

我将这一个人的经历说出来与大家分享，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引出一下话题，即：对当初寻

找变迁证据的动机作一个详细的阐述，接着讨论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然后提出实施该项

目的其他动机。最后由我来推出这个项目的实施细则。

本项目的最初动机：寻找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变迁证据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他 1863 年发表的《功利主义》一书中解释了功利主义，看到

了将某种偏好（及其得以满足并产生相应的愉悦感）放置于其他要素之上的必要性。穆勒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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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感有两种，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它们的人不考虑任何道德责任而确

定无疑地选择了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一种就是让他更加渴望得到的愉悦感。如果两

种愉悦感中的一种被那些对二者都不陌生的人——即使明知它会带来颇多的不如意

——仍将其置于远高于为他们所偏好的另一种愉悦感的位置之上；并且不会因为他

们在本性上可能多渴望另一种愉悦感而放弃它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

其之所以提供令人偏好的享受的原因，归于其超乎寻常的品位。如此上乘的品位，

相比较而言，想通过数量优先而取胜它是难以奏效的。（穆勒，1863）①。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正在选择政策或者政治观点（或者信仰或者判断力）的个体，然后

我们又激发其对于明显偏好的感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穆勒关于偏好优先的论证是如何

使其自身适用于有关政策观点优先的论证的（虽然我将建议放弃这么一个条件，即：“不考

虑任何道德责任而偏好它的情感”）；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有效地了解”同一个问题的两个

相矛盾立场的人一致地选择其中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优选的立场。

相比于对音乐、电影或食物的偏好而言，政治上的偏好往往更容易被锁定；25 或 30

岁之后，人们往往终生固执已见。正如托马斯·杰弗森所描述的那样，“很少有人在他们后来

的生涯中有机会去修正他们大学时期形成的观点”（1984/1814，1341）。此外，随着时间

的流逝，他们往往变得更加固执己见，这可能就是认为 35 岁时发生思想重构比 22 岁时

发生这样的重构更具重要性的理由。据此，观察者可能希望对表 1 中所记录的诺奖得主们

的思想变迁多少打点折扣，他们包括哈耶克、科斯、布坎南和贝蒂尔·奥林，因为他们都

在 30 岁之前经历了重要的思想变迁。

很多的学术研究指出：一个人很少在 25 岁之后经历政治观点上的根本性转变。在这

篇文章的最后，我附加了一份多位权威学者论述锁定观点和固执己见的语录汇编，这些权

威学者是：亚里士多德、大卫·休谟、亚当·斯密、 杰弗森、阿瑟·叔本华、奥斯卡·王尔德、

M. 肯詹宁斯、里查德·G.里米、马文·闵斯基、杜安·F·阿尔芬、罗纳尔德·科恩、希欧多尔·纽

①穆勒也在他 1854年 3月 23 日的日记条目中更加简洁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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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姆、大卫·西尔斯以及卡洛琳·丰克①。

观点的锁定——或者对个人情感重构的反对，其影响力及广泛性对于那些不同寻常的

个人来说，是颇具重要性的：他们克服了诸如此类的种种压力，实际上改变了他们的政治

观点，尤其是在他们其后的生涯中。之所以颇具重要性，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想象力的十分

有限：对于我们从未做过的事情，如骑自行车；对于我们从当过的角色，比如做一名天主

教徒，我们都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看到其他一些人做这样的事或者成为这样

的人，但是“这仅是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对他的感觉形成某种了解”；而且，“这仅是我们自己

所感知的种种印象，而不是我们凭印象所复制的他的感知”（斯密，1976/1790，9）。 我

们的想象难以弥补我们所缺失的印象。穆勒谈到了那些对两种相互对立的偏好都能“有效

地了解”的群体。只有当你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确实相信过 某种想法，才有可能从某些侧

面去了解它。这就像我不曾骑过自行车就不可能知道骑自行车的好处；不曾信奉或拥护过

某一政策立场，就不可能知道该做法的价值。据此，如果某人确实对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

观念都曾经信奉过，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认为他为什么会“有效地了解”这两种相互对立的

