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阅读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C4

编辑/罗皓菱 美编/周桂兰 责校/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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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是一个不简单的老头。称黄永玉见多识广，历经沧桑，一点都不夸张。

在怀念挚友黄墅《温暖的追忆》一文中，黄永玉说，他不希望自己在年龄上，是战壕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兵，孤苦伶仃，也不希望老到因为龙钟而让孙子辈们嘲笑的程度。

但上帝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故意跟他开了个玩笑。现如今，不但比他老的老头都渐次故去，就连同龄同辈也都一个个凋零，黄永玉一不小心“把自己活成一部历史”。

讲述自己的历史，不必都写成自传。再说有表叔的《从文自传》珠玉在前，黄永玉也不好弄个《永玉自传》，那也不是黄永玉的风格。就此说来，作为“历史的历史”，《太阳下的风景》忆故人，谈艺术，不拘文法套路，倒也别开生面。

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太阳下的风景》的全书编排，很有意思。书的首尾两篇，都与作者的故乡凤凰有关：《乡梦不曾休》写故乡梦，《太阳下的风景——我与沈从文》写的是故乡人。夹杂其间占绝大多数篇幅的，则是由人物串起的“谈艺录”。回忆的调子，艺术的里子，构成《太阳下的风景》基本的路子。

《迟到的追念》和《亲爱的兄长》是怀念两位木刻艺术家野夫和黄新波，前者在黄永玉眼里，“从来是

那么温和，尤其是对我的任性的容忍”，后者则是“一个那么温和善良的诗人，却唱出那么忧郁、凄婉的歌……”看得出来，“温和”是黄永玉极为看重的一种为人品质，但翻读《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提供的，似乎是迥异于温和的一种文风。口语化的短句子，简洁凝练，段落的跳跃性生成的留白，极富回味与想象，那种看似神来之笔，实则是不经意间的灵光乍现……

也正是在这里，读者或许才能弄明白，为何全书要以凤凰开阖。原来，打头的《乡梦不曾休》，不仅为凸显凤凰之于作者的情感攸关，其实也暗示了全书行文笔法的调性——用书中那位中学生朋友的话说，《太阳下的风景》用的是“凤凰口气”，说的是美的事情。

谈版画（《从华君武的漫画想起的拉拉杂杂的事情》），谈油画（《朴实、真诚、勤奋的冠中》），谈民间艺术（《看陕西民间美术随感》），谈艺术的空间功能，这些多发表于80年代初期的随笔短论，既点穴式地切中肯綮，显示出作者独到的艺术眼光；同时也带有那种80年代艺术评论的时代印记，不囿于章法而其义自见。“有人开玩笑说秉江像日本音乐家小泽征尔。如果头发留得长些，倒的确像个八分。只是刘秉江远没有小泽征尔在台上那种忘我的激情，揽天下于一怀的狂态”。完全是一副拉家常的口吻，却已然让我们看到一名活灵活现的美术家跃然纸上。

《太阳下的风景》好看，好就好在，它走的并不是教师爷式的拿腔拿调的路子，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凤凰口气，本该是正襟危坐高头讲章谈艺术，黄永玉叼着烟斗，几袋烟的工夫就把事情给办了。这些写于三四十年前的文章，之所以今天读来仍感觉生趣盎然，胜就胜在作者以一副随性率真的笔调，“让那些形象都姓起黄来。”这就是黄永玉老头的不简单。

但一本书的口气，或者说腔调，像一个人的表情，还真不是装出来的。所谓相由心生，也就是这个道理。《太阳下的风景》谈人论艺，不废话，直奔主题，不装神弄鬼，更不假充博学，完全是一颗朴素之心。凤凰口气和朴素之美，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是彼此成全，互为表里。

所以，《太阳下的风景》标签式的风格养成，不是文字雕琢的结果，以美术见长的黄永玉，用心也不在修辞的经营上，而是其作为凤凰之子的文化心性，加之堪称传奇的遍访游历，做到了真正的文如其人——就此而言，或也正如老头自己说的，“生活准则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就生活准则而言，无论是作为百花筒式的“谈艺录”，还是作为个人经历的“情感史”，黄永玉老头怀抱的朴素之心，并不是简简单单一张白纸，而是历经沧桑的繁华落尽见真淳。