思想观念。经济学家们把“经验的属性”说成是一种商品（尼尔森，1974）；麦克尔·波兰尼

则谈到个人的、或者不易表达的、或者缄默的知识（波兰尼，1962；1963．1967）；休

谟（例如，1896/1793，第二册，第三部分，第三节）和斯密（1796/1790，16-17，165）

则谈到了判断力和情感（包括感情和激情）的不可分性，并进而谈到知识和情感的不可分

性。但是，即使你从未读过这些作者或者其他论述此类观点的作者的著述，作为人类的一

分子，你会凭直觉去感知——即凭经验去感！经验可是知识的特殊源泉啊。

我们举一个凭经验行事的实例：“铁幕”主要在一个方向上阻挡了地区性的迁移②。这

一经验模式和我们关于经验和明显偏好的推理，以及相关的格言和前提假设（不是公理），

这一切可能让我们多少知道哪一边才是最优选择 。

以相似的方式，你可能断言：思想变迁中的凭经验行事方式在某一方向上占有优势，

①作为区分生命历程稳定性（或者缺乏稳定性）的六种模式的巧妙图表化展示，包括“易受影响的年份”，“坚

守”以及“不断增强的坚守”——参见阿尔温（1999，142ff）。 ②在美国南部的 48 个州（阿什比，2007）以及不同民族之间（阿什比，2010），内森•阿什比提出了关于迁移

和经济自由的更为普遍的实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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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明选择那一方向更为明智。我们应该从人们重新审视其社会主义观点并脱离集体主义

一事中吸取教训，这正是《失败了的神》（克罗斯曼，1949）一书中所包含的六篇自传体

文章的主题。关于特定的个人重新建构他/她的观点以及脱离左派观点需所的研究多如牛

毛。这一主题出现在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诸多著作（参见狄更斯，1975；纳什，1976；奥

尼尔，1982；霍兰德，2006；弗莱明，2009）以及在自传体的选集（参见克罗斯曼，2006；

邦泽尔，1988；埃伯施塔特，2007；布洛克，2010）。另一种变迁的模式出现在名为“前

自由论者和客观主义者提供的证据”（Testimonials by former libertarians and objiectivists）

网站中（胡本，2007）。

我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引导我避开了“左与右”及“自由与保守”之争。我是以是否

变得更加或者更不古典自由主义为依据来考虑思想变迁问题的。同时，任何调查都应该只

着眼于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作家们，他们确实把自己的政策和政治观点记录在案，并

进而以非知识分子所不为的方式，令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负责①。如果能表明：就经验而言，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成年之后其思想就已朝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方向变迁（不是变得更加古

典自由主义，就是变得更少古典自由主义），那么，经验性的发现加上这里所简述的理论，

就将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一种变迁的证据。或者，我想，多年以前我就产生了从事这个项

目的研究工作的这样一种抱负。再说，我早在开始做这个项目时就已意识到我的这一想法

会遇到某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显得愈加严重了。

关于迁移模式是否构成变迁证据的问题

可以假设，在当今世界几百年的历史时期中，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到目前为止，已

经出现了一些纯粹“知识分子”的“群体”，并且也已经出现了旨在提供在这类群体内的思想迁

移模式的证据所做的努力。关于开展对某人到底是变得更加或更不古典自由主义一事的追

踪调查研究的观念问题，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补充一句话，即：我相信存在着一种脱离

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论者观点的变节综合症，这通常发生在一个人还相当年轻的时候——

就是说，有时候人们看到某种朴素的常规惯例就信了它一阵子；不久就发现这些常规惯例

①我提供了一些关于激励因素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克莱因的著作（2012,1253-1254）中有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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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太简单化了，便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它们的信仰。经济学诺奖得主们则无一患上这种

综合症。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探讨知识分子整体的情况的话，那就非得把这样一个次级的

迁移模式给算进来不可。

在对有关变迁证据的争论提出问题时，我将把焦点放在对 71 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调

查上。其中的诸多问题也会使得任何更广泛的调查变得很折磨人。

问题 1：将我们的调查自诩为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证据时，我们碰到的最直接的问题

是：即使你接受了表 1 所示的判断，并且相信大多数经济学诺奖得主的思想变得更加古典

自由主义这一说法，就这种思想迁移而言，你还是没有坚实的依据来断言这 71 位经济学

家就能充当某个更大的经济学家群体的代表。或许，采用一些其他的杰出经济学家的样本，

比如说美国经济协会以往历任的主席，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再者，我们也没有坚实的

依据来说下面这种话，即：更大的经济学家群体是一些更大得多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

——正如某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①：学习经济学或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

颇受人尊重的。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被调查的群体对象，基于个人偏好而论，这种担忧是理

所当然并恰如其分的：我有一个个人的打算，并且，我是怀着对结果的良好感知而选择了

这个被调查的群体对象的。

问题 2：即使你同意针对 71 位诺奖得主的调查结果，即使你承认这 71 位经济学诺奖

得主不但是某个更大的经济学家群体的代表、而且甚至是这个历史跨度——相当于这 71

位被调查个体在其成年期所共同经历的、从 1920 年到 2013 年这么一个历史跨度——内

的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你仍然可能认为这一历史片断是特殊的；并且，很显然，由于对

抵触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导致的不利因素认识模糊，结果就在思想上朝着古典自由主义的

方向变迁，这样一来，他们就代表不了这一历史范畴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了。

问题 3：（这里其实是一组问题）：别对意思想迁移的亲力亲为者们太在意了！——有

人说学者个人的思想迁移表明了学问的增长，这种说法有多少合理的成份呢？ 在提出最

①乔治•斯蒂格勒（1959，527）说学习经济学使人变得“保守”。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家尤其是市场导向型的（引

述自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贡纳•缪尔达尔，斯蒂格勒，保罗•克鲁格曼，迪尔德利•麦克洛斯基以及罗伯特•

库特纳，具体见克莱恩和斯特恩 2007，309-311）。经济学家，在程度上，比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

学者更加古典自由主义（参见克莱恩和斯特恩，2005，28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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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看法时，我给出了来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德文章中的一段论述。但是在其后的两个

段落中，穆勒提出了异议：

在大多数自然状况下，高贵情感的功能就如一株非常纤弱的花草一样，容易被

扼杀——不仅为恶意的影响所害，而且也受纯碎的生计需求所逼。……，人们之所

以放弃自己的崇高抱负，就像放弃自己的知识品味一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也

没有机会心无旁骛地去追求它们；人们之所以沉迷于低级趣味的享乐，并不是因为

他们对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要么他们别无选择，要么他们再也别无能耐了。任何

一位对于两类享乐都一样容易动情的人是否会蓄意而厚颜无耻地选择低级趣味的享

乐，这点倒是值得怀疑，不过有许多人，不论在哪个年龄段，倒想两种乐趣都享受一

番，却落得个忘“乐”兴叹，空想徒劳。（穆勒，1863）。

2003 年，我对六个学术组织的会员做了一个调查。我要求这些调查对象回答十八个

政策问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拥有博士学位，相当大部分的人在学术界颇有建树。这

18 个政策问题，实际上是问了两次：首先，25 岁时你在想什么? 第二，你现在在想什么?

这个调查（请链接调查指南）的主要动机是想看看那些有过思想迁移的人是否都倾向于向

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方向、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迁移。巧的是，调查的结果虽然确认大部

分人在 25 岁之后思想转变甚微，但是也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迁移一旦发生就往往朝着古

典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调查数据所显示的是：思想迁移分为两个方向上的发展是非常

均衡的。这些结果让我无言以对①。我可以试图用穆勒关于享受的获取和享受的能力的论

述来质疑这份调整结果，我可以辩解说：受访对象，作为特定专业学术组织交纳会费的会

员，并且大多数作为学者，可能沉浸在伴有某种压力的特定环境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已经放弃了对于思想变迁证据的论证这一研究意向。

无论如何，穆勒还是坚持他关于总体偏好的基本论证，并且提议我们盘点一下不同看

①这份调研报告中的“现时的”数据在我自己和夏洛特•斯特恩发表的很多文章中都引用过；而有关“25 岁时

期”的数据则从未被公开发布过，或者从未被发表的著作所引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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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人数比例，他说：

关于是否最值得享有两种乐趣的问题，或是否最乐意去体验所存在的两种乐趣

形式中的一种的问题，且不论其道德属性及其后果，那些有条件对两种享乐模式都

了解的人所作出的论断，或者，如果他们持有异议，那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论断，则

必须被认作定论。（穆勒，1863）。

因此你可以质疑有关思想迁移和看法的最基本的论断。一个人可能相信两种观点中更

好的那一种，但并非出于好的理由。一旦发现自己的理由不好，，他就会转而相信不同的

观点，即便有其他好的理由证明原先的观点是对的，他也会改变看法。这种思想变迁可能

算不上是一种趋势，但必定会发生。

一个人的论述可能被公诸于众；这个人变得越出名，那其受众群体就变得越大、人数

就变得越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政客排除在外——而且，同理，在我们的调研中，不考