《森林小学》《森林浴池》《森林的黄昏》三篇，回忆与伐木工人在一起的苦中作乐，“一天一夜，五百桶水的浴池烧热了。工人们笑着闹着来了。脱光衣服，一个个‘噗通！噗通’跳进浴池，用各种奇怪而可笑的语汇来赞美着水的温度适宜，他们百分之百地感到快乐。”物质匮乏的特殊时期，劳动创造美，已不再是比喻或象征，而是劳动本身即是一种立于天地间的大美。甚至从“噗通”声中，我们还能听到那个火热政治年代的回声。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无论是沈从文，还是黄永玉，他们之所以能从边城走向世界，实际上有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就是他们还得从世界回到边城，看遍世界繁华，从世界回到边城，才能发现边城。就此而言，“世界”和“边城”的辩证法，其实很难复制模仿。回过头来，再看《太阳下的风景》开篇和收束，前者刚好是“从世界回到边城”，而后者不正是“从边城走向世界”么？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的凤凰

奥斯维辛之后

他如何生活？

◎水晶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他所有的写作主题都与集中营的记忆有关。1987年4月5日坠楼身亡，“四十年后死于奥斯维辛”。

◎思郁

◎唐伟

1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中，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提到了一个梦魇，那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们，总是会做同一个梦：他们回到家，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是对方要么不相信，要么就是不耐烦，不想倾听他们的讲述，甚至会转身离开。写到这里，莱维说，“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受害者，还是迫害者，都怎样深刻地意识到集中营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这个梦魇几乎就是莱维后半生的真实写照，而为了对抗这个梦魇变成现实，莱维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变成一个真正的作家。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他的后半生写了很多书，有诗歌，有科幻小说，有讲述劳动者的虚构作品，但是世人最终铭记于心的还是他的那些基于奥斯维辛经历的非虚构作品。但是换个角度看，他也许还是失败了，因为从他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一个人》出版过程中无数次被拒稿，乃至他最后一本书《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出版后引发的争议，这中间相隔了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莱维书写的依然是同一个主题：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该如何生活。这几乎就像是那个梦魇的重演，你讲述了无数次的历史，只能通过重复再重复，才能不断地提醒人们。而且这个故事越讲愈加悲观，愈加痛苦。遗忘历史是人类的本性，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总会反复发生，而人类几乎不会从中吸取教训。

在英国传记作家伊恩·汤姆森的《普里莫·莱维传》中，提到了莱维自杀前发生的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他的那些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朋友们逐渐死去，他的抑郁症复发，需要接受电击治疗，他的母亲中风，他的前列腺疾病，他的书招致了很多批评，甚至还有年轻一代的纳粹分子上门指责他虚构了奥斯维辛的经历。他写不出新东西，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记忆，几乎是他写作的唯一凭借，如果他的记忆不再可靠，他以后还如何写作？我们并不知道1987年4月5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莱维从自己家中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原因不明，也许是疾病，也许是抑郁症，更多人倾向于他死于奥斯维辛的绝望，说他“四十年后死于奥斯维辛”。

2奥斯维辛毫无疑问是莱维生命中的分水岭。奥

斯维辛之前，莱维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意大利人，如果没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没有1938年的《种族宣言》，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个犹太人——莱维的家族，正如大多数意大利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早已融入了意大利社会。但就算是同化的犹太人，也无法逃离这场巨大的灾难。这也是汤姆森在《普里莫·莱维传》中着重强调的部分。大多数作家传记都有一个乏味的开篇，从作家的祖祖辈辈里寻找迹象，证明作家是个天才。但在莱维的家族故事里，不祥的开端简直就是莱维的真实写照。莱维的祖父曾经是意大利当地有名的银行家，因为反犹主义的迫害，不但银行破产，最后也跳楼自杀。这部传记重构了莱维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把莱维的成长与意大利反犹主义的盛行结合了起来。这种并置的写法，让青年莱维成为了意大利犹太人普遍的样本代表。

莱维生于1919年，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墨索里尼开始统治意大利，希特勒在德国登上历史舞台的起始。莱维少年时期，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开始，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包括犹太人都赞同墨索里尼的统治，认为他能带动意大利的复兴，就连莱维的父亲，一位工程师，也生怕丢掉了工作，加入了法西斯党，莱维小学和中学都加入了法西斯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意大利人普遍的生存境遇。