虑奥林案例是明智的，因为他在瑞典领导了一个政党。但是，将政客排除在外的理由，实

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所有知识分子，尤其适合那些有抱负的、著名的知识分子，

诸如那些诺奖得主们。随着演讲者论述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他可能变得对各种各样的知识

腐败更加敏感。但是，同样的，我们，作为聪明的分析者，可能把他讲的同样的话语做不

同的诠释。我们在说他的具体立场时，不仅取决于他说的话，同时还取决于他所面对的受

众。进而言之，我们认为：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所持立场的特点，取决于他的地位和声望。

其他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许，有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改变他们的想法，可能出于他

因自己的行为而背负的臭名（即所谓“破罐子破摔”），或者纯粹是出于无聊。可能上了年纪

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维持现状。相比较而言，有些思想更容易被锁定。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

要点问题是值得去思考的，但我依然按我原有的思路前行。

本项目的其他动机

这些问题可能太大了，大到没能作为论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证据。还是有一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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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谈。亚当·斯密会让我们努力去妥当地利用我们自己的动机，他

会说我们那样做体现了普世的善心。为了得以理解“普世善心”的含义，并了解应该如何去

满足这种善心，我们有必要一次次地与模范人物打交道，深入了解非凡男女的心路历程

——就政策行为和政策言语行为是否得体而言，我们对此类事情赞同与否的态度并不明朗，

只是打心眼儿赞同而已（斯密，1790，第五部分）。我们倒是要看看他们对这些最重要的

事情是如何做出判断的——这些事情包括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最重要的方方面面；在努力

思考这些问题时所采用的最重要的阐述；最重要的问题、麻烦或者挑战；对特定议题所做

的最重要的构想；对该议题所持的最重要的立场；对某个立场所开展的最重要的争议；对

某个争论意见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或者依据，等等。这里所说的每一个“最重要”，指得是

在所有普遍需要考虑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因此，对什么事情最重要以及这些事情进展如何

等问题所做出的判断，是与评判者对事物的广泛了解息息相关的。所有这类判断的做出，

可以说，是服务于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目的和义务的。作为个体的人，亲身体验如何作出判

断，并由此产生了责任感，铸就了性格。模范人物是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长进步的，

这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而不必去考虑他们思想迁移的任何模式。

其他动机包括：

●这份档案资料可能会激起学界关于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政治学，伦理学，道

德学，美学，哲学，等等——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这份档案资料为思考经济学家的性格类型或者构建经济学范畴下的性格学提供了资

料。

●这份档案资料可能帮助我们思索“学习经济学往往使人更加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观点。

●通过阅读有关这 71 位诺奖得主个人的资料，我了解了许多国家过去几百年来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发展轨迹。阅读知识分子的传记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探讨历史

的途径。

●对于想了解特里格夫·哈韦尔莫政治观点的人来说，他的档案资料唾手可得，这些档

案资料提供了其个人的思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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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项目是如何实施的

这 71 份档案资料的撰写是我从中协调的。由瑞安·达萨、汉娜·米德和我撰写的那部

分的通常工作流程如下：开始由米德收集主要资料以及诺奖得主的简短档案资料；经我审

核、改写和补充资料后转给 Daza，由他详细查阅广泛的资料并将文档充分扩充；最后由

我再一次审核和改写。《经济学期刊视野》的总编杰森·布里奇曼虽然在任何这些档案资料

中没有被列为合作撰稿人，但是在起草稿这份档案资料时，他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有 8 份档案资料是由其他人——而不是由达萨，米德和我——负责撰写的。那些档案

资料所刻划的形象总体上保持了我在上述表 1 中所揭示的思想迁移，但丹尼尔·哈蒙德撰

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档案资料除外，如我所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漫长生涯的最后

50 年中变得更加古典自由主义了。（表 1）

问卷：一份问卷是通过邮件寄给了诺奖得主们的，他们中有 12 位亲切地作了回复，

他们是：肯尼斯·阿罗，罗纳尔德·科斯（令人遗憾地，他已经去世），彼得·戴蒙德，埃里

克·马斯金，詹姆斯·莫里斯，罗杰·迈尔森，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托马斯·谢林，威廉姆·夏

普，弗农·史密斯，罗伯特·索罗和迈克尔·斯宾塞。他们每个人的回复都被并入各自的档案

资料。我们还专门另外创建了一个文档来存放这 12 份问卷的回复文件。

总主审：《经济学期刊视野》规定：期刊编辑撰写的材料的内部审查要得到另外两位

编辑的认可；我们的这一项目就得到了这种认可。《经济学期刊视野》几乎所有的材料也

都要通过外审①。但对我们这个项目而言，要为所有 71 份档案资料安排一位特定的审校员，

此事比较棘手。取代的办法是：我们计划招募一位总主审来完成以下任务：

1.这位总主审将监察该项目的运作流程，具体手段是通过共享保存有所有工作草稿的

Dropbox 文件、在合作者中复制重要信息以及开通电话和邮件等的公开渠道，以便保持与

我这位首席调查员的联系。

①说得更加具体一点，该期刊的政策表明：所有选录到这六大主题栏目的材料（并非 Watchpad 一类的可视广

告）都要经过“外审”（以评论为例，这种外审可能采取评论作者回复的形式）。本项目收录在期刊的“性格

问题”栏目。在该期刊的网站上可以查阅到对该期刊七大栏目的介绍。

经济资料译丛 2014 年第 2 期

·15·

2.这位总主审要审阅材料并给出反馈意见。

3.这位总主审要就这个项目的终结材料写一份独立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该项目的部分

成果公开发表。总主审对其报告享有充分的控制权；报告将严格按照他的意愿来发表。报

告将对该项目做出评论并且评估该项目执行的完整性。

米德伯理学院的大卫·柯兰德教授同意出任总主审一职。他的报告已被收录在本项目

中（请参阅有关链接）。我们十分感谢他的豪爽参与。

71 份档案资料的电子集：我们决定将所有 71 份档案资料集结成一个单独的文档，称

作“经济学诺奖得主们的思想档案资料”（请参阅相关链接）。在该文档内我们提供了各种链

接，以帮助查询这些档案资料。

——————————————————————————————

附录1： 论述思想情感锁定问题的（名家）语录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二册，第一章）中说：

学弹竖琴既会产生好、也会产生差的竖琴家，这也可以类比到建筑师的例子以及所有其

他领域的例子：建造出好的房子就产生了好的建筑师，建造出差的房子就产生了差的建筑

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行动中有好的表现，因为行动上的这些差异意味着状态上的

相应差异。因此，为养成这种或者那种习惯，就得从我们年轻时代开始努力，这点并非不重

要；正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极其重要。

大卫·休谟（1896/1739，116）说：

所有那些我们从孩提时期就已经习惯了的看待事物的观点和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

至于对我们来说，无论采取任何逻辑和经验的力量，都不可能将其根除；并且这种习惯不仅

在影响上近似于、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远远优于那些从持续而不可分割的因果一致中产生的观

点和观念。

大卫·休谟（1896/1793，453）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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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影响是在想象中瞬间激活和灌输任何观点，并且防止对此观点的任何犹豫和彷徨，

这一点已大体上得以证实。不论是一种观点的激活或灌输，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益的。通过观

点的生动性，我们对幻想产生了兴趣，并且产生了与来自有节制的激情的同样的愉悦感，尽

管在程度上稍逊一筹而已。因为观点的生动性令人愉悦，因此，该观点的确定性使你心中牢

记住了一个特定的观点，使你在选择具体观点时不再摇摆不定，从而避免了在心中出现不安

情绪。这就是人性的特质，这在很多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而言都是

共同的，情绪上过于突然及剧烈的转变是令我们不愉快的。虽然任何事物本身都是不偏不倚

的，但它们的变更却会令人不安。由于怀疑的本质在于引发思维的变动，并使我们突然从一

个观点转移到另一个，其结果必然成为痛苦的起因；这种痛苦，首先是当兴趣、关系或者任

何大而新颖的事件引起我们的兴趣时，它就出现了。

亚当·斯密（1976/1790，158）说：

我们对自己的性格所怀有的看法，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判断。诟病自己是

如此的令人不快，以致我们经常故意让我们的观点避开那些可能得出于我们不利的判断的情

景。……由于不愿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处于如此令人不快的境地，我们也经常——愚蠢而无