希特勒开始对德国的犹太人进行报复和清洗的时候，意大利的犹太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自认为是意大利人，与那些低劣粗俗的东欧犹太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莱维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1938年，意大利颁布了《种族宣言》，开始对意大利的犹太人进行登记隔离，剥夺他们的国民身份，宣布他们是贱民，让他们丢掉工作，不得参军，不得入党，不得担任公务员，不得进入大学，只有那些已经在读的大学生可以完成学业——讽刺的是，莱维正是得益于此条政策，才在都灵大学完成了学业，他梦想成为一名化学家，毕业后，托关系才找到一份工作，勉强维持生活。此时，希特勒对欧洲的犹太人开始了自己的有条不紊的“最后清理”，但是意大利的犹太人依然没有危险意识。

汤姆森在《普里莫·莱维传》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他借用了文学蒙太奇的手法，把希特勒的屠杀与莱维这个意大利犹太人的样本进行了并置书写，把他们那种鸵鸟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1943年4月19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一天对欧洲的犹太人

尤其特别，因为这天晚上，纳粹分子将清空华沙犹太人的隔离区，这一天莱维和他的一群朋友来到他们的公寓庆祝节日：“按照风俗，在逾越节上，犹太人应该吃苦草以纪念犹太人在埃及遭受奴役的苦难，艾达没有为客人们准备苦草，而是用醋酿的牛至来代替。艾达在分发了从米兰黑市买来的亮橘色的棍状的冻胡萝卜、汤团和胶鱼冻之后，就端上来热腾腾的金色肉汤。就在此时，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充满了枪声和火焰。到处都是孩子和妇女的尸体。这些遗体的头发被烧焦，身上布满了弹孔。”

直到1943年，意大利分裂之后，莱维才意识到反抗的重要性，参加了一个地下游击队，因为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短短几个月就被叛徒出卖被捕，最终被移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3莱维在奥斯维辛生活了十一个月，正如他在后

来的书中写到的，那些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死去了，活下来的都是凭借命运的偶然性，以及自私的人性使然。所以从奥斯维辛回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讲述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他的使命，替那些死去

的人开口说话，是他的责任。他开始在公交车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的成型。但令人嘲讽的是，经过数家出版社的退稿，他才找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之后也只卖出一千册。人们都忙着恢复生活的秩序，各自疗伤，还没有心思来考虑遥远的地方发生的那些残酷的事。直到1958年，即意大利《种族宣言》颁布二十周年，这本书才再版，引发公众对奥斯维辛的关注和热议。

著名的犹太小说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德，对莱维有个评价，他说莱维有着纪实作家的创造性，他能让叙事变成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莱维写得最好的作品都来自他自己的经历。《这是不是个人》《休战》《元素周期表》《缓刑时刻》……他把奥斯维辛的经历和尤利西斯式的返乡，一次次在记忆中加工成各种变调，让记忆发酵成了各种文学事件。文学性从来无损于他脑中记忆的真实性，反而让他的回忆变得更加生动和刻骨铭心。

相反，《若非此时，何时？》和《扳手》这类虚构的作品，反而给人感觉他在编故事。汤姆森在传记中说，莱维并非乔伊斯或者卡夫卡那种想象的天才。菲利普·罗斯在莱维去世前对他进行的专访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莱维写自传性作品的时候，内心有一种道德上的紧张感，他认为自己在做一件责无旁贷的事，他需要讲述这些故事；而在那些想象中的作品中，他并不需要介入其中，他从一个事件中人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我更倾向于把莱维看作是唯一的作家类型，他与这个世界上所有写作的人都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幸存者，需要用见证的角度去写作，这样煽情的和残酷的回忆录有很多种；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化学家，把科学的精准和化学的严密注入了写作，这样的作家也有很多。他是一个有羞耻感的人，他用自己的道德写作。借用哲学家阿甘本的说法，这里的羞耻是作为一个主体的基本感觉而存在的，他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羞耻，为人类对同类造成的伤害而羞耻，为人类遗忘历史而羞耻，他为自己活着，而那些更高贵的人死在奥斯维辛而羞耻。