力地——设法使那些先前误导过我们的不当激情再次膨胀；我们竭尽全力以狡诈的手段唤醒

我们旧有的怨恨，并且让我们几乎忘却的不满情绪沉渣泛起：我们甚至为这可悲的目的而不

遗余力，并进而固守非正义之言行，这一切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些不正义的过去，

并且因为我们羞于并害怕认清自己的那种过去。

托马斯·杰弗森（1984/1814，1341）说：

很少有人在其晚年有机会去修正他们大学时期形成的观点。

亚瑟·叔本华（1974/1851，60）说：

对于我们来说，对每一个新的观点持一种消极的守势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对该看

经济资料译丛 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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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论及的对象给出了明确的判断。这个新观点则恶意地侵犯了迄今为止我们所坚守的唯一

信念体系，打乱了该体系所带来的平静、祥和的局面，宣告我们前功尽弃，要我们一切从头

做起。

奥斯卡·王尔德（1913/1891，第二章）说：

我们已退化为丑陋的傀儡，任由他人掌控，心中只记得曾为我们所十分害怕的强烈情感，

脑中萦绕着我们曾经没有勇气去抵御的极度诱惑。青春!青春!除了青春，这个世界已空空如

也，别无一物！

肯特·杰宁斯和理查德·尼米（1981，74）说：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保持一些思维定向不变，这可是相当可圈可点的，尤其是我们父母

这一代人……因此，当我们强调思想变迁的明白率真时，并不否认思想上终身不渝的证据……

思想上的间断性多出现在一个人的成年早期，而在其成年晚期则比较少见。不论以任何标准

衡量，结果几乎一成不变，即：在思想稳定性方面，年轻人不如他们的父母。在这方面，将

一个人的成年早期描述为构建或重构其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的人生阶段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同样，关于人到中年总是固执己见的理论也得到了赞同。

大卫·西尔斯（1983，108）说：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提出关于坚持早年形成的政治倾向问题、建议该如何很好地

将其概念化、并简要地总结影响坚持早年形成的政治倾向的有效证据。作为一个并不成熟的

起点，这篇评论认为：对思想观点的一种坚持和在可塑性强的年月中思想观点的变迁，把这

二者合起来，就很好地代表了人的一生中基本的、象征性的思想倾向变迁的历程。

马尔文·明斯基（1986，68）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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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改变我们可能最想改变的人的本能，那可是出奇的难事一桩——这种人的本能，早

在我们孩提时期就有助于我们形成了历时久远的自我奋斗目标。……人的这种种本能之所以

难以改变，原因就在于它们特殊的演化起因。很多其他精神本能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我们

改变我们应有形象的缓慢程度。如果任凭随意改变，我们最具冒险性的冲动行为就可能随意

篡改我们人性的基点，那样一来，我们就没几个人能得以幸存了。为什么改变人的本能是一

件如此不可为之事？因为如果普通的“改变主意”会导致不好的结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取消

它；但是当你要改变的是你的自我奋斗目标时——那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马尔文·明斯基（1986，180）①说：

（一旦）一个计划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它将变得极其难以改变——这不是因为该计划

本身和制订该计划的代理人身上固有的局限性，而是因为社会其余群体对其现有形式的依赖。

肯特·杰宁斯（1990，347-348）说：

人们的思想变迁多发生在其成年期关键的头十年中，一般不会晚于人生的这个阶段。确

实，他们往往会守住他们所拥有的、所熟悉的、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因此，在其思想变迁具

体化过程中所涉及的“纯净思想”的形成，不论对于个人或是对于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来说，

都会在其接下来的岁月中产生重大的差异。

杜安·阿尔文，罗纳尔德·科恩和西奥多·纽科姆（1991，60）说：

对于（美国）本宁顿的妇女来说，不论是衡量她们对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对选举的偏好，

还是衡量她们对于各种不同公众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不同党派的认同，那些在大学时期的相对

保守者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仍然相对保守，而那些在大学时期相对不怎么保守者在 1960 年至

1961年间仍然不怎么保守。

①同样参见明斯基（1986，46，65，146，154，175，178，2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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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西尔斯和卡罗琳·放克（199，1）说：

对受访对象的测评安排在 1940年到 1977年间的四个时段进行，从受访者大约 30岁左右

至其退休年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他们的党派态度是高度稳定的……对他们个人态

度变迁轨迹的考察显示：最共同的变迁模式却并不随时间的跨越而变动……有证据表明：跨

越的人生时间越长，个人党派态度的固化就越明显，并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大的心理

力量把核心的禀性注入心中。

附录 2：诺奖得主晚年观点的思想属性

在表 2 中，我把每个诺奖得主晚年的思想属性大致上归结在从“最古典自由主义”到“最

不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空间内的某个位置上。其间，纵栏中已填的诺奖得主的名字表

明我有把握认定他/她的思想属性类别，而没填的便表明我没把握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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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诺奖得主晚年观点的思想属性

（1）

最古典自由主义

（2） （3） （4） （5） （6） （7） （8） （9）

最不古典自由主义

最确定 贝克尔; 科斯

弗里德曼; 哈耶克

史密斯

弗里希

里昂惕夫

廷伯根

部分确定 米勒 布坎南

蒙代尔

奥斯特罗幕

斯蒂格勒

卢卡斯

诺斯

普雷斯科特

舒尔茨

谢林 福格尔

赫克曼

马斯金

托宾

莫里斯

奥林

萨缪尔森

阿克洛夫; 阿罗

戴蒙德; 凯南

克鲁格曼

莫迪利安尼; 森

索罗; 斯蒂格利茨

斯通

不确定 马科维茨

斯科尔斯

黑德兰

默顿

萨金特

威廉姆森

豪尔沙尼

希克斯

菲尔普斯

库兹涅兹

迈尔森

夏普

恩格尔; 赫维奇

麦克法登

米德; 莫滕森

皮萨里德斯

沙普利; 西姆斯

斯宾塞; 维克瑞

格兰杰

Haavelmo

克莱因

刘易斯

西蒙

科普曼斯

缪尔达尔

康托罗维奇

最不确定 阿利斯; 纳什 塞尔顿 德布勒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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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纵栏表示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程度等级。这种离散化的排序就得处处划界，这就可

能似乎夸大了其间的差异（比如说，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之间的差异跨度是不是太大了?）。

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横栏中（并且，每个单元内所列的名字纯碎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在填表的过程中，我先排定某些诺奖得主，然后，当我接着往下排的时候，每排一

位诺奖得主，我就将其与前面已经排定的其他诺奖得主的部分情况关联参照而定位 （当

然，有时也要做些修正）。在给美国经济学家定位时，我既能够做到信心十足——这点

毫无疑问， 也无疑地凭借了某些方面作为美国人所特有的直觉；然后我再尝试着以合

适的方式将非美国的经济学家并进来。当我（在横栏中）给每个诺奖得主的名字排位时，

到底把握性有多大，这就是我对自己如此行事的质疑所在。

附录 3：致谢

作为主编，杰森· 布里奇曼的工作就是使《经济学期刊视野》得以正常运作，但是

对这个大项目内容的去伪存真、 定稿和润色则是一项额外的工作。他在非常短的截止

日期前就把所有工作都整合了起来，为此我对杰森心存崇高的谢意。

我十分感谢该项目中所有作为档案资料撰稿人或者合作撰稿人的学者们，对在编辑

工作中提供帮助的保罗·穆勒和杰瑞米·霍普达尔，对 12 位回复问卷的诺奖得主以及担任

总主审的大卫·柯兰德，我深表谢意。对于其他在特定档案资料中提供了帮助的人，我

在脚注里鸣谢了。

我需要补充的是对泰德·布莱克在思想迁移这个课题上多年来的合作表示感谢，我

们俩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诺奖得主的思想迁移。史蒂芬·戴维斯也同样广泛地与

我和泰德合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在思想迁移课题上的思考。我们三个撰写了很多关

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档案，这些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发表。我希望眼下这个项目将为我们所

做的共同的努力点燃新的生命火花。

我同样对那些引导我专注于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人心存感激。首先，我感谢尼尔斯·卡

尔森和尼克拉斯·伯格伦，他们邀请我在 2009 年朝圣山学社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作论述思

想迁移的演说。在我的演讲中，我解释说我和布莱克以及戴维斯合作的项目——当时该

项目是在实证范围内开展的范围广阔却尚无定论的研究——正遭遇严重的问题而陷入

困境，尤其是经验的可塑性问题。在我演讲之后，卡伦·合恩以其基于和 10 位诺贝尔奖

得主对话而撰写的杰出著作为题作了演讲（合恩，2009）。在其演讲中，她评论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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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受过采访的诺奖得主的思想迁移模式。接下来，特伦斯·基利便鼓励我开展一项仅局

限于经济学诺奖得主群体中的调研。我感谢卡伦和特伦斯向我推荐了开展这样一项研究

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